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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市场并不奖励忠肝义胆，致命的人情羁绊
就这样，我又破产了。赔钱当然不好，但目的自己犯致命错误，才真正让人心慌。我病了，紧张烦恼，冷静不下来，想不了事情。也就是说，我的脑子进入了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任何投机商都会犯致命的交易错误。一切都不对劲。真的，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恢复理智了。我早就习惯了大手笔的交易，一般都在10万股以上，所以担心小额交易时判断会更加失准。而且，如果只有100股，判断正确似乎也没什么太大价值。习惯了大笔交易中的巨额利润后，我真不知道小笔交易到底该怎么做。我无法形容自己当时有多无助！
我又破产了，无法采取有力攻势。我负债累累，又错误连连！经过多年失败的锤炼，我曾经越来越成功，但现在的我，比当初在投机行时更穷困潦倒。我对投机游戏有了更深的了解，但还是不太懂如何和人性的弱点过招。你不能指望自己的头脑能像机器一样一直稳定地高效运转。现在我意识到，在别人的影响下和不幸降临时，我根本无法保持淡定。
亏钱从不让我烦恼，一点也不会，但其他问题会，当时就是这样。我仔细研究了这次灾难的细节，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弄清了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如果一个人想在证券市场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彻底了解自己，充分了解自己到底能犯多少个或多少次的错误，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学习之路。有时我想，如果一个股票商能学会避免脑子发热，花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很多聪明人犯的严重错误，大抵都可以归于此类。头脑发热是一种病，它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来说代价都非常昂贵，而对华尔街的投机商来说，尤其如此。
我在纽约不太高兴，一直感觉不太好。我不在状态，不想进场。我决定离开，到别处去筹些本钱。我想，换个环境也许能帮我找回自我。所以我再次离开纽约，在遭受重创之后。我的处境比破产更糟糕，因为我欠好几家券商总共十多万的债。我去了芝加哥，筹到了一点本钱。虽然数额不大，但它意味着我能赚回失去的财富了，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一家我做过业务的券商很相信我的交易能力，为了证明自己的眼光，他们允许我在他们公司做小笔交易。
我开始保守地交易。我不知道如果自己一直留在那里，现在的我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但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使我很快离开了芝加哥。这个故事非常不可思议。
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卢修斯·塔克发来的。我很早就认识他，那时他还是证交所一个会员公司的经理，我以前常去他那里交易，但后来就失去联系了。电报上写着：“速回纽约。L.塔克”。
我知道，他已经从共同的朋友那里了解了我的处境，所以一定有什么事找我。我当时没多少钱，所以如果没必要就不想浪费路费了，所以我没照做，而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收到你的电报了，”我说，“你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纽约有个富人想见你。”他回答说。
“是谁？”我问，我根本想不到是谁。
“你到了纽约我就告诉你，否则说了也没用。”
“你说他想见我？”
“是的。”
“什么事？”
“如果你肯来，他会亲口告诉你的。”卢修斯说。
“如果你不能说，那写行吗？”
“不行。”
“那就直接告诉我。”我说。
“我不想说。”
“好吧，卢修斯，”我说，“告诉我一点就够了：我跑这一趟会是愚蠢的行为吗？”
“当然不，回来定有好处。”
“你就不能给我透点风吗？”
“不能，”他说，“这样对他不公平，而且，我不知道他打算怎么帮你。但听我一句劝：一定要回来，而且要快！”
“你确定他要见的人是我吗？”
“就是你，不是别人。快回来，我告诉你。发电报告诉我你坐的哪趟火车，我会去车站接你。”
“好的。”我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并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但我知道卢修斯不是个坏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芝加哥的收获并不大，所以离开并不伤心。以那种进度，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赚够做原来那种大生意的本钱。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纽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真的，在火车上我不止一次地担心会白跑一趟，浪费时间和金钱。我完全没想到这会是我一生中最诡异的经历。卢修斯在车站等我，一刻也没耽误，告诉我他受著名的威廉森与布朗证券公司的丹尼尔·威廉森之托来找我。威廉森让卢修斯转告我，他提议一个业务计划，并相信我会接受的，因为对我十分有好处。卢修斯发誓说他对计划内容一无所知。这家公司名声在外，绝不会向我提出什么无理要求的。
丹·威廉森是公司的元老，公司是埃格伯特·威廉森在七十年代创建的，当时公司还没有姓布朗的合伙人，他是好些年后才加盟的。丹的父亲就任期间，公司规模非常大，后来丹继承了大笔财产，就基本上没再做别的生意了。公司有一个抵得上一百个普通客户的大客户，他就是威廉森的姐夫阿尔文·马奎德。马奎德是十几家银行和基金公司的董事，还是切萨皮克与亚特兰大铁路系统的总裁。他是铁路街的第二号詹姆斯·希尔，还是财力雄厚的福特·道森银行集团的发言人和主要人物之一。他生前，人们猜他有5000万-5亿资产，这得看是谁在猜，胆子有多大；他死后，人们发现他身价2.5亿，都是在华尔街赚的。你瞧，这算个大人物吧！
卢修斯告诉我，他刚刚接受了威廉森与布朗公司为他专置的一个职位，大概是扩大整体业务之类的。公司的业务比较广泛，卢修斯已经说服威廉森先生新开了两家分公司，一家设在纽约的某酒店里，另一家设在芝加哥。我以为他们想让我去芝加哥分部任职，也许是分部经理之类的，那我肯定不干。我没有马上责备卢修斯，心想最好等他们提出来再拒绝。
卢修斯把我带进威廉森的私人办公室，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后就匆匆离开了，仿佛不愿在双方都是熟人的法庭上作证一样。我打算先听，然后拒绝。
威廉森先生非常和善，是个十足的绅士，举止优雅，笑容可掬。看得出他善于交朋友，也能拢住人。为什么不呢？他状态极佳，脾气又好。他很有钱，所以人们不会怀疑他有卑鄙的动机。所有这些，加上他受的良好教育和社会阅历，使得他礼貌又友好，不仅友好而且乐于助人。
我没有说话。我没什么好说的，而且我一向会听别人先讲完然后才开口。有人说，已故的国民城市银行总裁詹姆士·斯蒂尔曼（顺便说一下，他也是威廉森的好友）有个习惯，就是静静地听任何人的提案，面无表情。等人说完后，斯蒂尔曼会继续盯着他，就像对方没说完似的。所以，对方就会觉得必须再说点什么，所以只好接着说。斯蒂尔曼仅靠倾听和凝视，就能使对方主动提出比原方案更有利于银行的条款。
但我保持沉默并不是想诱使对方开出更好的条件，而是我想先把事情了解透彻。让别人把话说完，我就能立刻做出决定，这样就能避免冗长的讨论和无用的争论，可以大量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快刀斩乱麻解决问题。只要我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可以处理所有的业务提议。但如果不了解事情的全貌，我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丹·威廉森开始说，我就一直听。他说对我的市场操作早有耳闻，而对我输在自己的强项上——败在棉花上——感到非常遗憾，但也正因为我运气不佳，他才有幸与我见面。他认为我擅长做股票，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不应该离开。
“利文斯顿先生，这就是我们希望和你合作的原因。”他愉快地做出结论。
“怎么合作？”我问。
“让我们做你的券商，”他说，“我的公司希望接你的股票生意。”
“我倒想在你们这儿做，”我说，“可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他问。
“我没钱啊。”我回答。
“这不成问题，”他露出友好的微笑说，“我给你钱。”他掏出支票本，开了一张2.5万的支票递给我，抬头是我的名字。
“给我这个干什么？”我问。
“你可以存进自己的银行户头，变成你自己的支票。我希望你在我们公司交易，无论你是输是赢。即使这笔钱输光了，我还会给你再开一张个人支票。所以你不必对这些钱太过节俭，明白吗？”
我很清楚，这家公司业务兴旺、财力雄厚，所以根本不需要强求任何人的生意，更用不着倒贴钱给人做保证金。而且威廉森有点善良过头了，他不是在自家公司让我赊账，而是给了我实实在在的美元。而且这么一来，即使我赖账，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钱的来历，而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让我在他们公司交易。他甚至还答应，即使亏光了还会继续供应。我觉得其中必有蹊跷。
“您打算做什么？”我问他。
“很简单，公司需要一个明星客户，以大手笔积极交易闻名。大家都知道你习惯大笔做空，这就是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众所周知，你总玩大手笔的空头。”“我还是不太明白。”我说。
“坦白说吧，利文斯顿先生，我们公司有两三个非常有钱的客户，他们的操作非常大笔。我不希望每次我们对一支股票做空一两万股，华尔街就怀疑是这几位客户在出仓。如果华尔街知道你在我们公司做，就搞不清是你在做空还是其他客户在出货了。”
我立刻就明白了，他是想借我大笔做空的名声来掩护他姐夫的操作。还真是的，碰巧一年半前我在做空中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钱，自然，每次股价下跌，华尔街上那些八卦的人和愚蠢的狗仔队就常算到我头上。直到今天，每当市场疲软，他们还总说是我在打压市场。
不用考虑了，我一眼就看明白了，丹·威廉森在给我提供一个迅速卷土重来的机会。我收下支票，存入自己的银行户口，在他们公司开了户，开始交易。市场很活跃，适宜操作，大量股票涨势良好，不必死守一两支特定的股票。我之前说担心自己已经忘记了正确的交易方法，但看来没有。三周之内，我用丹·威廉森借给我的2.5万块赚了11.2万。
我去找威廉森，说：“我是来还你那2.5万的。”
“不，不必了！”他一边说一边挥手，就像拒绝一杯掺了蓖麻油的鸡尾酒。“不必了，小伙子，等你的账上再涨涨吧。先别着急还钱，你才赚了点塞牙缝的钱。”在这件事上，我犯下了自己交易生涯中最后悔的大错，并造成了我数年的痛苦和消沉。我应该坚持让他收下钱的。我赚得很快，即将赚回自己损失的钱，甚至赚得更多。连续三周，我每周平均利润高达150%。从那以后，我逐步加大自己的交易量。我没有把自己从人情债中解放出来，没有想办法让威廉森接受我的还款，只是由着他。当然，既然他没有抽回借给我的那2.5万，我自然也就觉得套现账面利润不太合乎人情。我当然非常感激他，但我生性不喜欢欠别人的钱或人情。欠钱可以用钱还，而欠人情和善意，我就必须用同样的东西去回报。而你不难发现：人情债有时候是非常昂贵的，而且你不知道还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没套现，继续交易。一切进展非常顺利，我逐渐恢复状态，而且确信，很快就能恢复1907年的大手笔。我踏上了正轨，现在我只希望市场形势能多持续一阵，这样我就不仅能弥补亏损，还能多赚一些了。但我并不特别在意赚钱，更令我开心的是，我正从判断错误、失去自我的习惯性阴影中走出来。这个阴影几个月来一直严重影响着我，但我已经吸取了教训。
后来我开始看跌，开始放空几支铁路股，包括切萨皮克大西洋公司，我想我放空了8000多股。
一天上午，我去市区，丹·威廉森在开盘前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拉里，暂时不要操作切萨皮克大西洋。你放空了8000多股，这步棋可不怎么样。今早我在伦敦为你平仓了，并转为做多。”
我确信切萨皮克大西洋会跌，盘势显示得很清楚。而且我看跌整个市场，虽然不是强烈或疯狂的看跌，但也足以让我觉得应该适量放空。我对威廉森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对整个市场看跌，所有股票都会跌的。”
他只是摇了摇头说：“我这么做，因为我知道一些有关切萨皮克大西洋公司的情况，而你不知道。我的建议是，在我告诉你安全后再卖空。”
我能怎么办？这可不是愚蠢的内幕，这是董事会主席的妹夫给我的忠告。丹是阿利文·马奎德最亲密的朋友，对我一直也很好，很慷慨。他相信我的能力，也相信我的话，我太感激他了。所以，情感再次战胜了理智，我屈服了。我让自己的判断臣服于他的意志。这成了我毁灭的开始。任何一个正派人都不会不懂得感恩，但人不能被这样的情感绑住手脚。然后，我只知道自己不但亏掉了所有的利润，还欠了公司15万块的债。我感到很难过，但丹让我不必介怀。
“我会帮你渡过难关的，”他承诺说，“我一定会的。但你得允许我帮你才行，你必须停止单独操作。我无法接受帮了你之后，你又自己操作把我的劳动成果一笔抹杀。你就先停止操作吧，给我个机会帮你赚点钱。好不好，拉利？”
我再次发问：我能怎么办？我想到他的好心，我可不能干不知好歹的事。他那么善良，和蔼可亲，我越来越喜欢他了。我记得他一直在鼓励我，一遍遍地保证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大概是六个月后的一天，他满面笑容地来找我，给了我几张账条。
“我说过会帮你渡过难关的，”他说，“我做到了。”然后我发现他不仅帮我清掉了所有的债务，户头上还有一小笔余额。
我觉得，用这笔钱慢慢把雪球滚起来不算难事，因为整体市场不错，但他对我说：“我帮你买了1万股南大西洋。”他姐夫阿尔文·马奎德也控制着这条铁路，还垄断了这支股票的命运。
如果有人像丹·威廉森帮我那样帮你，无论你对市场看法如何，都只能对他说谢谢。也许你很确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但正如帕特·赫恩常说的：“你不赌就永远不知道结果！”所以没有人能完全算准市场的走势。而丹·威廉森用他自己的钱已经为我押了注。
啊，南大西洋跌了，而且一跌不起，我亏了，我也不记得丹·威廉森帮我抛掉那1万股时我到底亏了多少钱，反正我欠他更多了。但你这辈子也遇不到一个这么善良、这么不烦人的债主。他从不抱怨，反而一直安慰我，鼓励我不要担心。最后，他用同样慷慨而神秘的方式为我补上了亏空。
他没告诉我任何细节，只给我看账上的数字，他只是说：“我们用另一支股票上的赢利为你补上了南大西洋上的亏空。”然后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卖掉7500股另一支股票大赚了一笔的。坦白说，在他告诉我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之前，我对自己的那些交易都毫不知情。
同样的事反复发生了很多次。我开始思考，是不是得换个角度看这件事了。最后，我恍然大悟，显然我被丹·威廉森利用了。想到这里，我很生气，但更让我生气的是竟然没早想到。我在心里把整件事情捋了一遍，然后去找丹·威廉森，告诉他我和公司情份已尽，然后离开了威廉森与布朗公司。我没有和威廉森吵架，也没和任何人吵，多说无益。但我得承认我很生自己的气，比对威廉森与布朗公司的火气更大。
亏钱并没有让我烦恼。每当我在股市亏钱，我都知道自己会学到点什么。花钱买经验，亏的钱实际上都是学费。一个人必须获得经验，所以必须交学费。但在丹·威廉森公司的经历，却深深地伤害了我，也就是让我丧失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亏钱事小，总会赚回来的，但当时的时机并不常有。
你瞧，当时的市场非常利于交易。我也判断正确，我的意思是说，我解读得非常准，赚几百万的机会就在那里，但我却任凭感恩之心阻碍了自己的操作，束手束脚，按丹·威廉森的善意去做。总之，这比和亲戚一起做生意还倒霉，糟糕的交易！
这还不是最糟的，真正糟糕的是：之后很长时间，几乎再也没有赚大钱的机会了。市场趋于横盘，而且每况愈下。我不仅亏掉了所有的钱，而且再次陷入了更严重的债务危机。从1911年到1914年，股市持续横盘，没钱可赚。机会迟迟不来，我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
我亏损了。我痛苦地后悔当初，知道情况本来不该这样，所以更加难受了。而我恰恰无法摆脱这种回忆，这当然让我更加心烦意乱。我明白了原来交易商有不计其数的弱点。如果是一般人，在丹·威廉森公司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身为一个专业交易商，我却任凭别人的好心决定自己的判断，真是太不应该太不明智了。感恩是一种美德，但在股市上不是，因为行情没有骑士精神，也不奖励忠肝义胆。但我意识到自己当时只能那么做，我不会为了交易而改变自己感恩的本性。不过生意终究是生意，作为一个投机商，我应该始终支持自己的判断的。
这是一次奇异的经历，我认为事情是这么回事：丹·威廉森初见我时的话都是真的。只要他的公司在一支股票上交易几千股，华尔街就会迅速得出结论：阿尔文·马奎德在吃进或卖出。他是公司的大主顾，所有的交易都在这家公司做，而且他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高明、手笔最大的交易商之一。而我则是烟雾弹，为马奎德的出仓操作做掩护。
我来后不久，阿尔文·马奎德就病了。他的病早就诊断为绝症，而丹·威廉森当然早就知道，比马奎德本人要早。他那时已经开始清算他姐夫在切萨皮克大西洋公司里的股份和其他持股了，这就是丹当时帮我回补切萨皮克大西洋空头的原因。
一旦马奎德死了，遗产中就得清算他的投机股和投资股，而那时已经进入了熊市。所以，丹用这种方式捆住我，真是帮了遗产继承人一个大忙。我说自己手笔很大，对市场判断准确，可不是说着玩儿的。我知道威廉森记得我在1907年熊市中的成功操作，所以绝对不能冒险让我自由操作。为什么？我是个活跃的空头，如果我自由操作，就会几十万股几十万股地做空。我当然会大赚，但等他清算阿尔文·马奎德的财产时，其继承人将损失几百万（阿尔文留下了两亿多点的财产）。对他们来说，让我负债然后替我还债，比让我在其他券商那里大力做空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如果不是觉得不能辜负丹·威廉森的一番好意，我早就去别处大力做空了。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交易生涯中最有趣也最不幸的一次经历。付出的代价，和获得的经验相比，非常不成比例。如果不是这次经历，我好几年前就卷土重来了。我还很年轻，可以耐心等，失去的那几百万迟早会回来的。但是，五年贫穷的时间对我来说太漫长了。不论年轻与否，贫穷都不是个好滋味。失去了可以迅速卷土重来的最佳市场，可比没有游艇的生活难过得多。我一生中最好的赚钱机会就杵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结果我把钱包丢了，我不能伸手去拿。丹·威廉森真是个精明的家伙，就像传说中一样精明能干又目光长远，足智多谋又勇于冒险。他是个思想家，富于想象力，善于发现人身上的弱点，然后毫不留情地猛打。他先充分地了解我，然后迅速判断采取什么行动会削弱我的力量，让我在市场上对他毫无威胁。他实际上没有骗过我的钱，相反，他在钱上极其慷慨。他爱自己的姐姐马奎德夫人，所以对她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