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修订版）

十年一梦:一个操盘手的自白(修订版)

第18章　你能摆脱地心引力吗？

谨慎敬畏地承担起一切外在的偶然。

认识并安宁与一已存在之有限性，仍强自建立，并不悲观、焦虑，或做徒劳之无限追求。

——李泽厚

理智的最后一步就是意识到有无数事物是它力所不及的。

——帕斯卡

几年以前，我遇到一位亲戚。由于偶然的原因，他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在我的印象中，他精明而富有教养，洞察为官之道，在人生的许多方面都是我的老师。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主要是研究股票、期货的投资策略和技巧。他对我花很大精力做这类事情似乎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人算不如天算，股票、期货交易的成败主要取决于运气和机遇。

当时，我对这一段话颇感震惊和疑惑。虽然他不是一个专业的投资者，但对股票、期货市场是有所了解的。我怀疑，是不是人生的变化无常或者年龄的增长使他丧失积极进取的意志，过于强调偶然性的力量？

年轻气盛的我立即提出了反驳，认为投机成败的关键在于人自身的素质，机遇和运气并不重要。当然，这个思想其实也不是我的发明。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我依然在投机市场学习、思考和交易。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阅历的丰富，市场认识的深化，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过于强调了投机主体的内在力量，轻视甚至贬低偶然性因素对投机者人生和交易的重大影响，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取的。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李泽厚先生在《论语今读》中认为，这儿的“命”是指偶然性。即一个人不懂得、不认识外在力量的这种非可掌握的偶然性，不足以为君子。

环境、机遇和运气对一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影响远比我原来想象的重要。想想，历史上多少英雄豪杰因为生不逢时或生不逢地，而湮没在芸芸众生之中？不顾环境、条件的限制，过于强调自我的意志、智慧和天赋的人，难免陷入幼稚和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股票、期货市场，我亲身经历的无数次成功和失败的交易表明，一个股票、期货市场的投机者的命运，确实受制于许许多多看似极为偶然的因素。一个意外的政策，一次自然灾害，甚至一条消息、一句谣言，都可能在金融市场中引起轩然大波。市场价格激烈动荡，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投机者的命运就像天空中断了线的风筝，只能随风而动，不由自主。

2004年4月的一天，因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一席讲话，伦敦商品交易所的铜大幅暴跌，上海交易所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连续几天跌停板。多头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价格下跌而束手无策。据我所知，有好几个大户在这次突发性事件中遭遇重创。短短几天，成百上千万的资金，在风云莫测的市场循环中，改名换姓，从多头手里转向空头口袋。

所以，轻视、贬低偶然因素的巨大影响力，投机者往往会走进思维、认识的误区。在交易成功时过于夸大主体的智慧、能力，而在遭受损失时竭力强调外在的偶然因素。显然，这种自我评价的态度缺乏起码的客观性。投资大师巴菲特的朋友查理·芒格曾开玩笑讽刺过这种人：

“如果你是池塘里的一只鸭子，由于暴雨的缘故水面上升，你开始在水的世界之中上浮。但此时你却以为上浮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池塘。”（《沃伦·巴菲特如是说》）

那么，在股票、期货交易中，制约投机者成功的外在的、偶然的因素有哪些呢？

1．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有人说，如果索罗斯当初不离开匈牙利，他现在可能只是布达佩斯大街上的一个出租车司机，而不是威震全球的金融大师。

投资大师巴菲特也说：

“如果你把我放在孟加拉国的中部或者秘鲁及其他地方，你会发现，我所具有的才能，在那片不适宜的土壤中将会长出什么——我会在30年后仍挣扎着谋生。我有幸在一个市场体系中工作，这一体系碰巧给我所做的工作以可观的回报——虽然这回报大得不成比例。”（《沃伦·巴菲特如是说》）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经济领域的投机活动被视为非法，甚至被看成一种犯罪。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即使有投机经商的天赋，也会被社会环境所摧残和扼杀。

现今上海股票市场中赫赫有名的“杨百万”，在20世纪80年代，还只是一个偷偷摸摸的“黄牛”。如果中国不设立证券市场，或许他还提着装满国库券的麻袋，在全国各地提心吊胆地奔走呢！

再比如，政治因素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汇率制度，也决定着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市场化程度。一个实施固定汇率制度的地区，外汇投机者就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一个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投机者只能参与国内市场而不能进行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所有这一切当然会极大地禁锢市场参与者的发展空间。

可见，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是投机者生存的土壤。国内金融领域要出现像巴菲特、索罗斯这样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还需要社会政治、经济更加民主化、市场化，国内股票、期货市场更有活力，更加公平、公正、公开。

2．政策因素

政府的一个政策或者任何大的举动，都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从而使投机者的命运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投机大师索罗斯刚到美国时，由于他的欧洲背景而被美国投资者青睐，专门为许多大公司从事欧洲市场的交易。1961年，肯尼迪总统上台，为了制止资本外流，他颁布了一个法令，对美国投资者在国外的证券投资课以重税。这对投机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索罗斯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差一点使他丢了饭碗。

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索罗斯在外汇交易中损兵折将，毫无建树。1985年，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遏制美元过度升值，召开了著名的“广场会议”。各国政府联手干预外汇市场，美元大幅贬值。国际金融领域的一次临时性合作，使索罗斯一周之内赚取的利润超过他前4年亏损的总和。

据说，索罗斯的笔记本上记载了世界上许多政要的名字，他也曾经自我吹嘘，说他早上和一位总统共进早餐，晚上又和另一位总统共进晚餐。可见，索罗斯对政治因素对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力是心领神会的。

智者千虑，总有一失。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对冲基金，在袭击香港的股票和外汇市场时，显然忘记了考虑政治因素的巨大力量。由于对以中国政府为强大后盾的香港特区政府直接干预股市和汇市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导致了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损兵折将、狼狈不堪。

1995年2月23日，我国期货市场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被誉为中国的“证券教父”、万国证券公司的老总管金生，在国债期货市场的世纪豪赌中，一夜之间输掉了整个公司，损失几十亿元，这就是有名的“327事件”。事情的起因就是财政部的一个贴息政策，即把国债期货品种“327”合约的年利率由原来的9.50％提高到12.24％。

在国内期货市场，1995年上海国债期货出了问题以后，有关领导对即将上任的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指示：对期货市场要冷静观察、严格限制，限制与套期保值无关的非生产、非流通的公有制单位，不准其进入。

在一个公有制占主体的经济体制中，这一席话实际上为中国期货市场今后几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也对国内期货市场投机者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在此前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禁止外汇期货；限制金融机构、国有企业进入期市；完全停止新的交易品种上市；整顿、撤并交易所；取消大量的期货品种的交易，等等，反映了政府对国内期货市场未来发展的基本态度。随后几年，期货市场的成交量逐年大幅下降，市况清淡，期货经纪公司和投机者度日如年，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可见，没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提供的交易机会，投机者不但不可能从市场中赚到大钱，就连最基本的生存空间都有问题。

中国股市历来有政策市之说。国内期货市场，这十多年更是受到国家政策的牢牢钳制。在这种情况下，投机者即使有蛟龙入海、大鹏展翅的本领，又有何用？举个例子，上海股市从2001年至今，5年来市场一直在下跌，上证指数从当初最高2200多点跌到前一段时间最低的998点，这几年几乎100％的市场参与者都是亏钱的，无非是亏多亏少，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外在的、偶然性的因素一次又一次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

所以，在很多时候，投机者是可怜而渺小的，政策因素往往直接决定了投机者的悲剧命运。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投机主体的内因，把交易成败的原因完全归之于个体的主观因素，是非常不公平的。

3．市场本身

在期货市场，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价格波动周期，可供投机者选择的交易品种越多，市场蕴涵的交易机会就越多。一个高明的投机者会避开那些风险和利润比例不合算的交易机会，选择价格变化活跃、趋势明显的市场进行交易。如果市场中只有一两个单调的交易品种，投机者在完成一次交易活动以后，很可能因为市场中没有良好的机会而无所事事，精力和资本就会白白浪费，投机者的获利潜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国外许多著名的投资经理，往往同时监控着全球几十个市场，从中寻找最适合自己投资理念、交易体系和性格特点的品种。这样，投机者不但可以抓住最有利可图的交易机会，也能减小市场交易中蕴涵的非系统风险。

华尔街的期货专家斯坦利·克罗就是这样一位资产组合多样化的投机者。他同时跟踪、交易26种不同的期货合约，遍布全美各主要市场，外加香港和新加坡商品交易所。交易品种包括：食品和化纤、利率工具、复合能源、谷物、肉类、金属和亚洲市场中的股指期货。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么多可以供他自由选择的投机品种，克罗先生是否还能取得令人敬佩的业绩。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更是从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找有利可图的机会，足迹遍布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以色列、南非、中国，更不用说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就像有些嫉妒、憎恨他的人所描绘的：“哪里有腥，那里就有乔治。”

根据索罗斯大起大落的反射理论，股票、期货、外汇市场偶尔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离谱、疯狂和愚蠢的走势。市场价格变化和基本面状况完全背离，就隐含着市场走向反面的契机，这也是索罗斯最感兴趣的赚钱机会。

所以，索罗斯认为，精明的投资者应该有广阔的视野，在多个市场、品种中寻找这种良好的交易机会。因为这种时机并不会天天存在，投机者必须不断地从一个市场转向另一个市场。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一个投机者没有自由选择市场交易的权力，而他生存的环境中可供投机的品种又单一稀少，那么，索罗斯这种高明的交易理论也就毫无用处。

一般说来，在市场行情大起大落，价格变化剧烈的年月，国外投资基金经理的业绩往往比较好；而在股票、商品和金融期货的价格变化平缓、长期盘整的年月，投资基金的业绩往往不近人意。道理很简单，投机者只有在市场价格的起落中才能赚取差价，一个死气沉沉、交易清淡的市场，投机交易是难有作为的。这一点在国内期货市场的表现也非常明显。

从1994年到1997年，国内期货市场交易品种多、投机气氛浓、参与者众，有人就赚到了大钱。

1995年下半年，我的一位朋友，仅仅几个月时间就在期货市场赚了2000多万元，而当初投入的本金才300万元。客观地说，他的巨大成功，一方面固然因为他具有高明的交易策略和技巧；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天赐良机。当时国内期货市场的许多交易品种，如胶合板、绿豆、橡胶价格短时间内惊人的波动给了他获取暴利的机会。有一次，上海胶合板在即将跌停的最后一刻，我看见他入市放空，第二天，市场直接跌停。第三天，胶合板在扩大跌停板开盘，他迅速平仓。不到三天时间，他的这次交易回报就高达150％以上。

而从1997年至2002年，交易所纷纷撤销，交易品种大幅压缩，市场交易冷清，投机者基本处于亏本状态。即使日常交易中有些盈利，也是入不敷出，勉强度日。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投机者要想获取大的利润是不现实的。

2003年以后，上海、大连、郑州各商品交易所的行情变化大、成交活跃，又有许多投机者赚到了钱。

可见，一个投机者的成功，内在的知识、技巧、修养、境界固然重要，没有良好的市场机会，英雄也无用武之地。

4．煮熟的鸭子也会飞？

在日常交易中，每当我做错方向而赔了钱时，我从来不怨天尤人，谁让你技不如人呢？我要求自己进一步努力，提高自身的智慧、意志、境界，从而减少交易中犯错误的次数。

但是，这种单纯的想法，有时候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即对自己的要求过于苛刻，把不应该自己承担的责任全揽过来，求全责备，自我惩罚。其实，这种做法对自己是不太公平的，也会给交易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

在前些年的国内期货市场，一个投机者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水平、技术、策略等主体的内在因素，还有许多非市场的、偶然的事件，严重地威胁、阻碍投机者的成功。市场的不规范，导致了许多投机者稍有不慎就会损失惨重，甚至一命呜呼。

1994年底，我们国债期货营业部的一位散户，上午还有10多万元，下午，他赶上了国债期货交易几个月中最大的一次市场震荡，不仅把账户上的钱全部赔光，而且还欠营业部6万多元。

在1996年的咖啡期货交易中，我亲眼看见，我的一位朋友第一天刚刚在期货经纪公司开了户，存了10万元钱，第二天账户上就剩下了不到5万元，第三天就一分不剩，第四天账户上竟然出现负数。咖啡期货连续三四个跌停板，他想给自己留下点下次交易的本钱都不可能。一次交易，就把多年的积蓄赔得干干净净。

1998年，我的大学同学在北京绿豆的交易中，被关门打狗，市场连续4天涨停板，直到他爆仓。

2004年初的上海橡胶市场，多头主力操纵失败，短短几天就暴跌了2000多点，许多投机者也跟着倒霉。

我的导师十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叫《不公平竞争》，我当时很不理解，不公平的竞争为什么还要去参与？当我在期货行业奋斗了多年以后，逐渐意识到，国内期货市场的竞争就是不公平竞争。要么我放弃，要么我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现实，不要天真地指望有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交易环境。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有好几次，在期货交易中方向判断准确，行动也非常漂亮，结果却没有赚到钱。当时我简直是气急败坏，心里感觉恶心极了。我回忆起这些往事，只是想提醒自己，在下面的例子中，明明利润就要到手的，最终我却还是拿不到，为什么我还要急着去做那些风险很大、很不确定的交易呢？所以，期货交易不要太过于执著、过于认真，不要太看重一时一地的得失，要以一种游戏的态度来看待，心平气和方能走得更远。

1、1995年2月23日，在国债期货327事件中，万国证券在没有足够保证金的情况下，恶意透支交易，大量抛空，因此，尾市7分钟的交易被宣布为无效。那一天上午，我把大量的多单获利平仓以后，一直看着盘面的变化。我原来的想法是，如果市场价格出现回调，我准备把当天抛出的多单逢低再买回来一部分。没有想到，尾市成千上万的空单从天而降，一下子把327国债的价格从151元打到147.5元，我也不知道场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的第一感觉是迅速买进。我在148元买了2000手，市场价格跌到147.5元我又买了3000手。然而，收市以后，营业部的经理告诉我，我的那两笔交易也是无效的，那5000手多单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我的好几百万，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

2、1995年8月，我在苏州红小豆509中做多亏了大钱。后来，红小豆价格竟然跌到了每吨1600多元。在市场下跌的途中，红小豆市场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像样的反弹。当时，有人说，红小豆比猪饲料都便宜。

我的多头思维一直没变，认为物极必反，市场早晚会有一波强劲的上涨行情。我在市场价格跌到2000元到2100元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多单，希望能抓住市场可能出现的反弹，把前一段时间的损失夺回来。按照常理，我估计在这个位置做多风险不会太大。

但是，那一年的苏州红小豆走势真是怪异极了，市场一直笼罩在沉重的抛压之下，不管红小豆的价格多低，空头就是肆无忌惮地卖空。记得当时空头的一个主要借口是实盘压力巨大，没有多头愿意接货。

面对让人绝望的市场下跌，我无可奈何，只好在盈亏不大的情况下平仓离场。

后来，我听说事情并不像空头所说的那样，真的没有人想要红小豆的现货。安徽丁氏兄弟想接货，交易所就是不让。因为空方主力是苏州当地的机构，和交易所关系密切，他们牢牢地把持着苏州市场的走势，只能赚钱而绝对不能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据说，最后丁氏兄弟组织了几百个民工，开着大卡车到交易所静坐。可能是交易所和丁氏兄弟达成了某种妥协，苏州红小豆1995年最后一个合约，确实在临近交割的几天时间里涨上去了。从2000元附近开始上涨，大约是在2900元左右摘牌的。

在1995年8月的那一段时间，我在红小豆市场由于做错方向，赔了大钱；现在，我做对了方向，却因为交易所的原因，因为非市场的因素，没有赚到任何钱。

在看似单纯的期货价格波动后面，竟然隐藏着如此险恶的利益争斗，谁能从市场盘面上看出这些难以想象的勾当？10年以后，我在一篇回忆苏州红小豆的文章中才完全了解其中的内幕，真是感慨万分。

说到丁氏兄弟，我对他们的印象很深，因为1995年底，北京绿豆9511的多逼空行情就是他们操作的。在北京绿豆9511的多空大战中，做空的主力是我的一个朋友。1994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工人体育场一起玩牌，那时候，我完全看不出一年多以后，他有如此巨大的能量，竟然能够动用几个亿的资金操纵绿豆市场。据说，他是在广东豆粕交易中赚了1个多亿以后，才杀进北京绿豆市场的。

按照以往的惯例，每年绿豆期货的11月合约总是一个空头品种。因为根据交易所的规定，11月的仓单接了以后无法交到下一个月，只能到现货市场去消化。所以，历年的11月绿豆合约一直是投机多头不敢碰的月份。1995年，我的朋友之所以选择放空11月绿豆，可能就是根据这个规律。

结果，这一次，安徽丁氏兄弟进场做多，他们大肆买进，不但接货，而且把11月豆价抬高，多逼空。

北商所对多空双方的搏杀坐山观虎斗，谁也不帮。结果，我的朋友因为资金不足，在11月绿豆上被丁氏兄弟打败，损失至少1.5个亿以上。

3、1999年初，郑州绿豆在3400元附近的多空搏杀中，多头主力看错了方向，或者说资金实力不如空头，在这场巨大的赌博中败下阵来，市场价格连续跌停板，跌势汹涌。由于多空双方在这场战役中投入的资金量庞大，持仓量达到几十万手，可谓豪赌。按照这种下跌速度，就连市场的一个散户也能看出来，多头主力将面临灭顶之灾。我拿着不少空单，正做着美梦，希望能在这次行情中大捞一笔。

但是，那时国内期货市场的运作很不规范。每当市场出现大的分歧，多空对垒时，交易所要么偏袒一方，要么在多空主力之间来回穿梭，也不管谁对谁错，各打五十大板，希望息事宁人，避免发生重大的风险事件。这种做法，固然阻止了市场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但是，由此也引起另外的许多问题。期货市场基本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荡然无存，主力之间倒是协调好了，中小散户的利益谁来保护？在多空主力的暗箱操作中，散户往往成为他们谈判的砝码、牺牲品。

这次事件也一样，虽然多头在市场中输了，由于他们的背景很不一般，最后，在眼看着巨轮就要沉没的瞬间，奇迹发生了。有一天早上，市场突然传来消息，多头主力竟然说动了交易所，做出了国内外期货交易史中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在当前这个价格，多空双方的交易全部对冲，持仓量减为零。然后，市场重新开始交易。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来的巨大利润突然没了。当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知道自己又一次赶上了这世界上最倒霉的事情。

4、2002年前后，国内期货市场经历了几年异常萧条冷清的局面，谁也不知道国家对期货市场的严厉监管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我这个以期货为职业的操盘手，对市场的前途感到心灰意懒，毫无希望。然而，不知不觉中，有些事情已经悄然变化，大连大豆行情首先出现了转机。

从2001年开始，国内大豆市场在下跌了七八年以后，在美国CBOT的影响下，小幅上涨，不知不觉中开始走上了持续好几年的牛市之路。谁也没有想到，大豆价格从2000元附近起步，最后竟然涨到了2004年令人目眩的4100多元。

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因为前几年的熊市思维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打下的烙印太深，许多人在心理上对市场转牛还没有适应，包括一些大豆主产区从事期货交易多年的大型企业、机构，他们仍然认为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市场反弹，所以，在市场价格刚刚开始上涨，还没有走出底部区域的位置，他们就开始做空。

根据CBOT的走势图，大豆市场的牛市已经来临，我对大豆市场的后市非常看好。所以，我在国内5月合约上做了不少多单，等待市场突破前几年的高点——2400～2500元这个区域，然后再加码买进。

然而，2002年5月合约的走势就是不争气，直到离交割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持仓量依然高达30多万手，居高不下，但市场价格却没有涨上去，还在2200多元徘徊。难道我对市场的判断有重大的失误，不是的，那么，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国内空头主力为了操纵市场行情，牟取暴利，竟然准备了100万吨大豆现货，想要通过实盘的压力迫使多头主力投降，而且，还通过交易所对多头旁敲侧击，警告其不要轻举妄动。

最后，在各种压力的作用下，大豆5月的期货价格并没有上涨多少，多头却破天荒地用20亿元资金接下了近100万吨的大豆仓单。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惊奇，因为以多头主力的实力，在5月合约的最后交易阶段，完全可以让市场价格上涨400—500元。反正，实盘100万吨都已经接下来了，为什么不在投机虚盘上赚一笔钱呢？当然，那样空头主力就惨了。

又是交易所，害怕得罪某些人，费尽心机搞折中。

哎，我看好的多头行情并没有出现，又有人用貌似公平，其实却非常偏心的策略把我还没有到来的利润闷死在半路上。

在随后大豆市场这波汹涌磅礴的涨势中，我在市场价格涨到2500元以后的行情中赚了大钱，那是凭我的理论和经验，在趋势行情突破以后牢牢地拿着多单不撒手，一直到3500元左右才平仓离场。其实，回头看来，如果我再坚持一段时间，还有不少利润。但是，我已经对此心满意足了。

回想这几次交易，虽然有些气馁、无奈，但是对我今后的交易倒也有点好处。即对期货交易的成败，甚至对人生的成败，也会看得淡一些。人生不过百年，期货投机只是一个游戏而已，何必太计较其中的是非得失，成功如何，失败又如何？交易固然是为了赚钱，但是，“风物长宜放量眼”，过于急切的行动往往弄巧成拙。现在，我常常告诫自己，在期货交易中，不要赌性太重，不要去做那些毫无把握的交易，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善待自己，善待人生。

小到一次具体交易中的意外事件，大到投机者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市场化程度，都会对投机者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高明的市场参与者，必须清醒地了解制约投机成败的外在因素、偶然因素的巨大影响。只有当外在条件成熟、机会来临时才勇敢出击；而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时则隐忍修炼，耐心等待。否则，如果投机者一味猛冲猛打、鲁莽行事，不根据环境的变化，审时度势，难免会被市场淘汰。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起汉代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讲的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为了做官，辛辛苦苦地努力了一辈子，结果却一无所获。有人感到奇怪，就问他：“难道你这一辈子一次做官的机会都没遇到？”他说：“我年轻时是学文的，但皇帝却喜欢任用年老的人。老皇帝去世后，新皇帝又喜欢学武的，我只好弃文学武。武艺刚学好，这位好武的皇帝又死了。后来的小皇帝又喜欢年轻人，而我已经老了。终于，我一辈子一次机会也没遇上。”

机遇、运气或者说偶然性不但对股票、期货市场的投机者意义重大，而且对人生其他的许多方面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让我们听听《智慧书》作者葛拉西安的睿智之言吧：

“人人都梦想发财并自以为是天才，满怀希望要大展鸿图，但现实却不能使人如愿。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对虚妄的想象的折磨。要明智，怀抱最好的愿望，做最坏的打算，这才能心平气和地承受任何后果。目标高远并不坏，但不能高不可及——认清你的范围和自身状态，并使你的设想符合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