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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风险成为可能
艾斯曼发现的东西确实是一个金矿，但却不能说完全没有人知道。2006年秋，格雷格·李普曼已经把他的想法私下告诉了250名大型投资人，并在德意志银行销售会议上向数百人进行了宣讲。到2006年年底，按照PerTrac对冲基金数据库研究报告的说法，有13675家对冲基金报告了经营结果，数千家其他类型的机构投资者获得了投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许可。李普曼的声音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传到了他们中很多人的耳朵里。然而，仅有100家左右少量涉足了这个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新市场。大多数购买次级抵押贷款保险的人，不是为了对赌，而是作为他们手上那些与美国不动产相关的股票或者债券组合的对冲手段。有一小部分人利用信用违约掉期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进行豪赌——买入一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同时卖出另外一份。比如，他们会下注，赌那些包含大量在加利福尼亚发放的贷款的债券会跑输那些只包含很少加利福尼亚贷款的债券；或者某只三A级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会跑输三B级债券；或者雷曼兄弟或者高盛（两家公司都因包装美国最差住房贷款而臭名昭著）所发行的债券，表现不如由J·P·摩根或者富国银行（这两家公司似乎比较在意债券包含什么样的贷款）包装的债券。
极少数人——多于10人，不到20人——直接对赌整个价值几万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从关联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金融体系。这个事件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这场灾难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却只有十几个投资者注意到了。这些投资者包括一家名叫白盒的明尼阿波利斯对冲基金、一家名叫Baupost的波士顿对冲基金、一家叫做Passport的圣弗朗西斯科对冲基金、一家名叫埃尔姆·瑞吉的新泽西对冲基金，以及一批纽约对冲基金：艾略特伙伴（Elliott Associates）、雪松山资本合伙人（Cedar Hill Capital Partners）、QVT金融，以及菲利普·法尔科恩的先驱资本合伙公司。这些投资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听说过格雷格·李普曼的观点。
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一位名叫凯尔·巴斯的前贝尔斯登债券销售员在2006年年中建立了一只名叫海曼资本的对冲基金，不久就买入了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巴斯在新泽西从彭南特资本（Pennant Capital）的艾伦·傅尼叶（Alan Fournier）处听到了这个想法，而后者则是听说了李普曼的观点。一位名叫杰夫·格林的地产投资者从纽约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那里听到这个想法后，马上购买了几十亿美元的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保尔森也是从格雷格·李普曼那里得到消息的，而且，他建立起了大规模的信用违约掉期头寸。一位伦敦高盛的产权交易员听说这位在纽约的德意志银行交易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想法后，飞越大西洋与李普曼见面，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拥有了价值10亿美元的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一位名叫西奥·帕努斯的对冲基金投资人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由德意志银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李普曼的说法，马上就投下了他的赌注。
如果把这些观点传播的路线连起来，就像是一条病毒传播的路径，大多数线条最终都指到李普曼身上。他是零号病人。只有一个病毒携带者能够声称是自己传染了他，而且事实确实如此。然而，迈克尔·巴里整天窝在加利福尼亚圣何塞的办公室里，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这一点。
这个以高额赌注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投资人的小世界中又包含着一个更小的世界：那些沉迷于这项交易的人。极少数投资人察觉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仅是针对金融体系，而且还针对更大范围的社会，他们对赌的是一个如此巨大的体系——相对于他们的资本来说，他们实际上放弃了作为一个传统的理财经理的理念。约翰·保尔森获得了迄今为止能够动用的规模最大的资金，这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迈克尔·巴里筹资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计划无功而返9个月之后，保尔森成功了，他告诉投资人的，不是一个几乎可以肯定将要发生的灾难，而是针对远期灾难可能性的廉价的对冲。
保尔森比巴里年长15岁，而且在华尔街的名气要大得多，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仍然是华尔街的圈外人士。“我给高盛打电话，问他们有关保尔森的事情，”一位保尔森曾在2006年年中找他筹过资的有钱人说，“他们说他是第三等级对冲基金操作者，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保尔森从投资人手上筹集到了几十亿美元，这些投资人把他的基金看做对他们的不动产组合——相关的股票和债券——的一种保险。
保尔森说，在寻找那些可以对赌的被高估债券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抵押贷款债券市场正在发生的情况。“我喜欢做空一种债券的理念，因为你的亏损风险是有限的，”他告诉我，“这是一种非对称的赌博。”他震惊地发现，购买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与卖空一只真正的债券比起来要容易得多，而且成本低廉，尽管它们所代表的是同样的赌注。“我做了5亿美元。他们说，‘你愿意做10亿美元吗？’而我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翼翼？’花了两三天的时间，我压下了250亿美元。”保尔森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投资人可以卖空价值250亿美元的股票或者债券，而不至于造成价格波动甚至崩盘的市场。“而我们可以做500亿美元，如果我们想做的话。”
2006年夏，住房价格开始下跌，有一些人看到了丑陋的现实并采取了应对措施。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会跟你说一些有关金融体系状况的事情，口气与那些空难幸存者讲述事故经过时一模一样，还会顺便提到那些从事故中死里逃生的人的状况。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很古怪。但是他们的古怪又各有各的不同。约翰·保尔森的古怪在于他对于对赌那些高风险贷款的兴趣，以及在说服其他人时所具有的说服力；迈克尔·巴里的古怪在于他对公众意见的漠视，他甚至不与人类发生直接的联系，只关注硬数据以及引导未来人类金融行为的动机；史蒂夫·艾斯曼的古怪在于他深信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是一种腐败，或者是一种正在变得腐败的事件，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则是剥削的引擎，而且最终将是毁灭的引擎。每个人填补了一个洞，每个人提供了一种感悟，一种面对风险的态度，如果这种态度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认识，或许我们就能防止灾难的发生。但是，至少有一个敞口的洞穴没有一流的专业投资人去填补。这个洞反而被查理·莱德利（Charlie Ledley）填补了。
查理·莱德利——充满好奇的、反复无常的查理·莱德利的古怪在于，他深信在华尔街赚钱最好的方式是找出华尔街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那些事情，并把宝压在它会发生上。查理和他的伙伴经常这样做，而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清楚，市场发生剧烈变化的可能性被有意识地进行了低估。尽管如此，在2006年9月，当他翻看一个朋友送来的格雷格·李普曼所做的有关做空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资料时，莱德利冒出的第一个想法是，这好得简直有点不像真的了。他从来没有做过抵押贷款债券业务，对房地产基本上一无所知，对债券市场的术语更是一头雾水，他甚至不确定德意志银行或者其他机构会不会让他购买针对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因为这是一个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市场，而他和他的两个伙伴本·霍克特（Ben Hockett）以及加米·麦（Jamie Mai），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机构投资者。“但我就是看着它说，‘怎么让它成为可能？’”他随后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伙伴，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比我们聪明的家伙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