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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肥胖的交易师和神奇的赚钱机器
自发形成的抵押部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生活哲学，它的程序是：预备！射击！瞄准！从开业时间来看，这帮虚张声势的交易师所赚的钱多得吓人。
1981—1986
1981年10月，曙光终于降临抵押交易部。最初谁也弄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在电话线那头，仿佛全美国储贷协会的总裁都在心急火燎地要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交易师通话。他们不顾一切地抛售手上的贷款。全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加起来总计有1000亿美元的债务，都在急于出售。卖主有上千家，市场上却没有一家买主，不，应该说只有一家买主——刘易斯·拉涅里和他手下的交易师。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令人咋舌，就好像消防水管喷向了一群渴极了的小淘气。1000亿美元的生意蜂拥而来，接听电话的交易师们所要做的只是张开嘴巴尽可能地吞下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1979年10月，联邦储备委员会提高了利率。从此，储贷协会陷入大量亏损的局面，整个住房抵押贷款制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一段时间，形势极度紧张，如果无人施以援手，储贷协会将出现全行业性破产。国会为了挽救它心爱的储贷协会，于1981年9月30日通过了一项税收豁免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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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储贷协会提供了巨额救济，而要想领到这种救济，储贷协会必须售出它们的抵押贷款。它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上千亿美元的资产进入华尔街进行流通。税收豁免不是华尔街的点子，事实上，连拉涅里的交易师也是事后才知道有这回事。但是，国会的这一举措意味着华尔街获得了一笔巨额的津贴。祖国万岁！购房者万岁！美国国会就这样拯救了“拉涅里合伙有限公司”。华尔街上唯一一家建制完整的抵押部从此摆脱了尴尬的处境，摆脱了花钱无底洞的恶名，摇身一变成了众人心头的宠儿。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市场的兴隆不是因为鲍勃·多尔在他给古特弗罗因德的备忘录中所列举的那些大趋势（住房需求增长，人口从铁锈地带向阳光地带转移等），尽管它们后来都一一实现了。启动市场的是一个简单的因素，税收豁免。就仿佛史蒂夫·乔布斯先买下办公室，建造装配线，雇上20万个推销员，把使用说明书印好，但手上拿不出任何可以卖给客户的东西。这时，突然有某个人创造出了个人电脑，乔布斯刚好看到了这个东西，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把从前那堆毫无用处的东西命名为苹果电脑。
债券交易师倾向于把每一个交易日都看作是最后一个。在这种短视性格的支配下，他们一味放纵客户的弱点，毫不顾忌这样做可能对长期客户关系产生的影响。他们拿走可以拿走的一切，而孤注一掷的客户则在交易中处于下风，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而不是一共可以拿到多少钱。储贷协会的总裁们正是一群孤注一掷的客户。他们把帽子拿在手上，络绎不绝地来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交易厅。他们把自己的弱点表现得如此明显，还不如直接给所罗门兄弟公司开一张支票来得更痛快一些。
储贷协会头头们的无知让形势变得更糟。这些3–6–3俱乐部的成员从未在债券市场上摔打过，他们根本不懂该怎么玩“说谎者的扑克牌”游戏，他们也不了解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人的心理。他们不知道自己卖出去的东西究竟价值几何，甚至连自己手上的贷款合约的条款（年限、利率等）也所知甚少。储贷协会的经理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想卖到什么价钱。所罗门兄弟的交易师们注意到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论这些人受到怎样的粗暴对待，下一次他们还会回来要求卖出更多的贷款。他们就像我在公司猎鸭活动中见到的那些鸭子，它们受到训练，在同一伙猎人面前反复出现，直到被打死为止。无须成为查尔斯·达尔文你就可以断定，这一物种肯定没有希望了。
交易师汤姆·迪那波里愉快地回忆起某个储贷协会总裁的来访。“他想卖出价值1亿美元的30年期贷款（利率不变），再用拿回来的现金买入价值1亿美元的别人的贷款，我告诉他我会为他自己的贷款出价（买入）75（每1美元贷款买入价75美分），然后报价（卖出）85卖给他别人的贷款。”面对这几个数字，储贷协会的老板开始挠头。他卖出去的贷款和买进来的贷款大同小异，但一进一出在收益上的差额意味着他要从口袋里掏出去1000万美元。或者，换个说法，储贷协会要为这笔交易向所罗门兄弟公司支付1000万美元的佣金。“听上去这可不像一桩好生意。”他说。迪那波里心里早有准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当然不是一桩好买卖，”他说，“但你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你不这样做，就得丢饭碗。”旁边另一个交易师也在和一家储贷协会的总裁通话，他无意中听到迪那波里的话，几乎控制不住要笑出声来。这是他一整天里听到的最风趣的话。他可以想象电话那头那个家伙的样子，一副绝望的倒霉样。
拉里·芬克认为：“1981年10月是资本市场历史上最不负责任的一段时期。”他是黑石集团的合伙人之一，其他诸人包括史蒂文·施瓦茨曼、彼得·彼得森和戴维·斯托克曼。在1981年10月，芬克正是第一波士顿银行那个小小的抵押交易部的头头，它将很快地壮大起来，成为刘易斯·拉涅里的主要竞争对手。“最明智的储贷协会不为所动，而那些做成大笔买卖的其实都被交易师们耍了。”
此话也许不假。但是，正如其他在成年人间达成的协议一样，参与者的唯一戒律就是：买者当心。如果这是一场拳击比赛，裁判可能早就叫停了，免得落败的一方丧命——但这不是。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情形只会变得更加恶劣。拉涅里本人倒还有几分怜悯之心，有时他会介入干预储贷协会总裁和他手下的交易师在权力上的不平衡。抵押交易师安迪·斯通还记得自己曾以80（每1美元面值出价80美分）的价格购入价值7000万美元的抵押债券。在斯通的坚持下，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债券推销员立刻以83的价格把它转卖给了本·富兰克林储贷协会。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斯通已经赚了210万美元（7000万的3%）。在例行的鼓掌庆贺和通过扬声器对推销员进行了表扬之后，斯通把消息告诉了拉涅里。
一天赚入210万美元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斯通当上交易师不过才8个月，急于在老板面前表功。但老板似乎并不高兴。“刘易说：‘如果不是看在你还年轻的分儿上，我会立刻把你开除。给那个客户打电话，告诉他你就是那个偷了他钱的屁股眼儿。告诉他你是用80的价格买下那批债券的，因此卖给他的价钱不应该是83，而应该是80.25。’”斯通回忆说，“试想一下，给你的客户打电话说什么：‘嗨，我就是那个偷了你钱的屁股眼儿。’这是什么心情！”
并不是只有那些傻瓜们排着队等待同所罗门兄弟公司做生意，精通业务的储贷协会老总们一样面临两难选择，要么任人玩弄，要么慢性自杀。对许多人来说，不为所动意味着破产。吸收存款要支付14%的利息，而先前办理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入息只有5%，这种日子能好过吗？不幸的是，这恰恰就是储贷协会的真实处境。到1982年年底，各储贷协会开始了自救的努力，以摆脱灾难性的命运。当时，短期利率已经回落到长期利率水平之下，这样，储贷协会就可以按12%的利率吸收存款，而以14%的利率安排新的抵押贷款。
许多储贷协会抛出数亿美元现存的不可救药的和亏损累累的旧贷款，转而买入数十亿美元新名目的贷款。每次新购入抵押债券的交易（相当于发放一笔贷款）都像是绝望者的孤注一掷。这种策略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于根本问题（买入短期资金，贷出长期资金）毫无助益。交易的超速增长只不过意味着下一次储贷协会的危机会更加严重。但是储贷协会的经理们想不到那么远，他们只顾着保持业务的连续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储贷协会一边卖出贷款一边又购入抵押债券。
税收豁免和会计标准的优惠政策本来是为了挽救储贷协会，但最后却成了为刘易斯·拉涅里的抵押部量身定制的发财之道。它把大把的钞票送给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师。至少，华尔街上那些心怀嫉妒的人是这样想的。在储贷业风光无限的日子里，拉涅里容许他手下的人采取一种买了再说的态度。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师扮演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角色。他们已经不再交易抵押债券，而是买卖抵押债券的“原材料”，即住房贷款本身。所罗门兄弟公司突然间干起了储贷协会的行当。在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和购房者之间既没有吉利美，也没有美国银行，只有所罗门兄弟在承担着购房者的支付风险。在此情况下，一个谨慎的人一定会事先检查作为贷款抵押物的财产，因为它是贷款的唯一担保。
但是，如果想跟上新市场的步伐，你就不可能有时间逐一检查贷款项目里作为担保物的最后财产。买下整宗贷款（这就是交易师所说的住房贷款，以此区别于住房抵押债券）完全是一种信任行为，就像你可以尽管放心地食用大香肠。崇尚冒险是拉涅里的特质。只用心算他就可以断定，不论他为买入劣质贷款付出多大的代价，在交易中获得的利润都远远超过此数。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有一次他曾拒绝购入一连串发放给得克萨斯浸礼会教堂的贷款，一般来讲，贷款的用途都是购买住房，出售贷款的储贷协会经理大致上所言不虚。
不过，正如我曾经讲过的那样，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管对信任储贷协会的做法却颇有微词（在这方面，所罗门兄弟倒也不是个别的。绝大多数华尔街上的公司都已经切断了同储贷协会的关系）。拉涅里回忆说：“执行委员会说我不应该交易整宗贷款，而我索性走出会议室，按自己的想法放手去干。人人都说我不该那样做，他们警告我这样迟早要下大狱。但是，整宗贷款占了全部抵押市场中99.9%的份额。你又怎么可能避开这种交易呢？”此言甚是。“我们大买整宗贷款，”汤姆·肯德尔说，“不过接着就遭到了麻烦，有人告诉我们在买入之前应该先去弄一个鹰徽。”所谓鹰徽，就是联邦住房管理局对整宗贷款交易的许可证。“直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应该去办这件事，而且马上就办成了。”
拉涅里一伙儿的如意算盘是贴上政府标签，尽快将“整宗贷款”转换为债券。然后，他们就能把这些债券卖给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机构投资商，性质上就像推销美国政府债券一样。也许是拉涅里的反复游说终于起了作用，联邦政府在吉利美之外又设立了两个新的机构。它们的职能是为不符合吉利美资格的抵押贷款提供担保，分别命名为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即房地美，Freddie Mac）和联邦全国抵押协会（即房利美，Fannie Mae）。它们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将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转变为政府担保的债券。储贷协会为抵押担保向担保机构支付一笔费用。贷款质量越差，储贷协会向担保机构支付的费用也就越高。不过，只要弄到了担保证明，就不会有人再过问贷款的质量。违约拖欠的贷款购房者逐渐成了政府的包袱。而政府开设这些机构的本意是以为它们在评估信用质量和计算信用成本方面能够比个人投资者更精明一些。
自发形成的抵押部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生活哲学，它的程序是：预备！射击！瞄准！ 从开业时间来看，这帮虚张声势的交易师所赚的钱多得吓人。到1982年，在经历了两年半清苦的日子之后，刘易斯·拉涅里的抵押部赚了1.5亿美元。1984年，一个名叫史蒂夫·鲍姆的抵押交易师创造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项新纪录，在1年时间里，他经手的整宗贷款交易取得了1亿美元的利润。尽管没有见到官方数字，但所罗门兄弟内部一般都认为拉涅里的交易师们在1983年赚2亿，1984年1.75亿，1985年则是2.75亿。
刘易斯·拉涅里成了在正确的时间里、正确的位置上的正确人选。“刘易斯愿意投身于他还不十分理解的事业。他对自己信赖的事业有一种直觉，而这是最重要的。”他手下的一位高级交易师说道，“所罗门兄弟的态度永远是，‘只要你确定，就放手去干。但如果失了手，你也就完蛋了’。刘易很适应这一套，如果是在别处，经理们会说：‘好吧，小家伙，值得押上全部身家来搏这桩买卖吗？’刘易不光自己要搏，他还要雇人让他们也去搏一搏。他的态度是：‘是的，豁出去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是在别的公司，他恐怕得向某个委员会提交长达200页的备忘录以证明他的作为是安全的。他必须首先证明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意味着他永远没有机会做成这桩事。他也许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他永远也不能证明。如果刘易是在别的公司里被任命为负责抵押市场业务的主管，他将一事无成。”
* * *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厅是独一无二的。最低限度的领导，最低限度的控制，也没有职位上的限制。交易师可以买卖任意数量的债券。只要他认为合适，他无须征求任何人的许可。换句话说，交易厅是首席执行官的噩梦。抵押交易师沃尔夫·纳都尔曼说：“如果将所罗门兄弟的交易厅拿到商学院做案例研究，那些扮演首席执行官的家伙会说：‘这简直令人震惊！’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很可能是错的。有时你会亏一些钱，但有时你也会发一笔意外之财。所罗门兄弟是对的。”
所罗门兄弟宽松的管理风格也有不利的一面。所罗门兄弟公司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华尔街上唯一一家没有建立成本分配制度的主要大公司。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对利润也没有进行分析。对人员的评估完全依赖于交易账簿上的总收入，而不去考虑为此支付的成本。在合伙制年代里（1910—1981），经理们抽屉里的都是自己的钱，宽松的管理风格是适用的。可是，如今这些钱已经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股东的。在合伙公司里屡试不爽的做法在一家公众持有股份的公司中却是灾难性的。
交易经理们没有专注于利润，而是专注于收入。他们会因为任何的成长而受到奖赏。总收入意味着纯粹的权力。拉涅里在1978年终于当上了合伙人。此后，他的影响随着收入的减少而日渐衰落，直至1981年年末。但是，当抵押市场出现爆炸性增长之后，他迈向所罗门兄弟公司权力顶层的步伐却大大加快。1983年，他掌管的部门创造了公司总收入的40%，而别的部门没有一个能够达到10%，他也借此得以升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他继续扩大自己的业务规模，雇用更多的交易师并且涉足不动产抵押。
1985年12月，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对记者说：“关于可能在将来出任董事长的人选，我们手上有一张非常短的名单，刘易是其中的一员，这是相当肯定的。”拉涅里继续扩张，他收购了一家抵押银行，后者直接面向购房者发放贷款，从而可以向拉涅里提供抵押债券的“原材料”。1986年，拉涅里升入直属古特弗罗因德的董事长办公室。在那一年，拉涅里把业务扩展到了海外，他在英国创办了抵押公司，按照美国模式重塑英国的抵押市场。同他一道进入董事长办公室的还有分别来自政府债券部和公司债券部的两位代表，汤姆·斯特劳斯和比尔·佛特，他们也是未来董事长的竞争人选。大家都在拼命扩张自己的部门，拉涅里则遥遥领先。到1987年年中，尽管无法证实资料的可靠性，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位部门经理还是宣布，在所罗门兄弟现有的7000多名雇员中，大约有40%直接或间接地听命于拉涅里。
随着交易收入的猛增以及各个层面上的进展，抵押部的业务逐渐为其他部门所了解，就像奖金额度一样，交易账簿上的数字别人也能打探出来。虽说实习生永远是最后一个知情者，但到底还是让他们估算出了这个由所罗门兄弟公司统领的突然崛起的市场的容量。“你坐在教室里，计算全美国抵押贷款的总额有多少，只要将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10%予以证券化，你就可以领悟到这个市场有多大。”说这话的人是前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师，马克·弗里德，他是1982年培训班里的成员。
到1984年，所罗门兄弟公司已经可以自豪地在一个国会专门委员会面前宣称，到1994年之前，全美将需要4000亿美元用于新房融资。拉涅里成了新的征服者、英雄、所罗门兄弟的传奇人物和成功的化身。他在培训班上讲课，说到他刚从加利福尼亚飞回来，他在飞机上看到的那些小房子如何做了抵押，而所有这些抵押贷款最终都会流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大厅（没有人怀疑他在9000多米的高空中是怎样看到下面那些小房子的，如果有，那也只能是拉涅里自己）。到了1984年，抵押交易师已经成了从所罗门兄弟公司培训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年轻MBA们眼中的热门职位。人人都想做抵押交易，想做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交易师，想成为这个如今已经占到公司过半数收入的赚钱机器的一部分。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交易师们不可一世地巡视这个在本公司乃至在全世界都最大的资本市场，这个华尔街上最赚钱的市场，已把别人远远抛在后面。他们感到幸运。“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一位交易师讲道，“抵押交易师都是些野心勃勃的家伙。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抵押交易师，你赚的不是很多钱，而是市场上所有的钱。同样的事实是，你做的不是市场里的部分交易，也不是市场里的绝大部分交易，而是市场里所有的交易。”
要想一口吞下市场上所有的交易，你就得有买家和卖家，而在1981年10月，这听上去有点儿像天方夜谭。拉涅里和德崇的垃圾债券大师迈克尔·米尔肯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扮演了伟大的债券传教士的角色。在穿行于全美试图劝说机构投资者购买抵押债券的旅途中，拉涅里常撞上米尔肯。他们在同一天拜访同样的客户。“我的东西先卖出去了，”拉涅里说，“投资者们开始购买我带给他们的福音。”按照拉涅里的说法，他的福音可以简略地表述为：“抵押债券便宜到让你牙痒的程度。”拉涅里手里的王牌就是吹嘘抵押债券的收益如何胜过信用等级相似的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绝大多数抵押债券被两大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评为最高的信用等级AAA，绝大多数抵押债券都获得了美国政府的担保。有些是明显的，比如吉利美债券，另一些则较为隐蔽，如房地美和房利美债券。
没有人认为美国政府也会赖账，但投资者就是不想同拉涅里或他手下日益扩大的销售队伍打交道。尽管抵押市场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是由威廉·西蒙向吉利美指出的问题却未能解决：你无法预测抵押债券的寿命。提前偿付本身倒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你不知道何时发生。而如果你不知道现金返还的具体时间，你就无法计算收益。你所能推测的只是当利率上升时，购房者不会提前偿付，债券将按票面期间到期偿付。如果利率下降，购房者就会融新偿旧，债券将提前偿还。投资者可不喜欢这个。尽管债券的供给形势在1981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但需求方面却还没有打开局面。抵押贷款真的很便宜，多得不得了，但就是没人要。
更糟糕的是，在好几个州里，抵押债券至今还属于非法投资，拉涅里对此心有不甘。在一次会议上，他对一位以前从未见过面的律师大喊大叫：“我不想听律师们说什么，我只想办成想办的事。”他试图寻找一项能够克服州法的联邦优先权。他还着手寻求一种能够让抵押债券与其他债券相类同的方法，让抵押债券也取得确定的到期日。
最后，他打算改变美国人借钱购房的方式。他说：“我至少应当有权利向消费者说明，这儿有两种实质上完全一样的贷款品种。利率分别为13%和12.5%，你可以任选一种。对那种利率为13%的债券，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借口提前偿付。而12.5%的那种，如果出现搬家、亡故或要买更贵的房子的情况，提前偿付没有问题。但如果你只是想减轻储蓄和负债负担而提前偿付的话，那么你就得向我缴纳一笔费用。”国会授权他在所有的州销售抵押债券，但拒绝了后面那项更为激进的建议。购房者有权在任何时候提前偿付抵押贷款，拉涅里只有另找出路才能说服机构投资者购买天晓得有多少回报的抵押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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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有难倒拉涅里。“刘易这家伙能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斯科特·布里滕汉姆说道，他曾陪同前者多次进行这类销售拜访。“同客户打交道是他的拿手好戏，把他绑在交易台可真是屈才了。”鲍勃·多尔也说，此时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的职业生涯已接近尾声。拉涅里回忆道：“我不想再为提前偿付问题多费口舌。最后，我直截了当地进入价格谈判。到底什么样的价格才能打动他们？总有一个价格能够让他们动心购买。比国库券的收益高出1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我的意思是说，比（美国国库券的）收益曲线高3.5个百分点！”
全美国所有的购房者都知道，在任何时候提前偿付贷款都是一项有价值的权益。他们懂得，如果在高利率时期借了钱，那么当利率下降时，他们可以借新债还旧债，这是有利可图的。他们也乐于拥有这项选择权。可以假定，他们也会愿意为这项选择权支付费用。问题在于，就连华尔街上的人物也说不出购房者的选择权价值几何（直到今天他们仍旧没弄明白，不过已经大有进步了）。作为交易师，拉涅里不仅向大家指出，而且还要证明说，既然没有人要买而人人都想卖，那么抵押债券的价格一定是很便宜的。更准确地讲，他声称抵押债券利率高于政府债券（又称无风险债券）的部分超出了购房者所拥有的选择权的价值。
拉涅里打破了华尔街上推销员的常规做法。他将抵押债券的业务个人化。如果人家不肯买，他会觉得受了伤害，仿佛是自己落到了没人要的境地。1985年，他告诉《美国银行家》杂志：“在我们这些弄房子的人眼里，市场为补偿提前偿付的风险向我征收了超出实际价值的溢价。”请思考一下这句话的讲法。“我们这些弄房子的”的“我们”指谁？拉涅里本人没有多花一分钱，付钱的是购房者。刘易斯·拉涅里，这位所罗门兄弟公司从前的邮件中心小工和公用事业债券交易师，如今却成了美国购房者的代言人。这一形象比起八面玲珑、一心只想赚钱的华尔街交易师来自然可亲得多。“刘易在演讲中大谈为美国人民兴造住房的美好前景，”鲍勃·多尔说，“当我们结束会议走出会场时，我会说：‘嗨，你并不指望有人会相信这番废话，是吧？’”但这却正是拉涅里踌躇满志的本钱，因为他自己相信这些废话。
拉涅里也许是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位公众人物。伟大的路易斯安那政治家H. P. 朗（Huey P. Long）的竞选口号是：“让每口锅里都煮上一只鸡！”刘易斯·拉涅里从他的交易台上拿起一叠债券高喊：“家家户户全抵押！”拉涅里本人看起来长得和他的服务对象属于同一种人，这也是一个有利点。“这是一场伟大的演出。”他的被保护人克隆塔尔对此并不隐瞒。拉涅里上班时足蹬黑色约翰尼·尤尼塔斯（Johnny Unitas）式及膝长靴，戴着6英寸宽的领带。每逢周五，他总是换上棕黄色的涤纶夹克和黑色的斜纹夹克。他一共有4套套装，全是涤纶的。
在1982年到1986年的黄金岁月里，他的年收入从200万美元增加到500万美元。尽管越来越有钱，他还是只有4套套装。杰弗里·克隆塔尔回忆说：“我们常笑话他是在布鲁克林男性用品商店里排队买到这些套装的。他们会卖你1套套装，再送你去佛罗里达旅游，外加一瓶香槟和食品券，一共只收99美元。”拉涅里用自己的钱买了5条动力船。“这样一来我的船比我的套装还要多。”他对此颇为得意。除此之外，他的生活毫不张扬，没有闪亮的汽车和新宅。人靠衣装，每个人都会注意别人的衣着，而他身上的涤纶套装似乎在说：“我还没有忘记我是从后台办公室发迹的，你也别他妈的忘了。”其中蕴含的另一层含义是：“我是刘易，不是富有的投资银行家笨蛋。我不搞云山雾罩那一套。你们可以相信我，而我则尽心尽力地照顾你们。”
在拉涅里和他手下交易师们的压力下，投资商的不信任感消解了。慢慢地他们开始买进抵押债券。“波士顿投资经理安迪·卡特是第一个购买拉涅里福音书的人。”拉涅里回忆道。更重要的是，拉涅里是储贷业的精神导师。如果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十几家美国最大的储贷协会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他们信任他：他外表像他们，穿着像他们，连讲话的腔调也差不多。因此，尽管在卖出贷款之后他们有机会购入迈克尔·米尔肯的垃圾债券，但他们还是紧抓着抵押债券不放。从1977年到1986年，美国各储贷协会持有的抵押债券的数额从126亿美元上升到1500亿美元。
但是，这些静态的统计数字大大低估了储贷协会对拉涅里一伙获得财富的重要性。拉涅里的推销队伍不仅鼓励储贷协会的经理们持有抵押债券，而且鼓励他们积极地交易债券。优秀的推销员可以把一位害羞、紧张的储贷协会总裁变成疯狂的赌徒。从前在债券市场上默默无闻的储贷协会行业突然间冒出了几个呼风唤雨的大玩家。尽管储贷协会的数量在减少，但储贷行业的总资产从1981年到1986年却几乎翻了一番，从6500亿美元增加到12000亿美元。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师马克·弗里德还记得有一次拜访加州一家大型储贷协会的经理，后者在华尔街已经陷得太深了。弗里德此行是想说服这位经理冷静下来，不要在市场上滥下赌注，要削减头寸规模，在债券市场上为自己的头寸设置套期保值。“你猜他说什么？”弗里德说，“他说套期保值是女人的玩意儿。”
* * *
许多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抵押交易师估计，他们所赚取的利润中有50%~90%直接来自对储贷协会的低买高卖。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储贷协会的总裁们能够容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巨额利润。首先要指出的是，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所罗门兄弟公司赚取的利润是无形的。而且，由于华尔街上没有另一家竞争对手，也就不会有人告诉他们所罗门兄弟公司正从他们身上牟取暴利。事实是，并且至今仍然是事实——从前这些市镇花车游行的赞助者、3–6–3俱乐部的成员和高尔夫球手们，如今已经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债券交易师。他们也是全美国最蹩脚的债券交易师，是市场上的傻瓜。
正如鲍勃·多尔所预料的那样，尽管储贷协会疯狂扩张，但它们还是满足不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在所罗门兄弟公司，所谓抵押交易师的工作更多的是充当买家而不是卖家。“史蒂夫·鲍姆（整宗贷款交易师）正在经营一家拥有20亿美元资产的储贷协会。”一位以前的同事说。正如储贷协会一样，鲍姆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坐了一堆长期贷款（和储贷协会不同的是，他发了起来）。这样一来，在8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奇妙的角色倒置现象，储贷协会变成了交易师，交易师变成了储贷协会。（事实上，华尔街正在让整个储贷行业成为不必要的存在。总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发问：“为什么不干脆甩掉整个储贷行业？”）迈克尔·莫塔拉给鲍姆起了个外号叫“买入鲍姆”，因为他似乎从来也卖不掉任何东西。形势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一局面对所罗门兄弟公司极为有利，债券市场正在酝酿一场创纪录的反弹。亨利·考夫曼在《机构投资者》上回忆道：
在80年代早期，优惠利率高达21.5%，国库券利率为17.5%。长期利率在1981年10月达到峰值，政府长期债券的利率上触15.25%的价位。当时我只是感觉，到1982年第三季度，经济恐怕没有希望迅速恢复，而到了1982年8月，我终于变成了牛市拥护者。当然，就在我转变立场的当天，股票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收益，而债券则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弹。
我们正打算去华尔道夫酒店参加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前一天晚上我已经写好一份两页纸的东西，说明我认为收益即将猛烈下降并且提出了我的分析。我把它交给司机转给我的秘书，她将把这份文件输入机器，同时显示到交易师和推销员都能看到的屏幕上。噢，大概是在早上8点45分或9点的样子，那时市场还没有开市。接着我就去华尔道夫，那里有一个八人执行委员会会议。我接到秘书打来的电话请我对交给她录入的东西做些解释——我用的是普通字体，这时旁边有人同我讲话，可能是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你刚才在电话上说什么？”我回答说：“噢，我正在指示写一份备忘录。”他问道：“是关于什么的？”我告诉他：“嗯，我已经改变了对债券市场走势的看法。”他们一齐叫道：“你已经改变了对债券市场走势的看法？”不过，此刻屏幕上已经打出了我那篇东西，接着市场就陷入了疯狂。
拉涅里和他的手下已经吃下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抵押债券，处境堪忧。考虑到市场上的供求状况，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宝押在市场回升的希望上。因此，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债市反弹令他们欣喜若狂。他们首先要感谢考夫曼，是他说债市要回升，而它果然回升了。接着，联邦储备委员会允许利率下调。正如考夫曼所预测的那样，华盛顿的政策又一次给拉涅里和他手下的那伙交易师们带来了幸运。“一切都乱了套，债券期货的价格在一周之内上涨了16点，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沃尔夫·纳都尔曼回忆道。抵押部成了公司上下嫉妒的对象。
寥寥数名交易师创下了数亿美元的交易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回升和储贷协会诸君令人庆幸的无知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拉涅里还有别的更诡秘的赚钱手法。
拉涅里的交易师发现，他们在其他公司里的对手很好骗。所罗门抵押交易台是唯一一个同别的华尔街投资银行没有直通电话线的特例。他们更喜欢借助中介，后者又称经纪人。安迪·斯通说：“我们主宰着华尔街……你可以在12美元的价位买入，即使当时的交易价是10美元，但你仍然可以赚钱。”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研究部会发布一份报告，说你刚刚以12美元的价格买下的那种债券实际上值20美元，或者放风出去说我们已经在12美元的价位上买下了60亿美元这种债券。华尔街上别家公司的人就会眼看着它们在屏幕上被炒起来并且深信不疑。“嗨，最好我们也买点儿，多少不拘，从而帮我们甩掉自己的头寸。”这段话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所罗门可以支配抵押债券交易的游戏规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拉涅里逐渐从日常交易决策中脱身出来。“刘易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大人物，”安迪·斯通说，“他会声言未来两周内抵押债券的表现将超出国库券，而且有95%的可能他是对的。即便他失言了，他也总是可以给19家储贷协会打电话劝说他们买入我们的抵押债券头寸。”可是，拉涅里不是一个擅长处理细节问题的人，而交易师们却开始深入探究抵押市场的细节。“交易师的性质变了，”老资格的抵押债券推销员萨缪尔·萨克斯讲道，“火箭科学家被请进了交易师队伍，他们开始将抵押债券分割为细小的类别。市场变得极为复杂，拉涅里已经不可能在脑子里同时考虑各种因素了。”
年轻的交易师们怀揣MBA和哲学博士学位。克隆塔尔是第一个，接下来是豪普特、罗思、斯通、布里滕汉姆、纳都尔曼、鲍姆、肯德尔和豪伊·鲁宾。年轻的新交易师们创造的诡计之一便是诱使借款人在不适当的时机提前偿付贷款。碰上好机会，华尔街还能利用华盛顿的糊涂为自己谋取好处。这一次，史蒂夫·罗思和斯科特·布里滕汉姆通过交易联邦项目贷款赚了几千万美元，这是发放给住房项目建筑商的贷款，由联邦政府担保。1981年，联邦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它开始着手进行资产出售项目。在它准备出售的资产中，有一块就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放给低成本住房开发商的贷款。当年，这些贷款是作为一种补贴形式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发放的。在公开市场上，由于利率太低，它们的价值远远低于票面，典型的这类贷款的价格通常只有票面的60%（1美元票面只值60美分）。比如说，一宗30年期1亿美元的贷款，只能为贷款人挣来4%的年息（如果他投资于美国国库券，就可以赚到13%的年息），它的价值可能只有6000万美元。
有时，政府会将打算出售一宗贷款的声明登载在《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小角落里。看来只有两个人读到这类消息：罗思和布里滕汉姆。布里滕汉姆现在还说：“我们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主宰了这个市场。当我在1981年进入市场时，我们真的是唯一的买家。”这个市场比任何别的市场都更像赌场。他们的诡计就是在事先确定哪些政府项目贷款可能会提前偿付，因为一旦偿付，贷款的持有人即债主，将收获意外的横财。奥妙在于项目贷款的交易价格低于票面。如果罗思和布里滕汉姆按票面的60%买入，而政府又马上偿付了这笔贷款，那么他们就可以实现大约相当于票面价值40%的利润。为了赚到这笔钱，你得事先找出哪些项目贷款可能提前偿付。有两种项目可以满足上述要求。
第一种是陷入财务困境的项目。哪里有不幸，哪里就有机会。“如果你能找到一宗将会发生抵押贷款违约拖欠的政府住房项目，那你可就赚大发了。”布里滕汉姆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贷款由政府担保，当出现违约拖欠情形时，政府就要全额支付。这样一来，一次就能赚到几百万。
另一种有希望获得提前偿付的项目是舒适的上点儿档次的房产。布里滕汉姆回忆说：“你要去找的对象应该是比较像样的房产，不是贫民区的那种，应配有不错的配套设施，如游泳池和网球场。找到之后，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讲：‘这处房产很有希望被人看中用来换房。而为了要换房，想住在里面的人就得从房主或开发商手中买下产权，后者则将收回的贷款还给政府。一旦政府收到这笔款项，它就会向罗思和布里滕汉姆全额偿付那张他们六折买来的债券。走遍全美考察住房项目，找出那些有漂亮泳池的房产和破产的客户，华尔街上这两个年轻MBA的想法看上去是多么的荒谬，但他们就这样做了，而且赚到了1000万美元。令人奇怪的反倒是华盛顿负责出售贷款的人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显然，他们并不理解这些贷款的价值。相反，他们相信市场会支付合理的价格。不幸的是，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
从美国购房者的愚蠢行为中可以获取更多的财富。在决定何时应该提前偿付债务的问题上，购房者的技巧并不比联邦政府更高明。全国上下所有按4%、6%、8%的利率使用抵押贷款方式购房的公民都在极不理智地坚持要求提前偿付，他们根本不考虑当前的抵押贷款利率已经上升到16%这一事实；甚至在杠杆负债盛行的年代里，还是有许多人坚持提前偿付，就因为他们不喜欢背着抵押债务。就像联邦项目贷款的情形一样，这种心态也为我们创造了发财的良机。住房贷款是抵押债券的基础，而债券的价格则低于面值。这里的花招是在购房者偿付贷款之前赶紧以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买入。能够预测购房者行为的抵押交易师赚了大钱。任何提前偿付都意味着抵押债券持有者的利润。他当初是用六折的价格买入的，如今别人却还给他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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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兄弟公司里有一个名叫豪伊·鲁宾的年轻交易师开始动手计算购房者提前偿付抵押贷款的概率。他发现，房产所处的位置、贷款剩余期限的长短和贷款的数额是影响概率变动的因素。他使用了拉涅里研究部收集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聘请研究员的本意是作为顾问随时请教。可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待遇就像橄榄球队里的送水小弟。但是最优秀的交易师却懂得怎样充分发掘研究员的能力。在鲁宾和研究部的眼中，美国的购房者就是实验室里的老鼠。研究员们在图表上标示出当利率变化的冲击效应发生后，以前潜伏不动的购房者如何活跃起来做出反应。如果某个研究员确定某一购房群体很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时（提前偿付低息抵押贷款），他就通知鲁宾，后者则进场买入这群购房者的抵押债券。当然，购房者本人永远也不知道，华尔街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如此细致的研究。
读者由此可以看出，前几年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生财之道并无特殊之处。尽管如此，大家也都承认，抵押债券是市场中在数学方面最为复杂的券种。全部的复杂性都是由于购房者提前偿付贷款的选择权所造成的，而普通人能够给市场出的唯一一道金融难题却成了华尔街上聪明人大发横财的机会，这简直需要诗人的想象力。拉涅里的直觉是正确的，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部，因为抵押里面有深奥的数学。
这样一来，赚钱的工具越来越讲究了。不幸的是交易师们的所作所为却未能同时进步，伴随他们在市场技巧上的进步而来的是他们在人类进化道路上的后退。随着人数从6人增加到25人，他们的嗓门越来越大，人也变得越来越粗鲁，越来越肥胖，更加不屑于注意同公司其他部门的关系。他们的文化植根于食品之上，如果说这还不够奇怪的话，那么抵押交易师们的吃相将更令你大开眼界。“不用等到圣诞节，在抵押部天天都是圣诞节，你可以敞开肚皮尽情地吃。就算长得再胖也没关系，反正我们赚钱。”一位前交易师这样说。全日大餐从早上8点实习生从三一熟食店买来的洋葱奶酪汉堡包开始，这是第一轮。“其实你可能并不是真的想吃东西，”1985年进入这个部门的加里·基尔伯格回忆道：“你手边正好有事，而且还在喝咖啡，可是你闻到了飘来的香味，人人都在吃，于是你也忍不住拿起一个来。”
这帮交易师们创造了所罗门兄弟公司里前所未有的暴饮暴食纪录。莫塔拉两口吞下好几包麦乳精球。德安东纳每天下午让实习生去买20美元的硬糖。豪普特、杰西尔森和阿诺德一口能吃下整张小比萨饼。每个周五都是“疯狂饮食”日，市场收市后，大吃就开始了。“我们会订400美元的墨西哥食品，”一位前交易师说，“买墨西哥食品你不可能花出去400美元，但是我们试过——比方说，要上5加仑一桶的鳄梨酱。有时会有个把客户打电话进来要我们发盘或报价，你只好对他们讲：‘真对不起，我们正在搞疯狂饮食节目。我回头再打给你。’”
随着他们越来越胖，他们对瘦子也越发讨厌。“让伪善滚开！我们对自己现在这副模样感到自豪！”他们嘲笑那些瘦子，在周末参加铁人三项运动的政府债券交易师，说他们有一个星期没赚到1分钱了。这种说法并不公平。不过谁也不如抵押债券交易师赚钱多，这倒是千真万确的。抵押交易市场已经出现了转机。安迪·斯通回忆说：“每到月底，我们都要举行一次部门内会餐。大家会议论说我们赚的钱比公司债券部和政府债券部加在一起还多。我们是最棒的。他妈的！1983年年末，别的部门头头都当上了合伙人，只有迈克尔·莫塔拉没上去，这一事件真正让我们团结起来了。我们说：‘我们可不是给所罗门兄弟公司干的，我们是为抵押部卖命。’”
尽管内部组织的数目不断增加，拉涅里还是成功地保护了这种文化。如果说他们不再举办月末大餐，那么这是因为已经改成去大西洋城旅行。无论如何，政府债券部和公司债券部的人都被严格地排斥在外。抵押交易师们钻进直升机，整夜狂赌，第二天一早又按时飞回所罗门兄弟公司不误交易。这就是符合你身份的活法——如果你是长着铁睾丸的交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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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捉弄人的把戏是抵押部的传统。偷换衣服始于1982年，某个交易师偷了另一个交易师拎去度周末的箱子，取出里面的衣服，再塞满粉红色的花边短裤。从1982年到1985年，偷换和反偷换至少发生了4次。最后一次偷换终于结束了这类把戏。在某个星期五的早晨，约翰·德安东纳姗姗来迟，手里拿着衣箱。他打算到波多黎各去度周末。可他不该向别的交易师四处炫耀，“嗨，弟兄们，真抱歉不能带上你们一起去，哈——哈——哈——”诸如此类的话。
最后，彼得·马罗和格雷格·艾拉蒂（打来电话的常以为格雷格和艾拉蒂是两个人）实在忍不住了。他们趁德安东纳不注意，把他的衣箱拖了出去，把里面的衣服换成10磅湿纸巾。德安东纳丝毫没有觉察，直到他那天晚上从波多黎各酒店的淋浴喷头下走出来换衣服时才发现。顾不上擦干身子，他就先给首要怀疑对象马罗打了一通电话。“马罗承认了，”德安东纳说，“这个笑话一点儿也不可笑。”在这个周末，他一连又给马罗打了7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如何如何不喜欢这个笑话。马罗不得不在星期天一早爬起来接德安东纳的电话，他一定是这样开头的：“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方式干的，但是，你等着，总有一天……”
报复很快就来了，但不是冲着马罗的。同往常一样，诅咒降临到为搞恶作剧者服务的实习生头上。为马罗打下手的实习生名叫加里·基尔伯格，在培训项目中和我同班。有一天，基尔伯格提着自己的衣箱来上班。这天晚上他要坐东航的班机去华盛顿，和别人一起面见两名参议员。他已经猜到自己可能是德安东纳的目标，于是他把自己的衣箱藏在亨利·考夫曼办公室的衣橱里。就在他准备启程去机场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是马罗打来的。马罗的位置离他只有8英尺。不过，交易师在讲悄悄话时总是用电话的，就算他们坐得再近也是如此。
马罗想给基尔伯格提个醒。“不要告诉别人我给你打过电话，”他说，“不过你最好检查一下你的衣箱。”于是，在确信没有人跟着他以后，基尔伯格又把自己的衣箱检查了一遍。所有东西都好好的。
基尔伯格搭上了那班飞机，他的旅行一切正常。可是，当他两天后走进交易厅时，所有的交易师都在大笑，德安东纳笑得最厉害。“有什么好笑的？”基尔伯格问道。
“旅行顺利吗，基勒？”德安东纳问道。
“是的。”基尔伯格回答。
“你说‘是的’，这是什么意思？”德安东纳问道。
接着，在场的6个人都明白了。在基尔伯格动身那天，德安东纳在交易厅附近找到了一只装满衣服的箱子。箱子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金字“K”。K代表基尔伯格（Kilberg），不是吗？看来，这一次肯定是弄错了。
这不是基尔伯格的衣箱。“那么这些衬衫和套装是谁的呢？”一位交易师问道，他从桌子底下抓出几件看上去颇为昂贵的衣服。“人人都在琢磨，”基尔伯格回忆说，“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小人物，而是大家伙。是亨利·考夫曼或理查·基尔，他们在惊恐中甚至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把政府债券部的头头克雷格也作为一种可能。接着，他们又互相问道：‘噢，天哪！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只要细想一下，问题不难解决。丢衣服的人就是那个提走湿纸巾的。周末发现自己的衣箱里全是湿纸巾，他必然会勃然大怒。但是，偷换衣服一向只是抵押部的内部游戏，何况找遍抵押部也没有哪个“K”为此而受到伤害。既然如此，如果这个衣箱就此消失，那么谁也不会去声张，谁也不会那样做。最后，一位交易师把衣箱塞进一只绿色的大袋子里，就像尸体袋一样，然后把它倒在街对面的建筑垃圾堆里——就在纽约健康与职业俱乐部门前。交易师们同意，就像汤姆·索亚和哈克·芬一样，永远也不告诉别人这件事。基尔伯格说：“直到今天，他们也不知道那是谁的箱子。”
简单地讲，抵押部是一个十足的兄弟会，而不像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它的老板至少对本部门这种不成熟的个性负有部分责任。他不仅仅是团队中的一名成员，他还是领头人。拉涅里注重的不仅仅是赢，更重要的是赢的风格。在拉涅里的交易台上，他用长矛斜串起一条橘黄色的脱衣舞娘短裤。仅仅比别的部门加在一起还要赚钱并不刺激，纯粹的快乐是在赚到比其他部门加在一起还要多的钞票的同时，抽出半天的时间拿你的手下寻开心或是抽粗大的雪茄。
某位交易师还记得有一次拉涅里神气十足地走出办公室同一个年轻的交易师安德鲁·弗里德瓦尔德谈话。“他脸上挂满微笑，同安迪站得那么近，问他一笔交易的进展。安迪向他报告自己希望如何在日本和伦敦销出多少债券，刘易却只是站在那里，脸上挂着古怪的微笑。安迪又说了些什么，刘易还是站在那里微笑，没有什么表示。接着安迪自己发现了恶作剧。刘易正拿着点着的打火机放在安迪的裤裆底下。他的衬裤马上就要着火了，安迪一惊之下差点儿跳出房顶。”
另一个安迪，安迪·斯通，回忆起拉涅里有一回把一瓶百利牌爱尔兰奶油倒进他夹克衫的口袋里。当他抱怨说这是自己心爱的衣服后，拉涅里抽出4张脏兮兮的百元钞票说：“别讲了，拿去买件新的。”
拉涅里有一种强烈的念头，他认为商学院分析管理决策的案例教学几乎没有任何用处。玛丽亚·桑切斯还记得她第一天到所罗门抵押金融部上班时的情景，她被人带着熟悉公司环境，在过道里碰上拉涅里。“我根本不认识他，”她说，“他蹒跚走来，像只企鹅，手里挥舞着一把剑——他在办公室里还有不少剑器的收藏。他走到我的导路人跟前，用剑指着我大声问道：‘她是谁？’”
“我们做了相互介绍之后，他问：‘你是意大利人？’我说：‘不是，我是古巴人。’我穿着短外套，上面有一个长长的蝴蝶领结。刘易拿出一把剪刀，脸上挂满微笑剪断了我的领结。他说他不喜欢女人戴领结。接着从钱包里拿出100美元叫我买一件新衬衫。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天哪，我这是到了什么地方？”
拉涅里最终还是被迫做了让步，这是约翰·古特弗罗因德的意思。尽管古特弗罗因德不反对给自己找点儿小乐子，可无论如何他毕竟掌管着一家大公司。他的副董事长好像已经变成了恶作剧董事长。如果他打算提拔拉涅里，拉涅里至少要注意这方面。“我记得有一天刘易走过来把他的美国运通卡丢给丽兹（他的秘书），叫她去布鲁克斯兄弟商店给他买几套衣服，因为古特弗罗因德说他必须改善自己的形象。”安迪·斯通说。
古特弗罗因德不仅关心衣装，他还关心拉涅里本人。另一位交易师说：“古特弗罗因德时刻盯着刘易的体重。有一次我们订了比萨饼，古特弗罗因德正好走过来，刘易停下来再也不肯吃了，直到古特弗罗因德走开。谁都知道哪块比萨是刘易的，他脸上的表情很清楚：动一动它，你就得死。”
拉涅里对自己改变形象的过程的回忆则略有不同。他只记得有一天被他的太太佩格和秘书丽兹“耍过一回”，她们哄他进了巴尼服装店（Barney’s）。“我只答应买一套新套装，”他说，“我们一路走过去，为我们服务的那个家伙问我觉得哪套衣服好。每次我看中一套，他就把它从架子上取下来。丽兹事先跟他打过招呼，说我会买下每一套看中的衣服，但我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走完一圈我已经挑出了9套，接下来我不得不做平生最讨厌的事情——站在那里晃来晃去试穿所有这些该死的衣服。趁着这个当口儿，丽兹拿着我的信用卡说她去付账。可是回来的时候手上却多了三张纸条。‘这是什么？’我问。她一共买下了9套套装、15条领带和24件带姓氏字母组合的衬衫，还有一大堆这种小东西（他指了指手帕）。我被耍了。”
这还没完。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令外表修饰顾问的努力付诸东流。绝大多数新套装都是三件套的，他刚买下不久就被别人认为过时了。但是拉涅里从没认真地穿过这些新衣服。有一个交易师回忆道：“每天早上他走进来时，总是把马甲套在一边肩膀上，而领带又甩在另一个肩膀上。”尽管他有了新的形象，但在客户面前却怎么也改不了那副土得掉渣的模样。新衣服变成了旧我的精致陪衬。
杰弗里·克隆塔尔回忆起有一次跟拉涅里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位客户共进晚餐的情景，拉涅里当场把汤洒到细细的新领带和衬衫上。“他又恨又怒，发狠说如果让他戴以前那种宽领带，最多也就把领带毁了，衬衫不会被弄脏。”还有一次，在去拜访一位重要客户——阿拉斯加州政府之前，有人告诉只穿一身套装的拉涅里，当时才3月份，在阿拉斯加还得再加一件大衣。他拿出美国运通卡给丽兹，她给他在布鲁克斯兄弟时装店买了一件800美元的切斯特菲尔德牌大衣。就这样，拉涅里去了阿拉斯加，身上不光穿着还很新的套装，还带着一件崭新的名牌大衣。不巧的是，在从41层到阿拉斯加的路上，他的鞋弄丢了。他在飞机上换了一双，显然是免税产品。结果他穿着800美元的大衣，却配了一双9或10美元的亮橘黄色的仿皮鞋，鞋跟足有6英寸高。这可真是一场出色的演出，也许是整个华尔街上最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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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也说不清为什么看上去差不多的人，坐在同一个交易台上，其中一个赚了200万美元而另一个却亏了200万美元。约翰·梅里韦瑟，“说谎者的扑克牌”游戏的冠军，是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经理中最擅长发现未来交易天才的人物，但连他也有失手的时候。他曾雇了一个人，此人每逢亏钱总要闹得一塌糊涂。有一次这家伙发现自己又掉进了陷阱，他崩溃了。“他们一起整我，他们一起整我……”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有人把他硬推出交易厅。
你未必每次都能看出谁不行，但是，天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豪伊·鲁宾就是一个天才。在所有的交易师中，鲁宾表现出过人的交易直觉。刘易斯·拉涅里称鲁宾是他所见过的“最具有内秀的年轻交易师”。别的交易师则说他是最像拉涅里的交易师。有一位交易师记得：“刘易会说他认为市场正在回升，然后买入价值100万美元的债券，但市场却开始走低。刘易的做法则是再买入20亿美元，自然，市场又开始回升了。经过这番操纵之后，市场自然会回升，刘易会转过头来说：‘看，我告诉过你它会回升。’在这一点上，豪伊也有点儿像他。”
鲁宾于1982年秋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进入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关于鲁宾，自拉涅里以下的所有人都深感兴趣的是，他曾花了好几年在拉斯韦加斯的21点牌桌上点牌（记住已经打出去的牌，计算它对输赢的影响）。一个哈佛毕业生曾在赌场点牌可谓罕见，他身上体现出旧所罗门和新所罗门的特质。
1977年，鲁宾刚从拉斐特大学毕业，在新泽西州林登市埃克森的一家炼油厂里当化学工程师。他一年能挣1.75万美元，当时他很满足。“6个月之后我就厌倦了，”他说，“一年半之后，我已经忍不下去了。”如果你是新泽西州林登市的一位百无聊赖的化学工程师，你还能干些什么呢？只能看电视，喝啤酒。有天晚上，他和一位大学朋友坐在一起看电视，频道调来换去，无意中撞上了《60分钟》节目，里面讲到有一个人靠在21点牌桌上点牌谋生。“他妈的，连他都能干这个，这活儿还会难到哪里去？”鲁宾说。他读了3本这方面的书，然后就跑到拉斯韦加斯去了。在两年时间里，他把带去的3000美元变成了8万美元。“我的困难不在于如何击败对手，而是如何不被赌场赶出来。”他说。到他离开时，镇上的每一家赌场里都贴上了他的照片，他只好乔装打扮骗过警卫。最后，当他连点牌也厌倦了之后，他跑到哈佛去注册上学。他从见多识广的同学那里知道了世上还有债券交易这一行。他说，他当时立刻就明白了，这就是他的机会。
鲁宾运用点牌时的经验确立了折扣抵押债券提前偿付游戏的规则。“21点是赌场里唯一一种结果具有非独立性的游戏。在这里，过去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影响未来。你总有机会找出统计上的有利时机，这也就是你该痛下赌注的时刻。”他告诉我们。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他的优势在于对购房者过去的行为有远超他人的丰富信息，也只有在有了这份把握之后他才会下注。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厅感觉上就像拉斯韦加斯的赌场。你在上千种消遣方式中选择去哪里下注并且自己承担风险。为了在赌场21点发牌手面前掩饰自己对已经打过的每一张牌的记忆，鲁宾雇了一个邻人与他谈话，喝杜松子酒，以此分散对手的注意力。而在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时，有6个债券推销员围着他直嚷嚷，他还可以一边吃着早上的一份奶酪汉堡，一边看拉涅里在年轻交易师的裤裆下打着比克牌打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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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训结束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83年，鲁宾赚了2500万美元。那个所罗门兄弟公司管理层从未回答的问题就是由豪伊·鲁宾第一个提出来的，几亿美元的利润是谁赚来的，是豪伊还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在鲁宾看来，答案只能是他自己；而在约翰·古特弗罗因德看来，却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古特弗罗因德认为，是公司创造了让鲁宾大显身手的机会，因此理该得大头。自然，古特弗罗因德的观点占了上风。豪伊·鲁宾从培训班里毕业的头两年，公司给他的待遇就像别的实习生一样是按部就班来的。第一年他拿了9万美元，是实习生第一年容许的最高限额。第二年他拿了17.5万美元，又是实习生在第二年容许的最高限额。他回忆说：“按哈佛的经验来讲，如果你真是个人才，3年后你的收入就会超过100万美元。 ”经验法则这次不灵了。1985年年初，他离开了所罗门兄弟公司，转而投向美林公司的一份三年期合约：每年至少100万美元，外加交易利润提成。
谁会诅咒他呢？当然不会是他的同伴。交易师们完全理解。你不能指望一个交易师从市场上为所罗门兄弟公司榨出最后一个铜板，公司训练他利用别人的弱点，却又一厢情愿地期望他在得到那点儿可怜的奖金时乐得打滚。每年年末，所罗门兄弟公司交易厅的人总会放下手里无论什么样的事情，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专做找工作的交易。他们会付我多少钱？关于我的前途他们说些什么？我从另一家公司那里能拿到多少钱？交易师们甚至会与公司玩一种游戏——很像是“说谎者的扑克牌”。沃尔夫·纳都尔曼称之为“怎样在每年拿到35万美元之后仍然表现得闷闷不乐”。（顺便说一下，我本人就精于此道，真是帅呆了。）这种游戏的诀窍在于让公司知道，也许今年给35万美元还说得过去。注意，仅仅是也许，但是明年，如果明年你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那你可就要拜拜了。你有可能是在虚张声势，当然，也可能是要玩真的，谁知道！
约翰·古特弗罗因德本人虽然也是交易师出身，但却未能领悟他的报酬机制中内在的矛盾。在抵押市场中取得的史无前例的利润将所罗门兄弟公司过时的分配体制中的矛盾体现到了极点。古特弗罗因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形成于公司还是合伙制的时期。在那时，对公司忠诚是理所当然的。合伙人必须把相当大一部分个人财产投入公司。如果他离开公司，就会损失一大笔钱。
可是，当1981年古特弗罗因德把公司卖给商品交易商菲利普兄弟公司之后，这一体制宣告结束了。如今，一个嘴上无毛的年轻人（在古特弗罗因德心目中正是如此）从培训班里冒了出来，被派到抵押市场上去寻找新的机会，赚了几千万美元的利润，然后向公司要求分享他的一块儿。古特弗罗因德无意分给任何人这“一块儿”。在他心中，10万美元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那时为一个只有两年资历的实习生支付100万美元是不可思议的。何况，不管怎么说，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而不是豪伊·鲁宾，完成了那桩赚了2500万美元的交易。
古特弗罗因德公开谴责年轻人的过分贪婪。1985年，他一边向交易厅里的雇员挥手致意，一边告诉《商业周刊》的记者：“我根本不知道这些尖尖的小脑袋想些什么。”抵押交易师们识破了他的伪善，为此愤愤不平。古特弗罗因德说声“钱不算什么”当然很轻巧，但他为自己支付的薪水可是超过华尔街上任何一家公司。此外，他还从把公司出售给菲利普兄弟的交易中为自己赚了4000万美元。在将自己的筹码兑现了之后，他和其他那些老合伙人一样，对公司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不再将所罗门兄弟公司看成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而开始把它看成权力和荣耀的工具，一大块儿可以让自己尽情抖威风的场地。
古特弗罗因德对这块儿场地的增大感到特别自豪。他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投资银行，有30亿美元的资本。他对“全球性”投资银行概念的满足几乎掩盖不住。公司在外埠的办事处相继成立，延伸到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和苏黎世。公司1982年只有2000名员工，到1987年就猛增到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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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会想，这一切都是出于保持公司竞争力的良好愿望。不过，许多抵押交易师却指出，为扩张而扩张不过是出于约翰·古特弗罗因德本人对荣耀的追逐。他一再强调，所罗门兄弟公司账簿上每天有800亿美元证券过夜。接下来他又会讲，从资产规模上讲，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名列全球经济规模“40强”。正如一位（犹太）交易师回应的：“好啦，约翰，你谈的可不是荷兰，只不过是一伙被杠杆放大了的犹太人。”
古特弗罗因德可不会这么想。在他心目中，所罗门兄弟公司要大得多。作为伟大经理的化身，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也比这种说法里的形象高大得多。豪伊·鲁宾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下属，但同约翰比起来，他又算得了什么呢？别的实习生一样可以顶他的缺。在交易师眼里，古特弗罗因德设下的局可不是一桩好买卖。好处是如果留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随着公司继续壮大，交易师有希望在将来获得补偿。缺点是，如果公司不再赚钱，那么交易师最美好的年华就被荒废掉了。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豪伊·鲁宾在1985年3月接受了美林公司300万美元的合约，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有关鲁宾成功的传言弥漫在培训班里，从未见过他的人也在谈论。“你听说鲁宾在美林赚多少钱吗？”人们这样问道。当然，这不过是明知故问，因为不会有人不知道。豪伊·鲁宾给那些心怀异志的抵押交易师们树立了榜样，只要有人肯出300万美元，他们立刻就走。一种全新的工作观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里面滋长起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就这样，所罗门兄弟公司，特别是抵押交易部，成了华尔街的“新兵培训基地”。公司债券部、政府债券部和抵押部的交易师纷纷出走，形势愈演愈烈，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公司一位高级债券推销员说他正在考虑去美林公司，因为那儿的熟人比这里还多。抵押部为此深受其害。从别的公司的观点来看，无论出什么价格，所罗门的抵押交易师都是物有所值的。他们可以为任何一家公司打开以往对它们关闭的市场大门。因此，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往往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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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4年的时候，按照一位交易师的说法，迪帕斯奎尔只是“一个三流抵押交易师”。他是从后台办公室升入交易厅的，美林公司找到他时他还没有多少交易经验，美林给他100万美元的年薪和一份两年的合约。他将出任新设立的抵押交易部主管（他实际上是鲁宾的前任）。尽管后来迪帕斯奎尔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交易师，但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还是一无所知。1周之后，美林公司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但为时已晚。迪帕斯奎尔已经合约在手，没法反悔了。美林只好把他安置在后台办公室，直到合约期满。他又回到所罗门兄弟公司，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向征服者欢呼致敬！跳槽之后能够再回来的人少之又少，不过所罗门兄弟对迪帕斯奎尔倒是网开一面。在他的上司看来，他的异动只不过是对美林公司开的一个玩笑。
豪伊·鲁宾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奇怪的是他曾经考虑过不离开。他声称自己一度考虑回绝美林公司。签字之后，他都不敢再在所罗门兄弟公司露面，因为他知道，只要公司开口，他一定会留下。他希望自己能留下，他以为自己会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待一辈子。“我在这儿过得再快活不过了。”他说。他最喜欢这儿的一点是：“你只管做好交易，别的可以一概不理。”最终他还是没有露面，只给莫塔拉打了个电话，后者约他在南街渔港共进午餐。
交易师在市场上要择机而动，但他们却无法选择自己流露真情的时刻。鲁宾在同莫塔拉和克隆塔尔会面时流下了眼泪。他说：“我就像离开自己家一样难过。”他的上司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劝说鲁宾留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相反，他坦率地说，他完全理解鲁宾的做法。简单地说，豪伊·鲁宾被高价收买了。身为交易师，谁也难免这种命运。这种事同样可能落到莫塔拉或克隆塔尔身上，只不过他俩的价格标签可能会更高一些。莫塔拉现在的说法是：“你看，我一直希望自己在公司里好好干，做遵纪守法的职员。但是，我也认为参与过抵押市场开发的交易师成了所罗门兄弟公司薪酬体制的牺牲品，至少也可以说身受重创。他们的收入与产出太不成比例了。”
这是一出尴尬的悲剧。各方都深受其害，但却很难对任何一方寄予过多的同情。1984年，抵押部固然交了好运，但整个公司却效益不佳。交易师的报酬也的确与他们的贡献不成比例。想想他们对公司别的部门的想法（真是晦气），让他们用自己的利润补贴别人的荒年的说法也未必说得通。鲁宾离开公司之后，汤姆·肯德尔、史蒂夫·鲍姆和头号推销员里克·博登分别接受了位于加利福尼亚代维斯的农场主储蓄银行提供的百万美元薪酬。此后，史蒂夫·罗思和一个名叫安迪·阿斯特拉汉的人也接受了德崇证券公司的迈克尔·米尔肯提供的百万美元（很可能更多的）合约。
突然间，四个最赚钱的抵押交易师走了三个（罗思、鲍姆和鲁宾）。第四个是安迪·斯通，1984年他交易15年期抵押债券赚了7000万美元，这些债券因为期限短而被戏称为“小个子”、“小矮人”和“侏儒”。1985年年中，斯通收到美林公司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提出给他的薪酬加倍。斯通谢绝了。像鲁宾一样，他不想离开抵押部大家庭。他说：“我以为自己至少会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干到50岁。美林公司随后又让我自己开个价。他们说，人人都有个价位。”打定了主意要把美林吓退的斯通回答说他的开价是1984年薪酬的4倍，可是它们的答复却是“同意”。交易也就此达成。斯通的合约比鲁宾还合算，他和从前的伙伴鲁宾共同担任了美林抵押交易部的负责人。到了这个时候，所罗门兄弟公司才慌了神。拉涅里和莫塔拉请求斯通在周末再考虑一下他的决定。看在曾经吃同一个锅里饭的分儿上，他同意了。
此后发生的一切同任何一个赚钱的雇员在离开所罗门兄弟公司投向竞争者之前的遭遇完全一样。一系列要人相继出面挽留。这些大人物会用各种说辞来劝阻他，说他正在犯下一生中的大错。一开始通常是说，离开所罗门兄弟，他将一事无成。正如一位交易师所说：“他们想让你相信，在别的公司里干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屁股眼儿。因此，如果你去别家干，那也一定是白痴或屁股眼儿。”不过这一回，执行委员会的人想必已经意识到这一招不灵了，因为离开公司的交易师都是聪明人。这些人是斯通的伙伴，他绝不会同意别人说他们是白痴或屁股眼儿。这位抵押交易师说：“一位朋友去了美林，你会说：‘等等，他可不是白痴和屁股眼儿。’接着另一个也走了。下一个就轮到你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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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晨，斯通如约而至，接待他的是三个大人物，出场顺序就和在培训班上露面的次序一样：吉姆·马西、戴尔·霍罗威茨和约翰·古特弗罗因德。马西第一个出场，就像我们在培训课程中领教过的一样，马西的功夫就在于恐吓和威胁。“马西企图让我产生负罪感，”斯通说，“他说：‘你欠我们的，我们培养了你，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斯通本来就不会相信抵押部之外的任何人。他很快就让马西闭上了嘴巴。他提到自己为公司赚了7000万美元：“我想我们至少也算扯平了。”马西撤了，换上霍罗威茨。
戴尔·霍罗威茨在执行委员会里是唱红脸的，人称“戴尔大叔”。斯通说：“他一上来就讲：‘从你进公司以来我一直在密切关注你，了解你的工作情况。可能你自己不知道，但我对你的进步一直非常感兴趣。’”这也还是老一套。但接下来却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转折，霍罗威茨说：“当年你从垃圾债券部转到公司债券部，又从公司债券部到了抵押部，我可都是出过力的……”斯通从来也没在垃圾债券部或抵押债券部工作过。斯通意识到他说的是安迪·阿斯特拉汉，而不是自己。斯通从一开始就在抵押交易部里干。“他一定是向秘书要安迪的档案，而他的秘书把我们俩搞混了。我打心眼儿里为他感到羞愧，差一点儿就告诉了他。”差一点儿！霍罗威茨又把斯通交到古特弗罗因德手上。
“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和我算不上真正的好朋友，”斯通说，“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首先讲的是：‘我猜你到这里来不过是为了讨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无非是你自己和你的薪酬，而不是有关公司未来的发展。’”这一套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谁也不清楚。斯通没有退缩。他问古特弗罗因德会不会用1000万美元的价格把抵押部卖出去。古特弗罗因德的回答是“当然不会”。斯通说：“其实你正在这样做，因为我们都要走了。外边给我们的报酬加起来无非也就是1000万美元。”古特弗罗因德说：“你果然是个难缠的家伙。”但是，在斯通获准离开之前，古特弗罗因德又问他要多少钱才肯留下来。斯通说：“我可以少要一点儿钱，但不会让你把你的意愿强加于我。”古特弗罗因德同意按“美林公司出价的80%”成交。
这是公司管理层第一次在闹着要走的抵押交易师面前竖白旗，也是最后一次。1985年年底，公司内风传安迪·斯通拿到900万美元，这么多的钱付给一个只有4年资历的所罗门交易师可谓闻所未闻，因此公司债券部和政府债券部表现出极度的不悦。因为斯通的缘故，别的抵押交易师也得到了好处，多拿到好几十万。但是，公司债券部和政府债券部却没沾上光。所罗门的规矩被打破了。可是，这种事情是干不得的。“从那时起，”斯通说，“我在公司里就再也没有好日子了。每次我在交易中亏了钱，他们总会说：‘当初就不该拦住他。’”
公司很快就认识到，迁就斯通是一个错误。一份孤零零的大额薪水支票不仅动摇了公司职员们对薪酬体制的信心，同时也破坏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内部长期行之有效的一套等级制度。在公司里，钱是衡量个人价值的绝对指标。抵押交易师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库券交易师，这让后者感觉自己成了没用的人。这种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止住手下年轻抵押交易天才的流失，莫塔拉被迫采取了外交手段，而外交永远敌不过现金的威力，对交易师尤为如此。1985年年底，他两次安排手下的交易师同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共进晚餐。
第一次聚餐安排在古特弗罗因德喜爱的曼哈顿餐厅“Le Périgord”，按某位美食家的说法，“这家餐馆以做鸟菜出名”。在座的有莫塔拉、克隆塔尔、斯通和交易师内森·科恩费尔德。“古特弗罗因德才惊四座，完全掌握了现场气氛，”一位参加者说，“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飘飘然，想到有他为公司掌舵真是幸事。”除此而外，聚餐本身则是一场灾难，几乎没有人动筷子。古特弗罗因德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控制着现场。他不惜让早已升为董事经理的莫塔拉难堪，细说当初公司上市时莫塔拉手上的所罗门兄弟公司股票赚了多少钱。毫无疑问，古特弗罗因德是专门为了这顿晚餐才去找出这些数据的。“迈克尔（莫塔拉）的脸涨得通红。”一位在场的交易师回忆说。接下去古特弗罗因德提起了薪酬的话题。
像往常一样，斯通总有自己的一套。他告诉古特弗罗因德，抵押业务是公司最赚钱的部门，抵押交易师的工资比别的部门高是理所当然的。“古特弗罗因德在这个问题上一触即跳，”一位交易师回忆道，“他大谈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是一件多么有面子的事，是公司，而不是它里面的职员，创造了这些财富。”无论如何，古特弗罗因德强调说，抵押部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它甚至不如政府债券部赚钱赚得多。
交易师们当然知道这纯粹是一派谎言，但没有人当面反驳他。“谁也不想惹他更生气。”斯通说。晚餐在紧张的气氛中结束。古特弗罗因德和交易师之间的第二场聚餐被取消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徒然地重揭伤疤而已。年轻的交易师继续离开所罗门兄弟公司。1986年年底，安迪·斯通去了培基（Prudential-Bache）公司，出任抵押交易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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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豁免法案授权储贷协会出售所有抵押贷款资产，将所得现金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资产，通常是以前储贷协会不得经营的资产项目。储贷协会所做的只不过是单纯的贷款组合互换业务。因资产出售而导致的巨额亏损（储贷协会正在按面值的65%出售其贷款）则可以隐藏起来。新设立的一项会计标准允许储贷协会按贷款的年限摊提损失。例如，如果储贷协会的一笔30年期贷款按35%贬值率售出，在第一年的财务报表上则只登记为1%多一点。更为优惠的是，可以用储贷协会前10年里已经上缴的税金抵补亏损。只要提交了亏损报告，国内收入署（IRS）将向储贷协会返还往年税款。对储贷协会来说，整个把戏的要害在于向国内收入署申报亏损，越多越好，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它们只要尽情出售不良贷款就可以要回往年上缴的税款，无怪乎储贷协会不顾一切地兜售手里的抵押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