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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苏珊在歌唱
34 “糖果哈里”
奥马哈 1970—1972年春
在狂欢会之后两个月，正当巴菲特正式开始逐步解散合伙公司时，道琼斯指数暴跌至800点以下。一个月后，1970年1月，他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财富》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对冲基金的文章，文中着重强调了巴菲特在合伙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惊人表现，以及他对股票前景的谨慎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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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刊载之前不久，市场正要开始像雪崩一样暴跌时，巴菲特给合伙人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持有哪些股票。
•伯克希尔–哈撒韦，在他看来，每股大约值4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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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约16美元来自纺织厂，他说这个行业不太令人满意，而且在将来也没有什么前景。但是，尽管这只股票占到了总股价的1/3，他也没有将它变现来缓解资金压力。“我喜欢经营纺织厂的人们，”他写道，“他们在市场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仍然努力工作来改善企业的经营。尽管回报率不高，但是只要经营利润率能够保持现有水平，我们还是希望把纺织企业继续维持下去。”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拥有利润丰厚的保险公司——国民赔偿公司。
•多元零售公司，他评估每股价值11.5—12美元。多元零售公司仅仅包括破旧不堪的联合零售商店，以及来自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的现金和纸币，他计划用来“重新投资在其他经营方式上”。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可能会是哪些，只是含蓄地要求那些将要退出的合伙人相信他的判断，就像他们刚加入公司时那样信任他。
•蓝筹印花公司，首次在他的信中被提到。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他可能将把他们的这项投资变现，因为公司计划在年底抛售股票。
•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及罗克福德信托公司也归伯克希尔–哈撒韦所有。
•《奥马哈太阳报》，他称之为“在财务上不具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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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解散的合伙人吃惊地发现，通过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他们拥有了一家优惠券公司、一家银行和一家无关紧要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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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要做出决定是继续持有这些股票还是清仓，因为它们都可以换成现金。
“他将切开这个馅饼，你将可以首先做出选择。”约翰·哈丁说。对巴菲特而言，这是绝妙的一招。他当然希望他们选择现金，然后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留给自己。不过，他对他们仍然很诚实。在1969年10月9日的一封信中，他做了一个市场预测，而在这之前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鉴于市场处于如此高涨的时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他写道，“我现在相信在专业的股票投资和被动的债券投资之间，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可供选择的余地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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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确实允许他们选择，但这就像最好的资金经理人从债券的收益中挤出几个百分点来一样困难。尽管如此，即将解散的合伙人不应该对手上现金能有多大用抱有太高的期望。
两个月后的12月5日，他就这两只股票的前景做了预测，同时也告诉这些合伙人他自己打算做什么。“我个人的看法是，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股票内在价值在未来的几年会有巨大的增长……如果每年不能按照大约10%的速度增长，我会感觉很失望。”这是一份重要的声明。他告诉了他们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的业绩不仅要超过债券，甚至要远远超过合伙人从最好的资金经理人那里所期望的收益，这是他在10月的信中提到的。
我认为两种证券都应该长期持有，我很高兴能够把我资产净值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在它们上，我将长期把我的资金投入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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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菲特也专门给合伙人写了一篇关于如何投资债券的文章，再一次展现了他同典型的资金经理人的不同之处。尽管如此，“当我收手时，就会使4个人恐慌，她们都是寡妇。她们只信任我，不相信其他任何人。她们受过男人的欺骗，如果她们的钱损失掉，就会觉得再也挣不回来。她们会在半夜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继续帮我们赚钱’之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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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他不能遵守他的高标准，他就会拒绝担当他所认为的受托人的角色。“基本上，如果我是担保人，就不能那样做，因为我知道这对我曾经是多么艰难。”他说，同时回想起11岁时，当城市服务优先股让他姐姐失望时他的感受。
这个圣诞节，他继续在拉古纳海滩的住所处理解散合伙公司的事宜。他已经按照通常的高效率买好了圣诞礼物。对于多数事情，他都有一套规律：他到生产球星卡和纪念品的公司，这是奥马哈最好的服装店，给他们一张不同尺寸衣服的清单，这些衣服是为他生命中的所有女士准备的。
我会再去一趟，他们取出这些裙子，我要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给我的姐妹们购买礼物，还有苏珊、格拉迪丝等。我很喜欢这件事。伯蒂有点儿保守，因此我给她选择的衣服胸口往上提一点儿，而她除了我送的衣服外，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
你知道，衣服比珠宝更能保值。
12月26日，在互赠圣诞礼物之后，他又给合伙人写了一封长信，尽力详细地回答了他们的众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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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合伙人对他提出诘难，他们正在犹豫是否继续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纺织厂是这样一家毫无价值的公司，为什么不抛掉它呢？
他写道：“我不希望为了每年额外增加几个百分点的回报而导致严重的生活紊乱。”这是为了回应他在1969年1月的信中对他们所说的话。但是，由于他的事业的全部意义是在每个年度竭力多增加几个额外百分点的收益，这种理论解释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是不可思议的。
“《奥马哈太阳报》是什么？”他们问道。每股值1美元，他这样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的经济效果。然后，他又做了个人解读。“在传媒领域，我们没有特别的扩张计划。”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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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将伯克希尔–哈撒韦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上市以便自由交易呢？伯克希尔被牢牢地掌控着，以至于需要“预约”才能交易——这使得其他人很难了解它股票的实际价值。多元零售的股票根本就不上市交易。
紧接着是一份长长的、复杂的解释，在这里，巴菲特认为自由交易和流动的公共市场对这些股票来说可能更无效、更不公平，“富有经验的老练的合伙人可能比初出茅庐的合伙人更有优势”。当然，这样一来，他那些天真的即将解除合伙关系的人，也更容易摆脱患躁郁症的“市场先生”的魔掌，这位先生有时可能会严重低估股票的价值。这也降低了大批经纪人说服他们卖出股票而去买IBM或者AT&T的可能性。但是，这也意味着巴菲特限制了合伙人的选择——使他们买卖股票都变得更困难——并且，如果他们真的想卖，也只能卖给他。
作为合伙公司的无限责任合伙人，他总是完全掌控着这两家公司。放弃掌控而由看不见的市场控制，这对他来说比登天还难。再者，一旦他把这些股票转给那些即将解除关系的合伙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自己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就可能冲突。这使得解释变得更为复杂，之所以不将股票上市，而像舞伴背对背互换位置地跳舞，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巴菲特是所有合伙人中最为老练的。他比其他合伙人更具有重要的优势。但是不论他的意图多么真诚，这个决定都加深了他和他们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巴菲特的信真挚感人，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竭力说服自己正在做一件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利益冲突肯定会引起愤怒和敌意。任何把股票卖给他后来又后悔的人，事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比我有优势。
然而，受父亲霍华德的影响，沃伦要用万分的谨慎和正直来行使他们的选择权。他回答下一个问题的方式明确告诉了那些即将解散的合伙人可以期望什么。
“我应该持有我的股票吗？”他们问道。
巴菲特像以前给公众建议一样，给出了明确而直接的答案。
“我所能说的就是我打算这么做，”他说，“并且我计划购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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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解散的合伙人也要处理第三只股票。在12月26日的同一封信中，巴菲特告诉他们蓝筹印花公司的交易额急剧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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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股票在短期内从25美元暴跌至13美元，这是因为西夫韦公司抛弃了蓝筹印花公司的优惠券，它的客户基础正在消失，对于司法部强制要求出售的1/3的业务，没有一个买家看好。在洛杉矶的地方法院，还有两起针对它的诉讼已经立案，一个是由道格拉斯石油公司起诉的，另一个是由许多加油站联合起诉的，它们称蓝筹印花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声称它属于垄断企业——请求3倍赔偿并支付律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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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甚至当蓝筹印花公司的问题在复杂化、其股价在下跌时，巴菲特仍然在购买其股票而不是出售。他是在为多元零售公司和国民赔偿公司购买，同时也是为伯克希尔旗下的两家小保险公司——内布拉斯加州意外伤亡保险公司和国民火灾海难公司买下的，同时也是为自己和苏珊买下的。
现在这些合伙人知道了巴菲特不打算出售，相反却计划购买更多的股票。他们将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股票或者现金。如果他们拿了钱，巴菲特就会得到股票。如果他们继续持有股票，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仍然是他的合伙人。
当巴菲特对人们是否接受和喜欢他而寝食不安时，他仍然把忠诚看得最重。他在周围所有人中遍寻忠诚。合伙人关系的解除就是忠诚测验的一部分，这在他以后的行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合伙关系解除时，巴菲特有了更多的钱可以购买更多的股票，甚至当他们继续持有他的股份时——他自己仍然拥有伯克希尔–哈撒韦18％的股份，多元零售公司20％的股份，蓝筹印花公司2%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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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69年底，他和苏珊大概已经拿到了1600万美元现金。在第二年里，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开始迅速换手，就像一个巨人正在洗牌一样。正如巴菲特预测的——如果他的合伙人知道后，就规模而言也可能会使他们感觉震惊，因为他利用从合伙人那里得到的现金为自己购买了更多的伯克希尔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票。他用伯克希尔的现金来购买其公司的股票，对于多元零售公司，他提出从一些打算交换多元零售公司票据的人手中购买该公司的股票，股息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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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交易的人形形色色，从他先前的连襟杜鲁门·伍德，一直到他的第一个投资人霍默·道奇及其儿子诺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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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拒绝这些出价的人，他们不得不心甘情愿继续持有，并且让巴菲特将收益再投资，同时却不用花费一分钱——这就表明了信任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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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对那些继续持有股票的人产生了一种无比忠诚的感情——这种忠诚之深沉和强烈，甚至连现代那些标准的首席执行官也感觉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正如他后来所声称的，伯克希尔仍然“像一家合伙公司一样，你基本上和私营企业的股东们血肉相连，他们支持你，并且愿意来奥马哈”。在他看来，要做合伙公司就必须有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和兴趣，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他常说，他总是把合伙人看作家人一样。他的合伙人是一群信任他，而他又愿意为其付出的人。作为回报，他也期望着他们对他忠诚。
然而，人们做出决定的理由各不相同。有人需要钱，有人则是在听了比尔·鲁安的演说后就想投资红杉基金。许多人的经纪人都督促他们卖掉纺织厂的股票，因为它既费钱又没什么收益。有些人听从了，有些人则没有。有些专业的投资者还有其他的选择，他们认为卖掉这些业绩平平的股票，他们就会富裕起来。当沃伦亲自前往西海岸并呈上多元零售公司的票据时，埃斯蒂·格雷厄姆的姐姐贝蒂把她的股票卖了，埃斯蒂没有。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表妹罗达·撒纳特以及她的丈夫伯尼也决定不卖。他们说：“沃伦要买肯定对他有利，那就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我们干吗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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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沃伦把票据给他的姐姐多丽丝时，她也拒绝了，“如果他要买，我干吗要卖呢”？她也这样想。
有几个合伙人亲自向巴菲特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质疑他对股票走势的判断。他回答说，经过谨慎的思考，他认为股票市场将会好转，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像杰克·亚历山大和马歇尔·温伯格之类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投资人，他们分析了那些话之后，就把他们的股票卖给了他。
芒格后来称巴菲特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收购者”，像约翰·洛克菲勒一样，在缔造其商业帝国之初，大刀阔斧地扫清了一切挡路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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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常常是事后诸葛亮，感觉受到了歧视、诱惑甚至误导。有些人自言自语地说：“事实上，那就是沃伦的风格，我应该早就知道的。”
截至1970年底的时候，许多原来的合伙人都套了现，而沃伦却继续购买更多的股票。他和苏珊在伯克希尔的股份从原来的18%猛增到将近36%，他们在多元零售公司的股份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39%。实际上，巴菲特现在已经控制了这两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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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购买了大量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使其股份从2％增加到13％。
苏珊对此十分清楚，沃伦打算通过迂回手段控制多元零售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就意味着她丈夫第二次“退休”也会步第一次的后尘，原因之一就在于蓝筹印花公司也和伯克希尔–哈撒韦一样面临同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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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业务不是仅仅在萎缩，而是濒临死亡，因此他和芒格不得不购买新的业务以促进其资金增值。
1971年底，尼克松总统废除了金本位制，导致油价暴涨，全美近半数的石油公司突然停止发放优惠券。由于通货膨胀，日用品的价格飞涨，通过热情服务和发放赠品的方式诱使顾客的传统零售方式被颠覆了。人们都想买最便宜的东西，零售商们扎堆打折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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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妇们精打细算购物，收集大量优惠券来兑换电煎锅的一切机会全都蒸发了。
之后的一天，巴菲特接到蓝筹印花公司总裁比尔·拉姆齐的电话，告诉他一家洛杉矶的公司，喜诗糖果公司正在寻找买主。巴菲特已经对喜诗公司做过一些研究，他也追踪过芬妮·法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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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绩，调查过新英格兰糖果糕点公司。不过，糖果公司都很昂贵，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涉足过。“给查理打电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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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格负责蓝筹印花公司以及他们在西海岸的业务。
喜诗糖果公司成立于1921年，由一位加拿大糖果商创建。其产品采用上等黄油、奶酪、巧克力、水果和坚果为原料，经过精工细作而成，创造了上乘的“喜诗品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喜诗糖果公司没有采用偷工减料的方式应对原料不足问题，而是在商店摆放独具特色的白纸黑字的广告：“糖果售罄，请购买战争债券欢庆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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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成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慈善机构。
“喜诗糖果公司在加州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芒格告诉他，“我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它，如果谁要同这个品牌竞争，肯定要耗费巨资。”埃德·安德森认为这太贵了，但是芒格却极为热心。他和巴菲特考察了这家工厂，芒格说：“一个多么奇妙的企业啊，而且它的常务副总裁查克·哈金斯非常聪明，我们可以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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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诗糖果公司已经公开了初步的交易方案，他们要价3000万美元，而其资产仅价值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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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喜诗糖果公司的品牌、声誉和商标——最为重要的是客户的忠诚。例如，苏珊·巴菲特就极为青睐加州的喜诗糖果公司。
他们认为喜诗糖果公司就像一只债券，值得额外支付2500万美元。如果公司把其收益作为“利息”支付，那么这个利息平均达到9％。不仅如此——拥有一家公司要比拥有公债风险更大，并且“利率”还没有保证。但是这个收益还在不断增加，每年平均12％。因此喜诗糖果公司像一只债券，其支付的利息仍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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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我们认为它已经揭示了价格的力量。喜诗糖果公司的糖果价格，与同一时期拉塞尔·斯托弗公司的大概一致，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你每一磅提高15美分，除了400万美元外，还能多收益250万美元。因此，你所买的对象，如果只是稍微加点儿价，当时就可能给你带来650万美元或者700万美元的收益。
为了收购这家公司，他们首先要同两个人谈判：第一个是查尔斯·西伊——或者叫“糖果哈里”，巴菲特、芒格和里克·格林这样称呼他，他代表刚刚故去的兄长拉里·西伊经营这家公司。兄弟二人共同拥有该公司，不过一直由拉里经营。
“糖果哈里”确实不想经营喜诗糖果公司，他只对酒和女孩感兴趣，他只想去追女孩。但是，在最后一刻，他有点儿变卦了。里克和查理去见他，查理还发表了一通空前绝后的伟大演说，谈及葡萄和女孩，以及“糖果哈里”应该如何高效地利用时间去追女孩。
另外一个人就是“数字哈里”，公司首席财务官和董事哈里·摩尔。蓝筹印花公司通过其律师，分析了这笔交易的经济收益，以便说服“数字哈里”，同时，他们也继续劝说“糖果哈里”，称这一交易可以使他获得解脱，因为作为兄长的继承人，他将不得不面临许多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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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筹印花公司的出价为2500万美元，它的税前收益为400万美元，从巴菲特和芒格第一天买进它开始，这项投资就为他们带来了9%的回报——这还不考虑未来的增长因素。尽管他们认为喜诗糖果公司可能会坚持提高售价二三百万美元，不过这仍然值得，他们的资金回报率仍然可能达到14%：虽然还没有到手，但是这一投资收益率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关键是这一收益是否会继续增长。巴菲特和芒格现在可以松口气了，到目前为止，这项收购工作还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他们习惯于出低价，对他们来说，如果按照要价交易是无法接受的。
“你们这些家伙都疯了吧，”芒格的下属艾拉·马歇尔说，“有些东西也是很值钱的，如人员素质、公司品质等，你们低估了品质。”
“我和沃伦听取了这些批评，”芒格说，“我们改变了想法，最后他们得到的收益正是我们愿意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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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项交易签约时，巴菲特发现特雷迪–布朗公司早就购买了喜诗公司1000股股票，巴菲特命令公司回购其股票。特雷迪–布朗公司的合伙人知道喜诗公司的价值，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他们拒绝接受，并且就这一问题同巴菲特进行了简短的交涉。他们看不出来为什么要把喜诗公司的股票卖给巴菲特，但是他坚称他比特雷迪–布朗公司更需要这些股票。最后他如愿以偿，他们把股票转让给了他。
[30]
从这项交易签署生效的那一刻起，巴菲特、芒格和格林组成的三驾马车开进了董事会，巴菲特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糖果业，甚至对丹普斯特和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没有这样过，他在这些公司都是任命代理人经营。他赠送整盒的喜诗糖果给他那些信奉素食主义的亲朋好友。他花费几天的时间，给公司的常务副总裁查克·哈金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到他已经同全国各地购物中心的老板谈过了，要在各地设立新的喜诗商店，这些地方包括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费耶特维尔和加尔维斯敦等。他也告诉哈金斯艾奥瓦州除外，因为购物中心的经理们已经告诉过他“艾奥瓦人都不喜欢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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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哈金斯授权，允许他停止每月向“糖果哈里”所谓的众多女友赠送糖果。他开始跟踪糖和可可的期货，当时达到了每磅58美分，已经接近前一年洛克伍德可可豆创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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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建议尝试销售预先包装好的糖果，他想知道业绩、预算等大量的财务信息。他写信给哈金斯谈及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商店：“当我们选对一个地方时，分析能从这个社区赚到多少美元，真是太有意思了。你的工作十分优秀，使我们的公司更为优异。”巴菲特建议哈金斯要“斟酌一下”广告词，绞尽脑汁构思一条，力争能同可口可乐公司“世界上最好的饮料”，或者康胜啤酒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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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自落基山脉的纯正山泉”相媲美，就好像哈金斯早上嚼着玉米片就能构思出一条广告语，并且还能像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一样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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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年的下属这样描述巴菲特那类似戴尔·卡内基的管理方式：“当他想给你增加工作时，他总是先夸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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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横杆每次稍微升高一两英寸，跳高运动员仍然成功跨越时，他就会充满信心，相信自己能够跨越更高的高度，这一效应就像一条细小的水流：它轻柔而又持续不断地给人施加压力，让人感觉十分美妙，最后却会使人疯狂。因此，当巴菲特的注意力减弱时，这是必然的，为他工作的人似乎可以舒口气了。哈金斯受到最初狂热激情的迷惑，一口气替巴菲特同几家糖业贸易杂志签了约。最后，巴菲特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新的兴趣上去，他也就终止了这项工作。“查理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糖果生产商，”他写道，“但是我仍然只会读这些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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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发现，自己只是喜欢拥有一家糖果公司，而不是经营打理。
在家中也差不多，巴菲特会同人开诚布公，坦诚相待，“请来我家做客吧，我真的很想见你”。然后，他又埋头看报去了。当他们真的来了，他也顾不上接待，显然他们的出现满足了他的愿望。但是有时他也会滔滔不绝、长篇大论，弄得客人精疲力竭地离去。苏珊已经见识了他那变幻莫测的热情。
沃伦仍然迷恋他的妻子，不断在公开场合称赞她，把她抱在腿上。但是在家中，他总是躲在屋内搞自己的工作，需要被人照顾。苏珊在她的朋友面前称他为一块“冰山”。然而，他们的关系依然如初，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她的感觉除外。他很满意，他分析这是因为她喜欢给予，通过接受她的关爱，他也使她感到满足。考虑到他们的过去和她平常待人接物的方式，以及对他的关心，他没有理由有其他的想法。不过苏珊自己的愿望却改变了。她就像一台具有情感的自动售货机，现在不仅仅要照顾沃伦一个人，还要照顾更多的人。最近，她还照顾过艾丽斯·巴菲特，因为她正在痛苦地与癌症抗争。不过这一次，苏珊也渴望着被别人照顾。
因此，当苏珊的丈夫在奥马哈以外开拓新的业务或者躲在办公室中沉思时，苏珊待在家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她出去吃午饭、晚饭，或者晚上和朋友去爵士乐俱乐部，到处旅游。她现在结交了一大批比她年轻的新朋友。他们十分钦佩她，慷慨而又亲切地公开赞美她，对她充满热情，甚至是坦率的爱慕。但是他们不太像她收养的孩子，更像真正的朋友，就像她所有的朋友一样，都很需要她的关爱。
在家中，苏珊已经开始注意她的儿子彼得了，虽然他沉默寡言、行为怪异，她仍然把他当作朋友、心腹和精神支柱，因为他已经长大，马上就要上中学了。
苏茜现在住在林肯市，上了内布拉斯加大学。豪伊现在刚上高中，苏珊正在致力于把他送进大学。她带他参加辩论会，帮他积蓄能量，在高中履历中增光添彩。沃伦像平常一样，非常高兴委托她担负所有的责任。
无论何时，任何事情只要能够用到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苏珊都能成功地说服沃伦负起责任，投身进去——而不仅仅是开支票。她的朋友罗德尼·韦德和其他黑人社区的领导想开办一家少数族裔所有的银行，以增强该社区的荣誉，促进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了促进“黑人资本主义”，他们找到了巴菲特和他的朋友尼克·纽曼，他曾经拉着沃伦一起参与到了当地的民权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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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在奥马哈是一个很受尊重的人，而且巴菲特也喜欢银行，他刚刚加入奥马哈国民银行的董事会，这是该市最大的一家银行，是他长期以来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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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行业，只要盈利比开支多，他都有天然的、理性的偏爱。因此，他愿意倾听韦德的话，不过他更想知道少数族裔开银行是否切实可行。由于他们希望这家社区银行能够吸引各种各样的客户，因此他雇用彼得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到另一家少数族裔所有的银行外面，计算有多少人进去，并且按种族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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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统计让沃伦很乐观，因此，他加入了内布拉斯加州社区银行的董事会并成为一名顾问，同时也邀请了鲁安–切尼夫的约翰·哈丁加入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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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告诉这些创办人，如果他们能以股票的形式从黑人社区筹集到25万美元，董事会的顾问们将筹集同样数额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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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在一辆拖车上设立了办公室。“沃伦，你真是聪明啊，”乔·罗森菲尔德说，“当我们邀请人们拿钱来投资时，你在半夜可以开车离开，把整个银行都搬走。”
多数经理和董事会成员——包括巴菲特的棒球球友鲍勃·杰布森都是黑人，大部分都是生手，为了规避风险，巴菲特采用他的教学方式，竭力去培训这些创办人，使他们掌握严格的借贷标准。他强调银行不是慈善团体或者社会服务机构。他每月都参加银行的董事会议，常常是一直持续到晚上。不过，对于他所拥有的公司，他从来不干涉日常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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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哈丁每天都待在银行里，以确保账目收支平衡。“社区管理层的出发点往往是好的，”哈丁说，“但是没有财务技能。”当人们向巴菲特申请更多的钱来弥补不良贷款时，他严词拒绝了。韦德感觉巴菲特“不理解贫穷的周期规律”，并且“从不明白他作为一个富人在我们这个贫困社区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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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菲特理解这些账目，他知道银行通过放松借贷标准和发放无法回收的贷款，对任何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只能给他们惨痛的财务教训。因此，这家银行勉强维持了几年，而没有一点儿发展。
他寻找机会采用其他的方式来提供帮助。当时，苏珊的一个朋友哈利·史密斯开始把一些黑人小孩的名单转给她，这些孩子都因缺钱而上不起大学，苏珊开始成千美元地捐助。“我要先问问沃伦。”她反复地说。“苏珊，你也有钱，为什么不自己决定呢？”史密斯吃惊地问道。“不，不行，”苏珊总是这样回答，“必须通过沃伦。”史密斯发现这有点儿不可思议，像苏珊这样富有的人在涉及钱时，还要她的丈夫来做决定。
[44]
因此，尽管是苏珊负责家庭的基金，但是他们仍然一起管理基金和捐助活动。如果没有沃伦的阻止，她可能会捐赠巨额的资金。这些基金会提供小额助学金，不过它没有专业的管理机构。要做好称职的管理工作，需要超前思维：如果将来某一天这些基金全都用尽了会发生什么？不过沃伦感觉，将来的这一天遥遥无期。苏珊此时此刻怀着满腔的激情帮助别人，不过仍然需要有人为将来未雨绸缪。
一年前，沃伦像许多步入40岁的人一样，身体健康方面敲响了警钟。有一次，他正在加州的撒纳特家吃饭，突然，他的一个手指开始肿胀。原来，当天早上他因小小的感染而服用了双份的盘尼西林，希望能够应付过去。作为外科医生的伯尼·撒纳特怀疑是过敏反应，立即给他服用了抗组胺剂，同时劝说他立即去医院。
[45]
巴菲特不想去医院。1971年，他饱受了疾病的折磨，前一段刚刚受到沙门氏菌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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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苏珊说他是一个糟糕的病人，对医生和医院有股莫名的恐惧感。
[47]
因此，他只是让苏珊开车回到他们夏天度假租住的家中。但是，他的手指继续肿胀，同时头昏脑涨，病情恶化。她慌忙找到一个医生，请他立即给沃伦医治。不过医生坚持要把他送到急诊室。此时，沃伦已经快失去意识了，急诊室的医生们立即行动，竭尽全力挽救他的生命。
三天后，他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医生告诉他，他很幸运。他对盘尼西林过敏十分严重，如果再次服用，可能会危及生命。由于他还在恢复中，罗伊和玛莎·托尔斯想让他振作起来，因此给他带了一本《花花公子》杂志。但是，他还是太虚弱，没法自己拿着看，只能让苏珊来帮他翻页。不过苏珊翻得很快，总是遭到沃伦的抱怨。
在经历了这次生死劫后，他回到奥马哈的家中，仍然像以前一样痴迷于他的事业。退休，在巴菲特看来，就是意味着不再充当受托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就会一直投资下去。他永远也无法放弃竞争——到现在已经到了难以割舍的地步，以至于有一次，6岁的乔纳森·勃兰特——他朋友亨利和洛克萨妮·勃兰特的儿子——同他对弈，当沃伦似乎要输时，他怎么也无法忍受了。当比赛接近尾声时，他开始猛烈反攻，直至战胜小乔纳森。
[48]
看到丈夫一定要打败小乔纳森·勃兰特，苏珊对沃伦的固执也无可奈何。“无论沃伦想要什么，他都能得到。”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多年前沃伦的小妹伯蒂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愿望总能实现。
[49]
一次，苏珊和一个朋友前往得梅因去拜访一个作家——大屠杀幸存者埃利·威塞尔。她要在当地的一个犹太人集会上演讲。苏珊在某个朋友家的甜点会上遇到了米尔顿·布朗——他现在就住在那里——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
[50]
有一阵子，她对他们的关系突然中断感觉很遗憾。她现在公开征询密友的建议，如果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是否还来得及。尽管她很少谈论自己的问题，或者表现出自恋倾向，她仍然承认自己的婚姻陷入了危机。虽然她十分不快，但是仍然没有采取行动直接抱怨她的苦楚，或者离家出走。相反，她只是和米尔顿旧情复燃。她似乎日益被加州吸引，她已经爱上这个地方。沃伦一家租住的别墅在拉古纳海滩的翡翠湾，比海平面高50英尺，坐落在一群豪华别墅区中。
[51]
沃伦尤其不喜欢购买房产。他认为把钱花在这上面等于浪费，不能有所增值。苏珊不断地向他唠叨钱的问题。“如果我们富有了，”她说，“你就要到那所房子去，找到主人问她愿意卖多少钱。无论她要价多少都要买下来。不过我知道我们现在还不富有。”在他们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苏珊最后通常都能够从他那里要到钱。巴菲特最后派遣罗伊·托尔斯的妻子玛莎——一个精明的谈判高手去找房屋的主人洽谈。在同房主讨价还价后，她把价格砍到了15万美元。
[52]
罗伊·托尔斯给沃伦打电话，告诉他：“真是个坏消息，你把它买到了。”
[1]
Carol Loomis,“Hard Times Come to the Hedge Funds,”Fortune,January 1970,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Loomis articles that showcase Buffett’s opinions.
[2]
Book value. Tangible book value was $43.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partners,October 9,1969.
[3]
Ibid.
[4]
The more inquisitive partners may have discovered that Berkshire Hathaway owned Sun Newspapers by reading its 1968 annual report.
[5]
Letter to partners,October 9,1969. Buffett explained that he expected stocks to yield about 6.5% after tax for the next ten years,roughly the same as a“purely passive investment in tax-free bonds.”Even the best managers,he said,were unlikely to do better than 9.5% after tax. Compare this to the 17% return he had projected to partner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artnership and the 30% average he had actually achieved.
[6]
Letter to partners,December 5,1969.
[7]
According to Buffett,a couple of them never were able to find anyone they trusted to manage their money,and one ended up working as a fortune-teller in San Diego.
[8]
Letter to partners,December 26,1969.
[9]
This statement is intriguing since Buffett had just named Dow Jones as the stock he would like to own on a desert island. However,the Sun was not a good investment.
[10]
Emphasis added by author. By then,a small cult of Buffett-stalkers monitored his holdings,and curiosity about Buffett’s intentions was rife among many partners. The importance of a clear statement of his intentions—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obsessive secrecy—should have been unmistakable (at least with hindsight).
[11]
Buffett indulged in a bit of score-settling with the underwriters in his letter to partners of December 26,1969,saying that the deal was pitched “with a heavy weight”placed on a comparison to Sperry & Hutchinson,the nearest competitor,but shortly “before the stock was to be offered,with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s much lower but S&H virtually unchanged,they indicated a price far below their former range.”(Blue Chip at the time had declined significantly.) “We reluctantly agreed and felt we had a deal but,on the next business day,they stated that our agreed price was not feasible.”
[12]
It was a little unclear what the filling stations’ actual beef was. They had given out Blue Chip stamps and made money doing it. If there were five stamp companies in California,they might have given out stamps that cost more,and it isn’t clear that they would have made more money—they might have made less.
[13]
This takes into account the approximately 90, 000 shares of Blue Chip Stamps that were still tied up in BPL because of the delay in the sale.
[14]
DRC’s 1971 annual report discloses $841, 042 of notes issued“in exchange for common stock of an affiliated company”due on varying dates,or within twelve months of the death of Warren E. Buffett. DRC continued to issue these notes until 1978,for a total of $1.527 million. During the first year the notes were also payable at the payee’s demand. Apparently the notes were reissued with this term eliminated in 1972 (according to the 1972 DRC financial statements).
[15]
1970 Annual Statement for Re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Nebraska,Berkshire Hathaway,Diversified,and Blue Chip,Forms 10-K and annual reports to shareholders.
[16]
Interview with Verne McKenzie.
[17]
Interview with Rhoda and Bernie Sarnat.
[18]
Interview with Charlie Munger.
[19]
Through chunks of stock large enough to almost certainly block an unfriendly takeover.
[20]
Blue Chip sales peaked in 1970 at $132 million.
[21]
A&P’s discounting program,Where Economy Originates,prompted other supermarket chains to adopt discounting in 1972.“The Green Stamp Sings the Blues,”Forbes,September 1,1973.
[22]
From the files of Berkshire Hathaway.
[23]
Interview with Bill Ramsey. The sale occurred because Laurence A. See,son of Mary See and a founder of the firm,had died,and Charles See,his brother and executor of his estate,mentioned to an attorney acquaintance while on vacation in Hawaii that he might want to sell. The attorney told Bob Flaherty,who worked for Scudder,Stevens,and Clark,and Flaherty talked to Ramsey,who was also a client of the firm.
[24]
From Margaret Moos Pick,See’s Famous Old Time Candies,A Sweet Story. San Francisco:Chronicle Books,2005.
[25]
Interview with Ed Anderson.
[26]
Buffett and Munger paid 11.4x trailing twelve months earnings for See’s (i.e.,a price equal to over eleven years’ worth of the company’s earnings—at the past twelve months’ earnings rate). This was a remarkably high price/earnings ratio for Buffett,who rarely paid more than ten times earnings.Paying more than book value was also unprecedented. Susie told at least one friend that he “bought it for her,”because of her chocolate obsession,which sounds like something he might have said as an endearment.
[27]
Since 1960.
[28]
Letter from John W. Watling to Harry W. Moore,December 3,1971. Buffett was particularly involved in tax aspects of the deal. He wrote a detailed memorandum outlining a proposed structure for the company’s trademarks in order to obtain a tax basis equal to the effective purchase price without incurring the tax costs that a sale would entail under tax law at the time,such as depreciation recapture and investment tax-credit recapture. Price Waterhouse,the accountants for See’s,apparently were pleased that Buffett had done their job and wrote a memo concurring with his proposal and explaining how it would be executed (letter from Price Waterhouse & Co. to William F. Ramsey,January 18,1972).
[29]
This account is an amalgamation of interviews with Munger and remarks at the Berkshire Hathaway 2003 annual meeting. Warren Buffett and Charlie Munger,“What Makes the Investment Game Great Is You Don’t Have to Be Right on Everything,” 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Vol. XVIII,Nos. 3 and 4,Year End 2003 Edition.
[30]
Interviews with Ed Anderson and Chris Browne. Buffett’s reasoning in situations like this and Berkshire was that he needed the stock to get control. However,his allies could have kept their stock and voted with him. Indeed,in his younger days when he had less capital,Buffett had arranged such voting blocks.
[31]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Chuck Huggins,December 28,1971.
[32]
During the early 1970s,the price of sugar increased sixfold. Although most news stories focused on the price of meat,sugar and cocoa were the commodities that experienced the most wrenching price increases.
[33]
At the time a cult product that people carried home on airplanes after encounters on vacation inColorado.
[34]
Narrative is based on correspondence among Warren Buffett,Stanley Krum,and Chuck Huggins,1972. In a letter dated later in 1972,Buffett the teetotaler also says,“Maybe grapes from one little eighty-acre vineyard in France are really the best in the whole world,but I have always had a suspicion that about 99% of it is in the telling and about 1% is in the drinking.”
[35]
This is the lament of a number of the managers.
[36]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Chuck Huggins,September 25,1972.
[37]
Interviews with Tom Newman,Raquel Newman.
[38]
Buffett also would have gone on the board of his favorite company,GEICO,had the SEC not concluded that it would be a conflict because Berkshire Hathaway already owned an insurance company,National Indemnity.
[39]
Interview with Peter Buffett.
[40]
Each of the advisory-board members invested about $7, 000. Control of the bank was retained within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Some blacks did not want white investors.“They just thought we were trying to put something over on them,I guess,” Buffett says.
[41]
Interview with John Harding.
[42]
Interview with Larry Myers. According to Myers,Buffett continued this level of involvement for seventeen years. An advisory board is different from a regular board position and normally requires less time commitment.
[43]
Roger Lowenstein,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 NewYork: Doubleday,1996.
[44]
Interview with Hallie Smith.
[45]
Interview with Rhoda and Bernie Sarnat. Buffett recalls the story as well.
[46]
At an anniversary party for the Thompsons a few weeks earlier,the Buffetts’ cook served what came to be known throughout Omaha as the “poisoned chicken.”Except for a rabbi and his wife,who ate tuna,everyone present came down with salmonella. By then,Buffett was so wellknown that the episode made the Omaha World-Herald. Interview with Rabbi Meyer Kripke.
[47]
Interview with Ron Parks.
[48]
As Buffett tells this story he lost the game,but according to Roxanne and Jon Brandt,he was determined not to lose to a six-year-old—and won.
[49]
According to a friend,Susie began to verbalize this attitude around the late 1960s. She later said these words,as quoted,to Charlie Rose in an interview.
[50]
Interview with Milton Brown. Several sources confirm that Susie was frequently in contact with Brown during this period.
[51]
Interviews with Racquel Newman,Tom Newman.
[52]
His mortgage was $109, 000 in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