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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华尔街之王
43 法老王
奥马哈 1980—1986年
500名心情愉悦的富翁穿着礼服，系着领带，走过红地毯，来到纽约豪华的大都会俱乐部，为巴菲特庆祝50岁生日。此时，伯克希尔–哈撒韦每股价值375美元，巴菲特夫妇的资产净值比一年半前翻了一番还要多。
[1]
因此他们可以轻松地租到这个地方。在来宾中，还有些不太知名的人士，比如演员加里·库珀的女儿。苏珊订购了一个大蛋糕，有六大箱沃伦钟爱的百事可乐那么大。他还让他的老伙计唐·丹利把威尔逊投币弹子机公司当年的资产负债表带来了。
[2]
巴菲特开始收集他早年商业活动的资料，并把这些东西当作圣物一样，带着一丝崇敬展示给人们看。它们的存在，重新向人们证明了他取得的成就。
苏珊从旧金山带来了她的乐队，他们站在舞台中央，深情地为她的丈夫献上了一首改编的《舞到布法罗》：
沃伦受够了糖果
手中拿着优惠券
……
歌词描述了巴菲特最近的商业活动：他收拾好行李，放下所有一切来到布法罗就是为了买下价格被低估的股票。
苏珊的主要节目，平淡无奇却甜蜜悦耳，拉开了一个话题讨论的序幕。巴菲特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当着他的面一一列举他掌控的公司和投资，就像数念珠上的小珠子一样。巴菲特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杂乱的眉毛像常春藤的卷须。他穿着礼服，系着领带，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尴尬了。现在他打造的全新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一样，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不断地给念珠增添新的珠子。巴菲特更加雄心勃勃地搜寻并买进股票，并且已经摆脱了多年前“烟蒂”型股票和法律诉讼的困扰。“复利”这一伟大的发动机像奴仆一样正在为他的财富辛勤劳作着，他的财富正在以几何级数飞速增长，公众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身家飞涨。巴菲特的方法仍然没变：评估投资价值，规避风险，保留安全边际，专注，做自己能够胜任的事，让复利发挥实际功效。任何人都可以理解这些简单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去实施。尽管巴菲特使这一过程看起来毫不费力，但是实际上，在这些背后隐含着大量的工作，需要他和他的员工一起去努力。尽管他的商业帝国逐渐扩展到整个美国，从伊利湖边到洛杉矶的市郊，但基威特大厦一直都是中心——这座外表安静、实则充斥着忙碌不停的人的商业圣殿，其地面却铺着亚麻油布地板，摆满了已经褪色的破旧的钢架结构家具。每进行一项新的投资，人们的工作就会增加不少，但是在总部工作的员工人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巴菲特仍然关着门办公，而格拉迪丝则守在门口。十分富有的比尔·斯科特现在只工作半天，其他时间他要去波尔卡乐队排练。新来的经理迈克·戈德伯格加强了总部的力量。维恩·麦肯齐负责财务工作。员工们很少离开他们的小办公室，除非是到会议室秘密开会，而小会议室只能容纳4个人。茶水间里也没有人聊天。经过对《布法罗晚报》的投资一战，这里出现了短暂的安逸，麦肯齐这样说道：“从来没有像这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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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测试一下里克肖塞尔的热力学定律的人发现，“太阳”（巴菲特）虽温暖，但他过于专注了，并且他的头脑反应很快，同他谈话会被“晒黑”的。“我的大脑太累了，”一个朋友说，“我必须等恢复了脑力以后才能去见他。”一位曾经的员工说：“和巴菲特一起工作，会感觉大脑好像整天都被敲打着一样。”
巴菲特精力充沛，激情洋溢，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青年。他似乎记得每一个读过的事实和数据。他能激发人们自愿接受困难的工作，并坚信他们能够创造奇迹。而且巴菲特极能容忍别人的嘲讽和缺点，却不能容忍别人浪费他的钱财。他热切渴望结果，对其他人的能力十分信任，并且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他是不一样的，因此他长期以来都低估了人们的工作负荷。巴菲特就像太阳一样，每个人都在围着他转，他自己却感觉不到里克肖塞尔的热力学定律。
人们说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我从来都没想这么做。有些人喜欢使用压力，我从来不这样，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却有许多人说我这样做了，于是就肯定我是这样的了。
在这个腹地之外管理伯克希尔和蓝筹印花公司子公司的那些经理可就太幸运了，因为巴菲特基本上让他们独立经营，他的管理技巧就是找到一些像他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的完美主义者，然后就放任自流了，不过要对他们“卡内基化”——关注、赞扬，以及运用戴尔·卡内基的其他方法时不时地敲打他们一下。对多数人来说，其他方法就不必再用了。
20世纪70年代，巴菲特做出的股票交易决定是在漫长的熊市中公然蔑视悲观的情绪，大胆地冒险投注。当时失业大军不断壮大，物价以每年15%的速度飞涨。这一赌注之所以突然取得成功，多亏了孤注一掷的卡特总统，他在1979年任命了一位新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沃尔克把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提高到14%，从而控制了通货膨胀。1981年，新总统罗纳德·里根开始大幅减税，并撤销对商业活动的管制，同时大力支持沃尔克的举措，尽管他的政策引发了许多争议。但之后经济和市场经历了两年半的阵痛，在1982年底的时候，80年代的牛市开始突起，股票的价格终于赶上了企业利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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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期，巴菲特大部分的投资资金都来源于一个流动的金库，即保险和赠品券（印花）的浮存金。尽管国民赔偿公司的业务仍然繁荣兴旺，但蓝筹印花公司的销量却继续萎缩。虽然预付费的赠品券提供的浮存金在逐渐减少，但是这些资金投资的项目却正在收获丰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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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法罗晚报》业绩的彻底扭转意味着巴菲特和芒格不用再讨论蓝筹印花公司这笔最大的投资是否即将失败。《布法罗晚报》开始稳步实现赢利。1983年，他们最终同蓝筹印花公司商议好了价格，伯克希尔将其全部收购——这是他们从麻烦中摆脱出来的最后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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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芒格现在是共同合伙人了，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成为合伙人——尽管芒格最多也只能算个次要合伙人。
巴菲特把芒格选为公司的副董事长，他现在持有伯克希尔2%的股份。芒格也是韦斯科金融公司的总裁和董事长，同庞大的伯克希尔相比，韦斯科金融公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兄弟，但却是芒格自己的。它就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嘴中的一根意大利面条，只剩一点悬在外面，巴菲特没有吞进去。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东明白他将来一定会把它吃进去，因此不可避免地全都开始哄抬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价。
芒格对巴菲特思想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他金融方面的影响。他们的想法十分相似，他们在商业活动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巴菲特很容易为一些交易陶醉，并且立即敲定协议，而芒格有时则会否决这些交易。他们对股东的态度是一致的。随着并购工作尘埃落定，在1983年的年度报告中，这两人向伯克希尔的股东们阐释了他们的一套操作原则。他们把这些原则称为“所有者导向原则”，而其他任何公司的管理层，都不会告诉股东这些东西。
“尽管我们形式上是公司，但实际上却将股东视为合伙人，”他们写道，“我们不把公司看作企业资产的最终所有者，相反，把它看作股东拥有这些资产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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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陈述看起来很简单，却意味着要推翻以前的公司管理原则。现代的公司主管一般都把股东看作一群很讨厌的人，或者很吵闹，或者很安静，可以去取悦，也可以忽视，他们当然不是管理者的合伙人或者老板。
“我们不搞财务游戏，”巴菲特和芒格说，“我们不喜欢大量举债。我们经营的目的是取得长期的最佳收益。”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也许被认为是陈词滥调，但很少有管理者能够这样坦诚地陈述。
同时，巴菲特在那年的年报中也写道：“不管购买的价格多么高，我们也没有兴趣出售伯克希尔旗下任何赚钱的业务，也不愿意出售次一等的业务。”即使这会影响他们的绩效。“我们只是期盼着他们能够多少赚点儿钱，只是希望他们的管理方和员工之间的关系能融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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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加里·莫里森是一个暗示，他刚刚接替伯克希尔的肯·蔡斯的工作，蔡斯在勤勉地工作了数十年后于1982年退休。此时，巴菲特已经关闭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并且削减了新贝德福德1/3的生产线。
纺织行业每年大概只有10分钟的时间是赚钱的，全美一半男西装的衬布是由我们生产的，但是没有人会走进裁缝店说：“我要一件灰色条纹西装，请用伯克希尔的衬布。”我们工厂生产的布成本要比其他工厂高，而资本主义是靠节俭发展起来的。我们从当年的供应商西尔斯公司那里获得奖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他们供货。我还是西尔斯公司董事长的私人朋友，他们说：“你们的产品很不错。”而我们会说：“那一码加半分钱怎么样？”他们回答：“你们开玩笑吧。”因此，这一行很不好做。
莫里森没有去“生钱”，相反，他请求巴菲特给他现金以便升级纺织厂的硬件设施，但被巴菲特断然拒绝了。
然而，巴菲特仍然坚持保留这些处于困境的纺织厂。因此，让他卖掉其中一家利润丰厚的公司——罗克福德银行——就更不可能了，对他来说，那就像没有打麻醉药就实施牙齿根管手术一样。但是，他又必须这么做。《银行控股公司法案》规定他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伯克希尔才能继续持有非银行业的股权（尤其是保险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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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罗斯纳最终从联合零售公司退休时，巴菲特很不情愿让他走。罗斯纳的下属曾经取笑他的管理方式，但十分肯定的是，当他们接管公司后，联合零售公司的业绩迅速下滑。好几个月的时间，维恩·麦肯齐都辛苦地在纽约的服装区来回奔波，想把该公司兜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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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发现一个买主愿意出50万美元，而该公司每年最多也只能为伯克希尔创造200万美元的利润。
伯克希尔一些子公司的运作十分独立，因此，你很难判断它们是管理得法的公司还是随波逐流的公司。在韦斯科金融公司，路易斯·文森蒂拒绝被别人掌控，并且成功地向巴菲特和芒格隐瞒了他的阿尔茨海默病，长达数年之久。
“我们并不经常看见他，”巴菲特说，“并且他在尽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克服疾病带来的影响。再者，我们也不想看到他患病。查理和我都十分喜欢他，我们不想听到这个噩耗。”
“路易斯·文森蒂十分果断、聪明，并且很诚实和精干，”芒格说，“他所经营的储蓄和借贷公司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后一家采取计算机系统管理存款账户的公司，因为雇用社区大学的学生做兼职以手工操作，成本仍然很低。你能了解我们看到后十分吃惊。他是个思想古怪、独立自主的人，为人很好。我们都很喜欢他，发现他的病情后，我们仍然让他继续工作，直到他疾病发作被迫入院治疗。他喜欢工作，并且从来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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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芒格把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诙谐的寓言，这表明他们想让更多公司即使在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经理的管理下，也能取得成功。
巴菲特对阿尔茨海默病很在意，他对自己拥有过人的记忆力感到十分自豪，而他的母亲已变得十分健忘。利拉似乎总是生活在过去，她的状态好像很不稳定，并且总是生活在幻想中。她经常回忆巴菲特小时候在浴室洗澡的事——他嘴里发出奇怪的响声，手脚不停地在水中扑腾。健忘症正在侵蚀着她的记忆，现在她已经七八十岁了，儿子是她最主要的快乐之源，但是和她待在一起时，沃伦仍然很紧张。这一点儿也不足为奇，因为她偶尔还会大发雷霆。现在，家中的每个成员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拿起电话，听到电话那头她愤怒的骂声。所有的受害者都会跑到苏珊那里寻求安慰，她会说：“你要理解这只是偶尔发生而已，并且她对其他人也一样，不仅是你，沃伦和多丽丝已经忍受多年了。所以不要在意她说了什么，她并不是针对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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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是孙辈中唯一一个没有受到利拉斥责的人。她有时说他很像霍华德，尤其是走路的样子，因此，这也很可能是她不斥责他的原因。但这种相似只是表面的，彼得在即将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前辍学了，同玛丽·卢洛结了婚。她是一个离过婚的单身母亲，比他大6岁，还有一对4岁大的双胞胎女儿——妮科尔和埃丽卡。彼得对她们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她们把姓也改成了巴菲特，成了苏珊的最爱。沃伦正在想办法培养彼得对伯克希尔的兴趣，最后派他的门徒、苏珊先前的网球教练丹·格罗斯曼去同他谈工作的事，但是彼得对此毫无兴趣。他的兴趣在音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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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持有的伯克希尔的股票换成了3万美元现金，创办了一家唱片和音乐制作公司——独立声音（Independent Sound），在旧金山他的公寓中开始创作乐曲，玛丽则是他的经纪人和推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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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和彼得的关系很亲密，因为他们都喜爱音乐。她继续心不在焉地开创自己的音乐事业，同一对制作人马文·莱尔德和乔尔·佩利一起努力。她把他们带到奥马哈，到旧市场的爵士乐俱乐部参观。为苏珊工作，让他们感觉好像是在为“他们最喜欢的英语教师”创作短剧。苏珊没有炫耀自己的富有，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听说伯克希尔收购了一家报纸和喜诗糖果公司的事情，所以他们认为，“也许她会用糖果来支付我们的薪水”。
最后，他们要为苏珊创作一个节目，她要在纽约的戴尔莫尼克饭店登台表演，参加纽约大学的义演。她希望他们能够创作一个反映她个性的节目——一个波西米亚的吉卜赛人，淘气、狡黠而又幽默风趣。然而，到了最后，她却唱了传统的大杂烩，仍然是1977年那些充满深情和激情的经典歌曲：《一串珍珠》《重相逢》《你今夜的样子》《人偶娃娃》《搭乘A号列车》和《好似旧日时光》等。
在义演时，当巴菲特看到观众对他的妻子欢呼雀跃时，他两眼放光，面露喜色。莱尔德和佩利意识到，炫耀巴菲特那才华横溢、漂亮的妻子会让他十分自豪和快乐。似乎对他们来说，同许多商业人士不同，苏珊的表演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同观众联系的一种方式，并且满足了她丈夫的某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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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尔德和佩利戏称自己是“音乐小白脸”，成了苏珊歌唱生涯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随着苏珊一起去见彼得，并且到位于拉古纳的家中创作歌曲，因为她一直在考虑自己是否能够从音乐方面开创职业生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苏珊的女儿苏茜，因为她已经搬到了华盛顿，在那里，凯瑟琳·格雷厄姆对她很关心，安排她做助理编辑，开始是在《新共和》杂志社，后来到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1983年11月，她再婚，在纽约的大都会俱乐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这次是嫁给艾伦·格林伯格，拉尔夫·纳德的公益律师。格林伯格具有和巴菲特一样冷静的分析思维，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专注于研究工作的人。巴菲特夫妇立即就接受了他们的新女婿，并且人们都注意到格林伯格是多么像苏茜的父亲——理智、冷静，善于拒绝。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华盛顿的一座别墅里，却把大部分的房间都租了出去，他们自己只住了一套很小的房间。当苏茜出售她所持有的伯克希尔的股票时——市价已经达到了每股将近1000美元。
豪伊的第一次婚姻和他的姐姐一样，也没有持续多久。他垂头丧气地对父亲说起此事，而他父亲曾经告诉他换个城市可能会对他有益，并建议他到伯克希尔的一家子公司工作。受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吸引，豪伊在旧金山的喜诗糖果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苏珊安排他和丹·格罗斯曼住在一起，巴菲特已经把丹安排到了伯克希尔在旧金山的一家小保险公司，当时是因为这家公司遇到了问题。豪伊从拖地打扫卫生、维修保养工作开始做起，之后获得晋升。同时，他也风流成性，到处招惹是非。巴菲特告诉他至少要在喜诗糖果公司干上两年，豪伊准备接受现实，但是他没有继续住在格罗斯曼家，而是搬到了拉古纳的别墅里，在那里他感觉更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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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豪伊同德文·莫尔斯在埃默拉尔德湾打了一场双人网球。德文是一位温柔忧郁的已婚女士，金发碧眼，有4个女儿。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豪伊爬到网球场旁边的一根柱子上去调整钟表的时间，结果从上面摔了下来，把脚扭伤了。她送他回家，并出去给他买了点食物送回来。他们从此开始交往，而他也得知她正想离开富有的丈夫。在豪伊采取了一系列冒险举动之后，德文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她与豪伊的关系日益升温。最后他们把孩子们从德文的前夫家接了过来。她的前夫是一个枪支收藏家，家中摆了好几百支枪。1982年，豪伊成功说服德文，一同搬到了内布拉斯加州，那里的一位法官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巴菲特和格拉迪丝·凯泽作为见证人也出席了他们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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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巴菲特有6个继孙了，很快，又增加了一个孙子，因为豪伊和德文生了一个儿子，小霍华德·格雷厄姆·巴菲特，就是后来著名的豪伊·B。巴菲特十分喜欢孩子，但是和他们在一起时，他常常感觉很尴尬和拘谨，不知道如何逗孩子们玩。因此，他仍然像以前对自己的孩子们那样——把他们都交给了苏珊，全家聚会时，苏珊就会热情地担当起祖母的角色。她也立即在她已经丰富的旅行线路中增加了一条：到内布拉斯加州看望孙子们。
巴菲特更为关心的是豪伊的工作问题。起初，豪伊在房地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真正的兴趣是做个农场主。由于他没有资金，巴菲特同意买下一个农场，然后租给他的儿子——这种安排很像他高中时曾经做的那样，雇用工人在他的农场工作。豪伊在内布拉斯加州四处奔波，代表他的父亲勘察了100个农场，并同卖主讨价还价，巴菲特坚决认为农场就像“烟蒂”一样，他不会多出一分钱。最后，豪伊选中了特凯马的一个农场，巴菲特支付了30万美元。
[18]
尽管拿了豪伊支付的租金，但是巴菲特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农场。就像对待苏珊喜欢的画廊一样，他也没有任何兴趣，只是出钱。他认为农场是一个过度竞争的生意，就像男士西装的衬布一样。“没有人会到超市去购买豪伊种的玉米。”他说。
[19]
虽然巴菲特竭力通过金钱来控制自己的孩子，但他却从来没有花时间教他们如何理财，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他对手下人也是这样做的：他感觉聪明的人自然会弄明白这件事。他给了孩子们伯克希尔的股份，却没有强调这在将来会对他们多么重要，也没有解释复利，更没有对他们说可以借钱但不能出售股票。现在，他那些致股东的信，经过卡罗尔·卢米斯的编辑加工，已经涉及了很多金融问题，毫无疑问，他认为这些信，再加上他的榜样示范，已是十分充分的教育。但是，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自己的孩子恐怕比那些合伙人更需要教导。
巴菲特不太在乎孩子们怎么处理自己的股份，毕竟，他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体的，出售股票也就是卖给了他。即使这样，他也不希望孩子们依靠伯克希尔过上安乐富足的生活。相反，他认为孩子们的未来以及伯克希尔的未来，最终不是通过所有权的关系实现的，而是通过慈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管理着巴菲特基金会的股份。
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就彼得·基威特的去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这是奥马哈一位近似神话的人物。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了自己对遗产和慈善事业的看法。彼得·基威特父子公司（Peter Kiewit Sons’Inc.）据说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建筑公司，曾经被称为“道路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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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和基威特从来没有做过交易，但是基威特拥有《奥马哈世界先驱报》的股份，巴菲特则是该报的董事。
基威特没有儿子，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住在基威特大厦顶层的一套公寓里，伯克希尔的总部也在这座大楼里。基威特乘电梯上下班。巴菲特十分羡慕这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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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威特也是巴菲特类型的人，他是一个严厉的老板，工作中十分节俭，经常给他的员工们灌输一些简明扼要的小语录。
这家公司是他愿意为之付出心力的事业，他精益求精，虽然会满意，但从不满足。“声誉就像是精致的瓷器，”他说，“价值昂贵，不易获取，但是却很容易破碎。”因此，在做出道德决策时，“如果你不确定是对还是错，就考虑一下你是否愿意把它登在晨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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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菲特很像，基威特也喜欢给其他人施加重压。
他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有三个方面：基威特是个亲身实践的经理，不愿吸引公众的注意，并且他似乎只是看起来十分节俭。在奥马哈时，他开着一辆有四年车龄的旧福特车，生活十分简朴，为的是给员工树立榜样。但是他在棕榈泉度假时，却开着一辆凯迪拉克，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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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基威特都实践着沃伦·巴菲特对生活的想法。当基威特去世时，巴菲特的悼词不仅对他大加赞赏，同时也表达了他会永远记着他——这是巴菲特有史以来写得最动情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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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开始，”他写道，“（基威特）缔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公司之一……尽管并不是最大的，但可能是全美建筑业最为赚钱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是因为基威特能够带领成千上万的员工不懈努力，坚持追求卓越和高效。”
“基威特绝对是一个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他继续写道，“公司的利润全都用来扩大生产力，而不是为其主人积累财富。
“在本质上，如果一个人花的比挣的少，那就是在为未来积累‘财富提取单’。日后，他就可以兑现早期的积蓄，少挣但是还能多花。他也可以将财富传给其他人——在活着时以礼物的形式，或者在他死后作为遗产。”
巴菲特写道，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把他全部的“财富提取单”都用来建造和维护他在圣西米恩的城堡。他每天都派人往他的私人动物园里运冰块，供北极熊使用，就好像埃及法老劳民伤财地建造金字塔一样。巴菲特曾经深入思考过金字塔的经济学问题。他说：
这全都是经济问题，许多形式的给予和花费都是经济问题。那真是疯狂，恐怕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却认为这很棒，因为这给许多建造“金字塔”的建筑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但他们错了，他们只考虑了投入，没有考虑产出。
为自己建造金字塔，必然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你当然应该付钱，应该纳税。我要强迫你为社会做出巨大的回报，这样，就可以建造许多医院，同时也能令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
在这篇文章中，巴菲特特别提到，有些人赚钱是为了传给子孙后代，使得好几百名后裔“可以花费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所创造的，他们整个一生所花费的都是从社会资源的银行提取来的”。巴菲特发现结果十分具有讽刺意义。
他说：“在乡村俱乐部时，我听到人们在谈论福利循环的弊端，比如某个女孩在17岁时生了一个孩子，她得到了一些食物券，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地提供这种依赖。同样，有些人也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生的食物，甚至一生都吃不完。但是他们不是找了一位福利官员，而是找到了一个信托基金管理人，他们不是得到了食物券，而是一些能够分红的股票和债券。”
巴菲特写道：“彼得·基威特在社会这个银行里存储了大量的资产……但是支取的却很少。”基威特只把自己5%的财富留给了家人，其他的全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用来造福他曾经生活过的地区的人们，这也是他活着时的人生目标。公司的大部分股份继续由他的员工们持有，基威特已经确保他们只能内部互相买卖。“彼得·基威特对社区和同胞们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和服务。”巴菲特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许多慈善家中，巴菲特也很尊敬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也是观点很独特的思想家。卡内基在美国许多贫穷的社区建造了公共图书馆。卡内基基金会曾经选派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到美国接受医学教育。
[25]
1910年，弗莱克斯纳的论文揭露了医学院丑闻，震惊全美，弗莱克斯纳说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巨资以改革医学教育。洛克菲勒也想解决一些因缺乏正常资金支持而无法运作的难题。他发现贫穷的黑人大学缺少富裕的校友，没有办法改善办学条件。“实际上，约翰·洛克菲勒成了这些大学的‘友人’，”巴菲特说，“他解决这些难题，根本不考虑它们是否受人关注，他对它们的支持也总是慷慨的。”
此时，巴菲特基金会共有72.5万美元的资金，每年捐赠出的不足4万美元，几乎全都花在了教育上。
[26]
苏珊管理着巴菲特基金会，这也反映了他们共同的人生观——应该用钱回报社会。如果苏珊有权支配这些钱，她很有可能迅速捐出大量的钱，但是巴菲特不急于这样做。他认为让金钱随着时间而增加，通过复利会生出更多的钱用来捐款。当然，到1983年时，他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了。从1978年到1983年底，巴菲特夫妇的资产净值取得了惊人的增长，从8900万美元猛增至6.8亿美元。
随着巴菲特变得更加富有，朋友们、陌生人、慈善团体全都蜂拥到基威特大厦向他要钱。有些人确实急需救助，向他真诚地请求，而有些人则感觉用他的钱理所当然。慈善组织联合之路、大学、癌症患者、教会、心脏病人、无家可归者、环保运动、当地的动物园、交响乐团、童子军、红十字会等都值得扶持，但他们得到的答复都一样：如果给了你钱，我就应该每个人都给。巴菲特的一些朋友同意他的做法，但有些人还是很困惑：一个这么慷慨的人，可以花费大量时间帮助他人，给他们提建议，出谋划策，却在钱财上那么小气。
巴菲特仍然在滚雪球般积累财富，并承诺在死后会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这就有点像《爱丽斯漫游奇境记》中白皇后的“明日果酱”。“在他死后”就相当于永远不会兑现，也是一种让他不会过早死去的预防手段，这是巴菲特非常关注的事。用白皇后的方式来拒绝别人是一种奇怪的进行自我强化的方式。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夫妇的朋友、亲人，或者家庭成员中至少有9人曾经企图自杀或已经自杀。不久之前，他朋友的儿子在圣诞节前夜开车掉下了悬崖。接着，里克·格林的妻子安，在他们的儿子8岁生日前几天开枪自杀。所以，巴菲特对自杀不由自主地耿耿于怀，在这种背景下，他这样想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不过，他自己想要尽可能长寿——一直挣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巴菲特常常明确表明自己的坚定决心，要快速赚钱，同时不让家人和基金会接触这些钱，这最终激起了朋友们的反对。里克·格林曾经给乔·罗森菲尔德写信探讨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的可能性：“如果沃伦成为世界一流的雪橇犬，并且看见这个世界除了毛发和小目标还有更多的东西，他会做些什么呢？”
[27]
巴菲特集团在巴哈马群岛的莱福德岛集会，在戴呼吸管潜泳和深海钓鱼的间隙，乔治·吉莱斯皮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主题是“孩子们（和慈善机构）都要等待”。几年前，巴菲特曾经说过，他每年只会给孩子们几千美元，并且告诉他们等他死后可能只会分到50万美元的遗产。
[28]
他认为，“这些钱已经足够让他们做一些事情了，却不足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只是享受”。
[29]
这句话成了他的箴言之一，多年来他不断重复着。“沃伦，那是不对的，”巴菲特之前的一个合伙人拉里·蒂施说，“如果在12岁之前没有被惯坏，他们就不会再被惯坏了。”
[30]
在卡罗尔·卢米斯的强烈要求下，《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封面文章，题目就是“你会把财富都留给孩子们吗”，许多人回答“家人第一”。
“我的孩子们要在世界上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们知道，不论他们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的。”巴菲特说。但巴菲特认为，“只因为他们出生在富人之家”，就为他们创建信托基金，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生所需的食物券”——可能会“伤害很大”，并且是“反社会的行为”。
[31]
这是头脑清醒的巴菲特，也正像他曾经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的，当他的孩子们开始蹒跚学步时，他就想等看到“这棵树能成为什么样的材料”时，再决定要怎么给他们钱。
[32]
然而，巴菲特也做出了决定，他会做一些捐赠——尽管微不足道，却机动灵活。1981年，他制订了一项独特的慈善计划，由股东们选择一个慈善团体，然后伯克希尔–哈撒韦从每股股票中提出两美元捐出。伯克希尔不派发股息，但是这一计划允许股东们直接指导公司的慈善捐款活动，而不是由高管或者董事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慈善团体，接受赞誉。该计划不需要太多的钱，但是巴菲特这么做，正是在逐渐松开拳头。股东们也喜欢这样做，该计划的参与度几乎总是接近100%。
对作为信息采集者的巴菲特来说，捐助计划最终也被证明是个十分有价值的工作。这让他洞悉了每一位股东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他用别的方法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这些信息。巴菲特总是不知疲倦地充满了好奇心，十分想了解每一个股东的情况，就好像他们也是他的大家庭成员一样，他其实正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53岁的巴菲特已经“退休”两次了，他正在思考慈善和遗产问题。很显然，让他身心交瘁的正是退休问题。他开玩笑说要工作到死，他十分推崇年迈的经理如吉恩·阿贝格和本·罗斯纳。但是，现在他们都退休了，路易斯·文森蒂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因此，这也许就不足为奇了——巴菲特下一步会同一位89岁高龄的老妇人达成一项协议，这是他所遇到的最长寿的人。
[1]
From $89 million at the end of 1978 to $197 million in August 1980.
[2]
Interview with Charlotte Danly Jackson.
[3]
Interview withVerne McKenzie.
[4]
Affiliated Publications—bought for $3.5 million，jumped to $17 million after nine years.
The Washington Post
—bought for $10.6 million，now worth $103 million. GEICO—bought for $47.1 million，now worth almost seven times that，$310 million. Berkshire’s total common stock portfolio was worth double its cost.
[5]
Buffett and Munger took out a loan of $40 million from Bank of America National Trust and Savings Association for Blue Chip to protect against a rush of redemptions，according to Munger’s testimony in the Blue Chip case.
[6]
In 1976，the U.S. District Court in Los Angeles had said that Blue Chip no longer had to dispose of one third of its business，recognizing that it was impractical after management contacted more than eighty potential buyers and had no serious bids. Sales shrank from $124 million to $9.2 million. The woes of the
Buffialo News
，which Blue Chip owned，made valuing Blue Chip problematic until 1983，given Buffett’s proportional interests in the different companies versus other shareholders，principally Munger.
[7]
Berkshire Hathaway 1983 annual report.
[8]
In 1984，during a period of relatively high infiation，the union agreed to a wage freeze.
[9]
The Bank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56 placed restrictions on bank holding companies (those owning more than 25% of two or more banks，i.e.，the J. P. Morgans) owning nonbanking interests，in order to avoid monopolistic control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It was amended in 1966 and again in 1970 to further restrict the nonbanking activities of one-bank holding companies (such as Berkshire). In 1982，it was amended to further forbid banks from engaging in insurance underwriting or agency activities. In 1999，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repealed parts of these acts.
[10]
Interview with Verne McKenzie. According to him and Buffett，Associated was never able to recover from the disintegration of urban centers after the 1960s and adapt to the new culture required to sell discount dresses in shopping malls.
[11]
Interview with Charlie Munger.
[12]
Interview with Howie Buffett.
[13]
Interviews with Dan Grossman，Peter Buffett.
[14]
Interview with Peter Buffett.
[15]
Interviews with Marvin Laird，Joel Paley.
[16]
Interview with Howie Buffett.
[17]
Ibid. As Susie Jr.says，“When Howie dies，it will be no ordinary death. It will probably be by falling out of a helicopter into a polar bear’s mouth.”
[18]
For a four-hundred-acre farm.
[19]
Interviews with Howie Buffett，Peter Buffett.
[20]
Peter Kiewit Sons’ Inc. was founded by the original Peter Kiewit，a bricklayer of Dutch descent，in 1884. Dave Mack，“Colossus of Roads，”
Omaha
magazine，July 1977; Harold B. Meyers，“The Biggest Invisible Builder in the World，”
Fortune
，April 1966.
[21]
When Kiewit died，Buffett got the chance to take an apartment in Kiewit Plaza. He would have loved to do it，but Astrid didn’t want to leave her garden. So they stayed on Farnam Street.
[22]
“Peter Kiewit: ‘Time Is Common Denominator’”
Omaha World-Herald
，undated，approximately November 2，1979; Robert Dorr，“Kiewit Legacy Remains Significant，”
Omaha World Herald
，November 1，1999; Harold B. Meyers，“The Biggest Invisible Builder in the World”;interview with Walter Scott Jr.，Peter Kiewit’s successor，who also had an apartment at Kiewit Plaza.
[23]
Interview with Walter Scott Jr.
[24]
Peter Kiewit died on November 3，1979. Warren Buffett，“Kiewit Legacy as Unusual as His Life;”
Omaha World-Herald
，January 20，1980.
[25]
Buffett read Flexner’s autobiography three or four times and gave copies to his friends.
[26]
$38, 453 for the year ended June 1980，of which $33, 000 went toward colleges，the rest toward local organizations. Five years earlier，in June 1975，the foundation had assets of $400, 000，with gifts of $28, 498 to similar organizations.
[27]
Rick Guerin letter to Joe Rosenfield，October 1，1985.
[28]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Shirley Anderson，Bill Ruane，and Katherine (Katie) Buffett，trustees of the Buffett Foundation，May 14，1969.
[29]
Richard I. Kirkland Jr.，“Should You Leave It All to the Children?”
Fortune
，September 29，1986.
[30]
Larry Tisch as quoted by Roger Lowenstein，
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
.New York Doubleday，1996. Tisch is deceased.
[31]
Kirkland，“Should You Leave It All to the Children?”
[32]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Jerry Orans，cited in Lowenstein，
Buffett
.
44 B夫人
奥马哈 1983年
1893年，罗斯·格列利克·布鲁姆金出生于俄国明斯克地区谢德林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她共有7个兄弟，全家挤在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小木屋里，父亲是个贫穷的犹太教拉比
[71]
，买不起床垫，全家人只好睡在稻草上。
“从6岁起，我就开始梦想自己的生活，”她说，“我的第一个梦想是去美国。”
[1]
13岁时，因为爱惜她崭新的皮鞋，罗斯赤脚步行18英里，来到离家最近的火车站。她口袋里有4美分，为了省钱，她把这4美分藏在火车的座位下，一直藏了300英里，直到抵达最近的城镇戈梅利。在那里，她一连去了26家店铺找活儿干，最后，一家干货店的老板收留了她。“我不是乞丐，”这个4英尺10英寸（约1.47米）高的小女孩说，“我的口袋里有4美分。让我在你家过一夜吧，我很能干的。”第二天早上，她开始工作，“我为客户服务，把货物摆出来，在其他人还没拿笔计算时我就算出账来了。快到12点时，老板问我是否愿意留在那里工作”。
[2]
16岁时，她已经成了经理，手下管理着6个大男人。“不要担心男人们，妈妈！”她在给妈妈的信中这样写道，“他们都很服从我！”
[3]
4年后，她嫁给了伊萨多·布鲁姆金，戈梅利一位卖鞋的小贩。
[4]
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皇的军队在俄国胡作非为，滥杀无辜，这促使罗斯下定决心移居美国。但他们的钱只够一个人的路费，罗斯让丈夫先去美国，自己继续攒钱。两年后的1916年12月，罗斯开始了她的美国之旅，她登上了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朝着中国进发。
火车一直行驶了7天，最后她来到了后贝加尔斯克的边境。正要进入中国时，罗斯被一位俄国士兵扣下，她告诉这个士兵，她正在为军队采购皮毛，并且保证回来时给他带一瓶梅子白兰地酒。也许是出于天真或者仁慈，士兵放她通过了边境。她立即乘火车经过中国的东三省，最后抵达天津。此时，罗斯的行程已经达9000多英里，几乎穿越了整个亚洲。
[5]
在天津，她低价购买了一张船票，乘船前往日本，一路经过广岛和神户，抵达横滨。在那里，她等候了两个星期，然后设法搭乘上一艘名叫“阿瓦·玛露号”的运花生的货船前往美国。“阿瓦·玛露号”在太平洋上从容不迫地行驶了6个星期，终于到了西雅图。“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花生，”她后来回忆道，“我还以为自己永远也到不了这里。”
[6]
她带着硬邦邦的黑面包上船，但是一路上身体太虚弱，吃得很少。
[7]
经过近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她终于在犹太人的普林节那天抵达西雅图，一路上饱受疾病的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一上岸，就有希伯来移民援助社的工作人员上前迎接她，为她提供了一些符合犹太教要求的清洁食物，并且安顿她在旅馆住下。“当我抵达这个国家时，”她说，“我认为我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人。”
[8]
希伯来移民援助社的工作人员在她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名字以及“艾奥瓦道奇堡”，这是她丈夫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在那里靠收垃圾谋生。他们把她送上火车，一路穿越明尼阿波利斯抵达道奇堡。抵达后，美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想办法帮她找到了丈夫伊萨多，夫妻终于重新团聚。不久之后，罗斯就生下一个女儿，叫弗朗西斯。
两年后，罗斯仍然说不了几句英语。夫妇俩感觉十分孤单，于是决定搬到一个讲俄语和依地语的地区，因此他们到了奥马哈，这里吸引了32000名移民，他们到这里修铁路，建食品加工厂。
[9]
伊萨多租了一个当铺。“你恐怕从来没有听说过当铺会破产。”他说。
[10]
很快他们又添了三个孩子，路易斯、辛西娅和西尔维亚。她每次往俄国寄50美元，最后把10个亲戚也带到了美国。同她的丈夫不一样，她仍然不太会说英语。“我真是太笨了，”她说，“在这方面我就是不开窍，孩子们也教我英语。当弗朗西斯开始上幼儿园时，她说：‘我要教你怎么说苹果，怎么说桌布，怎么说小刀’。”
[11]
当铺的生意十分冷清，在大萧条期间，他们几乎破产。接着，罗斯接管了当铺。“我知道该做什么，”她告诉她的丈夫，“大件物品要廉价出售。”“你用3美元进了一件货，然后以3.3美元卖出去，只加10%的利润！”当他们进的过时衣服滞销时，罗斯在全奥马哈城散发了1万份广告，上面写着他们的商店可以为人们供应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全套行头——内衣、西装、领带、鞋、草帽，并且只需花费5美元。仅一天时间他们就赚了800美元，比他们前一年的全年利润都多。
[12]
商店的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开始销售珠宝、旧皮大衣和家具。接着罗斯开始以寄售的方式低价销售崭新的皮大衣，使得生意取得了飞速发展。
[13]
她的人生哲学是：“与其使自己遗憾，不如让他人恨你。”
很快，客户就开始从罗斯这里购买更多的家具。开始时，她陪着他们到批发商那里购买，她自己加10%的利润卖给客户。后来她发现，这和当铺的生意不同，销售家具是一个“快乐的生意”。因此，1937年，她从一个兄弟那里借了500美元，在她丈夫当铺的地下室里开办了一个家具店，叫布鲁姆金家具店。但是家具批发商不想把家具批发给她，因为他们的经销商抱怨她以低价出售产品。因此，罗斯只好跑到芝加哥，找到了一个支持她的人，从他那里订购了价值2000美元的商品，付款期限为30天。时间很快就到了，但她却没钱支付，于是她把自己家里的家具以低价卖掉，还清欠款。“孩子们回到家时，看到这一切放声大哭，”她回忆道，“我只好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卖掉床和冰箱，整个房子空空荡荡的，他们很理解，他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14]
当天晚上，她从商店取回几张垫子，全家人就睡在地上。“第二天，我带回来一台冰箱和一个炉子，”她说，“孩子们全都破涕为笑。”
[15]
在学校里，别人家的孩子们常常找她儿子路易斯的麻烦，嘲笑他有个开当铺的爸爸。儿子很痛苦，但是对他们的嘲弄置之不理，放学后继续在店里帮忙，并且学习成绩仍然很好。在上高中时他就学会了开车，常常四处运送沙发，一直忙到半夜。他的母亲，现在已经创办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店，并且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除了卖家具外，罗斯也兼营其他副业，在狩猎季节，她出售和租赁勃朗宁自动猎枪。路易斯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在地下室里测试这些枪，他用渣煤砖当靶子，练习射击。
[16]
1941年，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路易斯当时还是十几岁的青年，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学生，但是他只上了几个学期就退学参军了。在战争期间，他和母亲每隔一天就写一封信。他的母亲那个时期陷于失望的情绪中，因此他鼓励她不要放弃。
[17]
由于那些大批发商拒绝给内布拉斯加家具店供货，罗斯成了家具“走私者”，坐着火车在整个中西部地区四处奔走，以高于批发价5%的价格从梅西百货公司和马歇尔–菲尔德公司大量购买家具。路易斯说：“他们能看出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很喜欢她，而且愿意向她介绍新产品，比如推荐一套刚刚上市的餐厅组合家具——这套家具很难做，价格不菲，但是她仍然买下了它。”罗斯说：“那些批发商越是抵制我，我越是努力工作。”
[18]
你不可能拥有整个国家，这个国家属于每一个人，这是她的观点。
[19]
慢慢地她开始憎恨那些大亨。“你落魄时，他们对你不屑一顾，”她说，“当你开始挣钱时，他们就会巴结你。呸，谁需要他们啊？”她的口号是：“薄利多销，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不拿回扣。”
[20]
当她做成一桩买卖时，她会告诉手下人：“在他们还没有改变主意之前，赶紧给他们送货。”
[21]
在突出部之役（又称阿登战役）中，路易斯荣获了紫心勋章。战后，他在1946年回到了奥马哈的家中，继续工作。他学会了做生意的一切技巧：进货、讨价还价、盘点、记账、运送和摆放商品等。对罗斯来说，没有人能比得上路易斯。她对雇员很苛刻，常常会大声呵斥他们：“你这个浑蛋！懒鬼！”但是，在她把这些人解雇后，路易斯会重新把他们找回来。
4年后，商店的生意十分兴旺，但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让销量急剧下滑。罗斯决定扩大业务范围，开始销售地毯以增加效益。她到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公司，告诉他们自己要为一栋大楼购买地毯。他们以3美元一码的价格卖给她3000码莫霍克地毯，然后她以3.95美元零售给客户，是标准售价的一半，不过，她曾经对马歇尔–菲尔德公司撒谎这一事实似乎在多年后给她带来了麻烦。
[22]
罗斯以比其他经销商低价的销售方式，成功地在地毯零售业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莫霍克地毯厂把她告上了法庭，控告她违反了最低价格政策——根据这一政策要求，生产商有权要求其零售商按照规定的最低价格销售产品。罗斯只身应诉。“我对法官说：‘我没钱请律师，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我辩护。法官大人，我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加10%的利润出售商品，这有什么错呢？我没有强迫客户购买啊！’”
[23]
审判只持续了一个小时，法官就驳回了对方的起诉。第二天，这位法官径直来到内布拉斯加家具店，购买了价值1400美元的地毯。
尽管家具店销售地毯取得了成功，但出于战争的原因家具仍然滞销，罗斯仍然没法给供货商支付货款。最后，奥马哈一位友善的银行家韦德·马丁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我不能拿这些商品当饭吃啊。”
[24]
于是，他借给她5万美元，借期90天，但是罗斯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在担心怎么还钱的问题。她想到了一个主意，租借奥马哈市政礼堂，然后在礼堂里摆满沙发、餐桌和餐椅、咖啡桌、电视机等。她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她和路易斯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极其真诚，却又利用了战时物资奇缺的特点。
这正是你所需要的！减价销售！紧缺商品？空话！我们不能拿它们当饭吃！我们必须卖掉它们。过去的60天里，我们采购了大量的商品，都没地方存放了。是的，我们进的货太多了，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吃了它们，通常我们在6个月里也卖不了这么多。因此我们要开展该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降价促销活动……45000平方英尺的地方，摆满了价格低廉的名牌产品，等着你来挑选。
这则广告吸引了许多人，就好像马戏团来城里表演一样。
[25]
仅三天时间，家具店就卖出了价值25万美元的家具。奥马哈的人们现在都知道罗斯·布鲁姆金和她的家具店就是打折家具的代名词。“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欠过一分钱。”她说。
[26]
同年，伊萨多死于心脏病。罗斯和路易斯继续经营着家具店。渐渐地，“B夫人”成了奥马哈家喻户晓的名字。人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光顾她的商场：结婚、购买第一套房子、孩子出生或者得到升职。布鲁姆金大量进货，降低开支，并且只赚取10%的利润。1975年，一次龙卷风把他们位于西区的商店的屋顶掀掉了，但是她和路易斯毫不犹豫地把所有商品全搬到城里的商店，继续营业。“如果你的价格最低，即使你在河底，他们也会找到你的。”她说。他们确实会这样的。有一次，商店起火，她就给消防员送了几台电视。
[27]
“B夫人”知道如何做一件事情后会立即去做，不会犹豫不决、反复琢磨。她会买下标价5000美元的桌子或者签30年的租约，购买房产或者解雇员工。她不会停滞不前，只是不断发展。她做事十分专注，如果你做的事达不到她的标准，即使只差一点儿，她都不想和你谈论它。她十分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在那些事情上，她不愿意欺骗自己。
到1980年初，罗斯和路易斯·布鲁姆金已经打造了北美最大的家具城。在这块3英亩的地方，他们每年可以销售1亿美元的家具，是同等规模商场的10倍。
[28]
从那时起，每年的销售额都会增加，无论经济形势是好是坏，无论奥马哈繁荣还是萧条。
[29]
当她开始创建家具城时，奥马哈那些在她之前曾经兴旺发达的竞争对手，全都销声匿迹了。其他的经销商来到这个城市，想同她竞争。罗斯仔细调查了他们的展销厅，然后和路易斯发起打折大战，导致他们最终破产，不得不落荒而逃。“B夫人”的家具商场垄断了该地区一半的市场——比西尔斯百货公司、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塔吉特公司以及其他所有的家具和用品零售商加在一起还要多，甚至艾奥瓦州、堪萨斯州和达科他州的客户也开始驱车到她的商场采购。
她全都是靠自己发展起来的，她的客户越来越广泛，停车场上停满了从100英里以外赶来采购的人开来的汽车。
[30]
罗斯现在成了著名的“B夫人”，甚至她的家人也这样称呼她。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早饭只吃水果和蔬菜，从来不喝酒。但几丝白发已悄然出现在她打着发蜡的黑色发髻中，随着她以年轻女人的活力在商场里健步如飞地四处走动，时不时地她还要通过大喊或挥动手臂来强调某事。随着她在谈判中越来越强势，她对那些供货商也越来越狠。“7美元？如果这样，我们明天就会破产。”她对一个报价嗤之以鼻。
[31]
以前那些对她不屑一顾的批发商现在都拜倒在了她的脚下，祈求她的原谅。她很喜欢这种感觉。
如果你想卖给她2300张茶几，她在一分钟内就能决定她可以付多少钱，多长时间能卖出去……然后她就会从你那里进货。她会拖到最后一刻，这时暴风雪即将来临，你要离开该死的奥马哈，不能误了航班。她可是个十分不好对付的人。
[32]
她一周工作6天半。“这是我的习惯。”她说。在她的头脑里，商品展销厅就是她的家。她的二女儿辛西娅·施奈德在装修母亲的房子时，摆放家具的方式都“和商场里的陈列方式一样”，因为“这是唯一可以使她感觉舒服的方式”。
[33]
灯罩仍然用塑料盖着，有些家具还挂着价签。“我只用厨房和卧室，”B夫人说，“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天亮，这样我就又可以去工作了。”
在周日的下午——一周里她唯一不在商场的时候，她开车带着路易斯在城里四处转悠。“我看着其他商店的橱窗，”她说，“计划着对零售店主展开攻势，思考着‘我们给他们多少钱’之类的问题。”
[34]
她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努力工作，都是受到她母亲的激励。她的母亲曾在苏联经营一家杂货铺。以前罗斯每天醒来都能看见母亲在洗衣服，或者凌晨3点在烤面包。“为了赚3分钱，她会背着100磅的面粉走过20个街区，”她说，“这让我伤心不已。”
[35]
因此，她对难民和移民有一种亲切感。有时她会安排他们在财务部工作，并且告诉他们：“算账不需要英语也能干。”
[36]
1982年，《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对她进行了一次采访。她说这么多年来好几次有人想收购她的公司，都被她拒绝了。“谁能买得起这么大的一个商场呢？”她告诉路易斯，伯克希尔提过一次。巴菲特在几年前就同她谈过，但她却告诉他说：“你得想法把它偷走才行啊！”
[37]
一年后，巴菲特听说布鲁姆金家正在同德国汉堡的一家公司洽谈，该公司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城，同他们的运营方式一样。布鲁姆金家族要出售了！“你不用想就知道这真是太好了，能够同B夫人合伙可真是求之不得啊。”巴菲特说。
[38]
也许这次他们是认真的。在20多年前，罗斯曾经把巴菲特叫到她的商场，对他说她正在考虑出售商场。巴菲特真的想为伯克希尔买下这个家具城。他走进商场，看到一个矮矮胖胖的妇女正在训斥一群男人，他们靠着墙站着：那些都是她的孙子、女婿和侄子们。她转过脸来对巴菲特说：“看我身边这些家伙，如果我把商场卖给了你，你可以把他们赶走。一群没用的懒蛋，他们都是我的亲戚，我不能赶他们走，但你可以赶他们走，一群懒蛋、懒蛋、懒蛋。”
“她就这样训斥着他们，将近一个小时。‘懒蛋’这个词重复出现了好多次。”这些人早已经对罗斯见怪不怪了，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然后，她就打发我走了。我已经表达了我的目的。”巴菲特曾一直渴望着买下这个商场。
[39]
“她认为只有路易斯最能干，并且十分完美。”当她表扬路易斯时，通常会这样说：“哦，太棒了，你做得真是太棒了。”
[40]
如果布鲁姆金家族打算出售其商场，现在正是时候。B夫人的两个膝关节都已经做过置换手术，她把大部分日常工作交给了路易斯打理，但她自己仍然掌管着地毯部。“地毯业务吸引着她，令她着迷。”路易斯说。
[41]
如果有人要为一个9英尺×12英尺的房间购置地毯，她会报出加了税、给优质客户打完折的价格，而这只需要几秒钟。她仍然会突然视察家具部门，甚至家人都经常不敢肯定他们自己的家具什么时候就会被她卖了。有一次，罗斯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赶紧把“放玩具的柜子清理出来”，因为来了个顾客。“当我下定决心时，”她说，“我不想一无所获。这是我的习惯。”
[42]
巴菲特先去找路易斯谈了谈。路易斯说：“你应该去见见我的儿子罗恩和艾文，将来他们要接管商场。”
巴菲特把罗恩和艾文请到他的办公室，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他给路易斯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们把商场卖给伯克希尔的利与弊。他写道，布鲁姆金家族不应该草率出手——他在用极其真诚的态度和他们打交道。“如果你们决定现在不出售，那么不久以后你们就很有可能赚到更多的钱。明白这一点，积蓄力量，然后从容不迫地寻找让你们称心如意的买主。”
接着，他写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可以卖给任何的家具公司，或者同一行业的其他人。但是“这样的买主，无论他们做出什么许诺，通常都会违背诺言，有些经理认为自己知道怎么管理你们的商场，因而迟早会插手实际的运作……他们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即使你们的业绩毫无疑问比他们的还要好，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天性仍然会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方法更好”。
随后，“他们就会在财务方面做出重大的举措，通常贷大量的资金来运作，并计划将商场再次出售，要么卖给公众，要么卖给另一家公司，只要时机有利，他们就会出手，”他写道，“如果卖主的唯一动机是套取现金，或者放弃他们的业务，那么任何一种买主都能令人满意……但是，如果卖主的产业是其一生创造的结晶，已经融入了他们的个性，和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那么这些类型的买主都有严重的不足。”
“任何买主都会告诉你，他需要你做合伙人，并且如果他很有头脑，他当然需要你。但是许多时候，出于上面讲到的原因，他们不会按照这种方式来行事。而我们会严格遵守我们的承诺，因为我们承诺过了，并且我们也需要这样做。”
巴菲特解释说，如果他买下了商场，他想让布鲁姆金家族继续做他的合伙人。如果他们回过头后感觉很遗憾，那这次的交易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失望的，包括他自己。他告诉路易斯他只插手两件事：资金分配，以及选择“最高管理层”并为其支付薪酬。
巴菲特还有其他的优势，他不是德国人。虽然德国公司的报价高达9000万美元，但是B夫人横跨亚洲，穿越9000英里，就是为了躲避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因此卖给德国公司是会受到诅咒并被逐出教门的。最后，布鲁姆金家族同意将公司卖给伯克希尔，巴菲特立即驱车前往那个20万平方英尺的大卖场签署协议。到那里后，他发现89岁高龄的罗斯正开着三轮高尔夫球车，满商场转悠，对她的雇员咆哮道：“你们这些废物！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们的。”而路易斯和她的三个女婿就站在旁边看着。
[43]
“我甚至不想进行评估，”巴菲特说，“B夫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相信你的话。”
B夫人看着她的女婿们，他们正靠着墙站着，有一个至少比她高一英尺。“诺曼同弗朗西斯已经结婚41年了，”她说，“杰里同西尔维亚结婚也有36个年头了。查尔斯同辛西娅是39年前结婚的。我告诉这些孩子：‘我不收退货。’”
她的女儿们拥有20%的股份，并且已经在这项协议上签了字。这些女婿都不傻，他们知道从德国人那里可以得到更多的钱。她对他们咆哮着：“告诉我你们打算要多少钱，我会给你们的。”她想把钱一分，然后把他们赶走，这样公司就成了路易斯的了。女婿们靠墙站着，浑身发抖，甚至想溜走。接着，她说公司90%的股份价值5500万美元。“我不懂股票。”B夫人说。她想要现金。女婿们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但是他们可能也在想，只要签完销售协议，一得到钱，就会从这里滚出去的。
“她真的很喜欢我，并且相信我。她只要对某个人的看法确定了，就不会改变。”巴菲特知道她会在眨眼之间做出决定，并且永不反悔，因此他没有什么风险了，但是，“在签约后，我告诉B夫人：‘如果你改变了主意，也没关系。’我永远也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我只是感觉到，这个产业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如果在签约后她有理由不想这样做，可以反悔——我不想让她感觉受到了约束。不过她说：‘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离开时，我告诉路易斯：‘你妈妈的口音太重了，有时我都没有完全听懂她在说什么，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误解了她的话。’而路易斯说：‘别担心，她能听懂你的话。’”
“交易完成后，我说：‘B夫人，我有句话要告诉你，今天是我的生日。’”巴菲特时年53岁。“而她却说：‘你可是在生日这天买到了一个油井啊。’”
布鲁姆金家族从来没有查过账，而巴菲特也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他没有盘点货物或者查看详细的账本。交易结束后他们握了握手。“我给了B夫人一张5500万美元的支票，而她给了我她的保证。”他说。
[44]
她的保证几乎就和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不过，巴菲特仍然希望罗斯保证自己不会后悔。
合同只是一页卡内基式的文件。开头这样写道：“你拥有内布拉斯加家具城100%的股份，这是一家十分成功的家具和日用品零售商场……伯克希尔–哈撒韦长期以来十分尊敬你们所做出的成就，因此提议从你们手中购买这一优质股票90%的股份。”
[45]
为了宣布这一交易，巴菲特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播放了公司成长历史的录像。在看录像时，B夫人的眼睛湿润了。
[46]
巴菲特找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收藏品，把它加入到他感兴趣的收藏之中，而B夫人不屈不挠的意志、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以及独具特色的个性力量则使他产生了敬畏之情。
[47]
“亲爱的B夫人，”他这样称呼她，“我已经向路易斯和他的孩子们许诺过，这项交易会让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感到高兴，从现在起5年、10年、20年之内，甚至更长远，我向你做出同样的承诺。”
[48]
巴菲特许诺给B夫人更多的自由，她已经习惯了全面控制和秘密运作，不希望巴菲特把她的财务状况公之于众。他向她保证，当伯克希尔–哈撒韦根据法律要求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陈述财务状况时，不会将家具商场的账目单独上报。
巴菲特丝毫不担心他本人或者他的下属不会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得到豁免。巴菲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板，从来不发脾气，从来不反复无常地改变主意，从来不对任何人说一句脏话，从来不责骂或者批评他的员工，对他们的工作也从来不猜疑，总是充分放权，从不干涉。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很聪明，他会做好一切。查理·芒格说：“沃伦不给人压力，他只是激发别人。”戴尔·卡内基说要给人们一个良好的声誉，这样他们就会朝着这个目标要求自己，巴菲特对这一经验十分理解。他知道怎样激发手下人实现卡内基式的伟大成就。
他对员工讲的话大意是这样的：
你太出色了，这份工作一点儿也不会花费你太多的时间，并且也不会太费精力。当然，你在下一封信中要把它提交给我。因为这项工作正好是你的强项，再找三个人也比不上你。
[49]
维恩·麦肯齐刚刚把蓝筹印花公司一团乱麻的复杂关系整理清楚，就被委派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说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一项豁免，准许B夫人免于审计的烦扰，这样就不用将她的财务秘密暴露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面前。麦肯齐开始费尽心机地研究那些烦琐刻板的政府条例，而巴菲特却信誓旦旦地鼓励他，说这对他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50]
同时，巴菲特很喜欢创新的工作，笼络新人。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路易斯和他的那些“男孩儿”，他开始在晚上8点30分开车到72号大街等着商场关门，然后，他会同路易斯、罗恩和艾文一起吃晚饭，连续几个小时谈论家具和营销。他开始带着那些“男孩儿”以及他们的妻子一起休年假。
当年秋天，巴菲特集团成员乘坐“伊丽莎白二号”游轮在北大西洋度假，波涛汹涌的海浪差点儿把船掀翻。当巴菲特的一些朋友被告知要为这次旅行提前支付125美元，并且要带上小礼服参加几次正式的宴会时，他们很是震惊。乔伊·鲁安被这一架势给吓住了，带着17个箱子来参加。
[51]
船上的食物只能算是“二流的”，其中一个成员说，日程既安排了惯例的活动，又有新加的活动：《财富》杂志的记者温德姆·罗伯逊，也是该集团的成员，谈了谈通货膨胀期间的投资；针对股票期权进行了讨论；乔治·吉莱斯皮和罗伊·托尔斯离婚分割财产的协议成了一个热点话题；汤姆·墨菲谈了谈大都会传媒公司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有线电视部门的激烈竞争；查理·芒格谈了谈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思想；巴菲特谈了谈用“博弈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这一理论基于一位先驱型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52]
——该理论认为人们在致力于增加自己的收益时，相应地也会为大家带来收益。
一直以来，巴菲特很喜欢给朋友们讲述B夫人的传奇故事和她惊人的家具城，这也是他刚刚为自己买进的赚钱机器。然而，他几乎被埃德·安德森的演讲抢了风头，安德森的讲话使这些假装正经的成员——大多数的人——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当时他解释了为什么要资助人类的性研究，还一本正经地讲述了一个变性人的故事：那人在做完变性手术后，把自己切掉的器官放到一个瓶子里收藏起来。
然而巴菲特集团的成员还是从椅子上掉了下来。除了那些因晕船而在包厢休息的人以外，其他人都被困在了大厅里，盘子从桌子上滑下来，烟灰缸滑落一地，在暴雨和强风的摧残下，游轮在海面上随着波浪摇摇晃晃，而他们却听了无数遍“永不沉没”的B夫人的故事。巴菲特集团本来计划抵达英格兰后上岸悠闲地待几天，但是他们一抵达南安普敦，里克·格林就搭乘飞机回了纽约。
虽然经历了大风的怒号，讨论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训诫、离婚协议以及瓶子里的阳具，一条信息却清晰地闪现出来：巴菲特对罗斯·布鲁姆金的爱戴和尊敬。
[53]
巴菲特为她做了个计划——他要把白发苍苍的罗斯变成灰姑娘，并且让巴菲特集团成员拉里·蒂施作为幕后策划人。
在纽约大学董事会成员蒂施的帮助下，克莱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为罗斯授予荣誉学位。
[54]
在克莱顿大学，B夫人激动不已，用手掩面，在台上大哭不止，并且连连说着：“哦……哦……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55]
然后，她说起了美国，这个使她梦想成真的国度。她给毕业生的建议是：“第一，要诚实；第二，努力工作；第三，如果你不能立即找到想要做的工作，那就告诉他们你什么都愿意干。如果你很优秀，他们会雇用你的。”
[56]
在到纽约大学参加典礼时，罗斯的家人们都很小心，以避免让她看到酒店的价格，因为她以前曾经来过纽约，并一直认为如果价格超过75美元就太可恶了。
[57]
她让路易斯带她去看看埃利斯岛
[72]
和地兰西街，但是参观城市也是很麻烦的事，因为她觉得出租车的价格有些欺人。
[58]
在授予学位的那天早上，B夫人身穿长袍参加了盛况空前的毕业典礼，她同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和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一同被授予荣誉学位。
尽管纽约大学的典礼庄严神圣，但是在被问到更喜欢哪个荣誉学位时，罗斯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克莱顿大学的，也许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购买了地毯吧。
不久之后，伯克希尔的审计员做出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第一本财产目录——商场价值8500万美元。B夫人在以6000万美元的总价（包括他们仍然保留的股份）把商场卖出去之后，一直悔恨不已，但是在接受Regardie’s 杂志采访时，她说：“我不会反悔的，不过我很吃惊……他（指巴菲特）一分钟都没有考虑（在接受报价之前），但他肯定研究过，我敢打赌他知道。”
[59]
当然，巴菲特不可能准确“知道”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值多少钱，但他的确知道这个价格有很大的安全边际。
不管怎样，他现在几乎把自己当作这个家族的一员了。当B夫人即将90岁时，家具商场搞了一次大促销，在当地的报纸上连续几天整版刊登广告，每年她的生日时都会这样做。而巴菲特会拿她生日促销的日期开玩笑。
她按照犹太教的日历计算生日，因此每年日期都不相同。我曾经还拿这开过玩笑，它确实每年都不在同一天。但是，我说她确定生日的原则是根据她什么时候最需要扩大销售，她的生日相当灵活。她顽皮地一笑，然后看着我说：“哎呀，你不懂犹太教的日历嘛。”
然而，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童话故事就变了味儿。不屈不挠的B夫人当着顾客的面向罗恩和艾文怒吼，骂他们是懒蛋。由于她过过艰苦的日子，不得不努力地工作，因此，没有谁比她更了解生意。但是渐渐地——并且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男孩儿”开始拒绝同她说话。
最后，在她95岁高龄时，孙子们把她的地毯经营权也剥夺了，她勃然大怒。这是她最后的一根稻草啊。“我是老板，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告诉我什么。”
[60]
虽然这样说，但她最终还是放弃了。她把一直没有支付的96000美元假期工资拿到手，然后离开了商场。
[61]
但是当她一个人坐在家里时，她感觉“极其孤独，无所事事，快要疯了”。
[62]
在报纸的采访中，她把孙子们斥责为“笨蛋”，甚至骂他们是“纳粹分子”。
[63]
她暗示要到北加利福尼亚州的高点家具卖场去，那是家具业最大的展销会。她突然决定再开一家商场，就在刚刚翻修过的家具城的对面。在这里，她举行了一场“车库销售”，仅一天的销售额就高达18000美元，她甚至“把一些自己的东西也拿去卖了”。
[64]
几个月后，“B夫人的大商场”还没有正式开业，但是每天的收入就已经达到3000美元。
当地一家报纸在采访时问她如何应对迫在眉睫的争夺顾客大战，她咆哮着说：“我要让他们走着瞧！”当有人说她的新商场没有足够的停车位时，她指着对面商场的停车场说：“停到那里去，他们不会注意的。”很快，她就和孙子们展开了停车场大战。她竖起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他们标价104美元，我们只要80美元。”
[65]
当美国广播公司《20/20》节目的主持人鲍勃·布朗向她提及内布拉斯加家具城时，她说：“我倒是希望它被烧成灰烬，我希望他们都下地狱去……”
[66]
早先的某个时候，巴菲特曾经说过：“我宁愿和灰熊摔跤，也不愿意同B夫人和她的子孙们有冲突。”
[67]
同以往一样，面对朋友之间的关系破裂，他拒绝支持任何一方。B夫人认为他不忠诚。“沃伦·巴菲特不是我的朋友，”她告诉一个记者，“我每年给他赚1500万美元，但是当我同孙子们意见不合时，他却不支持我。”
[68]
痛苦折磨着巴菲特，他不能容忍任何冲突，不希望同任何人关系破裂。
在路易斯的母亲罗斯看来，路易斯不会做任何错事，但是他也没办法说服她。“她认为在这里她失去了控制权，她快要气疯了。”他说。
“他总是对他妈妈很好，”巴菲特说，“她无法接受自己失去控制权这一事实，这对她来说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并且她不得不放弃她钟爱的事业，这也让她十分生气。”
两年后，B夫人的商场尽管规模仍然很小，却在一点点地发展，已经威胁到了家具商场的生意。最后，路易斯再次出面调解。“妈妈，”他说，“你最好把这个商场卖给我们，我们之间互相竞争没有一点儿意义。”
[69]
因此，罗斯打电话给巴菲特。她十分怀念家具商场，也很怀念家人。与家人分开独自居住，让她感觉很孤独。她说：“我错了，家庭意味着更多，我不仅仅需要自尊和生意。”B夫人告诉巴菲特她想回来。于是巴菲特提着一箱喜诗糖果，抱着一束粉色的玫瑰花去看望她。他提出支付给她500万美元，仅仅为了使用她的名字和她的租约。
他加了一个条件：这一次她必须签署一份禁止竞争协议，这样她就永远不能再和他竞争了。他觉得自己以前要是这么做就好了。他同99岁高龄的老太太签署一份这样的协议真是荒谬至极。然而，巴菲特十分现实，这份协议巧妙地把B夫人限制住了。如果她退休了或者出于其他原因生气而退出，不论她当时多大岁数，从那以后5年之内她不能同巴菲特以及她的家人竞争。即使她活到了120岁，巴菲特也不用担心。“我认为她可能会活得很长久，”他说，“不过我有5年时间就行了。”
B夫人仍然不会读写英语，不过，别人向她解释了这份禁止竞争协议，她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标记在上面签了字。这一和解协议轰动一时，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接着，我要确保她永远不会发脾气。”巴菲特说。他开始假惺惺地讨好这位新雇员，使她高兴，这样她就永远都不会退出，从而保证禁止竞争协议能够一直实施下去。
1993年4月7日，大奥马哈商会的商业名人堂建成开幕，罗斯被列入其中。和她一起入选的还有巴菲特、彼得·基威特和其他几位商业大亨。之后不久，巴菲特双膝微颤，战战兢兢地登上高地俱乐部的舞台，为庆祝B夫人的百岁生日而献歌，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表演。他还给当地一家剧院捐了100万美元，因为B夫人正在翻修这家剧院。
没有人敢相信，沃伦·巴菲特竟然捐了100万美元！
所有人都对罗斯·布鲁姆金大唱赞歌，但是没有一句能让她飘飘然，甚至沃伦·巴菲特给她捐助的100万美元也没有冲昏她的头脑。她感觉自己的一切，所有的财富、好运，全都应该归功于这个国家，是它为她提供了所有的机遇，造就了她的成功。在家族的活动上，她一直坚持唱那首她最喜欢的歌曲《天佑美国》，每次都会唱，有时还不止唱一次。
“我觉得承受不起这一荣耀。”对这些赞誉，她反复谦虚地说。
[70]
可是人们却认为这一荣耀，她当之无愧。
[1]
The Dream that Mrs
. B Built，May 21，1980，Channel 7 KETV. Mrs. Blumkin’s quotes have been rearranged and slightly edited for length.
[2]
Ibid.
[3]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e Blumkin，an American Original，”
Omaha World-Herald
，December 12，1993.
[4]
Ibid.
[5]
Minsk，near Moscow，is relatively close to the Eastern European border of Russia，which would have been a difficult passage during the war. Her route created a longer trip than traveling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New York by train three times，then winding back to Omaha.
[6]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e Blumkin，an American Original.”
[7]
This and most of the other details of Mrs. B’s journey are from a Blumkin family history.
[8]
The Dream that Mrs. B Built
.
[9]
Around 1915，roughly 6, 000 Russian Jews lived in Omaha and South Omaha，part of a general migration beginning in the 1880s to escape the pogroms (anti-Jewish riots) that began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Czar Alexander II. Most started out as peddlers and small-shop owners，serving the large immigrant working class drawn by the railroads and stockyards. Until 1930，Omaha had the largest percentage of foreign-born residents of any U.S. city. Lawrence H. Larsen and Barbara J. Cottrell，
The Gate Cit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7.
[10]
Interview with Louis Blumkin. His father was comparing the pawnshop to the many banks that failed during this period.
[11]
The Dream that Mrs. B Built.
[12]
Ibid.
[13]
Louis Blumkin，who says she sold for $120 coats that cost her $100 and retailed for $200 else -where in town.
[14]
The Dream that Mrs. B Built.
[15]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e Blumkin，an American Original.”
[16]
Interview with Louis Blumkin.
[17]
Ibid. They were carving out a piece of their allotments for her.
[18]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e Blumkin，an American Original.”
[19]
Interview with Louis Blumkin.
[20]
James A. Fussell，“Nebraska Furniture Legend;”
Omaha World-Herald
，August 11，1988.
[21]
Interview with Louis Blumkin.
[22]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e Blumkin，an American Original.”
[23]
Joyce Wadler，“Furnishing a Life，” Washington Post，May 24，1984.
[24]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e Blumkin，an American Original.”
[25]
The Dream that Mrs. B Built.
[26]
“The Life and Times of Rose Blumkin，an American Original.”
[27]
Joyce Wadler，“Blumkin: Sofa，So Good: The First Lady of Furniture，Flourishing at 90，”
Washington Post
，May 24，1984.
[28]
Buffett，in a letter to Jack Byrne in 1983，noted that Levitz stores averaged about 75% the size of NFM and did 10% the volume of NFM.
[29]
Buffett noted in the 1984 annual report that NFM operated with exceptional efficiency. Its operating expenses were 16.5% of sales，compared to 35.6% at Levitz，its largest competitor.
[30]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Jack Byrne，December 12，1983.
[31]
Frank E. James，“Furniture Czarina，”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3，1984.
[32]
Speech given at Stanford Law School on March 23，1990.“Berkshire Hathaway’s Warren E.Buffett，Lessons From the Master，”
Outstanding Investor Digest
，Vol. V，No. 3.，April 18，1990.
[33]
Chris Olson，“Mrs. B Uses Home to Eat and Sleep; ‘That’s About It，’”
Omaha WorldHerald
，October，28，1984.
[34]
Joyce Wadler，“Furnishing a Life.”
[35]
“Mrs. B Means Business;”
USA Today
，April 1，1986.
[36]
Bella Eisenberg letter to Warren Buffett，June 8，1984.
[37]
“I can hear my mother [saying it] now;” said Louis Blumkin in an interview.
[38]
The Dream that Mrs. B Built.
[39]
In the documentary
The Dream that Mrs. B Built
，Blumkin refers to this incident and said Buffett didn’t want to give her the price she wanted and she told him he was too cheap.
[40]
Interview with Louis Blumkin.
[41]
Possibly it might hav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her early years of sleeping on straw on a bare wood fioor.
[42]
Joyce Wadler，“Blumkin: Sofa，So Good: The First Lady of Furniture，Flourishing at 90.”
[43]
James A. Fussell，“Nebraska Furniture Legend.”
[44]
Berkshire Hathaway 1983 chairman’s letter. Initially，Berkshire bought 90% of the business，leaving 10% with the family，and optioning 10% back to certain key young family managers.
[45]
Contract for sale of Nebraska Furniture Mart，August 30，1983.
[46]
Robert Dorr，“Furniture Mart Handshake Deal，”
Omaha World-Herald
，September 15，1983.
[47]
Buffett’s sentimental fondness for Mrs. B is notable in light of her similarity to his mother in the sense of her outbursts of abuse toward her family and employees. Only rarely did he take the risk of associating with anyone who could blow up on him.
[48]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Rose Blumkin，September 30，1983.
[49]
From a retired Berkshire employee (not Verne McKenzie，the star of this anecdote).
[50]
Interview with Verne McKenzie.
[51]
Several Buffett Group members swear to the exact number.
[52]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ok IV，1776.
[53]
Interview with Stan Lipsey.
[54]
“A Tribute to Mrs. B，”
Omaha World-Herald
，May 20，1984; John Brademas，President，New York University，letter to Rose Blumkin，April 12，1984.
[55]
Interview with Louis Blumkin.
[56]
Joyce Wadler，“Blumkin: Sofa，So Good: The First Lady of Furniture，Flourishing at 90.”
[57]
Interview with Louis Blumkin.
[58]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Larry Tisch，May 29，1984.
[59]
Beth Botts，Elizabeth Edwardsen，Bob Jensen，Stephen Kofe，and Richard T. Stout，“The Corn-Fed Capitalist，”
Regardie’s
，February 1986.
[60]
Robert Dorr，“Son Says No One Wanted Mrs. B to Leave，”
Omaha World-Herald
，May 13，1989.
[61]
Andrew Kilpatrick，
Of Permanent Value: The Story of Warren Buffett/More in ’04
(California edition). Alabama: AKPE，2004.
[62]
Robert Dorr，“Son Says No One Wanted Mrs. B to Leave，”
[63]
Sonja Schwarer，“From Wheelchair，Mrs. B Plans Leasing Expansion;”
Omaha Metro Update
，February 11，1990; James Cox，“Furniture Queen Batfies Grandsons for Throne，” USA Today，November 27，1989.
[64]
Robert Dorr，“Garage Sale Is Big Success for Mrs. B，” Omaha World-Herald，July 17，1989.
[65]
Andrew Kilpatrick，Of
Permanent Value
.
[66]
Bob Brown，Joe Pfifferling，“Mrs. B Rides Again: An ABC
20/20
elevision News Story，”1990.
[67]
“A Businessman Speaks His Piece on Mrs. Blumkin，”
Furniture Today
. June 4，1984，Berkshire Hathaway 1984 annual report. Buffett used a line like this with great frequency as a tag to label a person or situation so that other parts of the bathtub could drain.
[68]
Linda Grant，“The $4-Billion Regular Guy: Junk Bonds，No. Greenmail，Never. Warren Buffett hwests Money the Old-Fashioned Way，”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7，1991.
[69]
Interview with Louis Blumkin.
[70]
Harold W. Andersen，“Mrs. B Deserves Our Admiration”
Omaha World-Herald
，September 20，1987; Robert Dorr，“This Time，Mrs. B Gets Sweet Deal，”
Omaha World-Herald
，September 18，1987.
[71]
拉比，意为犹太教教士，主持犹太教集会的主要神职人员。——编者注
[72]
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原美国移民局的驻址，也是美国移民历史的象征。——译者注
45 拖车政策
奥马哈 1982—1989年
从“伊丽莎白二号”上下来，巴菲特开始给妻子苏珊讲故事，主题可能是B夫人的逸事，也可能是巴菲特自己杜撰的发生在很久之前的故事。从这一点上来看，股神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尽管那时苏珊已经和巴菲特分居，但两人的关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电话，苏珊更是把这部称作“热线”的电话安在了自己的公寓里。每次电话响起，苏珊都禁不住要跳起来。“那是沃伦的电话！”即便是与朋友在聊天，不管对方是谁，苏珊都会把巴菲特放在第一位，当然在巴菲特不需要苏珊的前提下，苏珊的所有时间还是属于自己的。
与巴菲特分居后，苏珊曾在纽约的格拉姆西塔附近找了一间不大的公寓作为住所，后来她又搬到了位于华盛顿大街的有轨电车沿线，新住所可以看到附近海湾迷人的风景，更重要的是，这里离小儿子彼得的住所很近，彼得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就住在这里。那时的彼得依然在为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奋斗，为了支付房租，他对外出租了音乐工作室，同时也开始为别人创作音乐——只要对方肯付钱，这些客户中有学生电影社团，还有一家叫“西部影音”的唱片公司。
[1]
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于苏珊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日子，她先后失去了自己的双亲。1981年7月，父亲汤普森博士离世，仅仅过了13个月，苏珊再次面临亲人离开的悲痛，母亲多萝西·汤普森也告别了这个世界。苏珊沉湎于失去父母的悲痛中不能自拔，她的心灵和生活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意识到这些变化，巴菲特不再对苏珊的某些做法感到不理解了，他把苏珊的要求全都看作理所应当的，这个他希望去保护、去呵护的女人已经把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了奢侈品消费上，而这些钱都出自巴菲特的钱包。苏珊年轻的时候，最喜欢购买的是各种各样的祝福卡片，但是现在，苏珊更喜欢把钱花在那些知名品牌上，比如著名的皮鞋品牌波道夫。
[2]
波道夫每年推出的新款皮鞋成了苏珊的最爱，一向吝啬的巴菲特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开明了很多，因为一个近似于无情却又不争的事实是，巴菲特之所以能够掌管这么一大笔财富完全是因为苏珊的鼎力支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苏珊想用钱，不需要任何理由，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钱。面对两件皮草外套，苏珊不禁问道：“为什么我要选择买哪一件，非要给出一个答案呢？”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她根本不需要选择！
物质消费对于苏珊来说只是一方面，苏珊的资金更多的还是流向了她的朋友那里，她更多的时候还是为朋友们花钱。虽然苏珊的这些朋友肤色不同，都不富裕，但是朋友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而且没有人愿意离开这位巴菲特夫人。彼得大学时代的女朋友也一度在苏珊身边工作，担任她的秘书，而且一做就是几年的时间，直到彼得与女友即将订婚，苏珊与准儿媳的合作才趋于结束。随着朋友数量的不断增加，家族规模的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朋友、家人，包括苏珊在旧金山的随行人员总是伴随在她的左右，要是换作一般人，早就被这样几乎没有个人空间的生活击垮了，但是苏珊并不是我们眼中的一般人。离开奥马哈后，拥有巨额财富的苏珊开始了自己的“魔幻”之旅，手中的金钱就像是魔法学徒手中的扫帚一样无所不能。圣诞节前，巴菲特问苏珊：“今年的圣诞节你需要多少钱？”苏珊的回答是7.5万美元。
[3]
听到这样一个答案，巴菲特很快就在支票簿上签了字。
在苏珊的若干朋友中，最能受到她贵宾礼遇的就是那些艺术家了，尤其是那些创作型的人才，那些苏珊认为潜能尚待开发以及天赋没有得到足够认可的人，艾德华·莫尔达克就是其中之一。擅长当代油画的莫尔达克最喜欢运用明快的色彩进行创作，而这正是苏珊欣赏的。在这些人中，还有一个人得到了苏珊的特别关照，他就是比利·罗杰斯，他既是苏珊的外甥，也是最能给苏珊制造麻烦的人。罗杰斯是一位爵士乐吉他手，才华横溢的他曾先后与不同的乐队、组合合作，也曾担任过美国蓝调传奇歌手B.B.金的伴奏，他的音乐生涯中最大的成就就是作为美国爵士乐团“十字军战士”的一分子，但是罗杰斯的音乐之路却毁于毒品。结婚后，罗杰斯育有一子，他把家安在了洛杉矶，之后几年他在美国西海岸着实找回了昔日的风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罗杰斯从来没有完全戒掉毒瘾，戒毒一段时间后的复吸只能使情况更加糟糕。但苏珊从来没有放弃他，在对待罗杰斯的问题上，她总是持乐观的态度，即便罗杰斯因为吸毒把自己搞得混乱不堪，苏珊对他的态度依然很坚定，因为在她眼中，罗杰斯就是自己的孩子。
1984年，艾滋病在美国已呈蔓延的趋势。在2000多名患者因此丧命、2000多人感染的情况下，苏珊决定投身到这场抗击艾滋病的战争中，她的工作重点就是那些旧金山的同性恋者，在当时艾滋病被称为“同性恋癌症”
[4]
。那时，人们对于艾滋病的认知还远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对于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也有很多误解，这样的大背景让人们对艾滋病的抵触情绪完全转移到了那些同性恋者身上。而这种抵触情绪不断上升，最后演变成了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对，人们认为那些性取向有别于常人的同性恋者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
[5]
就在这个时候，苏珊出现了，那些之前被家庭和朋友遗弃的同性恋者从苏珊那里得到了母亲般的温暖，巴菲特夫人再一次跨越了社会伦理的界限，在艾滋病成为一场灾难、行将暴发的初期，人们总是能看到这样一种景象，一个富家已婚女子频频出现在身患艾滋病的同性恋者身旁，俨然是他们的庇护者，而这个人就是苏珊·巴菲特。
[6]
正因为如此，苏珊在旧金山的生活才变得非常紧张，这更需要一种平衡：在她与巴菲特分居的6年里（1977—1983年），在公开场合，苏珊依然是沃伦·巴菲特的妻子，但是现在，苏珊却徘徊在离婚和再婚的门口踌躇不前。知道苏珊处境的人也许会认为苏珊为了取悦周围的人而继续选择待在这个犹如牢笼的婚姻城堡中。在他们看来，苏珊这样做就是为了麻痹自己，让自己不去想真正希望得到的是什么，他们认为苏珊是那种永远都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心理需求说出来的人。但是当人们亲自看看苏珊过去的生活经历时，他们才知道这种臆想的猜测是错误的，苏珊是那种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人，她可以把自己的精力分成几份，可以同时处理几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苏珊完全有理由让人们相信她有能力处理好身边的人际关系，但她有时又把这种自信转化成了自负。在苏珊的生命中不仅仅有沃伦·巴菲特，还有另外一个男人。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苏珊这个秘密时，苏珊自己也很难说清楚，与身边的这两个男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而且超出了她的控制范围。
1983年底到1984年初，苏珊和她的网球教练约翰·麦凯布一同前往欧洲旅行，旅行的过程中苏珊不仅结识了很多欧洲的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来自奥马哈的同胞。一时间，苏珊的两种不同生活方式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84年3月，苏珊返回奥巴哈参加巴菲特母亲利拉80岁寿辰的庆祝活动，其间，苏珊并没有向巴菲特隐瞒自己的情史，告诉沃伦自己离开奥马哈搬到旧金山居住和另外一个男人有关，但同时她也承认这不是离开的全部原因。听到这个消息，巴菲特意识到这段类似于婚外恋的故事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巴菲特还感觉到苏珊所说的这个男人是在她离开奥马哈后认识的。
[7]
即便苏珊向巴菲特坦承了自己的情感遭遇，她也是有所保留的，她没有把自己的秘密完全告诉这位股票巨人，苏珊的心里已经很清楚，在巴菲特和网球教练之间，她选择了前者。她永远不会离开巴菲特，两人的婚姻也将继续下去，她没有离婚的打算。
当巴菲特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他并没有难过得选择自杀，尽管看上去似乎他有些放弃人生的念头。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几乎在一夜之间，巴菲特就瘦了10磅。那段时间里，他需要承受太多的打击，其中就包括他知道苏珊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放心地交给另外一个人使用，要知道如果巴菲特预先清楚这件事，他是打死也不会同意的。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巴菲特对位于加州拉古纳海滩的住所感到厌倦了，其实从一开始，他对这里就不是很有好感。
在母亲利拉的生日宴会上，巴菲特看起来很憔悴，但他给人的感觉还是与之前那些家庭聚会里的巴菲特别无二致。在家里，他与同居女友阿斯特丽德·门克斯的关系没有任何变化，后者并不知道巴菲特究竟出了什么事，而到了伯克希尔总部，巴菲特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用工作来麻痹自己。尽管自己对婚姻的全部幻想在这一刻成为泡影，但是巴菲特从来没有把这种想法告诉给任何人，他选择了把这一切埋在心里。
家事如此，巴菲特此时的事业同样麻烦不断，伯克希尔工厂维持下去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尽管工厂里的细纱机并没有停止转动，但这仍然无法掩盖工厂败落的事实。老式织布机像是一堆废铜烂铁拼凑起来的古董，缝纫机工作时发出的声音更像是一辆在纺纱间行驶缓慢的火车。当时工厂里只剩下400多名工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葡萄牙人的后裔，尽管专业技术优秀，但是他们年纪偏大，很多人都已经五六十岁，而且他们的英语也讲得很差，再加上长期在嘈杂的纺织车间工作，很多人的听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当时的情况是，如果巴菲特不去购买新的细纱机和纺织机等设备，工厂连一锭纱也生产不出来，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1985年巴菲特关闭了伯克希尔工厂。
[8]
如果更换新设备，工厂大约要掏出5000万美元的资金，而巴菲特最终还是选择拍卖那些老设备，不过拍卖款总额只有163122美元。
[9]
工人们对巴菲特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感到十分不解，他们希望在合同解除后得到相应的赔偿金，但是工人们得到的补偿只是几个月的工资。他们希望面对面地与巴菲特做个了断，但是却被后者拒绝了，工人们认为老板这样的做法很无情，但又能怎么样呢？也许巴菲特根本没有见这些员工的勇气。
当然，这不是工人们的错，当新机器出现的时候，工人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是自由市场改变了他们的身份。如果你已经55岁了，而且不会讲英文，只会讲葡萄牙语，你又能怎么样？在纺纱车间工作了30年，你的听力已经不能和常人相比了，所以你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也许有人说可以把这些工人送去培训，让他们接受培训后再回来就业，但是别忘了他们的背景，有些人学学初中的课程就能成为一名电脑维修师，但我们的工人不是这样！
我们的工厂放弃他们，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因此失业，自由市场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就业机会，他们也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多积极的东西，只是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保障体系。归根结底，还是社会得到的利益最多，但同时社会也应该为出现的问题负责！
尽管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但巴菲特并没有为这样的社会现实收拾烂摊子的意思。不管工人们得到的补偿金有多少，巴菲特认为那些都是工人们应得的。“市场并不完善，你绝不能指望这个社会能给你一份很体面的工作！”
由于巴菲特最终选择关闭工厂，纺织业也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成立初期资本积累过程中不堪回首的往事。根据巴菲特的规划，他认为保险业可以推动伯克希尔–哈撒韦未来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巴菲特把若干家小保险公司整合起来，新公司也因此成为国民赔偿公司的一个重要支柱。这个决定在当时曾被人称道，但若干年后，公司的发展方向却被认为远远偏离了正轨，这样的发展策略也被认为是错误的。
之后，巴菲特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最开始，巴菲特的好友杰克·林沃尔特选择退休，之后国民赔偿公司发生了诈骗事件，特别是后者带给公司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损失超过了1000万美元。尽管公司也在诈骗案发生后追回了部分损失，但这些只是保险公司所有问题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初期，巴菲特购买了不少的家庭保险公司和自主保险公司，但是这些收购并不成功，最后，这些公司不得不由其他人接手。尽管如此，这也几乎成了巴菲特所有保险公司的发展模式，也就是我们在这章标题中提到的“拖车政策”，先让这些公司陷入困境，然后求助于拖车，也就是让第三方来帮助脱离困境。这就像利用绞车从泥沼中拖出笨重的物体一样。除此之外，伯克希尔还和加州的工伤保险扯上了关系，这是一个涉及工人在出现工伤后有关工资和医疗、健康状况的赔付险种。而截至1977年，伯克希尔旗下的两家公司有一个已经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公司的经理人总是从代理商那里捞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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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巴菲特派出了丹·格罗斯曼赶往洛杉矶处理相关事宜。到了洛杉矶后不久，格罗斯曼发现自己对于保险行业简直就是一窍不通，他终于明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业，远远超出了所有的字面含义（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维恩·麦肯齐就曾亲自出差去保险经纪人那里收回了一处住宅和一部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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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一般的行业中，让公司的管理人员去处理这些事并不符合传统首席执行官们的逻辑，但是对于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尔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毕竟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格罗斯曼面对的是一家支离破碎的公司，为了解决出现的种种问题，格罗斯曼采取了“拖车政策”，他找来了极富经验的经理人弗兰克·德纳罗。事实证明，德纳罗把问题处理得很好，在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还点名对德纳罗提出了表扬。
随后，巴菲特为了增加再保险行业中的经验值，还涉足了再保险险种，这是一家保险公司为其他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服务的业务。在这项新业务中，巴菲特聘请了乔治·扬作为主管。扬非常绅士，而且业务素养很高，对于新工作，他上手非常快，公司因此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但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损失。巴菲特曾试图与扬一起解决出现的问题，格罗斯曼也因此被派到了纽约。事后，格罗斯曼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道：“真的太乱了，当时一切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巴菲特让我去和伦敦劳合社谈，让我尽可能发掘再保险业务。”不过格罗斯曼也意识到再保险是一项属于专业人员才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找来了鲁安和切尼夫帮忙，自己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投资管理的学习上。
巴菲特的一生是充满冒险精神的，除了再保险这个行业，他开发的另外一个实验性产业就是Homestate保险公司。Homestate保险公司的性质与其他公司的性质不同，它的子公司分布在美国境内的各个州。在通常情况下，被保险人更愿意和挂着“公司总裁”头衔的人直接接触。与那些“保险经理”相比，“总裁”往往更能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但是在1978年，以此为特色的Homestate保险公司的业绩并不十分出色，巴菲特用了“令人失望”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切。他发现尽管人们愿意同公司总裁直接沟通，但是那些国有保险公司却在经营管理等方面占据优势，这也就意味着Homestate保险公司需要一种全新的管理体系来改变这一切。巴菲特自己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他那种“孤注一掷、抬高价格”的标准投资技巧没有为保险方面带来巨额利润。最终，还是巴菲特的好友汤姆·墨菲的建议为巴菲特打开了局面，他告诉巴菲特要起用那些“有头脑、有社会经验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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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维恩·麦肯齐再次出现在巴菲特的视线里。这一次，巴菲特委派麦肯齐出任Homestate保险公司分公司的经理，不过麦肯齐对保险业也不精通，最终不得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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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德纳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对巴菲特更是一个致命打击。当时，德纳罗只有37岁，在这种情况下，加州的工伤保险业务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巴菲特不得不把格罗斯曼从纽约重召回来继续管理这边的事务。
这样，26岁的格罗斯曼成了Homestate保险公司的主管。在保险行业中，防止出现欺诈保险比保险销售更为重要。格罗斯曼发现那些已经投保几十年的老顾客却在骗取保险金，而且他们这么做已有数十年了。为此，格罗斯曼向巴菲特发出了求救信号，他希望得到巴菲特的帮助，但巴菲特并没有给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年轻的格罗斯曼只能靠自己来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尽管格罗斯曼在自己的这份事业上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依然感觉力不从心，甚至觉得以他当时的经验和阅历根本不能处理保险行业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项业务本身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格罗斯曼这样解释道。再看看巴菲特方面，虽然他一再表示对格罗斯曼有信心，认为他能处理好出现的所有问题，但恰恰就是这种压力让格罗斯曼透不过气来，他的婚姻也因此亮起了红灯。最终，格罗斯曼选择离开，他告诉巴菲特自己根本无法应付出现的问题。之后，格罗斯曼举家搬到了旧金山湾附近，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投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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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菲特的性格，他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员工的离开，因此他多次挽留格罗斯曼，希望格罗斯曼能继续在伯克希尔任职，但都被谢绝了。辞职前，格罗斯曼的人缘很不错，他与同事之间的感情很好，所以公司里有很多人希望格罗斯曼留下，但这种奢望最终还是落了空。在格罗斯曼看来，自己并不能轻松地承受伯克希尔内部的种种压力，他认为在公司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中——一方面，苏珊的崇拜者大多都是出于对巴菲特的尊重，而另一方面，巴菲特在公司内部有属于自己的坚定支持者，格罗斯曼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离开伯克希尔，离开巴菲特，格罗斯曼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将失去什么，所以在走的时候，格罗斯曼切断了与伯克希尔所有可能的联系。这一切，用巴菲特某位老朋友的话说，就是“格罗斯曼抛弃了巴菲特和他的公司，选择与巴菲特分离”。作为巴菲特的老友，他不能说什么，尽管他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表面上他只能表现出对格罗斯曼离开伯克希尔的遗憾。
随着格罗斯曼的退出，伯克希尔内部支持发展保险业的派系又少了一个同盟者，麦肯齐也因此变得更加忙碌，他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想如何把内布拉斯加家具城整合到巴菲特的公司里。在格罗斯曼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巴菲特邀请了麦肯锡的前顾问官、曾和里克肖塞尔一起在太平洋海岸股票交易所工作的专业人员迈克·戈德伯格，暂时代理格罗斯曼的工作。出生在布鲁克林区的戈德伯格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但又不失幽默的本色，而且这个人似乎就是为保险而生的，血液里充满了保险业的DNA。戈德伯格对于保险业完全是自学成才，他的业绩也相当不错——这多少和巴菲特有些关系，这位股市大亨是绝对不会花钱请人来教戈德伯格的（其实对谁也都是一样），一位老师都不会请，更不要说两位了。
随着戈德伯格的到来，伯克希尔内部原来的那种谦和、中规中矩的美国中西部行事作风几乎彻底被改变了。凡是他认定不合格的经理人迅速被扫地出门。随着大量经理被辞退的消息不胫而走，戈德伯格赢得了令人生畏的名声。在工伤保险业务和再保险业务两大部门中，戈德伯格招了些新人，有人顶住压力留了下来，有人受不了这里的高压环境而选择离开，还有的人没合格被淘汰了。
戈德伯格在短期内迅速取得成绩，使得人们对他的工作方法感到好奇，但是其实他的工作方法很简单，就是不断地给公司经理人打电话，然后和他们充分地深入交谈，以了解经理人对工作的态度并指出他们应如何正确地思考业务。在一片混沌中，他事必躬亲的做法非常难得，一位曾经在戈德伯格手下担任公司经理人的雇员表示，在这种环境中工作，能承受得了这种压力的人可以从戈德伯格身上学到很多。其实戈德伯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雇员表示，戈德伯格“就连叫到一部出租车都会兴奋得叫起来”！
20世纪80年代早期，戈德伯格逆流而上，使公司朝正确的航向前进。不同于令人失望的霍克希尔德–科恩公司与伯克希尔——从一开始，巴菲特也许就不应该收购这些公司，对于戈德伯格，巴菲特一向都是非常信任的，他相信戈德伯格所做的一切对于公司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待人友善、心无城府的乔治·扬在负责再保险部门工作时，却被一些不择手段的经纪人利用。坦率地说，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保险业是非常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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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也让巴菲特认清了现实，他也改变了自己的行事作风：尽量避免裁员带来的冲突，对公司经理人的批评采用迂回间接的方式，针对他们的褒奖有所保留。随着资产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巴菲特也能更加娴熟地掌控这一切了。要解析股东的信件以获得有关保险公司的信息，你要像神探福尔摩斯一样细致入微，要像夜晚的猎犬一样注意不寻常的事件——而这样的犬是不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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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近10年时间里，人们总是能听到巴菲特对身边经理人的赞美声，而现在人们从巴菲特嘴里听到这种赞美的机会越来越少，为数不多的几次是他对GEICO以及国民赔偿公司的赞美，这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得到巴菲特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的业绩非常突出。
尽管巴菲特非常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但是他从来没有中断通过书信表达对保险业的关注，特别是在1984年，在这一年他写给股东们的信件中，有关保险业的话题所占的篇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巴菲特将伯克希尔保险公司合并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面对伯克希尔业绩不景气的局面，巴菲特没有将责任推给某一位经理人或者某一家分公司，而是把责任统统揽到了自己身上。即便那些经理人及公司是应该为伯克希尔糟糕的业绩负责的，巴菲特也没有选择那么做。他用了长达7页的篇幅来描述当时保险业的状况，“循规蹈矩”般的营销模式，再加上公司出现的损失，让巴菲特的内心十分尴尬。尽管对于巴菲特这位伯克希尔的首席执行官来说，勇于为公司出现的状况承担批评与指责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在很多人看来，他是在通过自责来堵住外界对他的抨击。
虽然巴菲特知道，在那些可怕数据的背后，实质性的改善已经发生，但他还是在信中披露了种种问题。到1985年，从事保险行业的人员开始沿着巴菲特构建的轨道前进，这促进了现金流的增加，这笔资金也可以说是巴菲特今后事业成功的经济动力源。
巴菲特描述的保险业的发展模式在1985年开始爆发出它的潜力，这种发展模式与之前任何产业的发展模式都不相同，但就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前进路线为巴菲特保险公司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前进动力，抑或是前进的合力，从而使公司的股东们得到了良好的投资回报。
接下来，巴菲特将表演时间交给了戈德伯格，后者的推动将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保险产业发展到了最高峰，从此，伯克希尔的收益呈几何级数上升，甚至超过了井喷的速度。
有一天，巴菲特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某一个周六来到这里，迈克·戈德伯格和阿吉特·贾殷正在散步。”
阿吉特·贾殷的身份是巴菲特的高级助理，出生于1951年，在位于印度克勒格布尔的著名学府——印度理工学院修完了工程学位，之后在IBM驻印度分部任职三年。这之后阿吉特继续自己的学业，并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学位。与巴菲特和芒格一样，阿吉特天生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精明的人，没有什么人能够说服他，这一点恰恰是巴菲特很欣赏的地方。很快，阿吉特就进入了巴菲特完成收购B夫人家具城后重组的管理层。巴菲特认为他俩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他（阿吉特）在保险业没有任何背景，但我就是喜欢这个人，我想我和他之间有着太多的共性，你可以对那个和我一起讨论工作的阿吉特表示质疑，但是我们之间摩擦出的那种电光火石般的力量是巨大的，和我们在伯克希尔做的任何一件事相比，没有哪种力量能超过我和阿吉特共事的力量！
提到阿吉特在伯克希尔所做的决策，巴菲特表示自己并没有在阿吉特做决策的过程中给出任何自己的意见或者建议，但巴菲特在电话会议中并不是单纯地扮演倾听者这一被动角色，如果在电话会议中出现了巴菲特热衷的活动或是工作，那么将这份工作接下来的那个人肯定是阿吉特。巴菲特喜欢需要绞尽脑汁的工作和那些艰难的谈判——谈判的过程就是这样，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当事人的性格，一个人的智慧与能力很可能决定一桩买卖能否达成。在这个高度强调理性与智慧的行业里，只要参与谈判的人选正确，只要他能在适当的时候发挥正常，那么他爆发出的能量将是惊人的。巴菲特在工作中通过阿吉特“暗度陈仓”的方法表明，前者是很倾向于“暗中交易”的方式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随着巴菲特与阿吉特的关系越来越近，以及伯克希尔里出现的种种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戈德伯格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此后不久，他就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为伯克希尔创建信贷和地产业务上去了。
身为巴菲特高级助理的阿吉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平时的睡眠时间很少，每天早晨大概在五六点醒来，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个时间谁睡醒了？我能和谁打电话聊一聊公司的发展？”所以阿吉特的同事必须在周末清晨做好随时被电话吵醒的准备，而且电话总是会很长，内容无外乎再保险业务。阿吉特与巴菲特的通话时间则定在了每天晚上10点，不管阿吉特在哪里，晚间10点的电话他们从来没有中断过。
事实上，阿吉特加盟伯克希尔选在了一个无比恰当的时间，当时保险价格正处在顶峰，巴菲特在1985年的《行业保险》杂志上刊登了一条惊人的广告——“我们在寻找保费超过百万的客户”。这则广告融合了巴菲特的两大特点：张扬的表现力与深邃的思考力。尽管如巴菲特自己所说：“我们没有名气，也没有人给我们分配客户！”但广告的力量是巨大的，在这则极具巴菲特个人特点的广告刊登后，保险单一张接着一张，阿吉特的生意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17]
[1]
Interview with Peter Buffett.
[2]
Interview with Doris Buffett.
[3]
Witnessed by a source close to the family who described it in an interview.
[4]
AIDS had first been discovered among homosexual men in the summer of 1981，but it was reported as pneumonia and as a rare，fatal form of cancer. President Reagan made his first mention of AIDS in September 1985 after his friend，the actor Rock Hudson，announced that he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the disease.
[5]
Interagency Coalition on AIDS and Development. Also see
And the Band Played On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7) by journalist Randy Shilts，who covered AIDS full-time in the early’80s for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
[6]
Interview with Marvin Laird and Joel Paley.
[7]
This story was pieced together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a number of sources.
[8]
Alan Levin，“Berkshire Hathaway to Close，”
New Bedford Standard-Times
，August 12，1985.
[9]
A four-year-old loom that had cost $5, 000 went for $26 as scrap. Some of the equipment went to a textile museum.
[10]
Buffett used the term “disaster” in the 1978 chairman’s letter，discussing NICO workers’comp businesses’ bad performance，which he laid largely at the door of industry problems.
[11]
Interviews with Verne McKenzie，Dan Grossman. The man was an agent who allegedly embezzled from Berkshire.
[12]
Interview with Tom Murphy.
[13]
Interview with Verne McKenzie.
[14]
Interview with Dan Grossman.
[15]
Several reinsurance managers presided during a short-lived interregnum: Brunhilda Hufnagle，Steven Gluckstern，and Michael Palm. For various reasons，none of them stuck.
[16]
Sir Arthur Conan Doyle，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The Adventure of Silver Blaze
.London: George Newnes，1894. (The story in Mark Haddon’s prize-winning novel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New York: Doubleday，2003] kicks off with a dead poodle speared with a garden fork.)
[17]
Rob Urban，“Jain，Buffett Pupil，Boosts Berkshire Cash as Succession Looms，”
Bloomberg News
，July 11，2006. While the author has been acquainted with Jain for years，he declined repeated requests to be interview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