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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赛马场
20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奥马哈，纽约 1952—1955年
婚礼后几个月，苏珊和她的父母以及公婆去芝加哥参加1952年7月召开的共和党大会。汤普森一家和巴菲特一家去往芝加哥，不像是会议代表，倒像是一支部队的一部分。至少从政治意义上讲，现在他们是一个联合起来的家庭。在这个选举年里，他们将会为共和党夺回白宫而冲锋陷阵，此前他们已经历了长达20年的民主党执政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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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丽丝将和她的父亲一起在幕后工作，而更年轻的伯蒂和苏珊对这些场面比较无知，她们更多的时候呆呆地看着那些为共和党露面的社会知名人士，如约翰·韦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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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沃伦还是留在奥马哈埋头苦干。政治让他着迷，可还敌不过金钱的诱惑。他依然憎恨像“开药方”一样工作，一边苦干一边找出路。他年老的老师戴维·多德想帮他，推荐他到一家叫价值线投资调查的投资顾问公司兼研究报告发行商那儿工作，他们正在寻找新人。这份工作的报酬丰厚，“一年至少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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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沃伦并不打算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研究人员。于是他继续向那些不感兴趣的客户推销GEICO股票，同时阅读报纸上以1英寸高的字体印刷的有关总统候选人大会的新闻头条。历史上第一次，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大会的相关内容。沃伦如饥似渴地看着，被这样一种可以放大以及影响事件的媒体力量震撼。
竞选总统候选人一路领先的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
[4]
，以“正直先生”之名为人所知。塔夫脱是共和党中少数派的领袖，被中西部孤立主义者包围，主张政府不要干涉个人事务，最重要的是要比杜鲁门更加积极地追求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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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脱让他的朋友霍华德·巴菲特担任其内布拉斯加总统竞选班子的负责人，还负责他的演讲团。霍华德非常鄙视的一个叫东部自由机构
[6]
的组织为了反对塔夫脱，请来了已经退休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欧洲盟军的最高指挥官以及北约的第一任最高指挥官，是个温和派。艾森豪威尔是个在政治上非常灵活敏捷的外交家，有着出色的领导技能，被许多人视为战争英雄，很受欢迎。随着共和党大会的临近，艾森豪威尔开始在民意调查中赶上来了。
芝加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这是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艾森豪威尔的支持者们努力促成了对选举大会规则的修订，而且通过了一次富有争议的投票，直接推动艾森豪威尔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赢得了候选人提名。出离愤怒的塔夫脱的支持者们感觉受到了掠夺，但是不久艾森豪威尔和他们讲和，承诺将和“缓慢前行的社会主义”战斗，同时塔夫脱坚持让他的支持者们克制愤怒，并且为了共和党能重回白宫而给艾森豪威尔投票。共和党人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竞选搭档理查德·尼克松身后团结起来了，“我喜欢艾森豪威尔”的标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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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支持这一切的不包括霍华德·巴菲特，他因为拒绝支持艾森豪威尔而和共和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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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毁政治前途的做法，共和党内对他的支持一夜之间完全蒸发了，他和他的原则被孤立了。沃伦认识到他的父亲已经深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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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提时代起，沃伦就努力避免违反承诺、过河拆桥以及冲突。现在霍华德的斗争将这三个原则更加深刻地烙在他儿子的心里：联盟是必要的；承诺应该谨慎，因为它天生神圣；哗众取宠的表演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11月的大选中，艾森豪威尔击败了阿德莱·史蒂文森。次年1月，沃伦的父母回到华盛顿，以完成剩下的任期。沃伦已经认识到霍华德和利拉强迫症的性格在很多方面使他们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他开始吸收他岳父家的某些风格。多萝西·汤普森很好相处，她的丈夫虽然独断专行，但和严苛的、理想主义的霍华德·巴菲特相比，他更加人性化，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沃伦和苏珊以及她的家人共处的时间越久，他就越受他们影响。
“沃伦，”汤普森博士带着耶稣训众式的威严传达自己的意见，“要一直让女人围着你转，她们会更加忠诚而且会更努力地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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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女婿几乎不需要被告知这个道理。事实上，只要她们不企图总是驱使他，沃伦总是渴望被女人照顾。苏珊能够看出他非常需要她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于是她总是围绕在丈夫周围，努力“修理”他，似乎他是一堆残骸、一团糟。“哦，天啊，”她说，“他确实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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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他们会面的时候，“我从没见过有人这么痛苦”。
沃伦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如此之深，但是他这样描述苏珊在自己生活中扮演的充满力量的角色。
苏珊像我的父亲一样对我影响很大，甚至大过我父亲的影响，用不同的方式。我身上有很多自我保护的东西，她能解释，而我却不能。她也许看到了我身上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她知道需要时间和肥料，它们才能萌发出来。她让我感觉自己身边有一个拎着小喷水壶的人，而这个人将保证花儿的成长。
苏珊认识到沃伦的脆弱，认识到他多么需要有人安抚、慰藉，消除他的疑虑。她越来越多地看出他的母亲对子女们造成的影响。多丽丝受到的伤害更严重，利拉已经让沃伦和多丽丝都深深确信自己毫无价值。除了生意，苏珊发现她的丈夫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对自己充满怀疑。他从未感觉被爱，她也看出来他觉得自己并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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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疯狂地需要她，我工作起来很高兴，可是我对自己不高兴。她的确拯救了我的生活，她让我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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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从父母那儿得到的一样的、无条件的爱。
沃伦想从他的妻子那儿得到通常从父母那儿获得的东西。此外，他是在一个为他安排好所有事情的母亲身边长大的，现在苏珊接管过来了。虽然他们婚后生活的基本模式是那个时代比较典型的——他赚钱，而她照顾他，并且负责所有内部事务，可他们的安排比较极端。巴菲特家的一切都围绕着沃伦和他的生意转，苏珊理解她的丈夫是一个特别的人，她愿意配合他那处于胚胎期的野心生活。他白天工作，晚上查阅《穆迪手册》。他也会为自己安排一些打高尔夫和乒乓球的休闲时间，甚至申请成为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的初级会员。
苏珊刚刚20岁，无论怎样也算不上会做饭，不过她就和其他20世纪50年代的妻子一样，开始做最基本的膳食和家务。那时，奥马哈的妇女都想在当地的KTMV电视台的节目《典型家庭主妇》中露脸。而她完全忙于满足丈夫的少数但很特别的需求：冰箱里的百事可乐，台灯里的灯泡，以奇怪的方法烹制的当作晚餐的肉和土豆，装满盐的盐瓶，碗橱里的爆米花，冷冻柜里的冰激凌。他有时也需要有人帮着穿衣服，协助和人打交道，温存一下，摸摸头以及拥抱。她甚至给他理发，因为他声称自己不敢去理发师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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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为苏珊着迷，而苏珊能够感受到他心里所想的事情。他形容她是一个给予者，而自己是个接受者。“她吸收我的东西、体会我的感受要比我体会她的感受多得多。”人们总是看到他们在亲吻拥抱，苏珊经常坐在沃伦的腿上，她时常说这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婚后6个月，苏珊怀孕了，不得不从奥马哈大学退学，她的姐姐多蒂也怀上了第二胎，她和苏珊一直特别亲近。多蒂是个黑发美人，和她父亲一样聪明，根据家里人的说法，她上中心高中的时候，智商是全校最高的。但是从长相和家庭生活来看，她更像她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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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嫁给了霍默·罗杰斯，他是一个飞行员和战斗英雄，有着男中音的大嗓门。虽然他对自己的战争功绩非常谦虚，可人们都叫他“吹牛罗杰斯”。霍默是一个快乐的精力旺盛的牧场主，他们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多蒂弹钢琴，霍默唱歌。苏珊和沃伦没有参加罗杰斯夫妇活跃的社交生活，因为他们比较严肃而且不喝酒。但是两姐妹经常在一起，多蒂总是难以做决定，而且自从她有了第一个儿子比利以来，似乎对当母亲还比较茫然。自然地，苏珊就过来照顾和帮助她。
苏珊和她的大姑子多丽丝也开始亲近了。多丽丝在奥马哈当老师，她的丈夫杜鲁门·伍德长相英俊，性格很好，来自奥马哈一个显要的家族。但是多丽丝开始疑惑她是否像一匹奔跑的小雌马突然被拉停在一匹拖车马旁边。行动快捷的多丽丝告诉杜鲁门要加速，于是他真的跑得快了点儿，不过不是快很多。
苏珊对沃伦以及他姐姐的保护在1953年1月以后提高了一个等级。那时艾森豪威尔已经宣誓就职，而霍华德在国会的任期也结束了，他和利拉返回了内布拉斯加。多丽丝和沃伦感受到了利拉重回这个城市的紧张。沃伦几乎不能忍受和他的母亲同处一室，而他母亲仍然会不时攻击多丽丝。
霍华德回到奥马哈以后无事可做。于是沃伦成立了巴菲特–巴菲特公司，这样他们可以偶尔一起买卖股票。霍华德出了一些资金，而沃伦象征性地出了些钱，他主要是贡献思想和劳动。然而霍华德很沮丧地看待自己第三次重回股票经纪的老本行。虽然他在国会的这段时间，沃伦一直在帮他照看以前的账户，不过霍华德知道儿子很憎恨它，而且沃伦也一直没有停止努力让本杰明·格雷厄姆雇用自己，如果有机会去纽约，他会立刻离开这儿。而霍华德想念他的真爱——政治。他藏匿了想进入参议院的理想，尤其是现在还有一个共和党人在白宫，然而他的野心和极端的政治主张相互冲突。
1953年7月30日，苏珊和沃伦的第一个孩子——苏珊·艾丽斯·巴菲特出生了。他们叫她苏茜。苏珊变成了一个热情、顽皮又很投入的母亲。
苏茜是霍华德和利拉的第一个孙女。一周以后，苏珊的姐姐多蒂的第二个儿子汤米也出生了。没几个月，多丽丝也怀上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女儿罗宾·伍德。1954年春天，苏珊又怀上了第二胎。现在，汤普森一家和巴菲特一家有了新的焦点——孙子辈们。
几个月以后，霍华德的机会似乎来了。1954年7月1日的早晨，华盛顿传来消息，内布拉斯加的资深参议员休·巴特勒因中风被紧急送往医院，生还的可能性不大。申请进入预选以填补参议员席位空缺的最后期限迫在眉睫，可是霍华德出于礼仪拒绝在巴特勒过世之前递交申请文件，巴菲特一家整日都焦急地等待巴特勒的消息。他们知道霍华德在道格拉斯县有很高的知名度，如果他能参加不需要通过党内提名程序的特别选举，即使党内的权贵不再对他感兴趣，他胜出的概率也还是很大的。
巴特勒的死讯在傍晚传来，而弗兰克·马什的办公室如往常一样在下午5点关门。霍华德将他的候选文件扔进车里，带着利拉驱车前往林肯。因为截止时间是午夜12点，所以他们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他们本想去马什的家里递交申请文件，可即使霍华德已经在白天早些时候支付了申请费用，马什还是拒绝了他们。夫妇俩很愤怒地返回了奥马哈。
那时共和党的州候选人提名大会正在召开。巴特勒的死讯传来，就需要选出一个临时的继任者来完成他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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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人很可能在11月被选上继续干巴特勒的工作。从共和党人在这个州的排名来看，霍华德是一个明显的选择。可是他已经被看作一个狂热者，是对无关紧要的道德上的小事也不屈服的人，而且不是一个忠于自己党派的人，因为他没有支持艾森豪威尔。于是大会选了罗曼·赫鲁斯卡，在霍华德任期结束时，罗曼接替了他在国会的位置。霍华德和利拉飞速返回林肯，迅速向州立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党内接受他的提名。可是24小时以后，他们放弃了这无济于事的战斗，撤回了诉讼。
沃伦听到有关提名的消息后也被激怒了，共和党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回报霍华德几十年来的忠诚呢？
51岁的霍华德已经看到他的未来正在消失。随着愤怒逐渐消退，他的沮丧与日俱增。像他这样引退的资深政客早就应该去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他已经被曾经是他生活中心的舞台抛弃，那个舞台曾让他感觉在这个世界上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他曾经想在奥马哈大学争取一个教书的职位，家里人也觉得凭他的从商经历和国会议员的任期，这是很合理的。尽管自己的儿子也在那儿教书，而且汤普森博士又是文理学院的院长，但学校考虑到霍华德在当地的一些古怪行为，并没有聘用他。他只能回巴菲特–福克公司工作。最终，他在离奥马哈30英里的米兰德·路瑟兰学院找到了一份兼职的教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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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拉似乎要被这些悲惨的事情击倒了，因为曾经给她带来荣耀的霍华德的地位，对她似乎比对霍华德自己意味着更多。她的姐姐伊迪丝现在住在巴西，伯蒂住在芝加哥，而她和多丽丝以及沃伦的关系并不稳定，她只能依靠21岁的苏珊。可是，苏珊又是一个忙碌的、怀孕的年轻妈妈，还要不停歇地照顾沃伦。
不久，苏珊就要永远离开奥马哈了。两年间，沃伦一直和本杰明·格雷厄姆保持通信来往。他提出对股票的看法，比如他和他的父亲为两人的合伙公司购买的格瑞夫兄弟桶业的股票。他还定期去纽约走访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我总是设法去见格雷厄姆先生。”
当然，像他这样执着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学生并不多见。
“是的，我很坚持。”
在当地的共和党当着他父亲的面将参议员提名的大门砰然关上的时候，沃伦已经走在返回纽约的路上。“本杰明写信给我说，‘快点儿回来吧’。他的合伙人杰里·纽曼如此解释，‘你知道，我们又考验了你一下’。我感觉自己撞大运了。”毫无疑问他愿意接受这个工作，而这一次，国民警卫队同意了。
被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聘用，沃伦激动万分。1954年8月1日，他抵达纽约，第二天就出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比正式的开始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在那儿，他发现一周以前，一个悲剧刚发生在本杰明·格雷厄姆身上。这时离沃伦24岁生日还差4个星期，他写信告诉父亲：“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儿子牛顿上周在法国他所在的部队里自杀了，他一直有点儿心理不平衡。格雷厄姆是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军队发布的消息才知道儿子已经死于自杀，这真是一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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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赶往法国收拾儿子的遗物，并且和牛顿的女朋友玛丽·路易丝·安明古斯会面。玛丽比牛顿大几岁。几个星期以后本杰明从法国回来，但是和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他开始和玛丽通信，并且定期去法国。但是在那段日子里，沃伦对自己偶像的个人生活一无所知。
沃伦不得不开始照料自己的生活，首先要找到他们一家能够生活的地方。在纽约的第一个月，苏珊和女儿苏茜继续留在奥马哈。
我首先想方设法住在彼得库柏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大都会人寿公司建造的两个大型工程之一。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弗雷德·库尔肯住在彼得库柏村，沃尔特·施洛斯也住在那儿。每个人都想住进去，由于一些法律上的特别条款，那儿真的很理想，一个月七八十美元，条件非常好。我去之前申请了，可在两年之后才收到上面写有“你被接受了”的字样的明信片。如果能早一点儿被接受，我早就到这座城市生活了。
于是，沃伦到处寻找便宜的公寓，不考虑客观位置以及路途漫长。最后他定了一套有三间卧室的公寓。那一栋白色砖瓦建筑，坐落在中产阶级居住的怀特普莱恩斯郊区，属于离纽约大约30英里的威彻斯特县。几个星期以后苏珊和苏茜到达时，公寓还没有准备好。全家不得不先住进威彻斯特县一幢房子的其中一间，那儿非常狭小，他们不得不临时把梳妆台的抽屉为女儿当小床用。巴菲特一家在那儿只住了一两天。
但是这些日后被用来说明沃伦的节俭习惯的故事被添油加醋，变成沃伦太掉价了，竟然不愿意为苏茜买小床，而让她在怀特普莱恩斯度过的大部分婴儿期里睡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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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的苏珊卸下行李安排新家，同时照顾他们的孩子、熟悉邻居。而另一边，沃伦每天早上起来，搭火车去纽约中央车站。第一个月里，他一直待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文件室里，迫切地想知道有关这家公司运作的所有事情，不放过每一张纸片。
只有8个人在那儿工作：本杰明·格雷厄姆、杰里·纽曼、杰里的儿子米基·纽曼、会计伯尼·华纳、沃尔特·施洛斯、两个女秘书以及刚来的沃伦。沃伦终于穿上了他一直垂涎的实验室风格的灰色薄外套。“他们给了我那件外套，那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外套下，我们都是平等的。”
当然，这些人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沃伦和沃尔特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里面放着自动收报机、打给经纪人的直线电话，以及一些参考书和文件。沃尔特就坐在电话旁边，并且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打电话给经纪人。本杰明、米基·纽曼，通常是杰里·纽曼，会定期从他们的私人办公室过来确认一下自动收报机上的报价。“我们会查找数据，并且阅读《标准普尔手册》以及《穆迪手册》，发现那些以低于营运资本的价格出售的公司，那时有很多这样的公司。”施洛斯回忆。
这些公司就是格雷厄姆所称的“烟蒂”：便宜又不受宠的股票，就像人行道上可以找到的那种细长雪茄烟被碾碎的烟蒂一样，被弃置一边。格雷厄姆擅长找到这些其他人会忽略的令人不屑的残留物，他能点燃它们，然后再满满地吸上最后一口。
格雷厄姆知道相当数量的“烟蒂”将会是肮脏的，并且认为花时间检验每一个“烟蒂”的质量是白费力气。平均率法则认为它们中的大多数还能吸上一口，而他总是根据公司清算时的价值考虑——如果被清算，那它们的资产能值多少，以怎样的折扣购买才符合“安全边际”。作为更进一步的安全措施，他会在大量股票中只买很少的头寸，这是出于分散投资的原则。格雷厄姆的分散投资理念非常极端，有时候他的头寸小到只有1000美元。
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有信心的沃伦却认为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下注，并且对分散投资不以为然。他和沃尔特从《穆迪手册》收集数据，并且填写成百上千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用于做决定的简单表格。沃伦想要知道每一家公司的所有基本信息，一旦看完这些信息，他就会缩小范围，更认真地研究少数股票，然后将钱集中投注在他认为最好的股票上。他愿意将他的大多数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和购买GEICO股票的做法一样，虽然那时他已经出售了GEICO股票，因为他总是没有足够的钱去投资。每一个决定都有机会成本——他必须将每一个投资机会和下一个更好的投资机会进行比较。虽然他非常喜欢GEICO股票，但当他找到了另一只更希望得到的股票时，不得不做出壮士断腕般的决定。这只股票是西部保险，每股收益29美元，可才卖3美元一股。
这就像找到了一台老虎机，每次你玩的时候都会有惊喜出来。如果你放进25美分，一拉手柄，“西部保险机器”会保证至少支付两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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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会一直玩下去。这是沃伦迄今为止看到的安全边际最大且最便宜的股票，他尽其所能地买这只股票，而且让他的朋友们也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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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像一条可以找到任何免费或便宜东西的侦探犬。他有吸收数字且加以分析的惊人能力，很快就成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得力干将。对他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格雷厄姆的“烟蒂”和沃伦在赛马场弯腰捡别人丢弃的赢钱的彩票的旧嗜好非常相似。
他密切关注合伙人（本杰明、杰里和米基）在干些什么，本杰明·格雷厄姆是费城里丁煤铁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格雷厄姆–纽曼控制了这家公司。沃伦自己已经发现了这只股票，截至1954年底共投入了35000美元。他的老板也许会有点儿胆战心惊，可沃伦自己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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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销售无烟煤并且拥有被认为有价值的废渣堆，事实上是一项不太值钱的生意。随着时间流逝，它必然会衰退。但是，它可以用多余的现金购买别的公司。
我只是坐在外面办公室的苦力。一个叫杰克·戈德法布的家伙来到格雷厄姆–纽曼，他和他们谈判，而他们从杰克那儿为这家煤铁公司买下了联合内衣公司，这就缔造了后来的P&R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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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这家公司多样化转型的开端。我不属于内部圈子，不过非常感兴趣，知道一些事情正在发生。
沃伦竖着耳朵偷听的是资产配置的艺术——把钱放在能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在这个案例中，格雷厄姆–纽曼使用从一项生意中得来的钱去购买利润更丰厚的另外一项生意。久而久之，这也意味着破产和成功之间可以转化。
这样的交易发生的时候，沃伦觉得自己好像正坐在窗台上，朝里看高明的筹资。不过，就像他不久后发现的，格雷厄姆和华尔街其他人的做法并不一样。他总是在心里朗读诗句或者引述维吉尔的话，所以很容易在地铁里丢东西，和沃伦一样，他对自己的外表漠不关心。如果有人说“这真是一双有趣的鞋子”，格雷厄姆才会低下头看看一只脚上咖啡色的牛津鞋，另一只脚上却是黑色的，然后眼睛都不眨地回答，“是的，事实上，我家里还有一双跟它们一样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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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沃伦不一样的是，他并不关注钱本身，也不是将交易看成比赛而感兴趣。对他而言，挑选股票就是一个智力测验。
一次，我们正在等电梯。我们准备到位于查宁大楼底层的自助餐厅吃饭。本杰明对我说：“记住一件事，沃伦，钱并不会让我和你的生活有太多不同，我们现在都将去楼下的自助餐厅吃饭，每天在一起工作，而且很开心。因此不要过于操心钱了，因为它不会使你的生活变得多么不一样。”
沃伦很敬畏本杰明·格雷厄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钱牢牢抓住。他想积聚很多钱，并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竞赛。如果要他放弃一部分钱，沃伦会像狗保护骨头一样，甚至更甚，好像自己已经被攻击一样。他不愿损失一分钱，这让人觉得钱完全占有了他。
苏珊太了解这一点了。即使在他们的公寓大楼里，沃伦也很快得到了吝啬和古怪的名声。只有在他上班因衬衫而尴尬时——苏珊从来只熨衣领、前面口袋和袖口，他才允许她把衬衫送到干洗店去。
[25]
他和当地的一个报摊做交易，以折扣价购买报摊准备扔掉的过期一周的杂志。他没有轿车，而如果他从邻居那儿借车，他从来不会加满油箱（当他最后有了车时，也只在下雨的时候洗车，雨水可以减少冲洗的体力活儿）。
[26]
对沃伦而言，从他开始卖第一袋口香糖开始，用这种方式紧紧抓住每一分钱就是使他变得比同龄人相对富有的两个途径之一。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积攒更多的现金。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他就开始以加速度赚钱。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沉思上面，生意数据和股票价格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如果不是在学习，那他就一定在教书。为了能使他的戴尔·卡内基的技能保持灵敏，不至于在观众面前僵住，他在史卡戴尔成人学校教投资课程，该学校设在附近郊区的一所高中里。同时，巴菲特夫妇的社交圈中都是那些对股票感兴趣的人。
有时，他和苏珊会被邀请去乡村俱乐部，或者和华尔街其他年轻夫妇一同参加晚宴。比尔·鲁安把他介绍给了一些熟人，如亨利·勃兰特和他的妻子洛克萨妮。亨利是个经纪人，看起来就像是蓬头垢面的杰里·刘易斯，他以班级最优成绩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在华尔街的圈子里，就像他们其中一个人评价的，沃伦是“你见过的最格格不入的人”。但是当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股票的时候，其他人会定定地坐在他的脚边，就像“耶稣和教徒”，洛克萨妮·勃兰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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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们坐在一边聊她们自己的事情，苏珊和她的丈夫一样引人注目。沃伦施展了他的金融法术，而苏珊用她的单纯迷住了那些妻子。她想知道一切关于她们孩子的事情，或者她们想要孩子的计划。她知道如何让人们对她敞开心扉，她会问一些生活中的大决定，然后，带着充满感情的表情说：“有遗憾吗？”于是亲密的感情油然而生。苏珊半小时前刚遇到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最好的新朋友，尽管苏珊自己从未以倾诉作为回报。人们喜爱她是因为她对他们如此感兴趣。
但是在等待第二个孩子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苏珊都是独自一人。她的日子里充斥着洗衣服、购物、清洁、做饭，另外还要喂饭、换尿片，陪苏茜玩儿。对他们两个而言，这些都很正确而且正常。就像3年前瑞奇·里卡多在电视剧《我爱露茜》第一季中说的那样：“我想要一个只是妻子的妻子。”
[28]
露茜的野心和她没有成果的努力让整个剧集显得很好笑。当苏珊给沃伦喂晚餐时，她支持他工作就好像这是日常的圣礼一样。她认识到他对格雷厄姆先生的敬畏，但是她也从远距离观察，沃伦并没有和她分享工作的细节，那当然无论如何也不会吸引她。她继续耐心振作他的信心，并且以情感感染他，教他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事理来“将他完整地拼起来”。在家里，她认定的一件事就是他和他们的女儿培养感情的重要性，沃伦不是那种会和孩子躲猫猫或给孩子换尿片的父亲，不过他每个晚上都会给苏茜唱歌。
我一直唱《飞越彩虹》，它起到了催眠效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太令人厌烦了还是别的，不过只要我一开始，她就会入睡。我会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当然基本上，她会软软地睡在我的臂弯里。
偶然找到一个可靠的系统，沃伦从不会搞砸它。唱歌的时候，他很容易摆脱在他的精神文件夹里到处翻寻的状态，于是夜复一夜，《飞越彩虹》的歌声继续着。
在纽约荒芜的郊区，独自一人做家务、带孩子、照顾沃伦，苏珊欢迎每一个在她家门口露面的人。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父母》杂志的一个销售员顺道拜访了这个公寓。无论这个人和苏珊说了什么，沃伦回到家后总结出，她签的那些文件使他们获得的条件要比她先前认为的不利。他因他的妻子被误导而盛怒，给杂志的代表打了好几次电话，不过当他要求退钱时，他们明确表示“不行”。
沃伦开始了自己的征战，他不仅想要回17美元，更想纠正一件不公平的事，让《父母》杂志屈膝。他跑遍了整个公寓大楼，找到了一些愿意加入的人。接着他在曼哈顿一家小额索偿法院起诉了这家杂志，并期待着自己能代表所有被《父母》杂志欺骗的订阅者做证。一想到这家杂志聘请的律师们正启动计时器，他就高兴地踮起了脚后跟。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父亲有点儿作用，但因为关系到金钱，而且有比较大的胜算，他的母亲也同意了。
但让他懊恼的是，在讯问开始之前，他就收到了支票。《父母》杂志选择了和解，征战计划泡汤。
1954年12月15日，沃伦提前下班回家，因为苏珊分娩的阵痛开始了。就在这会儿，门铃作响，苏珊开了门，原来是一位走家串户的传教士过来拜访。她礼貌地邀请他到起居室，并且听他传道。
沃伦也在听，不过他在想也就是苏珊会让这个男人进来。沃伦开始期盼谈话结束，这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没有兴趣被别人改变信仰，而他的妻子正要分娩。他们需要去医院。
可苏珊继续听着。“再告诉我一些。”她说。这个传教士讲个不停，她不时地轻轻呻吟。
[29]
她不理沃伦的信号，显然认为礼貌对待来访者并且让他感觉自己被理解要比去医院重要得多。来访者看来没有注意到她正在阵痛。沃伦坐在那儿，无助，并且越来越焦虑不安，直到这个传教士自己也精疲力竭。“我真想杀了那家伙。”他说。但他们还是有充足的时间去医院。第二天凌晨，豪伊出生了。
[1]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made a halfhearted run for the nomination but was eclipsed by Taft.He and his former aide Eisenhower were bitter enemies.
[2]
Interview with Roberta Buffett Bialek.
[3]
David L.Dodd,Associate Dean,Columbia University,letter to Warren Buffett,May 20,1952.
[4]
This was the same Robert Taft who had cosponsored the Taft-Hartley Act,much favored among businessmen but despised by broad swaths of Americans. In short,Taft represented the extreme end of the party,which made him less likely to capture moderate voters.
[5]
Ironically,many in this faction promoted tariffs,government farm supports,and tough labor laws desired by their small-business and farm constituents,even though this may have seemed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other views on government. Another famous member of this group was popular Nebraska Senator Ken Wherry,the “merry mortician,”famous for malapropisms such as calling Indochina “Indigo China,”addressing the chairman as “Mr. Paragraph,”and offering his “unanimous opinion.”Time,June 25,1951. Wherry died shortly before the election.
[6]
The leaders of this wing of the party were Henry Cabot Lodge and Nelson Rockefeller,despised by Howard Buffett and like-minded Republicans as rich East Coast Ivy League elitists who abandoned core Republican principles to join forces with Democrats whenever it furthered their own pragmatic interests and those of“big business.”
[7]
“Top GOP Riff Closed But Not the Democrats’,”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4,1952;Elie Abel,“Taft Rallies Aid for GOP Ticket,”New York Times,October 5,1952.
[8]
Howard Buffett wrote to former president Hoover,October 23,1952: “I have no enthusiasm for Eisenhower,but your decision to support his election is good enough for me.”He apparently changed his mind after this letter was written.
[9]
Interview with Roberta Buffett Bialek.
[10]
Interview with Katie Buffett,who recalled this conversation and found it amusing.“Warren’sprobably forgotten he told me that one,”she said.
[11]
Susan Goodwillie Stedman,recalling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Susan Thompson Buffett conducted November 2001,courtesy of Susan Goodwillie Stedman and Elizabeth Wheeler.
[12]
Interview with Susan T. Buffett.
[13]
Interviews with Mary and Dick Holland,Warren Buffett.
[14]
Interviews with Racquel Newman,Astrid Buffett.
[15]
The IQ story is a family tale,but since Dr. Thompson was in charge of IQ testing for the whole school system,it has at least some credence. Within the family,Dr. Thompson often tested his daughters and grandchildren while he was creating new psychology and intelligence tests.Whatever her IQ,Dottie was considered no dummy.
[16]
This story is related in Leila Buffett’s diary. Also,Gabe Parks,“Court Has Nomination Vote Vacancy,”Omaha World-Herald,July 4,1954.
[17]
“Buffett May Join Faculty at UNO,”Omaha World-Herald,April 30,1952; BuffettFalk and Company announcement,Omaha-World Herald,January 9,1953; “Talks on Government Scheduled at Midland,”Omaha World-Herald,February 6,1955; “Buffett Midland Lecturer in 1956,”Omaha World-Herald,February 15,1955.
[18]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Pop”Howard Buffett,dated “Wednesday,”presumed August 4,1954.“Scarsdale G.I. Suicide,Army Reports the Death of Pvt. Newton Graham in France,”New York Times,August 3,1954. The entire text of the item read: “Frankfurt,Germany,Aug. 2 (Reuters)—Pvt.Newton Graham of Scarsdale,N.Y.,committed suicide at La Rochelle,France,the United States Army announced today.”Newton—named after Sir Isaac Newton—was the second of Graham’s sons to be named Isaac Newton; the first had died of meningitis at age nine. Noting Newton’s increasing mental instability,which he labeled “highly neurotic,even probably schizophrenic,”Graham had written letters trying to get him discharged from the army,but failed. (Benjamin Graham,The Memoirs of the Dean of Wall Street. New York: McGraw-Hill,1996.)
[19]
Susie Buffett Jr. says she had a crib.
[20]
Using the term “pay”loosely,since all of the earnings are not actually paid out as a dividend.This distinction was once the subject of heavy academic debate as to the discount that should be imputed to a stock’s valuation for earnings that were not paid out. The premium assigned to companies that pay dividends has waned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See also the reference to “The Frozen Corporation”in Chapter 46,“Rubicon.”
[21]
Interview with Fred Stanback.
[22]
His personal investment return that year was 144.8%,compared to 50.1% for the DJIA.
[23]
Union Underwear was the predecessor to Fruit of the Loom.
[24]
Buffett recalled this classic story in an interview.
[25]
Interview with Sue James Stewart.
[26]
Interview with Elizabeth Trumble.
[27]
Interview with Roxanne Brandt.
[28]
I Love Lucy,Season 1,Episode 6,November 11,1951.
[29]
Buffett’s exact quote was “I can see her pulsing and moaning as she said,‘Tell me more...’”
21 真正的玩家
纽约 1954—1956年
豪伊是个“很难缠”的宝宝，和苏茜的安静温和相反，豪伊就像个你根本关不上的闹钟。巴菲特夫妇一直等待这噪声能够变小，可它却越来越大了。突然之间，房子里整日充斥着嘈杂声。
他有吮吸方面的问题，我们试过了各种各样的奶瓶。我不知道他是否吸进了空气，他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和苏茜相比，豪伊是个考验。
总是苏珊去照顾吵个不停的豪伊，因为沃伦是在一个高谈阔论的父亲，在愤怒和喋喋不休的母亲身边长大的，所以他对周边的事情充耳不闻也就不足为奇。即使豪伊晚上哭啼不已，也不会太分散他的注意力，在这间公寓的第三个卧室——他的小办公室里，沃伦可以几个小时完全沉浸在思考中。
他正全神贯注于工作中一个复杂的新项目，那将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事件。沃伦加入格雷厄姆–纽曼不久，可可豆的价格突然从每磅5美分飙升至超过50美分。这个情况导致布鲁克林区的巧克力制造商洛克伍德公司因“获利有限”
[1]
而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该公司的王牌产品是洛克伍德巧克力片，被用来做巧克力薄片曲奇饼干。由于公司不能在产品上提太多价，因此损失惨重。可可豆的价格很高，洛克伍德有机会将它拥有的可可豆转卖获得暴利。不幸的是，税单会吞掉大部分利润。
[2]
洛克伍德公司把格雷厄姆–纽曼当作可能的买主进行接洽，不过格雷厄姆–纽曼不愿意接受洛克伍德的要价。于是洛克伍德转而投向投资人杰伊·普里茨克，后者找到了躲避巨额税单的办法。
[3]
普里茨克认识到，1954年的美国税收法规定，如果公司缩减生意的范围，那么这部分库存的“部分清算”就不需要纳税。于是他买进了足够控制洛克伍德公司的股票，同时选择让公司继续保持巧克力制造商的身份，而甩掉了可可油生意。他把1300万磅的可可豆归入可可油生意，这样，这部分可可豆就可以“被清算”了。
普里茨克并不是想用可可豆换现金，而是想用可可豆换其他股东手中的股票，他这么做是想增加自己在这家公司的权益。于是他提供了一个好价钱以刺激成交——用价值36美元的可可豆
[4]
换取成交价为34美元的股票。
[5]
格雷厄姆从中找到了赚钱的办法，格雷厄姆–纽曼可以购买洛克伍德的股票用来换取普里茨克手中的可可豆，然后卖掉可可豆，这样每股就可以挣2美元。这是一种套利交易，两种几乎一样的商品以不同的价格交易，精明的交易人可以同时一边买进一种商品，而另一边卖出另外一种商品，几乎没有风险地获取差价收益。“华尔街古老的谚语被重述了，”就像巴菲特后来写的，“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可以让他一天不挨饿，教会一个人套利生意，你可以让他永远不挨饿。”
[6]
普里茨克交给格雷厄姆–纽曼一张仓库凭单，就像听起来的那样：一张用来证明持有人拥有如此之多的可可豆的纸片。它可以用于交易，只要把仓库凭单卖出去，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就赚钱了。
34美元（格雷厄姆–纽曼购买洛克伍德公司股票的成本——要交给普里茨克）
36美元（普里茨克交给格雷厄姆–纽曼一张仓库凭单——以该价格出售）
2美元（洛克伍德公司每股股票的收益）
但是，这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风险。如果可可豆的价格掉下来，或者凭单突然只值30美元，会怎么样？那就意味着格雷厄姆–纽曼每股会损失4美元。为了锁定利润、消除风险，格雷厄姆–纽曼卖出了可可豆期货。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可可豆的价格快掉下来了。
在期货市场中，买卖双方可以协商约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现在双方确定的价格交换如可可豆、黄金、香蕉等商品。格雷厄姆–纽曼缴纳了小额费用后，就可以安排在一个规定的时间以已知的价格出售可可豆，这样可以消除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而这笔交易的对手方承担了价格下跌的风险，这是在投机。
[7]
如果可可豆价格下跌，而投机者必须按合约中商定的价格从格雷厄姆–纽曼那儿购买现在并不值那么多钱的可可豆，这样格雷厄姆–纽曼的利益就得到了保护。
[8]
从格雷厄姆–纽曼的角度来说，投机者需要承担价格下跌的风险。当然，在那时，谁都还不知道可可豆的价格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因此，套利交易的目标就是在尽可能买入洛克伍德公司股票的同时，卖出同等数额的期货。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安排沃伦负责洛克伍德这笔交易。沃伦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从事股票套利已经好几年，会在购买同一家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的同时，卖空普通股。
[9]
他仔细研究了前30年的套利回报，发现这些“无风险”的交易一般会有20美分对1美元的回报，比股票平均七八美分的回报要高得多。有好几个星期，沃伦白天坐着地铁在布鲁克林和公司间来来回回，忙着到施罗德信托公司把股票换成仓库凭单；晚上则忙于分析形势，一边为苏茜唱着《飞越彩虹》，一边沉入思考，对苏珊努力给豪伊喂奶时豪伊发出的尖叫声充耳不闻。
表面上，洛克伍德这笔交易对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而言是笔很简单的交易，唯一的成本就是地铁票、思考和时间。不过，沃伦意识到这笔交易有更多的“金融烟花”
[01]
潜力。
[10]
和本杰明·格雷厄姆不一样，他没有做套利交易，因此也不需要卖出可可豆期货。相反，他自己购买了222股洛克伍德的股票，并且只是简单地持有。
沃伦已经认真彻底地思考过普里茨克的报价。如果他按照洛克伍德股票数量来划分洛克伍德拥有的可可豆——而不是分配给可可油生意的那部分豆子，就比普里茨克报出的每股80磅可可豆的价格还要高。因此那些没有交出股票的人会发现自己手中的股票每一股可以值更多的可可豆，还不只这个，那些没有交出股票的人所导致的多余的可可豆，会将每股股票所值的可可豆数量推得更高。
此外，那些保留股票的人会因手中的股份，而从公司厂房、设备、客户应收款以及洛克伍德其他没有关闭的业务中按照股票数量分得一杯羹。
沃伦进行了换位思考，从普里茨克的观点来分析，他觉得疑惑，如果杰伊·普里茨克正在买入股票，那别人卖出这些股票有什么意义？用心盘算过以后，他认为那样做毫无意义。杰伊·普里茨克这一边才是真正的玩家，沃伦现在把这些股票看作整个生意的冰山一角。
随着发行在外的股票越来越少，他持有的头寸就越来越值钱。现在，他比仅仅做套利交易要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下的赌注是经过计算的，而且有对他非常有利的胜算概率。通过套利获得的2美元利润太容易赚取了，而且没有风险。如果可可豆价格下跌，期货合约还可以保护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他们以及很多其他股东，接受了普里茨克的要约收购，得到了一大堆可可豆。
然而，紧紧抓住股票被证实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那些和格雷厄姆–纽曼一样做套利的人每股赚取了2美元。而洛克伍德股票从普里茨克收购之前的15美元交易价，一跃而至收购完成后的每股85美元。如果参加套利交易，沃伦的222股洛克伍德股票只能为他赚444美元，而现在，他经过计算的下注为他赢了一大笔钱——大约13000美元。
[11]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非常重视去了解杰伊·普里茨克。他意识到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会估计到这笔交易的后面还有更多的“聪明事”发生。他参加了股东大会，问了些问题，对普里茨克而言，那就是沃伦给他的初次印象。
[12]
那时，沃伦25岁，普里茨克32岁。
即使只能运作相对小数额的资产——少于10万美元——沃伦也认识到通过这种思考方式，他可以为自己开启有无限可能的世界。唯一束缚他的是可供他使用的资金、精力以及时间。这是个伐木工似的体力活儿，可是他喜欢这么干。这和大多数人投资的方式截然不同，大多数人坐在办公室里阅读别人的研究报告。沃伦是个侦探，很自然地要做自己的研究，就像他以前那样。
他使用穆迪工业、银行、金融，以及公共设施手册进行他的侦探工作，经常亲自去穆迪公司或者标准普尔公司。
我是唯一一个会在那儿出现的人，他们甚至从来不问我是不是客户。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四五十年前的文件，他们没有复印机，所以我得坐在那儿潦草地记下所有小的注释，这个数字，那个数字。他们有一个图书馆，可是你不能自己挑选，必须请里面的人帮忙。于是我就说那些公司的名字——泽西抵押公司、银行家商业公司，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要求过。他们把相关内容找出来，我就坐在那儿记笔记。如果想看看证券交易委员会里的文件，那你就应该像我经常做的那样，直接去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可以得到那些文件的唯一办法。如果公司就在附近，也许我会顺便看看公司的管理。我不会事先预约，不过我能完成很多事情。
他最喜欢的线索之一是粉单：一周印一次，在一张粉红色的纸上。这张单子提供了那些小得不能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公司的信息。另外一个是《全美报价书》，每6个月出版一次，上面是一些小得都不能进粉单的公司的信息。但是再小的公司、再难懂的细节都难以逃脱他的筛子。“我会仔细筛选大量的企业，并且从中找出一两个我能投上1万美元或者1.5万美元的极其便宜的公司。”
沃伦并不骄傲，他为能从格雷厄姆、普里茨克或者其他有用的来源借用思想而感到荣幸。他称之为“搭顺风车”，而并不介意这个主意是吸引人的还是平凡的。一次，他跟从了格雷厄姆的投资，买了联合电车公司的股票
[13]
。这是一家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公共汽车公司，相对它的净资产，它的股票价格有很大的折扣。
它有116辆公共汽车和一个小型游乐场。我开始买这只股票的时候，是因为它有80万美元的国库券、数十万美元的现金以及价值9.6万美元的发行在外的公共汽车票。就算它值100万美元，每股应该值60美元。而我开始买的时候，股票交易价格在30—35美元。
整家公司正在以它银行现金的一半价值出售股票。买这只股票相当于在玩老虎机，你投进50美分，而它能保证最后吐出来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这家公司很自然也在设法买自己的股票，在当地的新贝德福德报纸上登广告邀请其他股东将股票卖给它。面临竞争的沃伦也刊登了自己的广告：“如果你想出售自己的股票，请按照某某地址写信给沃伦·巴菲特。”“因为这是受管制的公用事业，我从马萨诸塞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弄到了最大股东的名单。我努力去找更多的股票，而且我想去见见掌管这家公司的马克·达夫。”
拜访管理层是沃伦做生意的一种方式，他利用这些会面尽可能地去了解公司。和管理层的私人接触中，他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迷住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感觉通过和公司的管理层变得友好，他也许能够影响这家公司去做正确的事情。
相反，格雷厄姆不会拜访管理层，更不用说设法影响他们了。他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并且认为这是用“欺骗”去获得内幕消息，即使那是合法的。他觉得投资者从定义上来看就意味着是一个外部人，他和管理层应该是公开询问，而不是和他们有往来。格雷厄姆希望和对手，即使是个小家伙，在平等的竞技场上比赛，使用任何人都能获得的少量信息。
[14]
然而，沃伦凭着他的直觉，决定在一个周末去拜访联合电车公司。
我大约早上4点起床，然后开车去新贝德福德，马克·达夫很友善、礼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说：“顺便提一下，我们一直在考虑给股东们一次资本回报分配。”那意味着他们将把多余的钱回馈股东，于是，我说：“哦，那很好啊。”他又接着说：“是的，不过你可能没有意识到马萨诸塞州关于公用事业的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如果你想这么干，必须得按照面值的倍数来支付。”这只股票的面值为25美元，那意味着公司至少要分配一股25美元。我回答：“好啊，那是一个好的开端。”接着他又说：“我们考虑用两倍。”那意味着他们将宣布一股50美元的分红，而它现价只有35—40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股他们的股票，你立刻就能除了拿回付出的钱外，还有多的。另外，你仍然拥有手中的股票代表的这家企业的一小部分。
我一股得了50美元，而且我还拥有这些股票，这家公司还有价值。联合电车公司在所谓的特别储备、土地、建筑以及他们存放旧电车的仓库里还隐藏了资产。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不是我的拜访促成了这次分红。
到目前为止，对冲突很小心谨慎的巴菲特已经磨炼出不需要大声嚷嚷就能解决问题的技能。因此，虽然他认为也许他影响了达夫，但并不肯定是什么推动了达夫的决策。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冲突就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他在这笔交易中赚了2万美元。谁会料到能从联合电车公司挣这么多钱呢？
[15]
巴菲特家族的历史上还没有人能够一笔赚2万美元。1955年，这笔钱是一般人平均年收入的好几倍。几周的工作就能将你的钱翻一倍多是惊人的，但是，对沃伦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几乎没冒什么大风险。
苏珊和沃伦并没有讨论可可豆套利和电车公司股票的细节。她对钱不感兴趣，只把它看成是用来买东西的。而且她知道，即使钱像大浪一样冲进怀特普莱恩斯的小公寓里，沃伦给她的也就是那一点点家用。她不是以记录每一笔微小开支的方式长大的，所以和一个为了省钱而和报摊商量买过期一周的杂志的男人结婚，对她而言意味着全新的生活方式。她竭尽全力一个人打理家里，不过沃伦赚的钱和他给妻子的钱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得让人目瞪口呆。一天，她很恐慌地打电话给邻居玛德琳·奥沙利文。
“玛德琳，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她说，“你得过来一趟！”玛德琳冲到巴菲特家，苏珊正在那儿心烦意乱呢。原来她无意中将沃伦桌子上的一批红利支票扔进了公寓的炉子槽里，那直接连着这个公寓的炉子。
[16]
“也许炉子没有烧火。”玛德琳说，于是她们打电话给大楼管理人，管理人让她们进了地下室。确实，炉子是冷的。她们在垃圾里翻找支票，苏珊一直绞着自己的手说：“我无法面对沃伦。”当她们最终找到支票时，玛德琳的眼睛都睁圆了，并不是她认为的只有25美元或者10美元，这笔钱足足有数千美元之多。
[17]
住在怀特普莱恩斯小小寓所里的巴菲特夫妇变得真正富有了。
伴随着豪伊的哭闹声，他们的钱越来越多。沃伦也对苏珊稍稍慷慨了一些，尽管他自己很节约，但由于他完全被苏珊迷住了，所以还是一一满足了她的要求。那一年6月，他们回奥马哈参加沃伦妹妹伯蒂和查理·斯诺福的婚礼。那时，沃伦已经答应苏珊找个人帮忙做家务。于是他们急忙开始在奥马哈寻找一个可以和他们一起回怀特普莱恩斯的家政工。
通过在报纸上登广告，他们雇用了小镇上的一个年轻妇女，她“看起来是合适的类型”，事实上不是。后来沃伦打发她坐公共汽车返回奥马哈，而苏珊重新寻找替代人选，因为她需要帮手——抚养豪伊两个人都忙不过来，而且她知道他们负担得起。
沃伦在格雷厄姆–纽曼的耀眼表现让他成了公司的明星员工，本杰明·格雷厄姆私下对沃伦以及他亲切外向、让人平静的妻子很感兴趣。格雷厄姆在豪伊出生时送给他们一个电影摄影机和放映机作为孩子的礼物，他甚至为了这个小男孩，带着泰迪熊出现在他们的公寓里。
[18]
有一两次，他和他的妻子埃斯蒂邀请巴菲特夫妇吃晚饭，席间，他注意到沃伦经常凝视着他的妻子，而且两个人总是手牵着手。但是他也看出来沃伦并没有刻意对他的妻子献殷勤，而苏珊也许会喜欢偶尔的浪漫举动。
[19]
当苏珊带着期望提到沃伦不会跳舞时，格雷厄姆就把亚瑟·默里舞蹈工作室的礼券随意放到沃伦的桌上。他本人也在那儿上课，虽然跳得很笨拙。不久格雷厄姆向工作室核实，才发现他的门徒从没使用过礼券。他和沃伦提起这件事情，并且鼓励他去，掉进陷阱的沃伦和苏珊步履蹒跚地上了三次课以后，就退出了。他从来没有学会跳舞。
[20]
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沃伦在格雷厄姆–纽曼的地位上升，还不到18个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杰里·纽曼都开始把沃伦当作一个潜在的合伙人对待，那意味着会有一些家庭聚会。1955年年中，甚至坏脾气的杰里·纽曼也邀请了巴菲特夫妇到他位于纽约路易斯伯洛的豪宅参加夫妇俩认为的“野餐”，苏珊穿着适合坐大篷车的轻便衣服出席，到了那里才发现其他女士都穿着裙子，戴着珍珠项链。尽管他们看着就像是一对乡巴佬，可穿着上的失礼并没有对沃伦的地位造成影响。
沃尔特·施洛斯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样的场合，他已经被归为熟练雇员一类，永远不可能升为合伙人。一向对人不那么友好的杰里·纽曼更加怠慢、轻视施洛斯，于是，已婚且育有两个年幼孩子的施洛斯决定自己干。他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鼓足勇气告知格雷厄姆
[21]
。1955年底，他自己的投资合伙公司正式开张，10万美元的出资额由一群合伙人共同承担，就像巴菲特后来评论的，这些人名“就是直接从埃利斯岛的一长串名单中得来的”。
[22]
巴菲特肯定，施洛斯能够成功地运用格雷厄姆的方法。他钦佩施洛斯能有这样的勇气去建立自己的公司。虽然他担心施洛斯用这么少的资本起步是否能养活自己的家庭
[23]
，但是他也没有对施洛斯的合伙公司投入过一毛钱，就和没有投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一样。对沃伦·巴菲特而言，让别人用他的钱投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他找到了接替施洛斯的人，巴菲特是在华尔街布莱斯公司的正式午宴上遇到汤姆·纳普的
[24]
，他比沃伦大10岁，高大英俊、黑发，具有坏坏的幽默感。纳普上过一堂戴维·多德的夜校课，并且被迷住了，于是他立刻把他的研究行业从化学换成了商业。格雷厄姆雇用了纳普，他是这家公司的第二个非犹太人。
等到纳普坐在巴菲特旁边原来施洛斯的那张旧桌子旁时，沃伦已经开始注意到格雷厄姆的私人生活。当格雷厄姆邀请纳普去听他在新学校发表的有关社会研究的演讲时，纳普觉得自己开始入门了。他说，在那儿他发现自己是和6位女士一起坐在桌子旁边。“本杰明说话的时候，”纳普说，“我意识到每一位女士都很爱他，而且她们看起来并不相互妒忌，她们似乎都非常非常了解他。”
[25]
事实上，到1956年初，格雷厄姆已经对投资感到厌烦了，他的其他兴趣——女人、经典著作、艺术——如此强有力地拉着他，他的一只脚已经走到了门外。一天，纳普出去时，接待员将一个身材瘦高的年轻男子引入沃伦正在填表格的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他叫埃德·安德森，和纳普一样，是个化学家，不是专业的投资者。他在加利福尼亚原子能委员会的利弗莫尔实验室工作，业余时间看看股票。他读过《聪明的投资者》，里面丰富的便宜股票让他印象深刻。我的天啊！他想，这不可能是真的。你怎么能用比他们放在银行的现金还少的钱买这些公司呢？
[26]
兴趣被激发后，他一直在搭格雷厄姆的顺风车。买了一股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股份后，他利用格雷厄姆–纽曼的季报弄清楚格雷厄姆在干什么，就跟着买那些股票。格雷厄姆从不阻止这种行为，他喜欢别人学习并且效法他。
安德森来公司是因为他在考虑再买一股格雷厄姆–纽曼的股份，不过他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所以想问问清楚。格雷厄姆买了太多AT&T的股票，这是可想象的最不像格雷厄姆风格的股票——拥有、研究，被众人追随，公平估价，潜力和风险一样小。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他问沃伦。
沃伦思考了一秒钟，这个没有商业背景的男子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化学家，却意识到AT&T股票不在格雷厄姆固有的投资模式之内。而太多人认为“生意”是类似经过专门培训的人才能做的工作。他对安德森说：“也许现在不是再买一股的最佳时机。”
[27]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友好地告别，都表示以后要保持联系。沃伦很高兴他的朋友施洛斯已经自立门户了。通过观察公司的交易模式，他已经清楚格雷厄姆将关闭他的合伙公司。
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职业生涯即将走到终点。他62岁，而市场已经超越了1929年的高峰。
[28]
现在的价格让他感到紧张，而他的回报率已经比市场高出2.5%。
[29]
他想退休，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享受生活。杰里·纽曼也要退休，不过他的儿子米基将继续留任。1956年春，格雷厄姆给他的合伙人发了通知，不过他首先提供给沃伦成为公司普通合伙人的机会。他能够选择像沃伦这样年轻的人，显示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沃伦已经让自己变得多么有价值。但是“如果我继续待在那儿，只能成为类似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人，并且米基也只能成为类似杰里·纽曼的人，但是米基早就已经是高级合伙人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将会是纽曼–巴菲特”。
即使沃伦受到了赞赏，他也已经去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过了，然而对他而言，留下来，甚至被看成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智慧的继承人已经不值得了。而且，当他主导联合电车和可可豆一战时，他总在想，“我不喜欢住在纽约，因为我总是在火车上来来回回”。更重要的是，他不适合和合伙人共同工作，尤其是作为某个人的下一级合伙人。于是，他拒绝了邀请。
[1]
Berkshire Hathaway chairman’s letter,1988.
[2]
The tax code exemption applied to LIFO inventory liquidations. For tax purposes Rockwood used LIFO accounting,which let it calculate profits using the most recent cocoa-bean prices,which minimized taxes. Correspondingly,cocoa beans were carried in inventory at old prices. A large taxable profit would therefore occur if it sold the inventory.
[3]
Pritzker created a business conglomerate through his investing activities,but is best known as founder of the Hyatt hotel chain.
[4]
At the onset of the exchange period,Accra cocoa beans,which made up half of Rockwood’s 13million-pound pile,were trading at $0.52 a pound. The price dropped to $0.44 per pound by the conclusion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price of these beans had hit a high of $0.73 per pound in August 1954,causing candy companies to shrink the size of their 5 candy bars. George Auerbach,“Nickel Candy Bar Wins a Reprieve,”New York Times,March 26,1955; “Commodity Cash Prices,”New York Times,October 4 and 20,1954.
[5]
Letter to Stockholders of Rockwood & Co.,September 28,1954.
[6]
From the 1988 chairman’s letter in the Berkshire annual report to shareholders,which contain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Rockwood transaction.
[7]
The speculator’s return on the contract also reflects his funding cost. For example,if the speculator broke even on a three-month contract—net of his fee—the contract would actually be unprofitable,considering the speculator’s funding cost.
[8]
In the futures market,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speculator and a hedger (or“insured”) is essentially whether an underlying position in the commodity exists to be hedged.
[9]
Interviews with Tom Knapp and Walter Schloss,as well as Buffett.
[01]
金融烟花（financial firework），指金融产品（股票、债券等）的价格迅速爬升。——编者注
[10]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David Elliott,February 5,1955.
[11]
Based on its profile in Moody’s Industrial Manual,Rockwood traded between $14.75 and $85 in 1954 and between $76 and $105 in 1955. Buffett held on to the shares through 1956. Profit on the trade is estimated. Rockwood traded above $80 a share during early 1956,based on the Graham-Newman annual report.
[12]
In the letter to David Elliott noted above (February 5,1955),Buffett explains that Rockwood is his second-largest position (after Philadelphia & Reading,which he did not disclose) and writes that Pritzker“has operated quite fast in the past. He bought the Colson Corp. a couple years ago and after selling the bicycle division to Evans Products sold the balance to E L. Jacobs. He bought Hiller & Hart about a year ago and immediately discontinued the pork-slaughtering business and changed it into a more or less real estate company.”Pritzker,he writes,“has about half the stock of Rockwood,which represents about $3 million in cocoa value. I am quite sure he is not happy about sitting with this kind of money in inventory of this type and will be looking for a merger of some sort promptly.”He had studied not just the numbers but Jay Pritzker.
[13]
Initially he had bought the stock from Graham-Newman when he was a stockbroker,after a minor mistake on an order from them caused them to DK (“don’t know,”or repudiate) the order.Warren kept the stock.
[14]
Before 2000,investors and analysts routinely sought and received nonpublic information that would be an advantage to them in trading stocks. This gradual flow of information,which benefited some investors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was considered part of the efficient workings of the capital marketsand a reward for diligent research. Warren Buffett and his network of investor friends profit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old state of affairs. Ben Graham was questioned extensively about this practice before Congress in 1955. He commented that “a good deal of information from day to day and month to month naturally comes to the attention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It is not at all feasible to publish every day a report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ompany... on the other hand,as a practical matter,there is no oath of secrecy imposed upon the officers or directors so that they cannot say anything about information that may come to their attention from week to week. The basic point involved is that where there is a matter of major importance it is generally felt that prompt disclosure should be made to all the stockholders so that nobody would get a substantial advantage in knowing that. But there are all degrees of importance,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exactly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should or must be published and what kind should just go the usual grapevine route.”He added that all investors may not be aware of the grapevine,but,“I think that the average experienced person would assume that some people are boun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ompany [whose stock they are trading] than he would,and possibly trade on the additional knowledge.”Until 2000 that was,in effect,the state of the law.While a full discussion of insider trading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book,the theory of insider trading was promulgated with SEC Rule 10b-5 in 1942,but “so firmly entrenched was the Wall Street tradition of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investing public,”as John Brooks puts it in The Go-Go Years,that the rule was not enforced until 1959,and it was not until the 1980s that anyone seriously questioned the duties of people other than insiders under insider-trading laws. Even then,the Supreme Court affirmed,in Dirks v. SEC,463 U.S. 646 (1983),analysts could legitimately tell their clients this type of information,and the Supreme Court also noted in Chiarella v. United States,445 U.S. 222 (1980),that“informational disparity is inevitable in the securities markets.”To some extent,there was understood to be some benefit to the market of a gradual leakage of inside information; in fact,how else was the information to get out? The practice of business public relations and conference calls had not developed.In these 1980s cases,however,the Supreme Court defined a new“misappropriation”theory of insider trading,in which inside information that was misappropriated by a fiduciary could lead to liability if acted upon. Then,largely in response to the Bubble-era proliferation of “meeting and beating consensus”earnings and the “whisper numbers”that companies began to suggest to favored analysts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earn,in 2000,through Regulation FD (Fair Disclosure),the SEC broadened the misappropriation theory to include analysts who selectively receive and disseminate material nonpublic information from a company’s management. With the advent of Reg. FD,the “grapevine”largely ended,and a new era of carefully orchestrated disclosure practices began.
[15]
At the end of 1956,after the dividend was paid,Warren owned 576 shares trading at $20,worth $11, 520.
[16]
He registered the securities in his own name,rather than his brokers’,so the checks came straight to his home.
[17]
Interviews with George Gillespie,Elizabeth Trumble,who heard this story from Madeline.Warren heard it for the first time at his fiftieth birthday party,from Gillespie. Apparently Susie had never mentioned it to him.
[18]
More than five decades later,Howie recalls this as his first memory. While that may seem improbable,in “Origins of Autobiographical Memory,”Harley and Reese (University of Chicago,Developmental Psychology,Vol. 35,No. 5,1999) study theories of how childhood memories arerecalled from the earliest months of life and conclude that this phenomenon does occur. One of the explanations is parents who repeat stories to their children. A gift from Ben Graham—probably significant to Warren–might plausibly be recalled by Howie from infancy because at least one parent helped him imprint it solidly in memory by discussing it so much.
[19]
Interview with Bernie and Rhoda Sarnat.
[20]
This story also is cited in Janet Lowe’s Benjamin Graham on Value Investing: Lessons from the Dean of Wall Street. Chicago: Dearborn Financial Publishing,1994.
[21]
Interview with Walter Schloss.
[22]
Warren Buffett letter to the Hilton Head Group,February 3,1976.
[23]
Schloss was starting the partnership with $5, 000 of his own capital,a risky arrangement that left him nothing on which to live. Buffett got him help with housing from Dan Cowin. Ben Graham put in $10,000 and had some of his friends do so too; eight of Schloss’s friends put in $5, 000 each. Schloss charged 25% of profits,“but that’s it. If the market went down,we would have to make up the loss until my partners were whole.”
[24]
Knapp was a security analyst at Van Cleef,Jordan & Wood,an investment adviser.
[25]
Interview with Tom Knapp.
[26]
Interview with Ed Anderson.
[27]
Ibid.
[28]
Graham was born May 9,1894. He decided to shut down Graham-Newman when he was sixty-one,but the last Graham-Newman shareholder meeting was held on August 20,1956.
[29]
Jason Zweig says in a July 2003 Money article,“Lessons from the Greatest Investor Ever,”that “From 1936 to 1956,at his Graham-Newman mutual fund,he produced an average annual gain of more than 14.7% vs. 12.2% for the overall market—one of the longest and widest margins of outperformance in Wall Street history.”This record does not reflect the impressive performance of GEICO,which was distributed to the shareholders in 1948.
22 隐藏的光辉
奥马哈 1956—1958年
我大约有174000美元，准备退休了。我在奥马哈安德伍德大街5202号租了一间房子，每个月付175美元。我们每年的生活费是12000美元，而我的资产还在增长。
回想起来，沃伦在26岁的年纪就开始使用“退休”这个词，着实会让人觉得奇怪。也许这是降低预期的一种方式，也许他的意思是把资产看作可以使人变得富有的工具。资本的监督者不是一个受雇用者。
以数字而言，沃伦理论上可以凭借现在拥有的钱退休，而且到35岁就可以达到他成为百万富翁的目标（那时候的100万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800万美元）。自从怀揣9800美元上哥伦比亚大学以来，每年他的资金增长率都超过61%。可他还是很急，为了达到目标，他需要非常大的复合增长率。
[1]
因此，他决定成立一家合伙公司，类似格雷厄姆–纽曼的姐妹对冲基金纽曼–格雷厄姆。
[2]
这样，也许他就不用把它看成一份工作。事实上，这是无须拥有一份“工作”的几近完美的解决方式。他不会有老板，可以在自己的家里投资，还可以让朋友和亲戚们买他自己也买的股票。如果他可以在为合伙人挣的每1美元中提取1/4的费用进行再投资，那么他成为百万富翁的速度就会快很多。拥有本杰明·格雷厄姆买股票的方法和格雷厄姆式的对冲基金，因而他有充足的理由把自己看成一个富人。
现在，他的想法只面临一个问题：他无法忍受合伙人因股票价格下跌而带来的批评。但是，沃伦已经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打算只邀请自己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他确信会信任他的人——加入合伙公司。1956年5月1日，以纽曼–格雷厄姆模式为基础
[3]
，共有7位合伙人的巴菲特联合公司正式成立了。
汤普森博士投了25000美元。“汤普森博士基本上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我了，我就是他的孩子。”沃伦的姐姐多丽丝和她的丈夫杜鲁门·伍德投了10000美元，他的姑姑艾丽斯·巴菲特投了35000美元。“在那之前，我已经将股票卖给了其他人，现在我成为那些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的受托人。他们都很信任我。如果我想过我会失去这些钱，无论如何我也不会要我的姑姑艾丽斯或者姐姐，还有岳父的钱。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我不会损失这笔钱。”
沃伦已经和他的父亲单独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而他的妹妹伯蒂及其丈夫没有钱参与。因此，他的沃顿室友查克·彼得森成为他的第四位合伙人，投了5000美元。因为是室友，查克非常了解沃伦以及他在金融方面的成熟运作经验。在沃伦去纽约之前，查克就从沃伦那儿买过股票，成为第一批让沃伦“开方子”的人之一。“我真的很了解他有多聪明、多诚实，而且多么有能力，”他说，“我会一直信任他，除非有事实来反证。”
[4]
沃伦的第五个合伙人是彼得森的母亲伊丽莎白，她投了25000美元，是上一年去世的丈夫留给她的。
第六个合伙人丹·莫奈是一个安静、健壮、黑头发的年轻人，是沃伦儿时的玩伴，他们曾一起在欧内斯特·巴菲特家的后院挖蒲公英。他现在是沃伦的律师，没有多少钱，不过也尽其所能，投了5000美元。
沃伦是第七个合伙人，只投了100美元。他的股份的其余部分将来自通过经营基金获得的利润中收取的费用。“实际上，我是从管理合伙公司中获得杠杆作用的。我有的是主意，而不是资本。”事实上，按照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标准，沃伦已经有的是资本了。不过，他把这个合伙公司看成一台混合机器——一旦钱投进去，就不能企图撤回。因为他需要从他剩余的资金上挣取一年12000美元的家庭生活费用，这部分钱他将单独投资。
他设计了一个收费公式。
4%以上的收益我拿一半，4%以下的我收1/4。因此，如果不赔不赚，我就会亏钱。而且我赔偿损失的责任并不局限于我的资本，它是无限责任的。
[5]
那时，沃伦已经在为安妮·戈特沙尔特和凯瑟琳·埃伯菲尔德，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叫弗雷德·库尔肯的朋友的母亲和姨妈管理资金。去年弗雷德起程前往欧洲之前就请沃伦帮忙管理他的姨妈和母亲的一部分钱。
[6]
从那时起，沃伦一直尽可能谨慎地将那部分钱投资于政府债券，费率不同且安排更为适度。
他本可以邀请戈特沙尔特和埃伯菲尔德加入合伙公司，不过他觉得要收取比她们目前水平更高的费用不太公平。当然，如果他对这家合伙公司很有把握，不让她们合伙也意味着他剥夺了她们的一次大好机会。然而，一旦投资出了差错，他的姑姑和姐姐，以及汤普森博士永远都不会责备他；而对其他人，他却没有这样的把握。
对沃伦而言，扮演一个“受托人”意味着他承担的责任是无限的。为了让他的合伙人知晓这些基本原则，他在公司成立的第一天就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查克在奥马哈俱乐部为大家预订了晚餐。在这个城市里，如果你想要一个私人空间，那里就是最好的去处了。沃伦想要认真地定义和限定他的责任，而一个他不愿意承担的责任就是为晚餐买单。他让查克传话给大家说各付各的。
[7]
接着，他不仅将这顿晚餐变成了讲述有关合伙人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是谈论股票市场的机会。他已经将这家合伙公司看成一个教学实验了。
合伙人迅速分为两个阵营：绝对禁酒者和好喝人士。在桌子的一端，汤普森博士以家长的方式提醒那一部分人快要进地狱了。然而，沃伦才是那个夜晚的传道者，他们都在那儿听他滔滔不绝。
我以与投资者们的协议开始，在我们已经展开的基础上不需要改变太多。要知道，所有的好事都由此而来。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不复杂的一件事。
我就基本原则向他们做了一个简短概括的发言：这些是我能做的；这些是我不能做的；这些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的；这是我如何评价自己的。发言非常短。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可以不加入，因为我不希望将来我高兴的时候你不高兴，或者相反。
[8]
沃伦发起合伙公司后，巴菲特夫妇返回纽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格雷厄姆–纽曼合伙公司结束时，沃伦一直在帮助本杰明和杰里。米基·纽曼现在是P&R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份全职工作。因为他和沃伦都不可能做普通合伙人，格雷厄姆决定关闭公司。
[9]
沃伦从他的朋友汤姆·纳普那儿租了长岛的一间乡村海边小屋给全家居住，那座房子是很多年以前建造的，让人们能够躲避流感传染的一群建筑的一部分，坐落在西部草地海滩，接近位于长岛北部海岸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与康涅狄格州隔长岛海峡相望。
工作日期间，沃伦在他的股票经纪人朋友亨利·勃兰特家蹭床睡，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在长岛过夏天。周末沃伦就加入海边的家庭，在房子中一间小小的卧室里工作。邻居们告诉纳普夫妇，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他。
[10]
在沃伦工作的时候，怕水而且从不游泳的苏珊和两个孩子就沿着接近水边的岩石旁玩耍。因为屋子里的抽水设备不足，夫妇俩就从路对面的泉水边提取饮用水，苏珊给接近3岁的苏茜洗澡，而她自己和18个月大的豪伊就在户外用冷水淋浴。
这个夏天带给他们两个震惊的消息。沃伦儿时的伙伴鲍勃·拉塞尔的父亲自杀了。安妮·戈特沙尔特和凯瑟琳·埃伯菲尔德，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弗雷德·库尔肯的母亲和姨妈打电话来说，弗雷德在葡萄牙的车祸中丧生，当时他的汽车滑了80英尺远，撞上了一棵栓皮栎树。
[11]
夏天结束了，巴菲特夫妇计划返回奥马哈。沃伦设法不让任何人因失望而表现出的极度谨慎，与他要在纽约之外的城市单独从事投资生涯这一具有风险的决定，形成强烈对比。市场是由那些在交易所吃午饭或者每周打一次扑克的人形成的关系组成的。小道消息和流言因在投资者自助餐、酒吧、壁球场或者大学俱乐部的偶然一次碰面而四处游走。虽然每个小的地区城市都会有一两家小型的经纪公司——如巴菲特–福克——但那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内地充斥着股票经纪人——靠曼哈顿的“钱医生”开的处方或幸存或成功。在那个年代，美国的金融家除了在纽约，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工作。离开纽约的一切而单独行动，认为在其他地方也能致富，无疑是一个大胆、冒险的举动。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大学研究生独自创业，在家里一个人单独工作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服的男人，就是个勇往直前的家伙。
[12]
商人们加入大的机构——越大越好——然后为了能沿着成功的阶梯稳步攀升，不费太大力气得到报酬最丰厚的工作或者是高尔夫俱乐部，在粉饰的表象下你争我斗。他们相互竞争的不仅是财富，还有权力，或者至少在一个好的郊区买一栋像样的房子，每年能换一款新车，为一生的保障铺平道路。
因此，沃伦对职业的选择就像巴菲特家族的人给民主党投票一样稀有。于是，相当了解丈夫的不寻常品质——除非他正在描绘的事业有明显的风险——的苏珊就安排搬运工人过来，和邻居们道别，寄通知地址改变的卡片，切断电话服务，打包行李。她带着苏茜和豪伊飞回奥马哈，住进沃伦从查克·彼得森那儿租的位于安德伍德大街的房子。查克选择了一座吸引人的灰色都铎式两层楼建筑，有漂亮的半横梁、一个大的石头烟囱和一个教堂式的屋顶。甚至租房子的决定也是非传统的，拥有一所房子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年轻人的愿望。大萧条时期的无望，生活将就、沉闷的战争岁月，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开始褪色。美国人在他们的新房子里装满了突然之间冒出来的令人激动的新玩意儿和设施：带甩干的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电动搅拌机。巴菲特夫妇有足够的钱买这些。不过，沃伦对他的资产有另外的打算，于是他们采用租房的方式。因为房子是租来的，所以尽管房子很吸引人，也只不过是勉强够他们住而已。要不然，快两岁的豪伊就应该睡在大一点儿的房间里了。
苏珊在奥马哈安家的时候，沃伦在纽约处理了自己最后的事务。他把自己的桌子和文件打包，给自己持有股票的公司发通知以确保红利支票能跟着他回到奥马哈。接着，他就坐进自己的小汽车开回内布拉斯加，一路上拜访了一些公司。
“我走的路线弯弯曲曲。我只是认为现在是去那些公司的大好机会。我开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州的黑泽尔顿市，拜访了杰多–高地煤炭公司。我穿过卡拉马祖，见到了卡拉马祖熔炉公司。这个小奥德赛之旅穿过特拉华州、俄亥俄州，我拜访了格瑞夫兄弟桶业公司，那家公司的股票价格便宜得简直不可思议。”1951年他在翻阅《穆迪手册》时第一次发现了这只股票。他和他的父亲分别买了200股，并且放入了他俩的合伙公司里。
夏天快结束时，沃伦回到了奥马哈，他发现家里需要他。苏茜安静胆怯地坐在那儿，看着弟弟无休止地要求吸干妈妈的精力。
[13]
但是到了晚上，她就需要爸爸：现在她害怕上床睡觉。他们搬进这栋房子的时候，搬运公司一个戴眼镜的人和苏茜说过话，虽然她不记得当时他说了什么不好的话，但她很恐惧，直到现在还认为那个戴眼镜的男人仍然潜伏在她的卧室外面，而卧室紧挨着可以环顾整个起居室的用锻铁修饰的阳台。每个晚上，沃伦不得不检查一下阳台，向她再次确保睡觉是安全的。
处理好“戴眼镜的男人”后，沃伦走下楼到他和苏珊卧室外面的小小日光浴室，开始着手业务上的事，要么是合伙公司的工作，要么是准备他的课程——除了建立合伙公司，他回到奥马哈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奥马哈大学为秋季学期上两门课：只为男人准备的投资分析，以及智慧投资。不久，他又加上了第三门课程：女人如何投资。那个在戴尔·卡内基班上不敢搭话的害羞男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虽然还不太熟练，但仍然让人印象深刻的年轻人。他在教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教导着学生，并且嘴巴里会跑出一连串的事实和数字。穿着那套看起来大了两码的廉价西服，他看起来更像是某个教派的年轻传教士，而不是大学的讲师。
尽管沃伦光芒四射，但他仍然不是很成熟，对苏珊而言，他在家里的无用，意味着他就像第三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他的个性和爱好定型了他们的社交生活。在奥马哈这样一个中等规模的中西部城市，重要的文化机构相对比较少，周末都是婚礼、聚会、茶会以及与慈善相关的事。巴菲特夫妇与他们同阶层和同时代的大部分年轻已婚夫妇相比，生活更为平静。虽然苏珊开始在初级联盟中往上攀升，并且他们也加入了一个美食团体——沃伦礼貌地要求每月的主办者为他做一个汉堡包——他们和朋友的联谊不是成群结队，而是一两个。他们绝大多数的社交生活是和其他夫妇小规模地吃晚饭，或者偶尔参加晚宴，在晚宴上沃伦可以谈论股票。总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沃伦的娱乐方式要么是对着某个观众滔滔不绝地大谈股票，要么就是弹奏夏威夷四弦琴。在苏珊的指导下，虽然他可以比以前更容易地对别的主题发表评论，但他的思维还是集中在赚钱上，在家里举办餐会或者聚会时，他经常会在中途就离席上楼逃避交谈。但是和本杰明·格雷厄姆不同，他不是待在楼上读普鲁斯特的作品，而是在工作。至于苏珊，她对沃伦干什么知之甚少，也很少关心。“我过去常常说他是证券
[01]
分析师14，而人们会以为他是检查防盗报警器的。”
沃伦所有的休闲活动都是重复的、充满竞争的，最好是两者兼备。他发现无法忍受和苏珊打桥牌，因为她总是希望对手能赢，于是他很快就去寻找别的搭档了。
[14]
他的思维就像是一只不安分的猴子，为了放松，他需要一种能集中注意力的活动让这只猴子闲下来。乒乓、桥牌、扑克、高尔夫都会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使他能短暂地不用去想钱的事。但是，他从来不在院子里举办烧烤聚会，他会在游泳池边懒散地闲逛，眺望星辰，或者就在林子里走走。看星星的沃伦应该看到过北斗七星，而且看到过像美元的符号吧！
所有这些，加上不合常规的倾向，意味着沃伦不是一个“参与者”，只是在委员会或董事会议上干坐而已。可是，当他的叔叔弗雷德·巴菲特请他加入扶轮社时，家庭的忠诚让他一口答应。他喜欢巴菲特杂货店的经营者弗雷德，他和弗雷德一起到扶轮社打保龄球（重复的、有竞争的）。另外，他的祖父以前是扶轮社的主席。
另一方面，当被邀请加入“阿克萨本骑士团”时——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公民领袖团体，融合了慈善、商业、社会活动等——沃伦却拒绝了。对一个还需要筹集资金的发展中的基金管理人而言，这无异于无视那些掌管奥马哈的人——过于骄傲的自信，甚至是傲慢的行为，这使他和同一阶层的很多人相隔离。他的姐姐多丽丝已经像“阿克萨本公主”一样首次登场了，而他以前的室友、现在的姐夫杜鲁门·伍德的姐姐也已经是“阿克萨本王后”了。而像查克·彼得森这样的朋友们，也是这个社交圈的常客。作为一个国会议员，霍华德因为有义务而已经加入。但是沃伦发现社会等级制度令他厌恶，而且鄙视香烟缭绕的密室中的社交，以及这个圈子中的人们的跟随者，就是那些看不起他那作为“杂货商儿子”的父亲的人。沃伦很高兴自己能有机会轻蔑地拒绝这个团体，并且可以不屑一顾地贬损它。
苏珊有她自己不遵从传统的更为优雅的处理方式。她开始带领沃伦进入她的不寻常、多样化的朋友圈子。从高中开始，她就为自己的开放和包容而骄傲，那时大多数人还只会选择在宗教、文化、种族，以及经济上和自己相同的人交朋友。与她自己的家庭不同，苏珊并不这么想。她的很多朋友——那时沃伦的很多朋友都是犹太人。在种族隔离的奥马哈——更不用说巴菲特家族和汤普森家族了——超越社会边界选择朋友是一个大胆甚至挑衅的行为。苏珊明白这些，就像她在高中和大学就知道和一个犹太人约会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虽然她来自一个显赫的家庭，但是对她而言，社会地位的价值只是增加了她的朋友们被包容的感觉。沃伦这个反精英分子，发现苏珊在这方面有高度的吸引力。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格雷厄姆–纽曼工作期间，他结交的犹太人朋友们已经让他对反犹太主义有了新认识。
和苏珊形成对比的是，沃伦的母亲一直热衷于融入主流。利拉研究了她的祖先，先后加入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女儿们”团体以及胡格诺学会，也许她是在过去的时光中寻找在现实中、在她的直系家族中找不到的平衡。最近，她接到了诺福克州立医院的通知，她的妹妹伯妮丝跳进了河里，有很明显的自杀企图。现在利拉对伯妮丝以及她们的母亲负有责任，在和家族问题保持距离的同时，利拉努力想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女儿，帮她们处理类似生意这样的时髦事情。她和姐姐伊迪丝定期探访伯妮丝和母亲，但她没有伊迪丝热情。斯塔尔家族精神疾病的历史在巴菲特家族是一个危险且令人羞耻的话题，当时的社会情况整体来说也是如此。巴菲特夫妇对家庭历史的认知被斯特拉和伯妮丝不明确的诊断进一步搞乱了。医生只会对明显的严重问题给出含混不清的说明，但是，很显然精神问题有遗传性，而且在成人时期会变得明显。和伊迪丝姨妈亲近的沃伦和多丽丝知道他们的母亲正在远离她，而伊迪丝也变得越来越冲动和喜怒无常。他们有点儿怀疑利拉的行为和个性也许和家族血统多少有点儿关系。闹钟一直在他们头顶滴答作响，所以他们会检查自己身上任何反常的迹象。
沃伦一直非常希望自己是正常的，也从来没有感觉异常，他用统计学推断出这种神秘的紊乱状况似乎只会影响家族里的女性，以此来缓解自己的焦虑情绪。他从来不在不愉快的事情上想个没完没了。后来他偶然想到他的记忆功能有点儿像浴缸，“浴缸”里装满了他感兴趣的想法、经历和事情。一旦他不再需要这些信息，塞子一拔，记忆就消失了。如果一条关于某个主题的新信息出现了，它也许就会代替旧的版本。如果他一点儿都不想考虑某件事情，就会直接让它进下水道，某些特定的事件、事实、记忆，甚至人都好像消失了一样。痛苦的记忆是首先需要被冲洗掉的，水会流到某个地方，随之而去的还有背景、细节以及远景，但重要的是它已经消失了。浴缸式记忆的高效率为新的、产出更高的信息留出巨大的空间。但是，当他表达对某人的关心时，扰乱的思维会不时从某处冒出来。举个例子，几位照顾有精神疾病的妻子的朋友。巴菲特认为，浴缸式记忆有助于他“朝前看”，而不是和他母亲一样总是“朝后看”。这也让他仅仅26岁，就能一头扎在生意里沉思，而将几乎其他任何事情都排除在外，一心追求成为百万富翁的目标。
实现那个目标最快的办法是筹集更多的钱来管理。8月，他返回纽约参加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最后一次的股东大会。华尔街的重要人物似乎都到场了。投资人路易斯·格林以他6英尺4英寸的身高鹤立鸡群，脑袋被从他巨大的笨重长靴里发出的臭气环绕。
[15]
路易斯责备格雷厄姆犯了大错。“为什么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没有发掘出人才？”他问。“他们在那儿为这个生意工作了30年，”他对站在周围的人宣布，“他们能继续经营下去所需要的就是那个叫沃伦·巴菲特的孩子，他是他们所能遇到的最好的人选。谁想和他一起并驾齐驱？”
[16]
沃伦很久以前犯过一个错误，他告诉路易斯·格林，他买马歇尔·韦尔斯公司的股票，是“因为本杰明·格雷厄姆买了”，这件事情削弱了格雷厄姆在一个重要观众面前对沃伦的支持，其后果不得而知。但是，格雷厄姆的认可已经是给他的一个大红包了。哈佛培养出来的物理学教授霍默·道奇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长期的投资者，直到1951年他担任佛蒙特州诺斯菲尔德城诺威奇大学的校长。他曾经前去拜访格雷厄姆并问他，既然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就要关闭了，他该如何处理自己的钱？本杰明回答：“嗯，我有个过去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家伙，也许他有办法。”
于是在中西部那个7月里炎热的一天，道奇在往西走的度假旅程中，在奥马哈短暂停留，一条蓝色的独木舟绑在他的福特乡村轿车车顶上。“他和我谈了一会儿就问我能否帮他管钱，于是，我为他单独设立了合伙公司。”
1956年9月1日，道奇给了沃伦12万美元，放在巴菲特基金有限公司里管理。
[17]
这笔钱比巴菲特联合公司的初始资金还要多，而且是使沃伦成为一个专业资金管理者的重要一步（假设沃伦为巴菲特联合公司赚了15%的收益，每个合伙人拿走设定的4%的利息后，他可以收取5781美元的费用。而霍默·道奇的钱可以让他总共收取9081美元的管理费用。他可以将这笔钱重新投入合伙公司。第二年，他就可以得到9081美元的100%的收益，再加上又一轮的资金管理费用，如此循环）。从此，他不再是以前掌管自己家族和朋友的少量资金的股票经纪人了。道奇夫妇选择的交易方式有点儿不同，沃伦提取的利润只占总利润的25%，而他损失的数量以其在该合伙公司的资产为限，开始只有100美元。现在，他在为本杰明·格雷厄姆介绍的这个人投资了。
[18]
“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约翰·克利里，过去是我父亲在国会的秘书，看到了证明我成立合伙关系的法律文书，并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跟他说了说情况，然后他说，‘好啊，和我也这么做怎么样’。于是我们成立了B–C有限公司。那是我的第三家合伙公司。他投入了5.5万美元。”
[19]
4%以上的收益两人分摊，而巴菲特的责任也延伸至任何的拖欠款项。1961年，B–C有限公司被并入安德伍德有限合伙公司。
随着1956年10月1日B–C有限公司的成立，沃伦管理的资金超过了50万美元，其中包括他自己的钱，而这部分钱不在任何一家合伙公司里。他在家里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工作，而且这个房间穿过卧室才能进入。他工作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苏珊一样是个夜猫子。他会穿着睡衣阅读年度报告，一边喝着百事可乐，吃着Kitty Clover牌的薯片，享受着自由和独处的乐趣。他仔细研读《穆迪手册》，寻找好的主意，一家公司接着一家公司地吸收数据。白天，他会到图书馆看报纸和工商业杂志。和他小时候送报纸一样，他亲自认真处理有价值的事情，自得其乐。他在IBM打字机上亲自打信，小心地将专用信笺在托架上摆放整齐。需要复写的时候，他会在第一页纸的后面放上蓝色的复写纸和薄的像纸巾一样的半透明纸。他自己整理文件归档、记账以及报税。这些数字可以精确地衡量工作成果、记录工作，这个特点让沃伦乐在其中。
每一张股票凭证都直接投递到他这儿，凭证以合伙公司的名义开出，而不是按照通常的做法放在经纪人的户头下。一旦这些凭证到达，沃伦会亲手带着它们——光滑的奶油色的投资凭证，上面印着铁路、秃头鹰、海兽以及穿着宽大袍子的妇女，图案精美——径直来到奥马哈国民银行，把它们放进储蓄保险箱内。如果他要卖出哪只股票，就又会来银行，在一堆凭证中快速翻阅，然后将要卖的股票从38街的邮局寄出去。如果红利支票过来后要存起来，银行会打电话通知他，于是他会到那儿，检查支票后亲自签字认可。
沃伦用家里唯一的一根电话线给他的一系列经纪人打日常电话。他将他的开支尽可能缩减到零。他亲自在一张有条纹格的黄色纸上列出开支情况：邮费31美分；《穆迪手册》15.32美元，《石油和天然气杂志》4美元，电话费3.08美元。
[20]
除了一些更为精确的会计核算，以及需要考虑更多的事情外，他运营这些生意就和任何通过经纪人为自己的账户交易股票的人一样。
1956年底，沃伦给合伙人写了一封概括描述合伙公司到年底经营状况的信。他汇报说，今年的总收入超过4500美元，比市场高出4个百分点。
[21]
那时，他的律师丹·莫奈已经从第一家合伙公司中撤资，汤普森博士买下了他的股份。而莫奈加入了沃伦已经操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项目：购买一家总部在奥马哈的保险商——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1919年，一些无耻的推销员将这家公司毫无价值的股票兜售给全内布拉斯加州的农民，用来交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行的自由债券
[22]
。而从那时起，这些凭证就躺在抽屉里，它们的主人也逐渐失去了再次看到他们的钱的希望。
还是在巴菲特–福克公司工作期间，沃伦翻阅《穆迪手册》时发现了这家公司。
[23]
这家公司的总部离他父亲的办公室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奥马哈当地一位很著名的保险代理人——威廉·哈曼森一开始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吸引进这家公司的，担任了当地的挂名负责人，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骗局。但是哈曼森家族又逐渐将这家公司变成了一家正当的公司。现在，威廉的儿子，霍华德·哈曼森正通过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建立的美国家庭储蓄公司，把最高级的保险业务输送给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前者已经是美国最大、最成功的储蓄贷款公司之一。
[24]
那些被欺骗的农民根本没有想到那些陈旧的纸张现在已经值钱了。霍华德·哈曼森通过掌管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弟弟海登，暗地里从那些农民手中以便宜的价格回购股票已经好几年了。到目前为止，哈曼森家族已经拥有这家公司70%的股份。
沃伦很钦佩霍华德·哈曼森：
没有人能像霍华德·哈曼森那样大胆地管理资本。他在很多方面都很精明。以前，很多人都是亲自到家庭储蓄公司偿付抵押贷款。而霍华德·哈曼森把抵押贷款业务放到离你住的地方最远的分支机构，因此你得用寄邮件的方式支付，这就不需要他的手下花费半个钟头的时间听有关你孩子的情况。其他人应该都看过《精彩生活》这部电影，并且觉得就应该按照吉米·斯图尔特的方式做事。可是霍华德不愿意见到他的顾客，所以他的运营成本永远比别人低。
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每股收益29美元，而霍华德·哈曼森的弟弟海登以每股30美元左右的价格买进了这些股票。和沃伦追寻的最珍贵、最有吸引力的便宜股票一样，哈曼森家族的人用每股的收益就能完全支付买一股股票的所有成本。这是沃伦见过的最便宜的股票——除了西部保险公司，而且它也是一家不错的小公司，不是湿乎乎的“烟蒂”。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努力买进这只股票。不过我一股也没得到，因为海登将股东名单交给了一个股票交易商。这个人——他把我看成朋克，可是他有名单而我没有。因此，是他以30美元左右的价格为海登买了这些股票。
对一些农民来说，海登·哈曼森的现金要比他们那些不值钱的凭证好得多。尽管很多年以前他们每股付出了100美元，而现在只能得到30美元。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逐渐说服自己，没有这些股票，他们的情况会更好。
沃伦很坚决。
我在一些保险书或其他书上查找。如果你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你就会明白谁是指使者。他们让那些最难销售的地区的大股东做董事。内布拉斯加有一个叫埃维的镇子，那儿人烟稀少，可是有人在那里卖出了很多股票。而这也是35年以前，他们将当地的金融家弄进董事会的手段。
于是，沃伦的合伙人兼代理人丹·莫奈，带着沃伦的一卷钞票以及他自己的一部分钱前往乡下。他开着红白相间的雪佛兰在全国穿梭，在农村的县政府大楼或者银行露面，随意地问谁可能持有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股票。
[25]
他坐在前廊，和农民们一起喝冰茶，吃馅饼，然后用现金换取他们的股票凭证。
[26]
我不希望霍华德知道是因为我出的价格比他高。他出价是30美元，我就必须提高一点儿。股票持有人注意到，大约10年来价格都是停留在30美元，这是价格第一次发生变动。
第一年沃伦出价每股35美元，买了5股股票。农民们的耳朵就竖起来了。现在他们意识到，有买家在为这只股票竞争。他们开始想也许没有这些股票，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变得更好，价格一定还会上涨。
最后阶段，我给出了100美元的价格。这是个有魔力的数字，因为那是他们开始付出去的钱。我知道，100美元会把所有的股票都带过来。果然，当丹·莫奈这么干的时候，一个来卖股票的家伙就说：“我们像羊群一样买了这些股票，现在又像羊群一样卖了它。”
[27]
他们就是那样。很多人以低于每股收益29美元的3倍的价格出售了股票。莫奈最终收集了2000股，占公司股份的10%。沃伦没有将股票凭证上的名字改成自己的，而是还保留在原持有人的名下，只是附加了律师的说明，以证明他对这些股票有控制权。
因为如果改了名字会让霍华德警觉到我在和他竞争，而这样做他就根本不知道。或者即使他知道，也没有充足的信息。我一直在收购股票。到走进海登办公室的那一天，我出其不意地把它们全放下，然后说我要把它们全改成我的名字。他说，“我的哥哥会杀了我的”。但最后，他还是帮我办了转让手续。
[28]
沃伦在这只股票上出乎意料的行为的背后，所费的脑筋并不仅仅体现在股票价格上，他已经懂得了尽可能收集稀有事物的价值。从牌照到修女们的指纹，到硬币、邮票，到联合电车公司，再到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他一直以这种方式思考，他是一个天生的收集家。
[29]
这种贪婪的直觉有时也会让他出点儿岔子。汤姆·纳普帮助杰里·纽曼处理完关闭格雷厄姆–纽曼的剩余事务后，去了一家小经纪商特雷迪–布朗–莱利公司，他过来拜访沃伦，并且要去威斯康星州的贝洛伊特听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演讲。开车穿越艾奥瓦州玉米地的路上，纳普提到美国政府准备从流通领域收回4美分的蓝鹰邮票。收银机在沃伦的脑子里开始叮当作响了！“我们停在邮局看看有没有4美分的邮票。”他在回来的路上说。纳普去了第一个邮局，回来说那儿有28张邮票。“去买下来。”巴菲特说。他们就此又讨论了一下，决定回家以后写信给邮局，要求买下它们的邮票存货。邮票开始一来就是好几千张。丹佛的邮局回复他们有20本，每本有100页，每页有100张邮票，那就意味着丹佛有20万张邮票。
“我们也许可以控制局势。”沃伦表示。他们花了8000美元买了那20本。
“而那是我们的错误，”纳普说，“我们应该让丹佛的邮局把邮票寄回华盛顿以减少供应。”
花费了巨大努力，他们简直变成了真正的邮局——大部分工作是由纳普完成的，他们收集了60多万张蓝鹰邮票，总共花了大约25000美元。鉴于他对钱的态度以及资本净值，对沃伦而言，这是很多钱了。他们把一堆邮票放到地下室里。那时，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辛辛苦苦地收集了一地下室的价值永远不会超过单价为4美分的邮票。“如果你有了这么多的邮票，”纳普解释，“就没有很多收集者了。”
于是，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处置这些邮票。沃伦熟练地将处理价值25000美元的4美分邮票一事委托给纳普，然后就将这件事抛到脑后，除了有时当作笑谈说一说。他重新转回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为合伙公司集资。
1957年6月，又一个最初的合伙人，伊丽莎白·彼得森请沃伦成立了第四家合伙公司，命名为安德伍德，她另外投资了85000美元。
[30]
几个月以后，1957年夏天的一天，“我接到了埃德温·戴维斯夫人的电话。他们夫妇俩以前是巴菲特杂货店的常客。她的丈夫戴维斯医生是城里有名的泌尿科医生。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只有几个街区。她说她知道我在管理钱，请我过去解释一下”。
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全美闻名。他的一个病人，纽约的阿瑟·威森伯格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资金管理人之一，他因前列腺的问题在某个时间来奥马哈治疗，于是戴维斯就变成了他的客户。
威森伯格从1941年起，每年发布《投资公司》，一本关于封闭式投资基金的“《圣经》”。封闭式投资基金除了不接受新的投资人以外，和公开交易的共同基金很相似。它们几乎总是以低于资产价值的折扣价出售，这使威森伯格成为买入封闭式投资基金的支持者。
[31]
总之，它们就像共同基金的“烟蒂”。上大学前的那个夏天，沃伦就坐在巴菲特–福克公司办公室的椅子上阅读威森伯格的“圣经”，而霍华德则在一旁工作。“去哥伦比亚上学之前，”他说，“我常常花几个小时阅读那本书，从头到尾，很虔诚。”他买了威森伯格的两个“烟蒂”——美国国际证券以及精选工业公司，它们在1950年占了超过他资产的2/3。
[32]
在格雷厄姆–纽曼工作的时候，他设法和威森伯格会面，并且给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那时我还不怎么令人印象深刻”。
1957年，威森伯格突然打电话给戴维斯医生解释说，虽然从他的利益出发没有必要这样做，但他还是推荐一个年轻人给他。“过去我自己也试图聘用过他，”威森伯格说，“不过他正自己成立合伙公司，所以我没能如愿。”
[33]
他力劝戴维斯考虑和巴菲特一起投资。
其后不久，沃伦安排了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和戴维斯一家碰面。“我去他们家，坐在他家的起居室里，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我说：‘这就是我如何管钱的和我的一些安排。’那时我大概26岁，可看起来就像20岁左右。”事实上，按照埃德温·戴维斯的说法，他看起来更像是18岁。“他的领子是敞开的，外套肥大，说话很快。”那个时候，沃伦在奥马哈四处走动时，总是穿着一件破旧毛衣——人人看起来都觉得早该捐出去了——一条旧裤子和一双磨损了的鞋子。“我表现得比我的年龄要幼稚，”沃伦回忆，“我谈的事情是你期望从更年轻的人那儿听到的。”事实上，他身上还有不少上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打着手鼓、唱着《妈咪》这首歌的男孩的痕迹。“那时你必须忽略很多东西。”
但是，当他谈自己的合伙公司时可就不是那样了。沃伦不是在那儿向戴维斯夫妇推销，他是在展示自己的基本原则。他希望对资金有绝对的控制，而且不会告诉合伙人这些钱是如何投资的。那是个关键点，人们搭本杰明·格雷厄姆顺风车的不利因素对他而言不存在。他解决人们会失望的问题的办法是，打完每个球洞后，他先不给分数，而直到打完18个洞以后才给出一年一次的报告。他们会得到有关他的表现的一份年度报告，而且只能在12月31日这天可以决定投钱或者抽回资金。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钱被锁定在合伙公司。
埃德温一直没有注意我。多萝西·戴维斯听得很专心，问了一些不错的问题。而埃德温坐在角落里什么也没干。他看起来非常老，可他还不到70岁。当我们谈完后，多萝西转向埃德温问他怎么考虑。埃德温回答：“我们给他10万美元。”接着我以更有礼貌的方式问：“戴维斯医生，我很高兴得到这笔钱。不过我刚刚在谈的时候，你确实没有怎么注意我，为什么你现在又这么决定呢？”
他回答：“嗯，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
[34]
我说：“哦，我不知道谁是查理·芒格，不过我真的喜欢他。”
戴维斯夫妇如此愿意和沃伦投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令他们惊奇的是，他“比他们还了解阿瑟·威森伯格”。
[35]
他们也喜欢他陈述自己合同条款的方式——清晰而且透明，因此他们明白他是站在哪一边的，他和他们一起输赢。就像多萝西·戴维斯表述的，“他精明而聪明，但我可以说他是诚实的。我喜欢这个年轻人的一切”。1957年8月5日，戴维斯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用10万美元孕育了第五家合伙公司——戴西（Dacee）。它和巴菲特基金公司类似，4%的保证收益之上的25%归巴菲特所有。
[36]
有了戴西，沃伦的生意又向前跃了一步，他可以在一些大的股票上放更多的头寸。在他个人的投资组合中，他还是在玩儿“便士”铀股票。几年前当政府在买铀股票的时候，那是一种时尚，而现在它们非常便宜。国会记录里提到，当时华盛顿地区的一家家具店在华盛顿诞辰纪念日的促销中分发铀股票，只要顾客购买东西就可以得到股票。
[37]
沃伦买的公司股票有Hidden Splendor、Stanrock、Northspan。“这些很有吸引力——就像在一个桶里抓鱼。它们都不是大鱼，但是你可以在一个桶里抓它们。你知道自己将要挣很多钱。这是少数，我把大头放在合伙公司里面。”
有新的合伙人就意味着更多的钱，当然，这也意味着沃伦要掌管5家合伙公司以及巴菲特–巴菲特公司，因此股票凭证的数量以及文件工作量大幅增加。他不得不很忙碌，不过感觉很好。短缺的总是资金——他看起来总是没有足够的钱。他研究的这类公司市场价值动辄10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他希望自己能在这样的股票上投资10万美元，这样才能在公司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得到更多的钱就成为关键。
这时，丹·莫奈已经准备重新参加合伙公司了。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埃伦成为巴菲特第六家合伙公司——莫奈–巴菲特公司的核心，该合伙公司于1958年5月5日成立。绝大部分要感谢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莫奈夫妇俩两年以前只有5000美元可供投资，现在可以投入70000美元了。
[38]
那时，沃伦·巴菲特也许明白了资金管理产生更多钱的潜力比华尔街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增加到合伙公司的每一美元都会为他从他给合伙人挣的钱中分一杯羹。
[39]
而这些钱如果重新投资，又能产生它自己的收入。
[40]
如果把收入再进行投资，它就会产生更多的收入。他的业绩表现越好，赚的钱就越多，他在合伙公司的股份就会更多，而这又会促使他去赚更多的钱。他的投资天分将会充分发掘资金管理的潜力。因此，虽然沃伦看起来有些笨拙，但毋庸置疑，他的自我经营是成功的。即使他在投资世界里几乎是隐形的，但雪球开始滚起来了。
带着他后面的动力，他意识到，是时候离开那所勉强够四口之家居住的房子了——其中一个孩子三岁半，精力旺盛超乎寻常——第三个孩子也快要来了。于是，巴菲特夫妇买了他们的第一套房子，房子位于法纳姆大街，拐角处被一些常绿树木包围，紧挨着奥马哈最繁忙的要道之一。虽然它是这个街区最大的房子，但风格朴素迷人，屋顶采光窗设置在倾斜的单坡屋顶上，还有一扇眉窗。
[41]
沃伦支付了31500美元给当地的一名商人和市议员萨姆·雷诺兹，并且立刻给房子命名为“巴菲特的蠢事”。
[42]
在他的思维里，31500美元经过12年左右的复利增长可以达到100万美元，因为他有能力以如此惊人的回报率投资这笔钱，所以他觉得在这栋房子上，似乎是花了惊人的100万美元。
在搬家公司的货车驶离安德伍德大街之前，沃伦带着5岁的苏茜沿着楼梯返回锻铁修饰的阳台。“‘戴眼镜的男人’就留在这儿了，”他说，“你要和他说再见。”苏茜照办了，而事实上，“戴眼镜的男人”还在后面呢。
[43]
苏珊怀着8个多月的身孕，负责监督搬家，在房子里安置好，管住豪伊。根据他们老朋友们的观察，豪伊是个“惹事鬼”。他似乎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这使他获得了“龙卷风”的绰号，和沃伦儿时的绰号“霹雳”有一拼，但是含义大不一样。巴菲特说，豪伊一开始会走路，他就到处跑。他用玩具在花园里挖，苏珊把玩具拿走，为了找到它们，他会把房子搞得一团糟。一旦他成功了，就又开始挖起来。苏珊抢走他的装载机，同样的战争又会重复。
[44]
搬到法纳姆大街一周后，就在莫奈–巴菲特合伙公司成立的前一天，巴菲特夫妇的第二个儿子彼得出生了。从一开始，他就是个安静好带的宝宝。不过他出生不久，苏珊就得了肾感染。
[45]
从她小时候得风湿热和慢性耳炎痊愈后，她总认为自己是健康的。肾感染还不足以达到影响沃伦的地步，他有关疾病的不自在却是一件大事，以至于她教育全家不管谁得病都要注意到他的反应，就好像他也生病了需要照顾一样。她真正的焦点在于，她最终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尽管生着病而且还需要照顾一个新生儿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但这些都不能抑制她想装修房子的急切心情。就像万物复苏一样，她用活泼的当代风格重新装修房子，摆上镀铬和真皮的家具，在白墙上挂起巨大、明亮的现代油画。15000美元的装修账单几乎占了房子本身价格的一半，根据一个一起打高尔夫球的同伴鲍勃·比利格回忆，这“几乎要了沃伦的命”
[46]
（比利格已经过世）。他没有注意到色彩，对生动的美感也没有反应，对效果漠不关心，看到的只有那张惊人的账单。
“难道我真的想为理发花上30万美元吗？”这就是他的态度。如果苏珊想花上少许钱，他会说：“我不确定我想用那种方式吹走50万美元。”
[47]
因为苏珊想花钱而他想保留钱，但他又想让苏珊高兴而苏珊又想取悦他，他们的个性就逐渐融合为讨价还价和交易的体系。
那张惊人的账单里包括一个令他们的朋友和邻居惊奇的设备费用——奥马哈的第一批彩色电视机之一。
[48]
苏珊喜欢让她的房子成为邻居的中心，于是过了不久，星期六的早晨，这个街区的所有孩子都会在这间小电视室的黑色皮沙发上挤成一堆，一起观看卡通节目。
[49]
一个大块头、能干的黑人管家威拉·约翰逊，开始为他们干家务活儿，她逐渐取代苏珊的家务工作。这让苏珊解放出来，可以去寻找发挥其创造力的地方。她和朋友泰玛·弗里德曼决定成立一个当代艺术画廊。由于每件事都牵涉钱，这个决定必须和沃伦说清楚。在支付苏珊那笔钱之前，他在会客室和她们“会谈”，问“你们希望挣钱吗”，弗里德曼回答，“不”，然后巴菲特说，“好吧，苏珊可以作为一个‘投资人’加入”。
[50]
根据弗里德曼的说法，他喜欢苏珊想做自己的事情的想法，并且希望她们后退一步，以类似生意的方式考虑画廊，这样爱好才会比较现实。沃伦总是根据投入的资本回报来考虑钱的问题。因为画廊不能获利，所以他希望她们能控制开支。弗里德曼说，苏珊每天都来打理画廊，她的参与真的是出于爱好。
在朋友和亲戚的眼里，苏珊是一个灵活、好相处而且体贴的母亲。既然现在巴菲特夫妇和他们的父母住得更近了，孩子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们的祖辈相处。一个半街区外的汤普森博士家里的气氛轻松愉悦，他们不介意豪伊打碎窗户或者孩子们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多萝西·汤普森精通各种各样的事情，玩儿游戏，组织寻找复活节的蛋，制作精细的多层冰激凌甜筒。孩子们爱汤普森博士，除了他清醒的自大以及装模作样的说话方式。一次，他让豪伊坐在他的膝盖上。“不要喝酒，”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它会杀死你的脑细胞，而且会让你一无所有。”
[51]
星期日，汤普森博士有时会过来，穿着胶质软糖色的西服，在沃伦和苏珊的起居室里布道，有时豪伊和苏茜一起去爷爷、奶奶那儿，利拉会拖着他们一起去教堂。和汤普森夫妇相比，她和霍华德显得死板僵硬。霍华德还保留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因此当他打电话给多丽丝和沃伦讲有关他们的妹妹伯蒂的事情时，他只会说：“情况一团糟！”可是后来他们发现，到另外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人（指伯蒂）那儿，他就不会说出“流产”这样的字眼。
沃伦和苏珊开始在他们新的大房子里招待整个家族。在她的第一个感恩节家庭晚宴上，苏珊自己准备火鸡，她以为做火鸡很容易，用100华氏度（37.8摄氏度）的温度烤上一整晚就行。当火鸡散架时，她打电话给从利拉那儿学习厨艺的黑格曼夫人，请她过来帮忙。除了沃伦，每个人都得来切，因为沃伦连小刀都不会用。而且，家庭聚会上只要有他母亲在场，只要他能逃避，就会到楼上去工作。
沃伦新的小办公室位于主卧外面，苏珊给这个房间铺上了美钞图案的墙纸。被钱舒服地包围着，他开始着手尽可能以翻阅《穆迪手册》的速度，快速购买便宜的股票：那些出售可以轻易评估的基本用品或者大宗商品的企业，如达文波特针织品、草地河煤公司、碳氢化合物公司以及马拉开波石油勘探公司。为了合伙公司，为了他自己，为了苏珊，或者为了所有这些，只要他一有资金，就会以带它们进家门的速度让它们快速投入工作。
通常，他需要秘密实施他的想法，他会利用聪明、心甘情愿的，如丹·莫奈这样的人做他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中还有一个是丹尼尔·科文，他为纽约一家名字为Hettleman的小经纪公司工作，是一个价值猎手。沃伦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老朋友弗雷德·库尔肯认识了科文。
[52]
Hettleman专门投资资产规模为数百万美元的小股票，也就是沃伦喜欢的那种没名气的特价品。
弗雷德写信把丹尼尔描述成华尔街的一颗新星，并且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我立刻判定弗雷德在这两点上百分之百正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要我去纽约，我俩通常都会在一起。
[53]
科文比沃伦年长9岁，有着一双眼窝深陷且敏锐的眼睛。他们两人在一起时，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成年人在和一个大学生亲切交谈，但他们有很多共同点。在科文的父亲损失了家里所有的钱以后，科文在大萧条的贫困中长大，而且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养家，他还将13岁生日时作为礼物收到的钱投入了股票。
[54]
海军服役结束后，他被投资职业吸引，甚至在一家投资公司里，他也是独立工作，坚持自己的理念。可是，和沃伦不同的是，科文对前沿艺术有很强的欣赏能力，对房子的装饰也很有创造力，还收集摄影作品和古董。吸引沃伦的是，科文交易很棒，而且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工作。
[55]
早些时候，在沃伦为格雷厄姆–纽曼工作时，科文曾经借给他5万美元，为期一周，这样他就可以购买共同基金而省下1000美元的税，这也让沃伦喜欢科文。
[56]
久而久之，他俩合作了，科文担任高级合伙人，因为他经验更丰富、投的钱也更多。不过，他们一起分享信息和想法。
每周，只要列着小股票的粉单一出来，巴菲特和科文就相互打电话比较里面的内容。“你买了那只股票吗？”“是的，我买了，那是我的！”如果挑了同样的股票，他们会感觉自己都是胜利者。“那种情形就像在选马一样。”科文的妻子乔伊斯说。
[57]
他们考虑过收购全国盒子公司，给它起了个代号，叫集装箱公司。“科文是个挖掘者，”巴菲特说，“我猜这样才讲得通。”
巴菲特说，有一次，他们甚至试图买下马里兰州的一个小镇，当时联邦住宅管理局正在廉价拍卖该地块：由邮局、市政厅以及以低于市场价格出租的大量物业组成。这个小镇是大萧条时期建造的，是一个以低成本住房安置1800户家庭的实验性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的政府物业被拍卖。巴菲特回忆，当时这个小镇的广告让他们垂涎三尺，梦想着可以很快把出租价格提升到市场水平。可是即使廉价出售，这个小镇也太贵了，他们无法弄到足够的现金。
[58]
沃伦总是没有足够的现金，他总是在努力筹集资金。格雷厄姆的关系又要开始起作用了。伯尼·撒纳特——整形和重塑手术方面的先锋——在某一天和他妻子的嫡亲堂兄——本杰明·格雷厄姆聊天。本杰明和埃斯蒂退休回到加利福尼亚后，搬到撒纳特夫妇家的街对面。撒纳特说，他问格雷厄姆，现在应该如何处置自己的钱，“他在他的合伙公司几乎没什么钱，”撒纳特回忆，“他说，‘哦，买AT&T’。然后，他告诉我三只封闭式基金和一些股票。接着，他很随意地提到，‘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做投资，沃伦·巴菲特’。就是那样，那么随意以至于我都没能记下来。”
几乎没什么人知道沃伦·巴菲特。他就像奥马哈一块大岩石下的一小片苔藓。撒纳特的妻子罗达每天和埃斯蒂一起散步。“不久之后的某一天，”她回忆，“埃斯蒂对我说，‘听着，罗达，人们总是接近我们，让我们投资他们的合伙公司，因为他们可以告诉别人，本杰明·格雷厄姆也投资了，这样他们才能搞成。因而，我们拒绝了所有人。不过，沃伦·巴菲特——他有潜力。我们和他一起投资，你最好也这么做’。”
“我唯一的问题是，”罗达说，“‘埃斯蒂，我知道你认为沃伦很聪明，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是否诚实’。埃斯蒂回答，‘绝对诚实，我百分之百信任他’。”撒纳特夫妇和埃斯蒂·格雷厄姆分别在莫奈–巴菲特合伙公司里投资了1万美元和1.5万美元。那时，莫奈夫妇的投资已经增长到10万美元了。
沃伦投资课上的一些学生也加入了合伙公司，他在戴尔·卡内基课程的指导老师沃利·基能也加入了。事实上，到1959年，沃伦在周边已经小有名气，部分可以归因于他的教学。他的品质——好和坏——不再是被隐藏的，在奥马哈已经开始为人所知。犹如青少年广播剧《美国广播学校》中的反面角色一样，他在奥马哈被认为是一个傲慢无礼、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我过去常常喜欢在讨论中站在相反的那一边，”他说，“不论什么，我能立刻转过来。”人们认为，沃伦让他们投钱却不说他将买什么，这是放肆的行为。“奥马哈有一些人认为，我做的事情类似庞氏骗局。”他回忆道。这引起了一些反响。当沃伦重新申请奥马哈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时，他被投票否决了。被乡村俱乐部拒之门外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说明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可以用一种具体的让人尴尬的方式表现出来。他被认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旁观者，可他却想属于这个群体。另外，沃伦喜欢打高尔夫，俱乐部有一个好的球场。通过关系，他下了些功夫才从黑名单上下来。
但是，现在他的才华通过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来，也为他带来了更为重量级的合伙人。1959年2月，卡斯珀·奥福特和他的儿子小凯珀，来自奥马哈最显赫家族之一的成员，就他们自己的合伙公司和沃伦接触。当沃伦解释他们不会知道他在买什么股票的时候，卡斯珀说：“如果我不知道买了什么，就不会投一分钱，而如果你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我也不会有发言权。”
[59]
但是，小凯珀和他的兄弟约翰以及威廉·格伦（后者是查克·彼得森为其管理房地产物业的生意人）还是投资了。他们投资了5万美元，成立了格伦诺夫（Glenoff）合伙公司，这是巴菲特的第七家合伙公司。
在这些合伙公司的早期投资阶段，沃伦没有偏离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原则。他买的都是些非常便宜的股票，完全是“烟蒂”，湿湿的还可以免费吸上一大口的“烟蒂”。不过，这些都是在遇到查理·芒格之前的事情。
[1]
At times he had said he wanted to be a millionaire by age thirty.
[2]
Interview with Ed Anderson.
[3]
“Newman and Graham predated A. W. Jones,which everybody thinks is the first hedge fund,”Buffett says. A. W. Jones is best known as the first promoter of the concept of hedging the risk in stocks with short sales. However,its fee structure,partnership arrangement,and flexible investing approach—that is,the classic hedge fund as the term is technically defined—were pioneered much earlier,by Graham if not others as well.
[4]
Interview with Chuck Peterson.
[5]
The first partnership agreement provided: “Each limited partner shall be paid interest at the rate of 4% per annum on the balance of his capital account as of December 31 of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year as shown by the Federal Income Tax Return filed by the partnership applicable to said year’s business,said interest payments to be charged as expenses of the partnership business. In lieu of a separate computation of interest for the period ending December 31,1956,each limited partner shall be paid 2% of his original capital contribution,said payments to be charged as expense of the partnership business for said period. In addition each of the limited partners shall share in the overall net profits of thepartnership,that is,the net profits of the partnership from the date of its formation to any given point of time in the proportions set opposite their respective names.”The total interest of the partners added up to 23/42 or 50% of the total interest in the earnings (Certificate of Limited Partnership,Buffett Associates,Ltd.,May 1,1956). The agreement to share in the losses was an amendment to the partnership agreement on April 1,1958.
[6]
According to Joyce Cowin,both Buffett and her own husband,Dan Cowin,who had been introduced to Buffett by Fred Kuhlken,ran money separately for Gottschaldt and Elberfeld.
[7]
Interview with Chuck Peterson.
[8]
Some of these remarks were made at the 2003 speech to Georgia Tech students,the rest in interviews with the author.
[9]
Hartman L. Butler Jr.,“An Hour with Mr. Graham,”March 6,1976,interview included in Irving Kahn and Robert Milne,Benjamin Graham: The Father of Financial Analysis. Occasional Paper No. 5,The Financial Analysts Research Foundation,1977.
[10]
Interview with Tom Knapp.
[11]
“Tourist Killed Abroad,Portugal-Spain Highway Crash Fatal to Long Island Man”New York Times,June 23,1956. Kuhlken had been on a yearlong trip. The other passenger,Paul Kelting,was listed in critical condition.
[12]
Sloan Wilson,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55.
[13]
Interview with Susie Buffett Jr.
[01]
“证券”的英文security也有“安全保卫”的意思。——译者注
[14]
From Headliners & Legends,MSNBC,February 10,2001.
[15]
Interview with Charlie Munger.
[16]
Or thereabouts.
[17]
Interview with Ed Anderson.
[18]
According to Tom Knapp,one thing Dodge and Buffett had in common was their tightfistedness. Even when he later became one of Buffett’s richest partners,Homer Dodge would angle for a free canoe from a canoe maker. He knew every route into New York City from both La Guardia and JFK airports,and took convoluted trips by bus and subway and on foot rather than hire a cab.
[19]
The Dodges chose a slightly different deal. Buffett’s share of the profits would be only 25%,but the amount he could lose was limited to his capital,initially only $100. Certificate of Limited Partnership,Buffett Fund,Ltd.,September 1,1956.
[20]
Cleary split profits over 4%,while Buffett was exposed to the extent of any arrears. Certificate of Limited Partnership,B-C Ltd.,October 1,1956. In 1961,B-C Ltd. was folded into Underwood Partnership,Ltd.
[21]
Buffett Partnership files,“Miscellaneous Expense”and “Postage and Insurance Expense,”1956 and 1957.
[22]
Warren Buffett’s first letter to partners,December 27,1956.
[23]
During the war,people bought Liberty Bonds,which paid low interest rates,as a patriotic duty. When rates subsequently rose,the bonds traded “below par”—face value. Stock promoters offered shares to Liberty Bond owners in exchange for the par value of the bonds. Thus bondholders thought they were getting $100 worth of stock for a bond selling in the market for,say,$85,when in fact the stock was worth little if anything. Salesmen also promised some buyers board seats,according to Hayden Ahmanson,who told Buffett this.
[24]
From 1928 to 1954,the manual was published in five volumes annually as Moody5 Manual of Investments,one volume each for government securities; banks,insurance companies,investment trusts,real estate,finance and credit companies; industrial securities; railroad securities; and publicutility securities. In 1955,Moody’s began publishing Moody’s Bank and Finance Manual separately.
[25]
Buffett says Hayden Ahmanson gave him this version of events.
[26]
Buffett: “He was my partner in National American insurance. Dan didn’t have a lot of money,so he was using his money that he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put in the partnership,and borrowed some money too.”
[27]
Under the Williams Act,passed in 1968,you could not do this today,nor could Howard Ahmanson buy back the stock piecemeal. The act requires buyers to make a “tender offer”that puts all sellers on a level playing field under the same price and terms.
[28]
According to Fred Stanback,when Buffett had“bought all he could pay for,”he also let Stanback start buying.
[29]
A year later,Buffett sold the National American stock for around $125 (to the best of his memory) to J. M. Kaplan,a New York businessman who had reorganized and headed Welch’s Grape Juice in the 1940s and’50s and was later known for his philanthropy. Kaplan eventually sold the stock back to Howard Ahmanson.
[30]
See,for example,Bill Brown,“The Collecting Mania,”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Vol. 94,No. 1.,October 2001.
[31]
Interview with Chuck Peterson. This was insurance proceeds from her husband’s estate. By then,Buffett had decided to offer his partners several choices of risk versus reward. Mrs. Peterson chose a fee structure that shifted more of both to Warren. He had to beat the market by 6%,not 4%,before earning anything. But he got one third of everything he made above that. Under this structure,only Warren’s capital was at risk for the 25% payback-of-losses provision. Certificate of Limited Partnership,Underwood Partnership,Ltd.,June 12,1957.
[32]
Arthur Wiesenberger,Investment Companies. New York: Arthur W. Wiesenberger & Co.,released annually from 1941.
[33]
United States &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rp. was formed amid much fanfare in October 1928 by Dillon,Read & Co. and promptly sank into ignominy,becoming a cigar butt by 1950. Clarence Dillon,the founder of Dillon,Read,was called before the Pecora hearings in 1933 to explain how Dillon,Read obtained control of US&FS and US&FS,which were capitalized at $90 million,for $5 million.
[34]
Quote is from Lee Seeman. Buffett confirms the substance of the statement. The intriguing question is who or what prompted Wiesenberger to make the phone call.
[35]
Lee Seeman’s recollection in an interview is that Dorothy Davis made the comparison.36.Buffett,recalling a conversation with Eddie Davis.
[36]
Dacee resembled the Buffett Fund. Buffett was credited 25% of any profits over a 4% hurdle rate. Certificate of Limited Partnership,Dacee Ltd.,August 9,1957.
[37]
Congressional records note a Washington,D.C.,furniture store was giving away shares of uranium stock with any purchase for a Washington’s Birthday sale. (Stock Market Study,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March 1955.)
[38]
Monen had also invested in a small real estate partnership with Warren and Chuck Peterson.The money from this,a profit from National American,and likely some personal savings had,in short order,made him one of Buffett’s largest partners.
[39]
Above a 4% to 6% “bogey.”He benchmarked himself against the rate of long-term government bonds,telling his partners that if he could not do better than that,he should not get paid. The wide range of profit-sharing reflected the varying level of risk Warren was taking. In the partnerships that paid him the most,he also had unlimited liability to pay back losses.
[40]
Buffett was charging 25% of the partnership’s appreciation in excess of 6%.
[41]
Meg Mueller,in an interview,recalls its size relative to other houses on the street at the time.
[42]
Reynolds was a city councilman.“Sam Reynolds Home Sold to Warren Buffett,”Omaha World-Herald,February 9,1958.“Buffett’s Folly”was referred to in a letter to Jerry Orans,March 12,1958,cited in Roger Lowenstein,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 New York:Doubleday,1996.
[43]
Interview with Susie Buffett Jr.
[44]
Interview with Howie Buffett.
[45]
Pyelonephritis,sometimes associated with pregnancy.
[46]
As quoted in Lowenstein,Buffett. Billig is now deceased.
[47]
Interview with Charlie Munger.
[48]
In interviews,Dr. Marcia Angle recalls the TV being acquired in the late 1950s and how much it impressed her father. Kelsey Flower and Meg Mueller recall its impact on the neighborhood.
[49]
Interviews with Howie Buffett,Peter Buffett,Susie Buffett Jr.
[50]
Interview with Thama Friedman. Laurette Eves was the third partner.
[51]
Interview with Howie Buffett.
[52]
Kuhlken had introduced Cowin to Buffett in 1951 on one of Buffett’s trips back to New York after his graduation from Columbia.
[53]
From Buffett’s eulogy for Cowin.
[54]
From Joyce Cowin’s eulogy for Cowin.
[55]
Marshall Weinberg,Tom Knapp,Ed Anderson,Sandy Gottesman,Buffett,and others contributed to this portrait of Cowin.
[56]
“He lent me unsecured. A dollar of short-term loss offset two dollars of long-term gain for tax purposes,and you could buy a mutual fund that was going to pay a long-term capital-gains dividend and redeem it immediately thereafter to offset a long-term gain going into the end of the year. I bought a combination of long-term gain and short-term loss,which,though equal in amount,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your tax return. It was all legit then; you can’t do it anymore. It probably saved me a thousand dollars. Boy,it was huge,”says Buffett.
[57]
Interview with Joyce Cowin.
[58]
This was an experimental town built to house 1, 800 families in low-cost units. Numerous government properties were auctioned off after World War II.“House Passes Bill to Speed Greenbelt Sale”Washington Post,April 14,1949; “U.S. Sells Ohio Town It Built in Depression,”New York Times,December 7,1949; “Greenbelt,Md.,Sale Extended for 30 Days,”Washington Post,May 31,1952.
[59]
Chuck Peterson paraphrased this quote from the version of the story he heard. It is probably correct in substance,but,as with all quotes recalled from memory,the exact wording is in doubt.
23 奥马哈俱乐部
奥马哈 1959年
和银行钢制拱门一样，奥马哈俱乐部的拱形大门在银行家、保险商以及这个城市的铁路巨头的身后徐徐关上，黑人看门人乔治正在门后恭候。男人们在地下室打完壁球或者从城里的办公室赶来，在前厅的花砖壁炉旁闲逛聊天，等待着女士们从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正面的一个单独侧门进来加入他们。沿着弯曲的红木楼梯可以直到二楼，半路上有一幅真人尺寸大小的苏格兰人在小溪里抓鳟鱼的油画。奥马哈俱乐部是这里的城里人跳舞、募捐、结婚、庆祝纪念日的场所。更重要的是，这是他们谈生意的地方，因为在这儿的桌子边，你可以安静地交谈。
1959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五，巴菲特大步穿过俱乐部的入口，准备和两个合伙人共进午餐，尼尔·戴维斯以及他的妻兄李·西门，后者曾为沃伦安排和戴维斯自小最好的朋友见面。就是尼尔的父亲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在戴维斯家加入合伙公司时，对沃伦说过，“你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现在芒格正在城里处置他父亲的房地产。
[1]
芒格对这个留着平头、比他小6岁的巴菲特知之甚少。不过和他对生活的总体期望一致的是，他对这次会面的期望值并不是很高。
[2]
他已经养成了不对任何事物期望太高的习惯，这样永远都不会失望。而且，查理·芒格很少遇到能让他喜欢倾听对方说话的人。
芒格家开始也很贫困，不过到了19世纪后期，查理的祖父，身为联邦法官的T. C. 芒格提高了家族地位。在奥马哈，他们都是在客厅受到款待，而不像巴菲特家族的人，总是在后门送货。芒格法官是一名刚强的严守纪律的人，他曾经强迫所有家人阅读《鲁滨孙漂流记》，吸取书中描绘的在磨炼中征服自然的精神。在中西部，他因为给陪审团的指示比其他法官的长而出名。
[3]
他喜欢给他的亲戚们就节俭的美德以及赌博和酒吧的罪恶上课。查理的古板姨妈尤菲听了课之后，“直到80多岁还兼顾两个不同的事业——管理教堂和存钱，而且在责任的驱使下，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她深爱着的丈夫的验尸”。
[4]
当芒格法官去世时，据传也是这个姨妈奇怪地声称，他一定是被神的恩典带走的，因为最近他在算术上犯了一个错误。她说她知道，“自那以后他就不能再留在这儿了”。
芒格法官的儿子阿尔跟随父亲进入法律界，成为一个受人尊敬但并不富裕的律师，《奥马哈世界先驱报》和当地其他重要的机构都是他的客户。虽然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但他是快乐的。人们经常看到他抽烟、打猎或者捕鱼。他的儿子后来这样说：“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不多也不少……比他的父亲和儿子都要少一点儿大惊小怪，后者在预见永远不会发生的麻烦事上花费了相当可观的时间。”
[5]
阿尔的妻子，漂亮机智的弗罗伦丝·图迪·拉塞尔来自另一个以责任和诚实正直为家风的家族，那是一个具有进取精神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知识分子家庭，以查理提到的“生活朴素、情操高尚”而出名。当她宣布自己将要和阿尔·芒格结婚时，她年迈的祖母注意到他厚厚的眼镜以及5.55英尺的身高大吃一惊，“谁想到她会有这种感觉”。据称，她的祖母大叫了起来。
阿尔和图迪·芒格有三个孩子：查理、卡罗尔以及玛丽。查理婴儿时期的一张照片显示，他在那时就已经带有典型的任性表情了。在邓迪小学时，他最显著的外表是一双巨大的小精灵似的耳朵，如果他选择露出来，总会引起哄笑。他被公认为很聪明。根据他的妹妹卡罗尔的说法，他很“活泼”并且“思想独立到不屈服于某些老师的期望”。
[6]
“聪明，是个聪明人”，这是芒格家的邻居多萝西·戴维斯回忆查理童年时代给出的评价。
[7]
戴维斯夫人试图控制住查理对她儿子尼尔的影响，可是没有什么能让查理的嘴巴驯服，即使他看见她手上拿着细枝条追着那帮男孩子，鞭打他们裸露的小腿肚。
在学会隐藏自己的痛苦以及采用巧妙的应对策略之前，童年时代的沃伦一直承受着侮辱，而只能稍做反抗。太骄傲且不愿屈服的查理面对伤人的挖苦讽刺，只好运用他的才华来承受年轻时的痛苦。可是在每周五艾迪·福格的舞蹈课上，作为班里唯一一个比查理矮的女孩的舞伴，查理对这个强调他是班级第二矮的小孩的例行课程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
[8]
在中心高中的时候，他得到了“大脑”的绰号和极度活跃以及疏远同学的名声。
[9]
成长在一个珍视学习的家庭，芒格长大后很有抱负，17岁时被密歇根大学录取，主修数学。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的一年，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芒格被征募入伍。服役期间，他修读了新墨西哥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气象课程，但是从没有真正毕业。后来，他作为气象学者在阿拉斯加的诺母港工作。后来芒格说，他从没有见过现役军人能够驻扎在没有危险的地区，而这也强调了他的幸运。他的主要风险是财务上的：他通过打扑克牌增加了津贴。他发现他很擅长这个，这变成了他的赛马场。他说，他学会了胜算不大时下注很少，而胜算很大时狠狠下注。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
第二次世界战结束后，通过良好的家族关系，他在没有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
[10]
那时他已经和南希·哈金斯结婚，这是一次冲动的婚姻，当时他21岁，而她才19岁。芒格已经变成了一个中等身高、穿着考究的年轻人，黑色的短发和机警的目光让他的面貌焕然一新。不过他最重要的特征——除了他的耳朵，现在只是稍稍有点儿招风——是他招牌的表示怀疑的方式。即使是在哈佛，他也经常这样——没有学到什么，他说。
[11]
后来他告诉他的朋友们，那时，他站在地图前问自己，“哪个城市正在成长并且充满了机会，能让我挣到很多钱？而且这个城市不能太大，也不能发展得太好，否则要想进入这个城市的显要人物行列就会比较困难”。他选择了洛杉矶。
[12]
帕萨迪纳市让他印象深刻——在这个雍容的旧时西班牙风格的洛杉矶郊区，他曾经上过加州理工学院。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当地一个显赫家族的女儿。“南希任性、被宠坏了。”她的女儿莫利说，考虑到她新婚丈夫的性情，她的性格并不理想。
[13]
没过几年，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尽管这样，从哈佛毕业后，他们带着儿子泰迪回到了她的家乡帕萨迪纳市定居，在那儿查理成了一个成功的律师。
1953年，有了3个孩子并经过8年的不相容、争斗和痛苦，芒格离婚了。在当时，离婚还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尽管他们之间有问题，但考虑到他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他和南希做出了文明的安排。芒格搬进了大学俱乐部的一个房间，买了一辆有凹痕的黄色庞蒂克车，车面上的油漆糟糕到“会让掘金者们气馁”，从此成为一个星期六陪孩子的父亲。
[14]
接着，在分开的这一年里，8岁的泰迪被诊断得了白血病。芒格和他的前妻问遍了整个医学界，很快发现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他们和其他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一起坐在白血病病房里，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不同的阶段日渐衰弱。
[15]
泰迪经常在医院进进出出。查理过来看他，抱着他，然后在帕萨迪纳市的大街上一边走路，一边为他的儿子哭泣。他觉得失败的婚姻和儿子的绝症几乎无法承受。而且，在50年代，一个离婚的单身父亲的孤独也让他焦躁不安。他感受到了没有一个完整家庭的失败，希望孩子们能在身边。
当情况越来越糟时，芒格决定朝着新目标进发，而不是让自己沉迷在生活的不幸中。
[16]
也许这样显得实际甚至无情，不过他把这看成让眼睛永远能看得见希望。“面对一些不幸时，不要因为你自己的挫败感，让一个不幸变成两个或三个。”他后来说。
[17]
因此，即使芒格关心即将死去的儿子，他还是下定决心再婚。可是，他分析成功婚姻概率的方法让他十分悲观。
查理对于他能否再遇到某个人而感到绝望。“我怎样才能找到那个人呢？加利福尼亚2000万人口中有一半是妇女。在这1000万妇女中，只有200万人的年龄合适。200万人中，150万已经结婚，只剩下50万。50万人中的30万人太愚蠢，另外5万人又太聪明，剩下的15万人中，我想和她结婚的也就只能装满一个篮球场。我要从中找到一个，而且我还必须在她的那个篮球场里。”
查理设置低期望值的心理习惯已经根深蒂固。因为他觉得高期望值会导致吹毛求疵，所以在寻求幸福的路上也习惯性地没抱太大期望。低期望值会让人们失望的机会少一些。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这也不一定会让他获得成功。
出于绝望，查理开始重新审视离婚和死亡通知书，并且开始寻找新的单身女性。这引起了他的朋友们的注意。考虑到他的悲惨经历，他们开始插手帮忙。他的一个律师合伙人带来了另外一个“南希”，一位有两个男孩的离婚妇女。南希·巴里·伯斯威克是个瘦小的、肤色浅黑、头发棕褐的女人，热衷于打网球、滑雪和高尔夫球。她也是斯坦福大学资优生荣誉学会的经济学毕业生。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就警告她：“我是那种说教式的人。”可是这并没有吓倒南希，这预示着他们的关系发展还不错。他们开始带着孩子们一起外出。开始，泰迪和他们一起行动，可他的病情迅速加重。后来，在他儿子最后几周的时间里，31岁的查理总是坐在床边陪伴他。1955年泰迪去世，年仅9岁，在这期间查理瘦了10—15磅。“我无法想象人生中还有比一天天看着孩子离去更痛苦的事情。”后来他回忆说。
[18]
1956年1月，查理·芒格和南希·伯斯威克结婚。他绝望地需要某个人为他安排生活。南希很有魄力，只要查理的气球里充斥了太多的热空气，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刺破它。她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观察敏锐、镇静、理性，而且务实。当查理偶尔冲动起来时，她会抑制住他的任性。在他的两个女儿和她的两个儿子的基础上，他们及时地添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除了做家务和照顾查理之外，她还要抚养8个孩子。
[19]
而对他的孩子们来说，他变成了“有腿的”书本，经常阅读科学和伟人成就方面的书。同时，他继续在缪吉克–皮乐–加勒特律师事务所追寻他的财富，不过他已经认识到，法律并不能让他致富。他开始搞一些赚钱的副业。“查理，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律师，一小时应该可以得到20美元。他心中盘算着，‘谁是我的最有价值的委托人呢’？他认为是他自己。因此，他决定每天出售自己一个小时。他每天清晨为那些建筑项目和房地产交易忙碌。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这样，先是委托人，然后再为其他人工作，每天出售自己一个小时。”
“我对致富有相当大的热情，”查理说，“不是因为我想要法拉利——我想要的是独立。我拼命地想得到它。我认为给其他人寄收据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不体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想法，不过我确实这样想。”
[20]
他自视为一个绅士，对他而言钱不是竞争。他想加入合适的俱乐部，而并不关心其余成员是否比他富有。在他傲慢的外表之下，对真正的成就怀有深深敬意的心，让他能够真正谦虚，这对他在和即将见面的这位男子之间建立联系非常关键。
在奥马哈俱乐部的包房里，坐在查理对面并开始讲话的这位男子穿得就像一个颇年轻的推销员，来向一位绅士推销保险。那时，会处世的查理已经在洛杉矶的商界和社交界颇有建树，而且看起来很入流。但是，当戴维斯夫妇和西门夫妇做完介绍，他们就完全开始了两人私下的交谈。查理承认他在巴菲特家族的杂货店“拼命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那儿“你只能从早上的第一个钟头一直忙到晚上”。
[21]
但是，至少和其余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雇员相比，欧内斯特会让自己喜欢的如图迪·芒格这样的顾客的儿子享片刻清闲。
[22]
开了些玩笑以后，当沃伦开始谈投资和本杰明·格雷厄姆时，谈话加速，而其他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查理立刻能理解这些概念。“那时，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有关投资和生意上的事情。”巴菲特说。
他告诉查理有关美洲国家火灾保险公司的故事。查理和霍华德以及海登·哈曼森是一起上的中心高中。他对身处加利福尼亚之外的巴菲特能如此了解哈曼森家族以及他们的存款和贷款而感到吃惊。不久，这两个人的交谈就合上了拍，看起来好像非常了解对方。
[23]
过了一会儿，查理问：“沃伦，你具体做些什么？”
他已经有了这些合伙公司，巴菲特解释说，而且他做这，还做那。他说，1957年，市场下跌超过8%，而他的合伙公司一年挣了超过10%，次年合伙公司的投资升值超过了40%。
[24]
到目前为止，巴菲特从管理合伙公司中收取的费用通过再投资，已经达到83085美元。这些管理费已经将他最初的700美元投资——7家合伙公司，每家投了100美元
[25]
——迅速增至占所有合伙公司股份的9.5%。而且，1959年，他的表现一如既往，将再次击败道琼斯指数，这将会让他变得更富有，而且提高其股份份额。最后，查理问：“你认为我能在加利福尼亚做同样的事情吗？”沃伦停了一会儿，看着他。这是一名成功的洛杉矶律师提出的一个不合常规的问题。“是的，”他说，“我非常确定你可以。”
[26]
午餐结束后，戴维斯夫妇和西门夫妇准备回去，当他们踏进电梯时，最后一眼看到的是，巴菲特和芒格还坐在桌子旁边全神贯注地交谈。
[27]
过了几天，两人又带着各自的妻子来到约翰尼咖啡馆。席间，芒格自我陶醉于一个笑话，结果滑出了座位，在地板上笑着打滚儿。芒格夫妇返回洛杉矶后，巴菲特和芒格的讨论不断，两人打电话也越来越频繁，一次就是一两个小时。巴菲特曾经对乒乓球这样着迷过，现在终于找到更有趣的事情了。
“为什么你这么注意他？”南希问她的丈夫。
“你无法理解，”查理说，“他可不是一个普通人。”
[28]
[1]
“A. C. Munger,Lawyer,Dies”Omaha World-Herald,July 1,1959.
[2]
The obituary of Henry A. Homan,son of George W. Homan,in the Omaha World-Herald,March 22,1907,mentions that Homan,who was twelve years older than Judge Munger,was a close friend of the judge. The Homan and Buffett sides of the families,however,were not close.
[3]
“33 Years a Federal Judge,”Omaha World-Herald,March 12,1939.
[4]
Charles Munger letter to Katharine Graham,November 13,1974. When Judge Munger died,this same aunt Ufie (Ruth) reportedly made the bizarre claim that he must have been taken by God’s grace because of a mistake he’d made recently in arithmetic. She said she knew “he couldn’t stay on after that.”
[5]
Lowe,Damn Right!: Behind the Scenes with Berkshire Hathaway Billionaire Charlie Mung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00. Lowe’s biography,which is based on extensive family interviews,was the author’s principal source for the Munger family history.
[6]
Said approvingly in Lowe,Damn Right!
[7]
Interview with Lee Seeman.
[8]
Interview with Mary McArthur Holland.
[9]
Interview with Howard Jessen,a friend of the Buffetts’.
[10]
His grandfather,a prominent Omaha lawyer,was a friend of Dean Roscoe Pound,the dean of Harvard Law School.
[11]
Munger made no effort to burnish a résumé by,for example,joining the Law Review. In an interview,he described himself as relatively aloof.
[12]
His father also gave him this advice.
[13]
Lowe,Damn Right!
[14]
As quoted in Lowe,Damn Right!
[15]
Munger,as told to Janet Lowe in Damn Right!
[16]
In Damn Right!,Munger compared getting married to investing. Nancy said he was“uptight”about showing emotions. His son Charles Jr. said,“There are some things my dad could deal with better if he faced them more”but “he just walks away.”
[17]
Munger,as quoted in Lowe,Damn Right!
[18]
Ibid.
[19]
In Damn Right!,Nancy says that Charlie “was not much of a helpmate around the house.”For her seventieth birthday,Buffett says he went to a pawn shop and got her a Purple Heart.
[20]
Roger Lowenstein,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 New York: Doubleday,1996.
[21]
Lowe,Damn Right!
[22]
Interview with Charlie Munger.
[23]
Interview with Lee Seeman.
[24]
In a year when the Dow was up 38.5%,Warren had managed to beat it,taking minimal risk.
[25]
In addition to his $100 stake in Buffett Associates,Buffett had later put $100 into each of his other partnerships: Buffett Fund,B-C,Underwood,Dacee,Mo-Buff,and Glenoff.
[26]
Interview with Lee Seeman.
[27]
This version differs from some other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For example,Susie Buffett has said that she was present. Several writers have set the meeting at a dinner at Johnny’s Café.Roger Lowenstein,however,also set the meeting at the Omaha Club. Most likely,other versions are confiations of later events. To the author,Seeman’s version is the most detailed yet has the least embellished air.
[28]
Interview with Charlie Munger. The dinner is reconstructed from interviews with Buffett and Munger,whose memories are hazy. Nancy Munger doesn’t remember. The wives were introduced soon after the first meeting,and Johnny’s is the most likely location. Buffett recalls Munger’s self-intoxication clea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