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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中央银行
第4章
中央银行
神秘的中央银行
毫无疑问，如今在任何国家，中央银行都是权力最大的政策机构之一，它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例如美国人经常会把美联储称为“Temple”，意为“寺庙”，以此来形容美联储在他们心中的神秘形象。
在揭开中央银行的神秘面纱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世界上几家著名的中央银行的创立时间。
中央银行其实是人类货币金融史上出现比较晚的一种金融机构。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是1609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创立的威索尔银行。第二家是1668年创立的瑞典中央银行。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瑞典中央银行为了纪念诺贝尔，在银行成立300年时捐资给诺贝尔基金会而设立的奖项。第三家中央银行是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在18—19世纪，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最著名、最重要的中央银行。1913年，美联储成立，它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货币金融进入新时代。1998年欧洲中央银行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主权的中央银行。
从历史上来看，中央银行是一个新事物，但它的职能并不简单，在30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演变。
19世纪以前，中央银行的职能非常多，很多职能和如今商业银行的职能非常相似。例如，1609年成立的荷兰威索尔银行当时的主要职能就包括货币兑换、外汇买卖、托管理财、支付清算、债券发行、债券买卖等。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也具有很多商业银行的职能。
19世纪以后，中央银行才开始发展出一些新职能或者一些新工具，包括确定和调节利率，在公开市场买卖证券，即今天的公开市场操作或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在出现金融动荡、金融危机的时候，为其他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即如今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的职能。
到20世纪后期，中央银行就逐渐发展成为现在标准的货币政策工具。我们现在通常讲的公开市场操作、金融监管、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挽救金融危机等，都是今天中央银行的标准职能或工作，而以前那些和商业银行类似的业务则基本不做了，或者说成为中央银行里辅助性的次要工作。
那为什么中央银行如此神秘呢？它的神秘感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央银行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很多中央银行的业务从一开始就是国王、政府或者贵族、巨富才能够参与的，而且世界上的主要中央银行都是政府直接创办的，尽管私人机构可以当股东，但是并没有控制权。很多人认为美联储是个私有银行，但其实早有法案规定，私人机构不能干预美联储的运作，即使是股东。
发行钞票的权力是中央银行独有的，这是凭空创造财富的权力。虽然有些地区的商业银行也可以发钞，但那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同时中央银行还可以左右利率和汇率，左右整体经济，权力巨大。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本身就能产生一种神秘感。
第二，中央银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从事的业务都是高级金融业务。它为国王、皇帝、总统、中央政府进行融资、筹资、发债，也为极少数的大亨理财、投资等，例如欧洲著名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美国的摩根财团。摩根财团曾有一句名言说，他们只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和国王打交道。这样的高级金融让普通老百姓望尘莫及，所以自然具有极大的神秘感。
第三，与美联储有很大的关系。多年以前，有一位美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叫《美联储》（Secrets of the temple），书里讲了美联储的诞生和它如何操控美国金融经济，有很多阴谋论的东西。虽然很多内容都是子虚乌有的，但阴谋论的泛滥也为中央银行增加了不少神秘感。
神奇的货币政策为中央银行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决策是严格对外保密的。以美联储为例，过去它从不对外公布货币政策决策会议的档案，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众希望实现货币政策的知情权，美国国会才通过法律，要求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决策会议召开两年之后，把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对外公布。如今美联储也改变了，它强调货币政策要提前跟市场做好沟通，这样才使得货币政策似乎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但无论如何，货币政策仍然是非常神秘莫测的。很多普通老百姓并不能直接看出货币政策等中央银行相关决策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中央银行的神秘感自然也会增加。
其实中央银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秘莫测，它的运行有其基本的原理、规则和操作流程。如果我们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和货币政策的原理，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如何决策和操作的。
每当我们谈到中央银行时，就不能不提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即通常所说的美联储。1913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美联储法案》正式创立美联储，并让其行使“美国中央银行”的职能。这个中央银行之所以被称为美联储，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银行，而是由一个总部和12个分支机构共同构成的，覆盖全美12个地区的储备货币管理系统。
美联储实际上是长达20多年的美国进步运动的产物。19世纪后期，美国处于完全自由竞争的时代，经济的快速增长制造了很多产业巨头和金融寡头。随着金融寡头、产业巨头的不断崛起，它们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政府要控制金融产业大亨对美国经济的操控，这是美国进步运动的本质。
进步运动中最具体的一个问题就是在19世纪末期，产业大亨、金融大亨和普通老百姓围绕美国货币制度产生的巨大争议。前者支持金本位制，但当时金本位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后者，特别是农民，则希望多铸造银币。为了实施金本位制，以洛克菲勒、摩根、安德鲁·卡耐基为代表的产业大亨和金融大亨在1896年美国大选期间，直接通过金钱购买媒体和用贿赂影响选举，最终让支持金本位制的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
但由于实行金本位制，美国的货币供应量被套上了黄金的枷锁，使货币供应量变得没有弹性，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了诸多问题，并最终导致了1907年的金融恐慌。此后，很多金融机构都面临破产，由于当时没有中央银行，美国的金融体系也面临全面崩盘的危险。
这一次事件让当时美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一致认识到，美国需要一个中央银行。当时挽救1907年金融危机的正是摩根财团的掌门人——老J. P. 摩根，但很多人认为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不能寄希望于J. P. 摩根，而是需要一个中央银行。在这个背景下，190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全国货币委员会，全权负责货币改革，其中的一个工作小组就负责起草后来的《美联储法案》。
《美联储法案》给美联储确定的首要职责，就是负责管理和维持一个富有弹性的全美货币供应量，同时负责监管银行体系的稳定，这显然吸取了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当然，美联储的职责，在随后100多年的时间里，也有多次修正，但基本上维持了1913年《美联储法案》的框架。由此可见，美联储的创办并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突发奇想，而是美国历史发展、货币金融发展、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
随着美联储的诞生，美国的阴谋论也随之盛行。实际上，围绕美联储的神秘感或各种阴谋论，主要源于美国人民对金融大亨、产业大亨的一种未知感和恐惧感。因为美国在历史上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出现产业大亨、金融大亨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美国人则一直认为是这个群体的人通过各种阴谋控制着美国的金融经济。在19世纪后期，美国又涌现了很多超级企业和垄断财团，例如范德比尔特的铁路帝国、约翰·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摩根财团的金融帝国、安德鲁·卡耐基的钢铁帝国等，它们实际上控制了美国的经济。
后来人们又把对金融大亨、产业大亨的神秘感延续到了美联储身上，原因与当时负责起草《美联储法案》的全国货币委员会主席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有关。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约翰·洛克菲勒的亲家，由他掌控的全国货币委员会的实际操作人员主要都是这些超级企业和垄断财团的高级合伙人；虽然他们的经济学顾问是由哈佛大学的校长推荐的，但哈佛大学的校长也是摩根财团的人。所以权力和金钱的紧密联系引起了人们无限的遐想。
除此之外，诞生过程和组织架构的特殊之处也让美联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色彩。一个是在1910年11月22日，起草《美联储法案》的小组成员跑到摩根财团的俱乐部里，开了整整一周的秘密会议，而且最后《美联储法案》的三位主要起草者也都是金融垄断财团的高级合伙人。他们分别是摩根财团的高级合伙人亨利·戴维森，沃伯格家族（犹太金融财团）的天才人物保罗·沃伯格及花旗银行的副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
另外一个则是当时的总统威尔逊是民主党人，而全国货币委员会的主席尼尔森·奥尔德里奇是共和党人，他们在“美联储应该由公众控制，还是由金融家控制”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所以最终的美联储是两党妥协的产物：它实际上由政府控制、私人拥有的一个中央银行，是一个典型的“公私合营”机构。
因为美元的霸权地位，美联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它的货币政策虽然只在美国实施，却能够影响全世界，这里面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美联储通过调节利率，可以影响全球最主要的货币——美元在全球的流通，从而影响全球资金的流通。全球资金流动和跨国资金流动对很多国家的资产市场和货币的汇率有巨大的影响；
第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直接或间接与美元挂钩，一旦美联储调节利率，它们就要跟着调节利率；
第三，美联储及其货币政策会影响全球的贵金属、工业金属和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因为这些大宗商品的交易、计价、清算都以美元进行。
除此之外，美联储通过影响人们心理预期等手段，进而影响世界。
货币政策是如何制定和实施的
近几年，中央银行多了个亲切称呼，叫作“央妈”。用“央妈”来形容中央银行，倒真有几分贴切，中央银行真的就像妈妈一样，精心呵护着货币金融市场这个“孩子”，因为只要稍微照顾不周，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为了照顾好金融体系这个“孩子”，“央妈”的责任极其重大，这也意味着它的权力也相当巨大。“央妈”手中的权力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是指“央妈”可以创造货币，创造并管理流动性，放宽市场准入，从而促进金融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遇到流动性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央妈”要发挥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来挽救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这就是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权，这是中央银行独有的职能，也是其最重要的权力。“大棒”，是指“央妈”实际上拥有惩罚市场上“坏孩子”的巨大权力，包括对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处以巨额的罚款，禁止金融机构和某些个人进入金融市场，吊销金融机构的业务许可证，联合或者请求其他执法部门对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各种形式的其他处罚，甚至追究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等。这就是金融监管。这个权力通常是中央银行和其他的监管机构一起分享的，不过多数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要高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监管我们稍后再说，先说“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权。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听着高深，总结下来，核心大致是五种。
第一，公开市场操作。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各种证券，调节和管理市场的流动性，影响市场的利率和市场对各种政策的预期。这是现代各国中央银行最常使用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第二，调节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基准利率和再贴现率，包括各种政策性银行的利率。通过调节利率，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影响整个经济体系信贷的宽松和紧缩。
第三，调节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再贷款的利率和各项政策。当商业银行遇到流动性问题需要向中央银行借款时，借款政策和利率的制定权力都在中央银行手中。通过调节商业银行再贷款的利率，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左右商业银行对整体经济、企业或个人的信贷紧缩和宽松程度。
第四，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和相关政策。对于存款准备金的各项政策，中央银行拥有绝对的权力，例如对外汇存款、本币存款等各类的存款，它可以实施不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政策的调节，都可能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
第五，窗口指导、道义劝说和市场沟通。即中央银行可以直接约谈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向他们传递和沟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要求商业银行做适当的配合。中央银行也会与市场人士、投资者沟通，向他们传递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期望和方向，希望市场配合、协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
在这五种货币政策工具中，中央银行最常用的有三种：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基准利率和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这三大工具也各有特点：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最为直接和显著；调整基准利率、再贴现率，相对而言比较间接与温和；公开市场操作则更为灵活和主动，具有市场化和可逆性的特点。如果我们把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比作一剂“猛药”，调整基准利率、再贴现率比作一剂“温药”，那么公开市场操作则算是一剂“常备药”。
我们之所以应该关心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关心其货币政策是宽松还是紧缩，主要是因为它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这三大经济体系的指标的走势。
理论上，中央银行降息或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价格就会出现上涨的趋势，这听起来非常简单，然而在实践中如何根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准确判断资产价格走势，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首先，要预判和猜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何调整，提前做好投资决策，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次，中央银行加息、减息与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加息不代表资产价格一定会下降，减息不代表资产价格一定会上涨，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还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的种类非常多，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货币政策对这些资产价格走势的影响往往也并不相同。
在货币理论里，通常会将经济体系里的货币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货币（M0），即市场流通中的现金；第二个层面是狭义货币（M1），即M0加上企业的活期存款；第三个层面是广义货币（M2），相当于M1加上企业的定期存款和居民的储蓄存款。M2和资产价格之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经验法则，依照这个法则来判断资产价格走势，你就能够把握基本的趋势。
通常来说，M1主要衡量经济体系中最终商品市场的买卖活动，M2主要衡量经济体系中投资市场和资产市场的买卖活动。如果M1增长过快，就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如果M2增长过快，就可能出现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甚至出现资产价格的泡沫。M1和M2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有时M1增长快，M2却增长慢。
根据最基本的货币数量论，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将经济增速、通货膨胀率和资产价格增速联系起来的基本公式：
M2的增长率= 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的增长率
通过这个基本公式就能倒推出资产价格增长率的算法：
资产价格的增长率= M2的增长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
掌握了基本的法则和简单的公式，你就可以根据M2的增速来判断资产价格的走势。若得数为正，则表示资产价格将上涨；得数为负，则表示资产价格将下跌。例如，中央银行宣布明年M2增长率是15%，GDP增长7%，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3%，代入公式即，15%–7%–3%=5%，也就是明年的资产价格将至少上涨5%。
不过，这个法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估值，并非绝对。因为不同于物理学的机械体系，人类的经济体系并不可以用数学公式准确推测。经济体系各个指标之间的关系，只能大体推断一种趋势，用M2的增速来判断资产价格的走势也是如此。我们之所以会在判断资产价格走势时用到“至少”，是因为资产价格实际的上涨幅度，可能远远超过M2的增速。这里面有货币流通速度的问题，也有资产价格本身会出现过度反应或超出调整（超调）的问题。有时中央银行只要表明一个态度就可能改变货币政策，股市就有可能出现大幅上涨或下跌，这就是资产价格的超调。这些关系也只是一个基本的经验法则，实际情况有可能偏离、甚至完全偏离基本的法则。
最重要的是，观察货币政策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方向。到底是房地产、股票，还是其他资产价格，有时很难准确判断。例如中国自2009年以来，M2增长得非常快，但是资产价格上涨主要在房地产市场上，股市上涨并不多，甚至还出现过大幅下跌。所以要判断M2的增长，具体主要导致了哪项资产价格的上涨，还需要分析各个资产市场的情况。但从长期趋势来看，无论股票、房地产还是其他资产，M2的高速增长和快速增长一定会导致资产价格普遍快速上涨，这是一个大趋势。看准大趋势也是投资理财最基本、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搞错方向，再厉害的具体技术分析也是白搭。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人类进入到“无锚”的信用货币时代，即中央银行货币的创造、投放没有任何外部约束。如果我们把全世界当作一个经济体系来看，全球的基础货币从1971年的480亿美元，到现在超过15万亿美元，增长了数百倍，相应地，M2增速当然也非常快。虽然个别国家和实体经济曾出现过高速的增长，比如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但是从全球整体来看，过去半个世纪中，实体经济的增速非常低，特别在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增速普遍大幅放缓。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金融资产的价格和金融资产总量却飞速增长，现在全球金融资产的总量已经超过了全球GDP的5倍。
资产泡沫与资产价格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关系。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速是非常慢的，实际上只有0.5%，有几年还是负增长。但是美国的股市从最低的6 000多点一路上升到25 000点左右，增长了4倍多。当然美国货币供应的增速非常快，主要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起作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2009年年末中国的M2为61.02万亿元，2018年9月末中国的M2为180.17万亿元，增长近3倍。2008—2018年，一线城市平均房价增长近3~5倍，部分楼盘价格增长超过10倍，形成了现在部分城市的房地产泡沫。
长远来看，M2增长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M2的快速增长会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增长，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又会导致整体经济脱实向虚，越来越多人在金融资产上投机，金融资产的收益会远远超过投资实体经济的收益，这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制造业赚不到钱，普通劳动者收入难以增长，甚至没有增长，而搞金融投机的人成为巨富，最终贫富悬殊的问题愈演愈烈。其实这也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重要、最严峻的经济问题。
为什么要进行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是中央银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它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但实际上金融行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并没有受到严格的外部监管，甚至完全没有监管。直到20世纪，全世界才开始普遍实行金融监管。例如美国，从建国到1935年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基本没有国家层面的金融监管。当时美国只有一些行业内部的协议来规范金融业的一些行为。现代金融发展得比较早的英国，很早就开始调节利率以及扮演“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监管的职能，但英国也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金融监管。
20世纪之前，金融行业的规模相对比较小，业务也相对比较简单，当时能参与金融业的人也非常少，都是贵族与极少数的富豪，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没有什么监管的必要。另外，尽管在20世纪之前也出现过一些金融危机或金融动荡，但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主要影响的只是从事城市工商业的少数人。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化和城市化才刚刚起步，金融业与当时大多数人没有关系。
到19世纪后期，特别是20世纪以来，美国、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巨变，金融行业的规模、产品服务的种类和数量都在飞速扩展，参与金融的人数也迅猛增长。这时对金融业进行严格的监管是历史的必然。
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权力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第一，负责维护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包括国债市场、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等。
第二，负责维护和保障支付清算的稳定和安全。支付清算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支付清算的稳定和安全，直接关系到个人财富的安全以及国家货币金融和整体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这是中央银行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
第三，决定金融机构能从事的金融业务范围。即对金融市场的准入，中央银行有很大的权力，它可以要求叫停某些金融业务，也可以鼓励金融机构开发和创新某些金融业务。
第四，决定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到底开放到什么程度，哪些金融机构可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开放的路线图、时间表等都是由中央银行来决定的。例如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举办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之后，由中央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中国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五，协调统一其他的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最重要的货币金融权力机关，中央银行对金融监管、金融市场的稳定，起到一个中心协调者的作用。
其实在金融界，围绕“中央银行是否应该负责金融监管，应该拥有哪些权力”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争论很多，此处不详细展开。
我们只要明白一点：如果金融市场、金融行业不能有效运转，金融企业违规、违法，往往会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让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尤其当市场出现重大危机时，无论是流动性危机还是大量的金融机构出现破产关门，都会倒逼中央银行改变货币政策。所以为了让货币政策更加有效，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必须确保稳定，金融机构、金融企业必须确保合规合法经营。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金融市场急剧动荡，大量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整个金融市场面临崩盘，美联储不得不彻底改变它的货币政策，史无前例地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来的欧债危机也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只有在金融市场正常运行、金融行业正常经营的背景下，才可能发挥预期的效果。
正是基于这样深刻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理论认识，现在世界上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大大加强了金融监管职能。
当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不仅违规违法的金融机构会遭到灭顶之灾，它们还有可能会殃及其他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在这个时候，中央银行和其他的金融监管部门就不得不出手去救助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甚至还要救助那些违规、违法的金融机构。因为如果让这些违规、违法的金融机构彻底破产，将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甚至引发更加严重的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如何管住、管好金融机构和金融企业，确实是当今中央银行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这些市场的违规机构经常还会以各种行动倒逼中央银行实施本来不想实施的货币政策。例如，2013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钱荒”，就是由于有些商业银行、金融机构违规过度借贷并造成违约而引起的，这让中央银行不得不出手。又如2015年中国股市剧烈下跌，在短短10天里，A股总市值蒸发5.5万亿元，让整个监管部门、中央银行甚至中央政府都开始出手挽救，避免股市崩盘。所以如何避免市场倒逼中央银行，也是中央银行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实际上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坚决地惩罚这些违规、违法经营的金融机构和个人。为此需要关注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金融机构执行国家和中央银行的各项政策不到位、不认真，甚至拒不执行。这种情况相当普遍，金融机构和个人的主要动机，甚至唯一动机就是追逐利润。为了追逐利润，它们有时会对各项政策置之不理，甚至不惜违法犯罪。
第二种情况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本身在经营管理上有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失误。例如资产负债的错配、过度借贷，特别是过度举借外债，或者是它们投资的项目和公司出现重大的危机或者破产。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出现的，其中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
第三种情况是金融机构和个人出现重大的违规违法行为，比如参与洗钱、走私军火等。如果出现这样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监管部门就必须实施最严厉的打击。
第四种情况是有些金融机构故意从事非法的金融活动，特别是金融诈骗。中国金融机构经常出现的违法金融活动有：高息揽存、金融创新违法违规、违规投资、违规开展其他各种经营活动等，也有些金融机构是间接或是不知情地卷入非法的金融活动。
当然，违规违法的金融活动远远不止这些，这四个方面是对金融乱象的一个总体概括。在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要加大力度治理金融乱象，包括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可能涉及的违规违法的金融行为。
虽然各国的监管法律、框架各不相同，但是所有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都可以用“一个核心、四项基本任务”来概括。
一个核心就是监管金融风险。金融监管体系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出现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确保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特别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第一项任务是对机构的监管。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公司和机构，必须要有金融业务许可证才能经营金融业务，从机构的市场准入到违规处罚都受监管。
第二项任务是对产品和服务的监管。金融机构要发行的产品、服务都需要得到监管部门的审核批准，至少要报备，必须要合法合规。
第三项任务是对市场本身的监管。现在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等，这些市场背后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例如交易清算登记体系的建立、运行、完善、配套等，都必须由监管部门来负责实施。
第四项任务是对金融从业人员的监管，特别是对金融行业内的高管要有严格的监管，从任职资格到违规处罚都有详细的规定。
除了一个中心和四项基本任务之外，金融监管体系还可以再加上一项“严厉打击”，即打击金融犯罪，这也是金融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
中央银行对违规、违法金融行为的惩罚一般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个等级为劝说和警告，即下达限期整改要求和处理具体人员，包括进行现场的监管和督察。目的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惩罚措施比较温和。
第二个等级的惩罚措施相对严厉，例如在一定期限内停止金融机构的某项业务，禁止个人从事金融业务，甚至终身禁止其进入金融市场。
第三个等级是最严厉的处罚，包括责令金融机构关门、吊销金融业务许可证，或者让它被其他金融机构收购、接管，相关责任人终身禁入金融市场，甚至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近年来，中国逐渐加强了金融监管的力度，对某些金融机构就采取了类似的处罚措施。
中央银行对市场上的违规机构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都是有依据的，世界各国都会专门制定金融业、保险业、证券业和信托业等行业的法律。以中国为例，中国在民法和刑法中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有着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章、第八章都明确规定了如何惩处金融机构的违法犯罪行为。美联储依据的法律就更复杂了，除了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之外，还有很多相关的法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又通过了著名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进一步增强了美联储的权力。
危机折腾监管的背后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世界上有没有完美的金融监管体系？
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监管体系可以打上“完美”的标签。例如，英国在金融监管上就曾反复折腾，一会是英格兰银行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一会又把金融监管职能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去，由新成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负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撤销了后一机构。
为什么金融业需要如此系统和严格的监管？
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相比，非常特殊。正是金融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个行业需要系统而严格的监管，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
第一个是玩别人的钱。在英文中，大家都喜欢用“OPM”（Other People’s Money，玩别人的钱）来形容金融行业。因为所有的金融机构用于发放贷款等用途的资金，主要都是源于储户的资金、投资者的资金。按照《巴塞尔协议》，全世界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是8%，即银行的自有资本只需要占到整个资产的8%就可以，剩下的92%可以是别人的资金，银行就是运用这些资金来进行贷款、投资、资产扩张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同样如此，玩别人的钱，这自然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第二个是高杠杆，这与第一个特征密切相关。在金融企业的总资产中，自有资本所占的比例非常低，都是通过不断加杠杆来进行资产、业务的扩张，并赚取利润的。杠杆很好理解，例如一家拥有100亿元资产的公司，它的自有资本金只占20%，即20亿元，那么它的杠杆就是自有资本金的5倍，也就是80%的钱都是举债而来。这样的一个杠杆率对科技公司或制造业公司来说，已经非常危险、非常高了，但是金融业的杠杆比它们的还要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是8%，也就是说它的总资产可以是资本金的12.5倍，有些投资银行的杠杆率更高，甚至可以达到数十倍。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是33倍。
第三个是容易出现资产负债错配和期限错配。金融业的业务核心是要做资产负债管理和期限管理。玩别人的钱，别人就可以随时要求提走。例如储户把钱存到银行，可以随时取出。如果金融机构把这笔钱拿去做长期投资，当储户要求提款它却没有钱时，金融机构就会遇到流动性的问题，以及资产和负债不相匹配的问题，即资产负债的错配。负债可能是灵活、短期的，但是贷款可能是长期的，这时就会出现期限错配问题。因此，所有的金融机构必须要有足够的流动性来保证满足储户和投资者的提取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商业银行要向中央银行上缴存款准备金。
第四个是风险相互传染。金融企业、金融体系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某一家商业银行出现了流动性的问题，遭遇了挤兑，这家商业银行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问题就会面临破产，这可能导致所有商业银行的储户都出现恐慌。这种传染多次在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甚至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
第五个是会出现系统性的、非常严峻的金融风险，并波及整个行业。风险一旦传染开来，整个金融业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它甚至是全球性的，这里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就是人们的心理预期。这个问题一直是金融学者、经济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得出一个特别好的解决办法。
这5个特殊性其实是紧密相连的。玩别人的钱必然会上高杠杆，高杠杆必然就意味着有资产负债错配、期权错配的可能性，随之也必然会引发金融风险的传染，金融风险的传染又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正是因为金融行业拥有这些特殊性，所以我们必须得对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每一个金融企业和从业人员都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管。
为什么要有存款准备金
我们在各种媒体上有时会听到“中央银行降准或升准”的消息，了解到这是中央银行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它的重要性，但是可能并不清楚它的具体操作。
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调整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即金融机构为了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的需要，依照法律必须在中央银行存放的一部分客户存款。中央银行依照法律，要求商业银行存放到中央银行的存款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
除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外，还有超额存款准备金。超额准备金是商业银行根据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需要，例如为了预防客户提取大量存款，或者根据目前的市场形势，决定在法定准备金之外，多存到中央银行的准备资金。法定存款准备金是不能动用的，而超额准备金则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多交或少交，甚至不交，是可以随时动用的。
为什么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向中央银行缴存法定存款准备金？
道理很简单，商业银行用来发放贷款的资金都来源于储户的存款，而储户随时可能提取存款，所以商业银行首先必须要保证客户随时能够提取存款，否则就是重大违约。一旦商业银行不能满足客户提取存款的需要，客户就会担心自己的存款无法提取，从而引发社会恐慌情绪，导致挤兑。恐慌情绪一旦蔓延，即使是经营管理非常稳定的银行也可能跟着陷入危机，甚至破产，引发金融危机。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多次的挤兑现象，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促使各国立法，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将部分存款上缴中央银行。
所以从本质来说，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限制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能力。存款准备金越高，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就越少。中央银行正是利用这个原理和机制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及其相关政策，从而调整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并调整经济体系的货币供应量和市场流动性。例如一家商业银行吸收100亿元的存款，如果法律规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0%，那么该银行必须上缴10亿元存款准备金，它能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就只有90亿元。如果中央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到20%，那么银行必须上缴20亿元的存款准备金，能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就只有80亿元。
人们通常认为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里的“一剂猛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
因为调整存款准备金意味着中央银行直接改变了商业银行能够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总量，而改变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以及扩张信贷的资金总量，又意味着整个金融市场上可用于借贷的资金总量会出现重大调整，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市场流动性的水平。例如2018年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2018年7月5日起，下调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中信、光大等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同时下调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根据这些银行的存款余额来计算，这次下调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会让商业银行手中可用于放贷的资金增加约是7 000亿元。也就是说这7 000亿元，商业银行在以前是必须要上缴、不能动用的，现在则可以拿回来用于扩张信贷和发放贷款。
那中央银行上调或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相关政策的依据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中央银行要综合考虑宏观经济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稳定的情况。如果当前市场流动性偏紧，中央银行会选择下调；如果当前市场流动性过于宽松，中央银行会选择上调。其实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并不仅只有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这一项，而是一种综合政策，包括对本币和外币存款这类不同期限和类别的存款，实施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实施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上缴存款准备金的时间要求也可以调整。例如现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农商行、城商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就有很大的差别。
要理解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和信贷扩张能力，以及整个货币供应量和市场流动性，就必须理解整个金融体系的货币创造过程。
商业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货币创造过程是什么样的？
中央银行释放基础货币后，金融体系里多家商业银行通过用这些资金发放贷款，可以创造出“派生存款”。例如中央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后，第一家银行多了10亿元的资金，这10亿元的资金被贷给了一家企业，这家企业把这笔贷款拿去购买各种物资，那么这笔钱就到了另外一家企业那里。另外一家企业可以把这笔钱存放在第二家银行里。第二家银行拿到这笔存款，上缴完存款准备金之后，还可以将剩下的一部分钱再拿去发放贷款，给第三家企业。第三家企业拿这笔钱去购买物资，那么钱就到了第四家企业那里，后者把这笔钱存在第三家银行。这样一来，第三家银行的存款和放贷能力也相应增加了。这样从第一家到第二家，再到第三家银行，以此类推就会不断派生出新的存款和贷款能力。在这个货币创造过程中，最终的派生存款总额和基础货币量的比例，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货币乘数。
货币乘数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对整个市场流动性和货币供应量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货币乘数的大小。根据中国目前的货币乘数5来计算，中央银行在2018年6月24日释放的7 000亿元资金，等于给市场增加了3.5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所以人们有时用地动山摇来形容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力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银行看似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力度非常大，但实际上究竟对市场有多大影响，并不是中央银行能够完全掌握的。因为货币乘数不仅取决于商业银行体系的发达程度，也取决于非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而货币乘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取决于老百姓选择手持现金还是银行存款，银行存款里又取决于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之间的选择。当然还取决于老百姓的财富配置，也就是买股票、买房产等一些投资理财行为，这些都会影响货币乘数，从而影响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政策的具体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说，虽然中央银行的权力非常巨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
利率调整会带来什么影响
在很多人看来，利率调整似乎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但实际上，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是非常慎重、微妙的，并不常用。通常全世界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完全间接的利率调整，即只调整商业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基准利率。以美联储为例，它所调整的是联邦基金利率，也就是美国商业银行之间相互拆借资金的利率。美联储并不调节商业银行对个人、家庭或企业的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因为美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在欧洲、日本等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和地区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第二类就是直接的利率调整，即中央银行不仅可以调节商业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基准利率，还可以规定或调整商业银行对客户的贷款基准利率和吸收存款的基准利率。这种利率调整方式是还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通常采用的办法，例如中国。
那中国人民银行怎么调整利率？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针对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来规定不同的利率水平。例如，它既可以规定工、农、中、建、交等银行的利率水平，也可以直接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基准利率水平。
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针对不同的贷款和存款类型来规定和调节不同的利率水平。我们都知道存款的类型很多，比如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定期存款又有不同的期限，有一年、两年、三年和长期等。对于不同种类、不同期限的存款，中国人民银行通常会规定不同的存款利率。例如对按揭贷款、“三农”贷款和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规定不同的利率水平。
除了规定基准利率水平以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可以规定各商业银行执行利率政策时，在基准利率基础上的浮动幅度。例如中央银行规定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是6%，上浮和下浮的幅度都不能超过20%，那么商业银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风险状况和经营情况，在规定范围内选择上浮或下浮。对于不同的贷款，中央银行也可以规定不同的浮动幅度。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利率的管理，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它针对不同的机构、产品、行业，甚至地区，都可以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有着很大的管理和调节的权力。
那中央银行调节利率会对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中国人民银行如果直接调整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对市场和信贷投放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直接规定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利率水平，以及利率上下浮动的空间，商业银行必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水平和浮动的幅度来执行。例如为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专门上调按揭贷款的利率，同时规定不准下浮，只能上浮，而且加大上浮的幅度。当然，这并不是说直接的利率调整的要比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好，两者效果的对比需要细致的分析。
那么间接利率调整的效果如何？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因为同业拆借市场中有很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参加，中央银行只是众多交易方中的一员。在中央银行下调基准利率的情况下，如果这些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比较充裕，就可以不从中央银行借钱，那这样中央银行下调基准利率对同业拆借市场的流动性就不会有什么影响。这就是货币政策的一种困境，即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有时不一定能达到它期望的效果。
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美联储屡次下调利率都不管用，即使最后甚至把利率下调到零，商业银行也没有意愿去扩张信贷。欧洲中央银行也面临过类似的困境，甚至更严重。所以当时欧洲和美国有经济学者建议，中央银行应该直接下令，要求商业银行向行业、企业提供贷款，否则就要接受惩罚，这当然就是一种非常直接，甚至过于粗暴的调控和干预。
现在美联储开始上调利率，这也是一种间接的调控。美联储上调利率有时并不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同业拆借的流动性和信贷的增长，而是会影响人们对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让大家认为美联储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因为美联储上调利率之后，商业银行也可以不向美联储拆借资金，它可以到别的金融机构拆借，而且拆借到的利率可能比美联储确定的利率还要低。所以，即使美联储上调拆借利率，这对整个同业拆借市场的拆借行为可能也不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甚至没有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并不是万能的，特别是间接调控的货币政策。
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历史经验表明，下调利率不一定奏效，因为我们需要等待经济内在的复苏，以及经济体系的基本面发生变化。虽然没有中央银行是万万不能的，但中央银行绝对不是万能的。利率的调整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直接、简单，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就像“魔鬼隐藏在细节之中”，需要慎重、仔细地考量和实施。
什么是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最为普遍使用的一种。
简单来说，公开市场操作就是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在金融市场中买卖各种证券的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并非什么证券都买。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例，公开市场操作主要买卖的品种是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等AAA级别和AA+级别以上的债券。中央银行一般不会买卖股票、普通公司发行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就表示，除了国债和AAA级别的其他债券以外，必要时会购买AAA级以下的债券，包括垃圾债券。当时甚至有一些经济学者还建议美联储在市场上买房子和股票，以向市场投放货币。所以从理论上讲，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可以买卖任何金融产品。
那中央银行和谁来做买卖债券的交易？
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中央银行和一级市场交易商进行。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例，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主要和国内一级交易商做交易，一级交易商包括44家商业银行和4家证券公司，它们都是规模大、实力强、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会根据自己的标准来选择和确定一级市场交易商。
具体而言，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有三种操作方式：回购交易、现券交易和央票交易。这三种方式都有各自的特点与作用。
第一种方式是回购交易。回购交易分为两类——正回购和逆回购。正回购，即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卖出有价证券，并且约定在未来特定的日期再买回这个有价证券。中央银行向市场卖出手中持有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就意味着收回市场上的货币和流动性，是一个收缩流动性的动作。而等正回购到了特定的日期，中央银行就必须要买入它之前卖出的这些证券，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正回购有两个动作：中央银行先卖，到期的时候再买。其实逆回购也一样，不过动作顺序正好相反。逆回购，即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时间将有价证券再卖回给一级交易商。所以逆回购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逆回购到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从市场收缩流动性。
这两个交易很重要。正回购，就意味着市场流动性会相对紧缩；而逆回购，说明市场流动性在此时此刻，或者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是趋向于宽松的。那么到期之后，它们的效果也正好反过来。现在回购交易是中央银行使用得比较多的一种公开市场操作。
第二种方式是现券交易，即中央银行从二级市场上买入债券，一次性投放基础货币。这种方式不存在约定日期卖出，这是它与回购交易最大的区别。当中央银行想回笼基础货币并收缩流动性时，它就会卖出债券。现券交易是单向进行的一次性动作，而回购交易是双向进行买卖的两次交易。
第三种方式是央票的发行和交易。我们通常把中央银行发行的票据称为“央票”，它是中央银行为调节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向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属于公开市场的一级交易商的商业银行买入这类债券，就意味着向中央银行缴存超额准备金。央票也是有期限的，最短三个月，最长三年。中央银行通过发行票据，可以回笼基础货币。央票到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要收回它的债券，投放流动性，因此央票到期就意味着市场流动性暂时的宽松。
无论是央票，还是债券的正回购、逆回购，它们都要操作两次，可以比较有效地对市场流动性和基础货币进行弹性的调控和管理。两次操作之间的期限可以是隔夜的，也可以是一周、两周，或者一个月，这就是公开市场操作的灵活性的体现。
除此之外，公开市场操作还具有主动性、时效性和市场化的特点。
主动性体现在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基础货币和经济情况的变化，随时决定实施正回购或者逆回购、发行央票、进行现券的买卖。买卖的数量和买卖的时机，都是中央银行主动掌握的。
时效性体现在中央银行可以根据目前市场上的情况，例如突然出现的流动性紧张，或者出现的“钱荒”，临时采取动作来稳定市场的流动性。
市场化体现在中央银行的回购操作、现券买卖是与大量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的。虽然中央银行有巨大影响力，但它也只是交易的一方，公开市场操作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
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是一种手段，它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和整体的信贷环境。
第一，通过债券的正回购、逆回购或央票的发行，向市场传递信号。市场人士看到中央银行的操作，就可以了解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动向，从而能够和中央银行相向而行，进行配合。
第二，通过影响一级市场交易商之间的同业拆借利率来影响市场。中央银行的逆回购、正回购交易，可以调节一级市场交易商的流动性以及它们的超额准备金。
第三，当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中央银行能够及时采取行动稳定市场，避免出现流动性的恐慌或者钱荒危机的蔓延。
我们现在强调货币政策需要实时、精准、高效地调控，而公开市场操作所具有的灵活性、主动性、时效性的特点正好能满足这样的需求，这也正是各国中央银行经常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窗口指导
如前所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与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是中央银行的典型职能，这两项职能都有各自的目的：通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来保持物价、市场流动性的平稳，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确保二者的平稳有效运转、合法合规，不要出现严重的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其实非常复杂，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变得日益复杂，行业越来越多，所以中央银行完成任务绝非易事。中央银行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动用一切能够使用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来实现这两大目标。
而在正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之外，中央银行还经常会采取道义劝说或窗口指导的方法，即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市场人士进行各种形式的沟通。虽然这种沟通不是正式的政策指引和政策文件，但由于中央银行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中央银行的官员与商业银行的负责人进行沟通，客观上会对商业银行的决策产生影响，甚至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中央银行的道义劝说和窗口指导这项政策工具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中央银行发明的。当时日本正处于二战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实行了非常严格的产业政策。为了让金融机构配合政府的产业政策，当时日本的中央银行就利用道义劝说和窗口指导的方式，给予各个商业银行明确的政策指引。广义上来说，其实这项政策工具从中央银行成立之初就已存在。
道义劝说和窗口指导演变到今天，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金融市场流动性是宽松还是紧缩做出判断。虽然中央银行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它对市场的把握也不是万能的，所以往往需要跟商业银行进行沟通，获取更多的信息来了解信贷、市场流动性的状况。通过这样的沟通，中央银行还可以传递出它的调控意图。中央银行希望实施紧缩或者宽松货币政策，就可以通过沟通让商业银行、市场人士等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让它们适当采取一些行为配合中央银行的行动。
第二，对具体的信贷投放方向提出建议。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在从货币政策的直接调控渐渐转向间接调控，但是它们又希望在某些行业和地区有比较优惠的信贷支持。通过窗口指导，商业银行就能够明确中央银行希望它们支持的地区和产业方向。
第三，对某些具体金融机构在信贷政策执行和经营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违法违规和可能的重大风险隐患提出警示和警告。这个是中央银行经常会采取的一种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的方式。
第四，与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等对宏观经济的形势进行相互沟通，形成共识，有助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相互配合，相向而行。
第五，遇到重大流动性和金融危机时，可以直接要求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配合中央银行执行相关的政策。
它具体的操作方式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办法是由中央银行牵头，召集主要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和碰头会议，在会议上就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沟通。
第二种办法是让金融机构高管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里任职，以便商业银行直接参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咨询、讨论和制定。事实上中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都担任或曾经担任过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第三种办法是不定期约谈商业银行的负责人，或者召开临时会议，就金融体系的各项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讨论，或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第四种办法是中央银行通过发布货币政策的执行报告和各种金融经济形势的分析报告，来引导金融机构和市场投资者的预期。
当进行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时，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各自都有一些独特的做法，在具体实施上也有许多新的创新和发展。例如，美联储有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叫作前瞻指引，即美联储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通过各种政策形势报告或者美联储主席的讲话，让市场人士了解美联储货币政策未来的调整方向。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以及2013年美联储准备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都多次和市场进行了沟通。目前这种前瞻指引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里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这种货币政策工具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常识，很简单，但它蕴含着深奥的道理——“时间一致性理论”，即中央银行或任何政府机构实施政策，最好是前后一贯、讲究诚信，不要骗人，也不要搞突然袭击。
时间一致性理论实际上是对以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理论的一个革命性的颠覆。以前的货币政策理论认为，中央银行要调整货币政策，最好搞突然袭击，让市场人士没有反应时间，这样货币政策才能够发挥最佳的作用。但后来经过经济学者们的长期研究，他们发现最佳的政策应该是政府讲究诚信。中央银行应告诉市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上调利率或下调利率，收缩流动性或放宽流动性，让市场人士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这样才有助于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和中央银行同向而行，避免市场出现大起大落。这个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提出的，他因此荣获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非常重要。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个重要补充，现在在各国的货币政策里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效果也越来越显著。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如何影响市场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都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面对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往往会下“猛药”。因为一旦通货膨胀形成，老百姓就有物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要打消这个预期，中央银行必须通过下猛药紧缩货币，大幅提高利率才有可能遏制住通货膨胀的发展。相反，如果出现通货紧缩，把经济从通货紧缩的泥潭中拉出来，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样也非常困难。
为应对通货紧缩，中央银行也发明了一项新的货币政策工具：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从市场上大规模购买国债以及非政府机构发行但由政府提供担保的债券，并且规定一个具体的数量，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和流动性。甚至中央银行有时还会购买一些金融机构发行的低信用等级的资产，包括垃圾资产、低信用级别的公司债券、抵押贷款、抵押支持债券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先后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个货币政策的始作俑者就是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美联储从2009年开始，实施过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随后，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中央银行也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这些中央银行都明确宣布，它们每个月要从市场上购买各种债券，向市场投放货币，购买数额最高的时候，每个月可以超过千亿美元和千亿欧元，少的时候也达到数百亿美元和数百亿欧元。在伯南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美国有经济学者甚至建议说，如果市场上的债券不够买，美联储干脆可以在市场上大量购买房子，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以刺激房价。
当然，虽然很多国家没有用量化宽松这个词，但是实际上也实施了与量化宽松政策类似的政策措施。所谓量化宽松就是中央银行不惜一切代价从市场上购买任何它想购买的资产，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这个货币政策通常被称为非常规的、激进的货币政策手段。
在正常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基准利率和贴现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这三种常用工具实施它的货币政策。但如果这三项工具都失效，就需要量化宽松来救场。实际上，在美联储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时，很多经济学者并不赞同，因为他们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打破了中央银行有史以来所有的规矩和准则。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美联储史》的作者阿兰·梅尔策就说，伯南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胆的银行家，他打破了中央银行数百年以来的一切禁忌和惯例，让中央银行可以从市场上毫无限度地购买任何资产。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不仅买国债、买AAA级的债券，还买垃圾债券、投资级以下的债券，甚至买房地产，确实打破了中央银行长久以来遵守的规则。
那为什么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种货币政策到底有没有用？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其他各国中央银行的行长，都是金融货币领域的顶级人物，他们担负着挽救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的重大使命。他们发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背后当然有着深刻的道理。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欧洲、日本，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陷入了债务通货紧缩的陷阱，所以量化宽松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把经济从这个陷阱里面拯救出来。
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通过从市场上大量购买资产，释放流动性，可以实现两大目标。
第一，降低长期利率，从而刺激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私人的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对任何国家的经济都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两者，经济不可能增长。
第二，增加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准备金。中央银行可以把商业银行持有的资产买过去，增加商业银行的储备金，鼓励它们向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增加信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
美联储、日本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之所以发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希望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增加商业银行的准备金，通过降低市场的利率来刺激信贷的增长，从而最终刺激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
当然，经济一旦陷入通货紧缩的陷阱，是非常不容易挣脱出来的。所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在2009年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时，美国、欧洲、日本的利率水平都下降到不足2%，甚至不足1%，但是整体经济的复苏仍然非常缓慢，市场的消费意愿非常萎靡。所以中央银行又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先是实施零利率，即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钱可以不付任何利息，但是由于商业银行考虑到在经济整体下行时，向企业和家庭发放贷款有很大风险，也没有意愿向中央银行借钱。零利率效果也不佳，后来欧洲中央银行又推出了史无前例的负利率政策，即商业银行向其借钱，不仅不需要付利息，还能够少还本金，通过这样极端的措施，中央银行希望商业银行能够发放贷款，刺激投资和消费。自此以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是购买资产，还包含零利率、负利率，它是一套组合拳。
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1年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挽救金融危机究竟有没有效果？所谓的零利率、负利率政策到底效果如何？
经济学者和各国的中央银行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但主流的看法是，在遭遇金融危机、经济整体陷入通货紧缩的背景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必要的，它的整体作用还是正面的。当然，当经济出现了复苏、投资消费开始增长的时候，就必须要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以什么为根据
中央银行是每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它也不能随性而为。中央银行的两大职能，无论是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是金融监管，面对的都是整个金融市场、整个金融行业、整个经济体系和全体投资者，这无疑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中央银行的决策，必须要有非常坚实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作支撑，有科学的决策程序作保障。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货币政策的失误往往会给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有非常庞大的高水平研究队伍。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讲过，美联储总部和十二大分支机构中，研究人员超过1万人，其中有很多都是高水平的博士和教授。
中国人民银行的研究实力也非常强，它主要有两个研究部门：研究局和金融研究所。这两大研究部门也是学术界公认的政府部门中水平比较高，甚至是最高的的研究机构。它们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为此，它们需要搜集大量的信息，并运用数学模型整理、分析这些信息，最终提供关于决策的意见和建议。除了搜集信息以外，中央银行研究人员还要为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就需要研究和发展各种货币政策的理论和模型。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关于中央银行的各种理论，特别是货币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创新。在19世纪之前，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理论研究，主要讨论各种利率调节对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例如在19世纪早期，英格兰银行将实践经验和经济学理论结合，提出中央银行要根据市场利率和市场整体流动性的情况来确立一个准则，并按照这个准则来调整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完整的国民收入统计，能得到的主要数据只有市场利率的波动情况和通货膨胀的水平，所以19世纪英格兰银行制定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和市场利率的情况。
除此之外，在19世纪，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被讨论了很长时间，这就是中央银行要不要担当最后贷款人，来挽救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拯救金融危机？如果中央银行要救助，可以采取什么方式？这些问题对我们今天理解中央银行的各项功能仍然非常重要。
到20世纪之后，随着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货币金融成为经济学里最热门的一个领域。而经济学中最重要、最热门的一个理论就是货币数量理论。货币数量理论主要研究货币供应量，特别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流动性、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状况。20世纪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安娜·J. 施瓦茨女士共同撰写了一本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书中用货币数量理论分析了美国100多年以来货币数量的改变对美国的金融市场、物价水平和整体经济有何影响，其中还特别提到，美联储在1929年华尔街崩溃之后，因为没有实时调节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政策，造成了1930年震惊世界的大萧条。除了货币数量理论以外，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也很热门。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而言没有那么重要，货币政策总体上应该服从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里，特别是调整经济周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弗里德曼和凯恩斯有个著名的争论：到底是财政政策重要，还是货币政策重要。这样的争论在各国的货币政策里面经常出现。
在20世纪后期还有一个重要的学说——理性预期假说。这个学说主要是由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提出的，在宏观经济学中曾经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理性预期假说认为，其实每个人对货币政策都有完美的预期，每个人都知道中央银行要干什么，也知道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改变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即使中央银行改变货币政策，其效果也会马上被市场消化掉。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的说法，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必须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让投资者和老百姓措手不及，才能够产生效果。与之相反的就是时间一致性理论。时间一致性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守信用，不要搞突然袭击，要在时间上保持连续，在逻辑上保持一致。
当然，除了这些著名的经典理论以外，还有很多理论是在探讨货币政策、金融监管与市场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无论是货币数量理论、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理性预期假说与时间一致性理论等，它们其实回答的都是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各种变量，比如GDP、房价、物价等。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难回答。因为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体系，它不是像飞机、汽车那样可以用数学精确计算的机械体系。所以今天任何人、任何机构，甚至中央银行本身，都不能准确判断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对每个行业、企业和个人究竟会有多大影响，这是由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根据这些货币理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保持货币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中央银行需要调节各种中间目标，即对各种利率水平进行一些直接调控，这些被称为操作目标。中央银行的决策依据，就是由操作目标、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这三大目标构成的。
中央银行为了实现它的最终目标，就需要关心社会上各种经济的指标，除了常见的GDP、CPI、PPI（生产价格指数）、利率水平、流动性以外，还包括信贷情况、社会融资总量、M2、股市、房价等，很多指标都要纳入中央银行的考量之中。在进行此类的统计研究时，不同的人或机构使用的理论模型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例如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有12位委员，他们共同决定货币政策决策，但很少出现所有委员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每个人对经济的反应、解释是不相同的。世界上有很多金融机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它们也都有各自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判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会如何决策。
总而言之，中央银行的决策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它考验的不仅有政策制定者的理论水平，还有实践经验，特别是他们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
再贴现率，亦称“重贴现率”。商业银行或专业银行用已同客户办理过贴现的未到期合格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再行贴现时所支付的利率。
同业拆借市场，即除中央银行之外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市场。同业拆借就是由资金多余的金融机构对临时资金不足的金融机构短期放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