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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金融的未来
第12章
金融的未来
投资与实业有什么关系
中国现在有一种趋势是“人人都想玩金融，每家公司都想玩金融”，其实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脱实向虚的局面。脱实向虚就是大家都去玩金融、玩投机，而不去从事真正创造财富的制造业和科技创新。
过去40年来，由于全球货币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的货币完全失去了控制，从那个时候开始，脱实向虚的现象便更加普遍。那么脱实向虚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体资产的增长速度。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衍生金融工具等，原则上凡是金融化的投机性资产，都可以归到金融资产中。实体资产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固定资产，比如厂房、设备等。在美国、英国等很多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资产的增速。
第二个方面是金融投资、金融投机的收益往往超过实体投资的收益。这主要是因为金融业的杠杆比实体公司的更高，因此它们的资本收益率就更高。
第三个方面是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整体利润和收入，远远超过一些实体公司的整体利润和收入。
第四个方面是比较严重的收入差距。在美国就有所谓的1%的问题，即美国1%的人口差不多拿走了全部财富的一半，剩下99%的人口再分配另外一半。这个1%的问题在美国存在，在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脱实向虚现象，过去几十年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演变、恶化，是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现在出现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现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变得日益突出，所以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严厉地批评了金融体系，说我们的很多金融机构是自娱自乐、自我循环、脱实向虚，也就是金融和实体经济脱节。
为什么会脱实向虚？坦率地说，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形成原因，也是人类经济、金融体系演变的一种必然趋势，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客观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财富的积累，我们的资产和财富，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往往会超过实体资产的积累速度，所以它有内在的必然性。
第二个原因是人们对财富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古代其实没有虚拟资产的概念，那时人们所说的资产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例如一栋房子、多少亩土地、生产工具等。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今天很多人的资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比如股票的市值、债券的市值、衍生金融工具等账面财富，这些账面财富就是虚拟资产。
第三个原因是货币制度的演变。在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商品货币本位制崩溃之后，各国的货币发行实际上失去了约束，想发多少就发多少。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美联储为首的中央银行都开始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中央银行无限度地发行货币。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出来，通过各种渠道必然会演变成各种金融资产。所以这种金融资产或虚拟资产的扩张实际上是无限度的。在扩张的过程中，自然也会造成很多资产价格的暴涨。
例如在中国，过去的货币扩张速度和社会融资的扩张速度非常迅速。因此很多城市的房价都在疯狂上涨，过去一栋房子值100万元，现在可能值1 000万元。那么中间差的900万元其实是一种金融资产的扩张，它改变的只是房子的虚拟资产价格，房子还是那栋房子。这种虚拟资产的扩张，本身并不代表人类财富有了实际增长。
当然，这三大原因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人类经济、金融为什么有脱实向虚的趋势，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今天人类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的失衡、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实体经济增速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等，都和经济出现的脱实向虚趋势有极大的关系。
全球性的金融投机或脱实向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华尔街金融市场为代表的赌场资本主义，其具有赌场一般的高投机性和风险性。很多人相信，华尔街的赌场资本主义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说得严厉一点就是罪魁祸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就严厉地批评华尔街是赌场资本主义。默克尔认为，华尔街这种赌场资本主义引发了过度的投机，最终造成金融危机，给全球带来巨大的灾难。美国经济领域里有很多大佬级的人物，也经常批评华尔街的赌场资本主义，例如巴菲特就多次说这种资本主义是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一个毒瘤。
在21世纪初期，衍生金融工具非常火爆。当时美国有一种很著名的衍生金融工具叫作信用违约掉期（CDS），它在美国的交易量达到了62万亿美元。巴菲特在2003年就警告说，CDS是美国金融体系的一个定时炸弹，它一旦爆炸，就会把美国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全球金融体系炸毁，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华尔街爆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2011年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华尔街抗议示威，抗议华尔街这种极度贪婪的赌场资本主义，抗议他们制造金融泡沫，操纵金融市场，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给普通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华尔街的赌场资本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有很多甚至无限多的操作办法。
第一是大量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金融活动。这种表现不只在华尔街上有，在全世界都有。所谓的脱实向虚，就是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往往成了一种自娱自乐、自我循环、自我膨胀。比如华尔街最初发明的利率掉期——两个主体约定双方在规定时间内的一系列节点上按约定交换借款，本金相同，但双方选择的利率不同，一方是固定利率，另一方是浮动利率。初期看起来好像是为实体经济的企业创造了一个避险工具，双方可以按照各自预期提前约定利率方式，但其实最后这些避险工具完全脱离了企业的实际需要，成了一种真正的投机性的金融工具。
除此以外，还有过度的金融资产的证券化。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美国的资产证券化过度发展，比如CDS²，即把证券化的资产再一次进行证券化，甚至多次打包、多次证券化，不断地进行包装、分割。最后可以把一堆垃圾资产包装成比黄金还要贵的资产。他们创造了很多方法，如量化交易、高频交易、算法交易等，一般人完全不明白它们的具体作用。所以华尔街有句话说，“如果你还能搞明白你在干什么，你每年可能只能赚5万美元，如果你已经搞不明白你在干什么的话，那么你一年就可能赚500万美元，甚至更多。”这句话其实刻画出了华尔街赌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就是金融产品跟实体经济已经失去了联系。
扩展到全球范围，外汇买卖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量每天可以达到5万亿美元，每年可以达到800万亿美元，甚至1 000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全球每年真实的贸易量只有20万亿美元。这些衍生金融工具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
第二是公开地操纵市场。操纵市场的办法变化多端、高深莫测。华尔街可以通过操纵利率、汇率、股价，以及买空卖空等各种方式，制造各种虚假信息来获取暴利。当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有很多银行曾经因为在市场上操纵利率被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被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开出巨额罚单，每次罚款都是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这些银行也都是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大银行，例如摩根大通、汇丰、花旗、瑞银等，它们每年通过操控利率赚得巨额利润，虽然被罚了上百亿美元，但实际上它们历年通过操纵利率赚了多少钱，一般人并不知道。
华尔街的一些金融机构还会相互勾结起来，为自身的利益操纵市场。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华尔街的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当年它们和一些投资银行勾结起来，把那些所谓的证券化资产的产品评级定为AAA。这些所谓的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就成了后来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起，如何防范、遏制过度的金融投机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但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各国的意见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比如，美国在奥巴马（民主党）执政期间就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以改革华尔街的金融体系，其核心就是要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这项改革严格地限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特别是禁止金融机构利用客户的资金去进行金融投机，这个法案据说长达上千页。但特朗普（共和党）上台之后，又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华尔街的监管。
又如德国一直反对金融投机，所以希望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对衍生金融产品以及对冲基金实行严格的监管，但是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国家就坚决反对，或者至少是不太愿意。为什么分歧这么大？当然跟国家利益有关，或者说跟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有关。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衍生金融工具主要在伦敦、纽约交易，如果进行严格的限制、监管，对伦敦、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很不利的。
第二个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非常强大，华尔街和华盛顿其实在历史上具有紧密的联系。华尔街的“金融大鳄”在华盛顿有着非常庞大的院外游说集团，能够替华尔街游说政府，给华尔街更好的政策以及更宽松的空间。实际上全球的金融集团，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大金融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性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又以犹太金融集团的势力最为强大。
第三个原因是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华尔街金融巨头和美国普通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成功地利用了这种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好的调和。
美国如此，世界各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所以未来我们需要遏制过度的金融投机，要防止经济脱实向虚，这既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也是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金融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想出各种政策手段，特别是在制度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深刻的变革。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党和政府反复强调金融要回归本源、回归本质，这个本源和本质就是实体经济。
简单来说，实体经济是指财富的产生经过了一个物理和化学的转化过程。例如，餐馆就是典型的实体经济，开餐馆需要炒菜、做饭，要把食材变成各种美味佳肴才能卖出去赚钱，做手机也是实体经济，需要加工各种原材料，研发各种软件、硬件，最后才能组合成一部手机。
而和实体经济相对的虚拟经济是指单纯依靠资产的价格变化来赚钱的经济活动。金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较接近这种虚拟经济活动，因为它不直接参与物理和化学转化的财富创造过程，它也可以说是一种中介服务。
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极端的情况是这个社会完全没有虚拟经济，我们所有的财富创造过程都需要通过物理和化学的物质转换过程。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极端情况，金融将不会存在，整个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也会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情况比较接近这种设想，当时没有什么金融活动，货币只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用。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大家都不从事实体经济的产业，都去投机、玩金融，这样整个财富的创造活动也会完全停顿。
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实体经济发展不足；反之，假如虚拟经济不发达，实体经济也发展不起来。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相伴相生、缺一不可，所以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不过今天从全球范围来讲，确实存在虚拟经济发展过度的情况，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过实体经济。全世界都在讨论脱实向虚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把握金融的本质，让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有4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方面，要尽量想办法让金融资源不脱离实体经济。现在有很多金融机构实际上是在做“二道贩子”，它们以低成本从银行拿到资金，转手就贷给其他实体企业，从中间再收一道手续费，实际上这变相加大了很多企业的融资成本。所以相关部门需要从政策、监管上采取措施，尽可能减少金融服务的各种中间环节，减少二道贩子的生存空间，让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直接针对实体企业和个人创业者。
第二个方面，完善监管措施，尽可能防止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现在有很多的资金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只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例如一家银行发行一个债券，购买者是其他金融机构，通过货币市场，大家相互拆借。金融机构之间买来买去，赚取中间的差价，就把资金的成本推得越来越高，最后成本只会转嫁到实体经济的企业身上，企业的盈利能力、收入就必然会受到压制。
第三个方面，慎重发展衍生金融工具。衍生工具曾经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引发过度的投机，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所以金融监管应该仔细地甄别所有的衍生工具，判断哪些是真正对实体经济有帮助的衍生工具。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就曾建议对跨境炒作衍生金融工具的资金征税，后来有人把这个税称为托宾税。虽然托宾税并没有实施，但仍有一些国家在考虑利用税收的手段来限制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
第四个方面，严格监管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有机构做过统计，在过去十多年里，上市公司通过IPO、定向增发、圈钱共计获得约10万亿元资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被用于主业经营，而是用于搞投机炒作。所以我们要更加严格地监管上市公司，防止上市公司利用客户、投资者的资金去进行金融炒作。除此以外，我们对于企业的杠杆率也应该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控制企业的负债。现在很多企业热衷于资本运作、金融的运作等，不去做真正的实体经济，慢慢形成庞大的金融控股集团。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某某系”，其实都是金融杠杆操作的结果。这些金融杠杆的操作实际上形成了过度的负债，这在本质上就会演变成一种金融危机。
除了这四个方面以外，政府自身也不应该过度强调金融的发展。过去这些年，有很多地方政府把“金融业的附加值占GDP的比重”列为政府的重要业绩考核指标，这可能适用于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但是并不代表每个地方政府都应该把金融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客观上，这样的指标会助长一些地方想方设法做金融服务，脱离实际，例如兴起的基金小镇、私募小镇等。
所以，要想真正实现金融的本质，让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在监管政策、服务政策、发展战略等重要领域，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果想深入了解这些原因，建议阅读我的另一本书《新资本论》，已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