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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风险
第9章
风险
风险：蝴蝶效应可以消除吗
金融最本质的功能之一就是管理和分散风险，因为市场的风险无法完全消除。我们只能尽可能地降低和分散风险，把风险管理到一个可控的程度。
金融体系的风险到底有哪些？严格来说，我们很难对所有的风险进行逐一的识别、计算和分析，只能从方向或概念上，对金融体系的风险进行一个归纳和分析。其中，造成投资者损失的风险主要是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利率、汇率、股票、债券等单个市场或整体金融市场出现的一种剧烈动荡。它是金融市场的整体性风险，而不是个别机构或产品的风险。金融市场有很多细分种类，比如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贵金属市场等，任何市场都可能会出现重大风险。比如，2018年中国股市的全面、持续萎靡，属于一种典型的市场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种更加全面、危险的市场风险。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出现整体的市场风险，不仅市场中比较糟糕的金融企业会先遭受灭顶之灾，一些经营良好的金融机构也难免遭受池鱼之殃。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了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些经营稳健、资金雄厚的企业随之风雨飘摇。比如，当时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收购，美国国际保险集团被政府接管。所以一旦出现市场风险，就是山呼海啸般的灾难。2015年的中国“股灾”也是一种剧烈的市场风险，一些经营稳健的公司股票也被大幅抛售，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陷入了恐慌。
如果出现市场风险，单个投资者或金融机构基本上很难进行有效防范，只能在日常投资和经营活动中，尽可能保持稳健。如果投资者的资本金比较充足，杠杆率不高，即使出现大面积、系统性的市场风险，他存活的可能性也会高一些。各国的银行、政府、监管部门都有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要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另外一大类风险是信用风险，又被称为交易对手风险或履约风险。例如商业银行贷款给一家企业，而这家企业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能力按时还本付息，这就是信用风险。这种风险每天都在发生，金融机构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信用风险是单个的、局部的风险，这是它与市场风险的重大区别。不过，信用风险看似是个体的、孤立的，但是如果这种风险出现的次数太多、太普遍，就会引发全面的信用风险，并演变成整体的市场风险。2008年，导致雷曼兄弟破产的信用风险，就引发了整个市场的恐慌。2013年夏天，中国也曾出现过所谓的“钱荒”，也是由于个别商业银行拆借资金后，没能按时履约。
我们通常都用蝴蝶效应来形容这种金融风险的复杂与传染的迅速。蝴蝶效应最早是混沌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被气象学家用来形容气候变化的复杂性。气象学家们证明，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流域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在两周之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动翅膀之所以会形成龙卷风，是因为翅膀的运动会产生微弱的气流，这种微弱的气流又会通过四周的空气和其他的系统产生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又被逐渐放大，最终在很远的地方产生龙卷风。蝴蝶效应也被科学家用于形容复杂系统和非线性系统变化的复杂性。
线性系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较多的一种，例如汽车、飞机、火箭，它们可以根据一组数学公式直接计算得出运行速度、轨迹等相关数值。而非线性系统无法通过一组公式或单一的参数直接计算得出结果，具有无数种参数，且我们并不清楚参数之间的具体联系，它的系统构成十分复杂。例如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帝国的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杀。这种极小的偶然事件，却引发了惨烈的世界大战。
金融体系就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蝴蝶效应经常发生。例如一家小银行的倒闭会引起某种恐慌情绪，这种恐慌情绪就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银行挤兑，结果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金融体系中，蝴蝶效应是指一个局部风险的爆发最终有可能不断传染、不断强化，最后酿成系统性的、全面的金融危机。
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可以从概念上区分，但在现实中，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市场风险会导致大规模的信用风险，反之，如果信用风险处理不当，一旦蔓延开来，也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市场风险，导致金融危机。因此所有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都要非常慎重地管理信用风险，仔细地评估交易对手、客户、拆借资金的对象，分析其中的交易风险。大家要把信用、守约作为最高原则。
期限错配会引发什么风险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错配或期限错配引发的银行挤兑是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主要风险，也是银行风险中一种非常极端的表现形式。当储户在某个时间点突然提走他们在银行的全部存款，而这家银行如果没有外部援助，必然会破产关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这家银行已陷入极其危险的困境之中。
当然，发生银行挤兑时，银行也会尽可能找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例如限定单次提款额度，超额则必须提前预约。与此同时，银行的负责人会发表各种讲话，安抚储户情绪。世界上最著名的银行挤兑现象，是因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而引发的世界金融恐慌和大萧条，欧洲和美国有大量的银行因为挤兑而破产。所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的商业银行全部休假，以此避免挤兑进一步加剧。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个别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也出现过被挤兑的情况，但没有引起巨大的波澜。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当时美联储没有通过贷款等各种方式来救助美国的银行体系。后来美国总结经验，为防范银行挤兑建立了一系列防范措施。
第一种办法是同业相救。如果银行出现挤兑，则由同业提供存款来应付客户的挤兑。例如在1907年，美国也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多金融机构、银行面临破产，当时美国最大的金融家摩根就起到了实质上的中央银行的作用，由他来牵头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救助。
第二种办法是由中央银行实施救助。一旦商业银行遭遇挤兑，出现流动性危机，它可以向中央银行求助，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再贷款、贴现和其他方式来救助。所以中央银行又被称为“最后贷款人”。
第三种办法是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从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建立，该制度要求商业银行为自己储户的存款购买存款保险，并由专门的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管理和运营这笔资金。起初是商业银行自愿购买，后来就变成了法律规定，凡是美联储的成员银行都必须购买存款保险。在美国，一般而言10万美元以下的存款都要购买保险，所以对于美国的中小储户而言，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保证他们的储蓄不会血本无归。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说，从货币金融的历史来看，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美国乃至世界金融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发明，该制度成了应对银行挤兑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中国也建立了自己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对5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储蓄存款都进行了全面的保险。
因此，有了存款保险制度、多层次的货币金融市场和无限多样的金融工具，全世界出现银行挤兑的风险会越来越小，不至于引发全面的银行挤兑。
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是系统重要性机构
每当提及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人们经常也会提到与之相关的一个话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才正式提出的一个新名词。2011年的G20（20国集团）戛纳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正式提出要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当时首批入选的全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有29家，目前，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被列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根据G20下设的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共同描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主要具有三大特征：第一，经营规模极其庞大；第二，业务结构极其复杂，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金融业务；第三，金融网络覆盖广阔，基本上都是跨国金融机构。
这三大特征决定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风险，立刻就会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崩溃和金融危机。所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诞生，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全面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货币市场濒临崩溃，流动性严重枯竭，很多大型金融机构都面临破产的风险。当时，美国政府断然采取措施，通过立法允许政府向当时美国最大的24家金融机构强制性注资，占有其20%的股份，确保它们不会破产。随着金融体系逐渐稳定，经济不断恢复，政府的资金才慢慢退出了这些金融机构。
那么该如何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委员会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监管措施，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增加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以此遏制或限制它们的资产扩张速度和扩张规模。一般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8%，而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关系到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它们必须具备承受额外损失的能力。
巴塞尔国际银行监管委员会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分为四等，分别追加2.5%、2%、1.5%、1%的附加资本金，并且规定附加资本金不能由其他的金融工具和债券工具构成，只能是普通股权，即来自机构股东的资金。如果哪家机构未来在全球系统中的重要性出现重大提升，还有可能再额外缴纳1%的资本金，也就是说该机构最高需额外追加3.5%的资本金。所以很多金融机构并不愿意被列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当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名录是由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挑选的，并不由各个国家自己挑选，这种挑选机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为现在全球金融体系确实已高度整合，只要任何一个大国的金融体系出现问题，其不良影响立刻就波及全世界。一旦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政府就必须救助，这就是所谓的“大而不能倒”。
对于“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不少学者都对此持批评态度，因为大型金融机构不能倒也会引发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金融机构了解自己本身的重要性，它们知道如果真的发生问题，政府就会进行救助，这可能会引发部分机构滋生滥用资金、滥用权利，甚至贪污腐败的现象。
这种道德风险问题迫使很多学者提出，“金融机构如果乱来，也必须让它们倒下”。各国严厉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其实也是为了回应普通民众对“大而不能倒”的抱怨，因为它们确实不能倒，那退而求其次，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更加严厉的监管。相信在未来，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措施还会更加严厉和完善，以避免这些全球性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过度扩张，引发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风险为何难以预测
黑天鹅和灰犀牛，是人们最喜欢用来形容金融风险的两个词。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这么描述中国当前的金融风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金融领域处于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周小川讲了这段话以后，黑天鹅、灰犀牛这两个词在中国随之更加流行。
黑天鹅是指非常罕见、出乎人们预料的事。在17世纪之前，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后来有人在澳大利亚发现第一只黑天鹅，之前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从此在西方世界，“黑天鹅”就成了一个代名词，用来形容小概率或基本无法预测的事件。黑天鹅被引用到金融领域，是因为美国学者纳西姆·塔勒布在前些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黑天鹅》的金融理论著作。在这本书里，他分析了很多人们认为不可能发生、根本无法预测的金融事件，后来却真的发生了，而且还引发了巨大的灾难。
其实在人类金融历史上有过很多类似黑天鹅的事件。例如1929年10月29日华尔街的股市崩盘，当时没有任何人预测到当天的股市会发生崩盘。在当年6月，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还发表文章称，美国伟大的牛市才刚刚起步。结果才过了几个月，股市就轰然倒下、彻底崩盘，最后引发了一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另一个著名的黑天鹅事件是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财政部前高官、金融界资深人士等多名“金融大鳄”。据说当时有人还用数学模型计算过，这家公司破产的概率只有四亿分之一，最后却真的发生了这种极小概率的事情，当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也引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
虽然我们无法预测黑天鹅事件，但可以防范。我们首先要改变思维方式，对于很多事情，特别是金融体系这样的复杂系统，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不能先入为主。很多事情原先看起来是小概率事件，基本不会发生，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提前建立起风险防范措施，降低黑天鹅事件的威力。
灰犀牛是形容一定会发生的、有巨大潜在危机的事件，是指大概率事件。因为灰犀牛这种动物体型巨大，很容易被人们发现，而且它的反应非常迟缓，人们即使发现了它也并不会在意，但一旦它狂奔而来会让人猝不及防，造成巨大的伤害。
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在总结教训时才会发现，很多金融危机其实不是黑天鹅，而更像是灰犀牛。原因非常简单，金融体系的运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凡是高杠杆、高债务刺激出来的资产泡沫必然会破裂。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负增长，这在当时看来是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但事后分析发现，它是必然会发生的灰犀牛事件。中国经济中最大的一只灰犀牛就是房地产泡沫，中国的房价长期高居不下，甚至还处于一种被炒作的状态，很多指标都达到全世界最高，岌岌可危。但人们仍视而不见，不认为房地产泡沫会破灭，或认为它是小概率事件，但历史经验表明，资产泡沫必将破灭，我们只是不知道它具体会在何时发生。
黑天鹅和灰犀牛其实是一个世界的两个层面，或是两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觉得它是小概率的黑天鹅。但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却发现它是一只灰犀牛，必然会发生，只不过我们是选择性地视而不见，不愿意面对它、正视它。
实际上，黑天鹅和灰犀牛是在提醒每个参与金融市场的人，对必然要发生的金融风险，绝对不能选择性地视而不见，而是要做好一切有效的防范措施。当然更重要的是，在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出现前，我们就能对自己的金融债务、杠杆做出理性的、恰当的、有效的管理。
金融海啸为什么会爆发
近几年，“明斯基时刻”变得越来越耳熟能详，周小川也曾公开警告，中国要高度注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要防范出现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当时他就用“明斯基时刻”来形容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明斯基时刻是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即所有的金融市场都面临着全面崩溃和停顿，所有投资者都不再相信金融机构，想逃离金融市场，比如抛掉全部股票、赎回所有资金、提取银行存款。明斯基时刻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明斯基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是重新阐释了凯恩斯的《通论》，把形容人性弱点的“动物精神”放在了一个重要地位，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金融不稳定性假说。明斯基认为，正因为有人性的弱点存在，金融风险具有内在基础，而且有极大的传染性，金融机构天生就具有内在缺陷。金融体系一开始从内部来看就是完全不稳定的，再加上管理不当、监管不到位，就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明斯基的这一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时并没有得到太多重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重新研究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为什么金融体系会如此脆弱，这时才有很多经济学者重新发现了明斯基的理论，认为它非常有启发性，所以“明斯基时刻”在近几年才成为一个热词。
明斯基时刻并不只是一种极端假设，而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一种情况。
第一次典型的明斯基时刻是美国在1907年的金融危机。当时，美国各个金融公司的过度投机导致了很多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最终全靠摩根财团牵头组织金融机构相互救助，才避免了大规模的破产。
第二次明斯基时刻是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崩盘。当时华尔街股市急剧下跌，但影响并未扩散，不过美联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华尔街之所以出现股市崩盘，就是因为利率太低，激发了人们投机的热情。因此美联储不仅没有降低利率来缓解危机，反而大幅提高利率，结果使得整个金融体系完全崩溃。
除此之外还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美国的金融市场陷入全面恐慌，货币市场几乎停顿。在讨论救助法案的会议结束之后，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非常着急，为了缓和紧张气氛，他竟然向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单膝下跪，请求佩洛西的党派不要撤销对该法案的支持，因为如果不紧急通过这个救助法案，向24家金融机构强行注资，美国金融体系就会出现全面的崩盘。2015年的中国股市崩盘也比较接近明斯基时刻，当时每天都在上演“千股跌停”，很多证券投资基金被大规模赎回，人们的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后来由政府采取强力的措施，才稳住了市场。
实际上，从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到金融风险的爆发再到金融危机的传染，最终演变到明斯基时刻，是有规律可循的，其背后的根源都是过度的金融投机，特别是利用高负债、高杠杆来进行疯狂投机。
这种过度投机首先会推动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泡沫不断累积后，最终会突然破裂，人们的预期就会突然逆转，这样整个资产价格就开始急剧地下跌，恐慌的情绪也会迅速蔓延开来，最后让人们对整个金融市场完全失去信心。
什么是流动性危机
金融市场经常会遇到的另一个重要的风险是流动性危机，或叫“钱荒”。在最近几年，中国很多企业或个人投资者都已经感受到了流动性危机的巨大威胁和冲击。
这种巨大的威胁和冲击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银行同业之间出现流动性危机。银行同业之间经常会相互拆借资金，以应付银行流动性和备付金的不足，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货币市场。商业银行之间如果出现流动性不足，就会引发拆借利率的急剧飙升，甚至整个拆借市场会完全停顿。
第二种是银行收紧贷款，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商业银行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必然会造成市场拆借的流动性普遍紧张，继而引发商业银行对企业的流动性收紧。银行无法向企业提供充足的贷款和流动资金的支持，企业的资金就会变得非常紧张，甚至引发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在过去几年，中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要去杠杆、降债务。有些商业银行已经开始加紧催收一些企业的贷款，很多企业都感受到资金紧张的巨大压力。同时，市场利率也出现了大幅飙升，现在有很多企业的贷款利息都是两位数，很多甚至高达30%，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流动性紧张。
第三种是资产价格大幅下降，造成投资者的仓位面临爆仓的危险。有很多投资者，包括一些企业利用杠杆和融资融券来炒股票、炒期货。当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就需要补仓，如果没有钱补仓，仓位就会被强制平仓，导致血本无归。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流动性危机。
由此可见，流动性危机可以体现在金融活动的每个层面、每个环节，从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紧张、企业的资金紧张，到投资者的资金紧张，都可能引发流动性危机，出现所谓的“钱荒”。在现实中出现流动性危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动操作。例如，每当出现通货膨胀时，很多中央银行都通过大幅提高利率来遏制过度的通货膨胀，这肯定就会造成市场流动性紧张。1979年，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20%以上，造成了美国流动性的紧张和危机，很多企业和商业银行几乎到达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当时美国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1997年对冲基金疯狂攻击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时，香港特区政府也采取了收紧流动性，大幅提高港币拆借利率的做法，主动制造出流动性紧张的形式来击退投机者的攻击。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本身风险的急剧飙升。流动性是市场风险的一个倒数，如果人们认为市场风险非常低，甚至没有风险，那么流动性会无穷大，如果人们认为市场风险非常大，谁都相互不信任，银行之间不能相互拆借，企业也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流动性就变为零。而风险和利率则存在着正向关系，如果风险很低，利率也会大幅下降，如果风险无穷大，利率也会飙升到无穷大。
从这个简单的关系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的金融风险确实在不断积累，甚至在快速加剧。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多次降准，这是一种稳健，甚至有点偏宽松的动作，但市场利率仍在大幅飙升，只能说明现在的市场风险在快速上升、快速积累。并由此形成了流动性的相对枯竭，形成流动性危机。实际上，这种风险的快速累积是近几年企业投资者加杠杆、加债务所引发的结果。所以要控制和防范流动性的危机，最佳的办法当然是要防范高债务、高杠杆的诱惑，要避免陷入债务和杠杆的陷阱。
金融创新和监管有什么关系
从20世纪到现在，创新和监管一直是相伴相生的一对矛盾。金融从业者追求收入和高额利润，总是希望不断地创造新产品、新业务来吸引更多的客户。对于风险，他们有时选择视而不见，而监管往往又跟不上创新的速度。在金融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中，一方面要确保金融不断创新，不断为客户提供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创新产品的辨别，提前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的底线。
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原因就是金融监管没有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垃圾债券狂潮，后来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也是因为金融监管没有跟上。现在金融市场上还有很多对冲基金在兴风作浪，但由于它们的注册地设在美国境外，美国监管部门也没办法进行监管。同时要注意的是，全世界也有很多金融从业人员、金融公司经常会推出“创新”的产品，有些产品对投资者的价值创造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把这一类的创新称为伪创新。当然更可恶的就是打着创新旗号的金融骗局。
这样的现象在中国也频繁出现，例如近年大规模出现的P2P平台爆雷，据机构估算，P2P爆雷至少让1 000多万中小投资者遭受了重大损失。除此之外，还有现金贷等各种新型金融骗局的出现。创新经常会走在监管的前面，甚至两者相距很远。这是未来全球的金融监管部门都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新的，或者所谓“创新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出现，监管却根本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以后，也没有采取监管措施？
对于投资者而言，我们需要对创新本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财富增长以及投资者是否真正有帮助？事实上，这个问题也存在着争论。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曾经说过，除了ATM（自动柜员机）以外，美国过去40多年来的全部金融创新都是有害无利的。他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极端，但确实有一些道理，例如我们现在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外汇市场的利率掉期、算法交易、高频交易等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劳动生产力、制造业的提高有多大帮助呢？2003年，巴菲特就曾经把资产证券化里CDS（信用违约掉期）的发明称为金融体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2007年，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果然差点把全球金融体系都炸毁。总体而言，这些创新的危害可能要大于它们所带来的好处。
所以在讨论创新和监管的关系时，我们要学会区别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什么样的创新能够为客户、投资者以及实体经济带来价值。而政府需要做的，则是把握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度，这其中有三个原则需要坚持。
第一个原则是金融从业人员必须要有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即创新要对客户、企业或整体经济发展有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不是为了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的短期利润和短期回报，更不能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来搞诈骗。
第二个原则是任何个人、任何公司如果要从事金融创新，必须要纳入监管。
第三个原则是如果金融创新给客户带来巨大损失，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必须受到非常严厉的惩处，要为错误的创新、金融诈骗或伪创新付出巨大代价。
只有坚持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才有可能防止不当创新，甚至金融诈骗、金融犯罪披上“创新”的外衣招摇撞骗。
庞氏骗局是如何得逞的
庞氏骗局是金融骗局中最著名的一个词，也有人把它叫作金字塔骗局，简单来说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其基本手法十分简单，即骗子通过承诺会给投资者高额的回报来骗取投资者的钱。然而这么一个简单的骗局，已经不知道骗过了多少人。
庞氏骗局这个词是以一个意大利超级大骗子的名字命名的，这个骗子叫查尔斯·庞兹。其实在他之前，庞氏骗局也一直都有，只不过庞兹把这类骗局变得举世闻名。庞兹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人生经历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骗局。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骗局发生在1919年的美国波士顿，他向当地的民众宣称，购买欧洲的某种邮政票券，再转卖回美国就可以赚钱。并且承诺，所有的投资者在三个月之内都可以获得40%的回报。
为什么要说在欧洲？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当时正值一战刚结束，全世界一片混乱，尤其是欧洲。就是这种混乱的局面会给人造成一种百废待兴、到处都是投资机会的错觉，庞兹正好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第二个是，当时信息流通并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所以这些投资人无法了解邮政票券在欧洲的具体情况。
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庞兹骗取了4万多人的资金，大约1 5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亿美元。骗取了大量的资金后，庞兹其实什么都没有投资，他把这些钱挥霍一空，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不过，庞氏骗局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只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被人告上了法庭，但是由于当时的刑法并不严格，他只被判了5年。据说在出狱之后，他又干了几件类似的勾当。1934年庞兹被美国遣返回意大利时，他还准备骗当时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但是并没有得逞。虽然他去世了，但以他名字命名的庞氏骗局还在世界各地上演，我们可以从各种样式的庞氏骗局中总结出至少五个重要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许诺高额回报，这也是最能抓住人们心理的一个特征。你会发现很多受骗上当的人有个共同特征：贪婪、想一夜暴富。例如近几年中国的e租宝、泛亚、钱宝网等就是这样的庞氏骗局。
第二个特征是吹嘘。骗子会吹嘘他的投资项目有多么好，多么新奇，用一些普通老百姓听不懂的词去吹牛，就让人感到“不明觉厉”。他们还会把这个投资项目包装成一个不可被复制、独一无二的项目，还吹嘘说没有任何风险，让人们相信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第三个特征是“诱敌深入”。骗子会很快把回报返给最早的几个投资者，让他们口口相传，让大家看到投了这个项目的确能拿到钱。庞兹在最开始设计骗局的时候，的确把高额的回报按期交到了最早的投资者的手中，以此来让更多的人相信他，把钱投给他。
第四个特征是会花钱买托儿。现在有很多骗子都不是单人行动的，都是有组织地行骗。例如有很多骗子，在最早期的时候会举办一些盛大的仪式，花钱请托儿来扮演因投资他的项目而赚大钱的人，去诱骗一些中小投资者进场。
第五个特征是玩失踪。既然是骗局，最终的结果当然就是携款跑路。
庞氏骗局的这5个特征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在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庞氏骗局的时候，可以从这5个特征去看。甚至再简单一些，我们仅凭前两个特征就可以识破。当投资项目的时候，只要有人承诺高额回报，我们就要马上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个庞氏骗局。
尽管媒体报道过各种各样的庞氏骗局，讲过各种因为庞氏骗局而上当受骗、损失惨重的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设计骗局的人仍然会前赴后继，骗局也会层出不穷。因为人性的弱点永远存在。
非法收入是如何变“白”的
洗钱是全世界最著名、可能也是目前最麻烦的一种金融犯罪。据说这个词起源于20世纪初，当时，人们主要以金属货币进行交易，一个美国旧金山的饭店老板发现，钱币在交易的时候常常很脏，会弄脏客户的手套，于是他就把钱冲洗干净，这是“洗钱”最初的意思。后来“洗钱”就演变成了一种金融犯罪的代名词，常常指把不合法的收入转化成合法的收入。当然反过来也是一种洗钱，就是把合法的收入转变成非法的交易，进入非法的渠道。
洗钱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离得比较远，因为它主要和贩毒、走私、贪污腐败、偷税、漏税等联系在一起。这些非法收入往往要通过洗钱来洗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完全估算，全世界洗钱的金额可以占到全球GDP的2%~3%，达到数万亿美元。所以洗钱已经对很多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金融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非常严格的反洗钱的法律和机构。
为了逃避法律的视线，洗钱的手法多种多样，且基本都非常隐蔽。
第一种是现金走私。现金走私最大的好处就是偷税。它不进银行体系，在银行金融体系外循环，税务部门、监管部门无法察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贩毒、色情、军火交易、地下买卖这些活动里面，现金是最普遍的一项交易。每年全世界地下的现金交易额高达数万亿美元，而且主要是大额的钞票，以美元、欧元、英镑为主。
第二种是把现金收入化整为零存入银行。比如走私、贩毒的收入都是现金收入，走私犯或毒贩可以把一大笔钱化整为零，分成一小笔钱存入不同的银行账户。当然如果一个人交易频繁，就会引起国家税务部门的高度警惕，后者甚至会去调查存钱的人。
第三种是投资现金流比较大的行业，比如饭店、酒店、洗浴中心等，这些服务行业通常都是用现金交易的。这些具体的交易有时很难查证，有人就通过这种企业把钱洗白。
第四种是购买流动性很强、金额比较大的商品，比如古董、珠宝、字画、玉石等，洗钱者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再拍卖出去，经过几次交易，洗白不合法的收入。
第五种是通过匿名的存款，或购买一些不记名的有价金融债券。例如，现在国内一些沿海地区比较流行的洗钱方式是利用大额保单来洗钱，洗钱者把各种非法收入，通过投保、理赔、变更、退保等方式来掩饰它的来源，逃避法律的制裁。
第六种是搞虚假的进出口贸易，比如虚抬某个进口商品的价格，甚至是搞虚假的进出口贸易，通过伪造各种的单据，把钱转移到海外。并且，在海外进行兼并收购的交易也可以把钱转移出去。比如海外的一个收购项目本来只花了1 000万元，洗钱者可以把交易价格说成1亿元，这样就可以把资金转移出去。通过这种虚假的贸易、虚假的兼并收购来洗钱的方式，在现在变得越来越常见，因为它可以转移较为大额的资金。
第七种方式是通过赌场洗钱，这是最典型的洗钱方式。犯罪分子可以用非法收入在赌场购买筹码，象征性地输掉或者赢一点钱，然后再用那些筹码换成现金，或者是让赌场打到他们的银行账户，就把非法收入变成了合法收入。
除了这些方式之外，有人也会通过地下钱庄进行洗钱，这是很多国家洗钱犯罪的一个主要场所。地下钱庄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地下非法违规进行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它们既没有金融牌照，也没有金融许可证。这类组织在形式上很丰富，它们有时处于“灰色地带”，有时是一种赤裸裸的违法组织。
在我国，地下钱庄有相当长的历史，尤其是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比如浙江温州、广东潮汕、福建晋江等地，长久以来都存在着一些民间的金融机构、金融组织。比如在浙江温州有一种组织叫作“来会”（也叫合会、成会），就是一些亲戚朋友，或者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人通过这个组织把钱汇集在一起，临时有资金需求的人可以从这里借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事实存在的类似银行的金融机构。
我们首先从正面来看一看地下钱庄。中国古老的金融机构，包括山西的票号、江浙的钱庄等，这些拥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发展历史的金融机构，有时就是源于民间的自然发展。有市场经济的需要，有商品流通交换的需要，自然而然就会发展出类似的业务。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出现地下钱庄也有它的现实合理性。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存在。这个问题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同样如此。因为中小企业没有合格的抵押物和担保，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的问题，中小企业、中小个人实际上很难从正规的商业银行贷到资金，所以在客观上，地下钱庄至少能帮助部分中小企业和个人解决一些资金问题，助推当地的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另外，从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来讲，我们不能将所有的地下钱庄一概而论，而需要进行客观认真的分析，特别是对一些运行比较规范的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它们没有出现金融犯罪行为，贷款利息比较合理，货款不良率也比较合理甚至比较低。对于这样的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很好的引导，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政策鼓励它们的发展，让它们为中小微企业、个人创业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务。
传统的地下钱庄在这些年也有了新的发展，甚至是快速的发展。有些地方的地下钱庄已经形成了网络化、专业化，甚至是跨国化的组织。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有很多地下金融组织是为移民等特定的人群服务的，帮助他们进行跨国汇款、存款、小额借贷等。
当然与此同时，地下钱庄中也的确普遍存在非法的金融交易。这就是要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特别是打击这种赤裸的非法金融交易、金融活动的根本原因。
其实有些人创办地下钱庄的初衷就是为了进行非法的金融交易、非法的金融活动，比如洗钱、非法拆借资金、非法进行高利贷等，甚至还可能参与股票、债券和房地产方面的投机等。相关部门必须要严厉打击这种非法的钱庄。
无论是通过金融体系本身来洗钱，还是在金融体系以外洗钱，方法有很多。现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很多人会利用互联网金融的各种手段来洗钱。洗钱的方式可以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世界各国打击洗钱犯罪的任务确实非常艰巨。世界各国打击洗钱犯罪的主要方法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在法律法规上要求个人、公司把所有的交易纳入银行金融体系。很多国家、地区严厉禁止和打击各种大额的现金交易。如果把人们所有的交易活动都纳入银行监管体系，相关部门当然能有效地实施金融监管。
第二种是严厉打击虚假的进出口贸易，打击伪造各种海关单据、票据的行为。在过去这些年里，中国出现过多起涉及金额巨大的此类犯罪行为，其目的有的是骗取退税款，有的也涉及洗钱。
第三种是打击地下钱庄。如前所述，地下钱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对地下钱庄涉及的金融犯罪行为，特别是洗钱，监管部门必须要严厉打击。
洗钱这种犯罪可以说形式多样，不仅如此，它的花样还在不断翻新，而且数量和涉及金额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恐怖活动日益频繁，很多洗钱都与恐怖活动密切相关。反洗钱不仅需要金融体系的密切配合，还需要公安部门、反恐部门的协同合作，更需各国之间相互的合作、配合，特别是在信息数据方面的交换共享，在某些行动方面的协调一致，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洗钱犯罪。
总而言之，反洗钱已经成了维护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金融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国际事务合作上的一个重要领域。
下一次金融危机何时到来
人类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消除金融危机？答案是没有。金融危机与金融体系、金融活动相伴相生，永远会伴随我们，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可能地防范金融危机，减少损失。
历史上，世界各国都曾反复出现过多次金融危机，甚至每一次的金融危机都比上一次的规模更加庞大，损失也更加惨重。这也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悖论，金融监管体系无论多么完善、健全，也永远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
金融体系具有不稳定性，其第一个根源是金融机构或金融业务本身客观存在的风险、不稳定性没法消除，要做金融业务就必然有这样的风险和不稳定性；第二个根源是，金融体系本身高度的相关性、复杂性会使得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迅速传染整个金融体系，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根源是，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没有办法消除，所以只能通过完善金融体系、金融监管，尽可能地避免金融危机反复发生，或即使它发生了，也不要造成巨大的灾难。这三个根源共同决定了金融体系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消除金融危机。
其实现在全球都在讨论，也许在2019年或2020年，全球有可能会迎来一次新的金融危机。从国际环境上来看，新的金融危机爆发可能有三个源头。
第一个源头是美国股市出现大幅反转。美国股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路高歌猛进、迅速上涨。道琼斯指数从当时最低的6 000多点，最高涨到26 000多点。美国有很多投资者、经济学者都开始公开警告，美国股市已经过热。长期研究股市、股票价格波动的席勒教授就认为，美国股市过热有可能引发下一次金融危机。美国里根政府期间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斯托克曼也表示过，美国的股市有可能下跌40%。
第二个源头是债务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的债务水平、杠杆水平并没有显著下降，甚至还在上升。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每年的财政赤字都接近万亿美元。特朗普上台以后，政府又继续削减税收，造成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都出现快速上升。现在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是其GDP的2倍多，国债超过了20万亿美元。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部分欧洲国家的整体债务水平也居高不下。所以，有很多投资者担心，这样的负债水平会推高市场利率，导致很多企业融资困难、资金链断裂，最终造成整个经济的衰退，触发金融危机。
第三个源头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由于土耳其、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举借外债却无法偿还，已经引发了汇率危机和债务危机。它们以前借的外债，有相当一部分被用于进行投机生意。随着美联储持续加息，大量的资金开始从新兴市场国家撤走，而且美元指数在未来还会不断走强，所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汇率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
2008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报告称，要警惕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很多主流媒体也在不断刊登文章，认为从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风险在快速上升。
从国际上来看，这三大因素是最有可能引发新的金融危机的主要雷区。当然，还有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例如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制裁，这种制裁如果管理不妥当，就会引发油价的大幅攀升、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剧烈波动以及局部的金融危机。
2017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领导人、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反复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2018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把防范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列为“2018年三大攻坚战之首”。从这些表述可出，现在的金融形势确实不容乐观。2018年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其中有一句话是，“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正在逐渐地暴露”。实际上，中国的金融危机，至少局部的金融危机，现在正在开始或者早已发生。
第一个是P2P平台。据很多媒体的报道，P2P爆雷直接和间接的受害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万，这让很多家庭个人损失惨重，实际上也引发了一些局部金融风险。
第二个是股市。中国股市已深陷危机之中，尽管在2018年10月19日和20日，监管层、国务院出台了很多稳预期、稳市场的措施，但这并不代表市场已经稳定。近年在中国的3 000多家上市公司中，约有90%以上的公司股票价格被“腰斩”，这让很多投资人损失惨重。据不完全统计，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规模已经超过4万多亿元，如果被强制平仓，将是中国股市的一场巨大灾难。所以相关部门正在采取各种措施缓解股权质押的问题，但只要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危机。
第三个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权威结果，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大约在18万亿元左右，但是贺铿教授曾在一次公开论坛上表示，地方政府的全部债务可能超过40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无力偿还债务，这会使得整个金融环境变得非常恶劣。债务到期还不上，就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市场的利率水平也会随之上升。对于购买了债券的投资者来说，他们会产生一种恐慌情绪；对持有地方债务的金融机构来说，它们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坏账。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引发系统性的债务危机。
第四个是最危险的房地产泡沫。中国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现在居民家庭的财产配置中，房地产价值已经超过70%，甚至接近80%。70%以上的银行贷款、融资都是由房产做抵押的。一旦房价出现大幅下降，政府的卖地收入也会大幅下降，政府的债务危机就会连带爆发。所以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让房地产市场能够平稳过渡、平稳调节，是我们能否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最具挑战的任务。
第五个是外汇市场。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客观存在，这可能会引发一些金融动荡，所以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稳定汇率。
无论是证券市场、债券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都已蕴含了巨大的风险，可能引发局部的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所以，个人投资者和企业家一定要管理好、控制好风险，尽可能地降低在金融危机到来时所遭受的损失，让我们的资产和财产能够得到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