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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杀戮：“更巨大的勇气”
第二章
杀戮：“更巨大的勇气”
我反对杀戮，（但）……我将会战斗。
西奥菲勒斯·佩里
托尔斯泰曾写道，战争最令他兴奋的地方是“它的真实性”——并非将军们的运筹帷幄，也非军队的大型演习，而是“真实的杀戮”。他解释说，他“更感兴趣于一名士兵是以何种方式与何种心理杀掉另一个的，而非军队在奥斯特立茨与伯罗底诺是如何布阵的”。[1]杀戮是战斗最基本的手段与目的。而正如奥雷斯蒂斯·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于1862年所言，在内战中，是杀戮而非死亡，需要“更巨大的勇气”，因为杀戮需要士兵更大程度背离他们对于自己之为人类，以及之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基督徒的理解。
内战中的大多数战斗者看起来都别无二致。用一个在这场战争中常被重复的比喻来描述，他们就是兄弟——尽管这仅仅是个形象说法而非事实。当种族差别侵蚀了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时，杀戮就变得更容易了。曝光的诸多针对黑人的暴行便证明了这一点，如1864年臭名昭著的皮洛堡大屠杀。然而在内战期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杀戮都提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在这个方面，内战中的士兵同其他战争中的士兵没什么不同。对古代、拿破仑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福克兰群岛战争的士兵之研究，证实了已退休的美国陆军中校、军事心理学专家与前西点军校教师戴夫·格罗斯曼（Dave Grossman）的论断：“人不是天生的刽子手。”确实，士兵甚至经常拒绝发射自己的武器。[2]
而正如人们以不同方式死于不同时间与地点，他们破除杀戒的方式也各不相同。人类的拒绝杀戮在一个特殊的历史与文化时刻将自己表现出来。如同更为广义的死亡一样，内战中的杀戮也需要作出努力——不仅包括在思想与心理上处理宗教与情感限制，也包括适应这场特殊战争的技术、战术与后勤塑造战斗经验的方式。
内战士兵要战胜的第一个挑战便是《摩西十诫》第六条。死亡是基督教虔信的标志，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证明的那样，但杀戮却违背了最基本的《圣经》律法。得克萨斯州一名新兵这样解释自己的忧虑：在战场上战斗“也许是世界上最亵渎上帝的事”。无论南北的牧师布道与宗教刊物，都援引并探究关于“正义战争”的传统教义，强调杀戮不仅为上帝所认可，而且是服侍上帝所必需的。“进行正义与防卫性的战争，同基督教的精神与职责毫不冲突”，一本分发给士兵的一再重印的小册子强调。《南部邦联浸礼会教友》（Confederate Baptist）援引了《旧约全书》的许多文本，坚持认为“当合法的战争需要我们杀掉国家的敌人时”，人们便可免受杀戒约束。南方人常常将反侵略自卫当作战争正义性的源泉，他们也同样援引神对圣战之许可的观念——在这样一场圣战中，他们充当着南部邦联的十字军战士。而北方人也同样急切地声称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宣称自己所为之而战的国家代表了“世界最后的最好希望”。一位联邦士兵写信给他“故乡的朋友”说道，“我反对杀戮”；他继续说，但是“当我们遭受攻击之时，当我们的生命被一群与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作对的人置于危险处境之时，我将会战斗”。1862年后，解放黑奴开始逐渐成为战争的明确目标，北方人也越来越多地将奴隶制的罪恶当作动武的正当宗教理由。1864年，由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出版的《基督教记录》（Christian Recorder），发表了题为《战争及其目的》的社论，探究战争与杀戮在何种情况下才是可被接受的。社论的结论是：推翻奴隶制的罪恶之目标使战争变得正义，使杀戮情有可原。[3]
这种论调给杀戮提供了通行证，或至少减轻了内心的抵触情绪。但士兵们甚至指挥官们仍为夺取他人性命而内心挣扎不安。联邦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前说，战争与谋杀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他坚信：“没有哪个基督教国家，有正当理由在本可杀戮500人便达到战斗目的的情况下，却去杀戮501人。超过绝对所需数额的每一个遇难者，都是被谋杀致死的。”从他1861年的观点看来，斯科特很可能难以原谅后来在莫尔文山、玛莉高地、科尔德港与葛底斯堡等地无度的屠杀与无尽的伤亡。斯科特联邦总司令职位的继任者乔治·B.麦克莱伦（George B.McClellan）和他一样反感杀戮。“当必须牺牲士兵时，他都快要崩溃了”，历史学者T.哈里·威廉斯（T.Harry Williams）说道。乔治·戈登·米德（George Gordon Meade）将军认为，为了确保双方损失最少，北方应该“像一位苦恼的家长被迫伤心地责罚他犯错的孩子”那样进行战争。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米德在葛底斯堡的血腥胜利才会显得骇人听闻；也同样是在这种语境下，格兰特发动的1864年春季攻势才会被抨击为“大屠杀”。[4]
“1861年4月，巴尔的摩，马萨“1861年4月，巴尔的摩，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6团向民众开枪”。《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1年4月30日。哈佛学院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XPS 527 PF。
在个体士兵拿起武器“去看大象”（这是他们经常用来描述第一次作战的话）之时，他们也开始为个人直接的杀戮责任焦虑。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士兵描述了1861年4月在巴尔的摩他第一次遭遇袭击时的经历。当时，一群由盛怒的南部支持者所组成的暴徒攻击途经巴尔的摩向华盛顿挺进的联邦部队。在身边的一名士兵被杀后，埃德温·斯波·福德不假思索地扣动了扳机。“那个射杀了他的人死于我的来复枪下，”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所作所为之后，我感觉很不舒服，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而且因为我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且并非挑衅者，我很快便能一次又一次地开火了。”职责与自卫让他从起初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并帮助他履行作为一名士兵的职责。虽未讲明但却也在这里有所呈现的，是那复仇的动机。斯波·福德的杀戮几乎是条件反射，是对战友之被谋杀——这是他的看法——的回应。[5]
在随后的数月乃至数年里，随着战争日益激烈与伤亡日益惨重，复仇便开始同职责与自卫的准则一道，在将暴力合法化的过程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对报复的渴望几乎成为了暴力冲动的最基本要素。对那些目睹了战友被屠戮的士兵而言，这种渴望能战胜理性，并使他们摆脱恐惧和道德的束缚。南卡罗来纳州的休·麦克利斯写下了在对待一群联邦战俘时，自己是怎样努力不放弃原则的。“我在亚特兰大看到，一些下贱且沮丧的北方佬在囚车中，”他于1864年写道，
我们可怜的孩子带着可怕的伤口，他们有些冻死过去，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我可以容易地拿出一把匕首，并对这些战俘说：“看看，你们让这个世界血流成河！你们既然喜欢血，那就从你们的心脏放出更多血吧，并将它们同你们已经喝掉的血统统放出来。”做出这些事要比对他们下手容易得多，这部分是因为，我知道一个真正勇敢且宽宏大量的男人，不应该对一个已在他掌控之内的、手无寸铁的敌人下手。愿上帝赐予我宽容，以使我表现得像一个基督徒吧！
麦克利斯给家里写的信不停地重复着“放血……放血”，用言语实施了他尽量避免的暴力；他的钢笔使他能自由表达他拒绝用匕首或刀剑施加的残忍。在自己战友死于南部联邦的炮火之后，北方人奥利弗·诺顿因放弃了所有宽宏与基督教的思想而愈发难以控制自己。他解释说，“在我心中最强烈的”感觉，“是希望杀死尽可能多的叛军”。[6]
一旦良心与传统的限制松动，一些士兵便看起来几乎为杀人冲动所支配，尤其是当他们战斗正酣之时。一名正在杀戮的士兵“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几乎狂乱而野蛮”的人，他们瞪大眼睛，张大鼻孔，嘴巴喘着粗气，一位南部报纸的记者如此写道。一位在夏洛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记者描述了这一恐怖的转变：“人们丢掉了表面的人性，”他写道，“他们的脸上表现出了魔性。他们只有一种愿望，那就是毁灭。”要让他把这些人看作是基督徒士兵，哪怕是完全具有人性的生物，都是何等困难！[7]
对于一些战友杀人后兴高采烈的样子，士兵们自己也诧异不已。北弗吉尼亚军团的伯德·威利斯在日记中写道，在1864年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他看到他的小分队之一员“似乎是极其痛苦地蹦来蹦去”。“我马上向他跑去确定他是什么时候受的伤，以及我能为他做些什么。
但当我来到他身边时，我发现他没有受伤，而是在围着一个可怜的北方佬（他仰躺着，忍受着死前的剧痛）跳一种印第安人的战斗舞，并大声喊道：‘我杀了他！我杀了他！’他显然是因激动和愉快而失去理智。我离开了詹姆斯，好让他继续跳舞。”内战期间的许多信件和日记都描述了士兵在进入战场时扮演印第安人的类似例子，他们或模仿战争中的大呼小叫，用泥浆或枪膛中的灰将脸涂抹成他们所认为的印第安人的样子。通过将自己的身份替换为那些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他们重新定义了自己同暴力以及同战前自我的关系。[8]
在杀戮中出现的快感不只局限于酣战。南部邦联的炮兵军官奥斯蒙·拉特罗布曾描述了他在安蒂特姆战役后观看自己杰作的快感：“我骑马穿行于战场，享受着数百北方佬死亡的场面。一路上，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战果——一些四肢、无头尸以及各式各样残缺不全的遗骸。但愿所有联邦军队都落得如此下场，而我已为之出了一份力。”对于拉特罗布而言，这种“战果”，代表着他成功地履行了作为一名士兵的职责。报复只是正义的一种形式，这些残缺不全的尸体相当于《圣经》中所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应。半年后，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之后，拉特罗布又一次庆祝了那“宜人的成堆北方佬尸体”。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追赶南部邦联的穷寇期间，威廉·亨利·雷德曼中士给母亲写信，说自己最近摧毁那些胆敢侵略北方的叛军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我现在只满足于同敌人作战的生活。敌人出现在我们北方的土地上时，便是我们消灭他们的好机会。我将会尽力杀死每一个敌人。”[9]
虽然联邦和南部邦联的士兵常常——至少是最初——为杀戮而内心挣扎，但整个人类历史都告诉我们：人们热爱战斗。内战时期的美国人也不例外。联邦军官约翰·W.德福里斯特（John W.De Forest）解释说：“朝一个正在向你开火的人开火，莫名其妙地令人感到欣慰且令人振奋；不仅如此，它也是激动人心的，并使你心中产生所谓战斗的快乐。”虽然德福里斯特描述了在自卫中射杀所带来的慰藉，他也展示出他如何通过对抗敌人的行动来摆脱压抑的受害感；战争的惨烈赋予了他杀人的正当理由与权力。佐治亚州的弗兰克·科克尔试图对他的妻子解释说，尽管战争如此恐怖，但仍“有一种刺激、一种魅力与一种鼓舞在其中，使人们希望置身那正发生着战争的地方”。对于从农村地区来的一些人来说，战争以及它那运动与快乐之感有点儿打猎的的意思。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军官狂喜地说道：“哦！在这儿卧倒，然后将他们射倒，这很有趣！”1862年，对于一名身处弗吉尼亚州哈里森登陆点附近的联邦士兵而言，战斗“好像是游戏，因为我们可以大笑，可以交头接耳，与此同时大声喊叫，连续射击。一个家伙会说：‘看我打爆那个家伙。’另一个家伙则说：‘我击毙了一个六英尺高的分裂主义者。’”[10]
联邦“钢铁旅”的H.C.马特劳并未发现他的战友不情愿杀戮。他向父母解释说，军事训练似乎只是强化了人类固有的野蛮。一个月的刺杀训练让他得出如下结论：“我们有着伤害同胞的偏好，这很奇怪，但我们学习杀人技术要远比做一道数学难题容易得多。”马特劳惊讶于这一发现，于是便开始修正他对人类本性及其能力的理解。许多士兵都发现，社会对谋杀的种种强有力的限制，都太容易被战胜。[11]
然而，内战特殊的社会环境与科技条件，对早前战争中所使用的杀人技术提出了极大挑战。19世纪中期的军队习惯于排成有序的队列进行战斗，以控制士兵并迫使他们开枪杀戮。在训练机制与军事纪律强制下的几乎无意识的动作，同部队紧密的队列安排一道，减少了士兵的自我怀疑与对杀戮的限制，当然也减少了他们逃跑的愿望或可能。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既移除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又使他被包围于集体的压力与团结之中。在等待作战时，一名南部邦联士兵对一只在枪林弹雨中从战场上悠然跑过的兔子说：“快跑，棉尾兔……如果我不是要保持自己的名声，我也会溜掉的！”[12]
然而，美国内战同以前的战争大不相同。在内战中，许多新式武器投入使用，这些武器甚至比15年前美墨战争（1846—1848）中广泛使用的武器在技术上还要先进得多。到了战争的中期，南北的步兵抛弃了能精准地打击约100码远目标的无膛线滑膛枪，几乎都装备上了有效射程达300码的来复枪。到了战争末期，内战部队（主要是部分联邦部队）引入了后膛枪，它使士兵得以快速地使子弹上膛，继而进一步增加了致命性。而在以前，前膛来复枪的速度通常仅为一分钟射击两到三次。内战部队也同以前战争的部队有显著不同。这次战争造成了大规模的民众动员与规模空前的军队。最终参与到战争进程中的大约300万南北美国人，绝大多数是几乎没有军事知识与军事经验的志愿兵，而非在训练与演习中受过训练的职业兵。[13]
内战期间武器火力与射程的提高、志愿兵的缺乏训练以及军队的极大规模，都加剧了战斗的混乱，并削弱了军官对部队的直接控制。除此之外，内战的大多数战场都不在开阔地区，而是遍布树木与灌木丛，因而妨碍了军官对长战线进行有效指挥。虽然代价惨重的正面进攻到了战争末期仍旧常见，但在战争后期，随着军事工事与堡垒的广泛建造，军队开始以更分散的队形甚至是在壕沟中作战。结果，士兵们不太可能在依据指挥而开火、队形紧密的战斗形式中战斗；他们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何时以及是否发射武器。
戴夫·格罗斯曼指出，这种自主可能促使许多内战士兵通过不发射武器来表达他们对杀戮的厌恶。他举葛底斯堡战场上发现的24000支上了膛的来复枪作为证据；这些枪有一半上了超过一发子弹。在假定了用火药、子弹、推弹杆与火帽给一支来复枪上膛并开火所用的时间之后，格罗斯曼计算出，如果这些士兵确实曾经奋力杀敌的话，在中弹身亡时，其中95%的士兵的枪支应是打光了子弹才对。他相信：“葛底斯堡战场上大多数被抛弃的武器，代表了那些在战斗中不能或不愿开枪，继而被打死、打伤或打跑的士兵。”[14]
格罗斯曼关于内战士兵不开枪比率高的论断，几乎没有现存证据能用来评估其准确性。格罗斯曼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他根据其他战争研究成果所进行的推断，而这些研究本身都是遭到质疑的。关于上了多发子弹的枪支的有趣谜团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例如，一名士兵纯粹是因为惊慌，或者在激战的嘈杂声中没有意识到他还没射击武器。但是一些有关拒绝开枪的轶闻证据也确实存在。在奇克莫加战役中，南部邦联的一名战士便戏剧性地展示出，他拒绝杀戮。本该对准敌人，他却正对天空射击，并在同时“像当年克伦威尔的一个圆颅党人那样精神饱满地祈祷”。一名战友报道说，当他的上尉威胁要杀了他时，他回答道：“杀不杀我悉听尊便，但我不会在见上帝时让自己的灵魂沾满同胞鲜血。”他甘愿“暴露于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宁愿自己牺牲，也不愿残害他人性命。[15]
后来的战争所采用的战斗形式，有着不同程度的非人格化与行为者不详之特征。这种战斗形式减轻了内战步兵所承担的沉重的个人责任。例如20世纪战争所使用的许多炸弹与导弹，几乎完全将杀人者同其受害者分离开。同内战士兵以及21世纪在阿富汗或伊拉克地面作战的征募兵相比，“艾诺拉·盖伊号”（Enola Gay）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抑或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操作精确制导武器的专家，他们与杀戮的关系是很不相同的。同敌人之间肉体的距离，使他们能够克服感情障碍，更易采取毁灭性行动。但是在美国内战中，那些朝远处的敌人发射圆形炮弹、榴弹与榴霰弹的炮兵，占全部军队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即便是他们，也同目标非常接近，能够清晰分辨出对方是人。内战中大多数战伤都是由来复枪射出的米尼式弹头造成的：94%的联邦伤员是由子弹打伤的；5.5%被炮弹炸伤；少于0.4%的是被军刀或刺刀砍伤或刺伤的。虽然内战中的武器射程确有大幅提升，步兵交战仍主要是短兵相接，即便是在数万人交战的时候；士兵们常常能看到对方的脸，知道自己杀的是谁。历史学者厄尔·赫斯（Earl Hess）断言，尽管新式来复枪威力较大，大多数战斗却都是在100码内进行的——即便如一名北方士兵所说：“如果能在600码远杀死敌人，人们基本上便会选择在这一距离这么做。”来自艾奥瓦州的S.H.M.拜尔斯（S. H. M. Byers），还记得一场恐怖的战斗。其间，“蓝色阵线与灰色阵线”挨得“很近，并互相朝脸上射击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联邦士兵亨利·阿博特给父亲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描述了面对面“躺着的成排死人，排与排间隔15至20英尺。这简直就是场肉搏战，而这正是我想看到的”。[16]
美国内战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场规模的扩大，影响了双方士兵在战场上的互动方式。据《企鹅现代战争百科全书》（The Penguin Encyclopedia of Modern Warfare）计算，在内战的交战中，士兵与空间的比率为人均260平方米；而到了二战末期，这一比率已达到每人28000平方米。在美国内战中，志愿兵规模巨大，武器射程更远，军事队形更为松散。因此，众多缺乏经验的内战士兵所处的战斗场景，或许比任何其他战争都更为短兵相接。在这一战斗场景中，这些士兵有着更强的火力，也有着决定是否杀人的更多个人责任。由于缺乏距离、纪律或战斗经验所提供的信心，在决定何时，甚至是否朝那些看起来和他们自己相像的人射击时，许多内战士兵可能经历过思想斗争。[17]
对于许多士兵来说，狙击手是杀戮之恐怖的典型代表。这些人的工作，似乎只是“冷血谋杀”。狙击是内战中军事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来复枪使狙击手们能精准射中近半英里远的目标。其他的技术革新，诸如望远镜瞄准器与后膛来复枪，进一步增加了狙击手的致命性。南部邦联的狙击手小分队要求，队员须能够利用缺口表尺射中600码远的靶子。在佛蒙特州，一幅招募“温德姆县的狙击手”的海报宣称：“每个人在静止状态下向200码远处的目标连续射击十次，弹心距靶心的平均距离不得超过5英寸。一个人若不能达到此标准，将不会被征募。”[18]
士兵们常常描绘子弹在身边飕飕飞过的感觉——即便是坐在那儿给家里写信时也如此。“亲爱的弟弟、妻子与全家人，”1864年6月，艾萨克·哈登从弗吉尼亚州给他在纽约州的家人写道，“就在此时，一个离我20英尺远的人被射中了腹部，而这在这个国家并不稀罕。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能来这儿射击，哪怕是献出生命都是值得的。”射杀一个或在方便，或在睡觉，或在做饭吃饭，甚或“坐在树下读狄更斯”的人，很难被轻易认作合理的自卫行为。军营中的士兵们希望自己既不是狙击目标，也不是狙击手。他们发现，单独将一个人跳出来射杀所包含的故意性与人格性，是极其令人烦恼的。联邦狙击手小分队通常穿绿色制服作为伪装，南部邦联则将这些神枪手称作“草中毒蛇”。[19]
狙击行为包含着冷酷的谋划、主观故意性以及危险的不对等。因此，它对人性基本原则的威胁，远甚于酣战中狂乱的暴行。1864年，当一个联邦狙击团的12名士兵在弗吉尼亚州被俘时，彼得斯堡的一份当地报纸主张，应对他们执行死刑：“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偷偷地冒出来冷血地将人射杀的杀人犯，他们应该得到杀人犯的命运。”约翰·德福里斯特曾穿梭于路易斯安那州哈德逊港附近的联邦与南部邦联军队之间，忍受了连续24天令人精疲力竭的狙击战。在那之后，他忏悔道：“看似愉快地夺取他人性命，我永远都无法做到。”那些在战斗中无所畏惧的人，却在狙击手的伏击所带来的“一成不变的焦虑不安面前”崩溃。德福里斯特批评狙击是一种“令人作呕的、蓄意谋害的、违背人性的、背离文明的存在方式”。能够以这种方式杀死他人的人，不是德福里斯特在战前所理解的那种；他们违背了德福里斯特关于人类本性与人类文明的预设；他认为他们玷污了人类自我的特征。[20]
“波托马克军团 ——一个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狙击手“波托马克军团 ——一个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狙击手”。根据温斯洛·霍默的一幅油画制成的雕版画。《哈珀周刊》，1862年11月15日。
将敌人妖魔化是摧毁杀戮限制的常用方法。军事训练与军事宣传明确地鼓励这种行为。在区分和贬低那些他们需要杀死的人时，士兵们自己也颇有创造力——例如在20世纪，美国士兵便是这样对待德国佬（Krauts）、日本佬（Nips）或越南佬（Slopes）的。在19世纪中叶，种族主义将黑人士兵置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即便是在联邦军队，从1862年开始应征入伍的180000名黑人士兵，在津贴与作战机会上也遭受着可耻的不平等。黑人士兵占联邦军队的比例接近十分之一；他们受白人军官指挥，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派去做琐碎的活儿与杂务，而非被委以战斗的职责。
在南部邦联一方，黑人部队代表了一种不可容忍的挑衅。佐治亚州的豪厄尔·科布（Howell Cobb）声称，若允许黑人参军则表明“我们整个的奴隶制理论是错误的”。他相信，这些下贱的物种，并不具备战斗所需要的勇气。但对于南部白人来说，这一议题首先不是一个种族理论问题。存在一支黑人武装部队的可怕现实，无异于一场由联邦政府发动的反南部奴隶起义。南部白人害怕并憎恶黑人部队。玛丽·李曾在被困的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前线煎熬了三年。联邦黑人士兵在1864年的出现，“比开战以来她所见到的任何场景”都要更令她“心烦意乱”。[21]
南部邦联士兵将黑人部队视为“如此多的魔鬼”。他们在南部的出现，成为了他们被杀戮的正当理由。正如《阿肯色州公报》（Arkansas Gazette）所声称：“将黑人武装为士兵或其他什么，抑或煽动他们起义，是比谋杀更恶劣的犯罪；因此所有的军官和士兵……犯了这些罪的……应该以谋杀罪论处。”南部士兵也的的确确残忍地迫害北方黑人士兵，从屠杀战俘到肢解尸体无所不用其极。1864年，在同美国有色人种军队的一个团战斗之前，南卡罗来纳州的W.D.拉瑟福德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胆宣告了自己的目标：“我们部队决心要杀掉他们所有人，一个也不留下。”在1864年4月的皮洛堡大屠杀中，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的部队杀了在场大约300名黑人士兵的将近三分之二，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投降之后被杀的。这场大屠杀也只是此类事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其他的甚至可能更可怕。同月，在一场发生于阿肯色州的波伊森斯普林斯（Poison Springs）的战斗中，堪萨斯州有色人种步兵志愿兵第1团损失了117名将士，但只有大约这个数字一半的士兵受伤。这个比率就其本身而言是可疑的，因为受伤者数字几乎总会远远超过阵亡者数字。南部邦联的一位军官描述道，尸体“被剥掉了头皮，并且……几乎全部尸体都被剥去了衣服……没有俘走一个黑人战俘”。一名联邦士兵确认道：“残忍而嗜血的敌人……屠杀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受伤者。”但当地的一份报纸却为南部邦联的行动辩护。这份报纸认为，这完全是同战争的更大目标一致的：“如果将黑人当作战俘对待，我们将毁掉我们所为之而战的社会制度……我们应取得对落入我们手中的黑人的完全控制权，以死亡或其他刑罚来惩罚他们。”奴隶制需要顺从与控制，而武装黑人则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扩大了他们的权力。[22]
冒着南方人报复之危险的不只是黑人士兵。在路易斯安那州门罗附近，得克萨斯州一名军官所率领的小分队同一个黑人团发生了交战。这名军官后来有些惊讶地描述道：“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亡的黑人！我们只俘虏了14个白人军官；在黑人被处决后，他们也被排成一行给枪毙了。第二天他们被扔进一个马车里，拉到沃希托河旁边，然后扔到了河里。当他们被抛进河里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还没死，但死不死已经没什么区别了。”[23]
“田纳西的内战 ——4月12日“田纳西的内战 ——4月12日，联邦部队在皮洛堡投降后，叛军对其进行屠杀”。《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5月7日。哈佛学院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XPS 527 PF。
甚至那些为联邦工作的赶牲畜的黑人或黑人仆人都冒着危险；而那些被怀疑逃跑并加入联邦军队的男性奴隶，则更是盛怒的南方人施暴的对象。一名南部邦联少校描述了一个事件：跟随联邦部队的黑人平民都被屠杀了。“战场令人作呕……命令、威胁与指挥都无法阻止士兵向黑人复仇。在运货马车周围，在杂乱的灌木丛中，在泥泞破败的马路上，到处是他们成堆的尸体。”然而极为常见的是，命令与指挥都在鼓励而非遏止这种暴行。列兵哈里·伯德报告说，在1864年巨坑战役后，南方人“用刺刀猛刺”求水喝的黑人伤员，以使他们安静下来。伯德乐于接受随后“把他们杀光”的命令；这条命令被“很好且欣然……执行”。
罗伯特·E.李（Robert E.Lee）将军距此地不过几百码远，却毫不干预。[24] 1862年秋天，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本人便批准处决了四名被抓获的黑人士兵；而陆军部长詹姆斯·塞登（James Seddon）
更是在1863年4月宣布：“本部决定，日后俘获的黑人将不再被视为战俘。”外密西西比河战区指挥官柯比·史密斯（Kirby Smith）将军甚至责备一名对黑人士兵表现得太仁慈的军官。“我被非正式地告知，”后者写道，“你部队中的几个人俘获了武装的黑人。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希望你那些指挥俘获黑人部队的手下，已认识到了不对武装黑人及其军官手下留情之合理性。”[25]
在对待黑人士兵以及那些放弃了白人特权来领导黑人的军官时，南部邦联人的“正当”概念似乎经常意味着杀戮。杀戮不仅是合理的，也几乎是必须的，即便这种行动要求抛弃战争与人性的基本准则。实际上，南部邦联人要维持杀光所有黑人俘虏的政策将是行不通的，这至少部分是因为，他们担心遭到联邦的复仇。一些非裔美国人被当作了战犯，例如安德森维尔便关押了大约100名黑人。但针对黑人士兵及其白人军官的暴行是广泛的，并成为了北方士兵与平民的普遍话题。[26]
早在白人的暴行激起强烈的复仇愿望之前，黑人士兵便已采用不同于白人的方式看待战争的暴力。他们对战争正义性与战斗正当性的理解，源于他们数世纪以来在奴隶制下所遭受的痛苦，也源于他们对残忍与压迫的个人体验。正如T.斯特罗瑟在写给非洲裔循道宗主教制教会的会报《基督教记录者》（Christian Recorder）的信中所解释的：
奴隶制抢夺了摇篮，分离了夫妻，阻隔了父母与子女；它使黑人被饿死、累死、抽死、追死、烧死、骗死、踢死和打死，还令他们悲伤而死；最可恶的是，它使一整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优秀女性都沦为了妓女。在这种情况下，幻想被诅咒的奴隶制会被和平地废除，并
逃脱惩罚……会是太阳底下最大的无知。
斯特罗瑟控诉道，奴隶制造成了死亡；它本身便是一种对黑人发动的战争；根据定义，拿起武器反抗它是一种自卫行为，是维护男子汉的尊严和争取个人解放。“那些想要得到自由的人，必须重拳出击”，一名年轻的士兵于1863年解释道。黑人为定义并证明他们的人性而战斗；奴隶制使他们成为非人的财产，因此在许多黑人看来，他们的人性同向奴隶制的罪恶复仇是分不开的。[27]
男子汉尊严需要通过杀戮来定义与确立，这对于战时与战后的许多观察者而言，似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1935年，在撰写内战与重建时期黑人经历的历史时，W.E.B.杜波依斯（W.E.B.DuBois）认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只有杀戮才能锻造男子汉……这非同寻常。奴隶……是卑微的；他保护南部的妇女，世人却忽视他。奴隶若是杀死了白人，看哪！他是个男子汉！”事实上，像其他内战士兵一样，黑人士兵也经常写到死亡与基督徒的献身，并将之视作他们参军的最基本目的。1863年在突袭瓦格纳要塞之后，一篇题为《医院中受伤的有色士兵》的文章指出，这些有色士兵将自己视作“为耶稣而战的士兵”。他们还使北方黑人出版物的读者确信：“如果我们的人民都得到了自由，我们便死得值得。”黑人士兵的死亡数字的确是惊人的：大约180000名参军的黑人士兵有五分之一都未能幸免于难，尽管死于疾病的黑人要远比死于战斗的黑人多。（总体上看，死于疾病的内战士兵人数是死于战伤的两倍；对于黑人士兵而言是十倍。）但这些死亡预示了政治上与精神上的救赎。黑人士兵试图通过甘愿为国捐躯，来在政体中赢得作为公民与作为人的一席之地。在报道十位战友于南卡罗来纳州的牺牲时，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第3团的一名下士说道：“当你听闻一个白人家庭失去了父亲、丈夫或兄弟时，你也可以说说有色人，我们也承担起了我们的那份责任。”北方的黑人与白人都会对黑人的英勇献身表达敬意，即便如历史学者艾莉斯·法斯（Alice Fahs）所指出：许多白人的种族主义预设，使他们“只不过是太希望庆祝那些已没有任何男子汉气概可利用的黑人士兵的男子汉气概”。[28]
“身份未得到确“身份未得到确认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中士”肖像。杜克大学，善本书、手稿与特殊收藏图书馆。
在这种庆祝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或许是1863 年8月安德烈·卡约（André Cailloux）上尉的新奥尔良葬礼。在许多黑人看来，这场葬礼象征着黑人参加战斗与为国捐躯的意义。《基督教记录者》认为，这件事是“这场叛乱所带来的最不寻常的展示之一”。它展示了黑人的勇气、成就和团结，以及黑人要求在一个重建的美利坚民族中获得公民身份的力量。
新奥尔良在内战前约有11000名自由有色人，卡约便是其中一员。这座城市拥有众多非洲裔克里奥尔人互惠团体。作为一名有文化的工匠和产权人，卡约便是其中一个团体的秘书。在1862年春新奥尔良被联邦军队攻克后，卡约为联邦军队招募了一个连队，亦即路易斯安那州本土卫队（Louisiana Native Guards）。这个卫队建立于新奥尔良自由有色人服兵役的悠久传统之上——包括1815年在帮助安德鲁·杰克逊抗击英国时所起的关键作用。它有着其他非白人部队所没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它的军官可以是来自他们自己社区的黑人。1863年3月27日，卡约在领导他的部队突袭哈德孙港时阵亡，他也因而成为了内战中几位战死的黑人军官中的第一位。尽管安德烈·卡约英勇无畏值得尊敬，但在南部邦联人的眼中，他不仅死有余辜，而且更应当因其武力对抗优等种族的放肆行为而遗臭万年。尽管双方宣布休战，以允许对方运走遗骸和伤员，但南部邦联的狙击手仍严禁联邦军队取回黑人的尸体。卡约的遗体就一直躺在那里，直到7月8日哈德孙港投降。在遗体暴露于恶劣天气长达41天之后，人们只是通过他仍戴着的一枚戒指才将他甄别出来。[29]
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在新奥尔良举行的卡约葬礼，便旨在对这一耻辱做出补偿。有人也许会想，这场葬礼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会被——至少是被北方新闻界——理解为杰克逊那隆重葬礼的对应物。因为就在卡约阵亡数日前，南部邦联的英雄“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也去世了。据报纸报道，在新奥尔良，“庞大的有色人人群”使街道“几乎水泄不通”。慈善团体的送行队伍在埃斯布兰纳德街上绵延超过一英里。士兵与市民团体的队伍伴随着棺椁；棺椁覆盖着美国国旗，由几匹好马拉着的灵车运往圣路易斯公墓。一位曾因支持反奴运动而被路易斯安那州大主教批判且停职的天主教神父主持了葬礼，并“号召所有人像卡约那样，献身于正义、自由与善政之事业。卡约之死，哪怕是最骄傲的人也会欣羡”。自由黑人社区的报纸《联邦》（Union）总结道，安德烈·卡约上尉的牺牲“洗刷了强加于他的种族的耻辱”。他的死亡已毫无疑问成为了北方反奴隶制事业的象征，尤其是黑人废奴主义者的象征。1864年10月，在由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主持的全美黑人大会上，卡约在突袭哈德孙港时所举的旗帜被放在显著位置展示。被塑造为英勇献身的卡约之死，成为了黑人在这个他们努力保全的国家中获取公民身份的有力依据。[30]
但在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看来，人们对死亡与基督徒的牺牲之关注，似乎只不过是同广泛的军事暴行一道延续了黑人遭受迫害这一令人烦恼的传统。在弗吉尼亚州前线，记者乔治·史蒂芬斯迫不及待地告诉《盎格鲁—非洲人周报》（Weekly Anglo-African）的读者：“我们不希望让……（他们）认为我们急于在战场上死掉……或用一位同代人话说就是，‘像迎接新娘一样高兴地去迎接死亡’。”受奴役的苦难已经足够了；现在正义需要其他人成为暴力的目标。要实现平等就要报仇雪恨。在黑人对战争破坏性理论与个人暴力行为理论的理解中，报仇雪恨占据重要地位。[31]
“已故卡约上尉的葬礼”。《哈珀周“已故卡约上尉的葬礼”。《哈珀周刊》，1863年8月29日。
黑人报刊上刊登的一首有着不同版本的广受欢迎的诗歌，说明了这种通过对等的苦难获取公平的观念。在阵亡后，一位“勇敢的邦联首长”被运回给他的母亲。当看到自己唯一儿子的遗体后，这位母亲“悲痛欲绝”。她那“年迈的奴隶”走上前来，不是给予安慰，而是强调这很公平。她宣布：“夫人，现在我们扯平了。”这位白人母亲曾卖了她的奴隶的全部十个孩子，因此这两个女人如今都没了后代；共同的损失让她们同样形单影只。按照她奴隶的话说，这位女主人现在应该“向正义的复仇者低头”。这场战争是上帝平衡正义收支的手段：
的确！虽然要等很久，
但罪恶终将遭受报应！[32]
这种正当报应的观念，也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对于战争，以及对战争中黑人作用的看法的核心。作为在北方黑人社会中最杰出的代言人，道格拉斯从自己受奴役的经历出发，相信暴力是维护奴隶制的根本。他曾被殴打，他也曾还击，他也因而逃亡；他对南方白人不加拼命挣扎而放弃他们特有的制度不抱幻想。道格拉斯认为，通过同残暴的白人监工科维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他重新获得了“男子汉的独立”。在道格拉斯看来，奴隶有揭竿而起并杀死主人的绝对权利，他对约翰·布朗（John Brown）的同情便是基于这一前提。道格拉斯信奉一种既是工具主义的也包含救赎意义的流血观；暴力不仅有效，而且给人以教益，并能使人获得解放。他写道，战争之残酷“耀眼地说明了”一个基本真理，这一真理便是：“国家和个人一样，昭彰且持久的犯罪都难逃正义的天谴。”但内战的“泪与血”，他相信，“可能会最终将我们带回理性”。[33]
黑人士兵投入战斗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胜利果实。他们投入战斗也是因为，在为自己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强大的杀戮动力。黑人已世代遭受奴隶制的残酷迫害，因此他们认为，他们为那将会使他们获得平等地位的自由进行斗争，只是为了平衡暴力的收支。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他们在为“上帝、种族与国家”——也即为正义、平等与公民身份——而战。但随着战争持续进行，随着黑人部队经历了南部邦联部队愈来愈多的暴行——他们将黑人士兵单独挑出进行特殊的残酷迫害和羞辱，许多黑人士兵感到自己越发有权利复仇，也越发渴望杀戮。他们也知道，如果被抓到，南方人是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的。南方人很可能会射杀他们，抑或将他们送入奴隶制——无论他们是否曾做过奴隶，也无论他们战前是否曾住在梅森—狄克森线以南。[34]
1864年4月底，被威斯康星州州长派往南方救助伤员的科迪莉亚·哈维（Cordelia Harvey）从密西西比州写信，描述了黑人士兵的愤慨与决心。“自皮洛堡惨案以来，”她解释道，“我们有色部队的将士们正急切等待着政府的行动……我们黑人团的军官宣布，他们将不再带回战俘——在每个黑人眼中，等待叛军的只有死亡。他们沉默但可怕。他们将会战斗……这些黑人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她报道说，一个黑人团已绞死了一个芝加哥棉商，因为他胆敢说，在最近一次突袭中，叛军在附近一座种植园屠杀黑人“做得对”。[35]
皮洛堡大屠杀的消息激起了北方黑人要求复仇的呼声。士兵们不应停止战斗，“直到他们让叛军口含泥土而死，以补偿我们在皮洛堡被屠杀的每一个弟兄的……每一根头发……不要手下留情；不要抓俘虏……然后，他们就会尊重你的人格”，一名记者给《基督教记录者》写道。但美国有色人种步兵第1团的黑人牧师亨利·M.特纳（Henry M.Turner），却担忧这种“广大白人与有色人都强烈支持、但我却坚决反对”的主张——“杀光我们俘虏的全部叛军”。即便叛军已“有例在先”，这种行为仍是“对文明与……基督教的践踏”。特纳敦促黑人士兵不要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残忍屠杀敌人；他们应在道德上比他们的敌人更崇高。正如另一位黑人牧师所强调的：复仇，属于上帝。[36]
1865年3月，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林肯铿锵有力地重复了黑人所持有的普遍观点——战争杀戮是对奴隶制罪恶的天谴。在演说中，林肯呼吁“不要以恶待人”，并告诫美国人：“我们不要评判人，以免被别人评判。”但他也指出，上帝或许已在内战中做出了裁定——并非指明了谁是胜利者，而是夺取了如此多美国人的生命。内战中的死亡，与其说是基督徒的牺牲，不如说是赎罪。“如果上帝希望战争继续，”林肯在战争结束的一个多月前宣称，“如三千年前的古话所言，直到被鞭子抽打出的每一滴血都由刀剑所杀出的每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仍可以说，‘上帝的判决完全是真实且正义的’。”[37]
一位年迈女奴的激情，或许能与林肯的雄辩相媲美。她在死亡与杀戮的工作中看到了战斗的基本目的。联邦护士玛丽·利弗莫尔（Mary Livermore）描述了她与一位黑人妇女的战时邂逅。几年前，在一个南方种植园做家庭教师时，她就结识了这位黑人妇女。为了看见“白人……血流成河”，阿姬大妈已经在残酷的迫害中煎熬了数十年。但她一直坚信“快要到了。我总是希望看到白人的尸体堆积如山。主啊，他遵守了替他子民复仇的诺言，我就知道他会的。我看到他们的尸体暴露荒野，林肯先生的士兵与弗吉尼亚州士兵的尸体都堆叠在一块儿……哦，主啊！他做得太对了，只要你给他足够时间转变自己”。[38]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奴隶制度赋予这场战争的杀戮和死亡以特殊意义：这场战争是神与人复仇的时刻，也是黑人摆脱暴力受害者的地位而成为暴力施加者的机会。对于黑人士兵而言，也对于如阿姬大妈一样的黑人平民而言，杀戮是争取自由的工具；它是增强个人力量的举措，也是种族解放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戮，以及作为士兵被准许杀戮，为的是争取一项人权。
在战斗结束后，当硝烟散尽，狂躁不再；当杀戮暂息，理性重回，士兵们便面对着他们一手制造并从中幸存的浩劫——如一名战士在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后所说，这是“死亡在发挥它最可怕的作用的确凿证据”。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后来写下了内战对联邦将军与后来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的持久影响：“一看到这些被他人杀害的死人，他万念俱灰，一去不复返的是他那珍视一生的看法：生命之神圣感与生命之不可摧毁感。”那些被他人杀死的人是问题的关键。一名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痛心疾首地说道：战争，是“冠冕堂皇的谋杀”。战争的残杀并非自然灾难，而是人为灾难，是人类的选择与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无论南方北方都未曾料到内战所造成的惨重伤亡，也未曾料到那持续令人惊恐的、不断升级的破坏。墨西哥战争曾夺取了大约13000名美国人的生命，其中不足2000人是战死沙场的；1861年8月的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以其900人阵亡、2700人受伤的伤亡总数震惊全国。到了第二年春天的夏洛战役，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新式战争：近24000人伤亡，双方战死各约1700人。夏洛战役的伤亡人数超出了这场战争之前一切主要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然而那个夏天，在弗吉尼亚半岛上的战斗又再次扩大了屠杀。1862年6月，南部邦联人查尔斯·凯里森给他在南卡罗来纳的家人写信说道：“我们过去以为，马纳萨斯战役是件大事儿。然而和我们最近进行的一些战斗比，它简直就是儿戏。”在一年后的葛底斯堡战役中，仅联邦军队就报告了23000例伤亡，其中3000人阵亡；南部邦联伤亡人数根据估算在24000到28000人之间；在一些团中，伤亡人数接近总人数的90%。而到了1864年春，仅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格兰特的伤亡数字便将近50000人。[39]
面对着内战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士兵们试图找出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当他们在战斗的尾声审视战场时，他们俨然换了一个人。一时间，他们解脱了杀戮的职责；而基督教、人性以及保全自己等紧要之务，则取代勇气或职责重新走上前台。现在，他们有时间来看看他们周边的一切。联邦上校卢瑟·布拉德利描述了这一转变：
在所有恐怖之中，战场的恐怖是最糟糕的。然而当你身处其中时，战场也并非如想象的那样令人恐惧。你全神贯注于战斗，并会看到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然后说道：“可怜的某某走了。下一个将是我吗？”你的损失与危险不会使你压抑，直到之后当你静静地坐下审视结果，或要与分遣队一同掩埋死者之时。
处理“之后”的事宜需要努力，以免——如一名南部邦联士兵在夏洛战役后所担心的——悲哀的景象会“颠覆理性，或误导判断”。在一个阴森夜晚搜寻1863年在肯塔基发生的一场战斗的死伤者之后，亨利·C.泰勒给他在威斯康星州的父母写信说道：“在战斗时我对其毫无感觉，然而午夜的战场却会使人感到战争的存在。我再也不想看到这种景象了。我无法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描写战斗。我的头脑太胀太混乱了，我现在无法理出一丝头绪。”但他可以得出一个明确且具有启迪意义的结论：“告诉迪金斯夫人，不要让她的儿子入伍。”[40]
在士兵们努力理解自己所见景象的同时，他们也努力同那些急切希望得知自己命运的人沟通。他们的确还活着，这是为什么？正如一名印第安纳州士兵1864年在日记中所写的，他“最优秀的战友们”在他身边倒下了，但“我并不比他们强”。在安蒂特姆战役后的第一天，佐治亚州的威廉·史迪威向妻子坦承：“今早我的身体还算健康，但我的内心已经充满迷茫。”士兵们无法解释，便试着用纯粹肉体性的屠杀与痛苦来描述。即便是作为幸存者，他们也无法逃脱那刺激感官的实实在在的死亡之触摸。首先是气味。“漫山遍野的死人与濒死者散发出恶臭”，在里士满附近的七天战役（Seven Days Battles）之后，W.D.拉瑟福德给他的妻子写信说道。在半径达数英里的地区，正在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气味”使得亡者即便已不在视线之内，也仍无法淡出人们的思维。其次是那成千上万的尸体。人成为了腐肉，因为“无法将他们同众多动物区分开”，他们与其说是被杀死的，不如说是被屠宰了。詹姆斯·伍德·戴维森不小心踩到一个亡者的腿，这让他“透过靴子感觉起来像是一块腌猪肉——坚硬而多肉”，然后他便惊恐地向后一跳。士兵们恐惧地看着在腐烂时似乎要改变颜色的尸体，并经常谈论这一变化——在这一种族与肤色有着明确的重要意义的社会与战争之中，这种变化必定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一名参加过葛底斯堡战役的北方老兵形容道：“死者的脸，一般来说都变黑了。在读到对战场的描述经常提及的‘变黑的死尸’时，我原本想象的是略微变紫，但实际上是变为一种略带蓝色的深黑，这使一具有着黑发的尸体看起来像个黑人。”[41]
战场大屠杀的见证者常常写道，要想从战场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又不踩在尸体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铺满了地面”，一名士兵在1862年威廉斯堡战役后写道。在夏洛战役后，格兰特也有同感：“我看到一片旷野……上面布满了死尸，以致想要从任何方向穿过这片开阔地，都只能脚不着地地踩在死人身上。”尤金·布莱克福德以令人恐怖的精确性，描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片两英亩区域内躺着的1350具北方佬尸体；其他人估计，在安蒂特姆或夏洛走上一英里或更长的路程，每一步都得深陷尸体之中。对脚下死者的不敬，以及这种因同令人作呕的死人接触而遭受的玷污，都使人们深恶痛绝。这些不断重复的对战争恐怖的描述，就像现代快照一样，在照片的定格中生动地记录下士兵用言语无法叙述的景象。这幅一再重现的画面，为感官而非理性或智性生动细致地传达了无法言说的信息。[42]
男子汉们哭了。尽管“石墙”旅的约翰·凯斯勒承认，“士兵哭的时候不好看”，但他知道，“我情不自禁”。纽约州第111团的本杰明·汤普森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断言：“这恐怖的画面无法用语言形容。”他“不能长时间忍受这种血腥恐怖的场面。一看到这一景象，我便感觉天旋地转，泪如泉涌，胃里翻江倒海”。弗朗西斯·皮尔斯上校坦承：“这种景象让我完全彻底丧失了男子汉气概。”战争将活人变为死人，使人类沦为动物，把强壮的男子汉变为“像小孩一样哭泣的……男孩”——甚或是变为女人，因为人们觉得，他们本该控制住他们涌动的眼泪。如1862年6月沃尔特·李从前线给他母亲所写的那样：“我认为我已不是两周前的那个我了，至少我已不像从前那样思考问题了，一切事物似乎都跟以前不同了。”[43]
一名士兵成为另一个人的一种方式，是抵制或压抑难以忍受的恐惧。“一名士兵走上他第一个战场与走上第二个战场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一份南方报纸评论道。人们常常写到，自己变得“铁石心肠”，变得“麻木不仁”，甚或变得对他人的死亡以及对自己的未来漠不关心。一位在弗吉尼亚州被“可怕的人间悲剧”包围的联邦军医，将这种态度的转变看作一种恩赐，认为它是“神意的智慧恩赐。它使人们可以自己适应任何环境，无论它起初多么令人作呕”。一名老练的士兵可以在死人堆里睡觉或吃饭；“感情的所有表象……抑或寻常的敏感与同情”都烟消云散了。纽约州的艾萨克·哈登以一种调侃般的麻木，或是讽刺般的愤怒的口吻，邀请妻子同自己“在敌人的射击掩体内”共进晚餐。“周围散布的尸体上，有可爱的蛆虫在爬动……我有点儿饿了，我也已经适应了这种美好的景象。”这些话或许会令哈登的妻子感到震惊。联邦上校查尔斯·温赖特回忆说，一名士兵在阵亡时倒在了他身上，“我感觉这同他绊到树桩上摔倒没什么区别；即便他是我的兄弟，我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佛蒙特州列兵威尔伯·菲斯克采用讽刺手法描述了士兵态度的转变：“我们越是习惯于被杀戮，我们便越是喜欢被杀戮。”[44]
士兵们表现得漠不关心，好像那些“在他们身边死去的”不是人而是“肉猪”。人类生命的价值急剧减少，活人冒着同死人一样失去人性的危险。士兵们或许发现，将自己视为机器而非人是一种解脱。这样他们便没有了道德标准或责任，而只是他人指令与意愿的工具。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安格斯·沃德尔认为，自己只是“一台为伟大将军制造名声与荣誉的机器”。得克萨斯州的伊莱贾·佩蒂向妻子解释道：“我们没有思考的权利，其他人已被安排来替我们思考了。我们就像自动化机器一样，线绳一拉就得跳起来（或工作）。”在战斗刚刚结束后，处理死者的平民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在半岛战役（Peninsula Campaign）期间，凯瑟琳·沃姆利（Katherine Wormeley）服务于一个救护船上。她认为，允许自己“在这种时刻有强烈的情感只是自私的表现”。“摒弃一切情感”是必要的，“做你所能做的一切，然后做一架机器——那便是行为方式，唯一的一种”。[45]
当一些士兵乐于接受这种麻木感，将之视作摆脱周围恐怖的一种手段时，其他人则在为这种超脱的意义忧心忡忡。“许多人变得对这一事情习以为常，以至于他们能在成堆死尸上走动而无特殊感觉。要知道，在这些死尸中有许多曾是他们的朋友或熟人。这一事实再糟糕不过了”，一位联邦军官说道。对痛苦与死亡的麻木不仁是“败坏道德的”，是未能关注人类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一本在南部邦联军队中广泛散发的宗教小册子，刊登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告诫士兵》。“严防冷酷无情的鲁莽行为，”它警告道，“由于对暴力与死亡的场面习以为常，士兵们对苦难与剧痛常常显得麻木不仁，好像连我们人类最普通的情感都异常贫乏。”在教会的眼里，铁石心肠代表了放弃怜悯，而怜悯却居于人类与基督徒认同的核心。丧失情感从根本上说是丧失自我——这无异于虽生犹死；它能使那些幸存者也成为战争的死难者。[46]
杀戮是战争的本质。但它也挑战了人类的最基本预设——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战争造成了不易扭转的改变：最明显的是活人变成了死人，也还包括幸存者变成了另一种人——这种人需要否定、麻痹人类的基本情感；这样做的代价，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可能偿还了几十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20、21世纪从越南到伊拉克的士兵一直在做的那样。这种人像詹姆斯·加菲尔德那样，在看到了被同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毁灭的尸体布满战场之后，将永远不会回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