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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寻名：“意味深长的字眼 ——无名氏”
第四章
寻名：“意味深长的字眼 ——无名氏”
成百成百地被抛入万人坑的人们；被剥夺了一切可用供识别身份的物件，然后被遗弃在战场上的士兵；被匆忙丢入匆匆挖好的坟墓的浮肿尸体；死于痢疾或伤寒继而被埋在战地医院旁的无名受害者；被炮弹炸成碎片的人们；被树林与沟壑隐藏起来任凭野猪、野狼或时间破坏的躯体——对这些内战死难者的处理，致使人们无法准确记述他们的信息。在那数量巨大的阵亡者没有得到埋葬与记录的情况下，数十万人（40%以上的北方死难者，以及比这一比例高得多的南部邦联人）没有留下名字便死去了。能够用以标识他们的，只是沃尔特·惠特曼的那句“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1]
对一个21世纪的美国人来说，这似乎是无法想象的。美国政府每年花费超过1亿美元用来寻找和甄别二战、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约88000名失踪者。对每位为国效劳的士兵负责，并将他们送回故乡，无论他们是死是活，这毋庸置疑是国家的职责。但这些想法只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战争经历了许多次变革。对待死者与失踪者的态度的变化，虽不如军事技术与组织结构的变革来得那么猛烈，但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在战争中的做法与人们的战争体验——无论对士兵还是平民都一样。直至朝鲜战争，美国才首次建立起甄别并运归每位死去士兵遗骸的政策。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们才首次佩戴了用以识别身份的正式徽章，这种徽章后来被称为“狗牌”。直至内战，美国政府才首次创立国家公墓系统，并正式承担起纪念战争死难者的职责。正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言，正是内战使“无名氏”的称谓变得“意味深长”。[2]
美墨战争的死难者一直未能得到官方的关注，直至这场战争结束两年后的1850年。在这一年，联邦政府找到了750具士兵遗骸，并将它们重葬在新墨西哥城的一座美国公墓之中。这些尸体只约占这场战争阵亡士兵总数的6%，且没有任何一具遗体被甄别出来。然而，在内战期间，个人与公众的信念与行为逐渐改变了。这是一场由广大平民的军队而非职业正规军参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平民对国家的责任以甘愿献身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场战争对奴隶制的进攻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对自我与身份拥有权的维护反映了人们对人类价值的信仰。无论对死人还是活人来说，这种信仰都隐含着另外的涵义。[3]
19世纪60年代以来诸多变化的核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获知一名士兵是生是死并为亲人提供这些消息，或以一具实实在在的尸体来为丧亲者提供令人安慰的确定性。但在1861年，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南部邦联政府，都没有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北方与南方都采取了一些记录死难士兵信息的措施，要求部队医院填写表格，并将表格一式数份寄至华盛顿或里士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份表格、也没有任何其他官方信息是注明要寄给死者家人的。即便是想要实现将死者记录寄回首都的计划，也遭遇了令人生畏的阻碍。1862年，南部邦联军队军医总监塞缪尔·P.穆尔（Samuel P. Moore）感觉自己不得不发布一份通告，来谴责他的下属医官在记录死者信息问题上的“冷漠”态度。但他的训诫显然收效甚微。1864年1月，《查尔斯顿信使报》（Charleston Mercury）刊登了一篇总结上一年
伤亡情况的文章。该报在文后总结道：“这些报告表明，军官们与军医们极其忽视报告士兵的死亡情况。”在北方，战地指挥官认为报告要求只适用于后方，因此陆军部在1862年4月颁布“通令”第33号，规定在战斗区域指挥官也应进行死者甄别工作。但正如我们所见，该命令运用了“尽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样的语言使这则通令看起来更像是热望而非命令，而事实上指挥官们也是这么看待它的。“通令”第33号并没有为落实它的目标作出规定，也没有派遣专门部队来履行登记坟墓的职责。同早前的命令一样，它没有规定政府与军队为后方亲人报告死亡消息的责任。[4]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后方的人们都想方设法填补官方信息的空白。在每场重大战役结束后的几天中，联邦与南部邦联的报纸都整版整版地刊登那些人们急切等待的伤亡报告。南卡罗来纳人萨拉·帕尔默在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后所写的信，反映了北方人与南方人共同的巨大痛苦：“我太急切地想见到报纸并得到K连的伤亡名单，然而我又害怕看见它。”尽管平民为等待消息而将报社与铁路枢纽挤得水泄不通，但众所周知，伤亡名单总是既不准确又不完整。[5]
在伤亡名单上仔细搜寻。“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在伤亡名单上仔细搜寻。“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霍默绘。《哈珀周刊》，1862年6月14日。
这些公布的名单消息来源不一。有时，报纸会在某团死伤报告前加上一位牧师的声明，指出是他搜集了这些信息。的确，这在某些部队中是牧师的正式职责，虽然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履行这一职责。在纳什维尔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位十分愤慨的护士抱怨道，那里的牧师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在玩“掷套环”。而许多团（南部邦联的半数以上，联邦军队的五分之二）压根儿就没有随军牧师。[6]
伤亡名单常常是由军官出具的。在有些时候，代表慈善组织的平民承担起了搜集伤亡信息的职责。他们意识到，军官们太忙于解决活人所关切的问题，因而无法将搜集死者信息作为首要任务。南卡罗来纳州一家救济机构的代表W.P.普赖斯试图建立一个正式制度。1864年6月，他从亚特兰大报告说，他已安排卡罗来纳诸团的上校定期向他提供伤亡报告，“我希望我能以此提供准确的名单”。但他继续说道，他的计划似乎无法实现了，因为“我得抱歉地说，有几封从战地寄来的（带有信息的）重要信件……未能送达”。[7]
伤亡名单常常附以一些声明,承认名单所提供的信息是不完整的。1863年，南部邦联一份报纸报道说：“I连在战斗中损失了38人。其中的31人被敌人俘获。”这篇文章推测：“其余7人，一定是阵亡了。”被列在“轻伤”名单上的儿子或兄弟，结果常常是已经死去了；而一些被报告为“在战斗中伤亡”的丈夫，却在后来毫发无损地出现在家人面前。“有时，在收到亲属受重伤的报告后，家人会极其痛苦地焦虑数天。而事实上，他们的亲属未非如此，这样的例子我已听说了许多。”在给南卡罗来纳州一位焦急母亲的信中，南部邦联一名士兵写道。密西西比州第19团的马修·杰克·戴维斯令他的亲人为他担忧了四年。“据报道，我在被捕那天就被杀害了，”他讲述道，“我读到了我自己的讣告。”在威尔德内斯战役后，纽约州的约瑟夫·威利特急忙给他的妹妹写信证实自己的情况：“在读到这封信之前，你可能听说我已经遇难或受伤，但让我来澄清这一消息。”1863年，在听到弟弟的死讯后，《纽约时报》的创办者、报人亨利·雷蒙德便匆忙赶到弗吉尼亚州。他雇请了一位尸体防腐从业者，但却没有找到他弟弟的尸体。因此，他前往部队指挥部打听消息。一位副官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询问，而是将他那不仅还活着而且状态还不错的弟弟带到他面前。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在北方列兵亨利·斯特鲁布尔曾停下来帮助过的一名士兵手中，人们发现了斯特鲁布尔的军用水壶。在那之后，斯特鲁布尔不仅被列入伤亡名单，而且被分配给了一个坟墓。内战结束后，在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斯特鲁布尔都会用鲜花装饰他自己的坟墓，来纪念这座坟墓中的无名士兵，抑或是来承认这样一种现实：如果不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里躺着的，或许便是他自己。收到坏消息的亲友复述着、珍视着这样的故事，希望另一个有着幸福结局的故事能够发生，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否认死亡的现实与定局。[8]
比伤亡名单更可靠、当然也更令亲人安慰的，是私人信件。依照传统，这种信件通常由死者最亲密的朋友或上一级部队长官写给其亲属。但战场上的士兵通常要等好几个月才能腾出时间、找到适当环境，或恢复体力来写这封信。此外，这种通信也与邮政服务的状况密切相关。在南部邦联，随着时间推移，邮政服务变得愈发不可靠了。南方人抱怨说，截至1864年，里士满有太多邮政工作人员都被征到军队里去了，以至于弗吉尼亚战场同后方的邮政服务已彻底中断。[9]
在部队军官与政府官员无力为士兵亲人提供关于他们信息的情况下，一些志愿组织便努力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在内战中，北方诞生了两大慈善团体——基督教委员会与卫生委员会。它们服务的范围覆盖全联邦，并将与士兵家人的沟通视为自己工作的重心。基督教委员会分发给前线士兵的信纸顶端，印着这个委员会的承诺：“美国基督教委员会将这张纸视作士兵与故乡间的信使。让它赶快飞向那等待音讯的人吧。”据基督教委员会报道，仅在1864年春季的三个月中，它已为波托马克军团提供了24000刀信纸与信封；在重大战役结束后的日子里，它将数百封信从军事医院与营地运往了附近的邮局。在谢尔曼的军队于1864年12月抵达萨凡纳之后，跟随他部队的基督教委员会代表租
“位于华盛顿第8街与H街交口的美“位于华盛顿第8街与H街交口的美国基督教委员会办公室，摄于1865年”。国会图书馆。
下了一些房间，并安放了50张写字台。在这里，士兵们将每天完成300封信。[10]
基督教委员会的代表们承担了这个组织的工作，他们是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在士兵重病在身或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这些代表们便代他们给家里写信。他们或“替处于弥留之际的士兵”执笔，或为死者撰写信函，来“传递‘临终遗言’”。如基督教委员会所描述，“不遗余力为那些”在故乡“等待着的人们提供即时、准确的信息”，这是该委员会5000名代表的一项基本职责。据基督教委员会估计，截至战争结束，他们已为士兵写了超过92000封信。基督教委员会代表努力甄别死者，以便将死者信息寄给他们的家人；而作为基督教委员会区域主管的战地总代表们，则负责报告他们的积极努力。在查塔努加战役之后，一位负责人满意地叙述道：“在那天晚上，我们根据垂死者的口述与既死者身上的书信和日记，整理出了关于他们的信息备忘录。我们便依据这些备忘录写了许多家书。通常来说，除非尸体被劫掠过，在军上衣内侧的贴身衣兜里，总会装有一封朋友来信，或一张照片，或一本基督教委员会发放的《新约全书》或一册赞美诗集，上面写着该士兵的姓名、所在团与家庭地址。”[11]
在1864年，基督教委员会组建了“个人救济部”，旨在答复那些关于个体士兵命运的询问。“要想答复这些信件，得进行漫长而艰难的搜索。首先去士兵所在团，然后去战地医院，再然后去其他医院或军营。”1868年，基督教委员会家庭事务负责人莱缪尔·莫斯（Lemuel Moss）牧师回忆道。但信息的确常常是能够找到的。为打听父亲的下落，安娜·H. ——“一个小女孩儿”——给基督教委员写了封信。在“连续四周什么消息也没得到”后，她的妈妈已焦虑得“几乎发疯”。“这是我们寄出的第三封信，”她写道。她同时祈求说：“有哪个人能告诉我们，我亲爱的爸爸是死是活……即便我们无法报答您，上帝也将会这样做的。请发发慈悲，答复这封信吧。”基督教委员会悲伤地告知她，她的父亲已经被埋葬。[12]
为了能够更系统地搜集士兵伤亡信息，基督教委员会的一个做法便是向其战地上的代表发放印制好的笔记本。用这些笔记本，代表们可以记下他们所帮助过的士兵的信息，并可将这些信息很方便地传送给救济部总部。基督教委员会1864年的一本弗吉尼亚州“死亡登记簿”，包含姓名栏、所在部队栏、死亡日期栏，以及通常记录对死者宗教状态的评价与死者尸体处理细节的“详情”与“评语”栏。基督教委员会同士兵家人联络的动力之一，是尽可能使他们确信这些士兵中的许多已死于“善终”：基督教委员会代表不仅是亲人替代者与信息记录者，他们也充当了福音传教士。根据这本登记簿的记载，S.B.史密斯是个“基督徒，并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但塞缪尔·格林的宗教状态却“不详”；而乔治·尤因则毫无疑问“不是一个基督徒”。一名士兵的亲人将无法获知关于他的消息，因为委员会“没有发现其亲属的地址”；这位濒死者只能“用摇头或点头对所提问题给出否定或肯定的答复”。约瑟夫·克雷默的“朋友信息不详”，因此委员会也没能为他写信。乔治·贝西“看起来是个好孩子，他温和地谈起他的朋友，表达了一些宗教感受，并似乎欢迎我们同他一起祈祷的想法，有几次他还以显而易见的热情加入了我们的祈祷……他的枕边放有他母亲与妹妹的肖像”。基督教委员会代表以溢于言表的满意之情记下了这一善终的例子。在同一位代表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谈话后，马库斯·弗拉姆伯里坚称：“我相信上帝。”这位同弗拉姆伯里谈话的代表，当然会将这一令人鼓舞的救赎标志报告给他的家人。但一位自己饱受烦恼又极其令他人烦恼的士兵，则无论在今生还是死后都无药可救了：据登记簿记载，他朝自己开枪，“杀死了自己”。这本“登记簿”的较早记录列出了一座医院公墓中的坟墓排数与编号；后来的记录则变得更为扼要，因为它们已开始记录战场上的而非医院中的死亡，并以粗略得多的方式描述士兵的埋葬情况。[13]
在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年，基督教委员会代表越来越多地致力于保存死者身份资料，而不仅仅是为他们家人提供其信息。1864年12月纳什维尔战役的那天晚上，基督教委员会派驻坎伯兰军团的战地总负责人描述道，委员会代表遍寻战场，“将死者聚集起来，在可能的情况下请他们战友确认他们的身份，并用小卡片为他们做标记”。委员会代理也志愿承担起了登记坟墓的工作。在1865年春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基督教委员会代表开始在彼得斯堡与里士满周边的战场与公墓上搜寻。在那里，他们寻找着、登记着并保护着士兵们的坟墓。最后，基督教委员会将埋葬名单与南部邦联几所监狱中的死者记录公之于众，“免费发放给死者的朋友”。这些记录总共包含了8000个死难者姓名。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中，基督教委员会逐渐意识到，它的牧师职责，它对“精神安抚”的关注，以及它为基督徒灵魂的奉献，也包含着对基督徒的肉体的责任，以及对那不朽自我的个体身份的责任。他们履行这一职责，既是为了宽慰幸存者，也是为了展示对死者应有的尊重。要知道，这些死者中的每一位都是神圣救赎的候选人。[14]
卫生委员会则以极其不同的方式着手确认死者姓名，这与那些将这两家机构区别开来的更多一般差异是一致的。基督教委员会从事这一工作是源于人道主义同情与宗教仁慈，而卫生委员会则认为他们太多愁善感了，缺乏冷静的头脑与现实主义精神，以及现代与现代战争所需的秩序与纪律。卫生委员会有着一套由领薪员工所构成的体制，它嘲笑基督教委员会的志愿工作所固有的业余性。美国卫生委员会试图以科学与效率的冷静原则来应对内战这一国家危机；救济工作尽管很必要，但却似乎不如确立军事组织的规章制度那么重要，因为后者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疾病的爆发，并有效抑制战伤的恶化。卫生委员会的“关键数据局”以及卫生委员会对军营与士兵的视察，是这个组织将这场战争作为一种天然科学实验的重要表现。在关于委员会内战期间活动的官方报告中，查尔斯·斯蒂雷写道：“我们国家军队的巨大规模……为我们提供了不会再来一次的便利……如果这个可用来研究大规模人群的卫生与生理关系的机会未被利用便白白流失，这将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卫生委员会的领导者由家境殷实且人脉丰富的社会精英组成，它因而能获得巨大的规模、强大的财力，以及远非基督教委员会所能及的公众影响力与覆盖面。[15]
战争的需要，迫使基督教委员会将工作重心由死后转移到今生；而卫生委员会也同样发现，他们不可避免地被人类当前的迫切需要缠身。对于那些置身战场惨境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这样的感受则更为强烈。在处理身份无法确定的伤亡士兵问题上，秩序与人道主义的问题汇合在了一起。卫生委员会意识到，在人们所期待的科学革命与疾病预防革命发生之前，“大量痛苦将接踵而至”，这便需要卫生委员会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因此，早在内战之初，卫生委员会便建立了一个“特殊救济服务”办公室，从事发放多余衣物、为病号寻找特殊食物、帮助复员士兵找到回家的路、发放读物，以及答复关于失踪士兵的问询等活动。像基督教委员会一样，卫生委员会也逐渐将自己视作“人民与军队之间伟大的沟通桥梁”。很快，它就被寻找士兵信息的问询淹没了。[16]
卫生委员会致力于确立秩序与制度。因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官僚体制。在1862年底，卫生委员会编纂了“医院人名录”，希望以此汇总每位入住联邦军事医院的士兵姓名与状况，从而“提供人们虽急需但又十分缺少的信息”。在卫生委员会设于华盛顿闹市区的办公楼三楼，三名全职雇员将数十所医院每日报告上的士兵信息转录在大登记簿上。为了让公众得知它的新服务，“人名录”开始在媒体上刊登广告。“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们开始搜集失踪士兵的信息，”密歇根州的约翰·赫里克表示，“因此，我向你们写信打听我哥哥的下落。自打去年8月，我们便一直没有收过他的来信了。”赫里克猜测，他的哥哥可能是“在布尔河战役或安蒂特姆战役中负了伤”，并恳请“人名录”进行调查。[17]
1863年3月之前，在费城、纽约与路易斯维尔，卫生委员会又建立了三个办公室。这三个办公室同华盛顿办公室一道，共同承担了搜集全部233家军事总医院伤亡人员信息的职责。卫生委员会官员并不是在医院中坐等伤病员的到来；“战斗的枪炮声一旦停息”，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便同救援工作者们一起走进战场编写伤亡者名单。“在一群工作人员为伤员减轻肉体痛苦之时，另一群工作人员则在竭尽全力鼓舞这些受苦者，使他们确信，他们在故乡的朋友将即刻得知他的确切情况。”[18]
在“医院人名录”问世的第一年中，人们向它提出了约13000条具体问询，其中的9203条得到了答复。截至1865年初，官方登记簿上已记录了超过100万个姓名。搜集所有这些人的信息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1863年7月4日，“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的约翰·鲍恩离开首都前往葛底斯堡，去获取那场他已得知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的伤亡名单。但五天之后，他抱怨道：“报告书提交得十分缓慢，这既令人生气又使人难过。”幸存者更关心的是照料伤者与埋葬死者，而非报告他们的命运。鲍恩“根据观察”发现：“只有在军官们闲下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注意到我的通信。”在这场战役结束近两周后，鲍恩已将8000名葛底斯堡战役死难者的姓名录入他的记录簿。但他谈道，“医院人名录”的记录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因不完整而如此杂乱无章……如此令人不满”。
战地医院的报告错漏百出，常常没有注明日期，字迹也总是因“用颜色极浅的铅笔写成”而难以识别。为完成任务，医院人名录负责人雇用了额外的帮手，甚至还“侵占了员工的‘主日’”，因为这一任务似乎是一种可被允许在周日进行的“慈善工作”。但是，葛底斯堡战役巨大的死亡数字对刚刚问世的“医院人名录”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这场战役结束六周后，死伤人员的登记仍旧不甚完整，令人痛心。[19]
许多询问士兵状况的信件没有得到答复，这些问询信上只标注着三个字——“未发现”。但有时，“医院人名录”也会向士兵亲属传达十分令人欣慰的消息。当理查德·迪林所在团被要求提供关于他的情况时，他亲自对此进行了答复。他愉快地报告说，自己“还活蹦乱跳的”。
“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期间，在弗“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期间，在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的美国卫生委员会护士与官员，摄于1864年”。国会图书馆。
然而，“医院人名录”负责人却也常常向士兵亲人提供因“痛苦的确实性”而令人悲痛欲绝的信息，以此来消除他们那“折磨人的牵挂”。“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的主管描述了问询者每天亲自前来打探消息的景象：“自从儿子参加的上一场战斗以来，一位母亲便一直未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她希望儿子还安全，只是想来确认一下。但现实终究无法逃避，我们不得不告诉她，她的儿子已倒在了‘联邦的祭坛’上；她痛苦的泪水喷涌而出，似乎将永不停止……一位面容苍白嗓音颤抖的父亲，虽然害怕但又急切地想知道儿子的情况，他被告知，他的儿子现住在不远处的一家医院；……热泪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未吐一字，他便离开了房间。”[20]
在1864年春弗吉尼亚州的几场血腥战役中，格兰特的部队在七周内便伤亡65000人。在那之后，“医院人名录”华盛顿办公室几乎挤满了前来打听消息的士兵亲友。1864年6月的一份报告宣称：“问询者的人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迫切而焦急……造访者常常在早上6点便包围了我们的办公室，而直到夜里11点我们才能关上门，在重复每天例行的救济与安抚工作之前获得亟须的休息。”同威尔德内斯战役、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与科尔德港战役那无休止的压力相比，一年前葛底斯堡的三天屠杀实在是相形见绌了：这三场战役一个接一个，格兰特将军力图以此给他那在人数上处于下风的敌人以致命打击。[21]
大多数人向“医院人名录”办公室提出问询的方式，是写信而非亲自造访。这些信如今流传下来，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可以从中窥见战争损失的悲惨细节的窗口。1863年3月，彼得·威廉斯从密歇根州写信问询道：“我在万分焦虑中写下这几行字，向您打听……我哥哥阿瑟·威廉斯的下落……我已有五周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他可能已经死了，请您在收到这封信后尽快回复我。”为寻找儿子，纽约州的苏珊娜·汉普顿在葛底斯堡战役结束两个月后给“医院人名录”费城办公室写信说道：
我的儿子是纽约州志愿兵第72团A连的一名士兵，您可否在方便时尽早告诉我他是死是活？如果他还活着但受伤了，请您发发慈悲告诉我他伤在哪里，他现在躺在哪儿，以及他是否得到了照料。如果他死了，噢！务必请您让我知道，以消除我的焦虑……我已经听说了各种各样关于他以及他的悲惨命运的传闻，这些传闻快要把我逼疯了。[22]
在所有引人注目的故事中，约翰·鲍恩发现自己尤其被一位少妇的忧伤所吸引。这位少妇担心，她的丈夫不是死了而是抛弃了她。但她不打算静静忍受她自认为遭受到的不公。“别名为比迪·海斯的比迪·希金斯女士”，是一名为费城一个望门服务的女佣。她给“医院人名录”办公室写信，寻找她的丈夫、纽约州炮兵团士兵彼得·海斯，别名希金斯（后者是他的真实姓名）：
九个月前，在费城洛根广场18号天主教大教堂的神父主持下，我以“希金斯”的姓氏嫁给了他。他在西费城合众国总医院工作了15个月，去年6月被派往了他现在所在团，我想是如此。但自那以后，我便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他从未给我写过信，尽管他来过这儿很多次，非常清楚我的地址。这让我有些怀疑，他大概也许在之前已同别人结婚了；他对我恩爱有加，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甚至也从来都没说过气话，因此，他若是抛弃了我，那真是太糟糕了。既然你们是个帮助穷人的组织，我想拜托你们帮我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1.彼得·海斯来自哪里？他的家人和朋友都有谁？在参军前，他在哪里定居？这样我便可以给他们写信，问一些有关他的情况。或许您可以在问他下一个问题前问他这个问题。2.他为何从不给我写信，甚至不告诉我他在哪儿，也没有给我寄过一分钱？要知道，我身体一直很不好。我认为他从前不是个在道德上沉稳可靠的年轻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端庄朴实、品质优异的人，这毫无疑问。我也从未追求过男人，直至他在我嫁给他的一年前出现在我所服侍多年,且给予了我最优秀品格的这个家族。
请尽快回信，我实在太忧心忡忡了。“别名为比迪·海斯的比迪·希金斯女士”。[23]
鲍恩决心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比迪·希金斯女士，我认为她是受到了残忍的对待”。然而，当鲍恩收到她的来信一周后，她便亲自出现在人名录办公室，说她已经收到了丈夫的一封来信，信中还夹有钱和一张银版照片，她期盼着丈夫能在几天后的休假中回到故乡。“因此，比迪没事儿了。”在比迪的卷宗上，“人名录”一位工作人员潦草地写道。她是一个幸运的人。[24]
最终，卫生委员会估计，它成功地答复了70%的问询。尽管内战结束后该机构的报告承认，这一服务“在本质上”同委员会起初期望做的任何工作都不同，但“它或许是委员会所从事的全部工作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项”。尽管卫生委员会搜集了那些冷静客观的数据，也尽管它在寻名的工作中贯彻了令人宽慰的官僚机构的秩序与纪律，卫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仍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人道主义者与多愁善感的人。[25]
无论人力还是物力都落后于北方的南部邦联，也同样面对着信息匮乏的问题。而且，南部的情况比北方还要严重。在内战前，作为北部标志的民众志愿组织从未在南部大量涌现；在内战中，南部也未曾发展起如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那样的集中化的慈善组织。然而，南部邦联人也同样试图使伤亡士兵信息的搜集工作以及将这些信息传达给士兵亲属的方式制度化。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士兵救济协会便承诺，它将为“故乡的朋友”提供在弗吉尼亚州服役的路易斯安那州征募兵的情况；而中央协会与南卡罗来纳州救济站则致力于为南卡罗来纳人搜集信息。南部宗教组织的报纸，常会将医院调查记录汇总起来，然后印制成列有伤亡者消息与所在地点的“士兵寻找指南”。[26]
不那么有慈善倾向的个体，也试图填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在整个弗吉尼亚州，许多南部人在战场上从事经营活动，以雇用代理的身份，帮南部邦联士兵的家人搜寻信息。1864年春，南卡罗来纳州著名的米德尔顿家族的18岁儿子在弗吉尼亚州失踪了。他的父亲奥利弗雇请了一位代理予以帮助。这位代理遍寻军营与医院，来打听这名失踪士兵的下落。小奥利弗已在科尔德港战役中阵亡，但无论是在所有战地医院进行搜寻，还是向南部邦联监狱专员询问，抑或到卢考特营联邦监狱打听消息，再或同他所在连的士兵谈话，这位代理都只是无功而返。“我仍将努力打听您儿子的准确命运。”P.亨特承诺道。最终，这位父亲从一位朋友那里获悉，他的儿子已死在了战场旁的一间农舍中，并得到了其坟墓的详细地址——农舍旁的一棵苹果树下。这个男孩的临终遗言令人安慰：“告诉我的父亲，我死得像个米德尔顿家族的人。”老奥利弗立马便安排人马将儿子的尸体运回故乡。[27]
在北部的城市，企业家们也使自己成为了有偿代理，帮助亲人们寻找失踪的士兵。例如，一家坐落于纽约市布利克街的企业，便称自己为“美国军队代理处”。1864年，在《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上，这家企业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它将为“合法继承人寻找在战斗中伤亡士兵的下落”。作为对其努力搜寻的回报，他们将要求获得阵亡士兵的一部分欠薪，抑或其遗孀的一部分抚恤金——这便是他们的服务专门面向“合法继承人”的原因。[28]
缺失的士兵死亡信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既有情感层面的，也有实用层面的。在南部，家属在索要士兵欠薪与南部邦联丧葬补贴——军官每人45美元，征募兵每人10美元——时，必须要同时提供死亡证明。军队记录的保存有很大缺陷，以致——如亚拉巴马州欠薪与丧葬补贴申请主管所言——因为“副官与监察长所反复下达的指令未被充分领会并遵从”，“死亡的事实与日期常常不能确定”。最常见的情况是，缺失的证明材料，不得不用从死亡士兵所在连的指挥官那里获得的“最终陈述”来替代。1862年，北部通过了一则法案，旨在为罹难士兵遗孀，以及依靠死亡士兵过活的姊妹与母亲提供抚恤金。这一法案也规定，那些想获得这一福利的人，需要提供相似的证明材料。想要获得所需材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些代理声称，自己是同联邦或南部邦联部队官僚机构沟通的专家。殷实的家庭便常常雇请这些代理提供帮助。[29]
“我还健在”。威廉·德雷顿·拉瑟福德于1862年“我还健在”。威廉·德雷顿·拉瑟福德于1862年7月6日致萨莉·费尔·拉瑟福德的电报。南卡罗来尼亚那图书馆。
即便人们可以获得关于士兵的准确消息——通过报纸伤亡名单、通过慈善组织办事处，抑或通过雇用代理——这些消息也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被送到士兵亲属手里的。数周或数月的等待是司空见惯的。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的首份伤亡名单在战斗结束十天后才出现在报纸上。也无怪南部邦联的一位军官乘职务之便——加之他的家人又碰巧住在一个电报线旁——在每场战役后都给家里发一封电报，只是为了道声“我还健在”。[30]
士兵身份徽章的士兵身份徽章的广告。《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9月10日。
这位军官决心将为亲人提供关于自己信息的主动权置于自己手中，这是许多内战参与者的典型行为。他们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命运能够被传达给亲人。尽管南北双方军队都未曾发放正式的身份识别徽章，士兵们自己——有时是在有创业精神的平民的帮助下——却设计出了他们自己的身份识别徽章，是为“狗牌”的前身。
“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O.W.霍姆斯上尉，波士顿的医学博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当我写下上述的话时，我正躺在安蒂特姆战地的一间小屋子中等死。在一段时间内，这间房子处在敌人的阵线内。我当时想，我可能会晕厥过去，因此无法告诉他人我是谁。”纸片由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写。哈佛法学院图书馆。
1863年7月4日深夜，联邦的一个埋葬队正在为葛底斯堡战役的死难者下葬。他们偶然遇到了一个约摸19岁的男孩的尸体。在他的口袋中，他们发现了“一枚银质盾形徽章，上面刻着他的姓名以及他所在的连与团”。他们将这些信息刻在了他的墓板上，并将盾形徽章寄给了他的父亲。联邦军队士兵可以从战地小贩那里买到徽章，抑或从那些常在媒体上打广告的各个后方企业那里买到徽章。在南部，士兵们似乎很难从市场上买到徽章，但南部邦联士兵却发明出了他们自己的替代
品。例如，有本袖珍《圣经》便非常有用。这本《圣经》上写着持有者姓名、地址，并请拾到者告知这名士兵亲人他的死讯。许多联邦士兵也采取了这种非正规的方法。楠塔基特的乔赛亚·墨菲，便总是确保身上带着一个从前寄给自己的信封，上面写有“关于我的情况，如果我在战斗中死亡，我的朋友便能知道我的下落”。[31]
在他们觉得将会出征极其血腥的战役——例如1863年米德对李在迈恩河的防御工事有计划的进攻，抑或翌年格兰特对科尔德港毁灭性的打击——之前，有些士兵会在纸片上潦草写下自己的姓名，然后将纸片别在自己的制服上。这样的故事如今已具有了传奇色彩。在安蒂特姆战役中，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不幸中弹，继而被抬到一家坐落在周边房屋中的战地医院。他担心自己会在没留下姓名的情况下便晕厥过去或死掉，因此在一个纸片上写下：“我是马萨诸塞州志愿兵第20团的O.W.霍姆斯上尉，波士顿的医学博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之子。”霍姆斯后来痊愈了。在余生中，他一直珍藏着这张纸片。这些士兵对自己身份将可能完全湮灭的恐惧，用一种可怕而又冷静的实用手段将之表现了出来。他们以一种独具匠心的努力对抗着死亡的残暴，试图借此至少控制死亡的某个方面。如果一名士兵无法拯救自己的性命，他希望至少世人能知道他的姓名。[32]
收到了一名士兵所谓的“糟糕的消收到了一名士兵所谓的“糟糕的消息”（“Aufaulknuse”）。“战争新闻”的细节。温斯洛·霍默绘。《哈珀周刊》，1862年6月14日。费城图书馆公司。
许多平民也帮助士兵们保存身份，并告知其亲人他们的死讯。半岛战役期间在一艘联邦医院船上工作的凯瑟琳·沃姆利（Katherine Wormeley），便采用了与这些相信宿命论的士兵同样的方法。“这么多不知姓名的士兵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们无法讲话，奄奄一息，”她写道，“我们现在只好将重伤员的姓名与所在团写在纸片上，再将之固定在他们的衣服上。这样，如果他们在由其他人照顾时讲不出话来，他们也不会死得像狗一样。”在沃姆利看来，一个人在无人知晓其身份的情况下死去，无异于丢掉了自己的人性，成为了动物。护理先驱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有许多小笔记本——有人猜测是口袋型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垂死士兵家人的信息，以便她能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给这些幸存的家人写信。南卡罗来纳州的T.J.韦瑟利是一位在弗吉尼亚州照料南部邦联部队的医生，他有着一本起着同样作用的日记。“应向北卡罗来纳州艾尔德尔县贝萨妮教会的哥伦布·斯蒂芬森写信，告诉他托马斯·W.斯蒂芬（森）中尉的死讯。”他在一张未标注日期的破损页面上写道。
韦瑟利博士在托马斯·W.斯蒂芬森的弥留之际宽慰他时，想必是向他询问了其父亲的姓名与住址。这一场景不难想象。“为休利特上尉给亚拉巴马州萨默维尔的A.A.休利特写信；为北卡罗来纳州第14团的S.J.沃特金斯给北卡罗来纳州沃兹伯勒的S.沃特金斯女士写信。”韦瑟利的名单还继续着。[33]
在所有从医院写信将死讯告知士兵亲属的平民中，沃尔特·惠特曼或许是最有名的一个了。1862年，这位诗人前往弗吉尼亚州，寻找他那据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Battle of Fredericksburg）中负了伤的弟弟乔治。乔治后来被证明只是受了轻伤，但对战争的一瞥却极大地触动了惠特曼的内心。像许多第一次看到战斗结束后的惨状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在看到一家联邦战地医院前“成堆”被截去的“脚、腿、胳膊和手等等”后，惠特曼深受震撼。这些人类躯体的组成部分，就像这个国家本身一样，出于人们理智的以及自诩为善意的目的，而被肢解。战争的讽刺与人类的毁灭性，都在那血淋淋的肉堆中有所体现。惠特曼感到，在这般恐怖面前，他所经历的一切“关怀和困难”，好像都已微不足道：“我们所谓的麻烦似乎都不值得一提。”惠特曼现在满脑子都是这场战争以及遭受苦难的士兵。“你是谁……你是谁……？”他向死者问道。他总结说，这些士兵象征着“真实的普通美国民众及其伟大”。正是这些人体现出了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如文学批评家M.温·托马斯（M. Wynn Thomas）所言，惠特曼充当了“为死者哀悼之人的替代者，使自己承担起死者亲人无法承担的职责：站在死者遗体面前悼念这位死者”。[34]
惠特曼变成了一位不知疲倦的医院造访者，每天花七八个小时照料病人。他主要在华盛顿奔波，近50000名伤病员集中在那里。他的工作更多是宽慰而非医治；他为这些伤病员提供米饭布丁、小额零用钱、贴好邮票的信封，还有信纸、桃子、苹果、橘子、辣根、衬衣、袜子、肥皂、毛巾、牡蛎、果冻、苦薄荷糖——以及关爱、安慰与“鼓励”。他也为那些无法亲自写信的士兵写了数百封信。据他自己所言，他有时一天要写上十几封。惠特曼和他的亲人曾因无法确定乔治命运而饱受折磨，他因此深知战地和后方之间通信的重要性。他给《纽约时报》写信道：“我写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信，包括情书……我总是鼓励士兵们给家里写信，我也总是迅速地替他们写信。”他也经常写信告知士兵亲人他们的死讯。惠特曼的《草叶集》被认为代表了“与英国诗歌传统的彻底决裂”，但这位诗歌革命者却并未在悼唁信体裁上有所创新。和其他悼唁信作者一样，惠特曼也为死者家人提供了他们所期望看到的和所需要的信息：
您的儿子，弗兰克·H.欧文下士，于1865年3月25日在弗吉尼亚州的菲舍堡旁负伤……他在5月1日死去……弗兰克……得到了一切必要的手术治疗与护理等……他是个很好的孩子，举止得体……有时，他会想象自己在同……孩子们或者我猜是他的亲属谈话，给他们提出很好的建议……他完全甘愿牺牲……极其顺从主命……对于他过去的生活我一无所知，但我感觉，他过去也应一直是个好孩子。
“华盛顿兵工厂广场医院的K病房“华盛顿兵工厂广场医院的K病房”，这是沃尔特·惠特曼经常造访的医院之一。国会图书馆。
惠特曼总结道，欧文在垂死时的表现“是不可被超越的。如今，像许多高尚正直的人一样，在参军报国之后，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惠特曼使欧文那悲伤的母亲确信，欧文的死亡是一场有所准备的死亡，是一场心甘情愿的死亡，是一场爱国主义的死亡——当然，也必定是一场“善终”。虽然，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惠特曼都不是个正统基督徒，他仍以一句经过仔细推敲的宗教安慰，作为这封悼唁信的结尾：“《圣经》上有句话，‘上帝从不做错事’——在适当的时候，您便会理解这句话的涵义。”[35]
在《父亲，快从田地里上来》一诗中，惠特曼构想了一个收到了他所写出的那种信的家庭。在俄亥俄那“生气勃勃、美如画卷”的秋天，“丰收悉至”。苹果和葡萄成熟了，小麦等待着人们收割。但就在这生活的丰收时刻，战争“收获”了死亡的消息到来了。一封家书寄到了这个农场之家，但写信的人却不是他们的儿子皮特，而是另一个人。这封信报告了皮特的枪伤，但并未提及那更可怕的事实——在这封信寄达之前，“他已经死了”。来复枪摧毁了皮特；而这封信，则摧毁了他的母亲。[36]
葛底斯堡医生约翰·奥尼尔未曾给丧亲的家属写过信。但当他走遍葛底斯堡小镇探访病人时，每遇到一个南部邦联人的坟墓，他都会记录下它的墓主姓名与地址。这些墓主已经死了，已经无法挽救了。尽管如此，仍有一种责任感，促使约翰记录下他们那常常是仓促的埋葬。他希冀在未来的某天，他能将他们的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家人或朋友。约翰有一本题为《医师从业手册》的装订成册的潦草日记。在病人的姓名与所患疾病旁，约翰写下了南部邦联死者的名单，包括他们所在连、所在团以及坟墓位置：“第二军公墓，施瓦茨的谷仓后：第1，克鲁·J.，K连，佛罗里达州第8团；第2，法默·N.，G连，北卡罗来纳州第7团，死于7月26日。”[37]
为了获取死伤者的消息，人们并不只是坐等书信的到来或伤亡名单的公布；他们也利用新闻媒体来打探或分享消息。在南部与北部，平民都通过刊登私人广告来讲述战俘的情况与失踪者的命运。人们用这些布告来沟通被内战分开的南方与北方——为南方人提供北方的消息，或为北方人提供南方的消息。例如，在1864年，里士满的一家报纸刊登了联邦将军本杰明·巴特勒（Benjamin Butler）的一则布告，旨在引起一位南部邦联海军军医的注意。这则私人广告写道，这位海军军医的儿子与一个朋友还活着，他们已于6月末被俘。“他们都很好，现被关在波因特卢考特的联邦战俘营。我冒昧地写下这则告示，以消除你的忧虑。”他继续说道，他已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同这位年轻的战俘讲了一些话。几乎可以肯定，巴特勒与这位南部邦联军医在战前便已结识。友情与人道主义的纽带在这一事例中结合在了一起，共同造就了这两位战争失踪者的信息。在里士满的一家报纸上，一则私人广告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尊敬的R.W.B.：您的儿子纳特现在波因特卢考特的监狱，未受伤，健康状况良好，我将毫不拖延地满足他的一切愿望。”罗伯特·巴恩韦尔（Robert Barnwell）家族的这位不知名的北方朋友，不仅以信息提供了及时的宽慰，而且还承诺：在纳特被监禁期间，他将为这名囚徒提供联邦战俘营所欠缺的食物。
《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不但开设了刊登原始布告的专栏，还从里士满的报纸转载其他布告。1864年2月，弗吉尼亚州麦迪逊县的威廉·雷瑟尔正在努力寻找儿子的消息，以“解除……（一个）悲伤父亲的焦虑”——据报道，他的儿子在七个月前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受伤。莫比尔一家报纸从《纽约每日新闻》转载了一个北方亲戚的问询，南方人威廉·史密斯对此作出了答复：“我们都很好，萨姆哥哥
7月17日在维克斯堡去世了，死于战伤与伤寒症。我爱你们。”报纸专栏代替了难以穿越军事分界线的私人信件。“美国步兵第15团M连的小沃尔特·法南中士”的“朋友们”一直满怀希望，他们试图得到关于法南中士的确切消息。他们刊登了一则问询，请“里士满当局”确认，据报道在两周前死于弗吉尼亚州一家医院的W.法纳姆，是否正是沃尔特·法南。[38]
南方与北方绝望的家人们，都成百上千地涌向战场，亲自寻找失踪的亲人。观察者们描述道，铁路枢纽挤满了寻找亲人信息的狂乱家属。在安蒂特姆战役后，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总是担心儿子会受伤死掉。在匆忙赶往马里兰州时，他描述了许多前往前线寻找亲人的人都必定体会过的希望与恐惧相互交织的情感。尽管做了最坏打算，老霍姆斯最终发现这位年轻的上尉还活着。他将自己变化中的期待描绘成了急剧变化的现实：“我们的大儿子死了，但现在又活了；他失踪了，现在又被找到了。”生死的界限似乎既相互渗透又捉摸不定。[39]
在找寻父亲、兄弟、丈夫与儿子的人群中，有许多都不曾得到霍姆斯的幸福结局。在1862年9月的安蒂特姆战役结束三个月后，弗吉尼亚州的范妮·斯科特开始了对儿子本杰明的寻找。1863年初，她给罗伯特·E.李写了封信。李将这封信越过战线转寄给了联邦将军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后者答应将让联邦军医总监查阅马里兰州的医院名单。在给斯科特女士的回复中，李附寄了胡克的回信，并表示希望“你能听到你儿子的好消息”。然而，两个月后，李向斯科特女士转寄了一封在休战期间收到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对所附信函所提及的人进行了仔细问询，但无论在任何一家医院中，或是在叛军战俘登记簿上，我们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几天后，范妮恳请李允许她前往联邦阵线亲自寻找本杰明。但她的努力显然毫无成效，因为在战争结束时，她仍在寻找着儿子的信息。战争结束时负责交换战俘的联邦将军E.A.希契科克（E. A. Hitchcock），文雅地回复了斯科特女士1865年7月15日的询问：“鉴于安蒂特姆战役已经过去很久了，且您在此期间一直未曾收到您儿子的来信，我很抱歉地说，我们估计他已在那场战斗中阵亡。如果他还活着，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想办法让您知道这一事实。”[40]
斯科特的事例展示出了内战失踪者问题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它表明一个人彻底消失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许多平民感觉难以捉摸的情况。如我们所见，这场战争的规模对记录保存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以致许多士兵从未能被甄别出来，毫无疑问这都是因为人们无法将尸体与其姓名对应起来。但内战死亡的另一方面也造成大批士兵的身份无法确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原因更显著地造成了大量的无名士兵。内战有时不仅是抹去了士兵的姓名，而且是彻底消灭了他的整个肉体，根本没有留下可供确认其身份或可供埋葬之物。一位联邦牧师曾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描述道：“难以看出那些小碎片是人体的哪一部分。”一名士兵惊恐地写道，他的战友简直是被“炸为尘粒”。许多内战士兵的的确确消失了。在这第一场现代战争的炮火下，他们的肉体人间蒸发了。这可能便是本杰明·斯科特的命运。平民感觉这一结果不可理解，但目睹过战斗的毁灭性的士兵，却十分明白一个人瞬间转化为无物的真实。在肉体与灵魂不朽的观念影响下，肉身解体带给人们的是困惑与痛苦，而肉体的消失也使寻找死者姓名的工作变得愈加重要。[41]
范妮·斯科特的故事也表明，即便是在民族分裂的战争时代，死亡仍有着团结各方的力量。李将军并没有不愿屈尊去关心一个无名小卒的阵亡——虽然有人猜测，斯科特并不是一个普通士兵，而是属于一个社会地位较高、人脉较广的家族，因而得到了李的同情。在这场全由美国人参加的战争中，美国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引人注目地表现了出来——李立即同他的北方对手通信，而后者也立即果断地礼待了敌人的问询。虽然双方都正谋划着即将在钱瑟勒斯维尔展开血腥对抗的春季战役，但李与胡克发现，在帮助绝望的斯科特女士寻找儿子消息的事情上，他们站在了同一立场。杀死敌方士兵是两位将军和双方军队的目标，然而丧亲之痛却能以共同的目的将他们团结起来。[42]
截至1865年，范妮·斯科特的儿子已经去世三年了，但她仍在打听着儿子的消息。这告诉我们，获得关于失踪者命运的确切信息的需要，是多么强大而坚韧。希契科克将军写给斯科特的信似乎反映出，这位将军有些怀疑，她还并不能使自己接受那个他认为既无法否定又无法避免的可怕结论。然而，范妮·斯科特的故事不仅表明死亡具有团结民族的力量，它也展示出死亡对丧亲者强大、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失踪者的生死一直无法确定的情况下。这场战争结束九年后，R.L.利奇女士仍在打探，在儿子被送上弗吉尼亚州一艘医院船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无法承认儿子已经死的事实，她坦承：“我们有时认为他现在住在某家精神病院。”因为没有更多关于儿子的消息，她一直生活在“焦虑”之中，即便她承认，“若是得知他已死去了，自己会好很多”。简·米切尔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收到一名士兵的来信。这名士兵在信中说，当他埋葬一具用毯子包裹着的尸体时，他发现尸体衣服上别的小纸片上写有她儿子的姓名。但她从未见过这具尸体或找到那座坟墓，她也从不相信那真的是她的儿子。“我想找到那座坟墓，”她写道，“很多年后，我才打消了他将在某天出现在我面前的奢望。我曾告诉自己他被敌人俘去，并被送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总有一天他将回到家乡——我知道我的想法很愚蠢，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抱有这种期待。”没有可供甄别的尸体，致使这些妇女陷入了永久的不确定与美好的幻想之中。有了这些幻想，这个世界对于她们而言便是可以忍耐的了。[43]
1868年，联邦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Montgomery Meigs）决定将一名1864年5月死于华盛顿一家军事医院、身份无法确定的士兵的照片刊登在一些北方杂志上。在那之后，梅格斯收到了大量反馈。丧亲者的希望之巨大与持续时间之漫长，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充分展
“一位无名士兵”。从“一位无名士兵”。从一张灵床照片复制而来，在寻找他的亲人时被刊载。《哈珀周刊》，1868年10月24日。
现。当到达军事医院时，这位士兵已十分虚弱，无法给出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如果不是因为他还拥有360美元这么一大笔钱，医院的工作人员可能马上就会把他忘掉。在他死后，负责这家医院的军医安排工作人员为他照相。在陆军部的要求下，新闻机构将这一肖像进行了复制。寻找其身份的公告指出，这位死者还曾留下了一个小孩的玻璃版相片。妇女们的书信像潮水般涌入梅格斯的办公室。虽然的确有些人是冲着钱来的寻财者，但大多数人都展现出一种令人心酸的歇斯底里，以致很难令人怀疑她们那痛彻心扉的真实性。伊利诺伊州的珍妮·麦康基女士给梅格斯写信说，这位身份不明的人可能是她的儿子。自打1862年，她便再也没有收到过儿子的来信。但她似乎意识到，她的希望是徒劳的。她很难解释那个小男孩儿的照片，因为她的儿子还没有孩子。但她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他之所以带上那个照片“是因为他很喜欢孩子”。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妇女说，自己听到的最后一个关于丈夫的消息是，他被关在了安德森维尔的那座臭名昭著的邦联监狱。因为无法得到任何有关丈夫命运的信息，她“长期因焦虑而精神恍惚”。玛莎·多特给梅格斯写信解释道，据报道，她的丈夫1863年在从一座监狱转移到另一座监狱的途中被射杀，“但那不一定是真的。错误时常会发生”。关于小孩相片的报道，让她又燃起了希望，因为她丈夫曾带了一张他们儿子的相片——相片中的儿子3到4岁，穿着格子花纹的长
亨利·克莱·泰亨利·克莱·泰勒。摄于他的25岁生日。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
“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里士“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利比监狱”。国会图书馆。
裤，双手插在兜里。她在信中附寄了50美分，想要得到这张相片的副本。梅格斯办公室退回了这笔钱，原因是这张相片不符合她的描述。[44]
这位神秘士兵的身份从未得到确认；照片中的孩子也永远得不到他父亲死亡的细节，以及那360美元的遗产。但这位无名氏却成为了妇女们宣泄绝望的催化剂。她们代表了内战中成千上万的后方亲人，这些亲人不仅被夺去了丈夫、兄弟与儿子，而且还被剥夺了那使他们能够去哀悼的信息。那些给梅格斯写信的妇女，她们那有限的期待令人不寒而栗：她们努力认领为丈夫的人已经死去；她们已不再期望找到一个活人；她们所敢于希冀的，不过是摆脱那笼罩在她们生活之上的、使她们心力交瘁的不确定。一位曾帮助许多平民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寻找亲人的葛底斯堡学院教授，切中肯綮地描述道：“痛楚的内心中那由不确定所带来的空虚，仍旧无法被积极的消息所填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内战时期的美国，“失踪”的不仅是士兵个人，还有关于他们的信息。那些早已放弃寻回活着的失踪亲人的人们，仍急切地找寻着他们生、死与埋葬的细节。
1863年9月，威斯康星州丰迪拉克的J.M.泰勒之子在奇克莫加被俘。在那之后，同范妮·斯科特一样，他也在坚持不懈地寻找着儿子的信息。25岁的亨利·泰勒起初被囚禁于里士满的利比监狱。在那里，他试图将微型书信藏于将被偷运回北方的纽扣，来同父母取得联系。因为战俘交换工作暂停了，早前希望亨利能回到家乡的希望破灭了。在那之后，亨利又被送往了南方。数月的监禁与食物匮乏造成了战俘的死亡，亨利也患上了痢疾与结核病。到了1864年的夏天，他的父母听说，他被送往了查尔斯顿的一家军事医院。自从亨利被俘以来，他们一直能不定期地收到关于他的消息。但这些消息如今几乎中断了，直至这年10月，一名联邦狱友从南卡罗来纳州写信说，亨利快不行了。“我想您应该已经知道情况了。”这名士兵解释道。九天后，泰勒收到了这封穿越军事分界线的书信。“这封信几乎成为了我的孩子。”这位父亲说道。他进行了一系列疯狂的问询，努力从越狱的与被释放的战俘那里以及南北方的军官那里获得信息，来终止“令人痛苦的焦虑”。在11月中旬，泰勒听说，据报道有两名联邦军官自称是他们埋葬了亨利。现在，假定亨利已死的泰勒便向他们写信，继续询问一些细节：“请您记住，有关我们亲爱的儿子死亡的哪怕是最琐碎的细节，都是我们很感兴趣的。”12月27日，泰勒收到亨利从前另一位狱友的来信。这封信确认，亨利已于10月3日死于查尔斯顿。但这封信不像官方通知的那样，能够满足泰勒得知一切关于亨利最后几天情况的愿望，这封信也无法使泰勒能够——如他所言——“结清儿子同政府之间的账”。他继续写
信寻找这类证据，以及亨利的那些“将被当作遗物保存”的物品。在亨利去世前不久，泰勒曾给他寄去了25美元金币，泰勒尤其关心这25美元金币的返还；他也十分关心付给亨利的“仆人……一位名为萨姆的黑人”的报酬——1863年，亨利曾写道，萨姆“像狗惦记着主人那般惦记着我”。查尔斯顿刚一落入联邦手中，泰勒便着手将亨利的遗体运回故乡。[45]
在内战中，约9%的死难者死于战俘营，亨利·泰勒正是其中一员。1863年中期，为回应南部邦联对被俘黑人士兵的虐待，北方暂停了定期交换战俘的工作。像亨利一样，许多死于战俘营者都是在这之后死去的。这场战争迅速演变为一场消耗战，人数上的优势使得战俘交换对北方不利。但随着战俘规模的迅速膨胀，南北双方的监狱条件都变得日益糟糕，使北方士兵和南部邦联士兵历尽折磨。双方都未曾料到需要囚禁如此多的战俘，也没有哪一方准备好了足够的食物、住所与医疗服务。在这场战争期间，共有194743名联邦士兵与215865名南部邦联士兵被俘，前者中的30218名与后者中的25976名在监狱中死去。如一名战俘所言，内战中的监狱的确是“世界上最接近地狱的地方”。[46]
1895年4月，J.M.泰勒收到了亨利的一位老战友的来信，这封信是对泰勒不久前问询的答复。这位老兵指出，自己如今已头发花白，坦承自己无法清楚地回忆起查尔斯顿那座医院的布局，因而也无法回答泰勒有关亨利最后几天情形的问询：“或许其他一些战友能记得更多情况。”30年的光阴也许已经让这名士兵将这场战争抛诸脑后，但这位父亲却不能。那能令他宽慰的“事实”，仍无法得到确认。[47]
四年内战使人们关于对死者承担责任的态度与行为发生了重大改变。军队处理死者的程序本身便开始反映出这种转变。186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建立一套新的处理死伤者的组织原则。这一法案首先指派了一个专门负责坟墓登记的分队，而在此之前，政府只是假设各部队可以派遣前线的士兵来执行埋葬任务。1864年，在南部邦联将军朱巴尔·厄尔利（Jubal Early）袭击华盛顿旁的史蒂文斯堡期间，在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的带领下，这一新部队成功甄别出联邦军队每具遗体的身份，并为每座坟墓做了记录。但在内战的最后几场战役中，联邦没有足够人手来组建坟墓登记部队，这一努力便被弃置了。尽管如此，它仍代表了一个新的开端。同国家公墓系统起初几座公墓的建立一样，坟墓登记部队的派遣标志着政府日益意识到了，它应当对在战俘营中与战场上遇难的士兵——不只是他们的肉体，还有姓名——承担责任。
在内战之中，致力于保障个人权利，成为了北部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使得人们无法逃避对每位士兵个人命运与身份的关注；纪念死者同尊重生者变得不可分割。但这些改变背后最强大的推动力，却是妻子们、父母们、兄弟姊妹们与孩子们的巨大痛苦。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亲人的死亡没有得到记录，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得到承认。美国内战发生于一个刚刚开始的具有自觉意识的人道主义时代。“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容易为人类悲惨景象所触动”，一位北方救援工作者以此解释，为什么“无论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基督徒”，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士兵忍受他们在“从前一切战争中”所遭受过的痛苦。在这一时代，家庭的纽带被歌颂赞美，被赋以浪漫色彩；在这一时代，人们相信，它拥有足够的能动性、责任以及科学知识，来减轻苦难。[48]
然而，面对内战的巨大规模，小规模的个人干预，乃至企业家的临时参与都无济于事。美国人于是向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这两个新兴慈善组织求助，并最终诉诸日益增强的国家权力与责任。从1864年冬天到1865年早春，联邦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甄别无名死难者的需要也变得日益迫切。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将会开启一项甄别与重葬死者的工程。这一工程将重新界定国家对死难者的责任，也将重新定义作为人类自我的永恒贮藏处的姓名与肉体之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