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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幸存
于是，死亡的消息走在我的一侧，
死亡的思想紧靠着我走在我另一侧，
而我则走在两个伙伴中间，紧握着伙伴的手……
沃尔特·惠特曼，《最近紫丁香在庭院里开放的时候》
直至进入坟墓，约翰·帕尔默仍携带着那颗杀害了他儿子的子弹；亨利·鲍迪奇佩戴的手表上总是挂着用亡子的制服纽扣制成的表饰；直到死时，玛丽·托德·林肯仍穿着丧服；沃尔特·惠特曼相信，这场战争构成了他生命的“正中心、圆周与核心”；安布罗斯·比尔斯感觉“死者与死亡景象”萦绕在自己心头；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的很多年中，简·米切尔仍希望她失踪的儿子最终能够回来；这场战争结束30年后，J.M.泰勒仍在搜寻儿子的死亡细节；亨利·斯特鲁布尔每年都会为那座误刻有他姓名的墓碑献上花圈。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带着悲伤感与失落感度过了余生。[1]
在全国总人口中，直接死于这场兵燹的人口超过2% ——这大致相当于1860年缅因州的全部人口，超过阿克肯或康涅狄格州的全部人口，是佛蒙特州人口的两倍，超过了佐治亚州或亚拉巴马州的全部男性人口。这些士兵已经历了许多美国人所谓的“剧变”，亦即从生到死的未知转变。不再是父亲、兄弟或儿子，他们已成为了尸体与记忆，其中数万人甚至没有载有死者信息的坟墓。
但这些死难者已解开了死亡之谜，他们为幸存者留下了理解与解释这场剧变含义的工作。而生者也被改变了，被他们的所见、所为、所感与所失改变了。如比尔斯所言，他们被“判处存活”，被判处去理解内战死亡是如何重新定义了生命。南部邦联诗人西德尼·拉尼尔曾在1862年血腥的七天战役中作战，后被关进一个联邦战俘营受苦受难。1875年，他讲到，对他“那一代的大多数南部人”来说，“在这场战争结束后，他们的几乎全部生命，都只不过处于一种非濒死状态”。[2]
常常环绕着死亡的迷雾，使应对内战死亡的努力变得尤为困难。近半数死难者的身份仍未确认，他们死亡的事实只是一种猜测但却没有依据，他们生命逝去的环境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样的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因而也如丧亲者所描绘，是“无法接受的”。这些丧亲者意识到了，这种不确定迫使他们无法进行哀悼。生者忧心忡忡地，甚至“疯狂”地寻找着亲人的信息，以便为一个仍不完整的、其意义尚未明确的人生叙述画上句号。[3]
这种认识与理解上的危机远超出了死者身份无法确认的问题，对梅尔维尔所说的“众多事物根基”构成了挑战。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的道德宇宙中——在这一道德宇宙中，超乎想象的浩劫已成为了日常的经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上帝在哪里？一个仁慈的神，怎能允许这样的残忍与这样的苦难存在？怀疑快要压倒了信仰——这是对上帝仁慈与灵魂不朽的基督教叙述之信仰，是对世俗生命的可理解性与目的之信仰。语言似乎无力解释；人们似乎无法理解他们的死亡——以及他们的生命——之意义。[4]
人类既是战争浩劫的施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们既是屠夫又惨遭屠戮，这表明他们更接近野兽而非天使。面对着战争可怕的物质性，面对着它那关于肉体、伤亡、伤害与杀戮的基本经济，自负的人类似乎已一文不值。残缺不全且没有姓名的尸体，挑战了曾寓居其中的人类自我之为统一整体的观念，因为数万这样的自我已经支离破碎，消失殆尽。没有尊严、缺乏体面、死者身份不明的死亡，使此前人生的意义濒于消亡。美国人不仅失去了死难者；他们也失去了他们自己的生命——那种在这场战争前他们所理解的生命。如弗吉尼亚州的露西·巴克所言：“我们没有人能回到从前。”[5]
这个国家也是个幸存者。但同死亡的遭遇改变了它，死难者的牺牲让它承担起了新的责任。这场战争令人惊愕的巨大生命代价，使人们需要重新理解国家的命运，来确保如此众多士兵的献身是出于崇高的目标。如此巨大的苦难，不得不拥有崇高的目的——也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这场战争期间所坚持认为的，它需要有一种“神圣的重要意义”。对于道格拉斯来说，这个目的便是自由。然而，真正的自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权基础上，而这个国家却并不愿保障黑人拥有同等的公民权，道格拉斯的目的因而没有达成。奴隶制曾分裂了这个国家，然而在废奴主义遗产被遗弃的一个世纪中，种族等级观又使北方与南方的白人团结在了一起。[6]
事实上，美利坚合众国那新的崇高命运，同其国家本身紧密联系了起来：它的军力日趋强大，它的国库日益丰盈，它的国土愈渐膨胀，它的影响力愈益扩大。关于国家主义的论争引发了这场战争；国家的力量已赢得了这场战争；战争的需求扩张了这个民族国家，使之获得了新的力量，令它承担起了新的职责。而这一发生了剧变的国家之团结与职责，都同它的“内战死难者”紧密相关。
这场战争的意义蕴涵在其代价之中。这个国家的价值与重要性，既源于为其存续所付出的人力代价，又为这人力代价所证明。这一等式使这个国家背负了债务。这一点是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是因为，国家履行其对死难者及其哀悼者的职责，需要大规模扩张联邦预算与官僚机构，并重构政府角色的概念。那些保存了士兵姓名与身份的国家公墓、抚恤金与士兵档案，涉及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崭新理解。在同死人打交道多年之后，埃德蒙·惠特曼自豪地讲，重葬工程代表了国家对一个“态度”的奉献。美国意识到，要想为死难者提供体面的埋葬与载有死者信息的坟墓，就需要进行这样的努力，付出这样的开销。它借此维护了它对超越纯粹物质主义与纯粹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之信仰。如梅尔维尔所阐明，士兵并不是“技工”，并不只是日趋工业化的战争这台机器上的“轮齿”。而士兵之沦为技工与轮齿，也正是许多美国人所担心的。公民是自我——是超越了自身死亡的肉体与姓名，是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之命脉的个体。[7]
“死难者”没有了目的动机，没有了政治主张，他们任由幸存者处置。他们一度充任了南北持续敌对情绪的寄存处。但到了19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项有利于南北联合的国家纪念工程之载体。内战的死亡与“内战死难者”属于整个国家。在这个重新联合起来的合众国中，“死难者”成为了一个想象中的民族共同体之焦点，成为了一个所有人都愿意为之服务的群体——“死难者、死难者、死难者——我们的死难者——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我们全部人的死难者（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沃尔特·惠特曼吟唱道。[8]
1898年，在亚特兰大，威廉·麦金利总统在一场广受欢迎的演说中向南部宣告：“本着兄弟情谊，我们应当同你们一道照料南部邦联士兵的坟墓。在上帝旨意的指引下，思想与情感的变化使时机已经成熟。”在上一年中，“这些英勇的死难者”的子孙已在一场新的美利坚战争中赴汤蹈火；勇敢的南部邦联人，应像他们的北方对手一样，得到正式的纪念。[9]
令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失望的是，士兵们所为之牺牲的原因，几乎被他们死亡的事实所掩盖。“死亡没有改变道德品质的力量”，在1883年的一场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说中，道格拉斯坚称，“即便我遗忘了其他一切事情，”这位年迈的废奴主义者宣称，“那些为自由而战者与那些为奴隶制而战者的差别，我却决不会忘记。”但即便是许多曾征战沙场的人也不这么认为。“勇士尊敬勇士。勇士/尊敬死难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在这首诗中，他斥责了一位“在阵亡将士纪念日演说中，激烈反对装饰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人”：
请您记住，岁月的洪水
是怎样席卷了死去的罪人；
也请您记住，那洗去罪过的大雨正是遗孀们与孤儿们的眼泪。
死者已死去了——请留他独处墓园：虽然我们为圣徒与罪人
撒上了同样多的鲜花，
上帝仍会做出他自己的判断。
那不幸的人，无论他的生平与命运怎样，他不能全心全意地热爱
那没有害处的死者——
愿上帝保佑他，而我自己，则不会原谅。[10]
当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还是个年轻士兵的时候，在面对死亡时，他曾坚决地拒斥了基督教的安慰。如今，他将战争的牺牲视作确立真理的一个基础。在1895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霍姆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士兵信仰》的演说。这篇演说后来成为了挽歌式内战观的典型代表——这种内战观将死亡誉为目标本身。“我不知道宇宙有什么意义。”霍姆斯坦率地宣称。“但在怀疑之中，在信仰坍塌之际”，他发现了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信仰是真实且可敬的——它引导一名士兵在履行一个他盲目接受的职责时抛却头颅，在一个他不怎么理解的事业中遍洒热血，在一个他完全不懂的作战计划里舍弃生命，在一个他看不
到作用的战术指挥下战死沙场。”牺牲的无目的性本身创造了它的目的。在一个“商业是老大”、“富人乃英雄”的世界中，士兵的无私忘我，代表了一种信仰的最高理想——依靠人而非上帝的行为制胜。霍姆斯承认：“当你身临其境时，战争是可怕而沉闷的。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看到，它所带来的信息是神圣的。”战争或许已动摇了那个年轻的霍姆斯的信仰，但对于这位老者而言，战争却成为了这样的一种地方：在那里，人类同彻底毁灭的对抗，使他“能感觉到奇迹，能够用自己灵魂的力量来鼓舞自己”。人类能够选择死亡的能力，成为了霍姆斯与比尔斯最重要的内战经历与内战记忆。[11]
我们仍生活在这场内战所创造的死亡世界之中。我们将国家为那些为国捐躯者做出解释的职责视作理所当然。近亲通知、坟墓登记程序与官方之提供体面埋葬的缺乏，对于我们来说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野蛮的。内战结束了这种忽视状态并建立了一系列政策——如今政府甄别并运归每位在履行战争义务中罹难的士兵之职责，便是源于这些政策。
然而，即便内战为应对死亡的努力带来了新的人性——也即关于对“情感”的新的关注——但它所造成屠杀的巨大规模，也预示着未来世纪战争的屠杀规模。尽管个体与其命运取得了新的重要性，但这些个体也面临着湮灭于官僚政治与现代战争之大屠杀的危险。我们仍在努力领悟，怎样才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保存我们的人性与自我。我们仍试图在一个我们不确定是否存在意义的世界，用死亡来创造意义。内战一代所瞥见的恐惧仍旧困扰着我们。那个恐惧便是：死亡是唯一目的的感觉。我们仍在努力解开他们——内战死难者与幸存者——在很久以前不得不去破解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