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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课”
第三章
埋葬：“照料死者的新课”
我们在家乡埋葬亲友可不是这样。
罗兰·E.鲍恩，马萨诸塞州第15团1862年9月28日
无论多么目瞪口呆，无论多么精疲力竭，也无论多么不胜悲伤，在战斗结束后，士兵们仍有更多工作要做。内战主要战役所带来的大屠杀，甚至是小冲突中的死难者，对那些肉体与情感受到战斗冲击而仍惊魂未定的人而言，都构成了一个直接的挑战。士兵们不得不抛开自己的痛苦而去照顾伤员、料理死者。在一场夏洛战役之后，在一场安蒂特姆战役之后，在一场葛底斯堡战役之后，需要处理的尸体数目之巨大，既超出了行政部门的想象，也非后勤能力所及，因为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提出了一个迫切而严峻的现实问题：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尸体？
19世纪的美国人，是在一个关于如何恰当对待死者之预设的更大语境中，面对这一关于内战阵亡者的危机的。整个人类，而非仅仅特定人群，都与之息息相关。1869年，安蒂特姆国家公墓的理事们这样解释道：“一个民族的文明与高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他们对他们死者所展示出的体贴和关怀。”[1]
生者为什么会关注死尸？当然，这是因为人们迫切需要处理掉这些尸体。但那只不过是尸体所带来的最具体、最直接的问题。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854年，《哈珀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关注。该月刊编辑亨利·雷蒙德（Henry Raymond）是《纽约时报》的创始人，也是林肯在战时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猜想，在这个科学与进步的现代，“人类肉体之神圣性”观念是否太过时了。他援用了历史、哲学、宗教与理性，最终坚持了相反的结论。“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代，在不同阶级与地位的人群之中，我们总对我们那尘世的遗体有着深厚感情。”文章继续说道，肉体不只是一个物品，不只是“像一幅画、一本书、一件衣服，或其他曾属于死者”的东西。尸体仍保存着“一些曾经的自我”。而从主流新教教义角度来看，尸体也包含一些未来与不朽的自我。人类肉体“不像物质世界的任一其他部分”，因为它“将被复活——是的，复活的正是同一个肉体”。[2]
人们认为，肉体的救赎与复活不仅是形而上的事实，也是形而下的事实。因此肉体即便是死了或腐烂了，也仍贮藏着“留存的身份”。肉体因而需要“神圣的尊敬与照料”；这种关怀的缺失则表明，某一社会是“一个道德败坏且仍在迅速败坏的社会”。遗体是人类身份的贮藏处，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它代表了一个人固有的自我与个性，同时，它也是那个人的人类特点的具体体现。这种人类特点，即是那将人类遗体与动物尸体区分开来的永生希望——对于动物来说，它们既无对死亡的意识，也无肉体或灵魂不朽的希望。这种对肉体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要求人们对它予以关注，哪怕是在生命消逝之后；它需要得到人们常说的“体面”埋葬，以及为死者量身定制的葬礼。[3]
内战士兵们为自己的遗体深感忧虑，尤其是当他们开始遭遇这个使尸体几乎无法得到传统尊重的环境之时。一位南卡罗来纳州人从弗吉尼亚州前线写道：“我在这儿看到很多坟墓，不知何故，我害怕被扔到一个被人忽视的角落，或是被人践踏。”他的愿望是能被带回故乡。密西西比州第11团的杰里迈亚·盖奇则有着不同的想法。在葛底斯堡，他在临终时给母亲写信，劝她不要为无法将他的遗体找回而感到遗憾。他最后说道，请“像埋葬我的战友那样将我掩埋。但要深埋，兄弟们，要深埋，这样野兽就不会发现我”。南部邦联的托马斯·J.基也有着这同样可怕的忧虑：“在战场上被杀害，而无一只善良的手将遗体掩埋，以使它避开世人的目光或野兽秃鹰的啮噬，一想到这些我就毛骨悚然。”另一名北方士兵则用他最后一口气表达了不同的担忧：“不要让叛军发现我。”被送归家人的怀抱，或至少同战友光荣地葬在一起并免遭敌人或禽兽侮辱——这些是北方与南方士兵共同关心的事情。[4]
在战争开始之时，双方的军官都试图建立规范化的埋葬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正在腐烂的尸体，以及它所释放出的“恶臭”，会严重危及公众健康。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许多死亡源于麻疹与腮腺炎等疾病的蔓延；人们从通常与世隔绝的农村地区群聚到军营之中，相互传染着新的疾病，这是这些流行病爆发的原因。南北双方都命令军事医院建立公墓。每个联邦军队医院都被要求建立“停尸房”，以放置尚未埋葬与等待验尸的尸体。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医院工作人员会为那些将被埋葬者做详细记录，并为他们提供有尊严的埋葬；如果军队暂不离开，他们还要负责维护坟墓。例如1861年在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的南部邦联医院的账本，便定期统计着付给挖掘坟墓与制作棺材的工人的工钱总额。尸体将被置于这些棺材中，继而在得到妥善管理的公墓中下葬。[5]
“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总医院附近“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总医院附近的士兵坟墓”。国会图书馆。
但由于战事升级和部队开始在战场上交火，对于那些在战斗中、在分散的土地上，或是在匆忙建成的战地医院中死去的人而言，这些公墓便开始显得完全不够用了。在战争的结尾，联邦医院的一位原管理人还悔恨地记得，自己未能详细地记录死者情况。他解释说，战地医院是在紧急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因此一切事情……都是在匆忙之中被安排的。你因而会理解在埋葬死人时表面上的混乱了……我的同事和我能够照料伤病员，那都是顶着极大的困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所以，对于那些无法再施救的人，我们便无法给予照料了。”如一位联邦牧师所说：“我们学到了关于照料死去士兵的新课，也学到了关于在这战火连绵的紧迫关头不去照料他们之必要性的新课。”[6]
1861年7月的晚些时候，第一次布尔河战役爆发。这场战役所造成的伤亡情况促使军官们重新意识到，他们没有为如此多的阵亡者做好准备。次年9月，联邦军队发布了“通令”第75号。这条命令规定，指挥官有责任埋葬那些在他们管辖范围内死去的士兵，并应当向陆军副官长办公室提交一份记录他们死亡信息的表格。六个多月后，“通令”第33条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些指示：
为了尽可能确保在战斗中已阵亡者及将要阵亡者得到体面的埋葬，兹规定，指挥官有责任在刚控制某一战场时，便在战场附近的某一合适场地划分出小块土地以埋葬那些遇难者遗体。其坟墓上当竖有记载编号的墓板，在可能的情况下，墓板也应载有受葬者姓名。每一公墓都需有一登记簿，记载各墓板上的标记。[7]
“尽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些语言恰揭示了这一命令有多么乌托邦。实施这些政策所需的组织机构与资源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更不必说去提供它们了：联邦军队没有正式的埋葬分遣队，也没有坟墓登记小分队，而覆盖全面的救护车服务是直到1864年才实现的。迟至1862年8月的第二次布尔河战役，联邦部队的一个师在作战时甚至没有一辆救护车来运走伤亡人员。南部邦联军队也通过了相似规定，明确了指挥官埋葬死者的职责：处理他们的财产，甚至还包括清还他们的洗衣店账单。但同北方军队相比，南部邦联军队也未曾更系统地关注过这些命令的遵守情况。在一场战斗结束后，埋葬死者似乎总是一个临时举措，一个需要调动当时当地特定资源的临时举措。这些资源包括：可供差遣的部队，可供调用的战俘，与可被征募的平民。[8]
在一场战斗后，通常要在很长时间后死者才能得到埋葬，这表明了部队后勤能力的欠缺与准备的匮乏。战场上的紧迫常常会耽误对伤者的照料，更不必说死者了。在军事优势可能将出现时，指挥官很可能会拒绝为移走战场上的伤亡者而休战的提议。例如在1862年的半岛战役期间，在弗吉尼亚州汉诺威法院，联邦上校亨利·威克斯向其指挥官报告说：“敌人拒绝让我们的埋葬队进入。”在一场战斗胜负见分晓之前，士兵可能已在战场上死去或垂死挣扎了数小时甚至数天。1864年6月6日，楠塔基特人乔赛亚·墨菲报告说，科尔德港战役的阵亡者已在他们倒下的地方躺了三天了。最终，一个24小时休战协议打断了这无休止的战斗，使士兵能够埋葬他们死去的战友。一份北方报纸解释了在1864年的这场春季战役中，格兰特为何拒绝了“休战”48小时以使死者得以安葬的提议：“李双膝跪地乞求给他埋葬他的阵亡士兵的时间。但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将军的职责只同活人有关。”平民与士兵都开始懂得，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的涵义与紧迫性：“让死者埋葬死者吧。”[9]
在更多情况下，对死者埋葬的耽搁，是因为部队无法调动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安蒂特姆战役爆发的1862年9月17日，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战斗日。这场战役使联邦与南部邦联的军队都大为震惊。李一瘸一拐地向南方缓缓走去，将战场——以及双方死者——留给了联邦军队。麦克莱伦似乎被战斗的惨烈震住了，因而未能把握住他取得了胜利这一战略优势，去追击南部邦联的穷寇。当他的部队面对着眼前的浩劫时，他们似乎也同样陷入了惊愕之中。23000人与无数骡马死亡或受伤。一名联邦军医报告说，战斗结束一周后，“死者几乎全部都没有埋葬，它们释放出的恶臭甚至可能引发一场瘟疫”。他描述道：“至少1000具尸体沿着一条直线排开等待下葬。它们变黑浮肿，血液与气体从其每一孔窍冒出，蛆则在它们脑袋上狂欢作乐。”在十多天后，一名护士在到达安蒂特姆时发现，直到那时，士兵尸体仍散布于战场。[10]
“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的一支埋葬队“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的一支埋葬队”。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在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一些指挥官便立即派遣了小分队去埋葬死人。在9月17日的战斗中，纽约州人伊弗雷姆·布朗光荣夺取了一面叛军的旗帜。然而两天后他却发现，自己被派去将南部邦联人埋在此前自己取得胜利的阵线旁。在一片延伸了55码的范围内，他的分遣队发现了264具尸体。布朗的勇气换来的是这一可怕的差事，这可能会使他愤懑不满。要知道，部队有时由于违反了军纪或是有其他缺点，才会被安排去埋葬死者。宾夕法尼亚州第130团的S.M.惠斯勒伤心地报告说，安蒂特姆战役三天后，他的连队“因惹得所在旅指挥官不愉快，而被光荣任命为”战场某区域的“首席殡葬师”。军官们常以一种既实用又有惩罚性质的姿态，命令战俘埋葬他们自己的死难战友。例如在战争后期的一次交战之后，联邦战俘“被派去埋葬他们那被忽略的死去战友。他们那未被埋葬的战友，正在树林与田野中腐烂，这一场景使他们颇觉恶心”。而一位南部邦联军官却以此为乐。[11]
“安蒂特姆。聚集在一起准备下葬的“安蒂特姆。聚集在一起准备下葬的南部邦联死难者遗体”。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国会图书馆。
在安蒂特姆战役之后，宾夕法尼亚州第137团的奥里根·宾厄姆较为轻松，因为他所在的团被要求休整待命。但紧接着，他和他的战友便发现，他们正面对着“在所有我们承担过的任务中，或许最令人不快的任务；言语无法描述这恐怖的场景”。士兵们阵亡于9月17日，周三；周日，第137团抵达战场。虽然联邦将士的尸体已被埋葬——或许是被他们自己的部队与战友埋葬的，但数百具南部邦联士兵的尸体仍在战场。宾厄姆从宪兵司令办公室取得了为他战友买酒的许可，因为他认为，只有在喝醉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执行命令。这种环境几乎无法使人尊敬地对待死人，而下流的笑话与醉醺醺的闹饮充斥着整个埋葬现场。另一个埋葬队震惊于尸体数量之多，因而采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办法，来使他们的任务具有可操作性：在一个不明智地舍弃了自己房屋的农夫的院子里，一小队筋疲力尽的联邦士兵将58具南部邦联士兵遗体扔进了一口井里。[12]
来年夏天的葛底斯堡战役提出了一个更大的挑战——战斗持续了三天，生者需要不断投入军事行动，因而延缓了人们对死者的关注。截至7月4日，大约600万磅人类与动物尸体在炎炎夏日中遍布战场。
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埋葬小分队。“1864年，彼得斯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埋葬小分队。“1864年，彼得斯堡，在休战旗下埋葬死者”。《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9月3日。
此外，这个仅有着2400人的小镇，还要设法应对22000名虽还活着，但却情况危急的伤员。一名联邦医官担负起了埋葬那些他未能挽救的士兵的职责。他报告说，他甚至缺少基本的掩埋工具：“我没有铁锹或镐头……我被迫向农户派去搜寻小分队。在忙活了一天之后，他们找到了两把铁锹和一把斧子。”尸体如此之多，以至于一名军医说，空气几乎是不能忍受的。“恶臭”从7月份战斗发生一直持续到10月份降霜时节，这使得周边居民叫苦连连。一个小男孩还记得，每个人都“拿着一瓶薄荷油走来走去”以抵消这一气味。[13]
埋葬死者的责任通常落在了胜利者身上，因为是胜利者的军队控制着战场。在战争初期，士兵们对战败者未将战友掩埋便将他们抛弃感到愤怒。“在这世界上，甚至连那些异教徒都不曾罪恶地做出这种事，”在1861年7月的第一次布尔河战役后，一名佐治亚州士兵宣称，“他们从未回来埋葬任何一名他们的死者。”这一对良心的苛责就像尸体本身一样被迅速抛之脑后了。“我不能停下来去收拾战斗的残骸。”1863年7月，在以高昂代价取得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之后，联邦军队的米德少将不加掩饰地宣布。1862年，在试图取回他们上校在温切斯特附近的尸体时，南部邦联士兵西奥多·福格尔的两名战友被射杀。他向父母解释道：“我认为那样暴露自己是不对的。霍姆斯上校已经死了，我们不该只是为了把他的尸体运离战场而去冒生命危险。”活人的需要愈发比死者的尊严更重要。[14]
现实情况致使正在撤退的军队没有时间料理死者，他们只能期待对手大发善心。可以预见，后者当然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伤亡战友。这一歧视主要源于胜利者同死去战友的情感纽带，但也可能有战略考虑的因素在其中。南部邦联军医约翰·韦斯描述道，在赢得奇克莫加战役的那天晚上，在长夜的尽头，“大多数南部邦联的尸体都被聚集在长沟中埋葬了；但联邦的死人仍躺在他们阵亡的地方。考虑到对幸存者的影响，胜利者一般会掩盖自己的损失而曝光敌人的损失”。有时，尤其是当军队正在行军之时，他们根本不会埋葬敌军的尸体，而是任其留在原处腐烂。在绕回先前交战的战场时，部队就会发现这些尸体的骨头。在参加第二次布尔河战役时，威斯康星州的弗兰克·奥克利遇到了13个月前第一次布尔河战役留下的尸骨；在1864年的斯波齐尔韦尼亚与威尔德内斯系列战役中，士兵们的脚不断绊到几乎一整年之前钱瑟勒斯维尔战役的士兵遗骸。[15]
各部队研究出了一些埋葬技巧，以使处理尸体的艰巨任务具有可操作性。但即便是在许多执行者看来，这些程序仍是可怕的。埋葬小分队通常会将死者聚集在战场的一个地方——将每个士兵的双腿绑在一起，用绳索缠绕其身躯，然后将它们聚在一起排成一排。士兵们将刺刀灼烧成弯钩状，这样自己便不必触碰那通常已经腐烂的尸体。埋葬队接下来便挖掘一个坟墓，把一具尸体放进去，用下一个坟墓的泥土把它掩埋，直到整行尸体都被掩埋。然而，这样一个个地埋葬只是用来对待战友的，而且只有在时间与资源充足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敌人的尸体更可能被埋在万人坑里。G.R.李描述了他所在部队的埋葬程序：“我们挖的长沟有6英尺宽，3到4英尺深。我们用毯子将死人卷起来，将它们抬到沟那儿，然后把它们头脚相接地放进去以节省空间。我们将旧毯子盖在尸体堆上，再在上面盖上泥土。”一名士兵担心，他在夏洛战役后所目睹的埋葬程序，会使死者沦落为动物，甚或是植物。“他们挖了一些大坑，”他写道，“然后像对待死牛一样将它们堆进去，然后让小分队像收集南瓜一样将它们拖到一起。”[16]
“1864年5月，斯波齐尔韦尼亚“1864年5月，斯波齐尔韦尼亚，被聚集在一起等待埋葬的南部邦联死难士兵”。国会图书馆。
在葛底斯堡战役后，南部邦联士兵的尸体被埋在了一些各埋有150人或更多人的壕沟中。这些尸体经常是被扔进沟里的，而不是被轻轻放入的。有时，正在腐烂的尸体发生破裂，迫使埋葬队到别处工作，直至臭气消散。士兵们用脚跺“在死人身上，来将他们的腿和胳膊弄直，并将它们踩实，以使这坑能装下尽可能多的人”。迫于环境的压力，士兵们有时也将自己战友集体埋葬。康涅狄格州的一名牧师还记得就在内战最后几天发生的一场激烈的遭遇战，这场战斗夺去了他所在连队23名士兵的性命：“在我们停留在那儿的短暂间歇，我们所能做的，唯有将我们死去的士兵匆忙埋在一个共同坟墓之中……在路边的一个长沟之中，军官们单独埋在一起，而征募兵则埋在他们附近。”群体坟墓显然会使墓主姓名湮灭无闻，尽管生者常常试图使死者的个人物品留存在其身上——这至少使将来挖掘坟墓甄别尸体成为可能。壕沟也可能立有标志。例如在安蒂特姆的一个壕沟上，便只竖了一片木板，告诉人们“这里埋了80个叛军”。北方与南方的士兵通常被分开下葬。一名联邦上校在发现军事医院将死者不加区分地埋在一起，而未能“区别开那些为我们事业而死的勇士之墓与那些无价值的侵略者之墓”后，他勃然大怒。这位上校宣称：“这大错特错！”他认为，这是那些“只关心通过埋人来赚钱的殡葬师”才会犯下的过错。他坚称，应将医院公墓分成两个区域，以使“尸体分离开来”。[17]
疲惫的士兵会利用自然形成的壕沟与既已存在的斜坡来掩埋尸体。在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后，85具尸体被放置在一个因修建铁路而刨出的土坡旁，继而“将土坡摊平盖在尸体上。这是最迅速的埋葬方式”。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埃尔德雷德·菲利普斯，曾描述了1863年春季的战役中掩埋死者的情形：士兵们将死者置“于道路两旁的深沟，并将各边泥土挖下盖在尸体上面”。但春天的暴雨紧接着来临了。“在沿着道路走了一段路程后，”菲利普斯得知，“倾盆大雨将在沟渠的尸体全数冲走……将它们冲往了下游的弗雷德里克斯堡。”[18]
“葛底斯堡的一条埋葬沟”。蒂莫西“葛底斯堡的一条埋葬沟”。蒂莫西·H.奥沙利文摄。国会图书馆。
由于行动匆忙与粗心大意，坟墓常会被埋得很浅。风雨侵蚀着覆于尸体上的土壤，肉猪在战场上拱来拱去寻觅着人类遗骸，士兵们的尸体与骨头因而会重见天日。对那些被埋葬在战场上的士兵来说，想要获得一个棺材是根本不可能的；毯子是士兵所唯一期望得到的寿衣。在报道1864年弗吉尼亚州的埋葬工作时，一名北方的救济工作者说道：“自这场战役打响以来，还没有人是在棺椁中下葬的。”在战争初期，许多美国人都认为，棺材是将人类同动物区分开来的“体面”下葬的基本标志。他们也会认同印第安那州志愿兵约翰·J.哈丁的看法。哈丁说，他感觉“看到那个可怜的士兵被抛入沟中，而没有被任何盒子装着……是可怕的”。[19]
这样的埋葬使死者失去尊严，也使许多生者胆战心惊。一位联邦牧师这样说道：群葬中的尸体“被掩埋的方式，很像农夫掩埋土豆与植物根茎以使其过冬的方式；然而有所不同的是，植物真的是得到了更多悉心呵护……情势不允许人们给予阵亡的英雄这种关怀”。尸体常常是完全赤裸的，或只是穿了内衣，这使北方佬与南部邦联的尸体得以被区分开来：北方人通常穿毛织品，而南方人通常穿棉织品。急切渴望得到衣服的士兵劫掠着死去士兵的尸体，他们既不觉得这是不得体，也没有感到良心受到谴责；而且战斗一结束，小偷与拾荒者就会立马出现在战场上。在1864年富兰克林战役（Battle of Franklin）结束时，匮乏的南部邦联士兵，甚至扒光了六名他们自己阵亡将军的衣服。在斯波齐尔韦尼亚被捕的联邦军医丹尼尔·霍尔特，在两百名死去的北方佬中认出了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两百具尸体“被排列在一个有着半沟水的壕沟前，在捕获他们的人有空时，他们就将被扔进沟里。他们完全赤裸”。[20]
“在战斗后‘剥’（也就是‘扒’）联邦阵亡士兵衣服“在战斗后‘剥’（也就是‘扒’）联邦阵亡士兵衣服的叛军士兵”。《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4年2月13日。
士兵们担心成堆的尸体中可能还有生还者——他们无法说话，无法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也无法“从死去的战友中间挣脱出来”。纽约州的威廉·戈尔讲述了一位战友在弗吉尼亚州的可怕经历。这位战友曾描述道，自己在被误认作死者等待下葬前，一名护士碰巧阻止了下葬，并指出她将安排人把他的遗体运给家乡的朋友。他得以从已经掘好的“坟墓死里逃生”。在等待船运时，这名士兵恢复了意识，也很快回到了战斗岗位。至少从18世纪末开始，美国人便一直对过早的埋葬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因此，人们设计出内置铃铛的棺材与停尸仪式，以防止把活人下葬。这些忧虑表明，人们从根本上不确定生与死的界线——这种困惑既涵盖生命力的生理学定义，也包含有关灵魂不朽的精神疑虑。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接受内战的死亡数字，始于在确认并理解生命终结上的困境。[21]
当遗体还在自己战友手中之时，或是当部队没有匆忙奔赴新战场之时，死去士兵的遭遇便要好一些。在官方派遣的埋葬队到来之前，连队与团经常率先承担起对自己死去战友的责任。最亲密的战友经常会发誓，要为对方提供“体面的埋葬”；在大的战役结束后，人们会在战场上日夜寻找失踪的朋友与亲戚。士兵们尽自己最大努力使这种埋葬变得较为体面。在葛底斯堡战役第三天后，缅因州第3团的一名士兵发现，他的战友艾伯特·弗罗斯特列兵失踪了。他描述了自己随后所作的努力。他和一个同伴被准许回到他们最后一次看到弗罗斯特的地方。
我们发现他面部朝下，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肉体（在那样热的天气里）被蛆蚕食。但还不算太坏，我们还能认出他来。当我们去埋葬他时，我们唯一可用来挖掘坟墓的工具，是在一座小房子里发现的一把旧锄头。我们在墓底垫上一些空背包，然后将我们挚爱的兄弟放了上去，再将另一个背包盖在他身上。接着，我们找了尽可能多的泥土盖在上面。这座坟墓位于一棵大树底下。然后我们找了一个硬木箱盖上的一片木板，用折叠刀将他的名字刻上，并将木板钉在墓前的树上。[22]
艾伯特·弗罗斯特的埋葬，说明了我们所谓“战场上友情的埋葬”的许多核心部分。他的战友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别具匠心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单独且可识别的坟墓，和这座坟墓所体现出来的尊严。他们试图用废弃的背包使他不必同泥土直接接触，来应对战役刚结束时棺材的普遍缺乏，来为他提供那对于“体面的埋葬”至关重要的遮蔽——这正是人与动物之埋葬的区别所在。
在内战的最初几年，无棺材的埋葬尚不常见。北方佬与南部邦联人都为此感到苦恼，并努力寻找可被接受的棺材替代物。在叔叔遇难后，一名联邦士兵不愿让他的遗体在下葬时同泥土毫无间隔。这名士兵很有创意，找到了一个空心圆木来当叔叔的棺材。到了葛底斯堡战役，艾伯特·弗罗斯特的同伴已彻底放弃了哪怕是找到棺材替代物的希望，而只是简单地将尸体覆盖了起来。弗罗斯特的战友将他埋在了树旁——毫无疑问，这棵树既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坟墓装饰物。他们也同样试图为埋葬处做标记。压缩饼干（一种极硬的薄脆饼干，是部队的一种主要食品）盒的木板、弹药箱的木条，以及十字交叉状的栅栏，都经常成为临时的坟墓标志。
一些士兵也为死者举办其他纪念仪式，例如简短的祈祷——即便可能没有牧师参加。南部邦联的托马斯·基描述了1864年两名士兵的葬礼。在葬礼上，人们“在炮火轰鸣声与米尼式子弹的呼啸声中”朗读《圣经》，祈祷，唱赞美诗。密歇根州的詹姆斯·霍顿“希望看到和我住在同一个帐篷里的兄弟得到体面的埋葬”。因此，他在葛底斯堡战役后返回了战场。不过他发现，其他人在为他的几十名战友下葬时已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们所可能遭受过的痛苦都随埋葬而逝……有些人那血淋淋的衣服被脱下，浣洗，在树枝上晾干，然后再换上。”对于这些，霍顿深感满意。在时间与情势允许的时候，战地医院的护士们会为死者主持一些仪式。但随着战事的推移，这些机会也日益减少。在开始履行自己职责的几个月后，南部邦联的范妮·比尔斯解释道：“我坚持让每位死者入土为安，并在他们下葬时为他们阅读一些祷文。但到了现在（1862年秋），这已经不可能了。人死了便无法挽救了，但活着的
有棺与无棺的死难者被并排放在一有棺与无棺的死难者被并排放在一起。前者可能是军官。“1864年，弗雷德里克斯堡，埋葬联邦死者”。蒂莫西·H.奥沙利文（Timothy H. O’Sullivan）摄。国会图书馆。
人总是需要帮助。”[23]
士兵们努力从数千具尸体中找出自己的战友，表达对他们的尊敬。他们以此对抗着战争对个人生命意义的随意抹去。康涅狄格州一名牧师意味深长地解释道：
说两千或两万人在一场大战中阵亡，或一千具尸体被埋在一座大沟之中，充其量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模糊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同你个人无关。但你要是知道一个人在你身边被射杀，并同他战友一道在他那开放的坟墓前帮忙埋葬他，这对你而言比那条耸人听闻的重大消息更加真实。[24]
出于对阵亡者的尊敬，士兵们向他们死去的战友表示敬意。他们努力从那无情的、不可抗拒的大屠杀中唤回死去的那个个体，以及《哈珀新月刊》所谓的“它……的自我”。但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自己：来重申他们对人类生命神圣性与人类自我完整性的笃信。他们重新确认着自己存在与幸存的更大目的，并希望如果自己不幸遇难，别人也会同样给予他应有的尊敬。
但有些人似乎不可避免地比其他人更重要。在战场上，军官们可以得到特殊待遇。这种特殊待遇既来自他自己的士兵，也来自敌人——他们通常将自己手中的敌方军官尸体送还敌方。1864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J.W.麦克卢尔，向妻子描述了在这场战争中从头至尾都很常见的一个做法：为交换那些落入对方手中的“重要军官的尸体”而宣布休战。1863年，在率领他的黑人部队进攻瓦格纳要塞时，罗伯特·古尔德·肖（Robert Gould Shaw）阵亡。但截然不同的是，南部邦联人却拒绝归还他的尸体，并将他同他的黑人士兵一道埋在壕沟中，以此来羞辱他和他的废奴主义事业。[25]
联邦与南部邦联都为他们的阵亡军官提供特殊待遇。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埋有整场内战中从其附近战场运来的死难者。在这座公墓，人们把军官们葬在一起，并将他们同他们的士兵分离开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法，很快使一个正式的、单独的“军官墓园”得以建立。在1862年的锡达山战役（Battle of Cedar Mountain）之后，联邦军队的大多数死难者都暴尸荒野，但他们军官的遗体却被放在木炭中运往了华盛顿。在华盛顿，他们的遗体被置于金属棺材中，并将被运回北方的故乡。1864年，南部邦联人查尔斯·克里森的哥哥埃德温阵亡。克里森描述了在他试图取回这名列兵遗体时，南方军队同北方一样依据军阶不同而进行区别对待的做法。部队为四名军官提供了金属棺材，而其中一个失踪了，克里森便希望用多出的这个棺材来装埃德温的遗体。但他似乎从未质疑为何军队为高军阶的军人提供棺材，而他的哥哥却没有。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士兵不太能接受。“军官们得到了荣誉，”他写道，“你一无所得。他们得到了一座纪念碑，你得到了地上的一个洞，还没棺材。”在安蒂特姆战役结束后，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血腥的战场上寻找着儿子，他将这种反差视作理所当然：“人们为地位高的死难者‘做了防腐处理’，把他们装入铁匣之中，并用火车将他们送往他们遥远的故乡；而普通士兵被搜集在一起，匆忙埋入地下。”[26]
一个在1864年调查联邦战俘状况的调查委员会报告说，这种差别待遇在监狱中同样存在，而且可能更加严重。在一个监狱营中，死去的北方征募兵被扔在了一个地窖中。在被运去埋葬之前，他们可能在那儿已被野鼠和狗吞食。而军官们则“一起出钱，为自己争取到了金属棺材，并在地下室中获得了一个体面的尸体临时贮藏处……直至他们被运往北方”。这种系统的军阶特权制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军官们的的确确高普通士兵一等。在看到南部邦联埋葬队拒绝给他的一群死去战友以同等待遇后，军医丹尼尔·霍尔特铿锵有力地表明了他的信念：他们在生时的地位也应延续到死后。他给妻子写信说道：“那些在家乡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在这里却被扔在了地上，除了毯子与大地母亲外一无所覆，这真是个极其令人悲伤的场景。”棺材、防腐处理、运回故乡，以及一个有墓碑有尊严的坟茔——这些是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十分渴望为他们死去的战友与亲属提供的特殊待遇。[27]
“对照：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与未得“对照：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与未得到埋葬的南部邦联士兵，在他们的阵亡地安蒂特姆战场”。亚历山大·加德纳摄，并加说明文字。国会图书馆。
在战斗结束后的日子里，不只是士兵们需要处理死人。战火没有边界。它烧到了农场、田野与果园，烧到了花园与街道，它将死尸置于平民的前院和井里，也将其覆于玉米地或棉花地上。人们努力为不断增多的死者提供坟墓，这使得里士满与亚特兰大等城镇的既有公墓变得尸满为患，继而超出负荷。
内战中估计有150万匹马与骡遇难内战中估计有150万匹马与骡遇难，这是其中一匹。素描，阿尔弗雷德·R.沃德绘。国会图书馆。
在经历了三天战斗后，葛底斯堡面对着处理7000名阵亡者与3000匹死马的难题。李正在迅速南撤，联邦部队控制着战场。对于没有足够人手的联邦部队来说，埋葬这么多尸体的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出于同情心，也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平民也帮着掩埋尸体。50名南部邦联人躺在乔治·罗斯的田地里；79名北卡罗来纳州人在约翰·福尼的农场上呈一条完美的直线阵亡；寡妇莱斯特在其前院中发现了15匹死马；约瑟夫·舍菲那被用作战地医院的牲口棚被烧成一片废墟，在瓦砾中，“蜷曲发黑的四肢、头颅以及身体的其他部分”清晰可见。[28]
在弗吉尼亚州进行的战役，没有哪场在伤亡人数上能赶得上葛底斯堡战役。然而，华盛顿—里士满走廊上的战火绵延了数年而非数天。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战争的景象似乎是永恒的。1862年的半岛战役迫使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扩大墓园，来为那些在周边战役以及在该城诸多军事医院死去的士兵提供坟墓。有时，好莱坞公墓的埋葬压力如此之大，以致多达200具尸体等待着下葬。约瑟夫·沃克牧师解释了他如何既高效地处理尸体，又体现出对他们的尊重：“我们一般为从相毗邻的坟墓中挖出的几具尸体举行集体葬礼，我们的葬礼形式视死者人数而定；或者，我们会为尚未下葬的棺材举行一个集体葬礼。”参观公墓的陌生人常常加入到这些仪式之中，为那些死于遥远异乡的人充当哀悼者，为弗吉尼亚州与更广阔的南部社会悼念他们的生命与牺牲。[29]
哀悼者与罹难者没有任何直接的亲情或友情纽带。这种非私人关系的出现，是人们对战争大屠杀之理解的一项重要发展。正被埋葬的士兵不只属于他们的朋友或亲戚；他们的死去不只是他们自己家庭成员的减少；这些人不只是个体的自我。在好莱坞那样的葬礼之中，阵亡者被转变为南部邦联的一个虚构社会，成为了一个在其中个人姓名与身份不再必要的集体。这些人如今是南部邦联死难者的一部分，是一个由牺牲者组成的影子国家。人们纪念这些死难者，召唤这些死难者，与其说是为了纪念他们个人，不如说是为了赞扬在他们死后努力存活下来的国家与社会之目标。这些士兵无法再在军事上贡献力量，但他们却能为战争及其损失提供意义，以发挥重要的政治与文化作用。[30]
一名南部邦联士兵由陌生人下葬的事例，起初在内战期间的南部，继而在内战后南部邦联记忆的延续中，几乎具有了圣像画的意义。由弗吉尼亚人威廉·D.华盛顿（William D. Washington）于1864创作的油画《拉塔内的葬礼》（The Burials of Latané），描绘了一位年轻中尉的葬礼。在1862年，J.E.B.斯图尔特（J. E. B. Stuart）在半岛战役中率骑兵传奇般地迂回到了麦克莱伦部队的后方，威廉·拉塔内便是这次远征中唯一的遇难士兵。他的遗体被留在了敌方阵营中，处于联邦部队包围下的南部平民之中。奴隶们为他制造了棺材、挖掘了坟墓，弗吉尼亚州的一位白人主妇为他朗读了祭文。参加这场葬礼的妇女在社会上都地位显赫，这一故事也在附近的里士满广为人知。《南部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的前任编辑、诗人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用大活页诗歌的形式纪念了这一事件。他赞美那些：
陌生人，却也是姊妹，她们携带着圣母玛利亚的爱坐在开放的坟墓前，仰天哭泣。
·····················
轻轻地，她们将他埋在泥土之下
为他留下了他的名誉，他的国家，还有他的上帝。[31]
1864年，画家华盛顿决定把这件事画下来，他于是找来一些里士
《拉塔内的葬礼》。威廉·D.华盛《拉塔内的葬礼》。威廉·D.华盛顿绘，1864年。约翰逊收藏。
满妇女充当模特。在完成后，这幅画首先被挂在他的里士满小画室中。在画室中，这幅画吸引了“蜂拥而至的参观者”，他们希望看到这一对基督教与南部邦联之牺牲的描绘。众多参观者的压力很快迫使这幅画被转移到南部邦联国会大厦的大厅之中。在国会大厦，一个圆桶被置于这幅画下，为南部邦联事业募捐。在内战结束后，华盛顿请人将该画制成了雕版。创刊于1871年、旨在珍藏南部邦联记忆的《南部杂志》（Southern Magazine），在一次促销活动中将这幅画的雕版画广泛印发。用历史学者弗兰克·范迪维尔（Frank Vandiver）的话来说，这些印刷品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幅画也因而成为了19世纪末南部白人家庭的标准装饰品。[32]
这幅创作于战争期间的油画承担起了重要的文化职责。它描绘了一幅南部邦联的《圣母怜子图》（pietà），继而将南部的战争死难者同基督教传统及圣像画艺术连接了起来。华盛顿所描绘的那些埋葬南部邦联英雄的黑奴与白人妇女，表明这位画家试图将拉塔内之死，同一个远超出那些同他并肩作战的白人男子的更广阔社会联系起来，以此来为拉塔内的死赋予更广阔的涵义。到了1864年，无论南部邦联还是奴隶制都在解体，这使华盛顿对后方团结与军事荣耀的描绘显得既虚幻又寓意深刻。这幅画试图定义、颂扬南部邦联民族主义，并将士兵尸体视作这一国家的来源与存在意义。
埋葬拉塔内的妇女们发现，她们被一场侵略她们家乡与社会的战争卷入了关于死亡的工作。其他平民则是自发参与其中。他们成百上千地不远万里赶来，决心不让他们的亲人遭受痛苦并死于陌生人中间。许多中等收入家庭涌入战场，为的是找回亲人尸体，并将他们装入棺材运回故乡。战场是令人惊愕与恐惧的地方。尽管如此，一旦战斗停止，战场上便立马挤满了平民，除了寻找亲人者，还有试图洗劫死者的拾荒者、棺材制造商与尸体防腐从业者，以及希望体验“战斗场面之庄严”或只是——如一名对此深感厌恶的士兵所言——“满足他们病态好奇心”的成群参观者。一名刚被截去一只腿、痛苦地躺在安蒂特姆一家战地医院的马萨诸塞州士兵，显然憎恶这些伸着长脖子的看客。“人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只是盯着我们看，而不去做任何事。”他抱怨道。[33]
“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主“马里兰州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场主参观安蒂特姆，而部队此时正在埋葬死难者并将伤员抬出战场”。来自F.H.谢尔（F. H. Schell）的一幅素描。《弗兰克·莱斯利画报》，1862年10月18日。
但大多数平民似乎是急切地想要找到亲人，并对他们进行照料。正如我们所见，远离亲属的死亡尤其会颠覆19世纪对“善终”的根本理解，亦即那些同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家与家庭生活的重视紧密相关的预设。此外，北方与南方伤亡报告方式的缺陷，也使平民希望获得亲人的尸体，以确定他们亲人的确是死了而不是被错认为死亡。一位南卡罗来纳州妇女极其悲痛地向她姐姐写信道：“噢！玛格，你不知道基茨的离世让我多么难过。我满脑子都是这件事……他们有否开棺检查？
你们似乎都该确认一下里面的人到底是不是他，以及他是怎样被装进去的。”[34]
在战争初期，当人们仍认为死难者不会太多之时，有几个北方州声称，他们决心将每位阵亡士兵带回故乡。迟至1863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格雷格·柯廷（Andrew Gregg Curtin）还宣布，应死者家属要求，州政府将支付把葛底斯堡战役士兵遗体转移到州内其他地方安葬的费用；北方其他几个州也派遣了政府代表，帮助平民运走他们逝去的亲人。作为对战争初期死亡的回应，一些部队的士兵加入到将死难者遗体运给亲人的非正式行动之中。在1861年11月，联邦的一个团“投票决定……筹集足够资金，将每位死难者遗体运回故乡”；在1862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士兵给父母写信说道，他与战友捐了140元钱，来为他们旅的两名遇难士兵做尸体防腐处理，并将他们运回故乡。[35]
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不久便使这种普遍的想法无法实现。然而，许多由州政府资助的志愿组织——例如宾夕法尼亚州事务处、路易斯安那州士兵救济协会、南卡罗来纳州中央协会与新英格兰士兵救济协会——仍继续帮助个体平民将其亲人尸体运回故乡。例如在1863年的晚些时候，宾夕法尼亚州事务处的记录簿便记有垫付给艾丽斯·沃茨的资金，这笔资金将帮助她与她的丈夫——宾夕法尼亚州志愿兵第24团的“已故列兵，托马斯·沃茨”——回到家乡。市镇政府有时也为绝望的居民提供这种援助。[36]
在北方，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与战事日趋激烈，在埋葬与处理死者问题上，卫生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也日益重要。这一庞大的慈善组织，及其由数千志愿者与数百雇佣员工所组成的网络，努力为士兵提供所需的军需品与帮助。有时，卫生委员会在战地的一些工作人员承担起了维护医院墓园与保存死者登记簿的职责；其他人则在战斗结束后安排为死者下葬；还有一些人帮助死者家属寻找亲人，并安排将他们运回故乡。[37]
例如，内战最后的一年半中，在西线的血腥战役结束后，查塔努加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便同他们在北方城市的同僚一道，将联邦士兵的遗骸运回故乡。M.C.里德负责安排尸体挖掘、尸体防腐、金属棺材与运送费，最后在死者上路后给其亲人拍去电报。“R.罗宾斯少校的遗体今日北去。”他于1864年6月16日所拍的电报这样写道。家人通常会在北方的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处预存一些钱，用来支付将来寻找亲人与将他们运回的预期开销，以避免将钱汇往前线的困难。[38]
在1864年的六个月间，卫生委员会的查塔努加办事处处理了34个尸体挖掘请求。这些尸体主要——尽管并非完全——是军官的。在这年10月，卫生委员会在克利夫兰的一名员工玛丽·布雷顿写信寻找一名叫作亨利·迪博尔特的士兵。这名士兵属于俄亥俄州第27团A连，5月28日在佐治亚州的达拉斯阵亡。“他的坟墓距达拉斯约1.5英里，位于公墓旁，用墓板做了适当标记，”她解释道,“最好是金属棺材。尽快送来。”伊利诺伊州士兵乔治·穆尔的家人有着更具体的个人要求：“让殡葬师剪下他的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卫生委员会员工写道,“不要盖住他的脸，在遗体运出后通知我们。”[39]
在部队转移战场的时候，卫生委员会工作人员常常会为营地墓园做记录，以便人们在未来某个时候能够找回死难者遗体。当1864年5月联邦部队从弗吉尼亚州贝尔普莱恩进行“基地转移”时，奥林奇·贾德（Orange Judd）搜集了此处详细的埋葬信息，并将它们汇集成一幅详尽的地图。这里的坟墓都标识以用薄脆饼干盒制成的墓板，墓板上用铅笔刻写了墓主姓名。但贾德担心，这些名字可能会轻易“被暴风雨或被敌人”——如果此地易手的话——“抹去”。他希望，他的努力将“使死者的朋友们能够找到图上标出的尸体”。他为26座坟墓绘制了草图，大多数都附以墓主姓名及所在团。尽管6具尸体的身份仍未甄别出来，但他提供了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描述：“大约23岁；黑发，面容机智，葬于5月15日。”在附近的罗亚尔港，另一座公墓的卫生委员会记录簿为23座坟墓绘制了地图，上面囊括了埋有一些士兵的三小块土地——在被救护车送来时，这些士兵的“口袋被洗劫一空，关于他们的所有记录都不见了”。躺在战场上时，他们不仅被抢走了财产，而且还被掠去了自己的身份。委员会工作人员报告说，联邦部队从周边地区撤离的日期日益临近，因此“坟墓被交由一位住在墓地南边的有色人乔治·史密斯保护，他将尽他所能对这些坟墓进行妥善管理”。[40]
然而，受资源所限，卫生委员会也只能做这么多了。大多数丧亲者被迫依靠他们自己，以及由尸体防腐从业者、殡葬从业者与个体“工作人员”组成的新兴网络。他们跟随部队找活儿干，通过帮助那些不知该如何找到或取回死去的丈夫、兄弟与儿子的悲伤亲人来获取利润。殡葬从业者W.R.科尼利厄斯经常同田纳西州的卫生委员会合作，不过他也直接向死者家人提供服务。他宣称说，他“有几天成车成车地运走了上校们、少校们、上尉们与列兵们”，将他们运往联邦抑或南部邦联。有时，家人会请朋友们代为寻找失踪亲人并安排将他们运回；有时，他们也会自己出发——在到达战场时，他们常常不确定自己是来照顾一个受伤的人，还是来将他的尸体运回故乡。[41]
1863年3月，一收到儿子纳撒尼尔负伤的电报，亨利·鲍迪奇（Henry Bowditch）便立即乘火车离开波士顿。“生命垂危。立即赶来。”纳撒尼尔的一位堂弟兼战友在电报中说道。“当初次听到这一可怕消息时，我心如刀绞。”这位父亲写道。但在旅途中，鲍迪奇心生了一丝希望，“买了些书和报纸，意在给受伤的儿子带来些快乐”。然而当他踏上华盛顿的火车站月台时，一位前去接他的朋友给他带来了纳撒尼尔的死讯。鲍迪奇，这位前一年秋天曾志愿在弗吉尼亚州提供医疗服务的杰出医生，被用火车与马车送往了马萨诸塞州骑兵第1团的营地。在那里，鲍迪奇与他死去的儿子重逢了。与纳特[60]同为军官的战友给鲍迪
奇讲了一些“美好的事情”，包括纳特在死时所表现出的勇气，以及他所表达的信仰与希望。这些使鲍迪奇获得了一些安慰。但他仍发现，纳特之死几乎使自己瘫痪。“我不知该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给妻子写道，“我似乎被这个消息震惊得目瞪口呆。”纳撒尼尔·鲍迪奇那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最终被运回故乡，并被葬于坎布里奇的奥本山公墓之中；在那里，纳特的坟墓上竖立着他手握军刀的石像。[42]
当试图取回并纪念他们的死者时，甚至那些有特权有地位的人也面对着挑战。亨利·鲍迪奇已为联邦部队救护车之匮乏、伤员无法得到更多一般服务而感到痛苦。如今，在自己儿子的死亡中，他看到了这种制度缺乏的直接后果——他的儿子曾躺在战场上无人照料。他承认，他的儿子之死对他产生了“更大的道德影响”，激励着他致力于自己的事业。在1863年秋印行的一本小册子中，他坚称国家对其士兵负有责任：“如果说天下任何政府都应如父亲般慈爱，那么，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美利坚合众国当局也当然应该如此——事实上，它的权力也的确全部来自人民。在行使权力时，它应满怀对士兵的慈悲。”鲍迪奇的论证不仅促使一个全面的救护车系统在后一年建立起来，并阐明了一个不仅适用于伤者，而且适用于死者的责任逻辑。[43]
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斯坦利·阿博特胸部负伤。接到哥哥负伤的电报后，斯坦利的弟弟便在同鲍迪奇非常相似的情况下离开了家乡。虽然电报坚称“医生说并不致命”，但阿博特仍在第二天死去了。他的弟弟到的还算及时，因而能轻易找到他的坟墓。然而想要得到一个棺材却要难得多，因为数千名父母、妻子与兄弟姐妹也同样在寻找棺材。五天后，他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棺材，并将哥哥运回了家乡。在葛底斯堡战役后，有约1500名北方士兵由私人通过快运送回了故乡，阿博特的哥哥便是其中一员。考虑到“公众的……健康”，联邦指挥官最终被迫禁止在8、9月的炎炎夏日挖掘尸体。[44]
南部邦联军官的尸体，通常由陪同他们服兵役的奴隶找回并护送回故乡。1863年，超过6000名黑人随同李的军队进入宾夕法尼亚州。
从南部带了两个奴隶来的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Edward Porter Alexander）上校描述了战斗结束时的场景：“黑鬼仆人寻找主人成为了那晚的独特景象。”伊莱贾是艾萨克·埃弗里（Isaac Avery）上校的财产，他决心要将主人的遗体带回北卡罗来纳州。但在李撤退的混乱之中，他虽竭尽全力，却只能将主人的遗体带到马里兰州，并将它埋葬在那里。属于詹姆斯·约翰斯顿·佩蒂格鲁将军的彼得与属于威廉·多尔西·彭德（William Dorsey Pender）将军的乔则更为顺利。在主人阵亡于葛底斯堡之后，他们陪同主人的遗骸回到了故乡。[45]
亚当斯快运公司以及它在南部邦联的对应公司——南部快运，在这场战争中生意兴隆。它们仔细详尽地制定了安全卫生运送尸体的规章制度。在内战初期，许多尸体都是装在木棺材中被运回家乡的。但天气与延误所导致的情形，促使亚当斯快运公司采用金属棺材。在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有几十个前来兜售寻找与运输尸体服务的企业家涌入这座小镇，约瑟夫·杰弗里斯便是其中一个。他为他那“保证密闭”的“金属棺材”做广告，声称它不仅符合运输要求，而且可以被置于“客厅之中，而不必担心有一丝臭味从中溜出”。一口运送马萨诸塞州R.G.古德温上尉的“用布包裹、用锌封里的棺材”，在1862年值50美元。即便对于一个家境较为殷实的人而言，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无怪一名运尸代理——或许还有更多——继续被供以木制棺材。这位代理因此建造了一座小墓园，用来埋葬他无法运送的尸体。在一个工作尤其繁重的星期，他在此埋葬了四十多人。在内战结束时，这些尸体最终被挖出并被运还给了他们的亲人。[46]
在安蒂特姆战役中，纽约州人鲍恩·穆恩的姐夫威廉·索尔兹伯里遇难。前去寻找姐夫的穆恩不愿屈服于铁路公司的尸体运送条例。来自索尔兹伯里所在团的一名士兵描述了他那死去战友坟墓的周边情况，穆恩于是便设法从当地几位木匠的其中一位手中买到一口木制棺材——此时，这些木匠正在热火朝天地填补那突如其来的巨大需求。
穆恩雇用了当地的一位农夫帮他挖掘尸体。尽管索尔兹伯里同另两个人共用一座坟墓，也尽管战斗已经结束了两周，穆恩仍能毫不费力地将他的姐夫认出。但铁路公司拒绝运送索尔兹伯里，坚称他们“不运送已开始腐烂的尸体”。这使穆恩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挫折。穆恩于是将棺材密封得严严实实，并贿赂了掌管行李的经理，最终成功地将索尔兹伯里的遗骸带回了故乡。[47]
在内战前，一些美国人曾尝试使用将尸体置于冰块上的棺材来保存尸体。在内战中，亲人们试图将越来越多的战争死难者带回故乡埋葬，这种新发明也因而变得越来越精密复杂。例如，斯汤顿运输公司便向1863年7、8月涌入葛底斯堡的平民发放传单，向他们允诺，它的新“运输箱使尸体保持在一个自然状态，且无论怎样风吹雨打，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无论时间如何漫长，尸体的状态都如刚被放进去时一样”。这个箱子“如此设计，是为了使死者脸部露出来，以供人们瞻仰”。这个大活页广告还保证：“死者就好像在到达故乡当天死去一样。”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它的构造使它成为一个便携式冰箱”。J.B.斯汤顿还向死者家属提供其他各式各样的服务：普通棺材、“尸体挖掘工、已经调查过整个战场的向导”，以及“除臭剂与部队的消毒师”。[48]
但即便是斯汤顿运输箱精密复杂的冷藏装置，也无法同由尸体防腐术传播所带来的尸体保存技术的进步相媲美。在19世纪头几十年，欧洲人发明了化学防腐程序。在内战前的几年中，美国人开始采用化学防腐程序，并为之申请了专利，使尸体防腐技术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在19世纪50年代，尸体防腐术的主要用途不是处理待葬遗体，而是保存解剖学与病理学研究中用于解剖的尸体。正是在内战期间，尸体防腐术才第一次得到了更广泛地应用。这不仅改变了处理尸体的方式，而且还建立了一套程序，为殡葬业的出现与殡葬从业者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斯汤顿运输公司。“运斯汤顿运输公司。“运送死者！”的广告传单。费城图书馆公司。
然而，人们所关切的不单纯是些现实问题，如怎样防止尸体腐烂以便将他们运回故乡，美国人更不想忍受战争所造成的同故去亲人史无前例的分离。家人们试图使死去亲人看起来像活着一样，不只是为了确认他们的身份，更是为了向他们道别。战争造成了对“善终”原则的威胁，而尸体防腐术则为亲人们提供了至少战胜部分威胁的方法。看到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处于一种像是睡着了的安息状态，这是对抗死亡之恐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对抗其现实——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模糊生死界限的方法。尸体，至少那些未在战斗中丧失肢体的尸体，可以看起来像是活着一般，可以看起来像是要在新的生命中苏醒一般。[49]
在内战的早些时候，人们运用尸体防腐术保存了罹难的联邦上校埃尔默·埃尔斯沃思（Elmer Ellsworth）的尸体，尸体防腐术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埃尔斯沃思曾是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助理。在内战中，他被南部邦联支持者杀害于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德里亚。在这个伤亡还尚不普遍的时候，媒体详细报道了他的死亡的方方面面——从他的英勇献身到白宫中的隆重纪念，再到他那宛若活着一般的尸体。为他做防腐处理的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成为了内战中最有名的尸体防腐从业者。他在华盛顿成立了从事尸体防腐的机构，以每人100美元的价格为超过4000名士兵做了防腐处理。这场战争使他成为了一个富有的人。[50]
无论联邦还是南部邦联，通常都不为死去的普通士兵提供防腐服务。军医有时会为在军队医院中死去的杰出个人提供这种服务；由联邦政府签约雇请来帮助处理死难者的殡葬业者，也可能在向悲伤的家人或战友收取一定费用后，为其死者遗体做防腐处理。本着仁慈家长的精神，联邦军官有时会对罹难的下手的遗体进行特殊关照。例如，一名上尉便给波托马克军一个医院的一名护士留下指示：“致法尔茅斯基地的尸体防腐从业者：请你为我连队的列兵伊莱贾·克利福德的尸体做防腐处理。好好做，做完了就给我个信儿，我会立即付钱给你。我不希望你用很贵的方式进行防腐处理，但要好好做，因为我将把他送往费城。”对于一个列兵而言，能“享受”到“好好做”似乎已经很不错了。[51]
在南部邦联，尸体防腐处理要比在北方罕见得多。这无疑是因为，被联邦军攻入的南部不得不将精力更直接地集中于生存问题，而非细致地处理死者。但这场战争自始至终，尸体防腐从业者都在里士满的报刊上为自己的服务做着广告。他们声称愿意为死者做“消毒处理”，并将潜在顾客指引到他们在最近战役的战场上设立的战地办事处。威廉·麦克卢尔博士这样允诺那些“远方的人”：“死者的尸体”将被“挖出、消毒，并”从“南部邦联的任何地方运回家乡”。虽然直至20世纪南部殡葬业都远不如北部发达，其尸体防腐也不如北部广泛，但在1862年，南部历史最为悠久的殡仪馆——弗吉尼亚州林奇堡的D.A.迪乌吉德父子殡仪馆（D. A. Diuguid and Sons）——仍为1251名联邦和南部邦联士兵做了防腐处理，并将它们运回了故乡。[52]
马里兰州黑格斯敦殡葬业者刘易斯·厄恩迪的商业名片马里兰州黑格斯敦殡葬业者刘易斯·厄恩迪的商业名片。费城图书馆公司。
弗吉尼亚州的战场为北方和南方的殡葬业者都带来了兴隆的生意，首都华盛顿也在其1863年的《城市人名地址录》中加入了三名尸体防腐从业者的信息。住在宾夕法尼亚街451号的F.A.赫顿博士用了地址录的一整页为他的服务打广告。“经由我们做过防腐处理的尸体从不变黑！而是保存着他们自然的肤色与面容……以一种熟睡的面容供人瞻仰。”尸体防腐术能够将死亡转化为沉睡。像麦克卢尔一样，赫顿誓言要“尤其关注于找回那些在战场上阵亡的士兵尸体”。尸体防腐从业者既为自己做广告，也像托马斯·霍姆斯在华盛顿中心区、乔治敦与亚历山德里亚的殡葬业者在经营场所中所做的那样，通过展示已处理好的尸体——它们通常是从战场上找来的无名氏——来做广告。幸好，通过现存记录来看，还没有哪位母亲或妻子意外碰见正被某经营场所橱窗展示的死难亲人。[53]
尽管尸体防腐术越来越受到欢迎，但它却招致了人们的矛盾看法与怀疑。尸体防腐从业者常被指责进行敲诈勒索或行为可疑；此外，他们同死者的亲密接触也令人不安。一位北方记者带有揭露性质地描述了他同一位尸体防腐从业者的接触。当时正处于1862年半岛战役期间，这位从业者尾随着联邦部队朝里士满进发。“他是一个平静严肃的人，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站在赤裸的……尸体旁，他让我联想到了贪得无厌的秃鹰……他的器具与橡皮管像人的心肺一样搏动，从颈部将接受防腐处理的尸体抽干……‘教授，你若是能让他活过来那该多好啊。’站在旁边的一个军官说道。从业者那干枯的皮肤上突然出现了惨白的皱纹。他露齿而笑，活像一具尸体一样：‘啊！’他说道，‘那么就有钱可挣了。’”公众对尸体防腐从业者的不适，主要同这一金钱问题与他们业务所代表的令人不安的死人商品化有关。一位北方报人表达了他对内战中新兴死亡市场的沮丧。他报道了自己同一位野心勃勃但也开诚布公的尸体防腐从业者的对话——不过有人或许会怀疑，这至少部分是杜撰出来的：“‘我很乐意处理列兵。他们每个5美元。但是，愿主赐福与你们，一个上校出价100美元，一个准将出价200美元。这种人我手头已有很多了，我已经不再处理少校以下的士兵。’他补充道：‘我可以大发善心处理一个上尉，但他必须要付少校的价。我坚持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会每天都发生。一个世纪内不会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了。’”似乎在任何意义上说，“大赚一笔”[61]都是手头要紧的工作。[54]
“正在处理士兵遗体的尸体防腐医生“正在处理士兵遗体的尸体防腐医生”。国会图书馆。
来自阵亡士兵家属的悲愤抗议淹没了美国军队。他们相信，在战
场旁营业的尸体防腐从业者欺骗了他们。1864年，一位身处弗吉尼亚州锡蒂波因特的军官向詹姆斯·A.哈迪督察抗议道：“我几乎周周接到针对这个或那个尸体防腐从业者的抱怨……（军队的）医疗部将他们基本视作十足的讨厌鬼……他们在这儿所做的一切都是虚伪的、欺诈的、勒索的。”在1863年的一个案子里，华盛顿的“尸体防腐从业者”赫顿与威廉斯公司被送上了被告席。赫顿锒铛入狱，其公司记录也被查获。控诉方声称，这两个人经常未经死者家属允许便私自找回士兵尸体，并为其做防腐处理，继而向悲伤的亲人索要付款；此外，他们还威胁死者亲人，如果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就将挖掘尸体或拒绝将其返还。
1864年秋，纽约州人蒂莫西·德怀特向陆军部长斯坦顿表达了对华盛顿一位著名尸体防腐从业者理查德·伯尔博士的不满。德怀特声称，在自己因“失去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而悲伤痛苦之际，理查德却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在陆军宪兵面前，伯尔为自己索要的100美元进行了辩护。他指出，自己的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将尸体从敌人步哨附近取回，并在枪林弹雨中走了几百码路才将它运回。他继而“用我的防腐液与木炭”为尸体消毒，并将其置于一个锌制棺材之中，密封，然后将它运回。他坚持认为，这些显然可以证明他的要价之正当。1865年1月9日，在接到大量投诉后，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宣布撤销所有尸体防腐从业者的许可证，并命令他们撤到战场以外。然而，尽管人们对尸体防腐极其不安，也尽管存在着对其从业者的广泛敌意，那分离死者与他们亲人的遥远距离，仍促使尸体防腐业继续存在。[55]
为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是昂贵的。冰柜同样如此，前往战场找回亲人的旅途亦然。富有的美国人拥有着他们的穷兄弟姐妹所没有的可用来应对和抵抗死亡的资源。在内战的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别待遇几乎都被视作理所当然。但是，因为联邦政府承担起了对战争死难者的新责任，这种差别待遇开始遭到挑战。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赋权总统购置土地，“并将其安全地围起来，用来当作埋葬为国捐躯士兵的国家公墓”，以此来解决愈来愈多的尸体所带来的后勤问题。陆军部没有拨款或制定正式政策来实施这一立法行动，而是根据紧急情况的需要建立了一些公墓——主要位于医院附近，那里有着许多需要埋葬的死难者。但在这一法令条文的指导下，五座与其他公墓相比特点迥异的公墓在内战中建成。这些公墓埋葬着某一场特定战役的死难者，通常建于激战的间歇。这些公墓的其中三座（查塔努加国家公墓、斯通
“邦内尔大夫在战地的尸体防腐机构“邦内尔大夫在战地的尸体防腐机构（詹姆斯军团）”。国会图书馆。
斯河国家公墓与诺克斯维尔国家公墓）由联邦将军建立；另外两座（安蒂特姆国家公墓与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由有其公民参与战斗的北方州合作建成。建立这五座公墓的每一座之努力，都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处理死者的需要。这些公墓旨在缅怀战争死难者，旨在纪念国家的阵亡英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尤其重要的转折点。那场血腥战役巨大的死亡数字显然是促成其建立的重要因素，但以下的事实也并非不重要：发生这场大屠杀的北方，发生这场大屠杀的葛底斯堡小镇，尚未有机会适应那已折磨了弗吉尼亚州两年的连绵战火所带来的恐怖。葛底斯堡战役将死者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北方平民面前——战斗结束后，他们大量涌入这一宾夕法尼亚小镇。或许更为关键的事实是，北方拥有那窘困的南方所没有的资源，来应对这种惨状。[56]
建立葛底斯堡公墓的推动力，源于战役结束几周后州政府代表的一个会议。在那些有其公民在这场战役中死去的北方州的资助下，葛底斯堡的一名律师戴维斯·威利斯安排购置了一块与既已存在的一座墓园毗连的17英亩土地。在10月份，政府同承包方签订合同，后者以每具尸体1.59美元的价格将联邦士兵埋葬在这一新墓地中。11月，林肯前往葛底斯堡，参加这个新的士兵国家公墓的落成典礼。这一公墓以及那场被历史学者加里·威利斯（Garry Wills）认为“重塑了美国”的演说，标志着死者在公众生活中重获重要意义的开端。或许公墓布局本身便可解释这一转变背后的力量。葛底斯堡公墓如此布局，为的是使每个坟墓都同等重要。同林肯的演说一样，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的设计确认了无论军阶、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每位阵亡士兵都是平等的这一理念。这一理念远离了在处理战争死难者时普遍存在的因军阶与社会地位不同而差别对待的做法，甚至也同这一年晚些时候所建立的查塔努加公墓的政策不甚相同。[57]
葛底斯堡公墓的建立，标志着这个国家在面对内战大屠杀时所产生的对待死者的态度与政策的重大转变。H.克莱·特朗布尔（H. Clay Trumbull）牧师曾论述了战争之需要所强授给南北美国人的“新课”——先前他们可能会认为不可思议的处理死者的方法，他们不仅容忍了，而且还将之付诸了实践。这些行为将人当作动物处理，因而使死难者蒙受屈辱；它们也使生者变得微不足道——生者们发现，自己正抛弃着那些有助于定义其本质自我的义务与原则。在内战埋葬的恐怖中，人们开始进行各种努力——甚至是在战斗之中——来抵制这些有害转变，来建立其他种类的“课程”，并使它们成为这个国家的战争经历之产物。内战时期的美国人努力以各种方式改变死亡。这些方式既包括通过尸体防腐术来保存死者的尸体，也包括后来通过建立国家公墓系统、实施战后大规模重葬工程来改变为死者下葬的环境与条件——在北方，联邦政府资助了重葬工程；在南方，私人自发行动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只不过规模要比北方小得多。[58]
联邦政府对这些事务的职责，在葛底斯堡公墓落成仪式上首次极为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些职责重新确立了死者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关照死者及其死亡如今属于这个国家的职责，而不再只是他们的亲人的职责。这些人为了国家能够存续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尸体——或如《哈珀新月刊》所言——他们“自我”与“留存的身份”的贮藏处，理应得到这个国家的赞扬与呵护。同生者一样，死者也在向一个——如亨利·鲍迪奇在呼吁建立全面的救护车系统时所宣称的——“一切权利源于人民”的政府提出要求。[59]
然而，这些士兵的自我与身份也是同他们的姓名分不开的。将内战死难者体面埋葬的工程所需要的不只是掩埋。寻找失踪者与为数万“无名氏”寻回姓名的工作，将被证明是这场战争最艰巨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