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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解释：“我们对死者的责任”
第七章
解释[64]：“我们对死者的责任”
如此将国家力量与资源奉献于一个态度，这个世界前所未有。
埃德蒙·B.惠特曼
1865年7月，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过去3个多月之后，霍勒斯·布什内尔在耶鲁校友会年度聚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布什内尔被要求赞颂那些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耶鲁毕业生，但他坚称，自己无法，也不应该将校友同内战中大量死难者分开。他谈论了联邦的全部死难者，呼吁这个国家承认它对死者欠下的债。布什内尔的演说《我们对死者的责任》试图说明，战争的意义同它的生命代价无法分离。事实上，他代表那些在四年内战中付出最终代价的人，向这个再次统一的国家提出了一份账单。布什内尔以一种商业损益的语言，以一种关于盈利、购买、付款与亏欠的语言，号召美国人承担起对死者的责任，要求美国人为数十万逝去的生命赋予意义，让他们的鲜血与苦难不白付出。[1]
在南部投降后的数月内，布什内尔远非唯一提及并赞美死者的人。例如就在布什内尔耶鲁演讲的几天前，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曾站在哈佛毕业生的一个相似集会前，朗诵一首长达400多行的颂诗，来纪念那些罹难的哈佛学生。20世纪的小说家与评论家理查德·马里厄斯（Richard Marius）曾写道：“在坎布里奇的炎热夏日，这首凄怆的诗，几乎和战斗本身同样令人痛苦。”洛厄尔的颂诗浪漫、伤感、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它为北部的胜利欢呼，并为缺席毕业生集会的那些人哀悼。“在这些勇敢的行列中，我只看到了空缺，/我想起了那些被沉默泥草包裹着的亲爱的人儿，/对于曾为之献身的胜利，他们如今却茫然不知。”但洛厄尔向“神圣死难者”的崇高致敬，却同布什内尔那注重实际的看法——生者对死者担负着具体责任——形成鲜明对照。布什内尔的演说迎合了人们的普遍愿望：将对死者的纪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并处理有关死者的持久问题。[2]
这场战争的杀戮工作结束了，但处理死者的需要仍然存在。许多士兵仍未被埋葬，他们的尸骨遍布南部战场；还有一些被匆忙埋在了阵亡处，远离亲人与故乡；数十万人的身份仍未被确认，他们的死亡无人解释。战斗的结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以战时不可能的方式关照死者的机会。信息可以在南北之间自由流动了；军官们有机会去扩充、详察不完整的伤亡记录；遍布战败的南部邦联的尸体可以被找到，并被确认身份；人们可以去纪念死者，而不侵占生者的紧迫需求。
克拉拉·巴顿热切地利用了这些新可能。对于她来说，人们在战争时期的需要，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们在和平时期的要求。她照料伤员的工作，总是包含为她所照料士兵的家人提供关于他们的信息。而在战争结束后，她似乎收到了更多寻找丈夫和儿子的信件。巴顿对那些“在我们土地上遭受痛苦的人”抱有深切的同情——这些人“在日复一日的等待、担忧、期盼和关注中，渴望获得哪怕一丁点儿有关死去亲人的音讯”。她因而决心要找到办法，来解除她所描绘的这些寻求帮助者的“强烈焦虑……这种焦虑常常升级为几近疯狂的状态”。[3]
1865年春，巴顿在“美国军队失踪之友”组织内建立了“通讯办公室”，以此作为一个信息交换所。她绕开了混乱的联邦官僚机构，直接向士兵们征询他们阵亡或幸存战友的信息。她将那些寻找亲人者所呈交的姓名印刷公布出来，希望这样能征集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在一份印刷名单的顶部，巴顿解释道：“我吁请您将您所能回忆起的或确切知道的关于这些人命运的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曾是您在行军、放哨与突袭时的战友，或是您在战场、医院与监狱中的伙伴；他们阵亡了，而或许只有您知道他们的死亡事实与方式。”在告示发布后的几天内，巴顿便收到了数百封信。不久之后，数千封信件像潮水一样涌入这间位于华盛顿第7大街和E大街交口的小屋——小屋外面的指示牌写着，“失踪士兵办公室”。在遇刺前，林肯曾支持过巴顿的努力；在巴顿的不断要求下，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同意为她散发名单提供资助。截至6月中旬，她已公布了20000位士兵的姓名。截至1868年她最终关闭“通讯办公室”时，据她报告，“通讯办公室”已收到并答复了68182封信件，并获得了关于22000位失踪士兵的信息。[4]
对军方来说，战争的结束使他们能够系统地评估损失，而战争不断的压力曾使他们无法这样做。1865年7月，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下令，每位联邦指挥官应提交一份关于“一切在战争期间登记过的士兵安葬”情况的报告。在随后六年，军官在执行梅格斯的命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记录。梅格斯依据这些记录印制成了共27册、装订为八大卷的《荣誉簿》（Roll of Honor），也即“为保卫美利坚联邦而献身的士兵”的姓名与埋葬地名单。但是战时记录仅列出了101736个登记在册的坟墓，尚不及估算的联邦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很明显，数十万北方士兵尚长眠在未被记录的地方。他们的遗骸无人收集，甚至也没有标记；他们的死亡既不在军事记录内，也不为他们亲人所知。[5]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官方对待死者的政策变化很慢。但采取及时行动来处理死者似乎迫在眉睫，这既是出于给予死者体面安葬的考虑，又是一种权宜之计。尸体在被适当埋葬之前耽搁时间愈久，它们便愈容易成为掠夺与捕食的对象，它们的身份也愈难被辨认出来。根据需要，军事指挥官们会在有机会的时候临时做一些工作。在战时刚开始的坟墓登记工作中，助理军需官詹姆斯·穆尔（James Moore）上尉表现得非常活跃。1865年6月，他奉命前往威尔德内斯与斯波齐尔韦尼亚，“监督为尚未得到埋葬的联邦士兵下葬的工作，并在他们的埋葬处做上标记，以备将来甄别之需”。穆尔发现了数百个没有标记的坟墓，以及超过两年未得到有尊严的埋葬的尸骨。他报告说：“因为暴露在外，他们身份的全部痕迹都被彻底破坏。”炎炎夏日与“腐败物质的难闻气
克拉拉·巴顿克拉拉·巴顿，大约摄于1865年。马修·布雷迪摄。克拉拉·巴顿国家历史遗迹/国家公园管理局。
味”，使他无法继续将全部尸体转移到一个中心地点。但他最终将所有遗体都认真埋葬了——使其“避开了人们的视野”。他估计，在这两个战场上，在他的监督下，1500具遗体得到了埋葬，虽然如此众多的骨头散布战场使他无法进行准确的统计。尚未退伍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从事了这项令人厌恶的工作。穆尔报告说，785块墓板被立在了有主的坟墓上；此外，他还提交了一份他已甄别出的军官与士兵的名单。[6]
一完成这项任务，穆尔便被派往了佐治亚州安德森维尔那座臭名昭著的南部邦联的监狱——如此众多联邦士兵都在那里死去了。安德森维尔监狱的官方名称为“萨姆特战俘营”。从1864年2月战俘营投入使用到内战结束，那里一共囚禁过45000位联邦士兵。监狱条件之恶劣尽人皆知，它不过是由一圈栅栏以及被栅栏包围着的25英亩土地组成。在其中，战俘拥挤地住在一起，没有屋子，也没有足够食物。他们污染了流经战俘营的一条小溪，而这却是他们唯一的饮用水水源。病死与遭受暴力虐待而死的死亡率几近30%。这座监狱的指挥官亨利·沃兹（Henry Wirz）上尉，也因犯了战争罪行而于1865年11月被处以绞刑。[7]
1865年6月底，多伦斯·阿特沃特——安德森维尔监狱原来的一名战俘——同克拉拉·巴顿建立了联系，希望帮助甄别她所公布的名单上的士兵。阿特沃特是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士兵。自打安德森维尔监狱投入使用以来，他便几乎一直被囚禁在那里。在此期间，他被要求负责为每位死者做记录。阿特沃特决心要记录下他所目睹的恐怖，他因此自己也偷偷保存了一份记录。这份清单同已经编号的坟墓相对应，这使人们能够确认众多曾经历过该战俘营那极度恶劣条件的士兵的身份。在得知这一名单存在的消息之后，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Edwin Stanton）批准派遣一个由穆尔上尉领导的考察队，并邀请克拉拉·巴顿参加。1865年7月8日，穆尔、巴顿和40名劳工和工匠，带着7000个“未刻字的墓板”，乘船离开了华盛顿。为了抢风头——巴顿坚称这个考察队是她的主意——穆尔与巴顿很快便开始讨厌甚至憎恶对
“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科尔“1865年4月，弗吉尼亚州科尔德港战场上的一支埋葬队”。詹姆斯·穆尔所领导的联邦重葬工作的一部分。由约翰·里基制作底板；亚历山大·加德纳印制，并加说明文字。国会图书馆。
方。穆尔公开地对巴顿充满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女性不应出现在官方的军事考察队中。据说，他曾在旅途开始时宣称：“他妈的见鬼去吧！有些人就不应该到处活动。她到底想去做什么？”刚一回到华盛顿，巴顿便正式向斯坦顿控告了穆尔的行为。[8]
那曾折磨过战俘的有害环境，也夺去了考察队成员的生命。夏日的酷热几乎是无法忍受的，那里的气温常会超出100华氏度；许多劳工都生病了，包括一位被派去绘制墓板的“刻字工”。后来，他死于了伤寒，如巴顿在日记中所言，成为了“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最后一位殉难者”。尽管如此，这个考察队为13363具遗体做了记录，并成功甄别了其中12912具遗体。所有遗体都被迁葬到有标记的坟墓中。在8月17日，他们的安息处——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落成。在公墓落成典礼上，巴顿荣幸地将星条旗升起。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的旗帜”已有“四个黑暗的春秋”未在这片土地“飘扬”了。[9]
在西部战区，相同的工作也在进行中。1865年6月23日，坎伯兰军分区司令乔治·H.托马斯（George H. Thomas）少将，命令威廉·厄恩肖（William Earnshaw）牧师前去甄别遍布田纳西州默夫里斯伯勒周边的尸体，并将它们重新安葬在石河国家公墓——这个公墓建于1864年，旨在纪念两年前发生在那里的血腥战斗。厄恩肖便开始在周边区域寻找士兵遗骸，并在一个半径近100英里的区域内调查营地与驻防地旧址。
在安德森维尔在安德森维尔，“1865年8月17日，克拉拉·巴顿女士升国旗”。素描，由I.C.肖特尔绘。《哈珀周刊》，1865年10月7日。
在1865年的夏天，联邦政府处理战争死难者的最终意图尚不明确，军官们因而只好依据战场上的形势伺机而行。穆尔起初想将他在弗吉尼亚州战场上找到的全部遗体迁葬到一个中央公墓，但夏天的天气改变了他的计划。他只好集中力量为那些尚暴露在地面，抑或埋得过浅以至于易遭肉猪或恶意破坏者损坏的遗体，提供体面的安葬。虽然穆尔只被命令来处理联邦的死难者，但为了清理尸横遍野的弗吉尼亚州战场，他也埋葬了许多南部邦联人。在西线，厄恩肖开展了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搜寻工作。他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将联邦士兵尸体迁葬到一座既已存在的国家公墓。厄恩肖声称：“找到每位联邦士兵的坟墓，是我们庄严的职责。这些坟墓是我们追击穷寇通往胜利之路的路标。”的确，到了任务完成的时候，他相信，在他所负责的区域内，“仍旧长眠在我们那美丽公墓之外的联邦士兵，不足50人”。[10]
在南部投降后的几年中，对死者承担义务的普遍责任感逐渐形成，最终促成了有力的政策。军事指挥官的单独命令，也缓慢地同立法机构的授权与资助结合起来，共同开创了一项庞大而全面的战后重葬工程，旨在找到分散在南方的每位联邦士兵遗骸，并将他们全部埋葬在一个新的国家公墓系统中。但这却并非政府的最初目标。公众围绕死者所进行的广泛而持久的讨论，逐渐清晰阐明了一系列原则，对军事与立法政策产生了影响。那些像詹姆斯·穆尔一样被派去开展埋葬与甄别死者工作的军官，他们的经历使战时士兵坟墓与埋葬的真实情况为世人知晓，因而也塑造了政府的态度。公民身份、牺牲与国家责任的崇高理念，同人们对南方人破坏坟墓与尸体的非常实际且不断加深的担忧结合起来，促成了美国建国近一百年来所实施的或许是最为复杂的联邦项目。
在编纂可靠的死者名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使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对问题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因而在1865年10月又发布了一条通令，要求军官们对埋有联邦士兵的公墓进行调查。他要求各军官提交关于墓园地点与条件的细节、相关记录的状况，以及他们对保护与保存遗体的建议。他特别要求，军官应对各公墓地点是否适当进行评估，并判断战场上的士兵遗体是应留在原处，还是应被转移到“附近的永久公墓”中。炎炎夏日使穆尔与厄恩肖的工作被迫中断。在此之后，他们便在这些新方针的指导下，分别在东部与西部战区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工作。12月26日，田纳西军区首席军需官埃德蒙·B.惠特曼（Edmund B. Whitman）被解除了日常职务，并被派去负责在包括肯塔基州、田纳西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的广阔区域内，“寻找散落各处的联邦士兵坟墓”。惠特曼内战中曾在军需部队中服役，在内战刚一打响的时候，他便在他的故乡堪萨斯州参了军。惠特曼曾是哈佛学院1838届的一名毕业生，后来成为了新英格兰的一名学校教师。1855年，他同众多废奴主义者同道一起迁居堪萨斯州，力图阻止在那片因为纷争而分裂的“流血”领地上建立永久的奴隶制。如今，十年之后，他开始了一次远征，来寻找并纪念那些为他一直以来为之战斗的事业而牺牲的人们。[11]
在思考自己的任务时，惠特曼总结道，“每座坟墓的信息与记录”，都应“掌握在某位活着的人手中”。像克拉拉·巴顿一样，惠特曼也努力寻找幸存的目击者，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拥有必要的信息，使他能够找到死者并确认死者的身份。惠特曼拟定了一份题为《我们需要重要信息》的传单——面向的读者包括“军医、牧师、卫生委员会与基督教委员会代理、军需官、军官或士兵”——并将它寄给了300种报纸与杂志刊登。惠特曼指出，美国军需部部长命令他提供一份“关于所有葬在叛乱州的联邦士兵的……记录”，因此他需要别人帮助他来寻找遇难者。后来，在任务完成后，惠特曼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这份传单——不仅在信息征集方面，而且在吸引更广大公众的注意力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他断言，在唤起民众“广泛的怜悯情绪”方面，他的传单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在它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公众态度，也为此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提供了注解与支撑”。[12]
这份传单引来了潮水般的回应。士兵家属恳求惠特曼找到失踪亲人的遗骸；其他寄信人则提供了“绘图与描述”，指明了他们的朋友或战友明确的埋葬地。惠特曼报告说，这些信息常常“在细节上如此详尽准确，以至于任何人都可带着万无一失的把握前去找到那座坟墓”。例如，一封来自A.T.布莱克门的信写道，他的哥哥被埋在了维克斯堡以东5英里处的一座公墓中，这个公墓坐落在铁路旁的一座果园里。“在果树的第三排，从离维克斯堡最近的方向开始数，第四棵果树朝南方向下面，便是他的坟墓所在。”在布莱克门来信上的铅笔批注表明，这些详细的信息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布莱克门的哥哥的确被找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第29团的艾萨克·魏特曼在佐治亚州的一场战斗中阵亡。他的一个邻居代表他妈妈给惠特曼写信说，他后来被埋在了“沿着一条小溪铺设的通往亚特兰大的铁路左侧大约一英里处，在叛军的胸墙旁……在一棵大树下”。魏特曼的一位战友曾写信给他那位丧亲的母亲，告知她儿子的死亡与埋葬信息，但她一直无法前去看一眼或认领儿子的遗体。从薄脆饼干盒上卸下的一片写有铅笔字迹的木板，成为了他坟墓的标志；他那被埋葬的遗体，只穿了一条裤子。“他的母亲已为我国军队奉献了三个儿子与三个女婿。对于她来说，任何一丝消息都会是莫大的安慰。”[13]
牧师们给惠特曼的回信，为他提供了整团死难者及其埋葬地的清单。一位已回到他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故乡的牧师，为惠特曼提供了一份关于田纳西州塔拉霍马的两百座坟墓的记录。许多士兵似乎都“以从坟墓誊抄姓名来打发无聊时间”，然后热心地将名单寄给惠特曼，作为对他传单的回应。军医们寄来了医院公墓示意图，上面有着坟墓编号以及被埋葬士兵的名录。曾负责在战场上指挥埋葬队的军官，有时保存了埋葬地图。惠特曼写道，“例如俄亥俄州第46团便保存了一张埋葬地图，这样一份在埋葬时被弄脏了的地图”，使他们“在战斗过后四年，仍能将夏洛战场上该团每位死难者都甄别出来”。[14]
惠特曼的传单成为了天使加百列的喇叭。它汇集了死者的姓名以及关于他们的记忆，使他们免遭被人忽视与沦为无名的境地，并最终将数十万的他们送还了国家。惠特曼的喇叭也召唤了另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便是生者。他通过那张征集信息的传单，发现了一支记录保存者大军。他们等待着被问及他们精心搜集、细心保存的详细信息，即便他们并未清晰意识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已记录下了墓主身份与坟墓地点，他们已用空闲时间誊抄了墓板上的姓名与所在团，希望在某一天、以某种方式，这些信息能帮助一具尸体回到家乡，或让一座坟墓得到纪念。他们编纂名单，绘制地图，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死难者以及对自己的尊重，以此来抗议战争对生命的毁灭。惠特曼的呼吁，邀请他们将自己的个人努力汇入国家的政策与行动之中。联邦政府已为加百列提供了他的喇叭。
1866年3月1日，这是一个被惠特曼描绘为晴、冷、有风的日子。在这一天，惠特曼带着任务离开了纳什维尔，首先前往了多纳尔森要塞的战场。和他同行的还有一个工作队，由十名办事员、十名士兵、一位厨师与一个牵骡人组成。后来，惠特曼又增加了三位办事员与八名士兵，以便完成他所发现的工作。不久他便意识到，“这个遭受了兵燹之蹂躏的国家，成为了一间巨大的停尸房”。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军需官，惠特曼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在每个地点，他首先探访战场，再前往军事医院的旧址，然后前往私人设立的墓地。他设计出了一种备忘录，上面
有着“探寻坟墓指南”11个要点，也即一种应考虑事项的核对清单。清单大致为：首先是寻找坟墓，统计数量，描绘它们的状况；其次是记下墓板上的文字，请可能了解相关信息的人帮助；最后是为建立永久公墓提出建议。总之，他力求全面，因为他认为每位联邦士兵的遗体与坟墓都很重要。[15]
惠特曼意识到，士兵的埋葬信息，甚至他们的遗体本身，极其容易遭到人为的与自然力的破坏，他因此以一种更加强烈的紧迫感进行他的工作。联邦士兵的坟墓与尸体遭到了恶意破坏，这样令人难过的消息比比皆是。一些士兵赤裸着身体、脸朝下地被抛在坑里；还有些尸体躺在那里已经腐烂；在战场上的墓地中，“墓板不断被人破坏”。这样的描述不断传入惠特曼的耳里。当士兵奥利弗·巴格的父亲请惠特曼将儿子的尸体从佐治亚州战场阵亡地转移到查塔努加国家公墓时，惠特曼才得知尸体已被当地人拿去“做解剖学研究”了。只有两小块臂骨、一块手骨与衣物，还在巴格那惨遭劫掠的坟墓中。那些胆敢照料联邦士兵尸体与坟墓的人，常常会被南部白人施加暴力，这样的报告惠特曼收到了很多。在肯塔基州，一个人仅因允许两个北方人被埋葬在他的院子里，便惨遭杀害。“破坏墓板以及其他冒犯与亵渎行为，在不断发生。”惠特曼的长官从纳什维尔向华盛顿的军需部部长报告说。[16]
1866年2月，少将乔治·托马斯发布了一则通令，禁止南部人亵渎联邦士兵坟墓。他还明确指示，在即将到来的战后第一次春耕期间，联邦士兵坟墓不可被损毁或清除。到了4月，对恶意破坏联邦士兵坟墓的担忧传到了华盛顿。国会通过了一个联合决议，要求陆军部长“即刻采取措施，保护阵亡或病逝的合众国士兵之坟墓，使其免遭亵渎……并寻找合适的埋葬地，使他们得到妥善安葬”。如今，立法机构已开始同军事机构一道，共同进行处理死者的工作。[17]
惠特曼的长官们给他下达了详细命令，对他的职责与目标进行解释：“如果可行，田纳西军区的每位联邦士兵，都应最终安息在一个筑好了围墙的体面公墓之中。他的坟墓应有一个整洁的标志。此外，还应有一份关于他最终安息处的可查阅的记录。”在“全国闻名的战场”，如果可以征募北方公众来支援“装饰工作”，或者坟墓“分散且没有得到保护”，那么就应将尸体聚集在一个地方埋葬。但如果遗体已被安全地埋在了教堂墓地或公墓中，“就不值得仅为实施一项总体计划，而花费额外钱财转移他们”。惠特曼的任务是去寻找坟墓，标记并保护孤立的埋葬地点，并“制订一些计划”，来确定需要迁移的坟墓以及它们将被重葬的地点。惠特曼的长官坚持不迁葬已得到体面埋葬的遗体，除非“那些不忠的居民有种野蛮的、报复的情绪”，表明他们“有破坏遗体的倾向”。惠特曼愈发感到，这样的报复行为并非特例，而是常见情况。[18]
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的那一年里，战败的南部白人从一种惊愕和不相信，转变为一种愈发公然对抗的姿态。因为受到了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同情之鼓舞，前南部邦联人开始试探北方人意志的极限，并对北方人对胜利果实的占有进行挑战。在1865年的夏天，南部诸立法机构通过了限制性与歧视性的《黑人法典》（Black Codes），意在从事实上重新建立奴隶制，只不过不再采取这个名字；在秋天，原叛乱州将南部邦联军官与政客选进了华盛顿的国会去代表他们；在整个南部，白人不断施加并容忍针对自由民的暴力。在南部人中间的数十万联邦尸体，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南部人宣泄盛怒的靶子；这些尸体也为他们提供了表达拒绝接受南部邦联战败的方式。事实已证明，一支活着的联邦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但怀恨在心的南部邦联人，仍能对一支死去的联邦军队发动战争。[19]
一场尤为恶毒的白人暴力活动的爆发，事实上直接促使国会更加关注联邦士兵的坟墓。在1866年5月的头四天里，孟菲斯爆发了被广泛称作“骚乱”的事件。然而，46个黑人与2个白人的死亡表明，那将它写作“大屠杀”的人表述得更为准确。91栋房屋——除一栋外皆由非洲裔美国人居住——4座教堂与12所学校被毁。在这一区域的非洲裔美国人中间的恐惧如此普遍，以至于——惠特曼报告说——他有时无法劝说黑人劳工继续为他工作。国会立即派遣了一个由三名众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前去调查骚乱起因。最终，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关于控制白人挑衅的建议，这些建议对后来激进重建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田纳西军区助理军需官乔治·马歇尔，则抓住国会议员来到孟菲斯的机会，让他们深刻意识到了埋葬联邦死者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许多联邦士兵尸体的危险处境。一个包含有威廉·厄恩肖牧师——他那时一直在监督石河公墓的重葬工作——的代表团使这些国会议员相信，政府亟须启动一个全面的重葬项目。他们向国会议员们描绘了遍布整个南方的联邦死难者遗骸的情况，这尤其打动了委员会主席、来自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伊莱休·沃什伯恩（Elihu Washburne）。惠特曼相信，这次会面直接导致了在下一届国会中《国家公墓法》的通过，拨款也比从前增加了15倍。但即便是在法案成为法律之前，在孟菲斯会谈之后，重葬工作的范围与重要性显然都将进一步扩大。[20]
在这个春天的随后时间里，惠特曼走遍了田纳西州的战场：多纳尔森要塞，亨利要塞，然后是夏洛。在那个首次暗示了内战后来大规模屠杀的战场上，惠特曼遇见了散布战场的“大量”尸骨。他还从周边居民那里听说，他们那些通常散养的肉猪，“因为以死者为食”，已不再适合食用。惠特曼和他的手下“呈散兵线一字排开”，对战场进行地毯式搜索，试图覆盖被战火席卷到的每一英尺区域。在战斗刚一结束时，卫生委员会的一名代理编纂的一份包含有315座坟地的清单，在搜寻期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惠特曼的工作组用罗经点法记录并标记了178个拥有坟墓的区域，其中包括21条他估计共埋有250具尸体的埋葬壕沟。他报告说，数百名北方佬与叛军似乎被“不加区别地埋葬”在了一起。他也为一些士兵被以团为单位埋葬而深深感动。显然，在战斗结束后，他们的战友将他们细心地安葬在了一起。在被迁移到国家公墓之后，他们也将被埋葬在一起。惠特曼总共找到了1874具联邦死难者遗体，其中620人是通过墓板或其他文字甄别出来的。他估计，约有200位士兵的遗体已被亲戚或朋友运走。惠特曼还记得上级的指示，即国家公墓应建于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战场，他因此在夏洛战场上选择了一块土地作为国家公墓建址。[21]
在孟菲斯附近，惠特曼遇到了一条建在联邦士兵坟墓上的马路，这些坟墓几乎已被牲口与马车毁坏。他还难过地提到，在一座离这个城市3英里的墓地里，有着810座被忽略了的联邦士兵坟墓。同一墓地中的900座南部邦联士兵坟墓得到了精心照看，它们墓主的身份被记载到了一位教堂司事的手册上。他得知，“南部母亲协会”承担起了照看这些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职责，而他们那获得胜利的北方对手，则耻辱地被埋在他们旁边。[22]
许多坟墓散布在正式的战场之外——他们有的是小规模冲突的阵亡者，有的是死于行军途中的伤病员，还有的是死于疾病的战士。要想确定这些坟墓的位置，惠特曼需要向当地居民征集信息。他们或许看见过或听说过这些士兵的坟墓，甚或曾帮助为这些士兵下葬。惠特曼后来回忆说：“一般来说，我们所遇到的每位居民或每个人，都应被问及这个问题：‘您知不知道，或者您有否听说，这附近是否有联邦士兵的坟墓？’”在抵达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后，惠特曼前去拜访了该镇的邮政局长。毕竟，作为一名联邦雇员，他可能了解较多情况，并能够为一名联邦官员提供帮助。但惠特曼得到的并非帮助而是一个警告。这位邮政局长声称，即便他知道联邦士兵坟墓埋在哪里，他也不敢将它告诉一个北方士兵。在战争结束时，为了获得邮政局长的职位，他曾宣誓效忠联邦。然而，这却使他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他。要知道，自打他在这个小镇定居以来，他们已结交了19年。他甚至被要求停止参加他所在教会的活动。惠特曼给他的指挥官写信谈道：“我被告知，这一区域的居民似乎有种将联邦坟墓的全部痕迹都予以清除、毁灭的倾向，联邦士兵的遗骸遍布乡野。”[23]
再往南走，联邦死难者的处境似乎更令人难过。在维克斯堡与纳奇兹之间的区域，惠特曼发现了“大量的”尸骸——他估计，大概有40000具。这些尸体埋葬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任何地点，状况堪忧：有的埋在河堤，然后被部分或全部冲走（甚至有报道称，棺材像小舟一样顺密西西比河而下，奔向大海）；有的被抛弃在“峡谷、丛林与浓密的甘蔗林中”，压根儿从未被埋葬。有一位名叫林的农场主想要扩大自己的棉花地，他因而犁除了大约30具联邦士兵遗骸，并将它们“成批”运往了维克斯堡市立公墓。为了建一座赛马场，不远处的一座联邦墓园已被彻底夷为平地。[24]
当惠特曼进行着他的搜寻时，在石河国家公墓，300名黑人士兵正以每天50至100具的速度，继续在周边广阔区域搜集联邦士兵遗体，并将他们在这里重葬。到了1866年夏，人们已意识到，全面的重葬工作已似乎有必要在整个南部展开。而石河国家公墓，便是这一全面重葬工作的开拓性典范。它也体现了在纪念联邦死者工作中非洲裔美国人所起的关键作用。被派去完成那项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埋葬与重葬工作的，几乎完全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惠特曼的探寻队，便有几位士兵来自美国有色人种团。在惠特曼寻找尸体与坟墓的工作中，个体的黑人平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5]
惠特曼向指挥部报告说，“出于对自由人种族的正义”，我们应当“怀着感恩的心给予他们称赞与嘉奖”。当惠特曼在1866年春季与秋季走遍南部搜寻尸体时，像密西西比州那位邮政部长一样，白人总是断然拒绝为他提供他所寻找的信息，他因而懂得了应向南部黑人求助。他在日志中写道，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地方，“几乎所有信息都是从黑人那里得到的，我听说，他们比白人更关心这样的事情”。惠特曼不久便意识到，黑人的行为有着复杂得多的意义，不只体现了他们的关心。南部黑人对联邦死难士兵的关心，既展示了他们对联邦士兵的感激与尊敬，也体现了一种政治上的自我肯定。[26]
在这场战争期间，非洲裔美国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埋葬联邦士兵，并努力保存他们的姓名与坟墓。离萨凡纳大约两英里处，在一个叫作“黑人公墓”的角落，77座“有色士兵的坟墓”整齐地排成四排。除三座外，所有坟墓墓主都已被甄别出来；此外，所有坟墓都处于“非常好的状况”；每座坟墓也都竖着“字迹工整的墓板”。这里是一支美国有色人种部队死难者的最后安息处，得到了当地自由民的精心安葬和照看。惠特曼也遇到了其他一些由原来的奴隶埋葬北方人的地方，他们如今仍在照看着这些坟墓。例如，在肯塔基州的鲍灵格林附近，在一座非洲裔有色人教堂后面，有着1134座被精心照看的坟墓，里面既埋有黑人联邦士兵，也埋有白人联邦士兵。附近的一位黑人木匠，能够提供关于这个区域最有用的信息，因为他曾为这些士兵制作棺材，并亲自帮助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下葬。[27]
在整个搜寻过程中，自由民一直为惠特曼提供帮助和信息。摩西·科尔曼——“一名聪慧的黑人”——曾找到惠特曼，告诉他关于九名联邦士兵的坟墓的信息。这些联邦士兵在被捕后，惨遭南部邦联骑兵射杀。“他曾目睹，南部邦联人强迫一名联邦士兵爬到一棵树上，然后将他射杀。”一位自由民曾在一年多之前埋葬了两名士兵，如今他急切地将这两名士兵的姓名与埋葬地告诉惠特曼。另一位原来的奴隶则揭发了他的雇主亵渎联邦士兵坟墓的行为；他告诉惠特曼，在种植园里尚有30座坟墓未被破坏，并提出要帮助惠特曼确认它们墓主的身份。[28]
非洲裔美国人对阵亡联邦士兵的这般关心，并不仅限于惠特曼在田纳西军区的经历。例如在这场战争的尾声，查尔斯顿的非洲裔美国人，曾照看了200多位联邦战俘的坟墓。这些战俘都是在被关押于一座位于市赛马场的临时监狱期间死去的。自由民为这个墓地筑了围墙，重修了坟墓，栽上树，并在入口处立了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赛马场殉道者”。1865年5月1日，在联邦一整个步兵旅——其中包括美国有色人种部队的三个团——的保护下，查尔斯顿的非洲裔美国人以鲜花、游行与演说，对联邦死难者进行了纪念。历史学者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认为，这便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起源。在一场关于如何处置死者的战争中，南方的黑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他们所支持的那边。[29]
在6月底，惠特曼提议在多纳尔森要塞、匹兹堡登陆口、科林斯、孟菲斯以及维克斯堡建立国家公墓，并向田纳西军区的首席军需官提交了他对未来的看法。惠特曼“坚信——而似乎所有人也都或多或少认识到”：政府对那些“在如此崇高的事业中献身的人”的遗骸，应担负起安葬的“责任”。惠特曼报告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目睹了南方人对联邦士兵坟墓的“完全忽视”或“肆意亵渎”，他们“对死者的痛恨”似乎超过了他们之前“对生者的憎恶”。惠特曼的这些经历，让他“愈发意识到”这一联邦职责的重要性。[30]
惠特曼承认，他在南方那座“巨大的停尸房”的旅行，使他对一个“在严格意义上属于官方的”事业产生了“浓厚的个人兴趣”。尽管他的上级表达了对重葬工作的范围与开销的担忧，惠特曼仍敦促他的手下“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意义，认真、彻底地完成这项工作”。他指出，联邦政府应当“代替父母”履行对联邦死难者的职责。惠特曼展示出了一种愈发强烈的感情上的投入，这明确地体现在了他那雄辩的呼吁中。像布什内尔的演说一样，他的呼吁也采用了关于欠债与责任的比喻。他坚称，政府就是“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给人道与基督教爱国主义精神，呈交给共和主义的自由（republican liberty）与全世界的人类自由（freedom）与进步之友，呈交给北方自由的人民——他们那最亲爱的儿子已被奴隶制这个恶魔吞噬，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已被投入到战争之中”。那些阵亡者并非“雇佣兵”，而是一个“美利坚共和国”的公民——“在那里，每个人自身都是政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1]
将政府对死者的责任理解为“一位管家，他的账本必须被呈交”的，不止惠特曼一个人。到了1866年中期，北方人已开始众口一声地呼吁政府制定处理死者的新政策，以体现他们对战争所为之打响的原则的基本看法。1863年，国会通过了征兵立法，这标志这个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强制要求其公民履行他们保家卫国的职责；这个国家曾动员了数百万名志愿兵；如今，这个国家也应对那些已经履行了这一职责的人承担起义务。公民权代表了一份契约，根据这份契约，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担负一定权利与义务，而双方也都要为履行这些权利与义务承担责任。
克拉拉·巴顿也认同这些原则。她坚持认为，死者甄别工作应被视作政府的一项职责。1865年年底，她给陆军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写信，希望联邦政府在寻找失踪士兵的问题上能提供帮助。她在这封信中阐释了自己的立场：“真正的爱国者，”
甘愿为自己的祖国献出生命—这些可怜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死亡的记录。共同的人性要求我们找回他们的身份……政府曾一再发布的“再招募30万”的号召传到了他们饱受苦难的家园。为此，妻子让出了丈夫，母亲送走了儿子。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这些丈夫和儿子被崇高地送给了国家：国家可以将他们拿走使用，就好比一个抵押官员可以使用交到他手中的财产一样；如果需要，国家可以用尽或失去他们，他们也不会有只字怨言，但是……他们的妻子与母亲却从未同意，国家可以不为损坏她们的财产作出任何解释。我认为，这些士兵是尚未被解释使用情况的政府资产。[32]
像布什内尔一样，巴顿也谈到了财产及解释其使用情况；像惠特曼一样，她也要求联邦政府担负起照料联邦军死难者的责任。她探究了人权的基本观念，以及那些同时约束国家与公民的相互责任的基本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关于奴隶制的战争结束后，她将她的讨论置于人之为财产的概念中。但这并非奴隶制的财产；这是公民身份，而非奴役。在这里，每个个体都是自己的代表，都是一个“甘愿”让渡对自己生命控制权的真正爱国者，并以这样的身份自由行动。在这里，同一个拆散家庭的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妻子与母亲同意“在国家需要的
“士兵的坟墓“士兵的坟墓”。平板画，柯里尔与艾夫斯绘。人们可以在这种平板画上刻上逝去亲人的详细信息。对于那些亲人没有真实坟墓可立碑的人来说，这种画可充当一个替代物。国会图书馆。
时候”将她们的丈夫与儿子“送给国家”。
然而，这种权利与作为财产的人的转让并不完全。事实上，这种割让是一个契约，根据这个契约，政府反过来必须要承担一定义务——在巴顿看来，那便是提供士兵死亡记录，也即对作为财产的人之毁灭给出解释。引人注目的是，在巴顿的描绘中，这一契约订立于女性与国家之间。在内战前的美国大多数地区，女性在法律上被剥夺了订立契约的权力。而如今，基于她们在战争时期付出的牺牲，她们要求获得一个作为人与公民的新权利。为死者做出解释，是向丧亲者做出解释。克拉拉·巴顿强调了个人——哪怕是在死后——对身份与人性的占有权。她也同时阐明了一种公民身份的观念——这种观念建立于这个国家的内战经历之上，以及士兵和平民所遭受的苦难之上。这场解放奴隶的战争，为诸多社会群体广泛的权利要求奠定了基础——这些群体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既包括生者也包括死者。然而，克拉拉·巴顿当然意识到了，死去的士兵都是男性。幸存者并没有付出终极的牺牲；同那些遭受了苦难并最终牺牲的士兵相比，她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将不会那么有力。内战的死亡只是使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更为突出。而克拉拉写给斯坦顿的信所采用的措辞，则试图淡化甚至抹去这种性别差异与性别等级制度。但是，以下的事实也毫不令人意外：在战后的那几年中，当这个国家试图——即便非常短暂地——扩大其政体时，是那些曾参加军队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黑人男性，而非白人女性或黑人女性，成为了被联邦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赋予选举权的公民。[33]
1866年8月，当炎炎夏日延缓了在南方的重葬工作之时，《哈珀新月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呼吁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国家公墓体系，为所有联邦死难者提供安葬地。基于布什内尔、巴顿与惠特曼业已阐明的联邦责任观念，詹姆斯·F.拉斯灵将联邦对待死者的方式定义为民主的标志与考验，以及进步与现代性的象征。
拉斯灵指出，“除了雅典共和国”，没有哪个民族，没有哪个国家，曾为普通士兵设立埋葬地。他们“被忽略了，好像他们太卑微了，因而无法被国家顾及”。然而，这是一个决心要“改良我们共同人性”的“新时代”。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就在不久之前，美国刚刚展示了它对人人平等观点的笃信。
一个像我们国家一样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于种族平等之上，矢志维护对每个人的正义，只拥有或自称只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美德和价值—不能忽视那些未受注意的人，无论他们多么卑微。他们为共和国的利益而凶猛勇敢地战斗，他们已用这样一场战斗证明，他们是最好的公民与勇敢的保卫者。
这场战争的目的与政府对待死者的方式，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拉斯灵极力主张，每位联邦死难者的遗体都应被挖出，并“被迅速集中至大的国家公墓中”。他紧接着强调了公民与国家之间义务的相互性。[34]
“为国捐躯是甜蜜且光荣的”（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对于一个即将战斗并死去的士兵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情感。为了拯救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并使之永存，这些士兵在我们国家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中参加战斗并献出生命。美国政府应小心翼翼地搜集、并很好地照料他们的遗骸，以此在所有现代国家中第一个表明，它知道该如何报答这种感情。[35]
拉斯灵的文字援用了现代性，提及了“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诗——这句诗后来成为了一战中最有名的一首诗的题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拉斯灵几乎是在预示着另一场规模同样巨大，但却更为血腥的战争——一场使大屠杀成为20世纪人类存在之核心的战争。到了1917年，对于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来说，“为国捐躯是甜蜜且光荣的”成为了一个“古老的谎言”。但半个世纪之前，这句话在拉斯灵看来仍是“一种好的情感”。他认为，这个政策可能会推动联邦政府对死者政策的进步。[36]
拉斯灵的建议很快便成为了固定政策。即便是在1867年2月国会通过正式法律之前，将每位联邦士兵都埋葬在安全的国家公墓的工作，便已经开始了。1866年夏，惠特曼制订了在较凉爽的秋天“开始全面重葬工作”的计划。他还设计了能够使错误最少化的记录保存表格，绘制了路线图，并汇集了所需的劳力，弄到了所需的物品。惠特曼敏锐地意识到了重新安置如此众多遗体的危险与机遇。移走一座坟墓可能意味着失去墓主人同一个埋葬地点或环境相联系的身份；但这也可能成为找到墓主人姓名的最后机会。他与他的上级敏锐地意识到了，政府责任前所未有地扩展至私人与家庭的死亡领域之影响。在8月的一条指示中，田纳西军区首席军需官、荣誉少将J.L.唐纳森，在通常十分正式的通令中一反常态地使用了个人化的口吻。他强调说：“政府所承担的工作，是一种本属于逝者亲友的特殊权利，这就要求它的执行者以亲密朋友一样的细心与周到执行这项任务。”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唐纳森发布了一则致“罹难联邦士兵之友”的通告，向公众宣布，他的军区将于10月开始挖掘全部士兵遗骸。他欢迎那些希望到挖掘现场寻找死去亲人者同惠特曼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一份准确的挖掘地点一览表。联邦政府前所未有地扮演起了公民之友的角色。[37]
在9月初，惠特曼再次开始了他的搜寻之旅，从田纳西州边界线出发，穿过肯塔基州，最后到达俄亥俄河。10月末，他再次启程，前往查塔努加与奇克莫加，然后再沿着谢尔曼进军的路线进发，并于年底经梅肯与安德森维尔返回。在旅程结束的时候，惠特曼估计，为了寻找死难者，他跋涉了3万英里。重建问题所引发的愈发严重的国家冲突，致使地方暴力愈加频繁。这使联邦死难者遗体与坟墓更易遭到破坏，更不必说惠特曼的工作的难度了。1866年9月底，惠特曼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写信说到：“我国的那个部分现处于非常动荡的状态，北方人的生命岌岌可危。”惠特曼密切关注着适合建立永久公墓的土地，并记录下土地、土地所有人与购买选择权的细节。他后来回忆说，他给司令部的报告，使政府正式开始关注“死难者坟墓与埋葬地的凄惨状况，以及他们杂乱无章地遍布在整个国家这个大战场上的情形”。他全部的通信作为一个整体，有力突出了“将散布战场的遗骸挖掘出来，并将它们集中安葬在永久性国家公墓中的必要性”。[38]
1867年初，惠特曼的立场终于被庄严地写入法律与陆军部的政策。1867年2月，国会通过了“一个旨在建立并保护国家公墓的法案”；在这一年中，联邦政府又建立了17座国家公墓。通过这些，联邦政府在法律上表明了，它已同意担负对那些为国捐躯者的责任。惠特曼在其1866年的搜寻中所从事的定位与记录坟墓的工作，将会被转变为一个全面的重葬项目，并促使国家为建立政府公墓系统而获取足够土地，来容纳数十万士兵的遗骸。[39]
在整个田纳西军区，惠特曼收获了他所描绘的“死亡之丰收”。他报告说，截至1869年，他已将114560具士兵遗体重葬在了他所负责的地区的20座国家公墓之中。每具遗体都被置于一个单独的灵柩之中，它起初的埋葬地被记录下来，它最终的埋葬地也被按照公墓区域与坟墓编号登记在册。重葬每具遗体平均花费9.75美元，其中灵柩购置费2至3美元。1872年，国会根据军需部部长蒙哥马利·梅格斯的建议，最终在每座墓碑刻上阵亡士兵的姓名——如果他已被甄别出来了的话——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纪念。1868年12月，梅格斯致陆军部长的通信表明，公众舆论（也即阵亡者之“友”的看法）在塑造政府对死者政策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梅格斯宣称：“我认为，当人们看到亲友的坟墓像伦敦警察或像罪犯一样被加上标签、编上序号时，他们不会有一点儿满意之情。每个受过教化的人都希望他的朋友的名字能出现在墓碑上。”每位公民也都应当作为一个个体的、拥有身份的人类自我得到纪念。[40]
当惠特曼在田纳西军区监督将数万尸体重葬到国家公墓中之时，穆尔与厄恩肖于1865年所开始的工作，也同样在南部的其他地区继续进行着。穆尔担负着在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与华盛顿特区的重葬职责。在这些地方，他将超过50000具尸体重葬在了国家公墓之中。例如在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附近，他带领一支拥有100个人、40只骡与12匹马的队伍，历时3年，将内战最后几场战役中阵亡的6719位士兵的遗体，重葬在了新建立的波普勒格罗夫国家公墓之中。这些死难者原位于9个县的95个埋葬地；尽管穆尔为当地人提供了奖赏以征集死者信息，这些遗体中只有2139人被甄别了出来。在里士满以东7英里处的七棵松公墓，埋葬着1356名阵亡士兵，其中1202位仍是无名氏。[41]
在安蒂特姆，美国埋葬部队在穆尔的监督下，在一个半径达20英里的区域内搜集尸体，尸体的数量他们估计约为8000具。他们的目标是，在1867年9月安蒂特姆战役爆发五周年纪念日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其中一些尸体——在一位分析怪异的观察家看来，尤其是那些有着红头发的尸体——仍“被保存在一个几乎完美的状态”，使人们能够很容易确认他们的身份。至于其他尸体，只有当其身旁有着特别物件随葬时，它们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认。威廉·斯蒂克尼是缅因州志愿兵第7团的一名士兵，他的战友为他随葬了一支密闭的小瓶，里面装有他的姓名、住址与死亡细节，这确保了斯蒂克尼不会沦为无名。[42]
在重葬工程中，总的尸体甄别率，要比波普勒格罗夫国家公墓的甄别率高出不少。截至1871年重葬工程结束时，303536具联邦士兵遗体已被埋葬在了74个国家公墓中，陆军部已为此花费了4000306.26美元。军需部部长梅格斯报告说，由于士兵遗体以及它们最初的坟墓得到了精心照看，也由于政府对军事医院记录、官兵总名册、伤亡报告以及卫生委员会搜集的关于死亡与埋葬的文件进行了广泛调查，54%的士兵遗体的身份得到成功确认。在得到重葬的死难者中，有3万为黑人士兵。
在新国家公墓的草图上，他们的埋葬区被标以“有色人种”字样；在汇报重葬进度的官方表格中，他们的信息被列在了“黑人”一栏。他们生时被编入了单独的美国有色人种部队，他们死后也同样被隔离开来，并且只有约三分之一被甄别了出来。在确认战争死难者身份并将他们埋葬的工作中，非洲裔美国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那曾推动了重葬工程进展的平等的公民身份观念，仍明显有着其局限性。[43]
重葬工作代表了联邦政府的一个不寻常的开端，它标志着内战所造成的一个同战前极为不同的新型国家的诞生。这项工程规模巨大，耗费巨大，它是一个联邦政府而非州政府的工程，它触及了个人生活中最为私密的领域。在内战造成大量死难者之前，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死难者与他们的哀悼者所构成的群体，改变了对国家及其责任的定义。惠特曼这样写道：“如此将国家力量与资源奉献于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前所未有。”[44]
但是，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工程仅仅涉及联邦士兵。这些人是这个国家试图纪念的坚定的捍卫者；这些人的尸体因前南部邦联人的复仇而变得岌岌可危；这些人幸存的亲属不断向陆军部请求，希望获得关于他们死亡与埋葬的信息。联邦政府对南部邦联死难者的关怀的缺失，同联邦死难者重葬工程形成了鲜明对照，即便在一些北方人眼中也是如此。1865年，在穆尔完成了他的第一阶段工作后不久，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撰写文章的新英格兰人约翰·特罗布里奇（John Trowbridge）前往弗吉尼亚州战场旅行，期间有一位当地居民作陪。在威尔德内斯，特罗布里奇意外发现了两具未被埋葬的士兵尸体。特罗布里奇写道，他“震惊了”，因为他曾听说——也希望——重葬工作“已被认真完成”。他的弗吉尼亚州导游检查了从那腐烂尸体的衣服上掉落的制服纽扣，然后告诉特罗布里奇：“他们是北卡罗来纳州人，这是他们没有得到埋葬的原因。”更令特罗布里奇感到恐怖的是，这两具尸体之所以被留在那里腐烂，并非是由于埋葬人员的一时疏忽，而是出于不埋葬南部邦联人的政策：“我无法相信它们没有得到体面埋葬的真正原因。”[45]
特罗布里奇认为，联邦重葬工程也应将南部邦联死难者纳入。但这却使他成为了少数，尤其是当国会与北方对重建所持态度日趋激进之时。1868年初，《纽约时报》报道了三位北方政治家在叛军死难者问题上的争论。纽约州州长鲁宾·芬顿（Reuben Fenton）主张，政府应仁慈地对待南部邦联死难者。他强烈要求将南部邦联人埋葬在1867年建成的安蒂特姆公墓之中，并将他们也纳入整个国家重葬工程之中。但他的要求是徒劳的。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约翰·怀特·吉尔里（John White Geary）与宾夕法尼亚州的激进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科沃德（John Covode）却不接受这样的慷慨。他们坚持认为，“每名叛军士兵都有着他自己的罪恶”。在这场战争中，吉尔里曾为联邦而战，他那当兵的儿子就在他怀里死去，而科沃德则失去了两个儿子。负责执行联邦关于坟墓与埋葬政策的军需部部长梅格斯，他自己便对儿子约翰的死亡感到无比愤慨。1864年，在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他的儿子在向南部邦联士兵投降后被射杀，这使梅格斯认为自己的儿子是被“谋杀”了。大多数老兵都对原来的对手较为宽容，意识到每位士兵都担负着自己的职责。但他们刚刚才对这些叛乱的南方人发动了一场漫长的毁灭性战争；给那些曾试图毁灭联邦的人与那些拯救了联邦的人以同样尊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46]
这种对死难者的区别对待，产生了强大的、似乎是始料未及的影响。以女性为主的南方平民调动私人财力，来完成联邦资源所拒绝进行的事业。他们寻找与纪念南部邦联死难者的努力，以及由此大量产生的民间组织，不仅保存而且强化了分离主义的认同与能量。在内战结束后的五年中，政府将超过400万公共资金仅只使用在了北方死难者身上。在战后赤贫的南部，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1866年4月，国会通过联合决议案，提议建立国家公墓系统。这一联合决议案激起了弗吉尼亚州白人的盛怒。《里士满检查者报》（Richmond Examiner）宣称，北方人错误地认为，南部邦联“因为失败就不是英雄了”。这份报纸呼吁，里士满的女信徒应担负起对弗吉尼亚死难者的责任。它突出了这样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南方人曾被武力强迫回归联邦，但如今他们却被定义在这个国家之外。即便南部邦联士兵“不属于‘国家的死难者’，他们仍是我们的死难者——如果我们不去照料他们的遗骸，那将会是我们的耻辱”。[47]
1866年5月3日，一群里士满妇女集会成立了“里士满女性好莱坞纪念联合会”，以此作为对《里士满检查者报》呼吁的回应。她们意识到了他们的职责以及所面对的挑战。被任命为联合会主席的威廉·麦克法兰女士承认，这座原南部邦联首都，已被“大量南部邦联死难者包围”。在好莱坞公墓，或在城东的奥克伍德公墓——它毗邻南部最大的军事医院钦博腊索医院——数千名士兵躺在被人们遗忘的坟墓之中。还有数万人的遗骸，散布于里士满周边众多的战场上。麦克法兰女士认为，这些死难者不仅属于里士满，也属于整个南部。“南部的女性”，是她呼吁的对象。她宣称，南部邦联士兵的“死亡”，“为我们留下了保护他们坟墓的职责”。她坚称，出于对南部邦联士兵“崇高事迹”的感激，也出于对他们的死亡的悲痛，每位南方人都担负着对他们的责任。每个南方人都同这些人休戚相关，因为尽管南部邦联各个家庭所遭受的“折磨与丧亲之痛的程度”不尽相同，“但没有人不感到悲伤难过”。[48]
联合会于是着手修缮内战时期建于好莱坞公墓中的1.1万座士兵坟墓。几乎所有坟墓都需要重新修理，重新覆盖草皮，也没有几座坟墓有完整的墓碑。女士们也挂念着那些散布乡野的尸体，认为这些遗骸也应像联邦死难者一样被集中埋葬在神圣的，得到了保护的公墓之中。1866年的夏天与秋天，在居住于城郊战场的农场主的帮助下，联合会安排将数百具遗体迁移到了好莱坞公墓的新坟墓中。
在里士满城的另一侧，在一个代表了七个基督教不同教派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奥克伍德南部邦联死难者女性纪念联合会”决心要为自己所管辖的1.6万座坟墓安置墓板，并铺盖草皮。6月初，联合会收到了为每座坟墓购置墓板的建议，每块墓板价格从40美分到1美元不等。到了6月中旬，联合会已提交了最初一千块墓板的订单。据联合会的墓板委员会报告，截至1867年夏，委员会已完成了为每座坟墓安置墓板的工作。在这一年中“希伯来女性纪念联合会”也宣告成立。在里士满市的希伯来人公墓中，30位南部邦联犹太士兵被安葬在其士兵区内，该联合会的工作便是照料这些坟墓。[49]
里士满的女性照料死者的资金来源包括：私人捐款、有其士兵在弗吉尼亚州阵亡的原南部邦联州立法机构的捐献、以及涉及更广阔的社会及其全部宗教教派资金筹集活动。1867年春，好莱坞协会发起了一次为期两周的义卖活动，出售人们用阵亡战马的骨头制成的墨水台等物品，并以抽奖销售的方式售出了“石墙”杰克逊的外衣纽扣。但商业化也有其限度。为了给为好莱坞与奥克伍德联合会筹集资金，一位韦布先生曾提出制造并销售一款纪念肥皂，但这两个联合会都“礼貌地拒绝了”他的好意。[50]
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后的几个月里，对南部邦联死难者的纪念，很自然会包含用应季花卉来装饰他们的坟墓。到了来年的春天，这种纪念方式已变得愈发正式，常常伴随以祈祷、奏乐与演说。在内战爆发之初，南部邦联杰出诗人亨利·蒂姆罗德曾在《民族的诞生》一诗中欢呼南部邦联的诞生。而如今，他却在一篇死难者悼词中纪念它的死亡。1867年，当人们装饰查尔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公墓时，这首悼词被唱起。他强调：“世上没有哪片土地，”
比失败的勇士之埋葬地更神圣；通过哀悼，美好得到了他的荣耀。
在整个南部，不同地区将这种仪式安排在了不同日子：或在5月10日，杰克逊将军罹难纪念日；或在4月26日，在这天，约翰逊向谢尔曼投降，标志这场战争真正结束；或在5月30日或31日，此时人们可以获得大量鲜花；或在6月3日，杰斐逊·戴维斯的生日。北方人也常常选择一个春日来为死者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1861年，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主席约翰·洛根（John Logan）将军发布了一则通令，要求人们在5月30日这一天，“用鲜花或其他物品，装饰在最近的叛乱中为国捐躯的士兵的坟墓”。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洛根的通令指责为“叛乱之暴政”的南部，仍单独进行着它的纪念仪式。即便在今天，许多南部州所认可的南部邦联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日期，仍与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日期不同。在南方与北方，超过240座城镇都宣称是它们开创了装饰节，亦即阵亡将士纪念日最初的叫法。但事实上，这些仪式似乎是在各地独立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内战后至少半个世纪之内，这些仪式继续折射出生者之间与死者之间持久的地域性分裂。[51]
北方的重葬工程是一个官方的，甚至专业性的工作，它发生在南方且由官僚机构实施，因而远离大多数北方平民的生活；这项工程是军需部队、美国军队以及联邦政府的工作，因而也由它们提供资金。在南部，照料南部邦联死难者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人民的工作，至少是白人民众的工作；它成为了一个调动了整个南部白人的草根事业，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缓释丧亲之痛与表达对死者之纪念的直接目的。
在弗吉尼亚州最北部的温切斯特，战火几乎从未止息。1862年、1863年与1864年，这里先后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战役。据说，在内战中，这座城镇曾先后易手超过70次。死难者也像在里士满一样包围着温切斯特，这里的女性也像里士满的女性一样建立组织，纪念她们的死难者。范妮·唐宁，即“建设‘石墙’杰克逊公墓女性联合会”主席，发布了一则题为《致南部女性》的公开信，响应了里士满市威廉·麦克法兰女士的呼吁。她的传单高呼：“让我们铭记，我们属于这样一个性别——它最后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前，但却第一个出现在耶稣墓地……现在，让我们手挽手走向我们国家之子的坟墓。当走向坟墓时，我们要振奋精神，并为这样的想法而激动：这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士兵做的唯一一点事情了。”[52]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 ——装饰叛军士兵“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好莱坞公墓 ——装饰叛军士兵的坟墓”。《哈珀周刊》，1867年8月17日。
唐宁援引了女性承担哀悼职责的悠久传统，但她也表达了对一个或许已放弃自身存在的国家的忠诚。这体现了女性领导南部重葬工作的第二个动力。尊敬地埋葬邻居与亲人，是一种个人的与私人的行为；纪念那些发动叛乱对抗全国政府的人，则不可避免地是公共的与政治性的举动。然而，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妇女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不关心政治的，她们的咄咄逼人与越位行为，在内战期间可能被忽视——也的确基本上被忽视了。她们曾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即便在重建时期那不断升级的冲突中，她们的性别也为她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以扮演她们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以来所一直承担着的角色。“佐治亚州女性纪念联合会”秘书查尔斯·J.威廉斯清楚地明白这一女性职责的实质。“国会可能不会”像对待联邦死难者一样“通过法律来纪念（南部邦联的）亡灵”，“但作为五月花号后代的真正激进者，不会剥夺我们纪念那些保卫了南部女性的生命、荣誉与幸福的人的基本权利”。然而，像许多女性在战争中的行为一样，纪念南部邦联死难者的“基本权利”，事实上是极具政治色彩的；对死难者的纪念，使女性在战后新南部拥有了崇高地位与巨大权力。确保阵亡者以及关于他们的记忆不朽，成为南部对抗北方控制及其对南部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53]
1866年10月25日，5000人在温切斯特举行集会，举行“石墙”公墓落成典礼。这座墓园一共埋葬了2494位南部邦联士兵遗体，他们都是从该镇周边半径达15英里的区域搜集而来的。其中829具遗体仍未被甄别出来，它们被埋在了一个共同的坟墓里，旁边环绕着1679座墓主姓名确凿的坟墓。1862年，英俊潇洒的骑兵指挥官特纳·阿什比（Turner Ashby）阵亡。这位当地的英雄是死难者中级别较高的军官，也是当天悼念仪式的焦点。在这场显然为纪念南部邦联所为之战斗的世界而举行的仪式中，阿什比那年迈的黑人保姆也被请来在他坟墓放上一个花圈。在“石墙”公墓旁，坐落着一座国家公墓，里面已埋葬了5000名联邦士兵。国家公墓中飘扬的联邦国旗引起了集会群众的“巨大怨恨”，他们嘲笑着、侮辱着那些在此照看联邦死难者的美国埋葬部队的士兵。2500名南部邦联人在一边，5000名北方人在另一边：这或许是第4次温切斯特战役，只不过在这场战役中，双方的士兵已经死去。[54]
几乎凡是有南部邦联士兵尸体聚集的地方，当地女性都成立了纪念联合会。在纳什维尔，一个女性联合会在一座业已存在的公墓中购置了一块土地，建立了一个“南部邦联士兵区”，并将周边战场上的1500具遗体转移到了这里。在维克斯堡，1600具死难士兵躺在“士兵安息处”。在“南部邦联公墓女性联合会”的指挥下，人们将他们重葬在了该城既已存在的一座公墓。在J.B.库克女士的领导下，“查塔努加南部邦联纪念联合会”于1867年获得了一块土地，并将周边区域的南部邦联士兵遗体都重新安葬在了这里。在亚特兰大，在玛丽·科布·约翰逊（Mary Cobb Johnson）“个人的负责”下，人们将城市周边半径达10英里区域的死难者迁移到了一个固定地点。在一些埋葬沟中，约翰逊发现了多达90具尸体，它们裹着毛毯，双手交叉于胸前，脸上盖着帽子。“佐治亚州纪念联合会”承担了搜集奇克莫加与灵戈尔德周边战场上南部士兵尸体的工作，并将它们增添进了玛丽埃塔的一座共有3000座坟墓的战时公墓。当地的一位联邦主义者，曾建议将北方人与南部邦联人一同葬在玛丽埃塔建成的国家公墓中，但这却吓坏了这一地区的女性。她们坚持认为，南部邦联死难者“不应同他们敌人的遗体混杂在一起”。在所有这些公墓中，人们都将死难士兵以州为单位葬在一起，以此来永久颂扬内战所为之打响的那些原则。[55]
在整个弗吉尼亚州，女性都在纷纷响应麦克法兰女士的号召。像其众多姊妹联合会一样，“阿波马托克斯女性纪念联合会”成立于1866年春。这个联合会将内战最后一场战役的19名南部死难士兵集中埋葬在了一座南部邦联公墓中。在“彼得斯堡女性纪念联合会”的领导下，30000具南部邦联死难者被重新安葬在了布兰福德公墓。1866年，彼得斯堡的总人口只有18266人，其中一半都是黑人。在1864年斯波齐尔韦尼亚战役的战场上，散布着五百多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斯波齐尔韦尼亚女性纪念联合会”在该县法院东北约半英里处获得了一块5.5英亩的土地，用以安葬这些死难的士兵。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女性纪念联合会”（它直到21世纪初仍很活跃）获得了一片土地，并将来自14个州的3553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重新安葬在这里。在这些工作中，她们受到了一首诗歌的激励。这首诗是艾布拉姆·瑞安（Abram Ryan）神父专门为她们创作的，他也是《被征服的旗帜》——一首广受欢迎的“失败事业”类民谣——的作者。瑞安敦促她们：
拾回散落在
众多战场上的尸体；
拾回众多坟墓中的南部邦联死难者，没有姓名，也没有墓碑，
他们只是孤零零地埋在那里。
瑞安坚称，他们所为之献身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仍是正义的”。[56]尽管照料与重葬南部邦联死难者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但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私人性的活动，因为它为丧亲的家人提供了可以寄托哀思的遗体与坟墓。在内战中，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帕尔默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大儿子——詹姆斯·帕尔默——阵亡于1862年第二次布尔河战役。1869年夏，约翰·帕尔默与马纳萨斯纪念联合会的玛丽·J.多根建立了信件联系。多根在詹姆斯的13个战友坟墓旁找到了他的坟墓。她希望将詹姆斯的遗体转移至后来的格罗夫顿南部邦联公墓——那里如今安葬着266名南部士兵的遗骸。
约翰·帕尔默迅速给多根寄去了一些资金，用以购置一个胡桃木棺材，以及一块四英尺高、刻有儿子生平与死亡信息的大理石墓碑——买款30美元，运费与安装费共1.86美元。多根使他确信，“单纯转移尸体并不要钱”，因为那正是联合会的职责。在詹姆斯原来的坟墓中，多根找到了一副十字架与一个纪念品小盒；她还取出了那颗位于詹姆斯的肋骨下方、清晰可见的“致命子弹”。多根知道帕尔默一家将会“极为”珍视这些遗物，因而将它们寄到了帕尔默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家中。在余生中，约翰·帕尔默一直随身携带着这颗子弹。[57]
多根向帕尔默表达了自己的哀悼，并希望“每个有亲友埋葬在这个战场上的人，都能像您一样轻松、明确地找到亲人墓穴之所在。但是，哎！相对说来，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这点”。在格罗夫顿公墓，只有两名士兵被甄别出来，而詹姆斯·杰曼·帕尔默便是其中一个。马纳萨斯联合会所从事的计划是令人生畏的。1871年，多根向帕尔默坦承：“有时，一想到要完成埋葬所有南部邦联死难者的目标，我就会十分沮丧。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开春时能够恢复这项工作，并尽可能在今年夏天完成。”[58]
19世纪70年代初，南部众多纪念联合会将目光转向了仍然长眠在北方土地上、被人忽视的数千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葛底斯堡似乎是一个尤其关键的地方，这并不仅仅因为，它象征着人们所认为的南部邦联运势的“顶峰”。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乡间，散布着大量南部死难者遗体。他们的埋葬地没有保护，也没有标记，任由敌视南部的北方人破坏。有几个南部州的立法机构为将这些尸骨运回南方提供了资金，各个纪念联合会则敦促社会各界尽快采取行动。例如，“萨凡纳纪念联合会”便警告说，新一轮的春耕可能会彻底毁灭尚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佐治亚州士兵的遗体。它因而呼吁“她的姊妹联合会速速前来，帮助她将这些遗体运回南部”。[59]
在葛底斯堡，士兵与当地居民编纂了一些南部邦联士兵埋葬地的清单。这些清单后来落在了曾监督葛底斯堡国家公墓重葬工作的塞缪尔·韦弗手中。1871年，塞缪尔不幸去世，人们于是劝说他的儿子鲁弗斯——一位刚开始在费城行医的年轻医生——回应女性联合会的恳求。鲁弗斯写道：“如果人们能够看到我所见过的场景，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我确定，在每位南部父亲、兄弟与儿子被运离北方之前，绝不会有安宁的日子。”韦弗似乎并不相信他的宾夕法尼亚州同胞会对南部邦联的坟墓怀有仁慈心。[60]
在1871年的春天与夏天，韦弗挖掘了大量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并将其中137具运往了罗利，101具运往了萨凡纳，74具运往了查尔斯顿。在查尔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公墓，人们举办了盛大仪式，通过演说、唱赞美诗与祈祷来迎接他们。这年秋天，好莱坞纪念联合会同韦弗建立了联系，首先向他询问关于弗吉尼亚州死难者的情况，继而请他将剩下所有南部邦联死难者运往里士满。在随后的两年中，韦弗便在不停地挖掘尸体，然后将它们定期分批运往南方。截至1873年底，韦弗已向好莱坞联合会运送了2935具南部邦联士兵的遗体。[61]
在里士满城，迎接他们的是庄严、壮丽的仪式；在主街上，一千余名原南部邦联士兵与四名将军组成仪仗队，陪伴着死难者遗体前往好莱坞公墓。联合会努力筹集资金来偿付韦弗的工作，但韦弗却从未收到至少达6000美元的欠款。尽管韦弗掌握着埋葬清单，也尽管他在报纸上刊登了许多广告，以征集关于南部邦联士兵坟墓的信息，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北方民众仍能惊奇地发现一些南部邦联士兵的遗骸：1888年，当他们采摘药草的时候；1895年，当他们用碎石铺路的时候；1938年，当他们为建供水系统而挖沟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当他们在艾森豪威尔家的花园里种植物的时候；以及1996年，当他们在一场暴雨后路过一个被冲断的火车道的时候。将每位南部士兵都运回南方的目标从未实现。然而，众多女性纪念联合会所领导的工作，是一个自发的、临时性的、分散的工作。它们克服了组织人力、征集资金与筹集物资上非同寻常的困难，将数万士兵重新安葬在了南部的公墓中。在这里，他们可以像其北方对手一样，因英勇献身而得到人们的赞美与怀念。[62]
在19世纪最后十年中，南方人建立了“南部邦联老兵联合会”与“南部邦联之女协会”。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在内战刚刚结束时的南部纪念活动，并不像在上述组织成立后的纪念活动一样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19世纪90年代，南部邦联记忆同那一时代的“吉姆·克罗”恶政、剥夺黑人选举权运动以及州权运动紧密相连，成为一种破坏了这场战争的废奴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平等主义等意义的力量。然而，女性纪念联合会的早期活动，很大程度便是对国会在建立国家公墓法令中排斥南部邦联人的直接反应。因此，这些活动本身显然就是地域性的。它们既是为了纪念个体的丈夫、父亲、兄弟与儿子，也旨在宣示对南部邦联的忠诚。1871年，在庆祝将葛底斯堡死难者重葬在查尔斯顿马格诺利亚公墓的仪式中，长老会神学家、著名演说家约翰·L.吉拉尔多牧师坚称，“我们在此不仅仅是为死难者哀悼”，从而清晰表明了这场集会的政治本质。他解释说，这一场合不仅仅要处理过去的问题，它也要处理“现存的问题”；“影响我们未来的重大问题”包含“导致这场大战的一些原则”。用他的话来说，也即一些像州权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种族“混杂”的原则。他指出，生者面对着一个迫切需要解答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人是否是白白死掉了？”对死者的纪念，需要南方人继续维护南部邦联的原则。这些原则已“被击败了，但却不一定丧失了”。
死难士兵的行列。“维克斯堡的南部邦联公墓”。戴维死难士兵的行列。“维克斯堡的南部邦联公墓”。戴维·布托（David Butow）摄，1997年。
只有为这场战争的最初目标辩护，南方人才能确保如此众多士兵的牺牲是有意义的。南部邦联已不再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但其死难者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它具体的、共同的化身。他们不仅是老南部的象征，而且规定了南部应该是什么样子。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人们参与纪念仪式或重葬运动，都不“仅仅是为死难者哀悼”。事实上他们成为了使死者不朽的工具。人们将死难者聚集在大规模的公墓中，将他们埋在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成行成列的坟墓之中。这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活着的现实，一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部队。矛盾的是，他们也是一支无名的部队。在内战结束后，北方与南方开展了埋葬运动，许多丧亲者因而得以找到亲人，并造访、装饰他们的坟墓，就像南卡罗来纳州的帕尔默一家，以及惠特曼与穆尔所能够帮助的求助者那样。这些生者与死者的重逢，当然是为了终止无名、复原姓名，继而将死者姓名刻在墓碑与纪念碑上，以供后世瞻仰。然而，内战死难者之缺乏个性也有其极为重大的意义。内战士兵的公墓，无论是国家公墓还是南部邦联公墓，都不像美国人从前所见过的墓园。它们不是教堂墓园中的家庭坟墓群，也不是象征着人类重归自然的花园公墓。相反，内战公墓里陈列着一排排整齐的、卑微的、一模一样的墓碑，下面埋葬着数万名有名或无名的士兵。这一排排墓碑，这一位位士兵，与其说代表了一位亲人令人哀伤的逝去以及他的特质，不如说象征着这场战争高昂的、几乎是无法估量的代价。[63]
国家公墓与南部邦联公墓的建立，使“内战死难者”成为了一个类目，成为了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着更深刻的含义，同组成这个集合体的成千上万个体死亡不同。这些公墓的建立，也使“死难者”从那些哀悼自己特定损失的个体生者之记忆中分离出来。“内战死难者”变得既强大又不朽。他们不再是个体的人，而成为了一个将会塑造未来至少一个世纪的美国公众生活的力量。重葬运动开创了一个由死难者组成的群体，其存在与沉寂都十分醒目。这些死难者之离开美国人的生活，恰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