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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统计：“多少？多少？”
第八章
统计：“多少？多少？”
想象怎能企及这一可怕的巨大灾难？
《哈珀周刊》，1862年5月24日
当美国人如埃德蒙·惠特曼、詹姆斯·穆尔、克拉拉·巴顿、玛丽·多根与威廉·麦克法兰女士正努力甄别并埋葬死难者时，他们也在统计着：安德森维尔，死难者13363人，其中12912人身份得到确认；波普勒格罗夫，死难者6718人，其中2139人身份得到确认；葛底斯堡2935名南部邦联死难士兵被重葬在了好莱坞；303536名联邦士兵被埋葬在了国家公墓。在语言无法描述的情况下，统计似乎能帮助人们理解哀伤的程度，并使人们超越个人的丧亲之痛，努力找到死亡对社会与国家的更大意义。统计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个体转向全体，从死亡转向“死难者”。
“多少田园如今荒芜不堪？”1863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年轻女性诘问道。她所寻求的不仅包括对死难者人数的统计，也包括对死亡影响的解释。“自这场战争打响以来，多少母亲、姊妹与妻子不得不去哀悼死去的亲人［？］死亡数字节节攀升，我们的灾难尚未结束。”当战火最终止熄时，这个国家需要对她的恳求给出答案。[1]
在内战前的几十年中，统计的重要性日趋显著。美国民众曾基本上是数学盲——1803年以前，进哈佛学院读书甚至不需要基本的算术能力。而在这几十年间，美国人开始统计，开始计算，开始在学校里教授数学，开始将数字视作征服自然与掌控社会的工具。1839年，五位波士顿人成立了美国统计学协会（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仅在几个月间，这个学会便发展成为一个有着其章程、细则与正式刊物的全国性组织。如历史学者帕特里夏·克莱因·科恩（Patricia Cline Cohen）所言，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人已“深深着迷于数字”。[2]
如该词本身所暗示[30]，统计学的兴起同一个扩张中的国家的观念紧密相连，同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资源、实力与责任的评估密切相关。这种定量分析常常集中于人口普查、人口学与死亡记录等攸关生与死的问题上，并在内战爆发后开始占据显著地位。当面对着这场战争及其死亡人数时，美国人倾向于用数字来理解它们。在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与恐怖环境之中，统计数据不只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战争的损失。它们所提供的似乎客观的知识，能够成为人们在一个超出想象的现实中重获掌控感的基础。沃尔特·惠特曼曾将内战的坟墓生动描绘为“无数的死难者”那“数不胜数的坟墓”，而数字则代表了一种赋予这类情景以意义与秩序的方式。[3]
然而，和确认死难者身份一样，统计死难者数字也很困难，其原因都是一样的。惠特曼将它们形容为“数不胜数的”，这既是一种隐喻，也毫不夸张。内战军队缺乏准确甄别死难者与伤员的程序，在每场战斗之后负责准确记录伤亡数字的机构也不存在。军队规章制度要求，在呈交每场战斗的正式描述时，军事指挥官也应同时提交被俘、阵亡、受
伤与失踪士兵的名单。数百份这样的手书名单被塞进了国家档案馆的盒子中，但这些记录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在利用它们甄别并重葬数千联邦死难者时，E.B.惠特曼便发现了这一点。在一场战斗结束后，指挥官们通常有比编写死伤名单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如果撰写报告同战斗结束间隔时间很短，死亡数字就会被少报，这不仅是源于信息之不完整，也是因为那些重伤在身、行将死亡的士兵尚且活着。然而，战斗结束同撰写报告的时间间隔若是太长——这种间隔有时会长达数月——又会造成其他类型的错误。
当时的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了官方伤亡数据的缺陷。在战后的岁月里，联邦中校威廉·F.福克斯（William F. Fox）一直致力于统计战争死难者数字。他感觉，军官们的报告是个糟糕的信息来源。福克斯回忆说：“在一场鏖战之后，团指挥官或许会给妻子写一封长信，详述他的团的作战经历；他手下的一些士兵会给各自村里的报纸寄去对这场战斗的描述。但没有报告会被正式寄给指挥部。许多上校认为，撰写报告是个讨厌的、不必要的工作。”在这场大规模现代战争发生之际，尚没有同它那始料未及的战争规模相适应的官僚机构。在努力汇编有关马萨诸塞州阵亡士兵的信息时，原联邦上校托马斯·希金森写道：“我们志愿部队的所谓簿记，借鉴的是我们小规模正规军的簿记方法。它要记载的士兵数量，从数千突然增加到了数百万。”他谈到，保存记录的职责常常落在了一个有军事经验“但无公文训练”的人的肩上，或是一个“写公文出身却从未……当过兵的人”的肩上。“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混乱。”希金森总结说，历史学必然是“一门不准确的科学”。[4]
部队统计死难者的目的也对军事记录的可靠性产生了影响。军官们编写伤亡名单，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为个体生命的逝去给出解释——军队没有任何将死讯告知家人的正式程序，便足以表明这一点。统计死难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评估军事资源，为了看看哪些人活下来了，是否还能继续打仗。一名指挥官需要知道自己的军事力量。众所周知，联邦将军乔治·麦克莱伦便着迷于估计自己与敌人的士兵数量。他不断将同他作战的南部邦联军人数高估为实际人数的两三倍，并且完全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一在统计上的病态偏好。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则是个果敢的实干家，他并不喜欢那令他丧失活动能力的深思熟虑。对于他来说，数字成为了一种用以表达并评估战斗之挑战与成就的语言。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每描述完一场战役，他都会附上一份损失总结，按照陆军部对伤亡报告所要求的形式进行编写。例如，在讨论完亚特兰大战役之后，谢尔曼用数页纸详述了死亡士兵的数量，并总结说：“毫无疑问，南部军官会为我们死伤士兵同他们死伤士兵的比例为2：1或6：1而自鸣得意……但他们完全错了。在这里，我用根据陆军部档案编制的正式表格证明了这点。”如文学学者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所言，对于谢尔曼来说，统计代表了“战争认识论”。将经历转化成死亡士兵的数据，是谢尔曼理解这场战争与诠释自己军事才能的最好方式。[5]
一位将军需要知道自己的实力，但他也同样希望敌人不知道自己的实力。这样的战术性欺诈，可能会永久扭曲历史记录。1863年5月，罗伯特·E.李将军发布了一则通令，批评当时报告伤亡情况的一个普遍做法，即“制造关于我们损失程度的假象”，以致长了“我们敌人”的志气。他认为，之所以会有夸大的伤亡评估，以及将小伤也报告为伤亡的癖好，是因为指挥官们以损失为荣，并将其视作“努力杀敌或遭遇了危险的证明”。在葛底斯堡战役之后，李自己也使用了一个虽十分不同、但同样不利于准确报告伤亡数据的策略：他似乎十分系统地、有意地低估自己的伤亡数字，以便掩盖这场战役对他部队的毁灭性打击。[6]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随着死亡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以牺牲为荣的心理愈发强烈——这种心理被李视作被危险地夸大了伤亡数字之根源。威廉·福克斯抱怨说：“指挥官们常常用长长的伤亡名单，来证明他们自己作战的英勇。”各团争相指出，自己的团承受了最大的损失。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是他们展现出了最大的勇气。福克斯发现，“随意夸大有关作战损失的陈述泛滥成灾。军官们为自己的团争取更多损失，而这同战争结束时他们确认为正确的记录相龃龉，这种情形令人感到遗憾”。在战后这场争夺荣耀的战斗中，死亡人数成为了衡量胜利的尺度，而非确定失败的标准。[7]
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的岁月里，编纂权威的死亡数据报告，成为了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但同重葬工作一样，北方人与南方人用以完成这一任务的资源是极为不同的。北方人不仅利用凯歌高奏的民族国家那正在扩张的官僚机构来重葬死难者，也用它来统计死难者数量。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军需部部长要求各战线进行埋葬信息普查，这一工作对死难者的统计做出了贡献。如我们所见，埋葬信息普查导致了重葬运动的开展，并使27册的《荣誉簿》得以产生。在列举坟墓信息的时候，《荣誉簿》也提供了一个联邦死难者总人数的近似值。军官们也曾下令，在每个联邦团解散前，指挥官须提交一份“退伍”名册，里面应囊括在内战中每一名曾在该团服役的士兵之姓名与命运——受伤、阵亡、病逝、逃跑、被俘或退伍。陆军部提供了一平方码的大纸，上面印有适当的标题，各团应填写一式数份。在编写伤亡报告时，威廉·福克斯主要依靠这些记录。他相信，这些记录“清楚准确地表明了他们所属团的死亡情况”。[8]
曾当过联邦军官后转为作家的约翰·W.德福里斯特，为一些质疑声给出了理由。在其1867年出版的畅销小说《拉夫纳尔小姐从分裂到效忠的转变》（Miss Ravenel’s Conversion from Secession to Loyalty）一书中，德福里斯特生动描绘了在内战结束时，一位军官在完成官兵名册时所遇到的挑战。上级命令，在部队解散前的三天内，指挥官应完成官兵名册的汇编工作。而此时的爱德华·科尔伯恩上尉，正被笼罩在“发烧与吗啡的乌云”之中，并面对着“大量连队记录”。尽管如此，他仍力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科尔伯恩说，在他的部队中，他是唯一自其创建之始便一直待在那里的人，他因而也是唯一有着必不可少的记忆的人。在工作了一整夜之后，他将完成了的记录交他人誊抄，然后晕厥了过去，继而卧床达48小时之久。我们不禁会猜测，或许威廉·福克斯曾读过德福里斯特的这部小说，或者福克斯意识到，他自己的数据便是依赖于这样的偶然记忆与偶然情形。[9]
在1865年至1870年之间，陆军部注意到了它的记录之缺陷，先后发布了几份报告，上面公布了三个不同且递增的联邦死难者数字。1866年，《宪兵司令将军给陆军部长的最后报告》统计了279689位死难者；但在1869年初，陆军副官长将该数字修订为294416；一年之后，在对军医总监的一则问询的回复中，他所报告的死难者总数增至303504。1885年，作为陆军部新设置的统计员，约瑟夫·柯克利进一步修正了这一数字，将联邦死难者总数增加到了359528。在此之后，来自南部邦联监狱的新死亡信息带来了一个小调整，将694人增加到了总数之中，使之达到360222。这便是最广为接受的统计数据。[10]
1862年，联邦政府设立了联邦抚恤金和补助金。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中，这些资金不断增加。申请这些资金的人们，以及打算要回死去亲属欠薪的人们，逐渐带来了很多信息。上述不断地修正数据，很大程度便是由这些信息所引起的。这一规模庞大的联邦老兵补助金系统之创立，必然需要政府编纂系统准确的兵役资料。战争期间所保存的大批官兵名册、兵力报告、医院记录与伤亡名单，并没有为任何一位士兵建立连贯的人事记录，因而也没有留下方便查阅的档案可用来证明补助金申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联邦政府利用大量战时资料，创建了详细记录个体士兵经历的档案。这些档案最终成为了“兵役纪录汇编”。在1903年之后，这些档案不仅包括联邦士兵记录，也将南部邦联士兵记录囊括了进来。最终，近3000万北方士兵与600万南部士兵的记录被登录到了索引卡片上，并被放入了每个士兵的档案中。其中每条记录都记载着官兵名册、医院普查报告、伤亡名单或其他官方表格上出现
的士兵名字。这项工作的巨大规模，需要政府雇佣大批职员，而这段历史的实际重荷也在战后造成了它自己的伤亡。1893年，在倒霉的福特剧院，办公室中过于拥挤的工作人员与资料造成了两层楼的坍塌，22名雇员因而丧生。而在28年前，林肯总统正是在这一剧院中惨遭暗杀。[11]
但是，公众与私人为死者给出解释的努力，早于或平行于上述同索取补助金明确相关的工作。早在补助金规模之扩大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实质性介入之前，几乎每个北方州以及许多南方州，都曾试图对各自的死难者进行统计，并编纂官兵名册。即便是在战争期间，许多州都曾批准编纂《荣誉簿》，以及其他一些为国捐躯者的名单。在战时的紧急情况下，这些努力很多都以失败告终。但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之后的岁月中，几乎每个北方州都重新开始了其编纂官兵名册的努力。
例如在1864年，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机构曾批准编纂一个全面的士兵名册，但直到1866年这一工程才开始。宾夕法尼亚州的历史学者塞缪尔·贝茨（Samuel Bates），发现自己的任务不是个容易的活儿。起初，在州国民警卫队总指挥办公室中，贝茨仅仅找到了部分官兵名册档案。他意识到，他“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去联络一位位军官，然后向他们询问关于他们部队的历史。[12]
在编纂一份关于士兵服役情况及其命运的完整清单问题上，马萨诸塞州分别进行过两次努力。在1868年与1869年，由州国民警卫队总指挥保存的官兵名录印刷成册。20年后，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设立了“州陆军与海军历史学家”职位，并指令其第一位就职者——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编纂一份马萨诸塞州陆海军士兵索引名单。这份名单囊括了由联邦补助金办公室搜集到的更为准确的信息。在印行士兵名单的同时，希金森也出版了各部队与各战役的伤亡统计摘要。他总结道，马萨诸塞州先后将113835名士兵送上了战场，其中共有13498人丧生。希金森对历史准确性的质疑，似乎得到了很好的证明：1997年，一份根据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编成的马萨诸塞州士兵记录指出，该州实际将146738名士兵送上了战场。[13]
在1865年之后，南部邦联人没有了民族国家，没有了政府官僚机构，也并不期望能获得邦联补助金。但他们利用州与私人资源进行了一个相同的工作——记录并纪念士兵的生平与死亡。然而，南部邦联记录之不完整给南方人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如今的历史学者常常引用的南部邦联军人死亡数字，即258000人，充其量只能被视作根据已知信息的推测。南部邦联军队的解体，使人们在战争结束时无法编纂全面的资料。在里士满撤退之际，南部邦联档案也随之南迁；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这些档案被联邦军队夺取，并最终被美国陆军部得到。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团伤亡名单与其他官方记录都丢失了。例如，亚拉巴马州部队的官兵名册几乎完全没有；1864年底以后南部邦联的全部记录都残缺不全。尽管如此，同北方一样，南部大多数州也试图编纂并出版那些服过兵役者与为国捐躯者的名册。而直至20世纪20年代，这些记录仍在出版刊印。[14]
1862年，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通过一条法令，呼吁编纂一本全面的“记录簿”，“作为”对卡罗来纳死难者的“尊敬之象征”。这一工作所产生的记录遍布错谬。1864年，南卡罗来纳学院的威廉·里夫斯教授受命再次进行记录编纂工作。在这一工程进行之中，他努力克服军事溃败、邮政服务中断与财政支持欠缺所带来的困难。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征集信息，详查讣告，采访老兵，寻求税务官的帮助，并在其诸多“棕色粗糙纸”制成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资料。截至1870年，里夫斯已搜集到了12000名为国捐躯的南卡罗来纳士兵姓名。但是，里夫斯声称：“这项工作完成得并不令我满意。”1912年，南卡罗来纳州历史学委员会再次捡起了这项工作。1913年，委员会秘书A.S.萨利出版了包含有五个步兵团信息的三卷记录。[15]
在北卡罗来纳州，那里的资料既不完整又错谬丛生。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约翰·W.穆尔转而求助于美国陆军部掌握的南部邦联记录。但他发现，这些官方报告也是不完备的。“几乎没有一份报告完整叙述了伤亡情况。”他写道。“没文化的勤务兵中士”所做的“拼写十分不错”，但他觉得，那些颇具创造性的姓名拼写，很可能会使这些姓名的主人大吃一惊。尽管如此，穆尔仍自信地认为，他在1882年出版的四卷记录，或许给出了有关北卡罗来纳州伤亡情况的最为准确的数据。[16]
南部的其他一些创举超越了州界，并有着明确的分裂主义目的。1869年，南部历史学会（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成立。这个致力于“维护”南部邦联历史“真相”的新学会，试图对南部死难者进行一次准确的统计。1869年，学会秘书、杰出医生约瑟夫·琼斯同原南部邦联陆军副官长塞缪尔·库珀（Samuel Cooper）分享了他对伤亡人数的估计。琼斯认为，这场战争中，在所有积极为南部作战的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士兵死亡了。库珀断言，这些数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更全面地寻找联邦政府掌控的南部邦联档案，将会带来更详细和更准确的信息。在库珀与琼斯看来，统计南北部队总人数与记录南部邦联的巨大损失，有望解释并合理化南部的战败，并能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南部邦联士兵的“决心以及卓绝的勇气与作战技巧”。[17]
北方的个体公民也着手进行战时伤亡与死亡数据统计。弗雷德里克·费斯特勒是一名德国移民，曾因1862年在斯通河战役中英勇善战而获得“荣誉勋章”。1883年，费斯特勒出版了《美国军队统计数据记录》一书，作为斯克里布纳（Scribner）的13卷畅销丛书《内战战役》的补充。费斯特勒这本著作包括了论及“损失”以及“服役期间死亡的军官”的章节。威廉·福克斯声称，自己那部出版于1889年的不朽巨著《美国内战时期各团的伤亡》，提供了有关联邦军队和南部邦联军队的“详尽无遗的”数据。曾在新罕布什尔州几个志愿团中担任少校的托马斯·利弗莫尔，试图在《美国内战的数字与伤亡》一书中详述并纠正福克斯的诸多结论。这本书起源于1897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军事历史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1900年成书出版。在1908年出版的长达1796页的《叛乱战争纲要》一书中，弗雷德里克·戴尔（Frederick Dyer）进行了一项更为全面的统计工作。他使读者确信，这一工作基于“来自一切可利用且可靠来源的真实信息”。戴尔声称，政府从1874年开始编纂并最终出版的128卷《叛乱战争官方记录》，“问题大得令人悲伤”，这便使他的著作显得十分必要了。在戴尔著作第一卷卷首，他对联邦入伍与伤亡信息进行了归纳，给出了那些阵亡士兵以及死于战伤、疾病、自杀甚至中暑的士兵的总数。但是，戴尔的书中也保存了近20年前福克斯便已纠正了的政府资料中的错误。[18]
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美国人都在进行着大量的战争死难者的统计工作，但他们却远没能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总数。对那些在全面的、可理解的数字中寻求慰藉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这些总数的细节而非其准确性。数字可以帮助人们开始从整体上理解如此众多的死难者，并言说这场战争的巨大代价。
然而，即便是在美国人进行统计期间，他们也在思索着这些他们如此热切地聚集起来的数字真正意味着什么。约瑟夫·琼斯进行士兵及其死亡的统计，既是为了展示南部人的英勇，也是为了解释在兵力上令人绝望地处于劣势的南部邦联之战败。团指挥官进行统计，是为了讲述“（他们的部队）是怎样英勇作战”的故事，继而使自己被视作损失最为惨重、因而也是表现最为英勇的人而流芳千古。无论北方州还是南方州，对死难者的统计，都是为了纪念他们。一份名单上的姓名，就如同一座墓碑上的姓名。它承载着记忆，预示着那些做出了最高牺牲者的不朽。数十万内战死难者的身份仍未确认，但他们至少可以被纳入统计。他们的姓名可能仍无人知晓，但他们的数量却不会如此。[19]
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将新兴的“内战死难者”观念，定义为一个超越个人丧亲之痛的、可描述的、共同的国家损失。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牺牲之规模，以及获得自由与国家统一的代价。美国人进行统计，是因为在一场改变了人类残暴之外在限度的战争结束后，数字能够使他们产生重获确信感与掌控感的错觉。美国人进行统计，也是因为，就是有如此众多的尸体需要统计。数字似乎是理解这场战争的突出特征——深重的灾难与巨大的伤亡——的唯一方式。
数字解决了一些理解上的难题，但它们同时也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威廉·福克斯担心，这场战争死亡数字之巨大，会使人们无法理解它。他写道：“数字越来越大，可是无论变成两倍还是三倍，它们所传达的意义都没有什么不同。”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在团的层面思考死伤情况，将这些数字降低至他认为更具人性的规模。“众所周知，团的规模是有限的，它的伤亡也是可以理解的。”福克斯劝说他的读者不要“对这些统计数据不耐烦”。他使他们确信，这些数字“与普通数字”不同，“这些统计数据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了一名死难士兵那朝向天空的苍白面庞”。他指出，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抽象符号，而是的的确确代表着人类的面庞。[20]
作为福克斯统计分析来源的官兵名册是一个集成体。但福克斯发现，它的名单所提供的，远不只是数字。它那简短的条目，使人脑海中浮现出了关于个人死亡与生平的“悲伤画面”。每个姓名背后都是一个世界。他坚称：“没有哪个战争故事，能比得上退伍名册上的故事。”
“1863年5月3日，在玛莉高地，阵亡”；然后编纂者放下铅笔，再次回想起那场向上席卷了弗雷德里克斯堡坡地的猛烈进攻。
“1864年5月6日，在威尔德内斯，受伤，然后失踪”，让人联想起一座无名坟墓，上面的联邦墓碑—假如果真有的话—写着简短而哀伤的碑文，“无名氏”。
“1862年7月1日，在莫尔文山阵亡”；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一名炮兵死在了他的大炮轮子前……
“在密西西比河的扬斯波因特（Young’s Point）死于热病”，让人想起了一场发生于长沼与有毒浅沼的战役，很多士兵都倒在了
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马修·布雷迪摄。国会图书馆。
一个比子弹更加致命、更加残忍的敌人面前。[21]
福克斯为他的读者展示了他在官兵名册中的一些最“奇特”的发现——士兵们的死法多种多样，令人吃惊：伊利诺伊州112团的洛伦佐·布朗，“被一头骡子踢死”；纽约州骑兵第5团的J.A.贝内迪克特，“大拇指被人咬伤，在截肢后死去”；俄亥俄州第38团的雅各布·托马斯，“从一棵树上……摔死”；纽约州第8团的A.洛曼，“站岗时在一座被遗弃的房屋中发现了一瓶水，在喝了之后被毒死”。福克斯用这份奇特死法的清单证明了，在《美国内战时期各团的伤亡》那“详尽无遗的统计数据”背后，有着数十万个体士兵的具体的——甚至是特别的——死亡。[22]
福克斯阐明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居于理解内战死亡的核心：如何同时理解一个人的死亡之重要性与数十万人死亡的意义。约瑟夫·斯大林后来曾讲：“一个人的死亡是场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个统计数据。”这既是经验之谈，又体现了他的洞察力。在半个世纪以前，福克斯也说过一段相似的话。他写道：“要想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是很困难的……但想象一个人、十个人或二十个人惨遭杀戮的画面却是容易的……但即便是……（老兵）也无法理解十万人被杀戮的可怕意义，要知道，这十万之中的每一个‘一’都代表着一名士兵血淋淋的坟墓。这些数字太大了。”然而，理解那四年战争中所发生的重大事情，似乎是紧迫且必要的。[23]
沃尔特·惠特曼也陷入了同样的压力。他着迷于这场战争的规模，这对他来说是衡量这场战争对民众影响的一个尺度。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能生动展示这场战争的规模与影响的方式。当战斗止息时，他立即使用了数字来对这场战争进行“总结”。他通过估算探望过的伤病员人数（“80000至100000”）来定义自己的经历。但为了理解并描绘这场战争，他则援引了死难者数字：推测有多少人完全没有被埋葬；多少人还埋葬在“迄今未找到的地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多少墓碑刻着“意味深长的字眼——无名氏”。即便他试图想象这些“数不胜数的”死难者，亦即他所说的“百万死难者”，但他将其中的每一个都视作自己罹难的亲人。他们既“无数”又亲密：“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最终都是我亲爱的人。”每名士兵对惠特曼而言都是“一个同我自己一样神圣的人”；每个人都是“我亲爱的战友”，即便他无人关注，没有姓名。在惠特曼看来，这一个个士兵代表了“真实的战争”，代表了这场毁灭性战争的真正意义。他之从一抽象到多以及他之寓多于一，既是政治的举隅法，也是诗歌的举隅法。惠特曼认为，要想理解哪怕是“这场战争之一隅”，就需要经常试着“成二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加”具体战斗的“地狱般的景象”，以及他眼看着受苦受难然后死去的个体士兵。[24]
这个一与多的问题既挑战了北方人也挑战了南方人，它是这场战争的民众文化的核心主题。如此众多的死亡之意义如何才能被理解？反过来，在如此众多的死亡之间，一个人的死亡又怎样才能保持其重要性？《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All Quiet Along the Potomac Tonight”）——一首联邦与南部邦联都说是自己的并广为传唱的歌曲——用讽刺手法讲述了一名士兵的死亡被不屑一顾的故事。这首歌唱道，在冗长的伤亡名单变得司空见惯的情况下，“这微不足道”：“偶尔死一两个列兵不会被算作一场战斗的新闻。”然而，这首歌的目的是寻回这个个体生命、这位丈夫与父亲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个“静悄悄”的夜晚死去，但他却同在引人注目的喧嚣战斗中死去的数千人没什么两样。这首歌坚称，他是一个重要的人，尽管他没有被纳入统计。[25]
在1862年的《哈珀周刊》中，一篇题为《只有一个阵亡》（“Only One Killed”）的短篇小说重复了同样的主题。在作者所谓的“可怕的巨大灾难”中，个体的死亡不再重要，而这篇小说便表达了公众对这一现状的抗拒。在看到一则关于“一人阵亡”的报道后，故事主人公漫不经心地回应道，这则消息太不重要了，“根本不值得用电报打来”。坐在旁边的一个人，用“一双严肃忧郁的眼睛”“以沉默斥责”了这种没心没肺——后面的信息表明，这名阵亡士兵正是后者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阵亡了！”（“Only one killed!”）作者惊呼，“我对这件事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这则消息不再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报纸告示，而是一个眼前的严酷事实。”一与多的问题，是美国人所努力应对的“接受”问题之核心。“一百、两百、三百人阵亡或肢体残缺不全，想到这里令人难过；但我们只有具体到一个个事例，才能真正理解这一可怕的事情。”作者解释道。而这项工作，也正是他的小说试图做的。在听说自己所在旅在一场战役中“只有一个人”阵亡后，纽约州士兵查尔斯·刘易斯几乎选择了同《哈珀周刊》这位作者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们说‘只有一个人’，但却从未想过，那个人或许正是某个人的全部。如果有一百万人阵亡了，那么就会有一百万个家庭‘只失去了一个亲人’。”[26]
同确认死者身份的工作一样，有着如《许多中的一个》《只有一名列兵阵亡》《只有一个阵亡》，或只是《唯一》这样标题的诗歌、歌曲与小说，试图保存众人之中的个体之意义。数字复杂化了这一理解。一方面，统计制造了平等：在战争死难者总数之中，军阶与差别消失了。但与此同时，数字也毁灭了个性——而个性却同平等之目的以及这场战争在民主层面的要务紧密相连。寻名个体化了死难者，统计则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这两种推力所要满足的需要虽然相反但却共存，这便是处理内战死亡问题的内在悖论。[27]
一与多的距离和差异，并置并强化了两种源于内战经历的理解模式。在美国人产生于内战的意识中，伤感与讽刺一同发展起来。通过关注每个伤亡士兵的独特性与每场死亡的悲剧性，伤感从抗拒大规模死亡之不可理解性的需要中汲取力量。伤感是一个对抗数字力量的武器，一个对抗统计数据的均质化及其对个体的抹杀之武器。与此相反，讽刺源自对一个令人焦虑的基本情形之承认，源自对一种几乎不可言说的可能性之承认：在这场拥有不可抗拒的毁灭力量的现代大规模战争中，个体或许真的不会拥有重要性。在对待那名既是全部又“微不足道”的士兵问题上，《今夜波托马克河岸静悄悄》像整个内战时期的美国一样，既伤感，又充满讽刺。[28]
统计内战死难者的努力，仅只有部分同数字与伤亡报告有关，仅只有部分同国家对其公民的职责有关。统计死难者，也同一些超越了国家及其政策与职责的问题有关。如威廉·福克斯所言：“每个故事，甚至每个数据的故事，都有着一个寓意。”内战死亡数据的华丽辞藻提供了一种语言，人们用它沉思这场战争及其史无前例的浩劫对人类更深刻的意义，用它来探究在一个充满了大规模——并日趋机械化的——屠杀的世界中个体的地位。它关乎在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中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