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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当然，日本的体制在制度上并不存在什么独特之处。多数福利国家都是给予全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不过，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似乎创造奇迹般的效果。从公共健康方面来看，日本在平均寿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样，在教育方面，日本也在同领域具有领先地位。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高中毕业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大约90%，相比而言英格兰只有32%。另外，日本还创造了一个与除瑞典外的任何西方国家相比更加公平的社会。同时，日本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养老基金，以便每个退休的日本人在其理应享受的多年（通常是相当多年）休息期间，能够同时获得大量的红利和固定收入。这个福利超级大国同时还创造了一个节俭的奇迹。1975年，日本国民收入中只有9%投入了社会保险，而瑞典的这一比率达到31%。日本在税收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负担大约只有英格兰的一半。在此基础上，这个福利国家的一切似乎都完全合情合理。日本已经实现了所有方面的安全——消除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快速的发展壮大，以至于到1968年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前一年，赫尔曼·卡恩曾经预测说日本的个人平均收入将在2000年之前赶超美国。实际上，中川八洋认为，如果将福利计算在内，“日本工人的实际收入（已经）至少超过美国人3倍”。福利正在这个战败国产生效果，使日本成为领先国家。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外国强权支配，而在于国内安全网络。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隐情——在战后福利国家的设计之中存在一个致命性缺陷。福利国家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得到顺利运行，但在西方世界国家中并非如此。尽管在地形以及历史层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欧亚大陆附近群岛、帝国历史、头脑冷静、举止严谨），但日本和英国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表面上看，他们的福利体制颇为相似：依据原先“量入为出”模式实现资金供给的国家养老金、全民健康保险、失业津贴、农民补贴、严格管理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些制度在两个国家的运行方式迥然不同。在日本，平等主义是优先的政策目标，同时一种顺从主义的文化鼓励人们遵守相关规定。相比之下，英国的个人主义导致人们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这一体制。在日本，公司和家庭始终在福利体制中扮演着坚实的支撑角色。雇主主动提供补充津贴，不愿解雇工人。20世纪90年代，年龄在64岁以上的日本人中约有2/3同子女生活在一起。而在英国，雇主会毫不犹豫地在困难时期大幅削减工人工资，同时人们更有可能将年老的父母抛给慈悲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福利国家把日本缔造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却收获了相反的效果。
英国保守党派认为，最初的国家保险体制已经堕落成为一种国家施舍以及税收征敛的体制，这极大地偏离了其经济动机。1930~1980年，英国的社会转移支出从最初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升至1960年的10%，随后在1970年和1980年分别达到了13%和17%，这比同时期的日本高出了6%。卫生保健、社会服务以及社会安全耗费的政府财政支出达到了国防支出的3倍，但其结果却令人甚为沮丧。福利方面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伴随着经济的低速增长以及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尤为严峻的问题是长期缓慢的生产力增长（1960~1979年，英国从业人员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仅为2.8%，而同时期的日本为8.1%），这反过来似乎又与英国工会的交涉技巧密切相关（相对于彻底的“罢工”，“怠工”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同时，高收入以及资本收益方面超过100%的边际税率，也阻碍了传统形式的储蓄和投资。英国福利国家似乎剥离了那种资本主义一旦失去便无法正常运行的刺激因素：努力奋斗的人收获大量金钱的“胡萝卜”；懒散懈怠的人遭受艰苦生活的“大棒”。其结果便是一种“停滞性通货膨胀”：增长不景气加上高通货膨胀。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那时的美国，当时美国用于健康、医疗保险制度、收入安全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率从1959年的4%增长到了1975年的9%，并首次超过了国防支出。同样，美国的生产力也是鲜有增长，而且停滞性通货膨胀甚嚣尘上。怎么办呢？其中一个人——以及他的学生们——认为自己知晓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影响，过去25年间一种最为显著的经济趋向将在西方福利国家中土崩瓦解——从而再次使倍感震惊的人们遭遇了他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的反复无常的“恶魔”——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