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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开支与税收
先见之明
1933~1939年，大约有25万名像西格蒙德·沃伯格这样的犹太人从德国移居英格兰，有更多的人去了美洲、巴勒斯坦、远东和其他目的地。但也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犹太人留下了。马克斯·沃伯格没有走，他决定不离开他热爱的德国，并强烈批评西格蒙德离开德国的行为。由于马克斯的原因，西格蒙德很难成功说服他的沃伯格家族的亲属在德国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斯·沃伯格被排除在德国经济生活之外，他徒劳地与之抗争了将近5年，他和M·M·沃伯格公司的其他董事曾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任职，但马克斯被这些公司一个接一个地逐出，包括拜尔斯道夫股份公司、嘉士达百货商店、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以及布洛姆与福斯公司。他被迫从商会退出。M·M·沃伯格公司也被从帝国贷款联盟中逐出。1938年，马克斯最终向不可避免的大势低头。鲁道夫·布林克曼和保罗·沃茨这两位非犹太裔高级雇员和一些德国及外国的机构成为家族银行的法人，虽然直到1941年，公司才真正改名为布林克曼·沃茨公司。从西格蒙德的角度看，在“财产充公”问题上的争执证明，当1931年危机爆发时，他曾主张将家族银行出售给柏林人贸易公司的建议是正确的，当时银行的国际网络和商誉仍有一定的价值。为满足所有意图和目的，该银行现在不得不被贱卖，原本卖价可以更高 [1]
。对西格蒙德来说，更重要的事情现在是保证荷兰沃伯格公司的独立性。私下里，他将汉堡企业的债务一笔勾销。1938年12月，西格蒙德将乌亨费尔斯儿时的家出售，毫无疑问这使他内心悲痛不已，但找不到任何表达痛苦的记录。他母亲现已栖身于瑞士的疗养院，随后将在英格兰与儿子及家人团聚。
事实证明，沃伯格在正确的时间采取了行动。那些选择在纳粹德国居住的家庭成员，付出了更大的感情代价——1942年，当西格蒙德带儿子去看自己的姑父奥托·考拉时，年轻的乔治不敢相信眼前所见，考拉最终在1939年逃离德国。考拉曾是一名法官，曾被纳粹青年暴打，大学住校期间也曾因决斗在身上留下伤疤。由于想着将要从他热爱的德国流亡，“他眩晕得可怜……心不在焉地拖着脚走，精疲力竭”。对于马克斯·沃伯格而言，他推迟离境直到最后可能的时刻。据说，他留在德国是出于天真的想法，他相信通过他对沙赫特的影响，他能够保留家族企业的独立性。事实上，在马克斯出版的回忆录里，他流露出这种印象。当然，他作为犹太商业领袖之一，愿意设计出某种方案，以缓和纳粹反犹太人的经济歧视，这样的人还包括维多利亚保险集团的埃米尔·赫茨菲尔德、柏林私人银行门德尔松公司的鲁道夫·洛布、乌尔斯坦出版社的汉斯·谢弗 [2]
。奥托·瓦格纳是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他于1933年4~6月，短暂地担任过帝国的经济代表，马克斯在与瓦格纳的一次非正式会谈中，甚至表达了支持禁止东欧犹太移民进入的想法，并从政府部门逐渐驱逐犹太人的想法。埃米尔·赫尔费里希是卡尔·赫尔费里希的弟弟，前者是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亲纳粹的董事会主席，1933年8月，马克斯询问埃米尔，是否：
有可能与纳粹党达成某种协议。埃米尔完全同意，犹太人不能再活跃于政府、不能再领导大型企业，但仍要给予他们某些权利。犹太社区的痛苦是非常深的……应该至少试一次，与主要的纳粹党人进行探讨。埃米尔认为，犹太人现在愿意全面让步。
1937年8月，马克斯·沃伯格与党卫军上校威廉·斯图卡特会面，后者是内政部的助理国务卿，并强烈反对犹太人。两人讨论了“推动犹太人离开德国”的种种方法，马克斯在这一问题上给斯图卡特写过一系列备忘录。但是，应该公正地评价马克斯，作为德国犹太人援助联盟的主席，他的主要动机是尽量帮助其他德国犹太人离开德国，并将他们的存款汇出。他为巴勒斯坦信托公司提供融资，根据1933年纳粹政权和英国巴勒斯坦银行达成的《转移协议》，该信托公司得以将移民的资金转移至巴勒斯坦。1935年，马克斯和他小弟弗里茨提议组建一家“清算银行”，允许希望移民的德国犹太人随身带走至少一部分存款（上缴纳粹惩罚性税后的余额），交换条件是帮助德国出口融资。由于美国反对、德国改变主意，该计划流产。然而，经过他们持续的努力，几千名德国犹太人在1936年上半年，得以随身带走不超过5万马克（约2万美元）去巴勒斯坦。在德国留守，这两位年长的兄弟 [3]
现在面临巨大风险，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地去找他们的美国亲戚。当希特勒和戈培尔发动后来被称为“帝国水晶之夜”的大屠杀时（1938年11月9日），第二天清晨，犹太教堂和商铺的碎玻璃遍布柏林和其他德国城市的街道，事实上，马克斯·沃伯格那时正在美国看望女儿蕾娜特。只有当弗里茨·沃伯格被捕并被关进汉堡附近的富尔斯布特监狱后，马克斯才被成功劝说不要返回德国。科尼利厄斯·冯·贝灵博格—高斯乐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与沃伯格家族有联系，由于他的介入，弗里茨·沃伯格两周后出狱，1939年5月，弗里茨和妻子安娜被允许迁居至安娜的出生地瑞典。
至此，沃伯格家族长期对德国尤其是对汉堡的影响力和投资、感情和慈善贡献，已完全被摧毁。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及时移民，西格蒙德的近亲中没有一人被纳粹杀害，在这方面，他们比数百万名其他欧洲犹太人要幸运得多。另一方面，西格蒙德·沃伯格早在1939年以前就非常清楚，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必将把欧洲拖入一场新的战争。他比大多数人更早明白，这样一场战争对德国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并且对所有欧洲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1939年1月，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了臭名昭著的演讲，这位独裁者预言战争爆发后犹太民族将在欧洲灭亡，3个月后，西格蒙德草拟了一份极不寻常的备忘录，他警告说：“有效的政治宣传，加上一个8000多万人的国家，方向松散地以希特勒的意志为转移，势必将毁灭犹太教”：
每当德国感到一个国家有反犹倾向时，（在慕尼黑的犹太人问题调查）研究院就提供免费的伪科学论据，针对每个国家特别改编，全部假设这些国家的崛起和恢复，只有通过铲除人口中的犹太人才能实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就是这样，这样的情况将会发生在希特勒影响范围内的每一个国家……今天，直接在德国压力下的犹太人有125万人，明天有可能是420万人（加上罗马尼亚和波兰）。苏联有245万犹太人，该国的犹太人问题像一个谜，就像苏联这个国家本身一样。
1933年，西格蒙德还不是特别有先见之明，虽然他很快就改正了他起初对希特勒政权的误解。然而，能够预料到1939年大屠杀的数量，并把希特勒说要杀人的话当真，那可实在是有远见。
[1] 甚至到1933年，该银行仍有资本金1800万帝国马克、总资产为1.2亿帝国马克。财产充公过程中，据说净资产有1160万帝国马克（不到500万美元），但实际被出售所得降至640万帝国马克。另有300万帝国马克被扣留作为对该行的“息事宁人费”（不日被清算）、85万帝国马克支付帝国资本外逃税、100万帝国马克支付充公费、122.1万帝国马克支付犹太人财产税、45万帝国马克支付移民税。还有120万马克被转移至德国在荷兰的一个冻结账户，并收取90%的手续费。各种扣减的合计事实上超过该行声明的净值。大约有30家德国犹太人开立的银行遭受相同的命运，还有更多的银行干脆被清算。
[2] 1933年初夏，这几个人与一些非犹太裔商人会晤了两次，这些非犹太裔商人是：巴斯夫公司的卡尔·博施、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特、卡尔·弗里德里克·冯·西门子，以及联合钢铁公司的阿尔伯特·沃格勒。他们还希望安联保险公司的库尔特·施密特加入，但他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使这一计划成为泡影。
[3] 1938年，马克斯已71岁，弗里茨已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