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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大西洋联盟
“基因”，也就是说，某些商业惯例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允许信息存储在“组织记忆”中，并从个体传递到个体或者从公司传递到新组建的公司。
自发“突变”的潜力，在经济领域，通常是指技术创新，但并非永远如此。
物种资源内部个体之间的竞争，其长寿和激增的结果，决定了哪些商业惯例将存在。
自然选择机制，即通过市场配置资本和人力资源，以及万一表现不佳而死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差别生存”。
物种范围，即通过创建全新的金融机构“物种”，保持物种的多样性。
灭绝范围，有些物种全部消亡了。
金融历史基本上是组织突变和自然选择的过程。随机“漂移”（创新/突变，不是由于自然选择，而只是发生）和“流动”（创新/突变所造成的，比如中国银行采纳了美国的商业惯例）在发挥作用。当不同的金融物种在一起运作和相互适应时（如对冲基金和它们的主要经纪人），也可能存在“共同进化”。但是，市场选择的是主要驱动力。金融生物体为有限的资源而互相展开竞争。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物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但竞争对手的创新或者出现全新的物种，阻止了任何永久的等级制度或单一经营的可能。一般说来，这就是“适者生存”法则的应用。带有善于自我复制和自我延续“自私基因”的机构，也往往能够长久生存、不断激增。
请注意，这一切的发生，不能归结于完美有机体的演化。因为涉及进化过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如果恰好发生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足够好”的突变将占据优势地位。也就是说，最初的微弱优势，也许可以转化为长期的统治地位，但不一定是最佳的。还有一点值得铭记的是，不同于过去的认识（特别是对赫伯特·斯宾塞的追随者而言），自然界中的进化并不总是进步的。原始的金融生存形式如高利贷不应当被遗忘，因为微观原核生物仍然占地球物种的多数。演化的复杂性不仅保护生物体或者公司免于灭绝，而且挽救了大多数动物和植物物种的生命。
诚然，进化类推并非十全十美。当自然界里一种生物摄取另一种生物时，它只是吞食而已；而在金融服务界，并购可能直接导致基因突变。在金融生物体中，不存在相对应的动物世界中有性繁殖的作用（虽然动物世界中的一些通俗语言往往用来形容某些种类的金融交易）。大多数金融突变是蓄意的、有意识的创新，而不是随机变异。事实上，由于公司能够在其生存空间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进行金融演化（如同文化演进一样），因而可能更具拉马克遗传基因理论而非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特性。 [54]
不过，与我们所拥有的其他工具相比，进化论肯定为理解金融的变化提供了更好的模型。
90年前，德国社会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预言有一种必然趋势——所有权将更多地集中在他所说的金融资本上。从成功幸存的大公司角度来看，有关金融发展的传统观点确实验证了这种进程。在花旗集团的官方“家谱”中，人们会发现，众多小企业（可以追溯到成立于1812年的纽约城市银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聚集在共同的“主干”（也就是当今的大集团）上。然而，从长远来看，认为金融演化始于共同的主干恰恰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主干时常向外扩张成为银行的新物种，其他金融机构也时常发生演化。事实上，一家专业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地吃掉小企业，其实无关紧要。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动物吃掉对方，并不是进化突变与新的物种出现的驱动力。问题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不总是金融历史的推动力。真正的驱动力是物种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完全新型公司的创建，以及“创造性破坏”经常性发生的过程，即劣势企业的消亡。
以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为例，这里仍然存在不少“生物多样性”。虽然有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这样的巨头，但是在北美和一些欧洲市场，仍存在相对分散的银行零售业务部门。随着银行间高水平的整合（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储贷协会危机之后），大多数金融机构转为股东所有，银行部门的合作一直是最近几年最大的变化。在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尽管北岩银行的国有化表明，物种可能会东山再起），发达国家唯一濒临灭绝的物种就是国有银行。在其他方面，物种形成、新型金融机构的激增，正是我们期待真正的进化系统发生的故事。许多新的“单线”（mono-line）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出现，特别是在消费金融领域（例如，美国第一资本集团）。为了应对私人银行市场，一些新的“精品店”出现。直接银行业务（通过电话和互联网）是另一种相对较新的日益增加的现象。同样，在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中已经形成巨头，如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这些新兴和敏捷的物种，已经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而且，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看到的，由于制成品和能源的出口，迅速累积的硬通货储备正在造就新一代主权财富基金。
不仅仅是新形式的金融公司发展壮大，新形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服务业也得到了发展。近年来，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支持证券的出现，投资者的胃口急剧膨胀。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也大大增加，其中大部分买卖是在预定的一对一基础上的“柜台交易”，而不是通过公开交易——虽然金融衍生工具的卖家从中有利可图，但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不愉快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这些工具缺乏标准化，一旦发生危机，容易引起法律纠纷。
从进化的意义上讲，金融服务部门似乎已经度过了20年的“寒武纪大爆炸”——现有的物种欣欣向荣，新生的物种数量攀升。与自然界一样，大型物种的存在并不排除演化的进行和小型物种的继续生存。规模并不代表一切，自然界如此，金融界亦如此。事实上，真正的困难在于，公有企业由于规模更庞大、更复杂，其规模的不经济与官僚主义相联系，压力与发布季度公告相联系，这就为新形式的私营公司创造了机会。在进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你的规模，也不是（超过了一定程度的）你的复杂性。所有这一切的问题就是，你要善于生存，善于复制你的基因。金融同样要善于创造收益率，造就采用类似商业模式的模仿者。
在金融界中，突变和物种形成通常根据环境和竞争来进化，自然选择决定哪些新特性会得到普遍传播。有时，如同在自然界，进化过程也会受到重大破坏，其表现形式为地缘政治冲击和金融危机。当然，这种区别在于，巨大的小行星的冲击（在白垩纪末期，85%的物种因此灭绝）是外来的冲击，而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内生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大通胀造成了“大规模灭绝”——比如30年代的银行恐慌、80年代的储贷协会危机。
在我们目前的时代有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吗？当然可能。2007年夏季信贷环境的急剧恶化，给许多对冲基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使这些基金容易面临投资者的赎回。但是，最近这次信贷紧缩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在于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承受的压力。资产支持证券和其他形式的风险债务损失估计可能会超过1万亿美元。在撰写本书时（2008年5月），大约3 180亿美元的减记（预定损失）得到确认，这意味着6 000多亿美元的损失还没有浮出水面。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机构已经新注资2 250亿美元，缺口不到1 000亿美元。因为银行规定的不变资本资产比率不到10%，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可能需要缩水达1万亿美元。但是，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外的实体“影子银行系统”如结构投资工具和管道工具的崩溃，使得这种收缩几乎是不可能的。
西方主要银行能否在没有进行根本变革的情况下去满足国际协议 [55]
资本充足率的管理，把握自己的发展方向，渡过这次危机，还有待观察。举例来说，欧洲目前银行平均资本占资产的比例不足10%，而20世纪初这一比例在25%左右。有些人认为，风险来源与资产负债管理相分离，可以更好地通过金融体系来分散风险，而2007年的危机显然让这种希望落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场危机的蔓延没有发生进一步的兼并和收购（例如强势企业吞噬弱势企业）。债券保险公司似乎注定要消失。相反，一些对冲基金很可能会因为波动的回归而茁壮成长 [56]
。新形式的金融机构也很可能在危机之后涌现出来。正如罗闻全指出的：“随着市场中的森林火灾被扑灭，我们可能会看到，接踵而来的是难以置信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崛起。”
自然界与金融界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大区别。生物进化发生在自然环境中，其变化基本上是随机的（理查德·道金斯的“盲人钟表匠”形象便由此而来），而金融服务领域的进化发生在监管框架之内，用站在达尔文对立面的创世论者的话来说，“智能设计”在其中发挥着作用。监管环境的突然变化与宏观经济环境的突变截然不同（后者类似于自然界中的环境变化），二者的区别在于，监管变化有内在因素，因为那些责任人通常由偷猎者变成猎场看守者，他们对私人领域运作方式有着很好的洞察力。不过，这种情况的实际影响与生物进化中的气候变化相同。新的规则和规定可能使原来的良好特性突然变得不利。例如，美国储蓄和贷款机构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美国监管环境的变化。2007年危机之后，监管的变化可能带来无法预见的后果。
多数金融监管机构的意图都是维持金融服务领域的稳定性，从而保护作为银行服务对象的消费者和该行业所支撑的“实体”经济。非金融领域的企业对整体经济不具有这样系统的重要性，对消费者的生活也没有如此关键。主要金融机构倒闭会使零售客户的存款因此蒙受损失，这是任何监管者（和政客）都不惜一切代价希望避免的事件。自2007年8月以来，一个老问题再度露头：为银行解困的含蓄保证会鼓励银行承担过高的风险，这将造成多大的“道德风险”？可以断定，如果一家机构被认为具有大而不倒的效应，因而不会倒闭——即政治敏感性太高，或者其倒闭会拖垮许多其他公司的可能性太大，那么政府就会出手干预，以避免没有流动性，甚至无力偿还债务。不过，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问题看起来略有不同。事实上，人们不太情愿将任何机构归入“大而不倒”的类别，因为如果没有偶尔发生的“创造性破坏”，进化过程可能会遭遇挫折。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历，给立法者及监管者发出警告：如果业绩不佳、坏账没被注销的金融机构也能得到扶持，那么整个银行业领域可能成为经济的死角。
金融体系的每一次剧烈震荡，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任其自生自灭，“自然选择”会迅速发挥作用，淘汰市场上最弱的组织——它们通常会被成功的公司所吞并。但是，大部分危机都会导致政府出台新的规则和管制，因为立法者和监管者急于稳定金融体系，急于保护消费者或者选民的利益。关键在于，过分严苛的预防性监管规定，不能也不应当消除金融机构灭亡的可能性。正如约瑟夫·熊彼特70年多前所写的：“这种经济系统不能没有彻底毁灭那些生存者的最终手段，这些生存者不可挽回地与那些没有希望的不适应环境的生存者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创造性的破坏只不过意味着“那些不适合生存的公司”的消亡。
在撰写本书时，常常有人问我是否起了一个错误的书名。本书的书名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的乐观语调（特别是对那些想起了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的《科学进化史》的读者来说），因为眼下通货膨胀上扬和商品资金外逃，似乎预示着诸如美元之类的法定货币的公众信心和购买力的真正下降。然而，读者到现在应该明晰，我们的金融体系从遥远的起源——美索不达米亚的放债人——一直到现在，跨越的历程有多么久远。在这一进程中，确实有伟大的逆转，也有收缩，甚至是濒临死亡边缘。但这一切甚至在最糟糕的时候，也不能永久妨碍我们的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历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犬齿状态，但无疑趋势是向上的。
我同样要对达尔文表示敬意，因为我从他的那本《物种起源》中得到启发，所以我所讲的内容是有根据的也是正在不断演绎着的。当我们从自动取款机提取钞票，或者把我们每月部分薪水投在债券和股票上，或为我们的汽车投保，或把我们的房屋再抵押出去，或放弃本土偏见转向新兴市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正从事的交易与历史先例相差无几。
我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我们只有完全理解金融物种的起源，才能了解有关货币的基本事实，即并非如德国总统所抱怨的必须将金融市场“怪兽赶回原来的地方”。金融市场实际上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展示了我们每时每刻评价自己以及周遭世界资源的方式。
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我们的丑态，这不是镜子的过错，因为它也能清晰地映照出我们的美丽。
[51] 据马尔萨斯论证，人口增长的速度比食物增长的速度快，因此如果人口数量超过承载这些人口的食物（资源）数量，社会就会出现混乱。——编者注
[52] 正如彼得·伯恩斯坦所说：“我们从过去收集数据……过去的数据……构成了一系列事件，而不是一套独立的意见，这是概率法则的需求。历史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样本……”
[53] 以色列镑为以色列在1948~1980年所使用的货币，以色列现货币为谢克尔。——编者注
[54]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强调的是环境推动生物体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渐进性演变,由机会来支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拉马克遗传基因理论强调的是生物体拉动自身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连续的或者是非连续的,由生物体控制、指导,是有目的的。企业作为由人所组成的智慧体,在激烈竞争和迅速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能够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不断采取新对策来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企业的演化过程是企业与环境间无休止的动态博弈过程,而不只是达尔文式的“随机变异,自然选择”过程。——译者注
[55] 根据1988年签署的旧《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银行资产按照信贷风险、风险权重，被划分为从0（例如本国政府债券）到100%（公司债券）5个风险档次。各国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要相当于其8％的风险加权资产。2004年首次出版颁布并逐步为世界各地所接受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I），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规定，对信贷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进行了区分，其中最后一项是授权使用风险价值模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2007年8月而言，流动性风险与其他风险被归入“残余风险”的标题之下。这类规定不可避免地与所有银行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资本从而提高其股本回报率的动机相冲突。
[56] 用罗闻全的话来说：“对冲基金就是金融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创新率、进化率、竞争率、适应性、出生率和死亡率，所有这些进化范畴的现象，都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