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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偿债承诺
新团队
尽管西格蒙德·沃伯格对他的接收国存有怀疑，但新贸易公司多年来都带着明显的英国印记。该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安德鲁·麦克费迪恩爵士，这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财政部官员和政治人物，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德国金融领域的专家，他先后担任后凡尔赛赔款委员会秘书、道威斯委员会秘书，以及设在柏林的收入监控署署长。1925年，麦克费迪恩因公共服务而被封爵，他是残余的国家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他一生始终是忠实的自由派 [1]
。这就是英国值得尊敬的地方，再加上她的智慧与勤奋——即使沃伯格私下里不信任麦克费迪恩“自由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以奇怪的方式涵盖了体面、宏观、惰性和空想”。一位同样给予新贸易公司深刻英国烙印的重要之人，是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哈里·O·卢卡斯，他与沃伯格一样生下来就是犹太人——卢卡斯的母亲姓戈德斯米德——但他无论在教育还是礼仪上都属于“老伊顿帮”。直到战争爆发，卢卡斯辞职加入经济战争部，公司才又雇用了（正如沃伯格轻蔑地说的）其他多位“伊顿校友”。在一次公司的午餐上，卢卡斯的谈话如此傲慢，竟招致清醒的苏格兰人麦克费迪恩的抗议。
然而，在权贵的外表之下，公司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中欧核心，成员们在态度上意气相投，甚至在性格上都相当接近西格蒙德·沃伯格。沃伯格生命中的一次关键时刻是首次遇见31岁的海因里希·格伦菲尔德。后者移居英格兰后，改名为亨利·格伦菲尔德，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可能成为伦敦金融城招募的对象。他生于普鲁士省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但在柏林接受教育，年仅20岁就接管A·涅德斯德特——他父亲的公司——的运营，并在德国钢铁行业摸爬滚打了10个年头。该公司生产钢管和结构型钢铁，是位于西里西亚的格伦菲尔德家族企业的一部分，家族企业还包括巨大的俾斯麦钢铁厂。1926年，年轻的亨利因成功捍卫俾斯麦钢铁厂而声名鹊起，那时它的竞争对手曼内斯曼和蒂森试图利用德国和波兰之间引入的关税击败亨利，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上西里西亚的东部被割让给波兰，所以，俾斯麦钢铁厂的大部分资产位于波兰。这一争执显示出格伦菲尔德出众的谈判天赋，随后，他代表钢铁工业与贝鲁宁政府就后者的强制减价政策进行谈判。1932年，格伦菲尔德在德国境外被广泛认可，因而被任命为西班牙领事，虽然纳粹拒绝批准这一任命。
正如格伦菲尔德自己经常说的，他生命中决定性的时刻是1934年4月，他被布雷斯劳的国家秘密警察逮捕，这“极大地改变了他对生命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的观点”。（“目睹了许多人缺乏勇气，在那以前，他们表面上是我的朋友，”他后来写道，“我再也不以表面现象来评价某人。”）几乎纳粹一掌权，他和他的父亲就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纳粹让他们交出公司的管理权，就像在汉堡一样，充公化过程是由公司内部员工中的机会主义纳粹分子主导的。最初，柏林的压力比布雷斯劳的压力更严重，这促使格伦菲尔德和他父亲干脆把业务中心转移到西里西亚。但是，在德国多处地方风起云涌的革命氛围下，在纳粹夺权和党卫军清剿——又被称为“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之间，他们受制于当地的秘密警察。4月20日，格伦菲尔德被捕入狱3天，并侥幸避免被送往集中营。他的谈判技巧对他而言从没有如此重要过。他强调作为西班牙领事的权利，终于获得在法官面前申诉的机会，法官判他应予以释放。格伦菲尔德现已结婚，儿子尚且年幼，他没有浪费一分钟。取回被秘密警察没收的护照，他前往伦敦——就像沃伯格在他之前那样做的——寻求其他职业，但6周后返回，一无所获。他朋友的朋友是柏林一家小型银行的经理，名叫霍斯特·乌尔里奇·瓦格纳·冯·卡滕伯恩，后者想出了答案。通过他，格伦菲尔德被引荐给艾尔弗雷德·霍尼格曼，后者是荷兰国际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该公司是新贸易公司原来的股东之一。霍尼格曼听说新贸易公司需要有工业背景的人，他邀请格伦菲尔德与沃伯格在海牙的印第斯酒店会面 [2]
，日期是1935年3月17日。
格伦菲尔德无意在沃伯格手下做事。他倾向于在伦敦设立自己的公司。但他缺少沃伯格拥有的国际金融网络。他的家族的财富完全集中在德国，因此受到纳粹政权无情的劫掠。1934年，格伦菲尔德意识到，如果他移民，能够带走的财产微乎其微。首先，根据充公计划，他和他父亲的财产是以他们公司在1898年的账面价值为基础被买断的。然后，还须支付25%的帝国资本外逃税。这之后，余额被转换为所谓的冻结马克，只能以约10%的官方汇率兑换为外币。正如格伦菲尔德后来回忆的，这样所剩的是“35年前公司价值的7.5%”。他不得不再次讨价还价。最终，经过数月拖延，柏林政府同意允许他用冻结马克购买机械工具，价值约5000英镑，并将商品出口至英格兰。格伦菲尔德还要向一位有经验的机械工具出口商支付佣金，拿到手正好4000英镑。因为有家要养，他只能拿出一半的资金作为自己新公司的资本。因此，起先，他和沃伯格只是合并双方微薄的资源。新贸易公司投资200英镑，占格伦菲尔德的公司的10%，他和沃伯格挤进布兰德斯·戈德施密特公司狭小、相邻的办公室。经卢卡斯和贴现经纪人理查德·杰塞尔的建议，格伦菲尔德的公司有了一个英国名字：波特曼·希尔公司。海因里希改成了亨利。他尽其所能接揽新业务，维持了两年后，才同意和新贸易公司合并。没有沃伯格的关系网，独立生存过于脆弱。
尽管他们两人有相似的背景，都来自德国犹太人商业领域，都有被迫流亡的经历，但格伦菲尔德与沃伯格从外表上看有很大的不同。格伦菲尔德在新贸易公司刚开始的职务是负责风险和信用管理。但很快，他就使自己成为了公司内部企业重组的专家。在这里，他在大萧条期间积累的有关德国工业的经验至关重要。他后来回忆说：“至于对破产公司进行重组和再融资，没有什么我没见过的。”相比而言，大萧条没有使过多的英国公司破产，所以类似的经历在英国更少些。总之，格伦菲尔德帮助沃伯格解决问题：当新贸易公司需要解决不良贷款和破产时，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当交易陷入僵局时，所有人都指望他通过谈判突破。格伦菲尔德拘泥于细节，而沃伯格把握大方向；格伦菲尔德精于计算，而沃伯格的管理风格具有演员气质。（格伦菲尔德曾不明显地赞扬他的朋友，“你能以性情中人的方式表达你的异议，这令人耳目一新”。）使他们团结的（除了对笔迹学共同的信仰外）还有，他们倾向于把公司几乎视为一项宗教事业，需要勤奋、严谨和正直。格伦菲尔德曾回忆说：“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在儿时被植入我体内，而且依然是一种强迫的状态。”沃伯格曾用也许能形容他自己的话对格伦菲尔德说，“你俨然变成了一位至高无上的完美主义者”。“多年来，你不断增加极富洞察力的现实感，摒弃任何麻痹人的幻觉，你同时保持并强化了你对最高标准的正直和公正的坚持。”当沃伯格多年后回顾他们的合作时，他毫不吝啬地褒奖格伦菲尔德。沃伯格在后者50岁生日时写道：“除了我的家族中至亲的成员以外，我将你视为我最强有力的支柱。”他们的关系演变成“完全的合伙人”。沃伯格告诉格伦菲尔德：“我深知，如果不是因为你内心的强大，以及你不可思议的正义感和你把握有度，无论我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将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沃伯格临终前，他对这位老朋友的评价令人难忘：“没有我，你不可能有今天，而我今天的这一切也离不开你。”
没有其他同事能够赢得西格蒙德·沃伯格如此的赏识。不过，新贸易公司和它的继任公司从来不是二人帮，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有众多来自中欧的难民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公司，格伦菲尔德只是其中之一。与格伦菲尔德这位谈判大师截然不同的是，埃里希·科纳则是一名推销大师。他生于奥地利的马巴赫，但骨子里是维也纳人，科纳（他也很快像格伦菲尔德一样，把他姓氏里的变音符号，连同“埃里希”里的“h”去掉）将他以前在哈布斯堡当军官的自信和打关系用的亲和力带入新贸易公司。他最大的天赋是向投资者销售证券的能力，不管它们有多不受欢迎。他在金融城的整个职业生涯集中在股票市场的销售一边。格伦菲尔德后来回忆道：“每当我们在发行股票上碰到问题时，我们会问‘科纳去哪儿了？’听了问题后，他会说，‘交给我吧，没问题。’一个小时后，他会回来说，‘搞好了。’”第三位加入公司的难民是柏林人厄恩斯特·塔尔曼（他原来的姓氏中带有变音符号），1943年新贸易公司将其招入，作为沃伯格的全能助手。最后，还有一名奥地利匈牙利犹太人，名叫卡尔·斯皮茨，自从20世纪20年代，当他在柏林的A·E·瓦塞尔曼公司工作时，就认识了沃伯格。不像他的同事们，斯皮茨把他的姓名完全盎格鲁化了，改叫查尔斯·夏普，主要是保护他女儿在学校不会受到嘲笑（他德国的姓与“吐痰”同音）。所有的“宫廷”都需要特许的弄臣，这就是夏普职业生涯中的角色，虽然他是一个永远效忠他“君主”的弄臣。1945年年初，哈里·卢卡斯死于肺炎，在这之后，形势对这些带着明显德国人作风的新雇员来说很清楚，他们将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人后来被亲切地称为“大叔们”。
[1] 麦克费迪恩是执著的泛欧洲人，也许是因为他翻译了两本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的书，引起了西格蒙德·沃伯格的注意。他也许还启发了沃伯格，使沃伯格在私底下表达过喜欢苏格兰人胜过英格兰人。
[2] 10年后——作为那时的黑色讽刺之一——瓦格纳·冯·卡滕伯恩和他的老板都将死去，他们在东线的武装党卫队里服役，而霍尼格曼将被联军拘留，他被判在德国占领荷兰期间与德国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