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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政治经济学
这些都不是空话。之前对沃伯格生活的记录显示，他的商业活动仅限于战时控制时被允许经营的。但也不尽然。从一开始，他主动为英国政府提供服务，具体是“在德国宣传，并与德国保持联系”。至于英国对德宣传的内容，他有很多主意，他向英国广播公司德语服务组建议可以改进的地方，甚至起草他认为丘吉尔应当采用的演讲稿。作为英国臣民，他是在伦敦的各种德国流亡团体之间的中间人。最初，沃伯格掂量着建立某种德国流亡政府。但因为希特勒迫使各式各样的人流亡，所以，建立一个单一实体不可行。沃伯格尤其很难忍受赫尔曼·劳施宁，后者是格但斯克参议院前主席，他自己曾是纳粹，后来看清希特勒事实上是危险的反革命 [3]
。经济学家弗里茨·德穆思则更有亲和力。弗里茨、沃伯格和其他人创立了自由和公正理事会，主张“进行宣传，打经济战，甚至是处理与一个第四帝国（德国的一个新政权）的关系，如果它成立的话”（沃伯格认为这一前景遥不可及）。新设立的特别经济委员会旨在讨论可能破坏德国战时经济的方法。同时，沃伯格建议，利用他与中立国家的商业联系，如荷兰、瑞典及瑞士，从与德国有联系的公司那里搜集情报。他给经济战争部的官员写的备忘录如雪片一般，并设计出英国政府可以减少德国从中立国进口的方法。他早就把贸易视为外交政策的一个潜在杠杆。现在，他主张英国大规模从中立国进口，也从非结盟的南欧国家进口，如南斯拉夫，目的是剥夺德国人占有原材料，如瑞典的铁矿石。他一贯敦促在经济战争的行事中，要“多些无情，少些顾忌”。虽然这样的建议起初没被像利思–罗斯这样的官员所考虑的，但沃伯格还是一如既往，他（联合投资银行罗伯特·本森公司）设立了一家新公司，叫海外商品信托，专门从事这样的贸易。
战争期间，沃伯格几次前往欧洲大陆——1939年10~11月，去法国和瑞士；1940年1月，去瑞士、比利时、荷兰——搜集有关德国的经济情报。他遇到许多德国人，弗里茨·蒂森是其中之一，这位钢铁大亨曾是纳粹最早的商业支持者之一，但已与政权断交，战争爆发后移居瑞士。其他人——像赫尔曼·劳士领，他也是钢铁行业的领军人物——依然效忠希特勒，但仍准备与这位刚刚入籍的英国人会谈。到1940年年初，沃伯格文件中的证据显示，他从上述线索购买情报，有一次用财政部的经费采购了从德国走私出的黄金。杰罗·冯·舒尔策–格弗尼茨试图借助一份非官方的和平提案将沙赫特送往美国，但计划流产，沃伯格也参与其中。战争后期，当他不可能再去欧洲大陆时，他继续传播他从马库斯·沃伦堡这样的瑞典商人那里得到的信息。
沃伯格的情报质量高。他的一个德国消息来源在1939年12月通知他，“预计在1~3月期间的任何时间，将会有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可能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也可能通过荷兰”。另一个来源在1940年5月6日的警告，比利时和荷兰将即刻遭到攻击，之后“大不列颠将受到大规模空袭”。在他征求的观点中，只要希特勒的战争进展顺利，很少人相信德国会出现国内危机，更不会出现政权变更。相反，沃伯格担心，希特勒的一次和平提议也许会耗尽英国人的士气。因此，沃伯格不像他的堂兄埃里希——1939年9月，后者向沃伯格打赌5英镑，“希特勒到1940年9月10日将不在人世，而且德国到那时将战败” [4]
——他对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和不确定的结果更加现实。然而，他从未认真想过离开英格兰，尽管他在美国有众多亲戚。他致信一位美国人说，大不列颠现在是“文明的堡垒”。他和伊娃同意，即使德军打到巴黎，“离开英国也是错误的，逃跑更是无济于事。如果我们在这个国家的战斗万一失利，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回避”。除了“打下去”别无选择，他们意识到“我们还不必牺牲一切，但在放弃战斗之前不得不作出许多牺牲”。
沃伯格脑子里清楚，一旦纳粹胜利他将做什么。1940年，他告诉母亲：“万一希特勒控制了英国，在我看来这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宁可自愿结束自己和身边至亲的生命，也不愿活在奴役中。”这种丘吉尔式的情绪强有力地佐证了盎格鲁化。（巧的是，几乎在同时，哈罗德·尼科尔森也发誓，一旦德国入侵成功，他和妻子维塔将自行了断。）西格蒙德和妻子还决定不把子女送往美国，“英国人，尤其是英国犹太人，不应该在这种时候试图为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获得优待”。相反，沃伯格强烈地感到，有义务代表众多德国流亡者去调停，这些流亡者在1940年长达数月的危机中，被当做敌人的外侨遭到拘留，他们中的大多数像沃伯格一样敌视希特勒，许多人在战争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亨利·格伦菲尔德有数月都活在被当做敌人的外侨因而拘留的恐惧中。他起得很早，在海德公园里闲逛，他总认为警察往往在上午8点至9点围捕嫌疑犯。）沃伯格建议“那些不能协助捍卫英国要塞的人”撤离到加拿大，但他从未把自己归于那一类。当沃伯格申请延期服兵役时，他泰然自若地强调新贸易公司对战事的重要性。
对一个商人而言，沃伯格对战时宣传和士气的重要性极为敏感。战争初期，他主张丘吉尔式的“14点”原则，就是因为他认为在争夺国际支持上，有必要超过戈培尔。他努力劝说埃默里，不列颠帝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取得国际联盟未曾取得过的成就：只要英国政府愿意“无保留地宣布整个帝国内各种族平等”，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进行和平、自由和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将成为可能”。沃伯格早期支持轰炸德国的居民中心——对于一个在德国出生的人来说不可思议——也跟他认为需要削弱德国士气有关。1941年，他说：“一旦英国轰炸机的威慑超过秘密警察的，英国轰炸机将取代秘密警察成为主人。”但是，在沃伯格眼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将最终取决于经济因素——正因为如此，才阻止他在1940年习惯性地陷入绝望。他认为，贸易最能吸引中间派国家导向同盟国这一边。他强调限制德国和意大利取得原材料的重要性，不管是以公平或卑鄙的手段。他相信同盟国将取胜，只要它们“摧毁了……轴心国在非洲的据点，为的是不失去地中海”；只要它们超过轴心国的飞机的生产量；只要它们维持“对欧洲大陆进口石油的封锁，因为欧洲大陆单单依靠罗马尼亚和苏联产的石油是不够的”。沃伯格领会了针对德国潜水艇的大西洋战役决定性的特点，以及保证美国进口畅通的重要性，就像他明白德国人攻打苏联的重要性一样（他准确地预测进攻将在1941年6月15日~7月7日之间发生）。他认为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条战线不能早于1944年，这一点他也是正确的。他只有几次判断失误，比如他夸大了同盟国在空中占上风的影响，以及1942年5月苏联的军事实力，他想象战争到那年年底就能结束——托布鲁克失守使这一幻想破灭。
对于英格兰战时的相对艰苦，沃伯格绝没有不喜欢，他反而乐在其中。聚会变得少了（那些是“愚蠢的社交任务”），看戏变得少了，花园里玫瑰的旁边种上了土豆。他们搬到洛翰普顿后，也依然只有一位仆人——他们的厨师。所有这些正好符合这位苦行的年轻金融家的口味。他一周工作6天，有时甚至工作7天。沃伯格被迫与欧洲大陆脱离，他第一次在生命中广泛地穿梭于英格兰，走访未来可能具有商业机会的工业地区。对于他和其他处在国内战场上的人一样，战时的拮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和平可能带来的崇高愿景所克服。战争后期，随着战后乌托邦式的主要机制被仓促建立起来，英国涌现出了惊人的政治创造力：工党长期承诺将主要的各经济板块收归国有，威廉·贝弗里奇提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以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沃伯格一向激进，所有这些对他都有吸引力。事实上，他认为，如果战后英国想避免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剧烈变革是必需的，要知道魏玛共和国未能履行它向工人阶层作出的革命承诺。当同盟国胜利时，工党在选举中压倒性地击败了丘吉尔，沃伯格的反应正好相反：“金融城里的大多数人害怕新上台的工党政府，而我要告诉他们，新政府也许能给拥堵的隧道送去大量新鲜的空气，我很高兴这么说能吓到他们。”
在国际关系中，沃伯格也预见到战后革命性的变革。早在1940年6月，他就指出某种风险，“战后德国解体也许是以下这种性质，一大部分德国领土将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落入苏联的手中，以至于可能出现一个苏联和同盟国割据的德国，类似于近期被德国和苏联瓜分的波兰”。事实上，他把向苏联大规模出让领土视为斯大林倒向同盟国一边所付出的代价，沃伯格敢肯定，如果没有这一点，德国战败将不可能实现。沃伯格预料美国第二次从欧洲战场撤军，同时担心斯大林可能也觊觎西欧，他开始为一个由英国主导的西欧联盟或欧洲国家联邦设计宏伟的战后蓝图。他还确定“要解决战后问题，英国不得不加强与各管辖地以及西欧各国的联系，完全不能依靠美国”。
[1] 埃默里坚决反对绥靖，并坚定地捍卫不列颠帝国。他在哈罗和牛津接受教育，并快速崛起于保守党媒体及党内各种职务，这使他可以不顾自己的母亲是匈牙利犹太人这个事实。多年以前，沃伯格只见过埃默里一面。1939年，他劝埃默里成为一家新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有意从中立国购买商品。后来埃默里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遂不得已辞职。
[2] 1943年，当沃伯格正和瓦奥莱特·博纳姆·卡特喝茶时，她儿子马克突然出人意料地出现，马克刚逃离意大利战俘营，徒步640公里后重获自由。马克的父亲平淡地迎接这位年轻人，父亲没有去握马克的手，或者亲他，而只是简单地说：“好，好，真好！”沃伯格对这一幕印象太深了。这让他们的客人感到是一种典型的英国人的风格——就像牛津夫人的名言：“宁可在伦敦炸死，也不在苏格兰闷死。”
[3] 作为一位纳粹局内人的作品，劳施宁写的两本书《虚无主义革命》（1939年）和《希特勒说》（1940年），这两本书吸引了英国和美国的关注，受关注程度超过书本身应得到的关注。
[4] 这不是沃伯格在战争初期参加的唯一一次打赌，这再次印证了那时人们对战争可能的持续时间感到不确定，并普遍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和德国的实力。甚至沃伯格自己（在1940年春）都曾表示，战争到1941年有可能取胜。不过，这样的胜利“只有在完全毁灭、消耗整个欧洲大陆以后”才能得以实现，这话他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