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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
纳粹思想的渗透
也许可以认为，西格蒙德·沃伯格有充分的理由对希特勒当选总理产生的影响感到悲观。20世纪20年代不止一次，汉堡早期的纳粹组织，比如德国民族党、铁锤联盟或者保护和进攻行动联盟，对西格蒙德的叔叔马克斯在凡尔赛和谈中发挥的作用予以攻击。早在1919年5月，汉堡证券交易所曾发生扭打事件，起因是一名保护和进攻行动联盟的成员开始散发反犹太人传单。马克斯·沃伯格被迫以诽谤罪将两份“右翼”报纸告上法庭——其中一份是纳粹的《民族观察报》——但判决的赔偿很少。1922年，合并后的德国大众保护联盟列出一份名单，其中有显赫的犹太人，包括马克斯；外交部部长沃尔瑟·拉特瑙的手下，当年7月，他本人在开车穿过柏林大街时被袭击，还有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马克斯侥幸逃过一次刺杀。警方建议马克斯·沃伯格搬家，并为其配备保镖，但马克斯认为最好干脆逃离公众生活选择出国，他首先（以假名）去荷兰，再去美国，他在那里待了数个月，并且行事低调。1923年11月8日，纳粹在慕尼黑策划政变，但以失败告终（所谓的“啤酒馆政变”），虽然汉萨联盟很少有人支持，但马克斯极度担心，他再度离开汉堡前往纽约，直到危机过去。他放弃去犹太礼拜堂，自己在私下里祈祷。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理解西格蒙德参政的决心。这是一个大胆的企图。
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激进的“右翼”局限于规模相对小的社会团体。但从很早就有迹象显示，纳粹的思想也能渗透主流的魏玛各党派。在汉堡，泛德联盟和新成立的德国国家人民党都采取反犹态度，并以此吸引选票。当马克斯·沃伯格请求保守的帝国公民委员会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冯·洛贝尔，抵制在德国国家人民党内的反犹主义时，洛贝尔予以反对，认为“公开抵制反犹主义将容易在我们当中招致反抗和分裂”。虽然德国人民党汉堡分支准备公开对反犹主义予以否认，但马克斯无法说服该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德国层面作出同样的声明，因为该党的南德分支有反犹倾向。
1919年3月，汉堡各商业联盟举行会议，马克斯坚持认为，“把国家放在心上的”犹太人能“支撑德国国家身份”，同时，“试图建立一个与这个国家身份兼容的多元的资产阶层”，虽然他在自己的权力上让了步，这具体表现在他接受了他们认为的“居住在这里的德国犹太人”和从东欧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有明显区别”。极端“右翼”并不对这一区别很感兴趣。拉特瑙遇害后，马克斯努力去理解他们对所有犹太人不加区别的敌视：
所有不满的人，事实上都是铤而走险的人，并且正成为暴徒，你在他们身上只能看到贫穷和绝望。正是这种绝望……导致这种行为。父母在家向子女鼓吹仇恨，家庭不再是安宁之所，而（已经）成为错误说教的源头。由于误导产生改进（事态）、改变（事态）和动员全体的欲望，这使矛头轻易地指向少数族裔，所以自然就形成了反犹主义。当然最终还有《凡尔赛和约》，但它只是一个次要因素，卡尔·赫尔费里希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右翼的同志们蛊惑人心，他们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
马克斯告诉他的朋友莉莉·杜·布瓦–雷蒙，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德国也面临危险，它将永远陷入二等国家之列，这些二等国家是犯过大屠杀的国家，除非现在就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在一份公开抗议信中，他强调反犹主义与“东方野蛮”的联系，警告“内战心态”，并不遗余力地消除反犹的种种荒谬说法，比如“背后捅刀子”的传说，这些不实之说将德国在1918年的军事失败归咎于犹太人，说他们当年在国内煽动革命。
在相对小的汉堡犹太社区以外，针对反犹主义动员反抗的困难是激进右翼势力不会对汉堡大多数非犹太权贵阶层构成直接威胁。1932年，当反犹团伙袭击该城富裕的西区，并对鹿特鲍姆区的犹太教堂进行破坏时，富裕的非犹太人感到，这次袭击似乎没有他们在1918年年末革命期间经历的无产阶层对哈维斯特胡德区的攻击那样令人恐慌。不管怎样，1914~1918年战争目的与求和目的的争吵，已经使诸如理查德·克罗格曼、赫尔曼·保宁和马克斯·冯·辛克尔这样的非犹太裔汉堡商人，与新成立的祖国党中的早期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接触。同样的，马克斯·沃伯格对1918~1919年发生的事件或多或少持包容的态度，但对克罗格曼、保宁和辛克尔之流，他们对魏玛时期的“11月罪人”绝不会妥协。1919年，供“罪人”使用的汉堡国民俱乐部，明显是一个反革命、极端民族主义的实体。精英右翼和小资产阶层右翼在很多方面是有区别的。当地纳粹党视自己在诸多方面是反资产阶层的党派，他们力求调动年轻人和失业人群，还有工人、公务员、店主和工匠，反对“实业家身上体现出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目前的生活方式”。虽然纳粹在富裕的哈维斯特胡德区和鹿特鲍姆区获得了较高比例的票数，仔细观察后发现，大部分西区投给纳粹的票来自低收入团体，他们住在相关选区周围不富裕的地带。但是，纳粹领导人很快学会弱化党内各级活动分子的激进情绪，以吸引德国的社会精英。早在1924年，汉堡泛德联盟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合并选举力量。两年后，希特勒首次被邀请去国民俱乐部发表讲话。1929年，当他第二次在那里演讲时，他将他的党描绘为“维护秩序的力量”。有证据显示，大约在那时，一些汉堡企业开始向纳粹捐款。更重要的是，汉堡精英开始认真对待纳粹，将其视为潜在的政治伙伴。汉堡至美国航运公司董事、前总理威廉·库诺希望希特勒能助他再展仕途。1932年，汉堡商会4名成员公开支持希特勒，主张在希特勒、兴登堡和德国国家人民党领袖阿尔弗德·胡根贝格之间达成分权协议。把纳粹纳入一个保守政府（期望权力将缓和纳粹的激进主义）的想法，似乎也促使另一个汉堡商人组织加入威廉·开普勒的团队，成为希特勒的经济顾问。这些人并不是忠实的纳粹党党员，他们认为他们在和“反革命”打交道，很多地方像商业团体处理1918年“十一月革命”一样，力图尽可能地使汉堡经济远离难以预料的大众政治。不过，对于其他人，支持希特勒不只是权宜之计，尤其当希特勒成为总理后。许多人，特别是年青一辈，视政权变更是一次机会，它将使汉堡重回战前建立海军和殖民贸易的辉煌。有人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秩序，而其他人期待纳粹的文化革命，它将使德国焕发青春，而不仅仅是让时光倒流。汉堡权贵中只有极少数人正确地辨认出，1933年的“国民革命”比14年前的“十一月革命”，对该城传统整体的威胁要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