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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使人们去工作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驱使人们去工作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抱怨：“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层中寻找自尊，这会驱动他们选择以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1]他哀叹过去的工匠这么快就变成了工人，只剩下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哀叹前工业时代的工匠本能如此迅速地消亡。颇为讽刺的是，市场理性腐蚀工人的奉献精神，对工作伦理的呼吁却遮蔽了昔日驱动工人远离市场理性的力量。工作伦理的幌子之下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在过去，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但现在，他们只能被动地完成由他人设置和控制的任务，工作对他们而言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转变之下，如何驱动工人运用自己的技能完成这些没有意义的任务，是现代化的开拓者面临的真正问题。解决方案是机械地训练工人，让他们习惯于不假思索的盲从，并且剥夺他们完善工作的自豪感。如同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1806年，一位佚名的针织品商人，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披着“工作伦理”外衣的道德说教对于其目标群体的真正意义：
我发现人们对于任何规律性的安排有着极度的厌恶……他们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出入，不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假期，不能按习惯的方式行事，下班之后还会遭受其他工人不怀好意的监视。这使得他们痛恨整个系统，我不得不将其打破。[2]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如果完全被生活逻辑贯彻、吸收，工作伦理将取代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例如反思、评价、选择和目标设定，使它们流为一种过程形式，甚至这种过程的节奏也不再由人自身决定。难怪有人批评新兴的现代性，说它们披着保护人类价值的外衣，实际上却在鼓励懒惰。
一旦被推行，工作伦理也把生产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它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引入机械以及大规模组织的后果是使工人受制于麻木机械的管理程序。早先的一些生产过程允许工人们在工作中展示自己的个性，甚至实现一些天才概念，这给工匠们带来了快乐……《伯明翰暴乱实录》（An Authentic account of the Roits of Birmingham，1799）的作者解释说，工人参加暴动是因为他们“被教导只行动，不思考”。[3]
哈蒙德夫妇（J. L.and Barbara Hammonds）尖锐地指出：
……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我们平时赞赏的人类美德，到了奴隶身上就成为了罪恶。[4]
让人们平和地、不假思索地服从冷酷无情的机械化工厂工作的规劝之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混合：本质上属于前工业时代、反现代的奴隶经济心态与一种大胆的新设想混合在一起。后者认为，一旦传统的束缚被打破，随着人们创造力的发展和对自然的掌控，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一个美好的、神奇的、丰富的世界。
正如沃尔夫·莱布尼兹（Wolf Lepenies）指出的，自17世纪末以来，人们谈论“自然”（造物主塑造的所有事物，即那些既存的、未经人类理性和技能雕刻的事物）时，总是充斥着攻击性的概念和隐喻。[5]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根本没给人们留下任何想象空间：“自然应该被征服，并尽可能为人类的利益和便利服务，这远比弃之不顾好得多。”笛卡尔（Descartes）把理性的进步与对抗自然的一系列胜利相提并论。狄德罗（Diderot）呼吁理论家和实践者联合起来征服自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把历史的进步定义为人类不可阻挡地主宰自然的步伐。克劳德·圣西门（Claude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无比一致，虽然他们的其他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一旦明确了最终目标，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力缩短人们征服自然的进程，除此之外的其他准绳则受到质疑，日渐式微。这些渐渐被摒弃的评价标准中，首当其冲的是怜悯、同情和关怀。对受害者的怜悯削弱了人们的决心，使仁慈的人放缓了变革的步伐。所有阻碍或懈怠人类进步的都是不道德的，换言之，任何有利于征服自然这个终极目标的都是好的，“归根结底”都是合乎道德的，“长远来看”有利于人类的进步。工匠对于传统权利的捍卫，以及工业化前穷人表现出的对合理、高效的机械化工作体制的抵制，都被视为自然放置的障碍之一，意图延缓人类的进步。如同精心设计却被揭露、破坏、清除的其他诡计一样，这些抵抗也必将被毫不留情地消灭。
凝聚了人类智慧的辉煌世界领路人（那些机器的设计者和使用机器的先驱）坚定地认为，只有发明家的创造性思维才能引领人类世界的进步。詹姆斯·沃特（James Watt）在1785年提出，所有的其他人，即为了发明家的思想发挥作用付出体力劳动的人，“可以被视为等同于纯粹的机械力量……他们的理性几乎没有用武之地”[6]。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抱怨道：
很难训练人们“放弃他们散漫的工作习惯，全心投入复杂机器一成不变的规律生产中”。只有在人的照料下这些复杂的机器才能高效运行，但这些乡下人不愿意每天花费十几个小时被关在工厂里照看机器。
这种拒绝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散，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当时所有的开明思潮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几乎都是一致的，即使在其他方面莫衷一是。《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写道：“先驱对人们的影响，本身就是人类道德提升的重要一步。”[7]《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就正在进行的伦理改革运动尖锐地评论道：
这个善意的新计划并非出自“慈善精神”……它们标志着新道德秩序的开始……在新秩序中，有产者重新成为无产者父亲般的监护人……并非消灭贫穷——这似乎很难成为目的——而是消灭那些卑劣的恶习，消灭极端贫穷和肉体苦难。[8]
作家、社会活动家盖斯凯尔（P. Gaskell），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慈悲、最热心、最富同情心的穷人朋友。即使如此，他也认为这些可怜的朋友“内在品质上与那些未开化的孩童没什么不同”[9]，他们需要更成熟的人来照看他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睿智的人达成共识：劳动者（无论当下的还是未来的）没有管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像那些愚蠢、任性的孩子一样，不能约束自己，无法明辨是非，更不用说认识到什么更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他们只是有待加工、塑造的“人类原材料”，至少在肉眼可见的未来，他们注定只能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变迁，他们只能成为当下如火如荼的理性变革的对象，而非主体。工作伦理是意义深远的道德教育议程中的关键项目之一，它为思想者和行动者设定的任务，构成了后来现代化的拥趸所谓的“文明化进程”之核心。
和其他那些正派、得体、值得称道的道德准则一样，工作伦理同时提供了建设性的愿景和拆除旧有习惯的方案。它彻底否定了这场伦理改革运动的目标对象原有的生活习惯、喜好和欲望。它描绘了正确的行为模式，但更重要的是质疑所有需要接受道德训练的人，质疑他们在未经教育和未经监督时所做的一切。他们的秉性绝不能得到信任。如果任由他们随心所欲，任由他们自作主张，他们宁愿饿死也不会努力，宁愿沉湎于污秽也不求自我完善，他们会置短暂的麻痹于长远稳定的幸福之上。总而言之，他们愿意什么都不做，而不是去工作。所有这些病态的，不受控制的冲动，都是新兴的工业必须抵御、对抗并最终消灭的“传统”的一部分。正如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e）总结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工作伦理是对“这些普通工人的传统主义”进行攻击，他们“依据一种固化的物质需求想象做事，这导致他们倾向于懒散，放弃通过更努力、更长时间的工作来增加收入”。传统主义“受到了诋毁”[10]。
诚然，对勇敢的现代性新世界的开拓者来说，“传统”是个肮脏的词。它代表了工作伦理所反对的、道德上可耻的、应该被谴责的那种倾向：满足于当下和已经拥有的东西，不愿意付出任何额外的努力去获取更好的生活（事实上，是屈服于一个粗暴、残酷、令人厌恶、不可思议的外部制度）。在工作伦理发起的反对前工业时代穷人“传统主义”的战争中，工作伦理表面上的对手是“无欲无求”，但真正的火力（最猛烈、最残酷的），对准的是那些准工人的反抗心态。后者认为新的工作制度令他们感到屈辱、不适，他们并不期望也不愿理解这种制度，遑论自愿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