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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来保障生活。在缪达尔看来，底层社会的成员是被驱逐的受害者，他们在社会中新的定位并非因为自己选择了退出，而是经济逻辑的产物，受害者对之无法控制或施以影响。
1977年8月29日，通过《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报道，底层阶级的概念才闯入公众视野。其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大群棘手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怀有敌意的人，危险性远超所有人的预期。他们是不可理喻的：美国底层阶级。”定义之后附有一长串名单，包括了少年犯、辍学者、吸毒者、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暴力罪犯、未婚母亲、皮条客、毒品贩子、乞丐。显然，这些名字使正派人士们恐惧，是他们良心深处的隐忧。
“棘手”“格格不入”“怀有敌意”，从而不可理喻。伸出援手也没有意义，完全无济于事。这些人无药可救，他们自己选择了病态的生活。
不可理喻意味着工作伦理也无法规劝。这些自闭者拒绝他人的善意，劝告、诱导、唤起良知都无法穿透他们的心墙。他们不仅拒绝工作，懒惰寄生，而且对工作伦理所代表的一切充满敌意。
1981年到1982年间，肯·奥莱塔（Ken Auletta）对“底层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性的考察，其研究结果在《纽约客》（New Yorker）上发表，后来这些文章被收录在一本广为人知、极具影响力的书中。他自己承认，这是为了解决绝大多数同胞的焦虑。
从统计数据来看，犯罪、领取救济和吸毒日益膨胀。这些反社会行为显著上升，在美国的大部分城市蔓延，我很好奇究竟谁才是幕后的推手……我很快了解到，在家境贫寒的学生中，确实存在着相当明显的非裔和白人底层社会，他们普遍感觉受到社会的排斥，拒绝接受公认的价值观。他们不仅收入微薄，行为上也存在缺陷。他们不仅受困于贫穷，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他们的行为也是畸形的。[13]
请留意描述底层阶级形象时所用的词汇、句法和修辞。奥莱塔的文字或许是研究底层阶级的最佳材料。不同于大多数不那么严谨的后继者，他并没有简单地“抨击底层阶级”，相反，他致力于保留和彰显足够的客观性，对所述故事中的反面典型不仅谴责，也抱有怜悯。[14]
请注意，“犯罪”“领取救济”和“吸毒”，它们被同时提及并置于同一水平。无需论证，也无需证据，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它们共同被归类于“反社会行为”。很容易就能看出，贩毒和领取救济都一样反社会，同样是祸害；这种暗示（如果明确指出必然会引发一片哗然）通过纯粹的语法形式达到了目的。
也请注意，底层社会拒绝公认的价值观，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受到排斥。在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双边关系中，底层阶级是主动行动的一方。他们的行为，也只有他们的行为，受到了批判性的审视，并被宣布为异常，而“大多数美国人”则理所当然地坐在审判席上审判底层阶级的行为。如果不是因为反社会行为，底层阶级不会被送上法庭，也就不需要开庭，因为没有案件需要权衡，没有罪行需要惩罚，没有过失需要弥补。
修辞性的暗示之后是付诸于行，并在实践中得到回溯性的确认，用于补充之前或许不完整的论证。这种实践越充分、越广泛，先入为主的观点就越能自圆其说，修辞的暗示作用就越难被发现，更不用说去反对。奥莱塔的大部分经验材料都来自野猫技能培训中心（Wildcat Skills Training Centre），这个机构意图帮助社会公认的底层阶级成员回归社会。哪些人是目标群体呢？共有四类人：刚入狱的罪犯、正在接受治疗的瘾君子、靠救济生存的没有6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以及17至20岁的辍学青年。制定规则的人一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四种类型虽然看起来不同，但本质上具有相同的问题，或者说表现出相同的问题，所以需要同样的治疗方法。这种先入为主的理念在野猫中心得到了实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被安排在一起，服从于同样的管理，每天接受同样的指导。野猫中心为他们提供了所有他们需要的、应当为之努力的社会定义。再一次，言成肉身。[15]
奥莱塔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读者，“底层阶级”并非贫穷导致，或者说，至少不能仅仅用贫穷来解释。他指出，有2 500万到2 900万美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只有“约900万不被认同”[16],“在社会认同的界限之外游走”，他们是真正的“离经叛道”或反社会行为者[17]。这暗示着，即使能够消除贫穷，也不可能消除底层阶级。如果有穷人能够“在社会许可的界限内生活”，那么堕入底层阶级一定是因为贫穷之外的原因。这被归因于心理或行为上的疾病，在贫困时这些疾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发作，但贫困并非决定性因素。
于是，沦为底层阶级变成了个人选择问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即使有些人错过了摆脱贫困的机遇，或努力以失败告终而沦为底层阶级，这也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在一个选择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通常被不假思索地解释为作出了其他选择——在这个场景下，是选择了“反社会行为”。堕入底层阶级是自由的一种体现。在自由的消费者社会里，限制一个人的自由是不被允许的，但很多人认为应该限制那些滥用自由且威胁到他人自由的人，他们骚扰、纠缠、恐吓、捣乱、给他人的良心造成负担，并用各种手段摧毁其他人的生活。
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无疑是一石数鸟。最明显的影响是，在这个以喜欢诉讼著称的社会里，可以避免底层阶级声称自己是社会机能失灵的受害者，剥夺他们“索赔”的权利。无论案件如何推进，举证责任都公平公正地转移到“底层阶级”身上。他们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善意和决心。无论要做什么，首先必须由底层阶级自己来做（当然，也不乏专业的、自告奋勇的辅导者为他们提供咨询，告诉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如果这些底层的幽灵什么都没有做，也不愿意离开，那么解释就很简单，到底是谁的责任也就清清楚楚。如果说其他人有什么值得自责的地方，那也只是缺乏足够的决心去遏制底层阶级的错误选择。这样一来，更多的警察、监狱，更严厉更可怕的惩罚，显然是用于亡羊补牢的手段。
另一个影响可能更重要：底层社会的异常使得贫困问题“正常化”。我们应该还记得，被置于社会认可界限之外的底层社会，只占“公认的穷人”的一小部分。正因为底层社会是一个如此重要又紧急的问题，所以大部分非“底层”的贫困人口就算不上急需解决的问题。与底层阶级一贯的丑陋和可恶不同，“仅仅是穷人”的人只是暂时遭受着不幸，他们本质上是正直的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并最终回到社会认可的边界之内。正如堕入底层是一个选择问题，脱离贫困也是个选择问题——如果作出的是正确的选择。穷人沦为底层阶级是选择的结果，这个观点暗示的是，他们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既有好的选择，也有坏的选择。最终作出的选择是是否具有竞争力的证据。底层社会是错误选择者的集合，证明了其成员“选择无能”。
劳伦斯·米德（Lawrence C. Mead）在关于当今贫困根源的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中特别指出，无能是富足社会中的贫困持续存在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所有旨在消除贫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惨败的原因。[18]穷人纯粹是缺乏能力去享受工作生活，他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把“不工作”置于工作之上。米德说，正是由于这种无能，工作伦理的呼吁才会被当作耳边风，无法影响他们的选择：
问题的关键在于穷人能否对自己负责，首先，他们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19]……无论罗列出什么外在原因，这些无业者的内心始终是个谜——赤贫的人在把握明显存在的机会时总是表现得消极被动。想了解无业者，就不得不向心理学或文化求助。在很大程度上，赤贫的成年人逃避工作，不是因为其经济状况，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念[20]……在就业没有禁止性壁垒的情况下，穷人的个性成为理解和克服贫困的关键。心理学是探究他们为什么不愿工作的最后可能[21]……为什么穷人不能像社会期望的那样奋力抓住机会呢？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贫穷的文化核心似乎是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效能缺失。[22]
永远不缺少机会，我们不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吗？但是，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穷人的这种缺陷，总体来说是个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我们是负责任的，为穷人提供了机会。穷人是不负责任的，拒绝接受这些机会。就像医护人员在病人始终不配合治疗的情况下无奈放弃那样，面对穷人顽固不化的工作态度，我们只得放弃提供就业机会的努力。我们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工作伦理只帮助愿意接受帮助的人，工作的机会就在那里，剩下的要靠穷人自己争取。他们无权再向我们提出其他要求。
在社会日益富裕的过程中，如果贫困仍继续存在并持续扩大，那么工作伦理一定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工作伦理之所以无效只是因为其戒律没有得到很好的倾听和遵从，那么，就只能用那些掉队者的道德缺陷或犯罪倾向予以解释。
让我再重复一遍：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