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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好”到“更多”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从“更好”到“更多”
工作伦理的宣讲力度与潜在劳动者因失去自由产生的抵制情绪成正比。宣讲的目的在于消除抵制。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工具理性允许选择、批判性评估所有手段，并在必要时根据效果废弃或替换它们。工作伦理，或更广义的，对当前和未来的工厂工人情操和良知的呼吁，只是推动工业体系前进的可选手段之一。它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肯定不是唯一能想到的，也不是最可靠的。布道者试图灌输的工作伦理，很可能像其他道德体系一样易变，不够稳定——对人们的预期行为指导性很差，无法匹配工厂要求的严格、坚定、单调的工作。不能依靠道德情感，不能依靠对道德责任的呼吁（因此最终也不能选择这一手段）来确保工人持续地倾尽全力工作，以及对工作制度的无条件服从。
我们已经指出，向穷人和懒惰的人宣扬工作伦理时，会同时采用更可靠的压迫手段，如强制禁闭、法律约束、除救济院外拒绝一切救济，最后以体罚威胁。工作伦理要求道德选择，而工作本身则减少了选择，甚至完全排除了选择。它努力确保工人表现得如同工作伦理的信徒，这种信仰是否真诚并不重要，人们是否相信这个福祉也并不重要。现代组织（包括工厂在内）的总体趋势是使人的道德情操和他们的行动无关（adiaphora），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更具规律性、更容易预测，这是非理性的道德冲动不可能做到的。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工作，专心致志地工作，越来越专心致志地工作，从一开始就被移民到美国和出生在美国的工人视为一种手段而非价值，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使命：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即使是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也能以未来自由的名义被他们接受和平静地忍受，无需任何高贵品质的伪装。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感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哪怕是最恶劣的境况）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在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e）看来[18]，在美国，漠视工作伦理且对其置之不理的趋势在20世纪初达到新的高度；当时盛行的管理创新采取“一种摧毁努力工作的道德承诺”的方式运营，“它们发挥了效力，似乎是因为对努力工作的道德承诺通常并不可靠”，或者说，能在这个富裕国度的贪婪气氛中看到这种情况。这种趋势在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起的科学管理运动中达到高潮。
他的管理工具箱中没有工作伦理的一席之地。他主要通过精心设计的经济激励机制鼓励人们积极工作。泰勒的劳工典型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是一个荷兰移民，一位施密特（Schmidt）先生。令泰勒着迷的不是施密特因道德责任感高效工作，而是他面对一美元钞票时的兴奋反应。为了得到这一美元，他愿意服从泰勒的任何要求。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工厂纪律的压力越来越令人窒息，不再指望劳动者对工作高尚特质的信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美国梦劝告人们，所有工厂里遭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烦恼，屈从老板的虚妄只是成为老板的必经之路。然而，淡化美国梦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显而易见。毕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通过辛苦工作逐渐“自力更生”的自由之路也越走越窄。曾经依靠道德承诺及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的努力工作，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这个新的出路是“物质激励”：对那些放弃自身独立性，服从工厂纪律的工人给予奖励。过去道德说教实现的成就，正越来越多地通过“胡萝卜”的诱惑（无论是否配以“大棒”的协助）来实现。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
工业社会是以权力冲突拉开序幕，那时的人们为自治和自由而斗争。时过境迁，现在他们只会为了获取更多盈余而斗争。人们默默接受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对这种结构的修正被排除在议程之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
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实现了当初工作伦理在经济手段和偶尔的肉体胁迫的帮助下徒劳争取的目标。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这也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1]J. S. Mill（1848）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II, 4th edn. London: John W. Parker & Son, p.337.
[2]引自S. Pollard（1963）Factory disciplin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16:254-271。
[3]W. Bowden（1925）Industrial Society in Englan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Macmillan, pp.274-275: Macmillan, pp.274-275.
[4]J. L. Hammonds and B. Hammonds（1966）The Town Labourer 1760—1832（first publishedin 1917）. London: Longman, p.307.
[5]W. Lepenies（1986）Historisierung der Natur and Entmoralisi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in A. Peisl and A. Mohler（eds）Naturund Geschichte, vol.7. Munich: Schriften der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 pp.263-288.
[6]B. Inglis（1971）Povert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p.75.
[7]Revolt of the workers, Blackwood's Magazine, vol.52（1842）:646-647.
[8]The claim of labour, Edinburgh Review, vol.81（1845）:304-305.
[9]P. Gaskell（[1836]1968）Artisans and Machinery. London: Frank Cass p.78.
[10]参见M. Rose（1985）Re-working the Work Ethic: Economic Values and Socio-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B. T. Batsford, p.30。
[11]B. Inglis, op cit., p.408.
[12]G. Himmelfarb（1984）The Ideas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London: Faber & Faber, p.193.
[13]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更喜欢称他们为人类的“垃圾”或“渣滓”。
[14]参见边沁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或“监察所”（Inspection House）。这是一种新的建筑构想，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机构，这种构想下任何人都始终处于监视之下。B. Bentham（1843）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vol.4. Edinburgh: William Tait, pp.40-126.
[15]J. S. Mill（[1836]1967）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n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proper to it, Collected Works, vol. IV.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p.321.
[16]K. McClelland（1987）Time to work, time to live: some aspects of work and the re-formation of class in Britain, 1850-1880, in P. Joyce（ed.）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84.
[17]R. Sue（1994）Temps et Ordre Social. Paris: PUF.根据罗杰·苏的计算，自1850年以来，平均工作时间系统性地下降了，到这篇文章写作时，清醒的时间只有14%用于工作。
[18]M. Rose, op cit., 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