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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阶级”的浮现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底层阶级”的浮现
术语“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工人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术语“下层阶级”（lower class）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阶层都是暂时的，原则上可以改变。“下层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被置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形象，他们可能向上攀登，从而摆脱当下的困境。
术语“底层阶级”（under class）则属于这样一个社会意象：这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其真正的范畴小于社会各组分的总和。“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
赫伯特·J.甘斯（Herbert J. Gans）这样描绘底层阶级的群像[10]：
从行为界定来说，穷人指的是那些辍学者、无业游民和未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女人。此外，底层阶级还包括无家可归者、乞丐、酗酒和吸毒成瘾的穷人[11]，以及街头罪犯。这个词很灵活，住在“廉租房”中的穷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帮派成员也经常被归入底层阶级。事实上，这种灵活性也使该词成为一个标签，可以用来污辱穷人，无论他们的实际行为如何。
这实在是个种类各异、丰富多彩的集合。怎样才能让这个集合显得更合理呢？单亲妈妈、酗酒者、非法移民、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若他们消失，其他人会生活得更好。他们无疑是美丽风景线中的污渍，是丑陋又贪婪的杂草，他们对园林的和谐之美没有任何贡献，还偷走了其他植物的养分。如果他们消失，所有人都会获益。
既然他们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带来的危险就占据了人们对他们的认知。这些危险如它们的宿主一般种类繁多，从公然的暴力行为、潜伏在黑暗街角的谋杀和抢劫，到他们的悲惨生活给人造成的良心上的烦扰和困窘，再到“公共资源的负担”[12]。一旦察觉到危险，恐惧立刻如影随形。“底层阶级”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令人惧怕。
无用和危险，属于盖里（W. B. Gallie）认为的“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所以，当它们被作为分类的标准时显示出了“灵活性”，能够精巧地囊括所有萦绕社会的邪恶魔鬼。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任何有用性的持久产生怀疑，困扰于零散、游移的恐惧。这些概念帮助绘制的精神世界地图为接踵而至的“道德恐慌”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容器，已有的分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吸收和驯化新的威胁，同时让散布的恐惧集中在一个目标上——这个目标因具象化而使人安心。
可以认为，这是底层阶级的无用性为社会提供的一种重要价值——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应该不是巧合，当底层阶级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冷战正好趋于停止，冷战制造恐怖的力量迅速消散。苏联解体之后，关于底层阶级的讨论全面展开，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危险不再来自外部威胁，也不在于“内部敌人”——那些外国势力在我们内部建立的根据地和桥头堡，那些敌人扶植的“第五纵队”。外国煽动、培育的政治威胁不复存在，危险无处扎根，必须委身于社会内部，在本地的土壤中生根壮大。有人倾向于认为，即使不存在底层阶级，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事实上，它确实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不存在乞丐、吸毒者和未婚母亲——每当有人质疑底层社会的存在时，总会指向这些“可怜又可恶”的人。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丝毫不足以证明底层社会的存在。把他们归为一类是一种分类决策，而非事实的裁决。把他们混为一体，指责他们是无用的，会给社会的其他部分带来可怕的危险，这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真实叙述。最重要的是，虽然底层阶级的概念基于一个假设，即社会（能使社会存活的一切事物的集合）可能小于其组分的总和，但这个概念指代的底层阶级却大于其组分的总和：这种归类行为给其组分加上了它自身没有的新特征。实际上，“未婚母亲”和“底层女性”并不是同一种人，把前者归类为后者花费了大量的努力（虽然思考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