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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导言

    每个社会都存在穷人,这是一种社会常识。但是,常识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穷人究竟如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贫穷?社会大众(我们这些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大多数)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制造出了贫穷? 这种疏漏有些令人遗憾。不仅因为穷人需要并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也因为穷人的形象中总隐藏着我们自身的恐惧和焦虑,仔细探究个中缘由,能够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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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驱使人们去工作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驱使人们去工作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抱怨:“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层中寻找自尊,这会驱动他们选择以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1]他哀叹过去的工匠这么快就变成了工人,只剩下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哀叹前工业时代的工匠本能如此迅速地消亡。颇为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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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非所有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厂流水线上,总有些老弱病残不能适应工业化就业的严格要求。布莱恩·恩格利斯(Bria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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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制造生产者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制造生产者 所有社会都会对自身抱有一种理想化的观点,这激励着它们“不断进取”:发现有损它们面貌的疤痕、疣体和其他瑕疵,然后找到治愈或抚平这些缺陷的补救办法。对那些体面性和品格受到质疑的人来说,去工作(接受一份工作,找一个老板,做一些老板愿意付钱所以一定有用的事情)是一个颇为得体的自证方法。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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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从“更好”到“更多”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从“更好”到“更多” 工作伦理的宣讲力度与潜在劳动者因失去自由产生的抵制情绪成正比。宣讲的目的在于消除抵制。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工具理性允许选择、批判性评估所有手段,并在必要时根据效果废弃或替换它们。工作伦理,或更广义的,对当前和未来的工厂工人情操和良知的呼吁,只是推动工业体系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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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制造消费者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制造消费者 近年来,各个政治派别异口同声地积极鼓吹“消费主导经济复苏”。产出不断下降、订单簿空空如也、商业街门可罗雀,这些都被归咎于消费意愿或“消费者信心”的不足(消费者信心意味着消费者通过信贷消费的欲望强烈到足以压倒对破产的恐惧)。解决所有麻烦、重获转机的希望被寄托于消费者重拾他们的义务——再次购买,大量购买,不断购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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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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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使命是一种特权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使命是一种特权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工作给人带来的满足感差异很大。有些工作总是被追捧,被认为富有满足感或“成就感”,其他很多工作则被认为是苦差事。有些工作是“有意义的”,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使命,令人感到骄傲、自豪。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伦理学的角度,严格地说任何工作都有价值,没有哪个低人一等,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都同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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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在生产者社会的黄金时代,工作伦理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工厂车间和贫民窟。其理念勾勒出一个虽未实现但正确、适当的社会愿景,并提供了一个行为指导和境况评估的准绳。这个愿景的终极状态是充分就业,形成一个完全由劳动人民构成的社会。 “充分就业”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视“劳动雇佣合同”中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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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如今,在经历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和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熏陶之后,在经历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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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福利国家的衰败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的衰败 这似乎是无情偏向经济审查带来的“意外后果”,或如楚萨·费尔格(Zsuzsa Ferge)和S. M.米勒(S. M. Miller)所言,是“准蓄意的”或“有导向但非计划的”结果[10]。不过,人们不禁要问,国家福利从任务清单中删除了“社会归属感”,到底如蒂特马斯和汤森所说,是一个致命的短视问题,还是如那些经济审查的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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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历程似乎否定了上面的推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政治谱系上的各个党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些分析家断言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种“跨越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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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招致毁灭的成功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招致毁灭的成功 说了这么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社会的居民会变成成熟的消费者?为什么大多数人现在更喜欢作为消费者进行选择,而不是规避风险,依赖满足所有基本需求的保障型供应?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都满足于只依靠自身资源,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许,下面的例子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其中的原因。 “平权行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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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定居者与游牧者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定居者与游牧者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4],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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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从“失业”到“过剩”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从“失业”到“过剩” “失业”(unemployment)一词,直到最近还被普遍用于表示没有工作收入的人,它表达出就业才是“正常态”这个假设。前缀“un”表示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暂时的现象。如同其他非正常现象一样,人们呼吁对它采取矫正措施。一旦这种呼吁被有效传达、纠正措施得到实施,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即使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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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底层阶级”的浮现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底层阶级”的浮现 术语“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工人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术语“下层阶级”(lower class)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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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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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贫穷即犯罪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贫穷即犯罪 面对那些“选择”不依靠工作谋生的穷人,米德在文章的最后强调:“社会政策必须公正而坚定地抵制消极的穷人,直到理性被重新唤醒,直到他们自身土崩瓦解。”[23]这个比喻简直无可挑剔。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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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作为事实的或潜在的罪犯,穷人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已经被摒弃于我们的道德义务之外。保护穷人不受残酷命运的伤害也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另一个道德问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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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1883年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上,一位来自索尔特本(Saltburn)的托恩(Toyne)先生的发言[2]反映了当时全国的普遍观点。他关切地指出: 在农村出现了垄断土地的趋势,把小的庄园变成大的庄园。小农庄被推倒,土地被大庄园吸收。现行的土地制度正把人从田地赶到矿山和工厂,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手工业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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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今天,地球已经满负荷。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个物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论断。就物理空间和人类栖息地的延伸来说,地球远没有达到极限。相反,人口稀少、人迹罕至的土地面积似乎在扩大而非缩小,这些土地被认为不适合居住,不足以支撑人类的生活。技术的进步拓展了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当然成本也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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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考虑到现在全世界所有区域都彼此紧密依存(特别是劳动分工、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层),且考虑到填补这些差距的所有障碍,那么,缺乏政治愿景和缺失能够有效实现愿景的政治机构,就显得更加凶险,更具有灾难性。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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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卢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提出一个悖论: 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12] 如果仔细想想,华康德指出的这个转变是必然的,并非悖论。这种明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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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直到最近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今天却在逐渐衰退。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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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失去位置的穷人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失去位置的穷人 迄今所知的每个社会都有穷人。这并不奇怪,让我重复一遍,因为强加任何秩序模式都会造成分裂,并把社会的某个群体定性为不合适、不正常。当某种特定的生存模式被提升到规范的地位,其他的选项就会被降格到低于标准或不正常的范畴。穷人正是这种“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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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这个工业社会的遗留看上去就是一个“保姆国家”,宠爱懒惰的人,溺爱邪恶的人,教唆堕落的人。 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穷人和底层人士来之不易的胜利。如果确实是穷人的斗争迫使卑斯麦、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和贝弗里奇这么做的话,那只是因为穷人还有很多“讨价还价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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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现在,这里有一个选择。尽管人们希望隐匿自己的人类本性,假设选择就像空气一样具有不证自明的必要性,但大多数人仍把当下趋势之外的其他选择视为“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事物的本质”。想象另一种共存方式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强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私有化的乌托邦,时时都在计算着得失,危机意识取代了政治愿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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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卢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提出一个悖论:

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12]

如果仔细想想,华康德指出的这个转变是必然的,并非悖论。这种明显的心理变化严格符合从回收利用过剩人口到弃置过剩人口这个逻辑过程。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转变,需要国家权力强有力的介入和协助。对此,国家义不容辞。

首先,是取消那些防止个体从生产力机器中(假设是暂时的)被驱逐或跌落的集体保险。如果这种开除或跌落被认为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回收再造阶段(一个“康复期”,以回归到生产工作中去)的开始,那么这种社会保障对政治谱系的两翼来说都是具有显著意义的。然而,一旦这种回收再造的前景变得遥不可及,用于重塑的设施也越来越无法容纳那些堕落的、永远无法重生的人,这种社会保障很快就失去了“不只是左右”的支持。

之后,是设计和建造新的、安全的废弃物处理场。当成功回收的希望逐渐消失,过去的废弃物处理方法(输出剩余劳动力)也不再可行,对未来的疑虑不断蔓延以及“过剩人口”引发的恐惧不断加深,这项事业一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

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所说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13]。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越来越多地保护全球跨国企业利益的国家,“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压制和军事化程度”。如今,社会问题越来越趋向于犯罪化。吉鲁总结道:

压制增加并取代了同情心。真正的问题被忽视了,例如城市中的住房紧张和大量失业,这是人们无家可归,年轻人游手好闲,以及毒品泛滥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倾向于训诫、遏制和管制的相关政策。

“无用之人”大规模聚集并迅速膨胀,看上去会变成持续的、永久的存在。这要求采取更严格的隔离政策和极端的安全措施,以免危及“社会的健康”以及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根据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说法,所有系统都要执行的“模式维持”(pattern-maintenance)和“紧张关系管理”(tension-management)任务,目前可以完全归结为通过物理区域来隔离这些“无用之人”,并将其排除在其他正常人所处的法律框架之外,以“化解”和“中和”这个问题。既然“无用之人”已经不能被放逐到遥远的垃圾处理场,也不能被放置在“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就需要用密闭的容器将其封存起来。

刑罚系统提供了这样的容器。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对“卫戍型国家”带来的变革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在回收利用过剩人口的时代,监狱发挥着“矫正部门的深端作用”,而今天,监狱“被更明确地视为一种驱逐和控制的机制”。狱墙,而非狱墙内发生的事情,“被视为这种机构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元素”[14]。充其量,“修复”“改造”“再教育”“挽救迷途羔羊”的意图只是偶尔的口头承诺。若真落实,又会招致舆论报纸和政治家的愤怒反击。非常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缓刑监督官的职责不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更好地“回归社区”,而是为社区保驾护航,使其远离这种暂时放任的危险。“考虑被定罪的罪犯的利益,都会被视为站在公共利益的对立面。”[15]

事实上,罪犯通常被视为“本质就邪恶的人”,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有的相似性纯属偶然:

“我们”和“他们”之间不可能相互理解,不可能有沟通的桥梁,不可能有真正的交流……无论罪犯的性格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在反社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结果都一样:他们超乎常理,无法挽救,被排斥于正常公民社会之外……那些不能适应社会的人必须被强行驱逐。[16]

一言蔽之:与许多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监狱的任务已经从废弃物回收转变为废弃物处理。现代性的全球性胜利以及地球的饱和使得废弃物处理的通道不再有效,现在,监狱被指派到这场战争的前线。所有的废弃物都有潜在的毒性,或者,被定义为废弃物就是被认为具有污染性,是潜藏的炸弹,总是会扰乱事物的正常秩序。如果回收利用无利可图,回收方案(无论如何在现今的环境下)也不再现实,那么处理废弃物的正确方法就是加快其“生物降解”,同时尽可能安全地将其与普通人的居住环境隔离。

工作、社会福利和家庭支持曾经是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主流社会的手段。随着这些资源的减少,监禁已经变成了一项长期任务,囚徒几乎没有重返自由生活的希望……今天,监狱变成一种保留地、一个隔离区,以公共安全之名把所谓危险的人隔离。[17]

修建更多的监狱,增加可以判处监禁的罪行,“零容忍”政策,以及更长、更严厉的刑期,这些都是为了在当前的新局势下挽救摇摇欲坠的废弃物处理事业作出的努力。

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所有这些手段,如不断扩展的城市贫民窟、了无生气的难民营,都涉及由安保人员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人员已经被他们完全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