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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者与游牧者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定居者与游牧者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4]，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
显然，最后一类人在出售劳动力时面临的困难最小，他们的潜在买家并不会特别挑剔。“常规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既不需要难以掌握的稀有技能，也不需要面对面与顾客沟通所需的特殊机敏，因此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所有有偿的低技能工作中切换。但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很容易被弃用，工作不稳定。他们随时可能被替换，这不会给雇主带来什么损失。他们可能在生意不景气时被就地解雇，因为业务回暖时有很多这样的人随时可以上岗。因此，他们没有找麻烦的气力，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即使有能力也愿意争取更好的就业条件，他们仍没有胜算的机会。
这类人很少有抗争的意愿，特别是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的意愿。所有的情况似乎都对他们不利。他们的工作是脆弱的，肯定不会持续很久，随时可能消失不见；今天的伙伴明天可能就各奔东西，去向遥远的地方……投身于工人的团结和集体抗争，需要付出长期的、充满风险的努力，注定收益不大，成本却高得难以计量。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很久，看不到任何改观，那些受雇者的世界观和心态也会相应变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潜移默化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审慎而有效的生存哲学。
如此说来，“常规劳动者”一词似乎不那么精确。第四类职业涵盖的那些工作可能和福特式工厂老式的常规工作一样：单调、缺乏创造性、枯燥无味、没什么技能要求。不一样的是，它们被公认是脆弱的、多变的、临时的、短期的、偶发的，通常稍纵即逝。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常规的，但雇佣关系不是。“常规”暗示着单调地重复同样的事情，所以它可信地表达了他们在雇佣期间日复一日地从事被他人支配的工作。正是这种常规工作使得他们的雇佣关系完全不“常规”。
即使是最常规、最乏味、最没有尊严的工作，只要（也正是因为）有望长期（在实践中，是需要无限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这种“我们同舟共济”的感觉，即无论发生什么都一直待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寻求最舒适、压力最小的共存模式。然而，如果你每天都可能身处不同的公司，又何必如此呢？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持久的关系、坚定的承诺和牢不可破的友谊都令人生疑地像是痛苦和失望的配方。如果你喜欢为之工作的公司，并期望未来一直和它携手前行，那么最多在下一轮的“外包”或“裁员”时，你就会受到伤害。总而言之，这种被称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重要转变，给长期协作的可能性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不用说对“共同事业”全心全意、无条件的承诺和忠诚。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曾在二十年后重访一家纽约的面包店。他发现“在各种裁员、缩减规模的挤压游戏中，工人的士气和积极性急剧下降，幸存者等待着下一波冲击，而不是因为在竞争中战胜了被解雇的同僚而欣喜若狂”[5]。不管是失败还是（暂时）幸免，他们都充满怨恨，并以同样的方式屈服于恐惧——而且有充分的理由：
无论什么工作，从雕塑到餐饮服务，人们都认同那些有挑战、有难度的任务。然而，操着各种语言的工人毫无征兆地来了又走，每天都有全然不同的订单进进出出，在这个充满灵活性的工作场所，机器才是唯一真正的秩序标准，所以必须让机器对于任何人——无论是谁——都是容易操作的。在一个灵活性的体制中，有难度的任务只会带来麻烦。这就带来一个可怕的悖论，当我们减少困难和阻力的时候，我们也在培育工作者不去挑选和漠不关心的行为。[6]
这些“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在雇佣期间，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工作，却心不在焉。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这个由工厂、办公室、工作间和商店构成的世界崇尚“灵活性”，“工作伦理”的戒律显得空洞乏味。若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工作本能”（workmanship instinct）想在这样的世界中存活，就需要寻求其他的意义。消费市场做好了准备，并愿意提供这种意义。曾经由专业能力带来的自豪感，现在可以从（以合适的价格）购买精美商品中获得——在迷宫般的大型购物中心发现最好的“店铺”，发现推车上最好的衣服或货架上最好的商品。
被赖希称为“常规劳动者”的人（再重申一次：临时的、不稳定的、用完即弃的、容易被替代的、与从事的工作关系脆弱的人）没有资格要求雇用工厂与自己建立更稳固、更亲密的雇佣关系，更不用说赢得这种关系。劳资双方的关系不再对称，依赖性也不再对等。在“福特式工厂”时代，在庞大、笨重的工业厂房中工作的，是大量的本地劳工，老板的财富和利润取决于雇员的认同和士气，雇员的生计也取决于老板的仁慈。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依赖关系不再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求职者仍像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依赖本地的工作谋生，资本现在则可以无拘无束地移动，不用在意距离和国界。对于来自肖尔迪奇（Shoreditch）或韦克菲尔德（Wakefield）的电话咨询，应答可能出自孟买或加尔各答……
资本家雇用工人不再受限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因此，他们选择基地的首要标准是利润最大化，以及充足的低要求、温顺、不会招惹麻烦的劳动力。合格并迫切愿意成为“常规劳动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工作，愿意接受最卑微的薪水。资本完全没必要承受本地劳动力日益膨胀的自信（以及日益增长的要求）所带来的不便（和高昂的成本）。长期雇用导致这些定居劳动力越来越勇敢，并且有足够（过多）的时间变得更团结、更强大、更坚固。然而，当游牧资本想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定居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机会阻碍它转移，更不用说将其永久绑定，因此他们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抱负。
那些收益颇丰的“非常规”工作者，又是如何？
对于处在就业谱系的另一端、环绕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而言，空间不是一个问题，距离不是一个麻烦。他们四海为家，没有特定的居所，他们轻盈、灵动、多变，正如日益增长的全球化跨境贸易和金融。也正是这种贸易和金融造就了他们，支持他们四处游牧。正如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描述，“他们不拥有工厂和土地，也不担任行政职务。他们的财富来自一种便携式资产：他们对迷宫法则的熟稔”[7]。他们“喜欢创造、竞争和迁移”，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固定价值观、对未来无忧无虑、自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社会。他们“享受新鲜事物，崇尚冒险精神，唯变化为永恒，以交融为富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并实践着“液态生活”（liquid life）的艺术：接受方向的迷失，免疫于晕头转向，容忍旅行计划和方向的缺失，以及无限期的旅行。以“赤脚医生”为笔名的《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他建议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容。[8]从东方预言家老子的超脱和宁静获得启迪，他描述了最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的生活立场：
如水般流淌……你灵动前行，顺势而为，从不停顿太久，成为一潭死水，也不依附河岸或礁石——生命中过往的财物、情境或人，甚至不固守自己的见解和世界观，而是聪明地轻轻抓住任何出现在路边之物，随即放手，让它随风而逝……
面对这样的对手，“常规劳动者”的战斗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未必是因为对手强大的力量和技巧，而是因为他们“无怨无悔”（je ne regrette rien）的生活态度。他们难以捉摸，坚定地拒绝付出，避免承诺。他们精通胡迪尼式的逃脱术，总是打破最复杂的枷锁，从最牢固的牢笼里逃脱。
可以肯定的是，为了限制或至少减缓这些新生全球精英自由流动而设置的障碍，并非精工细作，也并非牢不可破。各国政府用来罩住资本家的笼子也远非层层上锁。根据世界劳工组织1995年在日内瓦发表的报告：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的经济自主权：资本的流动削弱了国家对利率和汇率的影响，跨国公司的灵活性侵蚀了按地域分配投资的控制能力，技术和专业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使收入和财富的累进税征收更加困难，进而维持公共服务也更加困难。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像幽灵一样萦绕在各种工作周围。不同工作的区别仅在于是否能有效防范雇员的反抗：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来对抗雇佣关系的脆弱性。没有哪种工作能免除失业，也没有人可以免除近来出现的“长期失业”——这个词现在已经被更准确地描述为“过剩”。如果说“失业”，甚至是长期失业，意味着工作生活的一个阶段，那么“过剩”则更贴近如今失业的本质。它暗示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最终到来。它是通向废品站的一张单程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