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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现在，这里有一个选择。尽管人们希望隐匿自己的人类本性，假设选择就像空气一样具有不证自明的必要性，但大多数人仍把当下趋势之外的其他选择视为“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事物的本质”。想象另一种共存方式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强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私有化的乌托邦，时时都在计算着得失，危机意识取代了政治愿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能力凝聚必要的意志和决心，去实践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不切实际”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当前的政治冲突中比比皆是，正是缺乏意志和决心的真实写照。
科尼利厄斯·卡斯图里亚蒂斯最近指出，西方世界的危机“恰恰在于不再质疑自己”[11]。然而，“质疑自己”正是西方世界追求令人惊讶的、史无前例的自我完善的最深层秘密，也是西方世界成功追求最雄心勃勃目标的最深层秘密。质疑自己是可行的，事实上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规划都建立于主观之上，并且注定只能是主观的。既然是主观的，它们当然可以被其他规划取代，只要这种替换有足够的说服力。不过，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我们往往忘记了“把人视作物体或纯粹的机械系统，这种臆想不亚于声称他是一只猫头鹰”。一旦忘记这点，我们就不再追问那些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问题。比如：“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实现了，但这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如果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无法阻碍我们把臆造出的、持续不断的、更愿意看到的、无限制的合理化（导致人被“为了主观目的而主观选取的部分特征的集合”替代）抬升到客观必然的高度，就无法阻碍把所有的怀疑都归为“诗人和小说家等不切实际的人”[12]特有的无病呻吟。
克劳斯·奥菲最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13]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按照这些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国家价值观延续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充分就业的目标早已退出理想和现实的视野）。
奥菲的建议似乎很模糊，因为正如之前所说，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对世界质疑的能力。当所有依靠选举的政治力量都在奔向相反的方向，把疾病的症状看作康复的迹象，把疾病的原因看作良药，这些建议不可能引起任何关注。出于政治私利和选举收益，似乎所有重量级的、有组织的政党都倾向于忽略奥菲的观点。不过，如果被公开追问，“负责任的政治家”很可能会以预算难以负担或政治、经济上“不现实”为由，否定实施基本保障的可能性，从而掩盖应该被质疑的现实主义：当下流行的危机管理权宜之计。
然而，正如奥菲自己所说，他的建议归根结底是保守的。它们建议的不是革命，而是在既有体制无法继续贯彻西方文明道德价值和社会安排的情况下，保存这些道德价值和社会安排。正因为这些建议的保守用意，举证的责任落在了反对者的身上。要么他们终结战后的社会道德共识，要么他们必须表明，从长远来看，他们的诉求可以通过基本收入之外的手段得到满足——这并不现实。
奥菲似乎低估了反对者的抵抗力，他忽视了消费者社会提供给反对者的一种现实可能性：不顾一切“终结道德和社会共识”。奥菲提出的诘问是一个真正的现实困境。无论作出正确选择的机会有多大，这个选择都像奥菲描述的那样真实存在。通过否认存在选择以拒绝认真考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社会和道德后果。
无论奥菲的假设多么激进，仍然需要补充另一个假设：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去耦。梅丽莎·本恩（Melissa Benn）最近指出：“当男性政治家谈论工作时，他们所指的总是有偿工作。”[14]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政治家，他们在谈论工作时想到的都是“有偿工作”。即使存在女性参与者，政治大体上仍然是男人的事业。真实情况是，把工作等同于有偿工作在历史上是男人的成就。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须的生活家务。由于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
以这种形式，工作的观念进入政治，在那里成为男性独占的竞技场——工会权利和劳动立法的竞技场——当中的竞技对象。这样一来，“工作”就仅等价于商业活动领域的工作，即那些可以买卖，具有公认的市场价值，可以获得报酬的工作。所有工作领域之外的事都扔给了女性。当人们谈论工作时，不会想到家务或抚养孩子，这两者明显属于女性领域；更普遍的是，人们也不会意识到那些日常生活中消耗的大量社会技能和花费的无数时间，即A. H.哈尔西（A. H. Halsey）和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所说的“道德经济”。这种无人质疑的歧视和工作伦理同流合污，认为劳动力市场之外不以交易为目的的劳动，都意味着失业，等同于没有工作。颇为讽刺的是，只有高级政客才能在退隐后公开宣布，他们准备享受时光，“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在很多方面，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它们极大地推动了社区和邻里关系的无情瓦解，毕竟“社会凝聚力”的维系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付出大量的努力。总体来说，这对家庭结构和家庭活力造成了深远的伤害。它们严重侵蚀了人际关系网络和人与人之间道德联系扎根的土壤。总而言之，它们已经且持续对生活质量（较难与“生活水平”区分开来，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种损害是任何市场的商品、任何消费能力的增长和任何心理咨询都无法弥合的。
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ethics of 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就指明，“工艺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
我们不是第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选择走向何方。首先，至关重要但并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需要认识到我们身处十字路口，认识到有多个选择都可以通向未来，认识到前行的路上或许随时需要紧急转换方向。
人们很容易对“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个想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被蔑称为“乌托邦坟场”的历史中的又一个乌托邦。我们的时代是“个体乌托邦”的时代，是私有化乌托邦的时代，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流行地）嘲笑和讥讽这种构想，因为它们只是“集体任凭个人使用”理念的小小修订。
因此，奥夫的观点引出的思想，在严肃又现实的学者看来或许不值得思考。他们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正如罗歇-波尔·德鲁瓦（Roger-Pol Droit）最近说的，“现实如同鸡蛋一般饱满，让人几乎无法摆脱它的约束。我们相信它们是永恒的，直到它们被历史抹去”[15]。他接着指出，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恺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Bossuet）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是无法阻止的？德鲁瓦的结论是：“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我们越是复述政治没有梦想的空间，就越是渴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肯定会同意：正是他在十年前提出，在我们这个被看似无形的体系阻隔的时代，乌托邦成为我们对抗封闭的主要武器[16]。最近，费尔南多·艾因萨（Fernando Ainsa）在完成关于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后建议，与其说“乌托邦”，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不如说“泛托邦”（pan-topia），无处不在之地。[17]
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的想法其实并不保守。根据我们的推论，实现它恰恰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目前生活模式中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假设（由于缺少反思，它们显得更加神圣）。例如，效率是一件好事，无论它目的何在，也无论它是否会带来痛苦的副作用。再例如，凡是“经济增长”的东西，即统计意义上“今天比昨天多，明天比今天多”的东西，就是好的，而无视其增长过程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全人类共享的生存环境）造成的损害。
对那些因为需要作出巨大的转变而反对的人，我们只能再次引用科尼利厄斯的话来回答。当一个采访者问他：“那么，你想要什么？改变人类吗？”，卡斯托利亚蒂斯回答说：“不，没有那么夸张：我希望人类改变，正像他们已经改变过两三次那样。”[18]
至少现在还有希望，人类能够再次完成同样的壮举。毕竟，正如帕特里克·库里（Patrick Curry）所言，“群体自愿的返璞归真，正成为群体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替代。”[19]
[1]这种选择并非“必然”，或“不可避免”。理论上来说具有偶然性，可能走向完全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们才称其为“选择”）。正如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言，这种选择以“想象”（imaginary）的形式掌控整个社会，引导并切实地限制了社会成员对于自身、对于他们生存的世界的思考方式。这种“想象”先于反思，是自然而然又切合实际的，所以社会成员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选择，也意识不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偶然性。这种掌控的力度直接反映在当前选择的模式对人们来说多么“理所当然”，也直接反映了人们跳出“想象”，从其他角度思考自身所处的社会和其他社会的难度。例如，“当讨论封建社会时，我们很难抛弃经济概念，按经济学对现象进行归类，但当时的人们并非如此”［C. Castoriadis（1987）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trans. K. Blam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163］。
[2]引自Peter Kussi's（1993）translation, The Farewell Party, Faber & Faber, p.85.
[3]C. Castoriadis（1997）Anthropology, Philosophy, Politics（trans. D. A. Curtis; lecture given in Lausanne in 1989）, Thesis Eleven, 49:103-104.
[4]G. Himmelfarb（1984）The Idea of Poverty: England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Age. London: Faber & Faber, pp.25, 79 ff., 193.
[5]参见兰德公司经济学家林恩·卡洛伊（Lynn Karoly），引自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0-31 March 1996.
[6]L. Wacquant（1996）Quand le président Clinton ‘réforme’ la pauvreté, Le Monde Diplomatique, September.
[7]X. Emmanuelli（1997）La maladie du lien, Le Monde, 15 April.
[8]Pierre Bourdieu（1995）Acts of Resistance, trans.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82.
[9]A. Finkielkraut（1996）L'Humanité perdue: Essai sur le XXe sièecle. Paris: Seuil.
[10]G. Bateson（1973）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Palladin Books, pp.436-437.
[11]C. Castoriadis（1996）Lamontée de l'insignificance. Paris: Seuil, p.64.
[12]C. Castoriadis（1987）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 trans. K. Blam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157-160.
[13]C. Offe（1996）Modernity and the State: East, We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210 ff.
[14]M. Benn（1997）Yes, but is there a philosophy to welfare-to-work? Guardian, 2 June.
[15]R. P. Droit（1997）L'utopie est dans lesétages, Le Monde, 18 July.
[16]参见P. Ricoeur（1997）L'idéologie et l'utopie. Paris: Seuil。
[17]参见F. Ainsa（1997）La Reconstruction de l'utopie. UNESCO。
[18]C. Castoriadis（1990）Le monde morcelé. Paris: Seuil, p.100.
[19]P. Curry（1997）Defending Middle-Earth. Edinburgh: Floris Books, 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