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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直到最近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今天却在逐渐衰退。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市场竞争造成的就业环境不稳定，是且将继续是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根源。社会国家承诺保护其公民，首先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有更稳定的工作、未来更具保障。然而，之前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现在的国家无法兑现社会国家的承诺，政治家也不再热衷于重复这个承诺。相反，他们的政策预示着一种更不稳定的、充满风险的生活。人们在制定长期规划时需要直面各种意外，“终身”规划已是镜花水月。他们教导选民变得“更灵活”，为更多即将到来的更多不安全做好准备，并自己寻求社会产生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因此，每个意图解除社会国家的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或发明一个新的“合法配方”（legitimation formula），使国家权威和纪律要求能够赖以生存。是否会成为经济进步的“附带牺牲品”，现在是由自由流动的全球经济决定的，国家政府无法保证避免。加强同样自由流动的恐怖主义威胁导致的对于个人人身安全的恐惧，然后承诺增加安保力量，投入大量监控设备，扩大监控范围，进行更频繁的安全检查、更多先发制人的打击和预防性逮捕，以保障这种安全，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权宜之计。
人们每天都身处市场造就的切实不安全感之中，政治力量对这种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相反，“被包围的城堡”的心态，个人身心安全和私人财产无时不处于威胁之中的心态，是可以积极培养的。威胁必须被渲染上最邪恶的色彩，这样一来，无形的不可预测的威胁，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事件展现在惊慌失措的公众面前，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国家机关应对这些威胁的卓越能力、警惕性和良好意愿。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而且效果卓著。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几乎每天、每周都在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警告他们的安全即将受到威胁，让他们处于持续的安全警戒状态，并将个人安全牢牢安放在最多样化的、四处弥漫的紧张局势之中。美国总统不断提醒他的选民，“一旦不慎让一丝不安定因素流入国内，我们就会遭受前所未见的灾难”。这个策略受到其他众多政府的热切关注，它们纷纷效仿，把社会国家亲手埋葬。民众普遍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帮助他们重燃希望，对抗过剩，限制废弃物，只是这种需求不再建立在社会不安全和社会保护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脆弱性和人身安全之上。
难怪许多面临同样局面的政府都把目光转向美国，抱有共同的期待，认为美国的政策是一个可借鉴的有效榜样。表面的意见分歧之下，各国政府之间似乎存在着真正的“思想联盟”。这完全不能归结为一时的利益一致，而是不同国家的掌权者就一个共用的合法化政策达成了不成文的默契。这也是为什么法国新任的强硬派内政部长能够迅速声名鹊起，英国首相在其他欧洲首脑的注视下以极大的热情引入那些与制造“紧急状态”有关的美国式新做法，比如：把“外国人”（委婉地称之为“避难者”）锁入难民营，坚决把“安全考量”置于人权之上，取消或停止他们自《大宪章》和《人身保护法》以来一直享有的人权；对所谓的“萌芽中的犯罪”采取“零容忍政策”；以及反复警告民众：恐怖分子随时可能发动袭击。我们都有可能成为一场毫无准备、被迫卷入的战争的附带牺牲品。与这种直接、剧烈的威胁相比，过去那种对于过剩的恐惧相形见绌，甚至不复存在。
“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是一个新生词，专门用来指代世界新边域环境中的过剩人口。这种新边域环境被无法抑制的猛烈全球化力量制造出来。至今为止，全球化驱动有效抵制了所有驯服和监管的尝试。与现代过剩人口有关的各种恐惧压倒了更传统的对于过剩本身的担忧和焦虑。无怪乎他们被热切地用于构建（以及解构）新的全球权力等级。
[1]Richard Sennett,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pp.47-51.
[2]参见Report of the TUC 1883, p.39.
[3]引自J. B. Jeffrey's（1948）Labour's Formative Year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4]参见Jacques Donzelot, Catherine Me'vel and Anne Wyvekens（2002）De la fabrique sociale aux violences urbaines, Esprit, December, pp.13-34。
[5]参见David Maybury-Lewis（2002）Genocide againstindigenous peoples, in Alexander Laban Hinton（ed.）Annihilating Difference: The Anthropology of Genocid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43-53。
[6]引自Herman Merivale（1861）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Londo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p.541。
[7]Theodore Roosevelt（1889）The Winning of the West: From the Alleghenies to the Mississipi, 1769-1776. New York: G. P. Putnam Sons, p.90.
[8]参见Alfredo M. Serres Guiraldes（1979）La Estrategia de General Roca. Buenos Aires: Pleamar, pp.377-378，引自Herman Merivale（1861）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 London: Green, Longman & Roberts。
[9]Richard Rorty（1998）Achieving our Count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85.
[10]Richard Rorty（1999）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Penguin Books, p.203.
[11]引自娜奥米·克莱恩不无讽刺的总结。参见Naomi Klein（2001）No Logo. Flamingo。
[12]“Comment la‘tolérance zéro’ vintà l'Europe”, p.40.
[13]参见Henry A. Giroux（2002）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return of the garrison state, Arena Journal 19:141-160。
[14]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77-178.
[15]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80.
[16]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84-185.
[17]David Garland（2002）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