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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导言

    每个社会都存在穷人,这是一种社会常识。但是,常识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穷人究竟如何而来?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贫穷?社会大众(我们这些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的大多数)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制造出了贫穷? 这种疏漏有些令人遗憾。不仅因为穷人需要并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也因为穷人的形象中总隐藏着我们自身的恐惧和焦虑,仔细探究个中缘由,能够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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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驱使人们去工作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驱使人们去工作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抱怨:“我们徒劳地在工人阶层中寻找自尊,这会驱动他们选择以优秀的工作回报高薪,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单方面的善意被报以竭尽所能的偷懒。”[1]他哀叹过去的工匠这么快就变成了工人,只剩下计算成本效益的冷漠,哀叹前工业时代的工匠本能如此迅速地消亡。颇为讽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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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非所有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厂流水线上,总有些老弱病残不能适应工业化就业的严格要求。布莱恩·恩格利斯(Bria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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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制造生产者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制造生产者 所有社会都会对自身抱有一种理想化的观点,这激励着它们“不断进取”:发现有损它们面貌的疤痕、疣体和其他瑕疵,然后找到治愈或抚平这些缺陷的补救办法。对那些体面性和品格受到质疑的人来说,去工作(接受一份工作,找一个老板,做一些老板愿意付钱所以一定有用的事情)是一个颇为得体的自证方法。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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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更好”到“更多”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从“更好”到“更多” 工作伦理的宣讲力度与潜在劳动者因失去自由产生的抵制情绪成正比。宣讲的目的在于消除抵制。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工具理性允许选择、批判性评估所有手段,并在必要时根据效果废弃或替换它们。工作伦理,或更广义的,对当前和未来的工厂工人情操和良知的呼吁,只是推动工业体系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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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制造消费者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制造消费者 近年来,各个政治派别异口同声地积极鼓吹“消费主导经济复苏”。产出不断下降、订单簿空空如也、商业街门可罗雀,这些都被归咎于消费意愿或“消费者信心”的不足(消费者信心意味着消费者通过信贷消费的欲望强烈到足以压倒对破产的恐惧)。解决所有麻烦、重获转机的希望被寄托于消费者重拾他们的义务——再次购买,大量购买,不断购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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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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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使命是一种特权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使命是一种特权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工作给人带来的满足感差异很大。有些工作总是被追捧,被认为富有满足感或“成就感”,其他很多工作则被认为是苦差事。有些工作是“有意义的”,更容易被认为是一种使命,令人感到骄傲、自豪。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伦理学的角度,严格地说任何工作都有价值,没有哪个低人一等,所有工作都能增加人的尊严,都同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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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在生产者社会的黄金时代,工作伦理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工厂车间和贫民窟。其理念勾勒出一个虽未实现但正确、适当的社会愿景,并提供了一个行为指导和境况评估的准绳。这个愿景的终极状态是充分就业,形成一个完全由劳动人民构成的社会。 “充分就业”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视“劳动雇佣合同”中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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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如今,在经历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诺曼·特比特(Norman Tebbit)和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等人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熏陶之后,在经历了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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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福利国家的衰败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福利国家的衰败 这似乎是无情偏向经济审查带来的“意外后果”,或如楚萨·费尔格(Zsuzsa Ferge)和S. M.米勒(S. M. Miller)所言,是“准蓄意的”或“有导向但非计划的”结果[10]。不过,人们不禁要问,国家福利从任务清单中删除了“社会归属感”,到底如蒂特马斯和汤森所说,是一个致命的短视问题,还是如那些经济审查的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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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历程似乎否定了上面的推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政治谱系上的各个党派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一些分析家断言这形成了一种新的“团结”,一种“跨越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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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招致毁灭的成功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招致毁灭的成功 说了这么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社会的居民会变成成熟的消费者?为什么大多数人现在更喜欢作为消费者进行选择,而不是规避风险,依赖满足所有基本需求的保障型供应?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都满足于只依靠自身资源,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许,下面的例子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其中的原因。 “平权行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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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定居者与游牧者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定居者与游牧者 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4],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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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从“失业”到“过剩”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从“失业”到“过剩” “失业”(unemployment)一词,直到最近还被普遍用于表示没有工作收入的人,它表达出就业才是“正常态”这个假设。前缀“un”表示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暂时的现象。如同其他非正常现象一样,人们呼吁对它采取矫正措施。一旦这种呼吁被有效传达、纠正措施得到实施,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即使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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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底层阶级”的浮现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底层阶级”的浮现 术语“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工人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术语“下层阶级”(lower class)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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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因为工作伦理无法有效激励,而是因为社会没能按照工作伦理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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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贫穷即犯罪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贫穷即犯罪 面对那些“选择”不依靠工作谋生的穷人,米德在文章的最后强调:“社会政策必须公正而坚定地抵制消极的穷人,直到理性被重新唤醒,直到他们自身土崩瓦解。”[23]这个比喻简直无可挑剔。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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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道德的本质是为弱者、不幸的人、受苦难的人谋求福祉的责任冲动,给贫穷定罪可以消除和减弱这种冲动。作为事实的或潜在的罪犯,穷人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他们已经被摒弃于我们的道德义务之外。保护穷人不受残酷命运的伤害也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另一个道德问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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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1883年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上,一位来自索尔特本(Saltburn)的托恩(Toyne)先生的发言[2]反映了当时全国的普遍观点。他关切地指出: 在农村出现了垄断土地的趋势,把小的庄园变成大的庄园。小农庄被推倒,土地被大庄园吸收。现行的土地制度正把人从田地赶到矿山和工厂,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手工业者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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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今天,地球已经满负荷。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个物理学或人文地理学的论断。就物理空间和人类栖息地的延伸来说,地球远没有达到极限。相反,人口稀少、人迹罕至的土地面积似乎在扩大而非缩小,这些土地被认为不适合居住,不足以支撑人类的生活。技术的进步拓展了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当然成本也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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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考虑到现在全世界所有区域都彼此紧密依存(特别是劳动分工、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层),且考虑到填补这些差距的所有障碍,那么,缺乏政治愿景和缺失能够有效实现愿景的政治机构,就显得更加凶险,更具有灾难性。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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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卢克·华康德(Loic Wacquant)提出一个悖论: 过去那些致力于争取减少国家干预,以解放资本及其对于劳动力的使用,并取得显著成功的人,今天却在拼命要求增加国家干预,以遏制放松就业管制和落后区域社会保护恶化造成的恶果。[12] 如果仔细想想,华康德指出的这个转变是必然的,并非悖论。这种明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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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社会国家”(social state)是欧洲民主历史长河的最高成就,直到最近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今天却在逐渐衰退。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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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失去位置的穷人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失去位置的穷人 迄今所知的每个社会都有穷人。这并不奇怪,让我重复一遍,因为强加任何秩序模式都会造成分裂,并把社会的某个群体定性为不合适、不正常。当某种特定的生存模式被提升到规范的地位,其他的选项就会被降格到低于标准或不正常的范畴。穷人正是这种“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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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在消费者构成的世界里没有福利国家的空间。这个工业社会的遗留看上去就是一个“保姆国家”,宠爱懒惰的人,溺爱邪恶的人,教唆堕落的人。 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穷人和底层人士来之不易的胜利。如果确实是穷人的斗争迫使卑斯麦、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和贝弗里奇这么做的话,那只是因为穷人还有很多“讨价还价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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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现在,这里有一个选择。尽管人们希望隐匿自己的人类本性,假设选择就像空气一样具有不证自明的必要性,但大多数人仍把当下趋势之外的其他选择视为“不切实际”,甚至“违背事物的本质”。想象另一种共存方式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强项,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私有化的乌托邦,时时都在计算着得失,危机意识取代了政治愿景。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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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个别情况下,某些局部可以独立运行,但是,如何与其他部分衔接以创造最终产品仍是任务的关键,常思于执行者的脑中。生产者即使彼此独立,也会聚集在一起工作。每个人的工作只有在交流、沟通、融合中才有收获。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缓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体消费”。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确实可能会聚在一起,但即便如此,消费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彻头彻尾孤独的、私人的生活体验。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

如果挑选商品时有其他消费者陪伴,或身处于充斥着消费信徒的熙熙攘攘殿堂,整个消费过程就更加令人愉悦。在人满为患的餐厅吃饭,在拥挤的商场或游乐园闲逛,都能体会到这种乐趣。在所有类似的场景中,被共同欢庆的却是选择和消费的个性,这种个性通过其他消费者的模仿得到重申和再次确认。若非如此,群体的消费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消费活动从来就与团结协作格格不入,也不被其影响,一切联结的努力在面对消费行为特有的孤独症时都束手无策。即使聚集在一起,消费者依然是孤独的。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成员(消费者)绘制生活理想的框架,为他们定义了自我改善的方向,以及“美好生活”的图景。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当然,财富和收入也很重要,否则消费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完全剥夺,它们作为资本(用于赚取更多金钱的金钱)的用途即使没有被遗忘,也逐渐退居次席,让位于扩大消费选择的范围。

贮藏、储蓄、投资的意义在于拓宽消费者选择的预期。然而,它们不是提供给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选项,因为那只会招致灾难。储蓄增加和消费信贷萎缩绝对是坏消息,信贷的膨胀才是“事情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信号,受到欢迎。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活在当下”,物欲横流,没有耐心等待。

同样,不需要用“规范管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纪律训练和无处不在的监控来确保人们的需求顺应市场经营者的利润,也不需要重塑“需求经济”(消费者—商品经济)来匹配消费者的欲望。诱惑,炫耀未曾经历的奇景,承诺前所未有的体验,贬低已经尝试过的一切,才是最有效的。当然,前提是信息要有效传达给接收者并将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未知体验上。消费,愈发多样化、愈发丰富的消费,对消费者来说必须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他们的义务。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

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履行职责有内在的时间逻辑,所以它把时间结构化,指引一个方向,使逐步积累、延迟享受等概念具有意义。但是,追求体验没有任何延迟的理由,延迟或许只会导致“浪费机会”。体验的机会不需要也没必要做任何准备,它突如其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即使抓住也会慢慢消逝)。你需要时刻准备去体验,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时刻,每个时刻都一样好、一样“成熟”。

况且,对于以选择作为生活模式的人而言,时机并不是他们能选择的。令人心动的机会何时出现不可预测,消费者必须时刻准备迎接机会。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在第一时间发现机会,竭尽所能把握机会。

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这种主动性只能采纳“实践智慧”(phronesis)。它是经验法则的集合,而不是万无一失的秘方或算法指令。因此,“实践智慧”需要大量的信任,需要安全的避风港让信任安全地停泊。于是,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总而言之,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评判世间万物的标准是激发人们感受和体验的能力——唤起欲望的能力,这是消费生活中最愉悦的阶段,比欲望得到满足更令人陶醉。根据这些能力的差异,所有的人、物、事件被标记在地图上。最常用的地图是美学的,而不是认知的或道德的。[5]

工作,更准确地说,人们从事的职业,现在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学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述,工作失去了它的特权地位,不再是自我构建和身份构建的轴心,也不再是道德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道德改善、忏悔和救赎的必由之路。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工作现在首先受到美学的审视。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