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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失业”到“过剩”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从“失业”到“过剩”
“失业”（unemployment）一词，直到最近还被普遍用于表示没有工作收入的人，它表达出就业才是“正常态”这个假设。前缀“un”表示这是一种非正常现象——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暂时的现象。如同其他非正常现象一样，人们呼吁对它采取矫正措施。一旦这种呼吁被有效传达、纠正措施得到实施，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即使在经济放缓或萧条的时候，“充分就业”的愿景仍岿然不动：一旦走出目前的低迷——一定会走出的——工作机会就会纷至沓来，所有人都能充分就业。
然而，不知何故，我们似乎从来没能在连续的萧条之后恢复就业水平。无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多么振奋人心，工作岗位仍在持续流失，徒劳寻找工作或因绝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持续增加。起初还不起眼，但渐渐地，经济“发展之路”的理念残酷地转向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同样甚至更多的工作。随着经济周期的每一次轮回，“失业”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失业”之下的希望也越来越不切实际。这种体验无情地累加，推动了真正的“范式转变”产生——“过剩”这个新词，替代了“失业”。
与“失业”不同的是，这个词没有任何哪怕是隐晦、含蓄的承诺。没有暗示这是“非正常”状态，没有暗示偏离轨道，没有暗示目前的痛苦是短暂的。失业不再是一种暂时的烦恼，到了某个时候就会自然消失。“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他们要么出生在一个“饱和”的社会里（即社会的续存无需更多的人从事生产），要么由于经济和技术进步（即有了新的生产力，较少的人员参与就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变得不再必要。所谓“过剩”的人被标记在资产负债表的借方，而非贷方，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他们增加的只是社会的负担（公共支出）。他们是“资源黑洞”，是尚无清晰解决方案的“问题”；从事“经济活动”的那部分人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似乎也创造不出“过剩”的人的工作需求，无法使他们重新就业。就所有现实意义而言，如果他们不存在，经济会更好。简而言之，他们应该继续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
“重返工作岗位”这个概念变得虚无缥缈，天真幼稚，又自欺欺人，这也证实，人们对“繁荣”的理解以及经济“向好”/“向坏”的理解，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国际先驱论坛报》在1997年11月17日发表了一篇关于欧洲大公司现状深度分析的文章。这篇权威性文章的主标题是“欧洲公司从痛苦中获益”，副标题是“削减成本虽不带来就业，但带来了利润”。在这篇文章中，汤姆·布克尔（Tom Buerkle）为欧洲经济的“积极进展”欢欣鼓舞：
欧洲公司正从近年来痛苦的重组中获得回报。效仿美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的方法，许多欧洲公司纷纷裁员，关闭或出售他们认为非必要的业务，精简管理，以提高利润率。
利润确实增长迅速，股东们为此欢欣鼓舞，学识渊博的分析家们则热情称道，即使表面看来经济成功也有些不那么重要的“副作用”。布克尔承认，“近期这种企业的强劲增长不太可能立刻降低失业率”。事实上，过去的6年里，就制造业劳动力而言，英国缩减了17.9%，德国缩减了17.6%，法国则缩减了13.4%。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始“突飞猛进”的美国，制造业劳动力“仅仅”萎缩了6.1%。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完成了“削肉剔骨”。
关于“当代欧洲人最关注、担心和恐惧的事情”的调查表明，失业（已经失业的或受到威胁的）是无可争议的重中之重。其中一份来自MORI的调查表明，85%的芬兰人、78%的法国人和瑞典人、73%的德国人和72%的西班牙人认为，失业是他们国家最严重的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是“经济健康”，而失业率下降并不在这些标准之列。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正是为达到“经济健康”标准所做的努力，严重阻碍了能够真正提升就业水平的有效措施——创造就业机会。
把工作神话为人类的最高职责、高尚道德的体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以及治愈贫困的良方，这种做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过共鸣，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量。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这是对曾被奉为经典的斯密-里卡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挑战。劳动力过剩被视为灾难，所有寻求合理化（提升投入产出比）的努力首先都会集中于进一步削减雇员数量的可能性。“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伦理的劝诫显得愈发空洞，它不再符合“产业的需要”，也很难被描绘为实现“国家财富”的必经之路。工作伦理能够持续存在，或者说近来在政治主张中有所复苏，只能解释为：在我们这样的后工业时代，在这个消费者社会，人们期望它发挥一些新的作用。
正如弗吉（Ferge）和米勒（Miller）所言，近来重新鼓吹工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9]。换言之，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