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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未来的股票经纪人
第2章 未来的股票经纪人
巴菲特一家搬到了斯普林瓦利的一幢有四间卧室的房子里，它坐落在华盛顿近郊的西北49号大街上。房子的外墙刷上了白色，有一个开放式的门廊，还有一个通往屋后的斜坡车道。这很像一个不事张扬的年轻议员的居所。理查德·尼克松一家是他们的邻居，从马萨诸塞大街步行过来只需片刻工夫。屋后是一片树林。
《华盛顿邮报》送报员的工作成为了巴菲特新生活的重心。年仅13岁的他已经向税务部门登记收入，并提交了纳税申报表，还坚决不让父亲替他缴纳税款。
但是，除了送报工作以外，巴菲特还是觉得闷闷不乐。在艾丽斯迪尔中学，他给老师招惹了不少麻烦，而且学习成绩平平。由于他在班上年龄算小的，又跳过一级，因此其他同学都排斥他。他总是不修边幅，以至于校长亲自提醒利拉该给孩子好好收拾一番了。
在那个6月，巴菲特逃离了家门，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叛逆行为。他叫上密苏里州一名议员的儿子罗杰·贝尔，再加上另一个好朋友，一起搭车逃往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希市。巴菲特知道那里有一个高尔夫球场，觉得他们可以在那里当球童过上几天。不过这一回，破天荒第一次，巴菲特做事的动机并非赚钱，他实在很烦身边的那些人，讨厌成天待在华盛顿，讨厌周围的一切。
孩子们在夜幕降临时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出门匆忙，所以连牙刷都没带。他们住进了社区旅馆的一个房间。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刚要出门就被警察拦住了。罗杰·贝尔身材矮小，而巴菲特和另一个朋友个子都接近一米八。远远看上去，警察担心这两个人把罗杰给绑架了，于是就把三人带回警局盘问。你可以想象得到，巴菲特尽管还不到14岁，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警察，警察不仅相信他们是无辜的，而且连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都没有问起。警察把他们释放了，但他们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当天就垂头丧气地搭车回家了。
看上去，巴菲特并不想继续过这种三心二意的叛逆生活。他在学校里突然变得很乖也很用功，用他妹妹罗伯塔的话来说，“叛逆”这个词对他而言“分量有些过重了”。
不过，对于这一做法，霍华德和利拉却感到非常震惊。尽管他们在巴菲特回家后对他态度很和蔼，霍华德还是决心要趁早扭转巴菲特的这种叛逆心理。他警告巴菲特如果不把学习成绩提上去，以后就别再送报了。
这句话就像是给巴菲特打了一针强心剂，之后他在学习上格外用心，送报的工作不仅没有放弃，而且“生意”越做越大。他很快揽到一份送《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生意，《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是《华盛顿邮报》的竞争对手，两份报纸覆盖的区域也基本相同。巴菲特后来回忆说，如果一个订阅者取消了一种报纸而订阅了另一种报纸，“第二天我就会高兴坏了”。不久，巴菲特就拥有了5条送报路线，每天早上要送将近500份报纸。利拉不得不早起给他准备早餐，巴菲特5点20分以前就得出门去赶开往马萨诸塞大街的公共汽车。偶尔他生病的时候，利拉就会顶替他去送一天报，但她从不碰儿子挣来的钱。利拉写道：“他攒的钱就是他的命根子，你根本不敢去碰他装钱的那个抽屉，一分钱都少不得，不然他会跟你急。”
巴菲特的代表作就是韦斯特切斯特公寓区的送报路线，那是一片红砖砌成的八层公寓楼区。他很快就打造出一条可以和年轻的亨利·福特相媲美的“作业流程”。他总是将每幢楼的一半报纸放在第八层电梯出口处，另一半放在四楼。然后他就自上而下一层层地往下发报纸，把各家的报纸塞进门缝里。到了收报费那天，他会在公寓前台放个信封，免得挨家挨户去跑腿。当全家回奥马哈过暑假时，巴菲特会把自己的送报工作托付给一个朋友沃尔特·迪尔，并教他该如何送报。多年之后，沃尔特·迪尔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你面前有一堆小山一样的报纸，如果用他的方法来送报，只需要75分钟就能送完。这真是一条完美的送报路线，小区的每幢楼在地下都是相通的，你根本不用走到楼外。”
想到增加产品种类可以提高自己的收入，巴菲特同时在公寓里兜售起了杂志。他的推销秘诀是在恰当的时机向住户推销。巴菲特回忆起他的一些客户“总是会把家里的杂志放在楼梯口。你可以用撕下地址标签的方式去提醒他们征订期到了。这样我对每个客户的订阅情况都了如指掌”。
这是一片高档公寓区，巴菲特曾在电梯里碰到过肯尼迪之妻杰奎琳·肯尼迪，不过还是会有住户赖账。在战时的华盛顿，人们频繁地搬进搬出，有时会忘了给巴菲特付钱。因此，巴菲特就和电梯里的女服务生达成一笔交易，她们可以免费得到报纸，作为交换条件，一旦有人要搬走，她们就要马上向巴菲特提供情报。
没用多久，巴菲特就把自己的送报兼职工作发展成了一笔大生意。他每个月可以挣到175美元，这相当于一个年轻职员一个月的收入，而且他从不会乱花一分钱。1945年，他虽然只有15岁，却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 200美元，投资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一片40英亩的农场。
巴菲特在华盛顿居住的那几年中，“二战”的阴影无处不在。那时人们在推销各种债券，家家户户都悬挂遮光窗帘。然而，战争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唯一例外的是在1945年8月，当时巴菲特一家正在奥马哈过暑假。巴菲特听到了有关广岛的消息，他和邻居杰里·穆尔展开了一场关于原子弹的激烈讨论。穆尔回忆说，巴菲特对广岛事件非常在意，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态度近乎惶恐。“当时我们讨论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我俩就在我家门前的草坪上。他很害怕原子弹爆炸带来的连锁反应，害怕整个世界会毁于一旦。”
回到华盛顿之后，巴菲特在伍德罗·威尔逊高中适应得比初中稍好一些。送报工作让他暂时忘却了思乡之苦，他也开始结交一帮新朋友。像在奥马哈一样，他又组织一帮兄弟跟他捡高尔夫球。他还成了一名相当出色的高尔夫球手，并加入了校队。
罗伯特·德怀尔是一位高尔夫球教练，同时也是沃伦非常尊崇的一位老师。德怀尔觉得沃伦·巴菲特很有意思，他的学习积极性很高而且很谦虚。他会带巴菲特去赛马场，教他看《每日赛马》杂志。巴菲特念完一年级后的那个夏日，他俩去打高尔夫球。那天恰逢直播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全明星赛，突然天降大雨，他们索性钻进德怀尔的车里打开收音机收听比赛。纽约扬基棒球队的球星查利·凯勒上场击球时，德怀尔说：“如果你敢跟我玩一赔二十的赌局，那我就赌查利·凯勒能打出本垒打。”巴菲特说：“那我就赌1块钱。”查利·凯勒果然击出了一记本垒打。不过，德怀尔也没有那么贪心，在另一个赌局中他还是把20美元输还给了巴菲特。
有一点两人是心知肚明的，那就是巴菲特比他的教练挣得还要多。当年轻的巴菲特几乎还不会刮脸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四处闯荡，想要打下自己的一片江山。他继续他的送报生意，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可以找到的商业书刊以及钻研精算师才能看懂的报表。唐纳德·丹利也是伍德罗·威尔逊高中的学生，后来成了巴菲特的好友，他认为巴菲特“正在一步步规划自己踏入金融界的道路”。
丹利是美国司法部一位高官的儿子，他学习用功，而且天资聪颖。乍一看，丹利和巴菲特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丹利的女友很漂亮，而巴菲特从不约会；丹利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巴菲特则不然。丧母的丹利在战后经常待在巴菲特家，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丹利的父亲去日本审判战犯了。两个孩子经常在一起弹奏乐器，巴菲特会在夏威夷四弦琴上乱弹一气，丹利则演奏钢琴。后来他们发现，热爱自然科学的丹利和对商业着迷的巴菲特有一种共同语言，那就是数字。他们会在一起计算一手扑克牌的输赢机会，或是在一间有十几个人的屋子里，计算其中两人的生日在同一天的概率。丹利也会飞快地报出一堆两位数，等着巴菲特迅速算出它们的总和。
在他们读高三的时候，丹利花25美元买了一台旧弹子球机，巴菲特和他整天玩个不停。不过，这台弹子球机经常出故障，丹利总会不厌其烦地维修，巴菲特也发现这位好友的维修技能实在高超。这时，巴菲特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把这台弹子球机放到威斯康星大道上的理发店里，供人使用，然后按小时收费呢？
巴菲特找到了理发师，和他谈了这个想法，达成了五五分成的协议。第一天他们就赚了14美元。一个月之内，他俩就在3家理发店里摆上了弹子球机。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们又把店铺扩大到7家。巴菲特是那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梦想的人，他为两人的事业起了一个名字——威尔逊弹子球公司。“结果，我们每周都能挣到50美元，”他回忆道，“我从来都没有奢望过生活能够如此美妙。”
威尔逊弹子球公司里的分工想必大家也能猜得出来。巴菲特筹集资金购买二手弹子球机，每台价格从25美元到75美元不等。巴菲特还负责管账，每月会打印出财务报表；丹利负责修理工作。如果机器出故障了，理发师们会马上通知丹利。有一台机器总是出毛病，两人一得到通知，就会马上钻进丹利那辆卸掉后座的旧别克车里，飞速地出现在理发店前。
由于担心弹子球生意会被当地的黑道盯上，巴菲特坚持只选择那些规模较小、位置偏远的理发店。同时，他和丹利总是伪装成给这家公司跑腿的两个小伙计，而他们的身后似乎有一个对这项生意很重视的大老板。巴菲特回忆道：
理发店老板总是催我们更换新机器，我们就对他们说这得和老板商量。我们假装只是两个受雇搬搬机器、点点钱的小喽啰而已。
他们每周都会到各家弹子球店巡察一番，有时还会带上丹利的女朋友诺尔玛·琼·瑟斯顿。巴菲特回到车里之后，总会绘声绘色地描述起理发师，或是告诉他们理发师说了些什么搞笑的话，接着三人就会狂笑不止。巴菲特看到了其中的滑稽之处——他们这几个孩子觉得自己像是非常了不起的商人一样。
诺尔玛觉得巴菲特特别有趣。她身材苗条，美丽大方，有一对儿弯弯的柳叶眉，和一头迷人的金发。她的绰号叫“过氧化物”，丹利的外号叫 “鸭子”，而对巴菲特，大家只是叫他“巴菲特”。尽管他们的长辈都打过仗，不过他们三人都是在纯真年代长大的。尽管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孩子，但他们却不像有些孩子那样学抽烟或讲脏话，巴菲特更是乖到除了百事可乐以外其他任何饮料都不喝。诺尔玛的女性朋友大多传统，巴菲特则更加单纯，他甚至连周五晚上的舞会都不去参加。“他不像别的男孩子那么喜欢社交，” 诺尔玛评价道，“他根本不做这方面的尝试。”
巴菲特走路的时候喜欢将肩膀向前耸着，身子弓向地面，脚拖地，活像一只公山羊。他还经常在皮带上拴一个难看的、不时发出金属叮当声的钱袋。在威尔逊高中的同学看来，只要瞥一眼巴菲特穿的鞋子就知道他是个乡巴佬。多年之后，他们还清晰地记得：“我们总把巴菲特和他的那双破鞋给扔出去。”卡斯珀·海因德尔对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一年到头都穿着那双运动鞋，哪怕积雪有一尺厚也不例外！”而罗伯特·穆尔也有相似的评价：“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经常开他的玩笑，因为他除了网球鞋就没穿过别的鞋子，即使在寒冬也一样。”
巴菲特似乎对运动鞋情有独钟。“大多数人都喜欢从众，”诺尔玛说，“但巴菲特喜欢与众不同。”他总是活力四射而且喜欢搞恶作剧，他身上总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当有人指责他的那些古怪做法时，他总是固执己见，或是自我解嘲一番。
在家里的餐桌上，巴菲特每晚都从父亲那里学习如何更好地固执己见。霍华德曾许诺家人只担任一届议员，但他又在1944年和1946年两度在形同虚设、橡皮图章似的众议院里获得席位。他把自己的“伟大”事业描绘成与民主党杜鲁门阵营的竭力对抗。
霍华德非常坚持原则，从来都不接受公费旅游，而且还主动要求降薪。在他第一任期间，政府将众议员的工资从10 000美元上涨到12 500美元，霍华德竟然把上涨的2 500美元还给了国会薪酬办公室，声称自己当选时的薪水是10 000美元。
利拉说自己丈夫在投票决定一项法案时只考虑一个立场：“这项法案到底能够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自由？”但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自由观。他唯一的兴趣就是把罗斯福和“二战”扩大的政府机构削减到原来的水平。
“二战”期间，霍华德曾与其他议员联名写信要求美国政府在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上“多下功夫”，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究竟为何而战？”难道消灭纳粹不是为了“让人们获得更大的自由吗”？
“二战”结束后，他又投票反对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反对在学校继续提供免费午餐，反对向欧洲出口粮食，还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最严重的时候，他的爱国主义偏离到排外主义。不过，在某几个问题上，霍华德就相当有先见之明。他曾经提议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储蓄债券的持有者不受通货膨胀的冲击。但是，在整个任期内，他的大部分政见都是被地方保护主义和极端主义扭曲的。
巴菲特虽然嘴上附和父亲的政见，但他从心底并不完全赞同。他吸收了父亲的爱国主义情结，但没有接受父亲那种强烈的孤立主义做派。几年以后，巴菲特在给大学朋友的信中曾影射过父亲固执的教条主义，他写道：“我就此搁笔了，我要去帮我爸爸声讨这个或者讨伐那个了。”
不过，巴菲特确实也像父亲一样关心民生疾苦。巴菲特在孩提时代就亲眼目睹了经济大萧条和“二战”，他认为政府是社会的捍卫者而非敌人。尽管他对父亲可谓服服帖帖、他的政治观点还远未成熟，但是在绝对支持政府的立场上，他已经显露出独立的棱角了。
巴菲特早就立志不走父亲的从政之路。当诺尔玛问他是否要在华盛顿生活时，巴菲特毫不犹豫地答道：“不会，我要住在奥马哈。”
又长大了几岁之后，巴菲特不仅立志从商，而且希望专门从事投资业。坐在家里吃早饭时，这个年纪的男孩一般只会对电视里的体育节目感兴趣，而巴菲特已经在研究股价走势图了。关于他是股票专家的说法早就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了，连老师都想方设法地从他那里挖一些股票的买卖信息。
巴菲特颇有心计，他很早就懂得利用自己的名声投资。因为他的老师们都持有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所以他就抛出。“他们都认为我对股票很在行，如果他们知道我把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清仓的话，他们肯定会对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感到恐慌。”
为什么这个温顺的孩子会被奉为先知？巴菲特从未在股市上有过任何惊人的大手笔，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内行。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因为他早年就不断储备知识，而且他能够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把知识转化成创造财富的能力。能打动他的并不是什么信念，而是那些逻辑严谨、连贯缜密的事实根据。丹利评价他说：“他有着超乎常人的远见，他在谈话的时候对自己从来都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他也能让别人觉得他知道自己想要说什么。”
1947年6月，巴菲特从高中毕业，成绩在全年级374人中排名第16（丹利则名列榜首）。在伍德罗·威尔逊高中的毕业照上，他梳着整齐的中分，笑容腼腆，双眼明亮，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在他的照片下面有一行评语：“喜欢数学……是一个未来的股票经纪人。”
霍华德建议他去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念金融与商业专业，巴菲特却认为到那里只会浪费学费。他已经递送了差不多60万份报纸，挣到了5 000多美元。这些钱有的来自送报，有的来自威尔逊弹子球公司，还有的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一户佃农那里。另外，他已经读了不下100本商业书籍。他还需要去商学院学什么呢？
霍华德提醒巴菲特，离他满17岁只有两个月了。最后，巴菲特妥协了。当年8月，巴菲特和丹利以1 200美元的价格把威尔逊弹子球公司转卖给一个退伍军人，巴菲特带上自己分到的那份钱去了沃顿。
然而，这一次霍华德真的错了。尽管沃顿商学院声名远播，但那里的课程让人感到乏味。巴菲特毫不客气地说自己比教授懂得还要多。他对沃顿商学院的不满，成了他日后对商学院普遍感到不满的先兆，因为他根本看不上商学院模糊宽泛的教育方法。这里的教授都有一套完美的理论，但对巴菲特渴望得到的赚钱技巧却一无所知。
当巴菲特回到奥马哈时，玛丽·福尔克提醒他不要荒废学业。他则漫不经心地答道：“玛丽，在那里我只需要在考试前一天晚上把书本打开，喝上一大桶百事可乐，第二天就能考出100分。”
在沃顿商学院期间，巴菲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费城的一家经纪公司办公室里，跟踪各种股票行情。他会研究各只股票的走势图，也会听取别人的建议，但仍没有形成自己的投资方法，他正在不断摸索。
巴菲特上大一的时候，他的室友是查尔斯·彼得森。查尔斯也是奥马哈人，后来成为了巴菲特最早的投资者之一。巴菲特很快又结识了哈里·贝雅，这是个和巴菲特一样错误地来到这个东北部校园的墨西哥人。他俩的工业经济学课程都得了A+，但哈里·贝雅留意到自己在这门课上花的工夫比巴菲特要多得多。尽管哈里·贝雅对巴菲特轻轻松松就考出高分感到嫉妒，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喜欢巴菲特。哈里·贝雅把他看作自己理想中的美国人：一个诚实、不装腔作势也不摆架子的中西部人。
哈里·贝雅有个室友名叫杰里·奥兰斯，他来自布鲁克林，巴菲特和他志同道合。他俩在健身房里相遇，膀大腰圆的奥兰斯马上就发现巴菲特是一个天才。奥兰斯对新环境也不太适应，经常思乡情切，甚至以泪洗面。但他思维敏捷、活泼真诚，称得上是一个青年才俊，巴菲特和奥兰斯很快就成了密友。
在不知不觉中，巴菲特就为自己未来的事业找到了很多投资人。[5]但在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去往何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待了一年以后，他很想辍学，但父亲坚持让他再熬上一年。在华盛顿过暑假的时候，巴菲特又找到了一条富有喜剧性的致富之路，这一次他和唐纳丹利（他弹子球公司的伙伴）一起花350美元买下了一辆旧劳斯莱斯车。他们一起去巴尔的摩的废车场把它弄了回来，然后又开到了华盛顿。他们刚进市区就被警察拦住了，丹利回忆说：
我们没有汽车牌照，车尾灯也坏了，警察执意要开罚单。这时巴菲特开口了：“瞧，警官，我们刚想把他开回家里的车库修修，就碰上您了。我们打算把它修到完全合格为止。”他一直不停地说，把那个警察都侃晕了，最后警察真给我们放行了。
丹利把车停在巴菲特家的车库里，他俩花了一整天把它修好。当然，爬到车下修车的人还是丹利。巴菲特则坐在一旁，优哉游哉地给他的朋友读些商界故事来解闷，或是读那本让他们拍案叫好的书——《如何失去朋友和疏远他人》。
这是一款1928年为女士购物设计的车型，前排只有一个座位，后排有很大的空间。丹利和诺尔玛把它漆成了深蓝色。他们将它租出去几次，但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别人看见车上的人。巴菲特建议驾驶着这辆车去市中心，他们三人装扮成一对贵族夫妇和家里的司机。但巴菲特要求扮演那位贵族，丹利则担任司机。就这样，丹利只得穿上巴菲特父亲霍华德的黑风衣，手握方向盘；巴菲特则穿上裘皮大衣，戴着高高的帽子，优雅自得地坐在诺尔玛身旁。当他们驱车经过《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大楼时，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情节，丹利把车熄了火停下来。然后，他纵身下车，在发动机盖下面不断调试，好像要搞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路人都开始驻足留意他们的时候，“贵族”巴菲特举起手杖敲了敲挡风玻璃，朝某个方向指了一下，仿佛是在告诉丹利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结果，没一会儿工夫，车子就“修好”了。
但是如果没有事先安排，巴菲特就很难这样风度翩翩了。他和诺尔玛的表妹芭芭拉·沃利在夏季有过一次约会。尽管巴菲特生性活泼，但他无休无止地“逼”芭芭拉猜谜和玩脑筋急转弯，弄得芭芭拉对约会的浪漫幻想荡然无存，其实他这样做只是想掩饰自己和女生独处时的尴尬。当他后来鼓起勇气邀请芭芭拉到宾夕法尼亚州共度周末时，她婉言拒绝了。
大学二年级时，巴菲特住在阿尔法·西格马楼。这是位于斯普鲁斯大街上的一幢维多利亚风格建筑，有着高高的屋顶和雄伟的螺旋式楼梯。他对待自己那些兄弟们既不会太冷淡，但也不会完全融入其中。午饭过后，他就会坐在窗户旁的那把雕花桥牌椅里，和大家一起打升级或桥牌。吃饭时他也会和大家畅所欲言。当年，兄弟会的成员在吃晚餐时都打领带穿夹克，还有侍者服务。安东尼·韦基奥内回忆起巴菲特在餐桌上的谈笑风生时说：“只要有他在场，就会很有意思，到处都是笑声一片。”
他是个非常有趣的家伙，极其聪明。他不是哗众取宠地想要讨好谁，而是习惯用冷幽默。他总是用一种略显玩世不恭的态度看待世间的一切。我记得他说过，如果自己有钱了，就要在卫生间里安一个蒸汽马桶座圈。他说那是他的终极梦想。
不过，巴菲特真正渴求的还是智力上或经济上的刺激元素。1948年，美国的校园生活都是围绕排名前十的橄榄球队展开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是一所拥有悠久体育传统的大学。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巴菲特的照片竟然登在了学生杂志《宾大画报》的封面上，俨然一副铁杆球迷的风范——他头戴圆顶礼帽，身穿浣熊皮外套，一手挥舞着小旗，另一只手将一瓶白兰地递给女友，挂着满脸笑容，叼着雪茄，模糊的背景处是行进中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校乐队和一个戴皮头盔的球员。
这张封面照片不过是个恶作剧而已，因为巴菲特的朋友杰里·奥兰斯是这本杂志的编辑之一。在现实生活中，巴菲特和封面上的那个男孩相去甚远：他滴酒不沾，不善于和女孩相处，而且不喜欢热闹。在校园里，他经常和那些退伍士兵之类的大龄学生待在一起，显得很不入流。这个头发蓬乱、身材瘦弱的18岁学生看上去就像一个来校园参观的小朋友。
他的青涩在性体验方面显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没有和女孩亲密接触过，而且在男生宿舍卧谈时也觉得很不自在。韦基奥内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当大家谈到性这一话题时，他总会盯着地板，脸都红到耳朵根了。”
到了周末，当阿尔法·西格马楼举办啤酒晚会的时候，这幢平日里像寺院般清静的房子里会突然间挤满了女人。巴菲特通常没有约会对象，因为即使不和热闹的人群打成一片，他也觉得十分自在，这一素质对于一个未来的投资大师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当大多数小伙子都臂挽一位美女卿卿我我的时候，巴菲特则端坐在椅子上，谈着金本位制，活跃一下聚会的气氛。他的演说是如此富有煽动性，以至每次聚会时大家都会在屋角围拢看他，并提出一大堆经济和政治学方面的问题。威廉·韦恩·琼斯（一个忌酒的未来卫理公会传教士）回忆说：“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评论，一两分钟工夫，他身旁就已经围了一群听众，差不多有10~20人之多。他说话的态度非常谦逊，让你不得不留意他的观点。巴菲特总爱说：‘在这方面我懂得不太多，但我个人认为……’”
巴菲特的密友对他的才智都赞赏有加。他能够读完书里的一个章节，然后一字不漏地把原文背诵出来。在课堂上，当有个担任助教的研究生在重述课文中的一个问题时，早就将课文烂熟于心的巴菲特脱口而出：“你落了一个逗号。”不仅如此，他批评老师时巧舌如簧，让他的伙伴都听得目瞪口呆。他的朋友理查德·肯德尔回忆说：“巴菲特说沃顿商学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他的，他确实有资格说这话。”
1949年秋季开学回到学校时，同学们惊奇地发现巴菲特没来。安东尼·韦基奥内说：“第二年他就忽然人间蒸发了，杳无音信。”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叛逆地逃离了。霍华德在1948年的议员选举中失利，于是全家回到了奥马哈，把巴菲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美国东部。在沃顿商学院，没有任何可以让巴菲特留恋的东西，没有送报业务，也没有弹子球公司。他转到位于林肯镇、自己更熟悉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念书，早年他的父母就是在那里相识的。巴菲特解释道：“我觉得在沃顿学不到什么东西。内布拉斯加在向我招手，而沃顿却让我感到厌倦。”
在那些阿尔法·西格马楼的兄弟们的记忆中，只有他在窗边打桥牌的样子，除此之外他们真觉得巴菲特好像从没在那儿待过一样。
回到内布拉斯加之后，他也只是在花名册上留个名字而已。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准备发展自己的事业上。当年夏天，他在J·C·彭尼零售公司找了份工作，彭尼公司答应等他毕业后给他职位，但他拒绝了。巴菲特认为自己回到家乡会更加自在，没有太多的就业压力，因此在这段时间他的约会也更频繁了。在写给“亲爱的魔鬼”（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巴菲特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最近和我约会的那个女孩偶尔向我提起她会打网球。于是我想我可以由此向她展示我这个宅男的魅力，让她对我刮目相看。于是我主动给她一个机会，让她看看我怎样在球网的那一边大展英姿。比赛结果是我被她打得落花流水。
在这一阶段，巴菲特的日程是常人难以完成的：1949年秋季他修了5门课，1950年春季修了6门课，其中多数是商业和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但他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校外，他又找到了一份送报的工作。他告诉奥兰斯，这份工作使得“50个小男孩都尊称我为 ‘巴菲特先生’”。他开着一辆1941年款福特车在美国西南部奔波，为《林肯周报》管理6个县城的报童，工资是每小时75美分。起初，《林肯周报》的发行人马克·西克雷斯还担心一个年轻学生能否胜任这项重要的任务，但巴菲特干劲十足，把这帮报童管理得“服服帖帖”。他每周会去取报纸，然后闪电般地完成任务。对巴菲特而言，这可是份像模像样的工作，他回忆道：
如果你在内布拉斯加州有一条送报路线，你得找一个小报童每天发15份报纸或是做类似的工作，你当天下午或晚些时候还必须找到他，自己还要在大学念书，这真是一种很好的历练。
在林肯镇的时候，巴菲特和杜鲁门·伍德住在一起。伍德那时已和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订婚了，他俩住在皮帕尔大街上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巴菲特结束送报工作后会在傍晚时分回到住处，看看《华尔街日报》，然后和伍德一起去一个油腻腻的小餐馆里吃晚饭，通常是土豆泥、牛肉和肉汤。伍德一想到巴菲特已经读了三四遍《圣经》却仍是个无神论者，就不由自主地想劝他皈依。他们经常会争论信仰和来生的问题，但巴菲特的无神论观点始终岿然不动。不管伍德每次用什么样的观点来劝说巴菲特，巴菲特总是能够用非常合乎逻辑的说法来应对。
巴菲特在3年内就快速完成了学业。他一边干着相当于全职的工作，一边潇洒地打着桥牌，一边拿了一大堆A。他在当年秋天写给奥兰斯的信中提到，他申请了一打参赛券，希望能在“缅甸刮胡膏”的有奖竞赛中赢得100美元，而且还和一个“各方面条件看起来都还不错的德国女孩”有过一次约会。
冬天的时候，巴菲特重振了自己的高尔夫球事业。这一次他就更像是在做一笔正规生意了——他任命奥兰斯为费城的代理人。1950年1月，巴菲特恳请他的朋友着手投资生意：
我认为那儿的男孩现在还不太常打高尔夫球，因此我保证3月1日起你可以开始销售你看好的那种高尔夫球。别犹豫，可以下订单了。
巴菲特许诺对所有“次品”负责赔偿损失，而且向奥兰斯保证他的高尔夫球质量绝对可靠。但是，他还不忘补充一句，“不要让它们靠近太热的地方”。巴菲特还得意地告诉朋友他在期末考试中又拿了一大堆A，然后列出了第二年春季要上的课程。到了4月，巴菲特给奥兰斯发了一批货，同时用一种轻松但尖锐的口吻提醒好友注意，“巴菲特高尔夫球公司”可不是一家慈善企业。
此时，我想你一定因为销售这些漂亮宝贝富得流油了，也许你正在尽情享受奢侈生活的美妙吧。这些玩意儿都是我冒着坐牢的危险寄给你父亲的合作伙伴的。不过别忘了，只有当你结清一张价值65.94美元的支票后，才能真正享受成功的喜悦。
到了夏天，巴菲特继续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着。他搬回父母身边，同时在奥马哈修3门课以便拿够学分毕业。当年7月，他一共卖掉了220打高尔夫球，从中获利1 200美元。把各项收入加起来，他已经攒下了9 800美元。
用集腋成裘来形容巴菲特挣的这笔钱是最合适不过了。他用歪歪扭扭的笔迹记录下每一分钱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挣来的——城市设施优先股、送报、高尔夫球销售以及弹子球公司。这些账目似乎预言了他将来在投资业的赫赫战绩，这使一个记者不由得想起“霍雷肖·阿尔杰[6]捐献给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的一些论文”。
事实上，巴菲特还真的申请过哈佛商学院。他曾经信心十足地写信给劝他念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奥兰斯说：“杰里，再想想吧，跟我一起去哈佛吧！”当年夏天，巴菲特坐火车去芝加哥见另一位哈佛毕业生。当年的巴菲特不仅骨瘦如柴，而且不修边幅，这让这位哈佛毕业生觉得这个19岁的男孩不适合去哈佛念书。整个会面只持续了10分钟。在7月19日给奥兰斯写信的时候，巴菲特写了整整5段话才谈到这一幕。他告诉朋友说自己正在修一门税收课，而且在“学习用精明的技巧从收益中榨出钱来”。信中接下来是经典的“巴菲特式神侃”，他对奥兰斯刚刚病愈的父亲表示了问候，最后谈到了关于高尔夫球销售的问题。
现在说说我最近受打击的事吧！那些哈佛的狂人根本没想把我招进他们的研究生院。他们觉得我才19岁，太年轻了，建议我再等上一两年。因此，我马上就要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了。再过4周，我就得自己支付食宿费用了。我爸爸希望我继续念研究生，而我却不太感兴趣。
两周以后，巴菲特又重提此事，他在信中说：
亲爱的杰里，实话实说，当我收到哈佛的来信时，我感到一阵心寒。现在，我在等哥伦比亚大学寄来的申请表，那里的金融系非常出色，至少它有像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这样的大牌人物来教授股票价值分析课。
巴菲特现在对于录取结果有些漠不关心了。本杰明·格雷厄姆是美国证券业的权威，他和同事戴维·多德合写了被该行业奉为教科书的经典作品《证券分析》。巴菲特在林肯镇的时候，还读了格雷厄姆的新书《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让巴菲特爱不释手。巴菲特把这两位教授称作“大师”，是为将来自己有可能再次遭到拒绝留个台阶下。不过到了8月，巴菲特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可以动身前往纽约和“大师”一起研究股票了。
[5] 奥兰斯后来成为巴菲特的投资人和终身追随者，他后来建议哈里·贝雅也把钱交给巴菲特去投资，但贝雅一心想证明靠自己照样能干好。贝雅回忆说，奥兰斯一年会打好几次电话给他，说巴菲特是多么富有，说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6] 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著名作家、“美国梦”的积极倡导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