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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战场
“对所罗门来说，其实困难时期才刚刚开始。”周一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也许有人会觉得难以理解，想问为什么说才开始，毕竟违规操作的调查已经结束，肇事者也已经被解职。但《华尔街日报》的判断还是有道理的。在华盛顿，管理当局发誓要展开地毯式的清查，所罗门的债券评级也遭降级。公司仍不能参加商业票据的市场交易。越来越多的客户，例如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共雇员退休金体系和世界银行都放弃了所罗门。如果只考虑其中的个别客户，也许这些打击并不足为虑，但当这些打击接踵而来时，那就是一种危机了。细细想来，其实“丑闻门”危机仍在继续，古特弗罗因德的债券旗舰已经变成了一座坟墓。
在这几条战线上，巴菲特仍奋力反击。
周一一大早，巴菲特就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罗门的几位高管，还发了封信要求他们一旦发现公司有任何新的违规操作迹象就马上打电话给他。虽然这样做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却是简单而有效的一步棋。其实多数首席执行官都不喜欢别人把电话打到家里来。
同一天，他和芒格去看望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布里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调查所罗门的主要机构。布里登属于政府鹰派官员，他正准备把他的司法权限扩大到国债市场。为维护他雷厉风行的口碑，他警告来访者说，他时刻准备“不惜翻江倒海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我们公司有人不配合，请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巴菲特平静地回答说，“20分钟之内我就给你换个新人。”
布里登被深深打动了。
回到纽约后，巴菲特开始想尽办法筹集现金。所罗门把利率定得很高，诱使交易商们出售证券。到第一周结束时，全公司的资产开始盘活了。
紧接着，巴菲特要求古特弗罗因德的首席法律顾问福伊尔施泰因辞职，并请位于洛杉矶的芒格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罗伯特·德纳姆放下手中的工作来接替这个职位。罗伯特·德纳姆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法律顾问已有15个年头了。“罗伯特，我很需要你。”巴菲特对他说。德纳姆觉得巴菲特的这种请求让他难以推辞。
所罗门最大的担忧来自司法部的制裁。巴菲特知道在打官司时公司是不能营业的。如果它被指控有罪，公司就几乎全垮了。（许多客户是不许与犯罪嫌疑人有业务往来的，一般的公司也不愿给自己惹一身麻烦。）现在只有一丝曙光，那就是全力与政府合作，争取缓刑，不过政府很少会放弃对明显违法操作案件的制裁。
但是，巴菲特能采用的策略只有这么一个。他本能地减少了与对手的冲突，他可是兵不血刃的专家。他往往可以不费口舌、不使手段就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巴菲特也害怕引起别人的敌意，但他相信一点（这一点别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会到），那就是抬手不打笑脸人，只要不发生冲突，与人为善，就终归会有好报。巴菲特正是用这样的诚意感动了凯瑟琳·格雷厄姆，让斯坦福·利普西来到布法罗帮助他拯救报业危机，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蓝带公司的调查。现在他不得不与调查所罗门的官员合作，他在调查官员面前低声下气，诚实地协助司法部取证。也只有巴菲特会公开表示对丑闻负个人责任，不但要洗清污点，还要真诚地忏悔。
该事件还牵涉政治因素，当时的民意明显对所罗门兄弟公司不利。由于之前的丑闻和《说谎者的扑克牌》的影响，人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所罗门已经腐败透顶。曾因美国储贷危机而名誉扫地的政府执法人员和许多国会议员也紧紧抓住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丑闻不放，力图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多么“铁面无私”。他们也总是急于下结论，负责调查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J·J·皮克尔公开宣称：“恐怕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问题还不只是这些我们已经看到的越轨行为，没准儿它最终会彻底翻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里登把所罗门当作德崇证券公司第二，他雪片般地发出了135张传票并要求提供调查资料。
与投机商伊万·布斯基或是迈克尔·米尔肯相比，莫舍的那点违规操作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但他胆敢冲撞财政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尔街的傲慢，这比任何具体的罪行更令公众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讲，所罗门兄弟公司是态度最傲慢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位资深高管格戴尔·霍罗威茨曾说过：“我们可以把美国政府的债券玩弄于股掌之间，估计连迈克尔·米尔肯都自叹不如。”
当夏天过去的时候，华盛顿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来大炒特炒“所罗门丑闻”。众议员马基在9月初安排了听证会，并请巴菲特做主要证人，参议院也安排了一周的听证会。
所罗门的政府公关贝尔很机灵地让巴菲特首先去拜访几位主要的审讯官员。有几个人毫不客气地批评所罗门的董事会缺乏监督。巴菲特委婉地说，他也后悔当时疏忽失察。他的态度显得很谦卑，甚至让人觉得他有些可怜，而他其实正用自己招牌式的温柔来化解别人咄咄逼人的攻势。他提醒大家说他父亲也曾是一位议员，并自我解嘲地说他现在是自食其果。
巴菲特很坦率地承认所罗门犯下的错误，并告诉这些执法官员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在与巴菲特交谈之后，参议员杰克·甘纳对助手说：“你看，我们处理时要谨慎一些。”
巴菲特与几个主要官员的私交颇深，这让他受益匪浅。不像多数商人，他从没批评过司法机关的错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相信政府。
证人在听证会上通常会受到狂轰滥炸，但议员们往巴菲特脸上抹黑时却很小心。虽然他在所罗门的投资有7亿美元，但议员们认为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华尔街人士，而是大草原上的来客。“有半数以上的人都认为奥马哈是个农业小镇。”贝尔说。
贝尔与巴菲特花了很多时间一起为应对听证会作准备，他对巴菲特驾驭和把握华盛顿的能力很是佩服。他认为巴菲特比哲学家罗素更加聪明，更加善于思辨。
他性格温顺，一点也不鲁莽。我总觉得他像是一个出生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北方佬，就是18世纪那种做生意很讲诚信，认为生意成功是因为有上天眷顾的那种人。他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但绝不多愁善感。他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但也能做到有礼有节。他并不觉得“不”字很难说出口，他不会自命不凡，当然他也会与别人发生冲突，不过冲突的方式又很有他个人的特点。总而言之，他是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
与审判一样，听证会上也有很多不可测性。无论如何，只有这一次机会。9月4日那个酷热的下午，瑞本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挤满了人，记者、说客和看热闹的民众纷纷涌入2123房间，房间早就座无虚席，就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最前排挤满了全副武装的记者——一排排的聚光灯、摄像机、录音机和摄影器材。人们一下子就认出了身穿深色西服、坐在证人席上的巴菲特和坐在前排的凯瑟琳·格雷厄姆。在他们作证之前，议员们摆足了上镜头的姿势，近乎歇斯底里地宣布：“……美国人民的利益……被一些傲慢的……恶毒的……交易商……给侵犯了……其中包括伊万·布斯基……迈克尔·米尔肯……我们的金融文化中……出现了这些不和谐的音符……”
众议员吉姆·斯拉特利对着证人席说：“巴菲特先生，您现在有一个为全国纳税人做事的好机会……我很高兴您迅速解雇了对丑闻负有责任的公司高管……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一直认为，肇事者不配得到所罗门的任何报偿，一分钱的离职金都不应该给他们，一分钱的退休金也不应该给他们。所罗门应该把他们踢到大街上，还要狠狠地踢他们的屁股……”
在给旧体制判死刑之后，他们又迫不及待地称赞起所罗门的新班子：“巴菲特先生，我得祝贺您，您的诚信是毋庸置疑的……巴菲特先生一贯走正直的路线……”
来自奥马哈城的众议员彼得·霍格兰站起来介绍他的邻居：“他是一个典型的成长于美国中西部并受那里文化影响的人……他一直住在奥马哈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他从来都是主动申报个人所得税的……”
在数十位摄影师和摄像师镜头的追随下，巴菲特轻快地走上演讲台与委员会主席马基握手，四周响起的相机快门声就像夏日的蝉鸣一样此起彼伏。巴菲特的肚子现在微微有点发福，眉毛在眼镜框上跳起舞来，声音有些微微发颤，笑容也略显拘谨。
巴菲特少年时代的好友唐纳德·丹利的女朋友诺尔玛·琼·瑟斯顿在报刊报道的照片上看到了巴菲特。自从中学毕业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但她一下子就认出了巴菲特，他看起来依旧那么睿智。哈里·贝雅是巴菲特在沃顿商学院的好友，目前已经在墨西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观看了现场直播，觉得巴菲特还是那么“神采奕奕、精力充沛”，但也依旧有些害羞。
巴菲特面对众议员坐在证人席上，他说话时左手一直有力地做着手势：
首先，我想为让我们来到这儿的原因道歉。政府有权要求人人都遵守法律，而所罗门不幸违犯了其中几条。
巴菲特的这种诚恳是难得一见的。自1912年J·P·摩根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以来，华尔街已有不少巨头被召到国会，但从未有人如此真诚地道过歉。
快门声又一次响起。巴菲特称赞8 000多名所罗门的职员“大部分都是勤劳、能干而又诚实的”。他发誓要采取新措施来保证公司守法经营。巴菲特还强调说：“依法办事的精神要比口头承诺更重要。”在谈到对改组后的所罗门的展望时，巴菲特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似乎他可以从讲台跳进美国的每个家庭，让每个人都看到和听到他的讲话：
我要每个雇员都想一想，他们是否想让某些可耻的做法被刊登在第二天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让他们的爱人、孩子和朋友们带着羞耻感往下读……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会支持我的决定：我可以允许公司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但如果公司名誉受到丝毫影响，那可别怪我不留情面了。
巴菲特如此注重名誉，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摩根的名言：“信用的基础不是金钱，而是人的品质。”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摩根等人集中体现了华尔街的狡诈，但人们一致认为，在股市上大发其财的巴菲特是当年美因街带给华尔街的针对其劣行的一剂解毒良方。所罗门很难再找到一位集此两极端于一身的成功美国商人了。
众议院以及后来的参议院听证会的气氛都很温和。小组委员根本没有行使立法者的权杖。巴菲特在离开众议院时被记者团团包围，但他一头钻进高级轿车，直接向《华盛顿邮报》大楼驶去。
所罗门“被开除的经理人”并没有被踢到大街上。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在前总部的空楼里有了一间新办公室和秘书。公司仍给他们一份合法收入。
在接手公司之后，巴菲特也给约翰·古特弗罗因德打过几次电话。古特弗罗因德的一位助手说：“我觉得巴菲特人不错，他对约翰说，他并不是一个无用之人。”但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古特弗罗因德说以后他们不要再联系了。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所罗门的董事们在纽约相聚。巴菲特提起古特弗罗因德和其他几个前管理人离职后的收入和补贴。由于众议员吉姆·斯拉特利的话仍在耳边回响，他们取消了古特弗罗因德等人的离职金、奖金、律师费用、办公室和秘书，还有医疗保健支出。古特弗罗因德语气坚定地告诉朋友，他理解巴菲特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公司。当有位同事要来看望他时，古特弗罗因德说：“你和公司最好都跟我保持距离。”
此时，巴菲特正在原来古特弗罗因德的办公室里办公，秘书也没有换人。巴菲特用着他的意大利式办公桌，窗外是哈德逊河和东河的宜人风景。但他对这一切并不熟悉，觉得心头有些压抑。
到了周五下午，他再也忍不住，于是登上了飞机。巴菲特知道，当他回到奥马哈时，艾丝翠和家人会在牛排屋给他接风。他可以坐在舒适的房间里，四周荡漾着美妙的风琴声，那里的人没有太多经济头脑，他也不用费神去讲本周华尔街的奇闻逸事。
对巴菲特来说，所罗门的当务之急是要应对各种外来压力。他必须重新建立公司在银行家、信用机构、投资人和媒体中的威信。就像巴菲特无法完全掌控伯克希尔·哈撒韦一样，他也不能完全掌控所罗门的一切。他对一位朋友说道：“你整天都会觉得头顶悬有一把剑，让你坐立不安。”有几个晚上他甚至失眠了。
熟悉他的朋友十分担心，因为他总是谨慎小心，尽量避开自己不熟悉的事。除了他妻子动手术那次外，芒格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痛苦。曾在翻船时救过他一命的里克·戈林说：“人们很难完全理解巴菲特给所罗门带来了多大财富。”另一个好友有些语带调侃地说：“沃伦在和平时期是很棒的，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如何。”
巴菲特是个不情愿上战场的斗士，但他有大将风度，他信心十足、思路开阔、精神专注，而且善于同下属沟通。现在他得把这些武器都用起来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巴菲特上交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的报告，这是本案中最致命的证据。与所有律师和交易人之间的联系一样，传票对这个报告不起作用。
所罗门外部聘请的律师要求巴菲特拒绝这个请求。美国任何一位律师都会提同样的建议。贝尔回忆说，所罗门聘请的律师团表示：“我们马上就能赢得别人的信任了，不能自己又栽进去，这又会让大家噩梦缠身的。”
“这样的话我不想听。”巴菲特断然拒绝。他认为以后有的是赚钱机会，在他脑子里，法律上的细枝末节远远比不上对美联储守信重要。
“我们的处境是，”巴菲特接着说，“我们做错了事，现在要坦白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在起诉书上已经签了名。”
他接着向贝尔询问可否解雇所罗门的有偿政府顾问。
“我们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吗？”
“没问题。”
贝尔解释说，这些顾问都是各方面的内幕人士，手上握有很大的权力。所罗门有时需要借他们一臂之力。
“你的话有道理，”巴菲特说，“但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这些政府顾问从此消失了。巴菲特打心底痛恨这些职业说客，他们使一些重要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巴菲特要像孤独的牛仔一样自己单干。
其实巴菲特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赢得宽容。他命令所罗门停止与石油交易商、亡命之徒马克·里奇之间的生意。巴菲特停止了对政客的资助，免得别人以为他在四处收买人情。他还解雇了与古特弗罗因德有牵连的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
他一再警告所罗门的交易员不要打“擦边球”，这是他简单有力的一招。在短短几周之内，就有6位所罗门的交易商把新的商业计划拿给巴菲特，让他看看是否符合“守法经营”的要求。
杰出的交易商、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罗森菲尔德接替了莫舍的位置，他提议靠税收法中的漏洞来赢利。罗森菲尔德按这一想法做了几个月，许多律师认为该计划绝妙极了，可以大赚一笔。
巴菲特对他说：“埃里克，我觉得不妥。”巴菲特说这也许算是合法的，但明显属于“擦边球”。
巴菲特想用反复强化的道德教育来提高雇员的道义良知。公司的银行业务分析师托马斯·汉利从未见过所罗门如此精诚团结，他认为巴菲特“太了不起了”。
但巴菲特却不能让公司从报纸头版上走下来。关于莫舍违规操作的新细节不断见诸报端，政府也不断宣布展开新的调查并扩大调查范围（5个联邦政府机构和许多州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媒体也说还会发现所罗门的其他罪行，公司多次受到民事起诉，它的贷款来源也被切断。公司面临的困境并没有改变，从表面上看丑闻似乎还在愈演愈烈。
这种消极情绪也传染给了公司的客户，它们不愿把生意交给第二天就会被宣布有罪的公司。英国电信公司取消了所罗门参与一宗巨额承销的权利。债券交易商也退缩了。为了让大企业客户的首席执行官们安心，巴菲特几乎要把双手按在胸口上发誓“绝对不会再有丑闻了”。
5周后，危机刚刚开始平静下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E·艾伦这位全美最受尊敬的公司领袖却又给了所罗门重重的一击，他公开宣称所罗门的道德腐败是“不可原谅”的。于是，所罗门变得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第二天，9月24 日，它的股票价格跌到了每股20.75 美元。
两天后，巴菲特飞去见格雷厄姆团队成员。这个团队中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位成员，都是他的朋友及他们的配偶，其中还包括年轻的比尔·盖茨。他们对巴菲特在这个危难关头能来见他们很是惊讶，好在旅行反而能让巴菲特换换心情。当这些朋友去美丽的花园赏花时，巴菲特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不过他准时参加了研讨会。演讲题目是在丑闻发生前就确定好的——《我投资生涯中的一步臭棋》。
丑闻大大动摇了所罗门的军心。一位经理说：“每天早上翻开报纸的一刹那真不好受，你想的只是什么时候苦日子才能熬到头。”政府债券部能干的新头儿罗森菲尔德去过上东区一家年轻专业人士聚会的饭店，他碰巧听到其中一位自作聪明的人在批评所罗门兄弟公司：“你说恶心不恶心？”就好像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每个人都是骗子一样。
10月初，巴菲特给手下干将开了一次动员会。巴菲特说他还是觉得公司依旧前景光明。多数职员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危机，但巴菲特以前就碰到过类似情况。
我见过几个公司进了急救室……1963年的美国运通公司、1976年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当时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一些人犯了错。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本来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组织，后来却一落千丈，沦为备受怀疑的组织，上万名保险客户离开了它。我承认，目前的危机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当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掌门人约翰·伯恩也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与恶魔搏斗。
巴菲特还指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当年的股票价格从每股2美元涨到了每股194美元。谈到在熊市里买进股票时，巴菲特对雇员说，不能只看眼下，还要放眼未来。他觉得未来是光明的。
华尔街现在赌的是所罗门是能够幸免，还是会一落千丈，蜕变为一家小公司。正如《商业周刊》所说的那样，它面临着“规模萎缩，盈利能力下滑，实力削弱”的困境。人们担心正在清理门户的巴菲特会削弱公司的实力。在巴菲特的监督下，所罗门已经出售了500亿美元的资产来缓解信用危机，但这也降低了公司从事传统大宗买卖的能力。拉里·蒂什一针见血地问：“按古特弗罗因德的观点来看，现在由谁来承担风险？”巴菲特没有答案。
其实巴菲特在所罗门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会经常跑到公司的高管会议室抓起一个三明治就狼吞虎咽起来，其他人则在那儿吃牛肉饼。他也不像古特弗罗因德那样会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当公司的案子渐趋平静时，他留在奥马哈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巴菲特只与几个雇员保持着紧密联系——罗森菲尔德（这位投资奇才对巴菲特熟悉各种套利技巧感到惊讶不已）、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德纳姆和莫恩，莫恩已经把巴菲特当作公司的百科全书了。
一开始，公司的高管都以为他的性格也像他的外表那样柔弱。结果证明，他们的判断是错的，其实他的性格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强硬得多。（这点与古特弗罗因德恰恰相反）。“他和古特弗罗因德完全不同，”高级副总裁威廉·詹宁斯说，“要说服他可不容易，他的立场很坚定，而约翰想说‘不’字时总是犹犹豫豫的。”
但是，巴菲特不愿涉足公司的具体管理。他曾经告诫过莫恩：“我不想让你失望，但我从来不想经营一家投资银行。”实际上，他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做一个投入但又保持距离的旁观者，就像在喜诗糖果公司一样。
与多数公司的情况不同，他并不与其他高管打成一片。他似乎不像一个经理人，倒像一个坐在远处看台上的投资商。10月，他对莫恩说：“你的公司可能很不错，但股票太糟了。”这是他的善意提醒。在过去5年里，所罗门股票的利润在标准普尔指数涵盖的500种股票中位列第445位。现在巴菲特的注意力开始慢慢从丑闻转向了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