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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异军突起的投资奇才
第4章 异军突起的投资奇才
不管你相信与否，一系列市场决策叠加在一起，就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
——亚当·斯密，《金钱游戏》（The Money Game）
当合伙公司建立并开始运作之后，巴菲特的内心却被一种看似古怪的忧虑所笼罩。他在给杰里·奥兰斯的信中提到，他害怕自己的企业最后变得过于庞大，手里过多的财富可能会让自己的孩子娇生惯养，变成纨绔子弟。他甚至找不到“一种符合逻辑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金钱”。
目前这还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公司经营越来越红火的话，这种担心可能就会变成现实，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得出什么结果。我敢肯定自己不想给孩子们留下一大堆钱，除非等我岁数再大点，看看这些孩子是否已经成才再作决定。不过，要留给他们多少钱，剩下的钱该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真是让我大伤脑筋。
当时巴菲特年仅26岁，他的积蓄并不算丰厚，收入也还不稳定。要是其他人在成为百万富翁之前就对处置未来的财富忧心忡忡的话，一定会招致别人的讥笑。但对于巴菲特，这可不是虚张声势。正如别人所能预见到的一样，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变得富有。他知道自己不仅会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而且会因过于富有而感到头痛。他所担心的是该怎样“花钱”。确实，以前他也曾经有过怎样花钱的忧虑，而非如何挣到钱的忧虑。
在巴菲特的事业还没有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身上这种令人敬畏的自信心正是激励他锐意进取的动力。1957年，巴菲特只是为几个亲戚朋友打理区区30万美元。如果他不甘心只在奥马哈当一个平庸的股票经纪人，他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来施展拳脚。而如果巴菲特想要筹集到大量的资金，除了向朋友彰显自己一往无前的信心之外，还有什么能帮他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者呢？
巴菲特之前没有独立经营公司的辉煌业绩，没有任何显著的成果来博得别人的信任。而他所追寻的不仅仅是能自由运作客户的资金，他还想绝对地控制它。他在选股上的任何决策都不需要和别人商量，他不想要巴菲特－福尔克公司那些谨小慎微的客户，也不想要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那种疑心重重的上司。
到目前为止，巴菲特已对所有的股票和债券如数家珍。他逐字逐句地认真研读过每个行业的每家公司的财务报告和《穆迪手册》。日复一日，他在心中对“华尔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解框架，他在看每只股票时就像能够辨认出地平线上的每一座山峰一样。他相信在分析股票方面，没有人能出其右。
在写给奥兰斯的信中，他会对那些业绩最好的共同基金提出批评，对国库券提出一大堆建议，还会用几大段话毫不客气地抨击那些关于投资或收入的所谓的“传统”箴言。他的信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即批评现状，而且毫不留情。当奥兰斯写信向他讨教共同基金的建议时，巴菲特笔触轻松地回信说：
你在信中提及的那些目标没有任何意义，都是那些出资人的一派胡言。其实每个人的目标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用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
倘若连巴菲特内心的自信和对外部世界清晰的理解都得不到公众信任的话，那么他还有什么能博得他人信任呢？若不是因为他性格中有那些极富个性的因素，他又怎么会在事业上一展身手？
1957年夏天，巴菲特接到了一个叫埃德温·戴维斯的人打来的电话，他是奥马哈一位著名的泌尿科医生。他俩之前从未谋面，但戴维斯的一个病人，一位名叫阿瑟·威森伯格的纽约投资顾问认识巴菲特。威森伯格听说巴菲特正在募集资金，于是就建议戴维斯给巴菲特打电话。尽管戴维斯对于把钱交给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新手有些不放心，但他还是决定见巴菲特一面。在约好见面的那个周日，他让全家人一起对这个年轻人作一番评价。巴菲特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非常深刻。
门铃响了，走进来一个小伙子。天哪！他看上去只有18岁，留着薄寸，就像一个未谙世事的小毛孩。他的领口敞着，外套显得过于肥大，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而且，他讲话的语速还非常快。
这对于巴菲特而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时刻。戴维斯医生不仅能够给他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还能给他一种肯定。如果他能和戴维斯家签约，那他就跨越了一个只能为父亲和艾丽斯姑妈进行投资的家庭理财人的身份，从此就可以跨入职业投资者的行列了。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营造出一种戴维斯家想要的气氛。他的某些说法是想故意引起戴维斯的注意。他告诉他们，他不会透露资金的投资流向。他每年只会给他们一个年度总结，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此外，巴菲特每年只有一天会接待投资者，也就是在每年的12月31日那天，戴维斯家可以增加或拿回资金。其他时候，这些资金，包括巴菲特自己的资金都要由他来全权处置（巴菲特向他们保证，他会遵循格雷厄姆的做法来运作这些资金）。他语气平和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不拐弯抹角，内容非常清晰。尽管巴菲特渴求得到戴维斯的资金，但他并不希望对方给他提出一些限制条件。
之后，巴菲特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戴维斯家作为有限责任合伙人，可以得到巴菲特所赚总利润中不高于4%的部分，余下的利润由双方分成——75%归戴维斯家，25%归巴菲特。这样巴菲特就不是让戴维斯家孤身奋战了，巴菲特自己的利益得失也与此休戚相关。如果他的经营业绩平平或是很糟糕，那他自己就会什么都得不到——拿不到工资，也得不到佣金，什么都没有。据戴维斯医生的女婿李·希尔曼回忆说：“这件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我们喜欢这种投资方式，它让你很清楚自己的利益和他的利益是怎样捆绑在一起的。”
巴菲特走后，戴维斯全家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大家纷纷发表意见。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任何做出判断的依据。但是，戴维斯医生的妻子多萝西坦言：“这个年轻人各方面都很不错。”就这样，埃德温·戴维斯拿出10万美元交给了巴菲特。
到了年末，巴菲特已有5个主要的合伙人，他所运作的总资金达到了50万美元。巴菲特经营的第一年，各项投资组合的盈利达到10%，轻松地把当年的道琼斯指数甩在了身后，该指数全年下挫了8%。[10]
由于苏珊要生第三个孩子，巴菲特的事业也渐入佳境，巴菲特就在法纳姆大街买了一套宽敞的五居室的房子。在此之前，4岁的小苏珊患上了一种可怕的幻想症，她总认为屋里有一个戴眼镜的闯入者，并把它叫作“眼镜魔”。每天晚上入睡前，她一定要让父亲从阳台到她的房间都细细检查一遍，确保“眼镜魔”没有藏在家里，她才能入睡。这下他们就要搬家了，巴菲特让女儿进屋最后看一眼。他俯下身对女儿说：“‘眼镜魔’就留在这里了，我们不带他去新家了，和他永远说再见吧！”
巴菲特的新家是一幢建于20世纪20年代、有着褐色线条装饰的灰泥建筑，是郊外典型的中上阶层的住房风格。它前临一条繁华的街道，掩映在树木和花丛之中。不过在写给杰里·奥兰斯的信中，巴菲特觉得这房子不值一提：“我这里没什么新鲜事，不过我得告诉你我买了幢新房子……”真正吸引他注意力的是所花的费用。“巴菲特家的蠢建筑，”他在信中写道，“有许多房间，到处都是房间。”但他保证没有“乱花钱”，不过这种保证对于奥兰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幢房子花了巴菲特31 500美元。
巴菲特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腾出一部分空间作为工作室，苏珊用绿色的墙纸把办公区装饰了一番。那年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彼得出世了，但巴菲特满脑子想的都是股票和债券。他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珍惜每一分钟。他说自己每天下床之前，就在盘算该怎样赚钱了。
搬进新居不久，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同事汤姆·纳普飞到了奥马哈。他和巴菲特一起开车去威斯康星州的伯洛伊特市听格雷厄姆发表演讲。在路上，纳普偶然提到美国邮政署打算让面值为4美分的蓝鹰图案邮票退出流通。巴菲特顿时来了兴趣，觉得这可是赚进大把美元的好机会！他和纳普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每经过一个邮局就会停下来，为很快将会变成古董的蓝鹰图案邮票“投资”。最后，他们一共买下了价值12 000美元的邮票，将所有邮票都寄往了纳普的邮箱。
比起这桩投资，巴菲特在股票上的表现更加出色。1958年，他经营的合伙企业收益率达到41%，比全年上涨39%的道琼斯指数更胜一筹。到巴菲特创立公司的第三年末，公司的总资产翻了一番。
与此同时，他还吸引了更多新投资者。他和这些朋友们正式签约，比如来自哥伦比亚的弗雷德·斯坦贝克、唐纳德·丹利还有杰里·奥兰斯。他找到邻居和从前的学生，还与那个听过他课的产科医生利兰·奥尔森签了约。当奥尔森希望能和他母亲签约时，巴菲特开着他那辆蓝色迷你型大众甲壳虫车穿过铺天盖地的暴风雪，然后以良好的状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仿佛刚给大众汽车拍完一个广告片回来。但是，巴菲特不愿意卑躬屈膝或是改变自己的处事规则来迎合新的投资者。
正当巴菲特的事业蒸蒸日上时，奥马哈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板杰克·林沃尔特给巴菲特打来电话，他是巴菲特的姑妈艾丽斯的一个朋友。虽然二人并不相识，但是林沃尔特说愿意给他1万美元“随便做点儿投资”。
巴菲特回复说他指望像林沃尔特这样的富翁能给他提供5万美元资金呢。这个回答让林沃尔特感觉很不爽，他重申只能投资1万美元。
巴菲特谢绝了。
在整个奥马哈，巴菲特的异军突起及其桀骜不驯的风格让很多人不由侧目。据巴菲特的一个投资者回忆，在奥马哈的黑石大饭店举行过一次午宴，“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沃伦·巴菲特，当时鲍勃·斯诺兹也在场，他可是奥马哈的大腕之一。鲍勃·斯诺兹说这个年轻人将来会破产，因为他的创业理念还不成熟，你要把宝押在他身上的话，不到一年时间就会赔光所有的钱”。
但凡是接触过巴菲特的人，对他的印象都完全不同。大家对他赞赏有加，主要是因为他的镇定自若。有一次他去参加邻居们的聚会，大家正热火朝天地讨论政府的一个市政规划，说市政府会重新修路，让一条新修的大路和法纳姆大街相通。大家在讨论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时巴菲特突然站起来，用平静的语气建议大家把这事忘了。大家果然一呼百应，都意识到他的建议是对的，于是就各自回家去了。巴菲特在投资者那里也能得到同样的响应，他们认为巴菲特能洞察一些简单得连他们自己都已经忽略的事实。
巴菲特坚决不肯透露自己的股票投资组合，因为他担心别人会效仿他，届时他若想更多地买进，成本就会提高。他从不和任何人提及自己的股票投资组合，他甚至害怕说梦话，害怕可能会向他的妻子泄露天机。
尽管他外表看上去城府极深，但实际上巴菲特深受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学术影响，一只又一只地挑选着价值低洼股。他并没有全方位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仅仅集中于投资业。他全神贯注地忙于这一件事情，仿佛在孩提时代送报纸一样全情投入。他分析了一家又一家公司，然后都记在脑海中。一旦某个公司的股票价格走低，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大单买进。
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National American Fire Insurance）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这家位于奥马哈城的保险公司由银行业巨头霍华德·F·阿曼森和他的兄弟海登控制着。它的股份在20世纪20年代末被卖给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主，此后它就从大家的记忆中泯灭了。后来，阿曼森兄弟出价每股50美元想要赎回股票。他们的出价很低，但是由于这种股票在市场上已经不进行公开交易了，因此股民们开始慢慢地把股票转手了。
巴菲特把内布拉斯加州的保险文件细细挖掘了一番，意识到这只股票实在太廉价了，但问题在于他找不到供他买进的股票。他和自己的律师、好友唐·莫内恩跑去参加公司的股东年会，但是海登·阿曼森断然拒绝向他们透露股东名单。接着，巴菲特就像之前召集朋友和他一起去找别人打飞的高尔夫球一样，建议莫内恩开着车跑遍全州每个角落去找股票。由于被巴菲特的热忱所感动，莫内恩驾着他那辆红白相间的雪佛兰汽车向内布拉斯加最偏远的角落进发了。不论是在乡村法院、银行还是其他类似的地方，他每见到一个人就向他提出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来收购。事后回想起自己心甘情愿、没有目标地满州转悠，莫内恩说：“这种做法听上去真是有点蠢，不过沃沦·巴菲特是我见过最像‘完美先生’的人。”最后，“完美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共拿到公司10%的股票，赚到了10万美元以上，这是巴菲特的第一个大手笔。
桑伯恩地图公司（Sanborn Map）则是另一个例子，它充分说明巴菲特继承了格雷厄姆的衣钵。桑伯恩地图公司原先利润丰厚的地图生意已经日薄西山，但公司在兴旺时期推出过一系列投资组合，公司的股票大约价值每股65美元，而因为公司的经营不景气，所以股价跌到了每股45美元。这就如同北方石油管道公司股票的翻版，北方石油管道公司曾因拥有铁路债券而被格雷厄姆相中。与他的导师如出一辙，巴菲特在1958~1959年不断买进桑伯恩地图公司的股票，他对格雷厄姆的那番话深信不疑：“股票的价值迟早会回归。”
但是事与愿违，公司的股价并没有上升。公司的董事们只拥有400股股份（公司共发行了105 000股），其余的股份都流通在外，所以这些董事们任凭股价一跌再跌也无可奈何。事实上，他们坐拥公司优质的投资项目却无所作为，在8年里曾5次减少派发给股东的红利。然而，巴菲特却注意到，这些董事多年来一分薪水都没少拿。
巴菲特仿照格雷厄姆的做法，通过一步步努力，终于成为公司的一名董事。他游说管理层去充分挖掘各个投资项目背后蕴藏的商业价值。不过，管理层顽固不化地拒绝了他的建议。
同时，巴菲特没有向自己公司的合伙人披露已把大家35%的资产都投资到同一只股票上去了，也没有对合伙人提到桑伯恩地图公司的名字，但是他和桑伯恩地图公司其他持不同意见的股东们开始不断给公司施压。到了1960年，桑伯恩地图公司妥协了，同意用公司的资产进行管理层收购。仅此一项，就让巴菲特的投资赚到了大约50%的利润。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能再向合伙人隐瞒了，他在写给合伙人的信中说：“桑伯恩地图公司要求我对该公司的运营情况保密，而且在短时间内衡量公司业绩的做法纯粹是徒劳。”
这一说法并不能让每个人信服。在他与桑伯恩地图公司周旋的过程中，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插曲。一位名叫约翰·特雷恩的纽约金融作家本来想和巴菲特签约，但是当他得知巴菲特不愿透露他的持股种类和比重时，就放弃了对他的投资。
巴菲特还曾想过把邻居唐纳德·基奥也发展为自己的投资人，他家的孩子经常和巴菲特家的孩子一起玩。有一天，巴菲特问他：“唐纳德，你的孩子真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该怎样供孩子们念大学呢？”唐纳德·基奥是一家咖啡批发店的助理经理，很有希望得到提升。尽管他很喜欢巴菲特，但他发现这个邻居总是待在家里，穿着运动鞋和T恤衫工作，这让他觉得很是奇怪，因此就拒绝了巴菲特。
那些凭着直觉就和巴菲特签约的人认为他身上有一种像影星嘉宝一般的冷傲气质，这也正是巴菲特吸引人之处。巴菲特强调自己在投资时要保密运作，他不仅仅是想防止走漏消息，也是为了避免别人干扰他的决策，使自己可以保持一种优雅的独立。他并不喜欢什么内幕消息或胡乱猜测。对于某一只值得投资的股票，巴菲特必须首先说服自己，而一旦说服了自己，那又何须让别人再妄加评论呢？巴菲特打心底就看不上提供小道消息者和预言者。如果决定股价的是公众的意见，一旦公众的心态变了，所谓的小道消息和预言又有什么用呢？他坚信自己的分析才更加可靠。
巴菲特只需要从外界得到一样东西——资金。
1960年，不到30岁的巴菲特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合伙人，一个名叫威廉·安格尔的心脏病学家。这位“天使医生”为巴菲特做了一个火车模型礼物放在阁楼上，而且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巴菲特问我是否有兴趣召集10个医生，每人投资1万美元，”安格尔回忆说，“于是，我就在道奇大街49号的一个餐厅里开会，召集了一群克拉克森医院的医生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在公开场合，巴菲特必须以一个出色的基金经理的面貌示人。当天，在那家名叫“山巅小屋”的餐馆里，巴菲特把自己在卡内基演讲课上学到并在实践中提高的演讲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夏夜黑色天穹的映衬下，他兴致勃发地从本杰明·格雷厄姆谈到莎士比亚，不时再穿插几段善意的自嘲，讲了近一个小时。
第二天在克拉克森咖啡店里，气氛和前一天一模一样。一个产科医生说：“我们不该把钱给那个年轻人，他会卷着钱跑到国外去的。”阿瑟·格林之前曾经听过巴菲特的课，他说自己不会把钱给巴菲特，因为巴菲特讽刺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是一只“像老妇人一样的股票”，而格林就持有这只股票。格林后来回忆说：“他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很蠢。”但是，还是有11个医生决定赌上一把。至少在奥马哈，巴菲特的业绩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也让世人刮目相看。
1961年，巴菲特在一家公司投资了100万美元，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要是那帮医生知道了，一定惊得目瞪口呆。巴菲特投资的这家企业是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Dempster Mill Manufacturing），它位于奥马哈城以南90英里的内布拉斯加州比阿特利斯镇，是一家有着80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机具制造商。风车制造业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一直在销售停滞和利润下滑的环境下苦苦支撑。早在几年前，巴菲特就曾买进过该股票，它价格便宜，属于典型的“格雷厄姆式”股票。1961年，巴菲特大笔买入了该公司70%的股份，成了控股股东，这笔交易把他合伙人1/5的总资产都投了进去。巴菲特任命自己为董事长（对于一个基金经理而言，此举非同寻常），这一举动也表明他绝不甘心只做一个被动的投资者。
不仅如此，巴菲特还把唐·莫内恩带入了董事会。每个月，巴菲特和忠实的莫内恩都会驱车来到肮脏的平原小镇比阿特利斯，就像堂·吉诃德带着自己忠实的侍从桑丘一样。但是，巴菲特并不能完全控制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它需要一次彻底的整改。不过每天应付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不是他的特长。这就像在祖父的巴菲特父子商店里擦水果箱一样让他感到头痛。巴菲特并不喜欢经营事务本身，而是喜欢它们以数字形式形成的一种抽象概念。每个月巴菲特都会让经理人精减开支、减少存货，而他们总是口头上答应，然后等巴菲特回到奥马哈之后又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巴菲特马上就将公司标价出售了。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改变他购买这家企业时持有的格雷厄姆式投资理念。实际上，格雷厄姆的影响渗透到了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方方面面。除了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以外，巴菲特的资金分散到了其他40只股票上。他关注的都是那些“烟蒂型”股票、套利交易和处于清算等波动时期的企业，这些做法都和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经营方式如出一辙。在写给合伙人的信中，巴菲特毫无愧言地说自己是在步导师的后尘，他甚至连格雷厄姆的缺点也学会了。和他老师一样，巴菲特把所有高技术公司的股票都看作投机型股票而拒绝买入。格雷厄姆就看不上施乐公司的股票，而巴菲特同样在每股1美元的低价位时都没有买进数据控制公司，尽管他和这家计算机业的旗舰有着私人联系——该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威廉·诺里斯和巴菲特是亲戚（通过一个叔叔的婚姻建立起的姻亲），而且他十分清楚这家公司的股票是有利可图的。
巴菲特一家在夏季到加利福尼亚州度假时，曾经多次到格雷厄姆家拜访。巴菲特会和格雷厄姆闭门聊上几个小时，甚至还和格雷厄姆的妻子埃丝特尔成了朋友。
当年，格雷厄姆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橄榄色皮肤的法国情人玛丽·路易斯·阿米格斯身上。这对埃丝特尔的打击很大。埃丝特尔出身于布鲁克林一个穷人家庭，没有上过学，靠的都是自学，但她渐渐地对洛杉矶的豪华生活着了迷。在那里，她和格雷厄姆在好莱坞露天音乐会有一个包厢，经常举办奢华的晚会。罗达·萨耐特是格雷厄姆的一个堂侄，住在他家对面，他说：“和格雷厄姆生活在一起并不总是甜蜜如意的，虽然他是个天才，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世界上最体贴的人。”
巴菲特对埃丝特尔很友好，甚至当格雷厄姆不在家时也喜欢和她独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格雷厄姆的妻子竟然成了巴菲特最虔诚的信徒。尽管格雷厄姆会介绍其他人给巴菲特投资，埃丝特尔自己却成了巴菲特的直接投资人。她兴奋地对萨耐特感叹道：“这个男人已经完全成熟了，绝对值得依赖，你应该把钱交给他打理。”
不过，巴菲特本人对自己的能力很低调。他知道，说不定哪一年市场就会突然变脸。他提醒自己的合伙人说：“注定有几年我们的业绩是跑不过道琼斯指数的。”要想每年都跑赢道琼斯指数确实非常困难，但在巴菲特并不长的从业记录中，他的经营还是战绩卓著。要知道在大多数年份里，绝大多数基金经理都很难使自己的投资收益率与道琼斯指数比肩。在巴菲特从业的头5年里，巴菲特合伙公司的业绩让道琼斯指数望尘莫及（见下图）。
年份 巴菲特合伙公司 道琼斯指数
1957 +10.4% –8.4%
1958 +40.9% +38.5%
1959 +25.9% +19.9%
1960 +22.8% –6.3%
1961 +45.9% +22.2%
5年内收益累积增长率 +251.0% +74.3%
最后一组对比数字尤其值得好好看一看，5年间道琼斯指数仅仅增长了不到75%，而巴菲特的投资组合收益增长了251%。
在奥马哈城，巴菲特是投资奇才的消息不胫而走。熟人都会到他常去的罗斯牛排屋，装作是偶遇，向他打探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巴菲特通常会非常客气地建议他们拿出一支铅笔，闭上眼睛，在股票列表上点中哪只就买哪只。他还会穿着休闲的咔叽布裤子和暇步士鞋光顾奥马哈乡村俱乐部，比他年长的穿着高尔夫球鞋和运动服的人就会像蜜蜂一样朝他涌来，但他们别想采到任何花蜜。
实际上，在偏远的小镇，很多炒股的人并不会对股票细细琢磨。吃午饭的时候，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投资股票的人们会上万次提到偏爱的股票名字。他们所谓的内幕消息虽然不是稍纵即逝，但是用不了几天他们自己就会淡忘，马上就会被某只新的热门股票所替代。但是，巴菲特截然不同，他对股票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占有感，就如同一个艺术家面对一张没有画完的画布一样。他会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在股海沉浮的传奇经历，但只有在他卖出之后才会提及它们，而且也只限于他想要和别人谈论的股票。
人们都喜欢听他讲故事，因为他能把这些商业经历讲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1960年，他对数据文件公司进行注资，这是位于奥马哈城的一家生产内存条的小企业，两位创始人一位是巴菲特的朋友韦恩·伊夫斯，另一位则是巴菲特父亲的前助手约翰·克利里。两人很快就请巴菲特出任公司的董事长，巴菲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巴菲特还把和自己一起听格雷厄姆上课的同学比尔·鲁安和弗雷德·斯坦贝克带以及芝加哥的一个朋友罗伯特·马洛特都招进了董事会。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的那天晚上飞抵奥马哈，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的那样，他们主要是想找个借口“在罗斯牛排屋吃点牛排，然后和巴菲特聊上三四个小时”。
巴菲特的朋友多得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其中许多人也是他的投资者。他对朋友和投资者从来都不会摆出两副面孔。他总是显得很优雅、低调、随性，在谁看来都像是个传道解惑的老师。他并不像很多人一样在“工作”和其他事务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而且他一旦开始分析投资决策，就会全情投入。
罗伯特·比利希是巴菲特的一位高尔夫球伴，他说巴菲特“在学习推杆技术时比任何人都要学得快”。当比利希告诉他该如何瞄准时，巴菲特就会变得心无旁骛，将他超乎常人的注意力集中到高尔夫球上。比利希惊叹道：“他总是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巴菲特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桥牌。他经常和朋友一起打牌，牌友形形色色，有广告商、别克车经销商、法官、寿险推销员、抵押贷款经纪人、铁路律师以及美国汽车联合会分会总裁等。巴菲特通常会提着一盒6罐装的百事可乐出现在大家面前，还会讲一些让大家捧腹的笑话和故事供大家消遣。他从不提自己正在怎样赚钱，因为他根本没有必要去提。他打牌非常专注，就好像他的本业不是经营股票和债券，而是一个牌手。
巴菲特不愿输牌，也不愿意下大赌注，除非他认为和自己的搭档占了明显的上风。但是，他对待每一个牌局都会非常投入。
巴菲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打牌的态度，他会紧紧地盯着一手牌，然后像计算机一样精准地算牌。他打牌从不冲动，他算牌就像做数学题一样。在打第一张牌之前，巴菲特就已经考虑好了整手牌该怎么出，而且已经去除了他最讨厌的运气成分。寿险推销员凯·克特尔回忆说：“沃伦会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仔细盘算，直到算清每张牌都在谁手里为止。我带父亲来玩过一次，都快把他逼疯了。”
巴菲特分析事物时思维缜密严谨的程度总是超乎常人。从表面上看，他的情感不像别人那么容易起伏波动，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表现出愠怒、失望、鲁莽的情绪。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很理性而且性格温和。
苏珊是巴菲特依赖的一方港湾，家里采购、付账、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这些事全靠苏珊。凡是超出巴菲特能力范围的事情，全由苏珊来打理。值得一提的是，苏珊还可以帮助巴菲特躲避他母亲。巴菲特即便在成年之后，每当看到自己年岁已高但嘴上仍不饶人的母亲时，依旧会变得战战兢兢或是陷入沉默。他想方设法避开母亲，就算在全家团聚的时候，他也会在吃过饭之后借口说要“休息片刻”，然后抽身离去。
有一次，当利拉要离开时，恰好和儿子经过同一条通道。当她想和儿子吻别时，巴菲特吓得转身走开了，弄得母亲泪水涟涟地愣在那里。不过，除了这种少见的尴尬碰撞之外，苏珊总是为巴菲特保驾护航。苏珊会去和利拉说话，这样巴菲特就不用开口了。
巴菲特对苏珊的依赖是发自内心的。一次，他们在华盛顿看望巴菲特的姐姐多丽丝，早上6点苏珊就在一阵钻心的支囊炎疼痛中醒来。在去医院的路上，尽管苏珊是病人，可她还在安慰巴菲特。因为巴菲特一直很怕踏进医院的大门，看上去好像倒是他显得更痛苦。
即便在平日里，只要苏珊走进房间，巴菲特的眼睛就会为之一亮，这是他真实情感的流露。她会用手温柔地梳理他的头发，帮他系好领带，坐在他腿上抱着他。她是巴菲特的力量源泉。巴菲特有一次说“苏珊一点点驱散了我心中的阴霾”，这可能是指苏珊帮他治愈了童年的心灵创伤。而当苏珊提起巴菲特的时候，仿佛他是一个脆弱的男孩，她决心永远保护他。她对孩子们说，巴菲特的有些方面是他们所不知晓的，只有她才能明白。
他俩性格充分互补。巴菲特是一个内敛自持的人，苏珊则愿意和别人打交道，她身边总会有许许多多密友和向她寻求心灵安抚的人，比如正在闹离婚的朋友、与亲戚闹矛盾的邻居等。在奥马哈城，似乎任何遇到麻烦的人都曾和苏珊倾心交谈过。她经常会与餐馆的侍者谈得十分投机，离开时还互留电话号码。
苏珊决心让巴菲特摆脱单调乏味的生活。比如，她会带他加入一个“美食烹饪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一群夫妇这个月会吃瑞典肉丸，下个月会吃法国油煎薄饼。不过每次巴菲特都会笑着请求女主人给他做个汉堡。巴菲特总是喜欢固守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同一座城市、同样的食物、同样的简单追求。他从不逾矩。
在朋友的聚会上，巴菲特夫妇的表现迥然相异。苏珊会去开导屋子里需要安慰的人，她会挨着某个人坐着，眼睛里闪着柔和的目光。她通常会温柔地问道：“一切都还好吧？”巴菲特则会待在一个墙角。不过，很快他的身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过来，他不露痕迹地就已经把大家带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用词精准，语速恰到好处。他在哪里，周围就会有一大群他的信徒跟随他。
不过，巴菲特更像是一个演说家，而非一个神侃者。理查德·霍兰德是奥马哈的一位广告商，他观察到，即便是在社交场合，巴菲特说话也有一定的目的性。霍兰德认识巴菲特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时霍兰德正在为一位申请破产的客户担任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巴菲特被推荐去负责破产清算事务，他那时穿着一双网球鞋和一件旧衬衫。霍兰德说：“我当时还以为他要破产了。”他俩成了好朋友，霍兰德也成了巴菲特的出资人。他发现巴菲特并不是一个喜欢浪费时间侃大山的人。霍兰德说：“他只要开口，必定言之有物。”但是，对于生活化的聊天他却不在行，经常会以略显紧张的笑声来自我解嘲。
杰里·奥兰斯的妻子简·奥兰斯认为巴菲特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他会在晚报上找出一个主题，然后询问每个人的看法，就好像他是一个研讨会的主持人一样。大约在1961年，巴菲特和苏珊去纽约拜访奥兰斯一家。巴菲特整个晚上都在和人争论，因为他认为人口过剩是世界上最严峻的问题。这是典型的巴菲特风格：讨论的逻辑严谨且和数字有关。同时，这个问题触及了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极大恐惧。不过，这一次巴菲特在表述时并没有让别人觉得他咄咄逼人，他的语气拿捏得很到位。用简·奥兰斯的话说：
他幽默风趣地聊起了这个话题。他的话很有说服力，很有逻辑性，但并不让人觉得他是在给你灌输东西。他会让你觉得你的结论也和他相似，尽管你明显可以看出他比你更加深入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他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整个晚上都是他在唱主角，但是你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爽。
巴菲特在纽约筹集了很多资金。巴菲特一家在春天来到纽约，既是为了看朋友，也是为了做生意。他通常会在广场饭店给奥兰斯打电话说：“兄弟，你能带一箱6听装的百事可乐来吗？你简直想象不到房间里的可乐卖得有多贵！”但就在说话的同时，他正在接受客户开出的6位数的支票。
巴菲特也从格雷厄姆的关系网中得益很多。他在纽约的一次讲座上遇到了马歇尔·温伯格。马歇尔是一位经纪人，也是格雷厄姆的校友。巴菲特和他很快成了朋友，马歇尔和自己的兄弟向巴菲特投资了10万美元。另一个股票经纪人朋友亨利·勃兰特不仅自己投了资，还把他的客户推荐给了巴菲特。劳伦斯·蒂施受到霍华德·纽曼（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合伙人之一）的点拨，也把10万美元交给了巴菲特。
还有一个纽约人名叫戴维·施特拉斯尔，他的家族事业是专门挽救经营不善的企业。施特拉斯尔飞到奥马哈城，想买下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巴菲特亲自到机场来接他。施特拉斯尔回忆说：
作为一个清高的纽约人，我向来看不起乡巴佬。我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念过书，也刚做成几笔生意，整个人就有些飘飘然。我们开了一会儿车以后，他问起一个我们家族控股公司的问题。这家名叫比林斯·斯宾塞的公司位于哈特福德，主要生产模具和金属切割机，公开上市的股份只有大约2%。我至今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家公司的情况的。之后，他又开始问我有关这家公司资产负债表的一些问题。结果发现，他比我还要了解这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像被扔进了冰谷。
施特拉斯尔，这个典型的傲慢的纽约人，当即决定给巴菲特投资。
巴菲特的合伙公司创办时只有区区10.5万美元资金，到了1962年总资产已高达720万美元，比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在鼎盛时期还要繁荣。其中，有100万美元是巴菲特的个人财富。尽管他还是个小人物，但他已经接受了市场的检验。原先只有7人的亲友投资团已经壮大到90人的规模，其成员遍布从加利福尼亚州到佛蒙特州的美国各地。
因为生意越做越大，巴菲特觉得自己的起居室已经不够用了。他把几个合伙人关系合并成一个公司——巴菲特合伙有限公司（Buffett Partnership. Ltd），并把最小投资额由原先的25 000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他把办公室移到了凯威特广场，这是位于法纳姆大街上的一幢14层高的白绿相间的大楼。
凯威特广场位于奥马哈商业区边缘的一座小山上，周围的街区混杂着各色人等，有脱衣舞俱乐部、公寓区，还有一座年代久远的铸钢厂。巴菲特所在的办公区除了墙上机织的挂毯有些讲究之外，其他都只求实用，虽然有些简朴却让人感到心情明亮，这样巴菲特就可以坦然地向合伙人保证自己不会大手大脚地挥霍。在巴菲特看来，这里的办公室已经像是一座宫殿了。他有了一个秘书和一个助手帮他打理公司琐碎的行政事务，这样他就有更多时间来阅读《穆迪手册》了。他的办公区还有一些空间可以租给年老多病的父亲。办公室和他家位于同一条街道上，就好像他在卧室和办公室之间挖了一条几英里的通道一样。
巴菲特终日忙于阅读各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商业刊物和业务电话。尽管他看的报告和分析的股票越来越多，但他的心情依旧十分明朗，他在工作时喜欢独来独往，他常常让人帮他要一份奶酪汉堡和薯条外卖，然后一个人吃午饭。他的几个助手对他选股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比他妻子多到哪里去。
不过，在办公室几英里之外，巴菲特确实有一个好顾问。他在给合伙人的信中经常提到一位“西海岸的哲人”朋友，这个“化名”就可以显示出此人的巨大影响力。这个人就是查理·芒格，他比巴菲特大6岁，也是在奥马哈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祖父是一名法官。他是埃德温和多萝西·戴维斯一家的密友，小时候也曾在巴菲特家的杂货店里工作过。
在大学里念了3年气象学之后，由于战时缩短学制，芒格在没有拿到学士学位的情况下就跨入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他的同学们都认为他才华横溢且很有主见。在课堂上，如果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教授点名回答问题，芒格就会毫不客气地顶一句：“我还没读过这个案例呢，但是只要你把事实陈述给我听，我就能给你说出相关法律条文。”
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以后，芒格开始在洛杉矶执业。但在1959年，他回到奥马哈关掉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埃德温·戴维斯的儿子也是巴菲特的投资人之一，他觉得巴菲特和芒格两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就邀请他俩在奥马哈的一家上流俱乐部共进午餐。果然，他俩马上就打得火热。
“沃伦，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芒格问道。
“噢，我开了个合伙公司。”
“也许我在洛杉矶也能开一个。”
巴菲特看看他笑着说道：“嗯，也许能行吧。”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两人都认识的朋友理查德·霍兰德家碰面，两人依旧相谈甚欢。芒格整晚都抱着同一种饮料不放。他谈得太投入了，当他举杯仰头往嘴里倒饮料的时候，还不忘举起另一只手做出一个停止的手势，这样就没人可以把他的谈话打断了。
芒格的外表得分并不高，他相貌平平，面色有些惨白，眼睛藏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他尽管有点势利，而且过于相信自己的主观判断，但仍是一个有着高风亮节的人。他的聪明健谈就像把丘吉尔的自信和对生活的恬淡乐观融合在了一起。有一次，别人问他会不会弹钢琴，芒格风趣地答道：“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从来没试过。”巴菲特从他身上看到一种与自己相似的机智和独立。
当夏天巴菲特一家去加州度假时，两个人的友情变得更加深厚了。巴菲特在家时，经常会平躺在地上，四肢惬意地伸开，和芒格煲电话粥。巴菲特的女儿小苏珊回忆说，在家吃饭时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爸爸还在跟查理聊天呢。他俩经常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互相都能猜到对方想要说什么，似乎都不需要对方再多说什么了。你总会听到他们在电话里说‘没错……嗯……我明白你的意思……对’。”
巴菲特说他和芒格的想法有太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让人感觉简直“邪”了。但是芒格与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不同的一点就是，芒格不会像别人那样对巴菲特顶礼膜拜，而这一点也正是吸引巴菲特的地方。巴菲特觉得芒格是难得一遇的知己，于是力劝芒格也来从事他这一行。他总对芒格说，从事法律对于芒格来说实在是大材小用了，而芒格也从不否认这一点：
和沃伦一样，我也强烈地渴望变得富有。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开法拉利跑车，而是因为我迫切地想独立。在我看来，不得不给别人寄账单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想法都是从哪儿来的，但我脑子里就是有这样的念头。我已经节衣缩食了很多年，我一直在攒钱。
后来芒格开了一家名叫芒格－托尔斯－希尔斯的律师事务所，但他很少去那里上班。到了1962年，当巴菲特搬进凯威特广场时，芒格也在经营着自己的合伙投资企业。
那年春天，巴菲特带着困惑找到了芒格：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该怎么办？芒格并不是格雷厄姆的信徒。在他看来，陷入困境的公司，也就是以格雷厄姆的低价方式收购的那种公司，想要改弦更张并非易事。
芒格认识一个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轻人，他也许能解决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难题。之后巴菲特在洛杉矶与哈里·博特会面，6天以后博特就到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任职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压缩成本、关闭厂房、大幅削减存货。巴菲特在给他合伙人的信中写道：
毋庸置疑，哈里正是在这一年为公司力挽狂澜的人……很多事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他全都做到了……
哈里·博特干了很多漂亮的工作，而且都是些费心费力的苦差事，也都是巴菲特没有精力去做的。他从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业绩不佳的车间里挤出现金来让巴菲特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按照哈里·博特提供的模型，巴菲特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这个企业持有多元化而且稳步升值的多种证券。这就是巴菲特擅长的炼金术。他对合伙人说：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日薄西山的制造业资产转化为蒸蒸日上的证券资产了。
当然，机械制造厂也为这种转型付出了代价，100名工人丢了饭碗，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利斯镇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比尔·奥蒂斯是巴菲特的一位桥牌牌友，他曾经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解雇了那么多人，夜里怎么还能安然入睡呢？”
这番话对于巴菲特这个十分看重名誉的人而言，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
“如果不把他们解雇，工厂就会倒闭。”巴菲特答道，“我一直在密切关注工厂，大多数留下的工人比以前过得更好了。”
尽管朋友的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巴菲特还是极其反感别人把他叫作“破产清算人”，发誓自己“绝对不会”再解雇员工了。
不过，机械制造厂的业绩给他挣回了面子。一年以后，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规模缩小了许多，但收益率却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而且还有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证券。1963年，巴菲特卖掉了机械制造厂，为自己的合伙公司挣到了230万美元的利润，相当于原来投资额的3倍。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骄人战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最初较低的收购价格、巴菲特坚持经营的韧性、巴菲特和博特等人采取的一系列扭转乾坤的对策。对于巴菲特这个格雷厄姆的爱徒而言，三个因素中的第一点是最关键的。
这是我们投资哲学中的一条准则：永远不要指望在转让时能卖出好价钱，而是要让自己的买入价低得诱人，这样最后的售价即使不高也能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10] 巴菲特向合伙人汇报的道琼斯指数经过了修正，包括了红利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