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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投资新视角
第10章 投资新视角
当沃伦·巴菲特空降到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时，她正经历着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华盛顿邮报》在拥有5家报纸的华盛顿影响力排名最低。在她那才华横溢但最后神经错乱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之后，凯瑟琳·格雷厄姆于1963年接管了《华盛顿邮报》。很多人在面对这种意外时都会手足无措，但是她比大多数人表现得更加坚强豁达。在年轻时代，凯瑟琳就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但她从来都没有想过掌管家族的报业。结婚以后，她把精力都放在相夫教子上了。
在被推上权力高位时，她显得胆怯、忸怩又非常谦虚，她的男性同事则都有些桀骜不驯。凯瑟琳在一次采访中也坦言，在社会当今的运行方式下，“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干这项工作”。她只是希望起到守业人的作用。实际上，责任成了一剂良药。当时，《华盛顿邮报》是一家透着智慧但是思想略有些狭隘的报纸。凯瑟琳聘用本杰明·布拉德利担任报纸的主编，他之前是《新闻周刊》的华盛顿分部主管。本杰明·布拉德利得到了凯瑟琳的鼎力相助，加上励精图治，终于把《华盛顿邮报》打造成了美国新闻界的翘楚。
1971年，当《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刚开始上市时，凯瑟琳没有理睬其顾问摇摆不定的意见，她顶着尼克松政府施压的不利局面，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即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秘密档案（之前，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一项禁令，限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这一内容）。此后，尽管感受到了压力，但她仍然支持《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展开调查。也许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政府以不给《华盛顿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的电视台发执照相威胁。尼克松政府的司法部长约翰·N·米切尔对即将问世的文章进行审查时说：“如果它见报，那么凯瑟琳·格雷厄姆无异于自掘坟墓。”但凯瑟琳知道，她已经达到了目的。
不过，凯瑟琳改变《华盛顿邮报》定位的第二大步骤还没有展开。尽管《华盛顿邮报》能够犀利地针砭时弊，但是作为一家企业，它的经营却平淡无奇。尽管这份报纸在华盛顿的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的利润率却只有少得可怜的10%。它的电视业务也同样麻烦缠身。
1971年，《华盛顿邮报》上市以后，凯瑟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公司的经营状况上来。她把公司的财务交给董事长兼顾问弗里茨·毕比律师来处理。1973年春，弗里茨·毕比去世，凯瑟琳成为《财富》500强企业的第一位女董事长。她曾大胆地向证券分析师们宣布，如果管理界也有普利策奖的话，她希望自己能够获奖，但是华尔街让她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切发生在巴菲特开始买进她的股票的时候。
凯瑟琳之前通过《华盛顿月刊》的查尔斯·彼得斯结识了巴菲特，但是她不清楚巴菲特到底是何许人以及有何打算。《华盛顿邮报》内部本来已经警报频传，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当时正努力提高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他警告说公司可能会落入某个“来自于内布拉斯加州的极端右翼分子”的手中。凯瑟琳也感到万分恐惧，于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们打探有关巴菲特的消息。根据布拉德利的说法，凯瑟琳对“有关巴菲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会放过”。其实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华盛顿邮报》有两种股票，公开交易并有投票权限制的是B股，对公司形成控制权的是A股，而A股被格雷厄姆家族紧紧地控制在手中。但是，凯瑟琳·格雷厄姆仍是投资界的一个新手。《华盛顿邮报》旗下《新闻周刊》的资深副总裁彼得·德罗一直安慰她说：“别担心，毕竟A股在你手中呀！”凯瑟琳还是惶惶不可终日，不停地说：“有人想挤进我们董事会了！他究竟想干什么？”
巴菲特当时想，自己已经持有《华盛顿邮报》10%的股份了，说话应该有些分量了。于是，巴菲特就写了封信给她：“亲爱的格雷厄姆夫人……”信里讲述了他之前身为《华盛顿邮报》报童的那些“壮举”，否认自己有任何敌意收购的意思。凯瑟琳把这封信给许多熟谙游戏规则的朋友们看，包括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的银行家罗伯特·阿布德等人。大家都警告她，巴菲特这番善意表态的背后也许是个大阴谋，建议她和巴菲特保持距离。
凯瑟琳对自己的顾问一向言听计从，但是这一次她相信了自己的直觉。她给巴菲特写了封回信，提议两个人当面谈谈。当凯瑟琳去拜访《洛杉矶时报》时，巴菲特从自己位于拉古纳海滨的家里开车去拜访了凯瑟琳，两人一起度过了凯瑟琳认为极其愉快的一段时光。巴菲特觉察到凯瑟琳心中的忧虑不安，主动提出暂时不再买进《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凯瑟琳尽管对巴菲特还不能说是知根知底，但还是邀请他去东部时顺便参观她的公司。
在时局紧张的那段时间，巴菲特和苏珊住进了离《华盛顿邮报》仅有一个街区之隔的华盛顿麦迪逊酒店。当时印刷工人消极怠工，警察和工会成员们正在街上对峙。巴菲特设法借来了一根黑领带，偕妻子去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当时，他坐在芭芭拉·布什和简·马斯基中间，等着凯瑟琳·格雷厄姆做出让步。
但是，谁也没有表态。最终，大都市公司董事长（也是巴菲特的朋友）汤姆·墨菲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建议她邀请巴菲特进入董事会。当凯瑟琳·格雷厄姆去拉古纳海滨拜访巴菲特时，他还试图讨她欢心，买来了一把太阳伞和沙滩椅，这在巴菲特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家人从来都没见过巴菲特下水。凯瑟琳·格雷厄姆侧过身子对巴菲特说：“我希望有一天您能加入董事会。”巴菲特说：“哦，那您还等什么呢？”当巴菲特开车送她回洛杉矶时，她说：“如果您想对我说什么就尽管说吧，只要委婉些就行。如果有人冲我大喊大叫的话，我倒宁可去上吊。”巴菲特是何等聪明的人物，根本不需要凯瑟琳·格雷厄姆来提醒他。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了《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包括凯瑟琳的亲戚、《华盛顿邮报》的高管以及凯瑟琳的朋友，他们对巴菲特都是心有戒备。用《新闻周刊》副总裁彼得·德罗的话来说：
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一下子就吃进了公司10%的股票。我们的反应是：“为什么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这让我们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他是一位不速之客。
对于这样的矛盾心态，巴菲特自然心知肚明。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告诉这些董事们，他投资《华盛顿邮报》的原因，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家公司给予他的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签署了给唐纳德·格雷厄姆的股权授权委托书（这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和继承人拥有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票权），这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管理层的信赖。同时，他还以书面形式承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希望能够“永久”地持有它在《华盛顿邮报》的股份，这种做法估计在现代的投资专家看来也是不明所以。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表明自己不仅仅是个外来的投资者，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伙人，这和他对伊丽莎白·彼得斯的态度如出一辙。
巴菲特开始频繁地往来于奥马哈与华盛顿之间。在召开董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会住在凯瑟琳位于乔治城的富丽堂皇的家里。当时的本杰明·布拉德利已经是见过很多大世面的人物了，不过他还是评价说：“我们都有些目瞪口呆了，我们从来没想到他是这么有钱的人。”
他似乎被我们的魅力迷住了，我们对他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多年以来，巴菲特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呢制西服，每个人对他的这身打扮都不屑一顾，我想这也正是他这样装扮的原因。开董事会的时候，编辑们路过会议室时会聊些闲话，他也会上去凑热闹。他很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喜欢我和凯瑟琳之间并不拘束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打网球，我把凯瑟琳逼到了球场旁的围栏边。沃伦评价说：“对那些敢把老板逼到围栏边的人我都是很佩服的。”他身上有一种极能感染他人的激情。
《华盛顿邮报》的高管们都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新闻记者，踏踏实实地完成主人的指令。但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突然跑进彼得·德罗的办公室，询问有关《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阐述自己对《新闻周刊》特许经销商的看法，他用汉堡连锁店进行类比，听起来浅显易懂。
“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彼得·德罗说，“巴菲特就像一束激光，能够让你集中思想，但决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笨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几乎成了凯瑟琳的家教。每次来华盛顿，巴菲特总会带上一大堆公司年报，教凯瑟琳一字一句地阅读。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迪士尼公司年报封底上的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在婴儿车中熟睡的孩子。巴菲特在上面写着一句话：“这就是读完第20份公司年报之后的你。”凯瑟琳的有些同事指责巴菲特试图操纵凯瑟琳，但凯瑟琳却对巴菲特信任有加。巴菲特从来没有劝凯瑟琳该做些什么，只是提出建议和忠告。巴菲特的魅力在于他富有耐心，这让凯瑟琳觉得他像磁铁一样富有吸引力。凯瑟琳对巴菲特了解得越深入，就越发喜欢他的真知灼见。
不久之后，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华盛顿邮报》应该回购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凯瑟琳觉得这简直是件疯狂的事。如果一个公司的资本总是在自己的钱包里循环，那它又该怎样成长壮大呢？巴菲特则认为，公司整体的业务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收益增长率，就像把一张比萨少分几份。如果公司的股票可以用低价收回（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股票非常廉价），那么每一块比萨上分到的奶酪就会更多。巴菲特还帮凯瑟琳从数学上解答了这个难题。
在凯瑟琳自己接受了这些观点以后，她就和《华盛顿邮报》的其他高管探讨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凯瑟琳竟然用起了大量的金融术语。她经常在公开场合引用巴菲特的原话，有时候引用频率之高甚至让有些人生厌。面对职员们提出的建议，她的答复方式也令人生气：“有意思，那我们去问问巴菲特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会一年以后，凯瑟琳决定在《华盛顿邮报》一显峥嵘。她一直渴望缓解印刷室冗员的问题，并且把控制权从桀骜不驯的印刷工人工会手中抢过来。有的印刷工人甚至砸坏了机器，罢工变得越发严重。（有个罢工工人举着的标语牌可谓恶毒，辱骂时连凯瑟琳·格雷厄姆已故的丈夫都不放过——“菲利普·格雷厄姆开枪时杀错了人”。）在那些没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们的鼎力帮助下，《华盛顿邮报》才勉强出版，而在当地仅次于它的《华盛顿明星报》则乘虚而入，不断挖走它的广告客户。
凯瑟琳担心《华盛顿邮报》会赢得罢工但输掉生意。她说：“我需要找到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许诺亲自来打理《华盛顿邮报》的生意，并且在他认为罢工会对《华盛顿邮报》的基石造成长远威胁时提醒她。《华盛顿邮报》的这种经营成就正是他投资的理由，他绝对不会让《华盛顿邮报》的帝国变得摇摇欲坠。4个月之后，罢工的工会组织瓦解了，《华盛顿邮报》继续在华盛顿的各家报纸中保持领跑者地位。
后来，《时代周刊》收购了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华盛顿明星报》，并建议同《华盛顿邮报》一起联营，理由是联营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替市民考虑，让华盛顿有两家报业公司。[21]《时代周刊》提出来的方案中，两家公司均可以从联营得到的收益中分得一部分收益。
对这一建议，巴菲特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华盛顿邮报》已经拥有整个华盛顿报业市场66%的份额，而且马上就要占领整个市场了，完全没有必要对排名第2的公司妥协让步。受到巴菲特的影响，凯瑟琳提出了更加苛刻的反向收购提议，遭到了《华盛顿明星报》的拒绝。没过多久，《华盛顿明星报》破产了，《华盛顿邮报》便一统江山。
凯瑟琳几乎每隔一天就会和巴菲特谈上一次，而凯瑟琳每次要演讲时都会发憷，她也会给奥马哈那边打电话，巴菲特不假思索就能给她一个演讲大纲，而且在逻辑上滴水不漏。她曾录下他们的谈话内容。
等他说到了结尾部分，我说，“什么？你能再说一遍吗？”他说不行，这些话都是即兴说出来的，因为语速太快，他自己都已经想不起来了。这真是让人惊得目瞪口呆。
有一次，当凯瑟琳·格雷厄姆打电话来时，巴菲特中学时代一起经营弹子球生意的伙伴唐纳德·丹利正在奥马哈看望他。当天，凯瑟琳·格雷厄姆非常担心《今日美国》会对《华盛顿邮报》采取行动，巴菲特极力安慰她。让唐纳德·丹利感到诧异的是，她竟然在电话里和他聊了半小时之久。
巴菲特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董事之后，就开始督促凯瑟琳变得更有主见一些。有一次，凯瑟琳让巴菲特到华盛顿协助她一起参加一项谈判。
“不，我就不去了。”巴菲特对她说，“你自己去谈吧！”
“那好吧！那你告诉我该出价多少？”凯瑟琳又问道。
“别光问我，你自己想想，肯定能算得出来。”
尽管如此，但实际上巴菲特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华盛顿邮报》的每项重大决策之中了，尤其是他劝阻凯瑟琳不要盲目参与那些近乎白热化的媒体资产抢购大战。相对而言，凯瑟琳·格雷厄姆只是一个传媒业新手，一旦遇到发展势头强劲的大都市公司的董事长汤姆·默菲，以及似乎看到好东西就会出手的蒂姆斯·米勒等传媒大鳄，她总是心惊胆战的。她也很想跟随他们的脚步，但是巴菲特却在旁边不断提醒她不跟进并不是罪过。
肯塔基州的报纸发行人巴里·宾厄姆提出，只要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报价不低于甘尼特报业集团，他就愿意把《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转手。凯瑟琳·格雷厄姆自然马上就给巴菲特打了个电话。尽管巴菲特意识到这一报价高得惊人，但他还是没有明确表态，以免打击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积极性。从某种更微妙的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效果反而更佳，因为校长充分信任一名小学生，那么这位诚恳的小学生也绝不会辜负校长的期望。“要知道凯瑟琳是多想做成这笔生意呀，”唐纳德·格雷厄姆评价说，“但她最终还是放手了。”
还有一次，那位曾想投资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戴维·斯特拉斯尔想把一家有线电视公司卖给《华盛顿邮报》。他在纽约与巴菲特和凯瑟琳·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顿饭。两人交谈时轻松愉快的气氛给戴维·施特拉斯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此同时他也预感自己的计划要落空了。
“凯瑟琳对有线电视公司很感兴趣，”戴维·施特拉斯尔回忆道，“她非常老练，考虑的是公司的战略发展，但我对自己说，‘巴菲特是不准她花那么多钱的。’”
有一点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那就是凯瑟琳不仅把巴菲特当成商业顾问，在其他方面也很倚重巴菲特。身为一个富有的寡妇，她对其他追求者都很不信任，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她性格脆弱，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华盛顿月刊》的查尔斯·彼得斯说：“凯瑟琳需要一位密友。”她觉得巴菲特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威胁，于是两人往来更密了。凯瑟琳曾邀请巴菲特到她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以及在马撒葡萄园的家中去做客。巴菲特也回请她去位于拉古纳海滩的家中度假。凯瑟琳还开始参加巴菲特组织的本杰明·格雷厄姆门徒的聚会。
他们俩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幽默搞怪的潜质，这也缘于两人不同的背景和品位。当巴菲特邀请凯瑟琳去奥马哈做客时，他确信她压根儿就不知道奥马哈到底在哪里，于是就决定好好整整她。登上飞机以后，巴菲特让她画一张美国地图并试着标出奥马哈的位置。凯瑟琳画的这张地图简直蹩脚到极点，巴菲特想要赶紧抢过来留作“证据”，但凯瑟琳手更快，一下子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还有一次，他们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着陆之后，凯瑟琳急着要打电话，便问巴菲特有没有10美分的零钱，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一枚25美分的硬币。也许和所有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亿万富翁一样，巴菲特可舍不得浪费15美分，于是就跑出去想换零钱，只听得凯瑟琳在后面大声喊道：“巴菲特，得了，能给我25美分吗？”
巴菲特去华盛顿时很少带自己的妻子，而总是陪着凯瑟琳在城里四处闲逛。作家杰弗里·考恩说：“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社交圈子也扩大了很多。”另一位朋友说：“《华盛顿邮报》着实改变了巴菲特的生活，因为它改变了他的交友圈。”突然之间，来自小城奥马哈的沃伦·巴菲特就和亨利·基辛格之类的社会名流打起了交道。专栏作家利兹·史密斯说，自从巴菲特成为凯瑟琳的座上宾和顾问以后，他就成为万人瞩目的风云人物了。利兹·史密斯又说道：“整个华盛顿的社交界都感受到一股清新的空气，因为不管就餐时在座的人是怎样的社会名人，巴菲特只喝百事可乐。”不过，巴菲特不事张扬，只喜欢在凯瑟琳家里和许多社会名流相聚。
在凯瑟琳生日那天，各界名流纷纷前来道贺。报纸发行人兼文学鉴赏家马尔科姆·福布斯带来一瓶上等的葡萄酒，这瓶酒的灌装年份恰好是凯瑟琳出生的当年。马尔科姆在说话时流露出的语气是，这瓶酒可是耗费巨资的。当侍者端着葡萄酒来到巴菲特身旁时，这个只喝百事可乐的内布拉斯加人用手捂住杯子说：“不用了，谢谢，能把这杯酒所值的现金给我吗？”
当巴菲特在华盛顿的时候，凯瑟琳总让厨师为他做汉堡，还在位于曼哈顿的公寓内堆满了巴菲特最喜欢吃的零食——油炸花生和草莓冰激凌。“当他来的时候，”她语带嘲讽地说，“这儿就只有奶酪汉堡和炸……叫什么来着？对了，炸薯条！上面沾满了盐粒。”为了让巴菲特的举止变得更优雅一些，她带他去吃扁豆，还建议他多买些衣服。
作为回礼，巴菲特也会把凯瑟琳带到一些具有文化里程碑意义的地方去，比如位于新贝德福德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厂等地方。“他想让我去看看。”凯瑟琳说。她把巴菲特当作“最贴心的朋友”，不论是私人的还是生意上的事情，都常向巴菲特征询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巴菲特也成了凯瑟琳孩子的叔叔。他至少每个月会去华盛顿一次，在凯瑟琳家的客房留一些换洗的衣服，连巴菲特的孩子们都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在一次采访中，凯瑟琳说：“我还很年轻（巴菲特进入董事会时她正好57岁），所以会有人感觉不爽。”不过这句话并没有激起关于她私情的谣言。汤姆·墨菲也曾专门拜访过巴菲特，她戒备地说：“谁要是说我利用他的话，那可是件令人不快的事。”
巴菲特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女性朋友，包括《财富》杂志的作家卡罗尔·卢米斯、鲁斯·芒克莫尔、芭芭拉·莫罗等。芭芭拉·莫罗认为他是位“女权主义者”，因为他总是平等地对待女性。她说：“巴菲特对女性很有人情味。”在巴菲特身上，还有一种现在男性身上已经不太常见的侠骨柔情。
巴菲特有这么多女性朋友，苏珊不仅不吃醋，还感到很轻松。有人提醒她，巴菲特把那么多时间都花在了华盛顿，苏珊却面无一点儿难堪，大方地回答说，她对事物外在的形式并不感兴趣，只看重内心的纯净。（巴菲特夫妇在华盛顿时，他们两个人都住在凯瑟琳家。）
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菲特家的生活让人感觉有些失去凝聚力了。苏珊之前把很多时间用来照顾巴菲特，她对一个朋友说，现在她也想多为自己的事奔忙了。她积极投身于一个挽救当地高中的项目之中，由于种族问题，这所高中的学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她也开始独自外出旅行。显然，她对巴菲特的工作了无兴趣。彼得是最后一个还留在家里的孩子，他发现这个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散了。爸爸经常待在华盛顿，妈妈似乎总要外出，彼得只好经常自己弄饭吃。
巴菲特意识到，像自己一样，妻子的生活中也需要有《华盛顿邮报》这样一个重心。他们谈到了快要成人的孩子们，巴菲特说道：“苏珊，你就像一个工作了23年之后又丢掉了饭碗的人，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苏珊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家里人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巴菲特在工作时，苏珊总是一边哼歌一边在家里走来走去。如今，她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就自己创作一些曲子，和当地一个名叫“鲍勃·埃德森三人组”的乐队一起合作，在一些私人聚会上表演。每当想起要公开演出时，她总是有些忐忑不安，但巴菲特给了她坚定的支持，告诉她如果现在因为胆怯就退缩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她会后悔的。1975年，在一位名叫尤妮·德内伯格的朋友的帮助下，苏珊克服了恐惧心理，出现在位于奥马哈郊区的一家名叫“蒸汽动力”的夜总会舞台上。
从此以后，苏珊开始在位于奥马哈集市街区的法国咖啡屋里表演。这个咖啡店的老板是两个周游过世界的奥马哈人，一个是舞蹈演员迈克尔·哈里森，另一个是文化前卫人士安东尼·阿勃特。之前，苏珊曾在这家咖啡屋举办过一场义演。还有一次，她为了赈济非洲灾民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义演。她和客人们一样，穿着带褶皱的印花棉布上装，系着花色丝巾，赤着双脚。在奥马哈，一个40多岁的家庭主妇登台演出可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但是在此以前，城里的人就知道巴菲特太太是一个思想自由、开放的女人。
在法国咖啡屋里，苏珊在一个光线昏暗的石窖中表演。她身材窈窕，显得十分性感，浑身缀满的金属片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她似乎比当初结婚时显得更加美丽动人：高高的颧骨，一头棕色头发散发出妩媚，还有一双摄人魂魄的水汪汪的大眼睛。她说话的声音略显单薄，但是当她唱起歌来的时候，却显得很有磁性。她会演唱经典的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比如忧郁的史蒂芬·桑代姆经典的《让小丑进来》。第一轮演出历时一个半月，吸引了大批观众，反响强烈。奥马哈的一位艺术家肯特·贝洛斯评价说：“苏珊作为一名餐厅歌手，充满了激情，让人眼前一亮。记得有天晚上，巴菲特也在场，他脸上的表情显得那般陶醉。”
只要苏珊登台表演，巴菲特就会满心欢喜地去看表演，如痴如醉。他告诉一位朋友说：“苏珊的嗓音，实在是太甜美了，几乎让我无法呼吸。”
谈到他们在台下的生活，巴菲特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甜蜜。他常常说，在见到苏珊之前，自己一直是郁郁寡欢的；如果没有苏珊，他根本不会有今天的功成名就。作为一对夫妻，他们摒弃了那种传统的生活模式。尽管他们的兴趣、生活安排都不一样，但巴菲特一直都很依赖苏珊。即使现在，她也会在公开场合依偎在他身边，跟他十指相扣，仿佛两个人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苏珊明白自己就像巴菲特的保护神一样，永远不会对他说一个“不”字。
相形之下，巴菲特和凯瑟琳在一起时就完全不同，因为她缺少金融方面的知识，而且没有安全感，所以她很依赖巴菲特。巴菲特给予她很多帮助，但是对其他同事他也从来没有吝啬过自己的关心。他主要是想从《华盛顿邮报》那里赚取一些利润，但这种意图并没有抹杀他和凯瑟琳关系密切的事实，而且他本人对她也非常宽容大度。
报纸发行人斯坦福·利普西曾陪巴菲特和凯瑟琳一同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不知道到底该怎样界定他们的关系，”斯坦福·利普西说，“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他们有那种男欢女爱的迹象。凯瑟琳很强势，又很腼腆。我想1 000个人中有999个人在和她说话时都会思量再三，而沃伦才不会来这一套，因此他俩成了莫逆之交。”
其实，不论如何解读，人们似乎都难以解释巴菲特为何把这样一段关系驾驭得游刃有余。也许这与他带给她的年度报表有关，巴菲特好为人师，就像他给合伙人写的信一样，而凯瑟琳恰好是一个非常虚心、接受力很强的学生。《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董事说：“有些人的猜测太愚蠢了，她总在开董事会前就餐，我们离开后可能沃伦还没有走，但我从来不认为这和性有什么关系。”
不过，公司的高管和董事们看到，巴菲特与凯瑟琳这一联盟确实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乃至对巴菲特的投资都带来了影响。现在要想让凯瑟琳打开支票簿签字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对此大家完全有理由归咎于巴菲特。在奥兰多市成为旅游胜地之前，公司负责广播事务的乔尔·查斯曼有个机会用1.2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这本来是一笔绝佳的买卖，”乔尔·查斯曼说，“你完全可以预见它将来一定会大有市场，但是公司最高层中不知道是谁在作梗，这么好的提议竟然被驳回了。”
觉得有人从中作梗？凯瑟琳曾给巴菲特打过电话，巴菲特认为要价太高了。
在《华盛顿邮报》常常发生这种放弃收购机会的事，很多公司高管都感到万分沮丧。巴菲特对移动电话和有线电视业务都没什么兴趣，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投资。（他当初投资《华盛顿邮报》是因为它的出版业和电视业能够产生直接的现金流，而不需要用大量的利润重新进行投资。）对于创办新企业或是应用新技术，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业务对于巴菲特而言实在太新了，就好像要求他不要吃汉堡，而改吃外国食品一样。
如果巴菲特不能亲眼看到一家企业，他是不会轻易投资的。对他而言，仅仅有某个专家对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保证却是很多高管们所依赖的法宝。巴菲特与众不同，如果对某种冒险的事业没有理解透彻，那么他会本能地觉得自己在投机，他是绝对不会在上面下注的。
由于凯瑟琳对巴菲特的依赖，《华盛顿邮报》有时会错失良机。但在董事会办公室里主政的凯瑟琳甚至连那些巴菲特不擅长的事情都会去找他商量，因此巴菲特身上明显的保守主义态度逐渐渗透到了整个董事会。
在加盟《华盛顿邮报》之前，乔尔·查斯曼曾在纽约的WINS电台创办了一个全新闻栏目。20 世纪70年代后期，他曾提议《华盛顿邮报》创办一个全新闻的有线节目，泰德·特纳也提出过同样的点子。然而，这一提议在《华盛顿邮报》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就没能通过。乔尔·查斯曼说：“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打算要买什么，这与企业的创新精神是相违背的。”查斯曼备受打击，于是他想把《华盛顿邮报》的广播部门脱离出来变成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华盛顿邮报》的总裁马克·马尔在辞职时写了一封长信，极力主张把《华盛顿邮报》私有化，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故步自封的公司手里还掌握着大量公众的资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后来接替了马克·马尔的位置，在另一项提议遭到拒绝之后，他语带揶揄地说道：“奥马哈的圣人又开口说话了。”
尽管如此，但有意思的是，对于巴菲特的判断，《华盛顿邮报》的高管们并没有太多的争议。马克·马尔某次在意见遭到拒绝之后说：“我没有意见，因为价格的确太高了。”而且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主管们都很难抗拒巴菲特身上散发的独特魅力。和其他人一样，理查德·西蒙斯也曾踏上过前往奥马哈的朝圣旅程。这趟旅程的行程总是多年不变，包括一顿牛排晚餐，去巴菲特童年常去的地方来一次怀旧之旅，并倾听一席充满智慧的巴菲特谈话。
在《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巴菲特很少说话，但有灵感的时候也会插上几句。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致力于寻找新投资领域的年轻人、工商管理学硕士杰弗里·爱泼斯坦就受访者在传媒和娱乐业上的花费情况做了一番综述。他指出，家庭娱乐业的潜在市场目前已经高达50亿美元。
听罢，巴菲特兴奋地说道：“50亿美元，这数字很有意思，这就意味着如果美国有2000万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话，那么他们每人每月在录像上都要花费20美元。”这就是巴菲特的思维方式——数字，数字。不过他很快意识到，即便杰弗里·爱泼斯坦的这一数字是真的，它也不可能长久，更何况《华盛顿邮报》从来没有涉足过家庭娱乐业。
让人震惊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任期内，《华盛顿邮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商业运作。在整整11年之中，《华盛顿邮报》公司只创办了一家体育杂志，后来又关闭了，还在华盛顿买下过一家报纸，在特伦顿出售了一家，在手机电话和其他领域中的动作都不大，其中的一些业务后来又被出售了。和之前一样，公司98%的利润依旧来自《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旗下的4家电视台。
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公司每年的收入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这个比率虽然很稳定但并不十分可观。唯一显著的变化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大为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中包含的经营利润仅为10美分；到了198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9美分，相当于股本收益率翻了将近一番。
当然，如果没有巴菲特的话，在华盛顿的报业大战中，《华盛顿邮报》也会取得胜利。而且，他对公司旗下电视台盈利水平翻番这样的业绩增长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直到为公司赚得了大把的利润之后，巴菲特的贡献才变得彰明较著。巴菲特给格雷厄姆家族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看问题的视角是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而与此同时，其他媒体公司都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帝国的地盘扩张得越来越大。巴菲特不断提醒《华盛顿邮报》公司的高层，就像多年前他在纺织厂给肯·蔡斯忠告一样：企业规模并不是终极目标，股东的高回报才是要致力于争取的目标。从表面上来看，《华盛顿邮报》似乎错过了良机，但其实他是让《华盛顿邮报》真正悬崖勒马了，因为稍有不慎，企业就会把本应属于它的利润白白扔进业绩糟糕的垃圾业务之中。
不过，在巴菲特的劝说下，《华盛顿邮报》用它的闲置现金买入了自己公司的750万股股票，占到了总股份的40%。因为在这期间，公司的净收益增长了7倍，而每股收益，也就是每块比萨上分到的奶酪，增加了整整10倍。
诚然，那几年整个传媒界生意火爆，但是就巴菲特所认可的唯一尺度——投资者的利润回报而言，《华盛顿邮报》在整个行业中都是独占鳌头的。
试想一下，在1974~1985年这11年间，《华盛顿邮报》为股东平均每1美元的资本挣到了可观的23美分，而大都市公司和《时代镜报》的业绩仅为19美分。
《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以年均35%的惊人速度不断增值。加上红利，其全年的收益高达37%，大都市公司是32%，而《时代镜报》勉强达到24%。《华盛顿邮报》比它们都更胜一筹。截至1985年年底巴菲特离开《华盛顿邮报》董事会，伯克希尔·哈撒韦当年所投入的1000万美元资金已经升值到2.05亿美元。
在巴菲特加入《华盛顿邮报》董事会后不久，他又重新对另一家老字号公司产生了兴趣。这家公司在华盛顿历史悠久，而且巴菲特在早年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时曾坐火车前去拜访，不过当年巴菲特叩开这家公司大门时，它还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中，它成长异常迅速。洛里默·戴维森，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个周六耐心倾听巴菲特提出问题的人，已经晋升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也一跃成为全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商。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洛里默·戴维森退位以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有了新的管理层，公司的掌舵人换成了拉尔夫·C·佩克，公司的气氛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保险公司被新出台的“无过错”保险法规以及日益加重的通货膨胀挤压得焦头烂额。拉尔夫·佩克努力想克服这些问题，谋求自身的发展，于是放宽了公司只为最低风险驾驶员承保的一贯做法，而且保费依旧和过去一样低。自然而然地，保费收入增多了，现金也滚滚而来。
在一段时间里，这一切都显得太平无忧。但是让人揪心的是，高风险驾驶员因为屡屡发生交通意外而开始要求更多的保险赔偿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不仅如此，通货膨胀也使得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负担的医疗费用和汽车维修费用大大上涨。
雪上加霜的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管理层没有预留足够的资金来弥补损失，在1974~1975年间15个月的紧要关头，公司在这一问题上对华尔街和自己都采取了否认、把亏损额人为降低或是欺骗的态度。公司江河日下，依旧在公司担任董事的洛里默·戴维森不断抱怨，但即便是他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情况到底有多么糟糕。
当董事会雇用一个独立的保险核算公司核算完毕后，我们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严重。1975年圣诞节前夕，我们拿到了报告，这可真算是件“圣诞礼物”了。我们的亏损额高达5 000万美元，更要命的是我们口袋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
1976年年初，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宣布上一年度亏损额高达惊人的1.26亿美元。1974年，公司的股票价格还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纪录，而如今已经惨跌到了每股4.875美元。
巴菲特早就把手中为数不多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卖掉了，但他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某一天能够风风光光地重返这家公司，就像回到《华盛顿邮报》一样。对于巴菲特这样理性的人来说，当年卖掉这家公司的股票可能还有些让他耿耿于怀。（尽管在公司股票价格很高时，他并没有昏头昏脑地考虑要重新买入。）现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的价格已经很低了，并且它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巴菲特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本杰明·格雷厄姆就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而且至今还持有该公司的股票。这么一来，挽救这家深陷水火之中的公司便具有双重含义：巴菲特一方面可以跟随格雷厄姆前进的足迹，另一方面可以拯救他的公司。
当时，本杰明·格雷厄姆正和情人马洛过着一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生活，一半时间待在海滨小城拉荷亚，另一半时间待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在他80大寿的聚会上，全家人都来到了拉荷亚。他满怀深情地回忆往昔，丝毫没有提及他在华尔街的辉煌岁月。尽管他很少进行股票交易了，但这位“证券分析之父”会来到股票交易所，在角落里一张不起眼的桌子旁坐下，翻看他钟爱的《标准普尔股票指南》。一个前来拜访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本希腊语的书，在起居室里则看到了一座罗丹的雕像。
大约是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本杰明·格雷厄姆让巴菲特与他合著《聪明的投资者》的修订版。他俩通过写信互相联系，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和老师之间有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巴菲特希望在修订版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何为“优秀企业”（例如喜诗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认为这样的内容对于一般读者太过艰深了。而且，格雷厄姆建议一个人投资于股票的资产占个人总资产的比例上限为75%，而巴菲特更加激进，他认为如果某只股票价钱合适的话，他会押上全部家当。巴菲特执意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放弃了合著者的身份，只是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
有意思的是，没有什么比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更能彰显两人在投资哲学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说它缺少安全性，在公司濒临破产时的确如此。巴菲特则认为如果管理得当，这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于是他紧密地关注着公司的变动。
1976年4月，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400位股东把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挤得水泄不通，让公司高层下课的呼喊声响彻整个饭店。不到一个月，拉尔夫·佩克就遭到解雇，接替他的是来自旅行者财产事故保险公司43岁的保险业老手约翰·J·伯恩。约翰·伯恩四处奔走。在新泽西州，他去拜访了州保险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希让，要求他提高保险费率。后来伯恩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便从口袋里抓出一张纸，猛地掷到希让的桌子上，说道：“还给你该死的执照，我们不再是新泽西州的公民了。”然后，他马上解雇了700名员工，并且通知全州的30万投保人去另寻新的承保人。
约翰·伯恩在全美国共关闭了100家机构，裁员近一半。即便如此，公司的苦难日子还没结束。华盛顿的保险业监管部门威胁说，如果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找不到其他保险公司来分保一部分业务的话（就是所谓的再保险），就要让它关门大吉。伯恩看起来得到了这些同行们的支持，但是到了7月初，美国保险业的旗舰企业州立农业保险公司和旅行者财产事故保险公司都背信弃义地抛弃了它。
现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市值已经跌到谷底，巴菲特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形势，决定涉足投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往常一样，巴菲特找来其他人为他的介入铺平道路。遵照巴菲特的旨意，凯瑟琳给约翰·伯恩打电话说：“我有个朋友想见见你。”伯恩说回头再找个时间吧。后来约翰·伯恩的前任洛里默·戴维森打电话给约翰·伯恩，问他是否怠慢了巴菲特。洛里默·戴维斯在听说确有其事时，不禁大声叫道：“你这个笨蛋！还不赶紧去拜访他！”
7月，在《华盛顿邮报》要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夜，约翰·伯恩赶到了凯瑟琳·格雷厄姆家。当时，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跌到只剩每股2美元了。这个过去不可一世的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保险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者，用巴菲特的话来说这就是“保险业的泰坦尼克号事件”。
当巴菲特把约翰·伯恩领进富丽堂皇、有着高高吊顶的书房时，一些神秘的回忆袭上巴菲特心头。25年前，他敲开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大门，由看门人领着去见洛里默·戴维森的情景历历在目。虽然他的处境完全变了，但他行为处事的方式和从前还是一模一样。他还是渴望了解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全面情况。据约翰·伯恩回忆说，巴菲特把他拷问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大概谈到凌晨两三点钟左右，他想知道我准备采取的对策，以及我对企业存活能力的看法。我记得当天晚上我们聊了很久，谈到了家庭和其他一些东西，但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大概有80％的时间都是我在说话。
经过这番彻夜长谈，巴菲特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几乎无所不知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依然延续了过去的低成本运营方法，就是不依靠销售代理人来进行经营，这个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粗略地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每获取1美元的保费收入，只需要支出15美分的费用，而其他保险公司的平均费用大约为24美分，这就使得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可以降低保费，并在挑选客户时更有选择空间。后来，它显然放弃了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公司潜在的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安然无恙地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盈利能力就能重新焕发生机。
巴菲特的天才之处在于，当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经营乱作一团而且面临破产威胁时，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运通公司一样，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也是“一个正在经历暴风雨洗礼的伟大企业”。但即便是在阴霾密布的时候，巴菲特也能预见暴风雨之后的艳阳高照。
当晚，巴菲特其实也对约翰·伯恩个人进行了一番考察，伯恩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伯恩的言谈举止更像是公司的主人，而不像一个颐指气使的经理人或是官僚。他坚毅果断，具有杀伐决断的气概，这正是一个企业渡过危机所必需的。也许伯恩性情多变因而不能在和平时期有效地率领部下，但作为一个战争时期的将领，巴菲特认为他是绝佳的不二人选。
我并没有问：“约翰，摆脱危机需要多长时间？”因为这根本无法预测，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理解得很透彻。
约翰·伯恩会用某种方式做到这一点，而且一旦他做到了，这么便宜的股票自身就证明它是一片价值洼地，也许还有更加诱人的投资回报。
在约翰·伯恩离开几小时以后，巴菲特就给自己在高盛公司的经纪人罗纳德·卡特曼打电话，让他以每股2.125美元的价位买进50万股，并说随时准备“再买几百万股”。在《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兴奋过度的巴菲特泄露了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也许会破产的企业。有可能下周，所有的投资都会化为泡影。”但是只要巴菲特开始投资了，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收手。伯克希尔·哈撒韦很快便投资400多万美元买进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
约翰·伯恩事后评价说：“在凯瑟琳·格雷厄姆家的那个晚上是一个转机。”不过，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还远远没有脱离险境。首先，约翰·伯恩需要说服监管当局给它足够的时间来摆脱危机；其次，他需要说服自己的竞争对手为它提供再保险，以此来降低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发生损失的风险。
巴菲特让伯克希尔·哈撒韦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提供了一部分再保险，同时还亲自给美国保险业监管当局负责人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打了电话。巴菲特告诉他说，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在深思熟虑后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那么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就不该这么着急地要把这家保险公司关掉。
与此同时，约翰·伯恩也在尽量争取其他保险公司承担再保险，但是仅仅以“如果”二字做担保是无法让人信服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必须筹集到新的资本。约翰·伯恩跑遍了华尔街的8家大公司，但是都吃了闭门羹。在极度沮丧的情绪中，他来到了当时还是小字号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所罗门兄弟公司当时的二把手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其实早就已经拒绝过约翰·伯恩。但是有位名叫迈克尔·弗林凯利的分析师曾邀请约翰·伯恩到所罗门兄弟公司在午餐时发表一个演讲，由于约翰·伯恩本来就要来公司，古特弗罗因德便同意让他顺路造访一下自己的办公室。
当约翰·伯恩坐定以后，古特弗罗因德拿下嘴里叼着的雪茄，不屑一顾地冷笑了一下，甩了一句：“谁脑子进水才会买你那见鬼的再保险协议呢。”
伯恩心平气和地答道：“你对自己所说的见鬼的东西一无所知。”
伯恩所表现出来的男子汉气概给古特弗罗因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把伯恩送出门去以后，告诉分析师弗林凯利注意研究一下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然后写出一份建议书。弗林凯利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可以得到挽救，而且值得去挽救。如果它恢复了元气，他说，“这对投保人会很有价值，同时投资者也可以大赚一笔”。听到巴菲特已经出手投资的消息后，古特弗罗因德就觉得更加安心了。
当年8月，古特弗罗因德同意帮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承销价值7 600万美元的优先股，这可是惊天动地之举，其他公司认为这笔买卖风险很大，都不愿意担任承销商。一般来说，一旦承销失败，所罗门兄弟公司就得自己为这7 600万美元买单了。
当参与这项交易的一位律师在一些细节上与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投资银行家不厌其烦地纠缠时，古特弗罗因德大声呵斥道：“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只不过是打工罢了，钱是我出的。”11月，在承销的前几天，所罗门兄弟公司似乎要赔得血本无归了。
在承销前不久，巴菲特告诉古特弗罗因德，说他愿意买下所有的股票，而且由他自己来定价。约翰·伯恩希望以每股10.50美元的价格出售，但古特弗罗因德很清楚巴菲特的上限，坚持以每股9.2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不做任何让步，一分钱都不让，因为他知道巴菲特是他的后盾。
最后，承销大获成功。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了2 300万美元买下了25%的股份。幸亏有了“第二十二条军规”[22]，投资一旦做出，就不会再有风险了，新注入的资本使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脱离了险境。在约翰·伯恩眼中，此次搭救公司的英雄是古特弗罗因德，他在其他人都不愿意冒险的时候给公司带来了滚滚的现金流。古特弗罗因德也给巴菲特留下了颇佳的印象，很显然，古特弗罗因德正是他欣赏的那种投资银行家。
不到半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价就上升到了每股8.125 美元，达到了原来低谷时的4倍，这表明公司还大有潜能可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又把所持股份额翻了一倍，使巴菲特成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似乎也引入了巴菲特的模式，其实巴菲特对许多公司都发挥了类似的影响力。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一样，开始回购自己的股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高管也养成了经常拜访巴菲特的习惯，整个公司完全被巴菲特化了。约翰·伯恩是一位老练的行家里手，但是他在处理与巴菲特的商业关系时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约翰·伯恩说：
我会问巴菲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会告诉我各种有效的融资方法。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但他从来都没有要求我必须接受他的建议。沃伦·巴菲特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想明白了，他完全可以只做一个乐善好施的股东，而且替伯克希尔·哈撒韦赚进大把的银子。
每年巴菲特都会和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高管们举行一次提问对答式的活动。他在台上显得从容自如。他回答问题时全用短句，他还会在中间插入一个小故事，其中常常蕴含着深刻的投资哲学，而且他的表述深入浅出，易于理解。他的谈话风格很随意，但是在遣词造句上可谓字斟句酌，这样的互动无法不令人心动。
约翰·伯恩信誓旦旦地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一些管理者宁可取消假期，也不愿错过与巴菲特互动的机会。有一次，巴菲特说一个投资者在投资股市时，应该记住自己手里拿着一张要终生使用的计次卡。每次他买入一只股票，就相当于在卡上打了个洞。当这卡上已经有20个洞时，他此生就不再做更多的投资了。显然，投资者要对每只股票进行仔细甄选，并挑出其中最值得投资的潜力股。负责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打理投资组合的卢·辛普森说，巴菲特的这个比喻让他受益良多。
实际上，巴菲特早就认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值得在他的投资计次卡上打一个洞，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让约翰·伯恩明白这一点。不论是在私下里，还是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报告里，他都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在当时，上市公司的管理者们要么被迫抬高股票价格，要么就会面临被别人收购的危险。但是，巴菲特希望约翰·伯恩在对公司进行管理的时候要立足长远，并且一再强调自己一定不会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卖掉。
当一家《财富》500强企业很想收购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时候，巴菲特的这一承诺就得到了现实的检验。约翰·伯恩给巴菲特打电话询问他的想法。巴菲特说：“你来定吧。”约翰·伯恩说：“噢，你总得给我一点提示吧。”巴菲特还是什么都没说，但是同意陪伯恩深夜去纽约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和收购方进行商谈。
收购方和他带来的投资银行家自然热情地先向这位控股股东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巴菲特说：“你们找错谈话对象了，他（伯恩）才是你们要说服的人。”约翰·伯恩把巴菲特拉到一边恳求道：“你就悄悄给我报个价行吗？”巴菲特依旧缄口不语。
“这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约翰·伯恩回忆说，“我们要谈的是10亿美元的大买卖，他却把决定权完全交给了我。”
最后，约翰·伯恩报的价格超出了收购方所能承受的范围，谈判终止。其实，这正是巴菲特想要的结果，他觉得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那他为什么只是袖手旁观呢？约翰·伯恩坦言：“要想琢磨巴菲特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毋庸置疑，巴菲特想让约翰·伯恩知道自己信任他。而且他也知道，如果自己能够表现出这种信任，伯恩是不会让他失望的。谁都可以说巴菲特是幸运的，但是幸运女神总是眷顾他。
回想起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坎坷波折，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时的同事沃尔特·施洛斯评价说整个过程“非常悲壮”。有些人成了百万富翁，有的人根本没得到任何好处，还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创办人的儿子里奥·古德温在低谷时期退出了，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本杰明·格雷厄姆还一直保留着手中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股票，但是在1976年9月，恰好在公司危机结束之前，格雷厄姆在法国的家中安然去世，享年82岁。
本杰明·格雷厄姆去世以后，评论家们经常讨论巴菲特与格雷厄姆在投资理念上有什么区别。大家认为，巴菲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除了恩师的指点以外，他还受到查理·芒格的影响，也受过作家兼投资家菲利普·费舍尔的影响。他们都强调一个经营完善的好公司与只从数字上来看便宜的公司是不完全相同的。当然他受自己成长经历的影响也很大。
在分析公司的时候，巴菲特比本杰明·格雷厄姆要更加主观一些，他能够发现一些公司的内在价值，比如喜诗糖果公司，而这些公司是本杰明·格雷厄姆不曾涉猎的。这些差别的存在使人们难以看出巴菲特对本杰明·格雷厄姆衣钵的继承。股票有交易价格之外的“内在价值”这一思想，其实巴菲特也是从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的确，很难想象的是，如果巴菲特没有读过格雷厄姆对“市场先生”的那番生动比喻，巴菲特不会在股市高歌猛进的时候终止合伙公司，而在1974年市场陷入低谷时又重返股市。在刊登在《金融分析师》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对本杰明·格雷厄姆分析方法的历久弥新给予了盛赞：
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有些人即便在分析了几周或是几个月之后，都没能得出什么有见地的观点。但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分析方法总是奏效——在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之后，上市公司的价值往往会增加，而且能够更好地为人理解。
多年之后，巴菲特承认他买的那些股票与格雷厄姆可能会买的股票一定是不同的。不过，他从本杰明·格雷厄姆那里得到了“关于公司基本面恰当的判断”，那就是买入公司股票时要考虑价值原则，要有充分考虑公司股票安全性的稳健态度以及不为每日市场行情涨跌所动的超然。
巴菲特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自己是格雷厄姆的追随者，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对这位“言传身教、悉数相授”的恩师的情意。多年后，当巴菲特与撰写自己生平的作者谈到他的事业的时候，他对心目中的英雄的崇敬之情毫不隐瞒：“我人生中最成功的事就是选对了自己心中的英雄，我的灵感都来自于格雷厄姆。”当作者告诉巴菲特，他已经和格雷厄姆的孩子谈过话了，巴菲特不禁动容地说：“我真希望你能有机会和格雷厄姆当面对话。”
[21] 1970年颁布的美国《报纸保护法》允许存在竞争关系的报纸整合业务，但需要保留各自独立的编辑人员，前提是他们能向司法部证明，如果不这样做，其中一家报纸将会倒闭。
[22] “第二十二条军规”，来自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1961年所著的同名小说，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让人无法脱身或左右为难的困境。——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