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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大崩盘
第16章 大崩盘
我从未见谁能够预测市场。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987年年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保险业飞速发展。其中打头阵的当属国民赔偿公司，它的总部在奥马哈，纽约和其他地方都设有办事处，为巴菲特赚取巨额利润并提供了大量投资所需的资金。用巴菲特的说法，保险公司的浮存金就是“许诺”未来可能要给投保人的钱，保户首先以现金支付，而且将来不一定会提出索赔。巴菲特对保险业中涉及的计算都了然于胸。巴菲特几乎在考虑所有问题的时候都会想到数学概率，包括赛马、飞机失事甚至是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一次，一共有25人来参加格雷厄姆门徒的聚会，巴菲特跟卡罗尔·卢米斯打赌说在来客中至少有两人的生日相同，卡罗尔·卢米斯起初不相信，后来竟然惊奇地发现巴菲特的判断是对的。巴菲特的解释很简单，却又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从概率的角度来计算，这种可能性为60%。保险业其实也是用概率来计算生活中的所有可能性。巴菲特的保险事务主管约翰·伯恩永远忘不了在华盛顿的一个大学生俱乐部里第一次遇见巴菲特的情景。巴菲特当时带着3个骰子，上面的花色与普通的骰子不太一样。巴菲特提议让伯恩随便挑一个，然后他从剩下的两个里面再拿一个。巴菲特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掷上20次，他就能赢约翰·伯恩。“我赶紧拿出夏普计算器进行计算，”伯恩回忆说，“因为我不想在自己的强项上丢人。”
计算了可能性后我挑了一枚骰子，巴菲特从剩下的两个中挑了一个，结果他赢了14次。他说：“还玩吗？赌一顿午饭吧。”这次我挑了他赢的那枚骰子，结果他又赢了16次。我又拿出计算器来算，可是巴菲特坐在那儿正狡黠地咧着嘴乐。
因为这几个骰子是相互牵制的，只要你选对了骰子再玩上足够多的次数，你就永远也输不了。保险业亦是如此：只要你能计算出飓风或3辆车相撞的可能性，并相应地制定价格，那么你就像玩这种骰子一样永远不会输。
巴菲特对保险业的关心远远超过其他业务。他知道保险的发展往往会超过自己原先的预期，这和糖果业的发展不一样。当然，其他行业的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曲折和保险业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70年代，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汽车保险骗局和加州工人要求加薪的风波使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元气大伤，公司被迫关闭了在得克萨斯州、明尼苏达州和艾奥瓦州的保险机构。伤亡事故巨额赔偿金的日益增长也使公司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当巴菲特与国民赔偿公司的经理们见面时，他只说了一句话：“跟我说说有什么坏消息吧。”但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保险商们总是对自己的损失估计过于乐观。
1982年，巴菲特实际上承认了自己在经营保险业务上的失败，他聘请了年仅36岁、之前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工作过几年的前麦肯锡公司顾问迈克尔·戈德伯格来打理公司的保险业务。和巴菲特手下其他远离奥马哈的经理人不同，戈德伯格的办公室就在凯威特广场上巴菲特办公室的隔壁。如果还有人能在这种清冷的工作环境中干出点儿名堂来，那估计就要数戈德伯格了。戈德伯格觉得巴菲特其实要找的是一个“个性不要太强的人”，他正是这样的上佳人选。
戈德伯格是一个瘦削的纽约人，充满活力。有位同事说，谁也不会怀疑戈德伯格的智商有180。不过，作为一个毕业于纽约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优等生，他的身边还有更多聪明绝顶的人。巴菲特认为，戈德伯格的价值在于他对风险的敏感度甚至超过了自己。戈德伯格除了工作以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他的那辆奥兹莫比尔牌的座驾破烂不堪，有次把他一个下属的外衣都给蹭坏了。当时他的年薪已高达200万美元，他和妻子尚未生养小孩，住在离巴菲特家不远的一套两户合住的公寓里。
但他与巴菲特不常来往。他们的关系只限于保险事务，巴菲特经常找他谈论一些数学问题。（总是巴菲特去他的办公室，这样巴菲特就可以借机离开办公室。）戈德伯格偶尔也会拿一些保险条款去征求巴菲特的同意。但巴菲特明确表示，他不想花很多时间来回答问题，他只是给戈德伯格的团队指明一个大致的方向而已。
伯克希尔·哈撒韦最喜欢的业务就是“再保险”，这其实是一种批发型保险销售业务。与向家庭和司机销售几千份小型保单不同，再保险业务把保险公司自己的投保分销给其他几家同行，让它们来共担风险。这是典型的“长尾”业务，因为很久之后才会有人要求索赔。因此，一家再保险公司可以把保费长期投资于预备金，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它的赢利或损失是多少，所以许多再保险公司过分乐观地估计情形也就不足为奇了。巴菲特十分睿智地形容说：
最开始时，每天一大早你就能接到增加了很多现金流而鲜有索赔的好消息。它给人带来一种愉悦感，甚至是近乎天真的喜悦，就像一个人第一次拿到信用卡时的那种兴奋。
不过，保险业内部的竞争步伐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巴菲特认为，增加保单的数量与一般的商品不同，它只需承保人签个名就行了。因此当保险费率升高后，新的保险公司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这常常会引发周期性的保费下降。80年代的前5年就是这样，保险费一直不高。但巴菲特对保险业衰退局面的反应却与众不同。
巴菲特喜欢把这项业务与扑克牌联系在一起，这样在考虑具体的输赢比率时就要形象得多。每隔一年，他就会和汤姆·墨菲、查理·芒格和其他一些朋友到加州的圆石滩去打高尔夫球或桥牌。他们经常会想出些名目繁多的赌注。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董事长约翰·伯恩出了一个新花样。他说如果那个周末有人打高尔夫时能一杆进洞他就拿出1万美元，否则别人每杆都要给他11美元。大家都跃跃欲试，只有巴菲特冷静地计算了一番，认为11美元一杆的“保费”太高了。朋友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亿万富翁会这么抠门，都开始嘲笑他。巴菲特也笑着说，在他看来，11美元的赌注和1 100万美元并没有区别。他总是把自己的钱包总是看得死死的。
巴菲特在经营保险业时也是如此。当别的公司为了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费时，巴菲特则认为这纯粹是在碰运气，他和戈德伯格不愿效仿这种做法，他们宁可让公司的总保费收入在1980~1984年从1.85亿美元下降到1.34亿美元。如果某一行不再赚钱了，巴菲特宁可不干这行。他在1982年写到，亏损会让一些保险公司对继续经营望而却步，他只要坐看风云变幻就行了。
人们自然想了解为什么别的保险公司不采取巴菲特的做法。因为这些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接受的教育是要注重公司的“稳定”增长，放弃到手的业务是与这种精神不相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保险业务则没有这种压力，因为公司也没什么“保险文化”。纽约分公司的总裁康斯坦丁·伊沃达奴说当他在写保单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自己在拿“巴菲特的支票簿”作赌注，这就避免了伊沃达奴在工作中盲目地去碰运气。
到了1985年，保险市场果然江河日下。保险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很多公司出现了赤字，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巴菲特认为“承保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判断”，而和公司的“实际能力”无关。在1985年，许多公司的“心理判断”和资金供应都一落千丈，于是保险费率又大幅上升。
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之前的保守态度中获取双倍的盈利了。商业大客户认识到来自一个资金不充裕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是毫无可信度的。现在客户追求的是服务品质，而伯克希尔·哈撒韦保险公司的资金规模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倍，它的资产负债表也是全美国同行中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哈撒韦开出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保单价格之后，它的顾客就变得源源不断了。
1985年，巴菲特打出一则惊人的广告，愿意以100万美元以上的保险金为难以找到承保人的大客户承保任何风险。相应地，投保当事人必须自报价格。如果巴菲特或戈德伯格认为某项投保不合理，他们会断然拒绝，绝不给客户第二次报价机会。这一招立刻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带来了1亿多美元的保费收入。
这种强者愈强的局面在再保险行业中尤为明显。一些传统保险公司的损失越来越大，它们为了生存而苦苦寻求支撑。再保险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很少有再保险公司敢再接保。它们在保费比较低的时候遭受了损失，此时在任何价位都不敢承保了。巴菲特用马克·吐温的形容来描述这种“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如果一只猫曾经在热炉子上烫了屁股，以后它就再也不敢往上坐了，哪怕炉子是冷的。”
伯克希尔·哈撒韦则不同，它之所以敢接任何大的保单，主要得力于它雄厚的资金规模和巴菲特的“心理判断”。只要风险与保费的比率合适，巴菲特甘愿承担任何大风险，哪怕是损失高达1 000万美元的地震灾害。在1985年的报告中，巴菲特语气激昂地说：“现在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我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承保能力。”1986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保费收入高达10亿美元，是两年前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美元可用于再投资的浮存金，第二年浮存金的规模更是达到了10亿美元。
到了198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资金更加充裕，但是人们并不知道巴菲特将如何使用这些钱。巴菲特开玩笑说：“宁可买好股票，也不买好飞机。”可惜，当时他找不到便宜的股票，那时的股市正值牛气冲天。当年春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召开年会时，道琼斯指数上蹿到让人眼前一亮的2 258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为每股3 450美元。除了“永久”保留的大都市公司、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华盛顿邮报》3只股票之外，巴菲特已经悄悄地卖掉了其他股票，但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巴菲特并不相信所谓的市场预测，他提醒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不要忘记，当道琼斯指数只有400点时，本杰明·格雷厄姆依然预计市场会继续走低。不过，巴菲特还是没有掩饰住自己的悲观情绪。他有一次在回答别人提问时说，当时的股市平均市盈率已经达到了20倍左右，因此如果股市被整体腰斩，他一点儿都不会觉得奇怪。最近股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一些公司每年12%~13%的实际盈利水平，巴菲特认为股市正处于一个危险地带。
有个对多年前的情形仍记犹新的股东问巴菲特，目前股市的状况是不是很像1969年，当时巴菲特关闭了合伙公司。巴菲特回忆说：“那时没有太好的投资机会，我就退出了市场，把钱都还给了合伙人。”但是，现在的巴菲特已不能退却，因为他旗下的保险公司、B夫人等都在源源不断地给他输送弹药。他需要一个可以投资的天堂。
那年的春夏两季，股市的牛市氛围愈演愈烈，道琼斯指数在当年7月达到2 500点，到了8月更是上扬至2 700点。许多人从牛市中大发横财，但像巴菲特这样在一旁观望的人却错过了20世纪最大的一波股市上涨的行情。虽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又创造了新纪录，达到了每股4 270美元，但这几乎已经无关紧要了。同1969年一样，巴菲特又把钱投到了地方政府债券上，因为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不久之后，他接到了所罗门兄弟公司老板约翰·古特弗罗因德的电话。
自从10年前帮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渡过难关之后，古特弗罗因德与巴菲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古特弗罗因德由于位高权重，所以常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常打电话向巴菲特求教。巴菲特对古特弗罗因德也很敬佩，认为他是个出类拔萃的投资银行家。古特弗罗因德以辛辣讽刺的语风而闻名，但是他在处理业务时还是很保守的。尽管他知道每笔交易的利润都相当丰厚，但他还是拒绝让所罗门兄弟公司承销垃圾债券，而且拒绝为客户进行恶意收购。与之相反，他让所罗门兄弟公司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主营交易业务上。在查理·芒格看来，古特弗罗因德体现了所罗门文化中特有的贵族气质，尤其是在投资审慎这方面，古特弗罗因德身上有一种新一代高管层所不具备的独特品质。
当年夏天，巴菲特向古特弗罗因德提出，如果所罗门的股价再便宜一点儿的话，他将有兴趣大量买进。尽管当时所罗门的股价已经比最高位低了1/3，但巴菲特还是不够满意，它的业务正好遇上了麻烦。
当时，所罗门最大的股东矿藏和资源公司正蠢蠢欲动。矿藏和资源公司受控于南非的哈里·奥本海默公司（Harry Oppenheimer）。它委托一位投资银行家菲利克斯·鲁哈顿声明，矿藏和资源公司正迫不及待地要出售资产。尽管所罗门14%的股票正攥在别人手里，但是古特弗罗因德还是随波逐流地听之任之，这是个致命的做法。到了9月中旬，当他得知菲利克斯·鲁哈顿找到的买主竟然是罗纳德·佩雷尔曼的露华浓时，不由惊得目瞪口呆。
不得已，古特弗罗因德只能向这些投资银行家们屈服了，他同意让所罗门接受被收购的命运，他从未想到自己会落到这一步田地。一年前他在一次收购其他公司的圆桌会议上还有说有笑，当时与会的还有布恩·皮肯斯、著名并购律师乔·弗洛姆、德雷克塞尔公司总裁弗雷德·约瑟夫、检察官鲁道夫·朱利亚尼、收购商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和巴菲特。当时的主持人刘易斯·卡登虚设了一个“哈里”的形象，这是一个致力于公司长期价值的传统型首席执行官，他突然间遭受到了收购商的威胁。
古特弗罗因德：我们别再浪费时间讨论哈里了。
主持人：（认同哈里的作用）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家公司可是我一手创办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古特弗罗因德：你之前确实干得很不错。但是对不起，这就是现实，董事会有权开除他。
主持人：开除他公平吗？
古特弗罗因德：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时光无法倒流，不管是改善管理后自力更生还是被别人接管……哈里都已成为过去了。
现在，当古特弗罗因德照镜子时，发现“哈里”正盯着自己呢！
古特弗罗因德同意与佩雷尔曼会面。佩雷尔曼向他保证“收购的动机是友善的”，并希望古特弗罗因德能留下来。但佩雷尔曼希望自己在董事会能有两个席位，并暗示最多会买下25%的股票。古特弗罗因德听毕显得很镇定。
所罗门的支持者们很快就发现佩雷尔曼派来的代表是布鲁斯·沃萨斯坦，因此担心如果佩雷尔曼获得控股权，布鲁斯·沃萨斯坦很快就会掌握公司的主动权。佩雷尔曼对这种猜测嗤之以鼻，表示自己不会掏腰包为沃萨斯坦找一份好工作。尽管如此，但是除了对所罗门的整体业务表示赞赏之外，佩雷尔曼并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收购动机。不过无论如何，古特弗罗因德和所罗门的人还是不信任佩雷尔曼。菲利克斯·鲁哈顿说：“他们认为沃萨斯坦和匈奴王阿提拉一样富有侵略野心。”佩雷尔曼当时正对吉列发起第二次恶意收购进攻，并从中大捞好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精算师马丁·莱博维茨说：“人们不可能会为佩雷尔曼工作，我们都不是那种人。”
可惜啊！所罗门过于粗心大意了。对于矿藏和资源公司，其实只要有人愿意开出理想的价格，他们就会同意转让股份。所罗门自己买不起，佩雷尔曼则准备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买进（当时的市场价为每股30美元多一点），总收购价约为7亿美元。此时正值9月21日（周一）早上，鲁哈顿认为所罗门最多只能争取在周末前再找到一个买主了，于是古特弗罗因德不得不往奥马哈打了电话。
没过两天，巴菲特就安排在纽约与古特弗罗因德和所罗门的首席财务官吉拉德·罗森菲尔德会面，地点是在古特弗罗因德的法律顾问马蒂·利普顿的办公室。巴菲特独自一人踱进了房间，他套了件蓝白相间的泡泡纱衣服就来了，而且衣服的里衬已经磨破，胳膊下还夹了张报纸。看到这副穷酸相，吉拉德·罗森菲尔德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难道此人就是所罗门的救世主吗？
巴菲特和古特弗罗因德两人很快就切入主题，互相试探对方的意图。半小时后，罗森菲尔德也加入了谈话。巴菲特开始向他询问所罗门的经营前景，包括5年内股价能抬升到什么水平。他们一致认为大概可以上升到每股65美元左右。巴菲特认为让他买进大量普通股太冒险了，只要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税后年收入增长能达到15%，他就更愿意投资于一种可转换优先债券。大家都已经明白巴菲特心中的这种想法已经越来越明确了。
可转换优先债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产物。它是有债券的属性——固定的息票和债券发行人的本金保证，持有人还可将其换成普通股。人们把它形象地称作“优质国库券”，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小，而且机会合适的时候持有人还可以大赚一笔，尽管利润不如购买普通股那么高。
巴菲特坚持要9%的利息回报和两个董事席位——一个给自己，另一个给芒格。所罗门的高管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他们认为巴菲特给自己争取的条件过于优厚了。他们说：“这给人的感觉是，买方给的溢价很低（每股只有38美元），但要求的分红却很高，他两样都占全了。”所罗门芝加哥办事处的负责人威廉·麦金托什回忆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每年得到的6 300万美元分红（与其他公司的同类收入一样）基本上是免税的。但在另一方面，巴菲特的资金可以将所罗门从矿藏和资源公司手中买回来，同时还避免了来自佩雷尔曼的威胁。在所罗门高管的心中，巴菲特和佩雷尔曼之间的人心向背不言自明。
周六晚上，古特弗罗因德与佩雷尔曼在纽约市东部幽雅的雅典娜广场酒店见了面。这一次，古特弗罗因德礼貌但却直率地告诉对方，佩雷尔曼不是所罗门欢迎的投资者。两天后，受挫的佩雷尔曼说他愿意接受和巴菲特同样的条件，还可以少拿利润，不过他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他将在公开市场上买断所罗门的控股权。古特弗罗因德再次拒绝了他。
接着古特弗罗因德告诉公司的董事们，要么让巴菲特成为最大的股东，要么就干脆换一个首席执行官。古特弗罗因德预言，巴菲特肯定能帮助经营好公司。其中一位股东莫里斯·格林伯格对此坚决反对，但董事会最终还是通过了这项决定。促成此次耗资巨大的交易的唯一原因其实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那就是所罗门在巴菲特手中会比在佩雷尔曼手中运转得更好。
当9月底这条消息公布后，整个华尔街都震惊了。《华尔街日报》评论道：“这笔交易似乎对谁都合适，唯独一人除外。”巴菲特在一个投资公司里一次性投入了7亿美元，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巴菲特对古特弗罗因德十分尊敬，他后来曾说过：“我和芒格都喜欢约翰，敬重他，信任他。”而且这笔交易的风险并不高。在华尔街声名显赫的贝尔斯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瑟·格林伯格认为巴菲特“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东们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如果古特弗罗因德处理不当，把市场拱手让人，那就是他的失策。
不过负面批评声也是不绝于耳。《福布斯》的编辑艾伦·斯隆指出，巴菲特的融资使得所罗门屈从了矿藏和资源公司的讹诈。一些巴菲特的崇拜者也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他们认为巴菲特现在和华尔街的投机商已经是一丘之貉了。一年前巴菲特还语带揶揄地写到，如果有某位刚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问他致富捷径，他会一手捂着鼻子，另一只手不屑地指向华尔街。甚至连巴菲特最忠实的朋友卡罗尔·卢米斯都在《财富》杂志上感慨道：
巴菲特投资所罗门，其中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就在于他与华尔街同床共枕了，而在过去，他一直对华尔街口诛笔伐。
事实很快就证明，巴菲特当时的判断是大错特错的。过去巴菲特只是所罗门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备受礼遇的客户，而且他对所罗门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两周后，所罗门宣布解雇800名职员并关闭两个部门，此举是为了减少6 700万美元左右的开支，这让人感觉到古特弗罗因德好像完全失控了。此番举措也引起了股市和债券市场上的普遍焦虑。
股市的长牛格局已经延续了5年。尽管在1987年的大部分时间，利率一直在上升（这会使公司的内在价值缩水），但是股市的表现依然抢眼。到了8月，道琼斯指数所涵盖股票的平均市盈率达到了让人感觉有些摇摇欲坠的22倍。
就像万事皆有因果一样，牛市也有自身的内在机理。在1987年，人们认为支撑这波牛市行情的是充裕的“流动性”。这种“傻瓜”理论认为：一些不知名的股民的资金（流动性）可以继续托起大盘。当时，日本股票的平均市盈率是60倍。尽管美国国内的股价已经高得离谱，但是日本的股价高得更邪乎，因此人们认为美国的股市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种解释没有提醒人们关注之前突然大涨的牛市行情也会以眼泪收场。当然，牛市就像恋爱一样，你的这一次恋情肯定也是之前所不曾拥有过的。
威灵顿管理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宾克利·肖茨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是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硕士，有三个孩子，而且对华尔街的情形了如指掌。他承认股市现在很火，而且动力十足：
股市吸引了许多外资，因为这里的股票比他们自己的要便宜一些。因此，这波牛市可能会持续下去，尽管它目前有点儿离谱。
其实股市价格偏高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但大家依然坚信牛市还会延续下去。《商业周刊》声称“昨日的评价标准”今天已经失灵了。巴菲特觉得基金经理们已经放弃了对股票的评价标准，他说：“对他们而言，股票只是一种游戏符号，就像《大富翁》游戏里的顶针和熨斗之类的道具一样。”
在计算机股票软件的帮助下，基金经理们在市场这个“大篮子”里狂买股票，他们会先买几百万股通用汽车股票，再买几百万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股票，又买一些西屋公司的股票。同时在芝加哥还出现了股指期货。这是继猪肉和牲畜期货后的又一新型期货合约，它使人们可以对整个股市的走势进行投机交易。对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的投资人来说，股票的价值当然来自相应公司的业务增长，但现在出现的一批投资人士会买下整个市场的股票，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了哪些股票，更谈不上进行风险分析了。
在华尔街，“资产再分配”的浪潮风起云涌。投资经理们第一次决定对“某类”股票，而不是具体的某只股票该投资多少。他们的投资总额一直摇摆不定，经常出现高换手率的情况。很多投资经理过分依赖计算机软件，甚至完全让计算机来操控交易。1987年9月，《机构投资者》杂志告诫说，如果过分依赖技术专家，这种做法只会带来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误观念”。
但大多数人对这种警告置若罔闻。基金经理们都认为高科技的手段是万无一失的。按照这种策略，他们事先设定在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卖出股指期货，跌幅越大卖得越多。因为他们认为售出期货比卖出股票更加容易，基金经理们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对冲风险。
明尼阿波利斯第一银行系统的投资顾问肯特·格林说，当有人想卖出股票时，他会发现“有些股票的流动性不好”，也就是说没人想买它们。另一方面，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走芝加哥期货市场的旁门。“期货的流动性，”肯特·格林说，“现在是股票的4倍。”
肯特·格林说得不够准确的一点是，他无须眼下就卖出股指期货，只是在股市下挫时他才需要这么做，那时大家都会采用这样的投资策略。以投资银行家尼古拉斯·布拉迪为首的白宫研究团队通过调查表明，当时机到来时，有600亿~900亿美元的期货交易资金会像肯特·格林说的那样去运作。
回想起来，人们对当年10月最深的记忆并非是那时突然发生的变化，而是人们对未来的种种猜测。当时到处都弥漫着悲观的市场气息。新闻评论员查尔斯·阿尔蒙说那是一次“类似于1929年的大崩溃”。看跌者认为股市价格太高了，看涨者也持同样的看法，不过大家都想再捞上一票。从1月1日到8月达到最高点2 722.4点时，道琼斯指数已经增长了惊人的44%。大家都被冲昏了头脑，甚至连摩根士丹利的投资战略家、华尔街最重要的风向标之一拜伦·R·威恩都准备放弃原来的规则办事了。他在8月说，甚至连利空的消息都不能阻止股价继续上涨：
……一股神秘的力量正推动着市场不断发展……也许现实与股价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我们在商学院所讲述的那样紧密。
天有不测风云，一周以后，现实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通货膨胀的苗头正在出现，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元的贬值幅度令人担忧。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美元坚挺，美联储在9月的第一个周日宣布提高贴现率，这是美联储向商业银行提供融通借款时采取的利率，因此备受关注。受这一因素的刺激，债券市场交易额旋即狂跌，道琼斯指数也在一天之内下挫了38点。
到了10月初，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从3月的7.4%上升到近10%。10月6日，道琼斯指数下跌了91.55点，创下了单日最大跌幅的纪录。市场让人捉摸不透，局势的发展更让人感到难以驾驭，而且过去出现过的股市暴跌局面似乎随时都有可能重现。从短期来看，市场还见不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10月12日左右，巴菲特卖掉了至少一批他本来想用来赚取更大利润的股票。除了他的3只“永久持有”的股票外，他几乎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他的一位朋友说：“巴菲特的指令很明确——统统清仓。”
巴菲特并不是在盲目预测。他只是遵守了两条宝贵的原则：第一，永远不要亏损；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原则。芒格说：“沃伦绝不会说他能够洞悉市场走势。”不过，也许巴菲特现在更注意他墙上那张1929年的报纸了。随后的一周内，美国的利率超过了10%。日本的股市还在继续上涨，但华尔街已没人关心日本了。10月16日，一个黑色星期五，道琼斯指数重挫108点。
华盛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每当市场下跌时，政客们总指望胡乱找出一个罪魁祸首，不管是投机商还是瑞士的大银行家，不管是谁都行。有人把市场下挫归罪于“29岁的技术专家们”。美国风度翩翩的财政部部长在周末的一个电视节目上说，他认为美联储不可能再采取紧缩政策了。可惜这番表态来得已经太迟了。
10月19日星期一，证券交易所里堆满了出售股票的交易单，导致道琼斯指数30只股票中有11只在开盘一小时后都无法正常交易。同时，证券保险售出程序自动启动。股指期货市场就像自由落体运动一样快速下降，引发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下挫。最后，大家都关注哪些股票可以马上套现。毕竟股票可以售出的通道显得太少了，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把手中的股票售出，股指期货也没能挽救大盘。当日黄昏时分，恐慌性抛售终于演变成了大崩盘。
在波士顿的富达投资集团门口，等待赎回基金的人排成了长龙。报纸上出现了让人“歇斯底里”的绝望消息。纽约的金融中心则比平日里安静了许多。人们待在办公室里紧张地盯着计算机屏幕，黑色星期一成了当代社会的一次历史性事件，它的影响似乎无处不在，当日道琼斯指数急挫508点，跌幅高达22.6%。
巴菲特的损失也高达3.42亿美元。他可能是全美国为数不多的并非每时每刻都关注股市崩溃的投资人士之一。只有一次，他走进戈德伯格的办公室，平静地告诉他伯克希尔·哈撒韦该做些什么，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
两天后，巴菲特召集格雷厄姆的门徒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聚会。尽管股市仍然动荡不安，但这些人似乎都置身事外，这让人感到很惊讶。中途没有人离开过会议室去查看股票行情，甚至大家并没有谈论太多这方面的话题。他们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参观了一个植物园，对那儿的观赏植物赞不绝口。参加这次聚会的温德汉姆·罗伯森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是一名记者，他问巴菲特这次崩盘“意味着什么”，巴菲特只说了一句：“也许它上涨得过高了吧。”
与1929年大崩盘的黑色星期四相比，这个黑色星期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它并没有引发什么经济萧条或是其他风波。起初人们还以为这次股市崩盘会成为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里程碑事件。专栏作家们欢呼这个股市博利时代的结束，对银行投资暴发户遭受的重挫更是感到兴高采烈。不过，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华尔街又开始继续运转了。事实上在1988年，银行家们取消的交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很多股票也收回了失去的阵地。这次崩溃好像没留下任何痕迹，只是在股票经纪人的电脑显示屏上留下了一条锯齿形曲线。
“崩盘”的意义并不明显。在它发生之前一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是4 230美元。在16日（星期五），它的收盘价为每股3 890美元。在黑色星期一，它跌到了每股3 170美元。伯克希尔·哈撒韦经过巴菲特22年的辛勤经营，现有资产近50亿美元。公司什么都没变：在斯坦福·利普西的带领下，《布法罗新闻报》的销量未减，《世界百科全书》还是安静地摆在学生们的书架上。不过，在那一周里，公司的市值蒸发了25%，一代人辛苦经营的成果有1/4消失了。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