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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收购交易
第14章 收购交易
1984年，在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的时代公司总部，巴菲特拜访了它的首席执行官J·理查德·门罗。伯克希尔·哈撒韦当时已经拥有时代公司4%的股份，巴菲特和门罗常常在一起讨论媒体的经营问题。现在他们两人都知道，传言说有人想要收购时代公司。
巴菲特认为自己可以帮助这个媒体巨人保持独立。“你想要一个白衣骑士吗？”巴菲特问道，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通行说法，他其实是在提出交易的建议。按照门罗的说法：
沃伦·巴菲特本来可以成为我们的大股东，而且他同意决不把手中的股票出手。可当我把这个意见带到董事会时，他们却问：“沃伦·巴菲特是谁？”
时代公司可能以为自己是刀枪不入的。门罗写道：“情况还没到最糟的时候，我们还不至于夜不能寐。”但是，不久之后公司就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刀枪不入的。华纳通信公司提出了恶意收购的要求，如果收购成功，时代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就得完全改写。时代公司可能会成为这个兼并狂潮年代的经典反面教材。事后，门罗对巴菲特的提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没抓住机会，真是大错特错呀。”
门罗和其他人都会发现，戏剧性的嬗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10年前的第一波士顿公司还是一家死气沉沉的小公司，只有4个人在策划兼并和收购交易，现在已经拥有110多位精英，每小时都有交易在发生。此时的兼并步伐大大加快了，1975年整个华尔街的并购交易量仅为120亿美元，到了1984年这一数字已经猛增到1 220亿美元。原先几乎陷于沉寂的投资银行家们，现在却招来了旁人很多艳羡和嫉妒的目光。他们年轻、富有、衣着光鲜，而且喜欢用军事案例来打比方，他们这些人让华尔街主流公司的高管们都敬畏三分。
一个世纪以来，华尔街一直充当着帮助公司进行融资的角色。风水轮流转，现在华尔街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掌握了主动权，美国的很多大公司只能对他们俯首帖耳。进行恶意收购的人拥有了一种新的利器，那就是垃圾债券。开创这一先河的是人们谈之色变的德崇证券公司，其他公司只能接受它开出的价格，不论价格有多高。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80年代与过去高歌猛进的投机时代极其相像。实际上，原来在投机年代提倡股票迅速转手做法的弗雷德·卡尔摇身一变，成了德崇证券公司垃圾债券的推销者。
当然，华尔街对于投机已熟视无睹，对兼并狂潮也并不陌生。但是，整个华尔街的架构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财富》500强公司现在已经被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所控制。它们的叫价一向很高，左右着市场。过去，大股东对某家公司（至少是对经营业绩良好的公司）的承诺能够有效地防止公司被收购，现在这种承诺用不了半杯茶的工夫就会失效。冠军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西格勒抱怨说，他的股东变动太频繁，他都记不住他们的面孔。
巴菲特的观点也变了。之前，他完全站在股东的角度来看待华尔街，步入中年后，他的观点已与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趋于一致，就像理查德·门罗和安德鲁·西格勒一样。他时刻提防操纵股市者，防范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室里掀起风浪，对因为收购风潮带来的股价猛涨也是时刻警惕。巴菲特再一次从心底感觉到和之前的投机时期一样，华尔街做得有些过头了。但是巴菲特这次不想罢手，他很想做成几笔大交易。
巴菲特是从1985年2月26日开始玩这种大游戏的。在华盛顿停留的那几天，他接到了大都市公司董事长汤姆·墨菲打来的电话。
“沃伦，你可能不相信，”汤姆·墨菲欣喜若狂地说，“我刚买下了美国广播公司，你快点儿来教教我该怎么付账。”
汤姆·墨菲与巴菲特一样，都出身于政治家庭，他父亲是布鲁克林的一位法官。家中曾经接待过托马斯·杜威[24]和阿尔·史密斯[25]这样的贵宾。汤姆·墨菲的童年过得很是悠游自在，后来进了哈佛大学商学院。他的同班同学詹姆斯·伯克（后来成了强生公司的董事长）认为汤姆·墨菲天生就是一块搞政治的料。汤姆·墨菲个子很高、秃顶，招呼别人时总爱称“伙计”，看起来平易近人。从利华兄弟公司（Lever Brothers）辞职后，他在哈得孙谷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年薪18 000美元的工作，管理着奥尔巴尼市一家濒临破产的超高频广播电台。
哈得孙谷这家电台的节目连退休了的老修女都喜欢，1957年它设法买下另一家电视台并上市，股价为每股72美分。几年之后，汤姆·墨菲搬到了纽约一间用褐石建造的办公室，并任命丹尼尔·伯克（詹姆斯·伯克的弟弟）为他的副手。他俩紧密合作，汤姆·墨菲负责制定整体战略和交易，作风强硬的丹尼尔·伯克则负责具体管理工作。他们经营的这家公司即现在的大都市公司，已逐渐发展成一个集广播、有线电视和出版为一体的传媒帝国，但是公司领导层的风格却与公司巨大的规模极不相称。汤姆·墨菲和丹尼尔·伯克掌管着巨大的财富，但他们的办公室却十分简朴。大都市公司没有法务部，也没有公共关系部。汤姆·墨菲十分节俭，有一次在粉刷奥尔巴尼的总部时，他只让刷面朝大街的两面墙，对着哈得孙河的那两面墙就免了。他和伯克的完美配合再加上节俭的作风，使大都市公司的事业蒸蒸日上。
巴菲特是在70年代早期认识汤姆·墨菲的。197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买下了大都市公司3%的股份，但在股市上运作一段时间后又卖掉了，后来巴菲特说这种决定 “简直是疯了”。与此同时，墨菲和他的副手丹尼尔·伯克开始在每次大手笔运作之前都先与巴菲特商量。有一次沃尔特·安纳伯格准备卖掉他的传媒帝国中的《电视导报》和《每日赛马快报》，巴菲特说：“墨菲，我们两家各出一半买下它们怎么样？”他们到贝弗利山去面见安纳伯格，开价10亿美元，却遭到了拒绝。之后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买下了斯维森冰激凌公司。但巴菲特仍然希望成为墨菲的合作伙伴，他说墨菲和伯克这对儿搭档是全美国商界最成功的。
巴菲特早就对美国广播公司感兴趣了。在60年代后期，美国广播公司已同意出让给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但美国司法部不同意。这桩买卖流产时，巴菲特正在太平洋股票交易所。他对芒格的助手爱德华·安德森说：“要知道，美国广播公司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股票交易者手中，每个人都有控制它的机会，我手头要是有这么一大笔钱就好了。”1979年，巴菲特买下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一部分股份，到1984年又买了一部分。当巴菲特接到墨菲的电话时，他已经拥有美国广播公司2.5%的股份了。
墨菲对美国广播公司同样很感兴趣。它的地方电视台是一棵摇钱树，遍布全美国的电视网更是价值连城。1984年后半年，大家都看出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想提高一个公司对一家电视机构的最高持股比重，这就使得兼并一家电视机构成为可能。墨菲马上拜访了美国广播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79岁的莱昂纳多·H·戈登森。他们在纽约的美国广播公司大楼会面。“莱昂纳多，”墨菲说，“我不想被你从39层扔下去，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的想法。”莱昂纳多·戈登森并没有把他扔下去，因为他知道美国广播公司已被一群喜欢公司并购的人盯上了。他们如果成功了，就会把他用毕生心血打造起来的公司弄得支离破碎。如果莱昂纳多·戈登森真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墨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至少他可以保持公司的完整性。
两天后，巴菲特就和墨菲与伯克在纽约会面了。
巴菲特最初说得很谨慎：“请你想想它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墨菲和伯克马上就明白了。虽然大都市公司拥有像《妇女时装日报》和《堪萨斯城星报》这样的报纸，但是圈外人对它们知之甚少，而且墨菲和伯克的生活也像隐士一样。如果现在收购成功的话，墨菲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喜欢在上班途中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就要和坐着豪华轿车的电视网络大腕们共事了。
墨菲很感动——巴菲特首先能想到这将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的改变。不过，墨菲心意已决，他要继续前进。
巴菲特心中还有一个墨菲和伯克都不曾想到的担忧：一旦大都市公司买下美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残酷的并购风暴会把大都市公司也卷进去。
“那我们该怎么办，伙计？”墨菲问道。
“你最好有头900磅重的大猩猩给你撑腰，”巴菲特说，“一个拥有大量股票的人，是不会不顾价格高低随便卖出的。”显然，这个人必须富有、忠诚。
“你愿意当大猩猩吗，伙计？”
巴菲特后来说，直到那时他才想到自己的作用，可当时他还能想到别的大猩猩吗？伯克原来还认为一切都搞定了。不过墨菲刚一提议，巴菲特就列出了前进途中的两块绊脚石。
大都市公司在布法罗有家地方电视台。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成了它的股东，按照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电视台与《布法罗新闻报》不能并存。巴菲特说他不能卖掉报纸，他说“我把毕生精力都投入这家报纸了”。于是，墨菲只得同意卖掉他的地方电视台。
第二件事更棘手。还是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巴菲特不能同时兼任《华盛顿邮报》和大都市公司的董事。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情有独钟，与格雷厄姆一家的交情也非同一般，因此巴菲特需要慎重考虑。
大家在纽约分别。巴菲特飞回了奥马哈，左思右想之后，他认为即使不当《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也仍能持有它的股票，而且他与《华盛顿邮报》的关系并不会改变。[26]
当天晚上，巴菲特给墨菲打电话，提议由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每股172.50美元的价格买下大都市公司300万股股票，这是当时的市场价（创业之初，大都市公司的股价只有每股72美分）。墨菲马上就同意了。就是说巴菲特将以5亿多美元买下大都市公司18%的股份，这是他与B夫人交易额的8倍，也是他第一次在传媒业的投资（《华盛顿邮报》）的50倍之多。大都市公司则靠伯克希尔·哈撒韦输送的弹药来购买美国广播公司。
在与美国广播公司谈判时，他们遇到了一些波折。负责电视网事宜的是第一波士顿公司负责并购事务的副总裁布鲁斯·沃萨斯坦。这位身材矮胖、头发散乱的银行家想要抬高价格，他在替客户工作时就像一头精明的狐狸。大都市公司最初的报价是每股110美元，由于布鲁斯·沃萨斯坦的讨价还价，墨菲、伯克和巴菲特很不情愿地把价格提到每股118美元，这是美国广播公司近期股价的两倍。尽管如此，布鲁斯·沃萨斯坦还是贪心不足。1985年3月12日，墨菲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纽约第3大街世达律师事务所的摩天办公大楼，告诉美国广播公司的律师约瑟夫·弗朗，大都市公司准备放弃了。但是约瑟夫·弗朗不让他走，说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当天下午，双方在世达律师事务所再次谈判。对方是一群80年代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弗朗早在50年代就开始在股海沉浮了，现在每一次大的兼并案中都会出现他的身影。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夙敌）马丁·里普顿正在代表大都市公司与他交涉。布鲁斯·沃萨斯坦则带来了为美国广播公司撑腰的一群银行家。（由于巴菲特和芒格的反对，大都市公司没有聘请一家投资银行。）就这样，双方展开了漫长的交涉。
其实，谈判是在巴菲特和布鲁斯·沃萨斯坦两个人之间进行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迈克尔·马拉迪对这两人之间的明显差异感到惊讶：一个来自中西部，为人坦率、言谈随和；另一个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年富力强、开朗沉着。沃萨斯坦发现巴菲特在谈判时，随便用几句玩笑或是调侃就能让谈判气氛变得轻松活跃，不过双方的差距还有1亿美元。渐渐地，沃萨斯坦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他强调除了收现钱之外，他还要求对方保证美国广播公司的股东有权购买大都市公司的股票。换言之，沃萨斯坦希望有保持公司部分股份的权利。“我们想，巴菲特是个精明的家伙，他要买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就要卖呢？”沃萨斯坦回忆说，“我们希望能够留一手。”
巴菲特完全不同意。他简短地进行了一番表态，大意是他讨厌卖股票，他在年度报告中一直批评这种做法，这已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种禁忌。沃萨斯坦反驳说，美国广播公司的股东仍有权再得到些利益。随后，他带着美国广播公司的人离开房间，谈判陷入了僵局。
当他们重新回到谈判室时，巴菲特眨眨眼说：“我想将来我会后悔的。”他宣布沃萨斯坦方面可以认为交易已经成功了。美国广播公司一方大吃一惊。现在双方得算算这笔交易到底值多少钱了。沃萨斯坦他们开始用计算机处理一大堆数据和公式，大都市公司方面则由巴菲特来计算，他只是胸有成竹地心算了一下就行了。
巴菲特已经省下了一笔投行费用，不过沃萨斯坦方面获利更大。芒格对这笔交易并不感兴趣，巴菲特则不同。他对美国广播公司的期望很高，他现在成了它最大的股东。巴菲特的预言果然没错，后来他的确后悔了。
巴菲特给大都市公司开出的股价相当于16倍的市盈率，这个出价在他的恩师格雷厄姆看来太高了。巴菲特也向《商业周刊》坦言：“对我的这个交易决定，格雷厄姆未必会赞成。”巴菲特把赌注压在墨菲和伯克未来能从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中榨出更多的利润上。可实际上，事与愿违。股价在不断上涨，伯克希尔·哈撒韦要发展，巴菲特需要大笔的投资，而且小规模的投资是毫无收效的。除了美国石油领域之外，美国广播公司这笔价值35亿美元的收购案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然而，这个纪录并没保持多久。紧跟着又出现了几笔大的收购案，很多都是恶意收购。投行也放弃了传统的方法，刚刚收完一个企业的佣金，转身又会把矛头对准它。很多小型企业甚至吞掉了一些行业巨鳄。华尔街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战场。
套利者同时声名鹊起。他们把自己看作能够翻云覆雨的大人物，至少也成了大公司的股东。巴菲特做成这笔大生意的同一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登出了号称“油神”的石油投资商T·布恩·皮肯斯的照片，他称自己是那些“思想古板”的企业家的死对头。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并不指望在买下企业后进行什么改造，他只希望买下足够多的股票，然后再转手出让他家，自己从中牟取暴利。
不过，被兼并方的首席执行官的一些手法也不高尚。许多首席执行官用股东的钱来贿赂套利者，让他们离开，好保全自己的饭碗。甚至一些大公司，如迪士尼公司等被索尔·斯坦伯格威胁，被迫花出一大笔钱以息事宁人。菲利普石油等公司担心被投机猎手卡尔·爱康盯上，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表现不够出色，于是大举借债，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一团糟，免得那些企业狙击手向它开火。
这种奇怪的企业狙击游戏为巴菲特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听到好几位首席执行官说自己已是四面楚歌。他突然产生了个念头，想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当一名救火队员，因为它的老板向来就有遇事从容、处变不惊的美誉。不用融资，它就可以快速采取行动，因为一个被逼上绝境的首席执行官如果既不愿被兼并者牵着鼻子走，也不想采取贿赂对方的自杀性行为，他很可能会走第三条路——把公司卖给巴菲特。因此，巴菲特在他的报告中常常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比作一个避风港：“对于合适的行业和合适的人，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
1985年秋天，机会又来临了。斯科特－费兹公司是俄亥俄州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综合型企业，其业务范围从《世界百科全书》到柯比牌吸尘器，一应俱全。不过，它在华尔街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4年董事长拉尔夫·斯奇利想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下它的控股权。这个价格并不高，只比市场价每股高出5美元。投机商愿意出价每股53美元，他们认为这已是最高价了。两周后，投机商伊万·波亚斯基出价每股60美元。这个投机魔头凭借与德崇证券公司的关系而富得流油。人们当然不知道，伊万·波亚斯基私下进行了非法的股票操作（一旦曝光，他是要进监狱的），这只是华尔街暴发户的一个缩影。说话做事絮絮叨叨的斯奇利讨厌为波亚斯基卖命，但波亚斯基坚持索要400万美元的“放弃费”。斯奇利拒绝后，问题就变得很棘手了。波亚斯基现在手握斯科特－费兹公司7%的股票，随时可能将其卖给另一个买主。
斯奇利又想重新计划一次杠杆收购，出价每股62美元，但是计划失败了。更糟糕的是，如此一来，公司的很多股票都被波亚斯基这样的短期投机商控制了。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公司转手卖掉。斯奇利现在能做的就是抢在他们之前找到一位买主。斯奇利在1985年夏天得知李尔兄弟手里握有公司6%的股票。这兄弟俩是新一代投机商的代表，他们手里掌握的股票不多但是债权不少，就这样他们已经收购了一系列小公司，这让斯奇利心生寒意。兄弟俩知道杠杆收购有着无穷无尽的威力，于是也开始关注斯科特－费兹公司的前景。拉尔夫·斯奇利的确是遭遇80年代的寒流了。
巴菲特其实也一直在关注斯科特－费兹公司，而且买进了不少股票。该公司现在的投资回报很丰厚，而且，《世界百科全书》正是巴菲特渴望涉足的出版领域（他小时候就读过它）。看到斯奇利在报纸上的广告之后，巴菲特认为时机已到。10月，他给拉尔夫·斯奇利写了一封短信：“我们现在拥有贵公司25万股股票。我们对贵公司印象一直很好，不会做不友好的交易。如果您有意寻求买主，请给我打电话。”
对拉尔夫·斯奇利来说，这不啻来自天国的福音。他同意在芝加哥与巴菲特和芒格会面，他们一起共进了晚餐。第二天早上，即10月23日，巴菲特开价每股60美元，用现金支付。拉尔夫·斯奇利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这是实盘，不能中途放弃；第二，没有“放弃费”。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交易信息会告知一家投资银行，但巴菲特并没有聘请投资银行。巴菲特只是轻松地耸了耸肩，让斯奇利回去起草合同。一周后，巴菲特以3.15亿美元的价格又买下了一棵摇钱树。
巴菲特这次收购所用的现金是从另一宗交易中得来的。这笔生意发生在10月：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以高价（恶意）收购了通用食品公司。作为通用食品公司最大的股东，伯克希尔·哈撒韦从中赚到了3.32亿美元的利润。“我并不算高兴。”巴菲特笑着说。现在他的公司的股价又创纪录了，达到每股2 600美元。当月《福布斯》杂志的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翁排名中就有巴菲特的大名，紧随沃尔玛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IT巨人、佩罗集团董事长罗斯·佩罗和房地产大亨哈里·赫尔姆斯利之后。
公司收购显然让巴菲特的钱包变得更鼓了。不过，尽管巴菲特盈利颇丰，但他还算不上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与收购狂潮的代表人物罗纳德·O·佩雷尔曼相比，巴菲特还是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
巴菲特和佩雷尔曼的购买欲都很强，对公司的判断也很敏锐。作为投资者，他们也很相像。佩雷尔曼运用的高科技手段较少，总是以钱铺路。佩雷尔曼目光长远，但从本质上讲，他是个金融家而非一个优秀的经理人。有一次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他说，他平均每周要读10份公司年报。
另一方面，咄咄逼人的佩雷尔曼经常从事恶意收购，巴菲特则不然。佩雷尔曼只对控股权有兴趣，这一点也与巴菲特不同。他们的最大区别在于，巴菲特只以上市公司的股东身份参加交易，他所赚取的利润和他所持有的股份比重相仿，而大多数的交易人是靠内部渠道（如各种收费项目）赚钱的。
佩雷尔曼就是通过把美国特艺色公司（Technicolor）、马克安德鲁斯–福布斯公司（MacAndrews and Forbes）的其他股东排除在外的方式获得了巨额财富。他的开价都很不公平，而且每次交易都会惹上官司。巴菲特之前曾经同意作为控方（他的朋友比尔·鲁安）的专家证人来证明佩雷尔曼有罪。比尔·鲁安拥有马克安德鲁斯–福布斯公司的部分股票。当时参与诉讼的一位律师说，巴菲特说佩雷尔曼在“榨干股东的利益”，佩雷尔曼则矢口否认。最后官司了结，避免了一场可能会发生的冲突。
在巴菲特买下斯科特－费兹公司的同时，佩雷尔曼又向世人展示了华尔街的一条新游戏规则，它一旦被使用就能置某家独立公司于死地。科尼·布鲁克在《猎者盛宴》（The Predator's Ball）杂志上评论说，佩雷尔曼对露华浓公司的进攻就像阶级战争一样。这家化妆品公司的贵族董事长迈克尔·博格里斯认为叼着雪茄的佩雷尔曼和德崇证券公司的金融家都是“开当铺”的。他粗鲁地拒绝了收购要求，说这家公司不准备出售。佩雷尔曼则反击说迈克尔·博格里斯是典型的老古董企业家。博格里斯在巴黎有处豪宅，还有管家，佩雷尔曼称它为“博格里斯城堡”。在一般人看来，这场战争显得很奇怪。佩雷尔曼的武器PP公司（Pantry Pride）的规模只有1.45亿美元，而露华浓则价值10亿美元。可是佩雷尔曼通过垃圾债券融资反而占了优势，他买下了露华浓，博格里斯失业了。事实证明，博格里斯说露华浓不卖的话错了。其实，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买卖的。
1985年11月，在佩雷尔曼买下露华浓一周后（他保留了管家和城堡），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研讨会上做了关于恶意收购的演讲。参加研讨会的有企业首席执行官、银行家、并购律师以及诸多学者，著名律师马蒂·利普顿也在其中，他在露华浓防御战中受的伤还没痊愈呢。对他们来说，公司收购只是家常便饭。大都市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之间的交易才过8个月，很多细节还没最后敲定，又有5起更大的并购案发生了。华尔街的财富转手速度快得让人目不暇接，露华浓收购案的律师费和投行费用就高达1.2亿美元。因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么多人跑来这家常春藤校园不是来吃晚饭的，而是想拜见巴菲特。
毋庸置疑，每个人心头都在想着露华浓的收购案，但是巴菲特并没有提到它。他做的是即兴演讲，谈的是喜诗糖果公司和他自己。自从他11岁时买了3股城市设施优先股以来，他搞投资已有40多年了。在他那些久远的记忆中，股东们是“理所当然的老板”。
我想在报纸上读到某条报道，说我是城市设施公司的老板，经理层正按我和其他几位股东的意思在经营这家公司。如果有人想买那家公司就得找我商量。
成年之后的巴菲特还是这么想。如果有人向喜诗糖果公司的管理层开出了收购价而管理层没告诉他，他就会觉得自己“被忽视了”。如果必须有人决定是否要出售，那必须由股东来决定，因为公司毕竟是他们所做的投资。像博格里斯这样的首席执行官，喜诗糖果公司是万万不会要的。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否认股东们能从收购事件中受益，他自己就从通用食品公司的收购案中狠狠地赚了一笔。他说：“因为我母亲今晚不在这儿，所以我承认我也玩过股票投机。”他也曾经从这种做法中渔利。但是，股市的投机商越来越多，这也让他深感忧虑。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他的老相识，很多还是他的朋友。他发自内心地对这些投机者们的恶意收购感到担忧。
我认为，在经济学领域内，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起作用。只要有人出价进行收购，看不见的手就会挥动起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几年来，两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其实我也不知道缘由何在：第一，我知道一些经营完善的公司常常会以低于实际价值许多的价格被出售……
理论上，收购对公司的弊端是有诊治作用的，这种做法能帮一些企业剪去大树上的枯枝。在理想的经济模式中，资产将流向出价最高的人，因为理论上他们能最高效地利用这些资产。
但实际上股市并非总是处于理想状态。即便是一个优质公司的股票，如大都市公司，其股价可能也不高。股市投机者往往会抓住这种时机，这并不是因为墨菲和伯克是大树上的枯枝，只是因为他们公司的股票价格不幸跌入低谷。就连布恩·皮肯斯也抱怨说，石油公司通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兼并其他石油公司，要比在地下采油划算得多”。华尔街今天炒石油，明天就会炒别的。在巴菲特看来，这并不是经济学的达尔文主义，而是经济学大轮盘赌局。像汤姆·墨菲这样的人由于别人用钱搅局而破产，对这个世界可没有什么好处。
让巴菲特感到不安的另一点是，他发现收购会扰乱市场价格。商人就像政客一样，他们花别人的钱总比花自己的钱大方得多。好几个首席执行官都告诉过巴菲特，如果公司能给他们报销的话，他们就坐头等舱，在豪华餐厅用餐。
我还发现他们买公司时，对待股东的钱和对待自己的钱的态度并不一样。
如果能借鸡下蛋，股市投机者在收购一家公司时可能会花比实际价值更多的钱。华尔街对垃圾债券的巨大胃口也提供了大量来之甚易的钱，垃圾债券成了一种“虚假货币”。（之所以说它是“虚假”的，是因为买主们根本没有仔细想过，就天真地提供给借方经济能力之外的融资。）不管谁能借到最多，最后他都会把这笔钱用来实现自己的收购目标。巴菲特对此大为恼火。问题在于总有人上钩，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而且这种局面将长期存在。巴菲特说：“我个人认为，在一切都结束之前，垃圾债券将一直存在。”
对于1985年的美国经济界而言，巴菲特的这番话可谓振聋发聩。垃圾债券的发展势头迅猛，违约现象鲜有发生。投资者纷纷觊觎联合百货公司、美国大陆航空公司、梅西百货公司和特朗普公司等优质企业以及后来许多申请破产的公司。
密歇根大学金融和法学教授迈克尔·布拉德利在哥伦比亚大学研讨会上曾经抗议说：“用‘垃圾’这样一个贬义词来称呼这种盈利丰厚的债券，真是让我很费解。”迈克尔·布拉德利的观点是：垃圾债券的风险其实已经被它的（高）利率抵消了，就像资信评级为3A的债券一样，垃圾债券并不是坏债券。
理论上巴菲特也同意这种观点。一年前，伯克希尔·哈撒韦通过购买华盛顿公共电力服务公司廉价的债券也赚了一笔。濒临破产的借款人要求的贷款往往让人觉得物有所值。迈克尔·米尔肯、德崇证券公司的垃圾债券代理人就是靠经营这种债券起家的。最近一段时期，垃圾债券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它们的价格居高不下，尽管以票面价格发行债券的人的资信不高，但是债券的价格久久降不下来，当然也鲜有抬升。
不过，巴菲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垃圾债券的发行人和承销商一样赚得盆满钵满。在巴菲特看来，收购游戏就像是在吸毒，华尔街只能不停地用垃圾债券这个“针头”来扎自己的肌肤，因为华尔街已经因为毒瘾而精神恍惚了。巴菲特预言说：“除非遭受重大挫折，否则垃圾债券不会消失，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986年1月，大都市公司收购美国广播公司之后没多久，巴菲特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在大都市公司的管理层按惯例去凤凰城度年假时，巴菲特突然现身。他指出，现在有许多投资人是按“每小时变化的股价”来决定自己的忠诚度的。巴菲特发誓说他在投资理念上决不会朝三暮四，直至他进入坟墓的那一天。事实上，即便在他进入坟墓之后，这一点也不会发生改变。
有人问我，万一我在路上被卡车撞了怎么办，我通常会说我为那位肇事的卡车司机感到难过。因为我已经安排好一切，即便我死了，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无须卖出1股股票。我是言必信、行必果的。
巴菲特的诺言是为了防范像布恩·皮肯斯或克拉维斯一类的投机商。他不仅给了墨菲和伯克代理他股票的权利，而且保证他们有权限制伯克希尔·哈撒韦出售股票。他甚至连改变主意的选择权都已经没有了。
巴菲特试图用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这样墨菲就可以专心经营而不用担心遭人收购了。但巴菲特还有来自个人和职业发展的动机。“个人因素”在这次投资中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巴菲特对一位记者说：
我愿终生都与大都市公司相伴。这就像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但你不会在5年后卖掉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亲人。
即便如此，这笔交易的确有问题，这在交易还没完全收官时就表现出来了。电视的广告收入锐减，美国广播公司的生意一落千丈。不管是黄金时段的节目还是新闻节目，该电视网的评级在美国只能屈居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末席。后来它还在棒球、橄榄球、冬奥会赛事转播和两个制作糟糕的电视剧节目上遭受亏损。它的成本控制也无章可循。
巴菲特的一位朋友说：“我认为巴菲特不清楚美国广播公司有多么浪费，它的管理又有多么混乱。”据彼得·巴菲特回忆，父亲在检查各种费用时，竟然发现美国广播公司有一次付给一位园艺师的费用就高达6万美元。伯克在谈判时也被美国广播公司气派的大楼吓了一跳，墙上挂满了著名画家杰克森·波洛克和威廉姆·德·库宁的名画，后来美国广播公司又把这些名画卖了，为的是应付年度资产负债表上的赤字。
美国广播公司被转手后一年，它从原来赢利1.3亿美元蜕变为亏损7 000万美元。要是墨菲和伯克没有减少大笔开支，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墨菲第一次去洛杉矶时，公司的娱乐节目部派了一辆白色的高级加长轿车去接他。从那以后，墨菲改为只坐出租车。他关闭了纽约总部的私人餐厅。几个月后，墨菲和伯克把整座大楼卖给了一位日本投机商（价格是创纪录的每平方英尺365美元）。他们还解雇了1 500名员工。
巴菲特密切关注美国广播公司的发展，但并没有插手。有一次，当美国广播公司为周一晚间的橄榄球赛事转播权重开谈判时，他来到了纽约。伯克估计美国广播公司为此将损失4 000万美元。由于美国广播公司已经砍去了许多重大事件，包括体育赛事的报道，公司不想再错过全美橄榄球联盟的赛事。“巴菲特插手进来了，”伯克回忆说，“很显然他想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巴菲特的话不多，他只是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用伯克的说法就是巴菲特“嗅到了商机”。当他们苦苦等待全美橄榄球联盟的答复时，巴菲特郁郁寡欢地说：“可能他们把我们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对方没把电话号码弄丢，但美国广播公司在这次合约争夺战上的失利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惨重。
墨菲和伯克大刀阔斧地减少开支，可是整个传媒业内部的竞争日趋激烈，因为当时的电视节目和报纸让人目不暇接。收看三大电视网有线电视节目和家庭录像带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巴菲特和墨菲一起在大屏幕彩电前看周一的橄榄球赛时，巴菲特兴奋地说：“画面不错呀！”墨菲却感慨地说：“我更喜欢8英寸黑白电视机的时代，那时只有三大电视网。”
毋庸置疑，要是只有一家电视网，巴菲特会更高兴。虽然在媒体的竞争中没有占到上风，但他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在兼并后的几年，沃尔特·安纳伯格飞到奥马哈，就是否把他的杂志王国卖给鲁珀特·默多克向巴菲特征求意见。巴菲特建议说，虽然传媒业仍是个好行业，但仍有走下坡路的危险。安纳伯格选择了急流勇退，但巴菲特却不想退出媒体王国的争夺战。
伯克认为，巴菲特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大都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曾一度猛涨到每股630美元，伯克知道巴菲特很清楚这个股价明显被高估了。他说：“巴菲特本可以把股票卖掉的。”不到一年，大都市公司的股价又重挫至每股360美元。
有位杰出的年轻银行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菲特失败了。他评论说：“巴菲特有过三种职业。过去他是个猎手，猎取的是低价位的股票。后来他又成了一个投资者，以合适的价格买了不少好企业。再后来，巴菲特又说：‘如果我不能再以合理的价位买到好企业，我就得靠自己的规模取胜，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从我这里学到一课，看看长期投资的威力。’我想，现在他把投资弄得一团糟。他真傻。”
巴菲特和芒格都曾想过能否在股市频繁的买进卖出中获得更大的利润。不过，他们认识到：第一，只买不卖的投资人所缴的税将更少，长此以往这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27]第二，长期持股也能创造不少机会，包括B夫人和拉尔夫·斯奇利这样的人都愿意与巴菲特合作；第三，巴菲特知道，一旦投资就不轻易撤出的话，他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必须更加谨慎。他和那些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撤资的投资者一样，在进行投资时非常挑剔。这与婚姻一样，如果你在挑选伴侣时谨慎对待，那么婚后生活往往会更加圆满。
不过，巴菲特一直没有卖出大都市公司股票的一个原因在于，他认为这样做会让他觉得内心空虚（不管你觉得这样想是不是很傻），只要他还在与墨菲合作，他就会感到十分满意。正像他对《商业周刊》说的那样：“卖掉一只熟悉的股票就像把照顾了自己多年的妻子给休了一样。”这话从一个妻子已经搬出家门却不愿和他离婚的人嘴里说出来，确实是入木三分。巴菲特在一份报告中再次使用了这个比喻：卖掉好股票就像嫁入豪门一样，这种错误时有发生。巴菲特认为，“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有钱还这样做的话，那他简直是疯了”。
对股票只买不卖在财务上是讲得通的，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巴菲特“怪异”的性格使然，是他个人因素和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不喜欢失去自己珍视的东西，包括股票、伙伴和一切可以永续的东西。在巴菲特看来，做人出尔反尔，因为别人多出了两倍或3倍的价格就把自己珍视的东西卖掉是一种“疯狂”的做法。而其他投资者，诸如那位年轻的银行家，却认为巴菲特才是一个疯狂的家伙。不过，巴菲特一直靠保持连续性来赚钱：同一个合作伙伴、同样的股票和同样的公司。他向来不喜欢改变。
因为巴菲特的个性使然，他会竭尽所能地避免举债。1986年，资产评级为“3A”的埃克森公司的资产债务比为4∶1，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则是25∶1，这个比率几乎可以让任何一个清教徒安心睡觉了。过多的债务有时不能保证经营的连续性，这可能比抛弃糟糠之妻更让巴菲特感到痛苦，他害怕失去对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控制力。巴菲特在凤凰城说过，债务是金融界的狐狸精，会给人以“温柔的致命一击”。
这可太悲惨了。如果某人的经营非常成功，但他有点儿小毛病，比如说贪杯或是爱占小便宜，这就是他致命的弱点。金融市场的致命弱点往往是这种借来的钱。
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巴菲特对债务一向不屑一顾，对杠杆收购的推销商也颇有微词。他们在交易一开始就已经谋划好了“逃跑”的退路，并把债务转移给第一个愿意上钩的冤大头（通常是公众）。巴菲特认为投资就是从企业的经营中获益，而不是赚取差价。杠杆收购的推销商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投资者”，他们充其量只是把资产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的倒爷。他们并不创造价值，即巴菲特认为的给社会提供必需的、有用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投机商们的利润，通常只是靠把资产变成债务后节省的一笔巨大的税款。
巴菲特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这种人不配获得如此丰厚的收益，而社会将因为税收的减少而变穷。巴菲特的传统观点其实是有偏向的，他认为B夫人的工作比美林证券的工作对社会更有价值，也就是做比萨的工作比分比萨的工作更有价值。他在大都市公司的一次聚会上谈到，杠杆收购者既不能“让牛排更美味”，也不能“让衣服更保暖、更结实”。
布恩·皮肯斯和吉米·戈德史密斯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为股东创造价值，其实他们并没有。他们只是把社会的财富转移到了股东手中。这样做是否合适姑且不说，它完全没有创造新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像亨利·福特那样推动汽车业的发展，也没有像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那样做出更美味的汉堡……就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家又一家公司被熟谙此道的人改头换面。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要为政府提供的服务和商品再多付一些钱。
在大都市公司控股的美国广播公司，巴菲特试图创造一个人们不再研究“逃跑战略”的世界。在收购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这家曾经最动荡不安的电视网，现在财务状况稳定，它播出的肥皂剧、晚间新闻栏目和黄金时段的节目都很受欢迎。与之相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则由于反复易主和对新东家拉里·蒂什及通用电气公司的不信任而苦苦挣扎。伯克认为巴菲特的投资使他感到安心，要是没有他，“我们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在传媒业经历这么严重衰退的关键时期，公司很有可能被人进行杠杆收购而不能正常运作，从而遭到与时代公司同样的命运。现在墨菲和伯克不断获得巨额利润，而且巴菲特的支持也使大都市公司的股价迅速反弹。
[24] 托马斯·杜威，美国政治家，1943~1955年任纽约州州长。——译者注
[25] 阿尔·史密斯，美国政治家，曾任纽约州州长，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译者注
[26] 后来，巴菲特的朋友比尔·鲁安取代了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董事职位。大都市公司要想兼并美国广播公司就得卖掉旗下的有线电视公司，经巴菲特的提议，它被卖给了《华盛顿邮报》。
[27] 当然，巴菲特也出售股票，不过通常是在买入并持有了很久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于大都市公司、《华盛顿邮报》和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以及旗下喜诗糖果公司等全资子公司都是不出售的，巴菲特打算“永久”持有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