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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职业信条
第21章 职业信条
约翰·古特弗罗因德把所罗门兄弟公司经营得很好。
——沃伦·巴菲特，在199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年会上的发言
准确地说，所罗门兄弟公司起源于一场家庭纠纷。费迪南德·所罗门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他们一家在当地从事经纪人业务。19世纪末，他移居纽约，并把家里的生意也带了过来，专门为证券公司提供短期贷款。在迈入20世纪之后，他4个儿子中的3个成了他的帮手。当时华尔街在周六还只开业半天。正统的费迪南德想要保持犹太人的安息日，但儿子们坚持要开门做生意。慢慢地，父子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1910年，儿子们凑了5 000美元自立门户。
他们在百老汇大街80号开了家店铺，兄弟们每天早上一家银行接一家银行地跑，问谁有多余的资金，愿意把钱放到经纪人那里。渐渐地，他们也做起了公司债券生意。虽然传统观念认为这是个死气沉沉的业务，但所罗门兄弟公司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优秀的委托人——美国政府。1917年，所罗门成了财政部的注册经销商。后来，人们都说成为所罗门的合作伙伴就离“成为美国财政部的合作伙伴”不远了。但多年来，公司的规模一直很小，使它实现跨越性发展的主要是由于两个重要决定，同时也把巴菲特吸引了过去。
从建立之初，所罗门就斗志昂扬而且以其经营的精明而著称。尽管起步艰难，阿瑟·所罗门却是华尔街为数不多的连小J·P·摩根都要虚心求教的人。有一次，他正在刮胡子，得知摩根想见他，阿瑟来不及修理两鬓，就匆匆擦去脸上的剃须泡沫跑到了摩根先生的办公室。为了回报这种忠诚，摩根家族也经常会给他一些恩惠，例如让他承销一些公司债券，这也正是所罗门喜欢的业务。
但所罗门绝不甘为人后。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华尔街的各家大鳄纷纷以“撤资”的方式抵制刚刚成立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罗门则胆略过人地深入险境，在强者林立的股票承销商中间站稳了脚跟。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加上几个兄弟甘愿冒风险进行投资的勇气使得公司开始蒸蒸日上。
有人认为这种“有销路”的业务正是所罗门在“二战”后获得发展的原动力。但它在华尔街仍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玩家而已。尽管大家认为它是一家不错的债券交易商，但它在资金需求更大的股票承销和投资银行业务上还是没能入局。
1958年，威廉·所罗门只用高明的一步棋就让整个公司改头换面。第二代所罗门合伙人规定每个合伙人除了每年拿走5%的利润之外，必须把剩下的利润都留在公司。个别急于买房的年轻合伙人要求能有破例，但长着一头黑发、颇有领导风范的比利·所罗门对于这种要求都会断然拒绝。这样一来，这些合伙人的利益就牢牢地交织在一起，团结的排外精神也由此产生。更重要的是，当时只有区区750万美元资产的公司开始腾飞了。
所罗门开始用日益增多的资金优势来弥补原先在人脉资源上的劣势。它挤进了出身高贵的摩根和基德尔·皮博迪的行列，从事股票承销和投资银行业。布鲁斯·哈克特从1968年开始就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工作，是其第一批股票推销员之一，他回忆说：
在华尔街的各大玩家中，我们是最新一家从事市场研究的，也是最新一家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与顾客的关系有多密切，而是因为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市场。我们就是一台精准的定价机器。
1979年，IBM要求摩根士丹利放弃它的股票独家承销商的传统地位，与所罗门一起承销10亿美元的股票。当摩根士丹利拒绝时，IBM就选择了所罗门作为主承销商。当时的所罗门已经羽翼丰满，它的老板再也不用匆匆离开理发室跑到摩根面前俯首听命了。此时，它的资产规模已经猛增到2亿美元。
当时，华尔街的私营公司都感到需要扩大资本金来增加实力，因此纷纷筹备公开上市。但是，比利·所罗门认为保证稳定的合伙人关系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强烈反对上市。颇得他赏识的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也有同感。有一次他偶尔听到几个合伙人在谈论公开上市的可能性，古特弗罗因德便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说：“你们再想这么干的话，我马上就辞职。”
古特弗罗因德出生于纽约州斯卡斯代尔市的郊区，他的父亲比较富有，是一家肉类食品运输公司的老板，有时会和比利·所罗门一起打高尔夫球。聪明而内向的古特弗罗因德在欧伯林学院念的是英语专业，本来打算当老师。他从朝鲜服役归来后，比利·所罗门请他到纽约市去看看。这个年轻人被交易所里的繁忙景象深深吸引，于是决定当一名学徒。
由于在市政债券和大公司债券业务上表现出色，他在34岁时就成了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他带领所罗门兄弟公司在股票承销业务中获得了惊人的成绩，但还算不上是华尔街的知名人物。越南战争期间，已留了大胡子的古特弗罗因德在美国金融的核心地区领导了一次反战游行。
似乎是为了给自己的不合群挣回一点儿面子，古特弗罗因德的行为总是显得无礼甚至粗鲁。在一次正式的招待会上，他被介绍给新泽西州养老基金会的负责人罗纳德·麦克霍尔德。因为对从新泽西州特伦顿得到的生意份额不满，古特弗罗因德突然破口大骂：“他妈的，为什么非要和什么新泽西州做生意呢？”
同事们认为，他之所以语言粗俗只是为了掩盖自己腼腆的性格罢了。他在公司的一位好友吉德尔·哈勒韦兹说：“古特弗伦德的问题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富有同情心，他不愿意脱掉这个外壳。”
比利·所罗门相信古特弗罗因德会逐渐成长并蜕变，于是他在1978年任命他负责公司的运营。1981年，所罗门兄弟公司遇上了一件让人措手不及的事。那天，古特弗罗因德、亨利·考夫曼和另一个合伙人飞到了纽约南安普顿海边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总部。所罗门兄弟们身穿便装迎接这群穿着笔挺西服的来客，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公司将不得不被出售给从事商品交易的菲布罗公司（Phibro）。（古特弗罗因德不愿卖，但最后还是妥协了。）所罗门的 70位合伙人平均每人分到700万美元。
让古特弗罗因德倍感意外的是，南安普顿现在有了一条通向奥马哈的道路。这次交易之后，所罗门兄弟公司终于可以公开集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劲发展，但企业文化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虽然经理们还是互称“合伙人”，但那也只是个说辞罢了，现在他们不再把钱留在公司了。比利·所罗门回忆说：“他们突然都有了五六百万，甚至是700万美元，他们现在像关心公司的业务一样关心自己的钱。”
古特弗罗因德同意与菲布罗的首席执行官戴维·滕德勒共掌董事长大权，分工合作。当滕德勒自己的业务垮台之后，所罗门兄弟公司轻而易举地就解脱了出来，之后古特弗罗因德立即把他一脚踢开。到80年代中期，所罗门兄弟公司不仅在传统的债券业务上有了大发展，而且在股票业务上也开始大展拳脚。它成为股票承销业务的旗舰，而且被《商业周刊》冠之以“华尔街之王”的美誉。《商业周刊》还预言：“如果公司因故陷入停滞且利润下降的话，所罗门公司也能立刻恢复生机。”
没人期望陷入困境。那些年，古特弗罗因德就在自由女神像对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办公。身材并不魁梧而且嘴唇很厚的他会像一阵风一样穿过两排股票交易员，身后留下一股雪茄味。他发起怒来甚至连双下巴上的赘肉也会抖个不停，所有的部下对他都敢怒不敢言。一位合伙人回忆说：“他经常责骂下属，有时会让你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废物。”
据说古特弗罗因德曾鼓励他手下的明星债券交易员约翰·梅里韦瑟花100万美元去赌一局说谎者的扑克牌游戏，那是债券市场生意沉闷时交易商们玩的游戏。这件事记录在当时揭示公司内幕的畅销书《说谎者的扑克牌》上，也许这件事是捏造的，但它给古特弗罗因德蒙上了交易商大佬的神秘色彩。
在不玩扑克时，约翰·梅里韦瑟等证券奇才们（其中有些是博士）就会用复杂的交易手段在利差中玩几百万美元的套利游戏。古特弗罗因德鼓励他们冒险，对不可避免的损失也很有男子汉气概。他不仅鼓励他们克服恐惧心理，还要求他们绝对忠诚。
“古特弗罗因德的管理方法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会计师马丁·莱博维茨评价说，“他就像在一条长廊中漫步，所到之处都变得灯火通明。”
古特弗罗因德的影响力渗透到公司的每个角落。股票交易员都知道如果他们有什么道德缺陷的话，那么整个公司就有可能会毁于一旦。在德崇证券公司、基德尔和摩根士丹利等大投行都因为内幕交易而麻烦缠身之时，所罗门却能出淤泥而不染。古特弗罗因德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因此对那些寡廉鲜耻的生意人总是敬而远之，对那些自己都感到不合规的交易也不会涉足。
但在出售合伙人公司的问题上古特弗罗因德最终还是向其他合伙人屈服了。他同意他的银行家资助雷弗科（Revco）和美国南方公司的杠杆收购，并授权贷给TVX电台发行的垃圾债券融资。尽管古特弗伦德外表强硬，但是性格却优柔寡断，这导致了三次交易的惨败。
实际上，古特弗罗因德并没有真正的控制权，各部门也没有预算控制。在1987年之前，所罗门甚至没有一个首席财务官。那年债券市场崩溃后，古特弗罗因德才发现公司的人员太臃肿了，可惜为时已晚。公开上市之后，公司的人员规模增加到了过去的3倍，达到6 800人。古特弗罗因德在股票和投资银行业中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可观收入。有一次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的问题在于用人过于谨慎了。”
古特弗罗因德解雇了很多人，从这一巨大的数字中合伙人多少也能够读出他内心的痛苦。他身边围着一群活跃的股票交易员，而古特弗罗因德则像一只笼中鸟一样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有一次，公司的合伙人一起去马萨诸塞州的科德角度假，莱博维茨发现古特弗罗因德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喝闷酒。莱博维茨就问他怎么了，古特弗罗因德无奈地说：“工作迫使我去伤害一些我不愿伤害的人。”
为了在公司掌握大权，古特弗罗因德对管理层一再进行调整。和他关系亲密的同事刘易斯·拉涅里实际上独掌贷款抵押部，按惯例从每次交易中都能拿到一定的好处。但是，古特弗罗因德还是无情地解雇了他。所罗门兄弟公司也和竞争对手在争夺精英债券交易员、中层银行家和推销商的战争中打得硝烟弥漫。著名的股票交易员艾拉·哈里斯和债券市场大亨亨利·考夫曼都在一气之下离开了公司。古特弗罗因德的宝座也岌岌可危，有人曾密谋想推翻他，但都以失败告终。
造成这种钩心斗角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年终奖问题。古特弗罗因德想少发放一些分红，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各位元老或部门经理等中高层纷纷使出各种手段迫使他提高奖金额度。
在事业面临重重困境之时，古特弗罗因德的后院也开始起火。就在公司打算公开上市的时候，他与曾在泛美航空公司任职的一位空姐再婚了，并试图成为一位社会名流。本来不喜交际的古特弗罗因德打算成为一个像盖茨比一样的人物，他和妻子耗资2 000万美元在第五大道买了幢豪华别墅，并且经常举办奢侈无度的聚会。更加穷奢极欲的是，这位比古特弗罗因德小16岁的金发美女苏珊·古特弗罗因德还在巴黎的格勒奈尔大街买下了一幢18世纪的房子，以便去巴黎度假时有个住处。
虽然众人抨击苏珊·古特弗罗因德经常让丈夫分心的说辞不一定属实，但她确实使古特弗罗因德与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张了，因为他们也想多抢点儿风头来得到老板的赏识。苏珊甚至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个，就把他们钟爱的高管会议室改头换面，把他们喜欢的舒适长沙发换成了毛茸茸的长椅，老式的烟灰缸也不见了。“现在会议室看起来就像个法国妓院，”一位合伙人抱怨说，“我叼着雪茄在房间里走了一圈，还是不知道该把烟灰弹在哪儿。”
古特弗罗因德也越来越喜欢向公司外面的专家进行咨询。到了80年代晚期，他每周都要往奥马哈打好几个电话。毫无疑问，公司最大的股东巴菲特对他帮助很大，古特弗罗因德向《机构投资者》杂志坦言，他对巴菲特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合伙人：
沃伦是一座宝库。每当我有不适合向公司内部员工咨询的问题，但又想得到可靠的答案时，我就去找他。说得更加直接一些，我不相信公司内部员工能给我完全客观公正的答案。沃伦非常棒。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古特弗罗因德拯救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之后，巴菲特就对他很感兴趣。他一再称赞古特弗罗因德的“诚信”，但他和芒格对所罗门的混乱局面很是不满，古特弗罗因德和其他董事手里甚至连公司最新的资产负债表都没有一张。
1990年，所罗门兄弟的利润锐减了1.18亿美元，而古特弗罗因德却把公司的奖金库总额增加到了1.2亿美元。这一做法让巴菲特吃惊不已。所罗门兄弟的税前每股收益率仅为10%，比该行业所有公司的平均盈利水平都要低很多。它的股价一直在每股25美元以下徘徊，8年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同期道琼斯指数已经增长了近3倍）。股东们手里并没有多赚到一毛钱，但是给高管的奖金却逐年增加。按照巴菲特的说法，这些富得流油的投资银行家是在牺牲股东的利益来换取一大堆免费“食品券”。这种做法与巴菲特的哲学完全相悖，他对此感到十分不满。
当年年底，巴菲特召见了公司的执行委员会（之前他很少干预公司的管理），让他们把奖金下调。“我不管你们是怎样付钱的，你们可以把钱都给一个人，”巴菲特严厉地说，“而且奖金总数不对。”巴菲特是公司由三名董事组成的薪酬委员会成员之一。
之前忽略了巴菲特意见的古特弗罗因德命令手下的银行家们减少奖金。但那些自立山头的高管们极力反对，最后他只好同意把奖金额再提高700万美元。
巴菲特对这一奖励决议投了反对票，这是他唯一一次对管理层投了反对票，但其他人都投了赞成票，于是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巴菲特投票反对古特弗罗因德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所罗门兄弟公司。后来巴菲特解释说，他觉得对高管不合理的奖励是难以忍受的，这种奇高的报酬会让整个公司“失去理智”。但所罗门就是一个不理智的公司，尽管效益不算好，但拿到100万美元以上年薪的经理人竟然超过了106人。
精明能干的约翰·梅里韦瑟的套利团队中竟有人拿了2 300万美元！尽管这一团队确实为所罗门公司创造了巨额利润，但别人的奖金都只有7位数，这位交易员的奖金实在是高得离谱，让人不禁怀疑到底有无公平可言。负责政府债券的保罗·莫舍更是“赚疯了”。
保罗·莫舍年仅34岁，颇受上司信任。他眯缝着双眼，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在美国纽约长岛长大，在西北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于1979年加入所罗门，成为债券推销商。
他在约翰·梅里韦瑟的团队里默默无闻地干了4年。1988年，古特弗罗因德说服他接手政府债券部，说这是“第二好”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孜孜不倦地在工作。
他和同在华尔街工作的妻子在巴特利城市公园弄了套公寓，从那里步行就可以去公司上班。他甚至在卧室里也装了个交易显示屏，而且已经习惯每天6点就起床接听从伦敦打来的国际长途。保罗·莫舍在1989年赚了400万美元，1990年赚了475万美元。
保罗·莫舍的性情非常急躁。当公司的审计员约翰·麦克多诺通知他要对政府债券部进行审计时，他勃然大怒：“你难道看不到吗？我这儿运行得很好！”
“保罗，你没有权利不接受审计。”约翰·麦克多诺对他说。
“他妈的，每次想好好干点儿事，你们就给我添堵。”保罗·莫舍怒吼道。
保罗·莫舍的上司约翰·梅里韦瑟听说此事后笑道：“他这个人说话你就别太当真。”尽管如此，从未有人怀疑过保罗·莫舍的敬业精神。
保罗·莫舍的工作就是在美国财政部出售国债时参加投标并在发行后进行交易。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在全球债券市场中是首屈一指的，日成交额高达1 000亿美元，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日成交额只有80亿美元左右。这一市场上的大鳄全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选定的“主要经销商”。虽然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参加美国国债的投标，但只有那几家主要经销商可以代理客户的投标，因此它们可以提前捕捉到市场风声。在39家主要经销商中，所罗门是经验最老到的，因此它得到的国债份额也往往是最大的。
所罗门对美国政府的这种青睐感恩在心，因此和其他经销商一样，想尽最大努力帮助政府平稳地发行国债，并让主管官员及时了解债券市场瞬息万变的行情。公司的交易商每天都会和美联储官员进行沟通。
这种关系其实是非正式的，有点儿像把信息告诉与自己亲近的小集团，这是在法制不健全时期的一种君子协定。每个季度，包括所罗门在内的经销商和投资人都会被请到财政部，听取政府的融资需求并提供行动建议。（经销商则要以名誉担保不向自己的办公室或是交易所打电话。）然后这些银行家和官员会一起去麦迪逊酒店吃晚饭，通常吃的都是烤羊排。
他们只有在公开竞标时才是对立方，经销商想要以最低代价获得标的，政府则希望得到最高价。每次竞拍前，保罗·莫舍这样的交易商总要不遗余力地调查每个客户的意见以确定需求。同时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则会派业务员守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美联储大楼的一排电话旁。在1点钟竞标开始前的几秒钟，业务员们会得到他们的报价并记录下来。他们把报价单投入木盒，当1点的钟声敲响时，美联储的一名工作人员就用手遮住木盒插孔不让别人再投单了。
这套结构复杂的融资体系自“一战”以来，已成功地为美国政府进行了多次融资。1990年，财政部出售了1.5万亿美元的汇票、单据和债券。只有1962年发生了点儿麻烦。当时摩根的银行家想买下一半要招标的国库券。财政部部长担心摩根有操纵市场的企图，他当然不愿只依赖于少数几家经销商。从那以后，财政部规定每家公司最多只能承揽35%的份额。
通常中标的经销商也拿不到这个份额，因为它们是按比例分配销售的。但精明的保罗·莫舍找到了政府规定中的一个漏洞。他认为承销的比例不得超过总量的35%，但关于投标额并没有限制。于是在1990年6月，他的投标额是财政部招标总额的两倍。虽然销售比例早就已经分配好了，但保罗·莫舍还是拿到了最大的单子。
西服笔挺、负责招标的官员迈克尔·巴沙姆马上给莫舍打电话，警告他不能再这么干了。毫无疑问，巴沙姆的意思是说下不为例。
但是，仅仅在两周后财政部要出售50亿美元的债券时，莫舍却投标要买100亿美元。巴沙姆目瞪口呆，他不相信一个经销商胆敢公然向美国财政部挑衅，而且是70多年来为数不多的一直参加财政部烤羊排晚餐的经销商。巴沙姆拒绝了莫舍的投标，并宣布他的投标上限不能超过总额度的35%。
莫舍接下来采取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行动，他威胁要越过巴沙姆直接与财政部部长对话。然后他在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不礼貌的做法让财政部大为光火。所罗门受到了警告，公司的高管安排与财政部负责金融事务的副部长罗伯特·格劳伯共进早餐，并让莫舍道歉。莫舍别无选择，但他显得很不服气。所罗门很担忧，就命令莫舍再打电话道歉，然后让他去伦敦先冷静一段时间。
但莫舍在业务中陷入之深并不为所罗门所知。在7月和8月的投标中，他假装得到了他的客户授权并进行投标，还获得了很大的承销份额。
1990年12月，在竞拍4年期的国债时，莫舍假冒水星资产管理公司的名义提出了10亿美元的投标。莫舍的副手告诉自己的一个手下把国债从水星资产管理公司的账户上“卖给”所罗门，就好像水星资产管理公司真的参加了投标，然后又把国债卖给所罗门一样。为了掩护莫舍的作假行为，他的手下在交易票据上写下了“不需证实”的字样，这样就不会有人向水星资产管理公司询问这次交易的事了。
1991年2月，莫舍继续如法炮制，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又为两位客户量子基金和水星资产管理公司“提出”了35%的份额上的投标，实际上是所罗门自己在投标。最后，所罗门和它的“客户”得到了占全部竞标额57%的债券。
财政部当然不知道这些债券其实是违反规定的。但到了4月，财政部一位官员在检查招标情况时，例行公事地给水星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位高管查尔斯·杰克逊发了封信。莫舍也得到了一份复印件。大家可以想象莫舍当时有多么忐忑不安。信中提到了所罗门“代表水星资产管理公司”在2月进行的投标，但水星资产管理公司却完全蒙在鼓里。
莫舍火急火燎地想要自保，他赶紧给杰克逊打电话，低声下气地说这次投标是因为某个工作人员出的错，所罗门正在进行查办处理。他请杰克逊不要给财政部回复，不然这会让他非常为难。杰克逊同意了他的请求。
为了安全起见，莫舍告诉约翰·梅里韦瑟他投错了一次标，并说正在努力尽快平息这一事件。约翰·梅里韦瑟当时惊得目瞪口呆，他说莫舍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有什么我不知情的吗？”约翰·梅里韦瑟追问道。
莫舍又撒了谎。他说只此一次，并请求再给他一次机会。
几天后，也就是在4月29日，在所罗门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新总部——一座粉色花岗岩和玻璃建筑中，约翰·梅里韦瑟与古特弗罗因德、公司总裁托马斯·斯特劳斯和首席法律顾问唐纳德·福伊尔施泰因会面。古特弗罗因德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大为光火。
“你怎么可以乱打客户的旗号？”他厉声质问道。
约翰·梅里韦瑟为莫舍求情，说他工作勤奋，只是一时糊涂犯了个错而已。但他们知道莫舍这次违规操作并不是没有先兆的。他们讨论了莫舍和巴沙姆之间的冲突和他对公司审计部门的不敬。
福伊尔施泰因说虚假投标很可能会触犯法律。他认为虽然没人要求所罗门这么做，但还是应该向监管部门报告。古特弗罗因德犹豫不决。他迟疑良久也无法决定，到底是应该向财政部报告（由于莫舍与巴沙姆之前的嫌隙，此举是个不明智的选择），还是应该向美联储报告。如果选择向美联储报告，那他们直接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杰拉尔德·科里根打个电话就解决了，但他们也许可以在某次私人会面时再向美联储透露这个消息。公司的几位高管都同意公开莫舍的错误行为，至于由谁在什么时候公开却还没决定。毫无疑问，莫舍得交由政府处置了。
任何处在莫舍这个位置的人都得谨慎过日子了，至少暂时需要收敛锋芒，但在莫舍的字典里找不到“低调”这两个字眼。在5月竞标两年期国债时，他出了个意想不到的高价，拿下了106亿美元的额度，即87%的份额，由所罗门和两位客户分担。莫舍确实很聪明，但聪明过头了。
许多经销商由于得不到承销份额，被逼上了绝路，导致了一场疯抢两年期国债的肉搏战，国债的价格也直线上涨。莫舍从中挣得了1 800万美元。（前几次虚假投标还让他赚了400万美元左右。）
但交易商大声抱怨，有人直接向华盛顿抱怨说，所罗门垄断了市场。除了预谋独家控制价格外，提高价格并不算非法行为，这样的做法其实并不罕见。但5月份提高价格的做法使许多人都蒙受了损失，有几家交易商因此破产。
财政部对莫舍非法投标一事依然一无所知，但巴沙姆和他的同事们已开始盯上莫舍了。现在让巴沙姆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财政部信任的交易商竟然出现了操纵市场的无耻做法。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他秘密通知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当整个华盛顿还沉醉在樱桃花的芳香中时，华盛顿的调查机器已悄悄地开始运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开始联合秘密调查所罗门在这次抬高价格中所扮演的角色。之后，所罗门的客户收到了传票。
同时，财政部受到了国会的压力，因为国会听到了许多交易商的抱怨声。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也开始准备一个旨在加强债券市场监督的议案。
所罗门兄弟公司玩世不恭但精明能干的政府游说家斯蒂芬·贝尔对即将到来的司法程序感到十分担忧。当看到关于抬高价格的报道时，他知道麻烦挡不住了。
贝尔是新墨西哥州人，平时爱穿一双牛仔靴。他在给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政府债券部的电话中怒吼道：“你们他妈的是干嘛呢？”莫舍说所罗门兄弟公司没做错任何事。虽然莫舍极力掩饰，但贝尔知道无风不起浪，否则华盛顿方面不会有这么大动静。
6月初，在斯蒂芬·贝尔的催促下，古特弗罗因德礼貌地拜访了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格劳伯。尽管他的律师已一再提醒他，但他还是没透露非法投标的事。当然，由于财政部对抬高价格的做法已经开始起疑心，现在透露的话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古特弗罗因德僵硬地坐在罗伯特·格劳伯的面前为自己的公司辩解，并表示会积极配合。但他没提及公司政府债券部的负责人向财政部撒谎一事。因此，罗伯特·格劳伯并不明白他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也许古特弗罗因德讨厌在所罗门复兴之日发生这样的丑闻，但现在他得解释自己为什么迟迟不说了。就像久久保持缄默的证人，他的做法好像让人觉得他也有罪一样。古特弗罗因德对斯特劳斯说，他还是想公开非法投标的事情，虽然这只是“小事”。但是让古特弗罗因德感到意外的是，美国财政部（所罗门历史悠久的合作伙伴）的看法却和他迥然不同。
到了6月底，古特弗罗因德得知所罗门成了民事和刑事案件调查的对象。他立即请沃奇泰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来调查所罗门的虚假投标案，但他还是没透露莫舍虚假投标一事。他对自己的律师都守口如瓶。直到7月12日，律师发现了非法投标的证据，所罗门公司这才向他们坦露实情。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律师发现了6起非法投标违规操作。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古特弗罗因德的密友马蒂·利普顿告诉他，虽然他没有公开这些违规操作的义务，但是他应该这样做。古特弗罗因德同意了。他认为自己做得没错，即使无人喝彩，也应得到赞许。
8月8日（周四），所罗门向董事们通报了此事。他们用塔霍湖畔一家饭店边上的户外收费电话通知了巴菲特。巴菲特由于了解不多，所以并不很在意。但正在明尼苏达州的度假小屋里吃饭的芒格则要求公司认真地解释此事。
同一个晚上，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杰拉尔德·科里根打了电话，大致描述了律师事务所发现的情况，并承认之前自己知道存在某次非法投标。科里根很冷静。同样，古特弗罗因德也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布里登和罗伯特·格劳伯打了电话。
周五，所罗门在报纸上公布了此事，但写报道的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照例只是轻描淡写，他们没说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早在几个月前就知道存在一起非法投标。报纸上曝光的只是含糊其辞和不完整的情况。承销商和交易商放心地回家过周末去了，他们认为这只是莫舍和他的副手闯的祸，这些人向大家隐瞒了违规交易的事，两人都被暂时停职了。
到了8月12日（周一），媒体的调子变了。《华尔街日报》集中火力攻击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认为古特弗罗因德与非法投标有染是不妥当的。
一位知悉该公司内情的人士透露说：“我简直不敢相信，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管理者竟然不知道自己公司的投标额是多少。”
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古特弗罗因德明白媒体的关注点已经从莫舍转到了自己身上。他立即召集主持所罗门周一投资银行家会议的德里克·莫恩和主持每周销售例会的威廉·麦金托什。他要这两人再次向下属保证问题都在“掌控之中”，这两人也照传了“圣旨”。但事实上问题并没有真的在掌控之中，所罗门的股价一开盘就在走低。更糟糕的是，交易商们开始抛售所罗门赖以融资并从事经营活动的短期商业票据。
当天晚些时候，市场上谣言四起。麦金托什再次面见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他们承认还有更多起非法交易，而且在4月就已得知其中一笔违规交易。拥有30年丰富从业经验的麦金托什直接要求古特弗罗因德辞职，但遭到了拒绝。不过他允许麦金托什写一份更好的新闻稿。
星期二，麦金托什给德里克·莫恩打电话说：“德里克，我又发现了一些情况，我真的很难受，你现在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了。”
德里克·莫恩是英国人，曾把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东京分部变成了一棵摇钱树。他最近被召回纽约以振兴公司金融部。他出生于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现年43岁的德里克·莫恩有望成为古特弗罗因德的接班人。
就在一天前，莫恩刚为古特弗罗因德的“正直”打了包票，现在他和麦金托什都觉得似乎被人重重地扇了一耳光。他给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律师扎卡里·斯诺拨了电话：“扎卡里，我想和你谈谈，我想知道事实。如果你不来，那就说明问题了。”
这时，美联储的一封信送到了古特弗罗因德手中。杰拉尔德·科里根要了解事实，而且他暗示所罗门原来的经销商地位现在已经岌岌可危。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觉得事态变严重了，于是赶紧给科里根打电话，但发现对方的态度并不友好。这位强悍的纽约银行业执牛耳者对在他眼皮底下出现这种丑闻深感不悦。科里根觉得自己是在“零零星星”地挖真相。据说他当时对斯特劳斯大发雷霆：“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周二晚上，所罗门的高管们齐聚在沃奇泰尔律师事务所。在对古特弗罗因德的罪过进行了一番挞伐之后，他们起草了第二份新闻稿。这次他们闪烁其词地承认“公司的高管层”之前就知道那些违规投标。芒格站出来表态：“不要说什么‘高管层’，直接指名道姓说是谁就好了。”大家最后就这么决定了。
一周前，古特弗罗因德还是华尔街上备受尊敬的银行高管，但到了本周三他的职业生涯就危如累卵了。他4月份就得知非法投标一事，但仍纵容莫舍一错再错，这一消息曝光后产生了连锁反应。在其他管理者、律师、记者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雇员眼中，公司与刚刚败下阵的德崇证券公司并无二致，后者一年前因与政府发生长期争执而最终败走麦城。
周四，客户们都开始另投别家，威斯康星州投资委员会也将所罗门兄弟公司除名。穆迪公司宣布它的信用有可能降级，公司客户直截了当地说除非公司高层大洗牌，否则根本不必再打电话。与亲信们躲在43楼的古特弗罗因德成了人见人躲的“麻风病人”。
在13楼，留着平头的莫恩就像在战场上和司令部失去了联系的排长那样，发出一些暂时性的指令，但他无力平息市场上的波动。一夜之间，公司的股价从每股37美元狂跌到每股27美元。债券市场也和这位之前的债券之王翻了脸。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中期债券跌幅也从曲线上的60点变成了300点。公司的信用摇摇欲坠。人们建议莫恩给巴菲特打电话求援。
周四晚上，科里根与古特弗罗因德再次通话。这次科里根明确表示他将取消所罗门兄弟公司作为主要经销商的资格。
身处高位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巴黎还有度假别墅的人很难理解丧钟也会为他们而鸣。古特弗罗因德当然从未想到莫舍的小动作会把他掀翻在地，但如果没有科里根，他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干下去。
周五一早，古特弗罗因德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照片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他觉得不啻在看自己的讣告。6点30分，他给科里根拨了电话，对方并不反对他辞职。然后他又给利普顿打电话，对方当时正在刮胡子。利普顿总是热心帮助朋友，尽管他的雇主是所罗门而不是古特弗罗因德。利普顿让他再冷静考虑一番。
曾是证券之王的古特弗罗因德急匆匆地赶到了办公室。当时奥马哈时间还不到7点，他往巴菲特家打电话叫醒了他。古特弗罗因德说他决定辞职，并要求巴菲特伸以援手。
巴菲特感到困惑，因为他一向谨慎，就怕卷入这样的纠纷中。他在奥马哈的生活也很有规律。过去当汤姆·墨菲准备购买美国广播公司时他曾说：“想想它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现在，巴菲特无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必须来纽约，”古特弗罗因德坚持说道，“我都已经看到自己的讣告了，你看看今天的报纸吧。”
“好吧，容我想想。”
巴菲特洗了澡，穿上衣服，按老路线去了凯威特广场，脑子里想着所罗门的资产负债表。他知道它的资产近1 500亿美元，其中只有40亿美元是股票。所罗门比花旗银行以外任何银行的资产都更加雄厚。然后他开始考虑所罗门的无形资产：公司的生意很赚钱，并不会破产，关键是对生意极为重要的管理层一夜之间就垮了。董事们周日将接受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的辞呈，需要有新人来管理公司。
巴菲特的心腹们感到忧心忡忡，不知他是否该这么做。芒格－托尔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罗·奥尔森警告巴菲特说“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决策”，一旦失败，他的名誉将毁于一旦。霍华德也提醒父亲说：“对付所有想要把你置于死地的人，现在就是绝佳的机会。”
比较保险的做法是让所罗门安静地死去。不错，巴菲特在所罗门有7亿美元的优先股。优先股要比普通股安全得多，但芒格和巴菲特都觉得不能随波逐流地遭受这么多损失。
但无论如何，巴菲特还是失去了一些东西。巴菲特认为自己的职业信条就是要把股东和公司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古特弗罗因德由于软弱无力和优柔寡断而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是双向的。作为所罗门最大的股东，巴菲特也负有责任。他肩负的这种责任与命运极为相似。
中午时分，巴菲特乘上飞机，直奔纽约。
周五的大部分时间里，所罗门的股票交易几乎停牌，它的日常业务也停滞了。公司的高管齐聚董事会议室。中午时分，古特弗罗因德进来了，宣布说：“巴菲特将出任首席执行官。”其他人都在焦虑地来回踱步。据莫恩说：
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放下了电话。他们知道正在开关于新管理层的会议。在等待新首席执行官产生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竟然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憧憬。
公司高管们也知道，要走出低谷也许还需要几天或是几周的时间。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已经让他们累得两眼发直了。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唐纳德·霍华德说：“我们都感觉有点儿回不过神来了。”
当天下午，巴菲特把头探进董事会议室，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嗨，大家好！”他很有幽默感地和大家开玩笑说，“我们现在遇上了点儿小麻烦”，似乎公司只是失去了一名不错的信件收发员而不是首席执行官。然后他大声地说：“我对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感到很难过。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约翰·梅里韦瑟吗？”
巴菲特对他现在要负责的丑闻细节仍一无所知，但他不想盘问。他环视了四周后说，大家显然都累了，该休息一下了。他这种轻松的方式很快就收到了效果，这些高管们本周以来第一次感到精神一振。
“这只是暂时的弯路。”
巴菲特说得就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一样。
然后巴菲特去公司礼堂把所有经理人都召集起来。古特弗罗因德首先发言。他说公司很幸运，因为有巴菲特前来相助，他本人也会完全支持公司。古特弗罗因德并没有表现得多愁善感，依旧带着一点儿不屑一顾的神情。古特弗罗因德没做错什么，但他得走人了。莱博维茨觉得他冷冰冰的告别仪式真是“太凄凉了”。投资银行家理查德·巴雷特也说：“这太像古特弗罗因德的风格了——让糟糕的时刻变得更糟糕。”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古特弗罗因德最后说的那句话：“道歉管屁用！”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第一次站在了这支队伍面前。他发现公司处境艰难，急需有人来领导，但又不知该走向何方。现在巴菲特告诉他们，所罗门不能只遵守规则，他的标准将更加严厉。
“这不仅是湿鞋的事，连在河边走都不允许。”
这不仅仅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激励。它唤醒了人们对公司丧失已久的荣誉感的模糊记忆。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巴菲特对在场所有人说的话，也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话：
巴菲特先生要求公司的经理人严格依法办事，公司的高层对这位即将上任的董事长报以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