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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头烂额
从长期来看，巴菲特认为所罗门的前景一片光明。它的资产像打了气一般膨胀起来，但它的资金利润率越来越低。它有稳定的盈利业务，如东京分部、套利、债券交易和股票承销。但拿高薪的投资银行家几年来一直在赔钱。在股票业务上，它一年盈利一年亏损。资产负债表表明它现在是部大机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雇员也增加了，可利润率太低。
巴菲特开始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司发的奖金太多。过去古特弗罗因德让经理人把公司将近3/4的利润都拿回家，好像公司不能让这些经理人吃亏一样。但公司真正的伙伴——股东们却被冷落了。无法让经理人对自己的投资负责是个危险的信号，就像巴菲特不愿过分纵容孩子们的原因一样。奖金越高，经理人就越容易纵容自己的部门以“低利润率甚至赔本来运营”。
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巴菲特打算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步骤。10月29日，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两页的第三季度季报，中心内容是巴菲特要削减经理人的报酬。他指出，自己并不反对给表现优异的员工以嘉奖，但公司目前“平分财富”的体系已经几乎剥夺了股东的所有合法利益。
一石激起千层浪。1991年，他将公司的奖金总额减少了1.1亿美元。尽管当年（丑闻前）的利润比1990年翻了一番，但奖金比1990年略有下降。巴菲特说不喜欢这项政策可以走人。
我们根据绩效来决定奖赏的原则肯定会导致一些管理人才流失……但最后留下的人都会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
25年前，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厂面临困难时就对肯·蔡斯说过，他希望职员具有主人翁意识。现在，在华尔街一座漂亮的玻璃和钢结构的大楼里，他告诉莫恩他已准备好接受大批雇员辞职的事实。莫恩问会有多少人辞职，巴菲特说：“莫恩，忠诚是金钱买不来的。”
巴菲特的决定在公司外赢得了一片叫好声，许多人希望所罗门的改变最后可以让华尔街的薪酬分配变得合理些。但是，公司内部的反应却完全不同。雇员们觉得莫舍造成的黑锅扣到了他们头上，因此对巴菲特把公司决策对外公开的做法深恶痛绝。巴菲特的报告见报的同一天，著名猎头加里·戈德斯坦就接到了所罗门许多经理人的电话，他们希望“忠诚”是有标价的。
在华尔街总体经营业绩良好的时候大幅度削减薪金也让他们感到意外。莫恩把经理人的总奖金削减了70%，把投资银行家的平均薪酬减少了25%，有些人一下子就少拿50万美元之多。巴菲特和莫恩还解雇了80名专业投资人士和200名后勤人员。
很多人很快就对巴菲特颇有微词。人们之前感谢他拯救了公司，但现在又受不了了。他们认为巴菲特对执法者曲意奉承，而且对他冷落古特弗罗因德一事也严加指责。一位资深分析师说：“这儿的老员工都很同情古特弗罗因德。巴菲特的确是个救星，但人们对救星通常都是又爱又恨的。”
在古特弗罗因德的老部下中，对巴菲特最咬牙切齿的当属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首席股票经销商斯坦利·夏普康了。过去古特弗罗因德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雪茄，衣着华丽的壮汉夏普康则在一边进行股票交易。在整条华尔街上，夏普康向来都是以做大买卖和展示自己的健硕而出名。
但他负责的证券部却效益不佳。巴菲特对他的魅力丝毫不感兴趣，命令他将一些赔钱的股票抛出并放弃投机行为。于是夏普康就辞职了。
夏普康的离职成为证券部反抗的导火索。当巴菲特宣布了为数极少的奖金额后，接替夏普康的布鲁斯·哈克特暴跳如雷地向下属吼道：“我简直快疯了，你们猜猜是为什么吧！”巴菲特对公司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像在所罗门的阁楼上开了个小门，作祟数十年的妖魔鬼怪们都纷纷掉了下去。
1991年第四季度是个灾难时节。所罗门负责承销的股票总额从丑闻前占业界的8%锐减到2%。那是个可怕的冰冻期。当时华尔街一片欣欣向荣，各家公司的奖金都在不断增多，所罗门的很多销售商和分析师纷纷选择离去。
“沃伦意识不到这些能人说走就走有多容易，他太自以为是了。”一位离任的银行家斜倚在一家男子俱乐部的皮椅上，怒气冲冲地说：“他经营公司就像打理股票一样，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
他越说越来劲儿：“你以为他的全部纪录都能上头版吗？除非他不是人，是圣贤还差不多。”
1992年1月，巴菲特又面临着一场危机。曾受巴菲特的集体观念鼓舞的银行分析师汤姆·汉利威胁说，如果自己的工资不翻倍增加到200万美元，他就要转投第一波士顿了。他过去就是这样给自己加薪的（在1991年就加了40%）。虽然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位有价值的分析师，在为银行争取业务时很有分量。考虑再三，巴菲特还是让他走了。
另外还有4位分析师相继离去了。这引起了大恐慌：大牌走了，现在竞争对手打算把整个部门都挖空。在莫恩的一再催促下，巴菲特稍加让步，他保证了6位年轻分析师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妥协。
巴菲特同时也正与莫恩试图建立一种将各个部门的奖金和盈利能力挂钩的体制。这绝非易事，所罗门从未计算过下属的众多部门要用多少奖金，巴菲特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坦率地讲，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经手近40亿美元证券资金的人，竟不知道是谁在调用资金。
当奖金大战还在继续时，约翰·伯恩的儿子，正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的帕特里克·伯恩来拜望巴菲特。他们就激励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巴菲特鼓励小伯恩对书上的教条提出质疑。巴菲特说，人，至少有些人，并不像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全是经济动物，他们是可以用忠诚来激励的。
但是坦白地说，在华尔街人们并不能看出这一点。人们当投资银行家为的就是捞钱，如果你给的钱他们不满意，那他们就会走人。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尼克·布雷迪认为巴菲特对此很不适应：“这就像一幕歌剧，你得与很自私的人打交道，与主角打交道。我想他还不完全了解这一行。”
许多人同意这种观点，还有人说巴菲特是想把自己的中西部道德标准强加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批判暴露出华尔街总是与巴菲特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对此大加批评，但又对专业投资人士的报酬之高和表现不佳深感不安。华尔街一家非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冷嘲热讽地评价巴菲特是“清高先生，一个来自奥马哈、睁着双大眼睛的小子”。
说他是什么，都不如说他是一个俭朴、精明的商人，但他试图使报酬合理化的想法未免太天真。（接着他略有些僵硬地笑了一下）他有些话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的，我也认为目前的报酬并不合理，但如果说我的工资得由大家投票决定，这我可不喜欢。（又是一阵讪笑）不过有一点他说得非常好，那就是我们是应该把它当作生意来好好经营。
就像霍华德预言的一样，等着从背后给他父亲一枪的人终于从树林中钻了出来。1992年年初，《商业周刊》批评了富国银行以及所罗门的投资失败（就是绝口不提可口可乐），断言巴菲特已失去投资者的成功本色。3周后，《商业周刊》再次断言巴菲特在所罗门的努力会功亏一篑。虽然《商业周刊》承认巴菲特的确拯救了所罗门，却猛烈抨击他犯下了“一连串错误”，让雇员们吃了不少苦头，减少了薪酬，消磨了公司敢闯敢干的锐气，而且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和用人不疑的大度”。
有些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一期《华尔街日报》对巴菲特有情妇一事大肆渲染，并暗示巴菲特的传奇形象完全是欺世盗名。从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看，巴菲特精心构思的年度报告是为了躲避“严峻的问题”，他用自己的形象使股票浮在半空中，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交际圈比平常人大而已。
习惯于得到媒体奉承的巴菲特对此文“极为烦恼”。彼得回忆说：“我和他在一起时发现，他摆脱不了这种烦恼。”巴菲特给报社写了封信，对报道中的许多论点提出反驳，但他特别不愿公开表示受到了伤害，因此他坚持不许发表他的信。
紧接而来的是《说谎者的扑克牌》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他在《新共和》杂志上大肆讽刺巴菲特。他还在《圣人沃伦——华尔街上折戟的鹰》一文中攻击巴菲特，认为巴菲特在投资以及道德伦理上都有很多缺陷，这会给无知的读者造成一种假象，误以为巴菲特是一个世纪大骗子。迈克尔·刘易斯借用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巴菲特事业上的成功只是扔硬币时运气好罢了。不仅如此，刘易斯还认为这只“折戟的鹰”其实也是错误连连。
这篇文章让巴菲特震怒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寻找墨菲》一书的作者莫里·伯恩斯坦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巴菲特。他写了封短信表示同情，并说刘易斯出语不慎，完全是一种亵渎。一向言辞谨慎的巴菲特回信说：“莫里，谢谢你对迈克尔·刘易斯文章的评价，你对他的评价百分之百正确。”
有意思的是，刘易斯为什么对巴菲特恨之入骨呢？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中找到线索，该书也表明华尔街不喜欢巴菲特。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年轻的债券交易商，由于把8600万美元无人要的奥林匹亚约克公司债券出手给一名上当的当事人而兴高采烈。但他也承认自己为此感到难堪，因为他欺骗了一个信任他的“最好的顾客”。他卖出的债券正是刘易斯“千方百计要躲开的”，他的这种“荣耀”会使他在所罗门步步高升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其实我现在的感觉比当时更糟。
在描写巴菲特的文章的结尾刘易斯写道：
在短时期内你可以把人们哄得服服帖帖的，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巴菲特困境”：做好人还是赚钱？
事实上，真正需要做此选择的是刘易斯本人，因为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努力实现“鱼与熊掌兼得”。他反复申明的“高利润与好行为并不矛盾”正是对刘易斯和其他愤世嫉俗者的理论的挑战。
1992年2月中旬，所罗门已经恢复了些许生机，股价回升到每股30美元。世界银行和养老基金这样的老客户也回来了。管理层完成了大洗牌，在大多数时间巴菲特也都待在奥马哈。
但所罗门的业务部门仍在流血。莫恩痛苦地发现公司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主营业务。同时谣言四起，说巴菲特准备把公司重新交给债券交易商，把其他一切业务，包括投资银行都砍掉。仅仅在当年2月就有100名雇员另谋高就去了，有1/3的证券分析师和1/4的投资银行家已经转投他家。就连丹尼斯·博文也跳槽去了贝尔斯登公司，他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巴菲特的崇拜者，也曾是巴菲特第一次与所罗门做交易时的银行家之一。
尽管有这么多人变节，但巴菲特依然毫不示弱地表示所罗门还要按既定轨道行驶。巴菲特说，当迷雾散尽之后，公司在各方面都会变得更加强大。没有哪位下属见他动摇过。这正是巴菲特的价值所在——勇于坚持自我。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唐纳德·霍华德说：“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但巴菲特其实也是心如刀绞，也许巴菲特最大的压力就是不习惯和对他不忠的人共事。“那种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说，“就像一场血腥的谋杀一样。也许我们现在谈话时所罗门又失去了几位关键雇员。”只要财政部的案子一日不了结，想结束这种备受折磨的日子就毫无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