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11章 报业大亨
第11章 报业大亨
1976年圣诞节的前几天，巴菲特在《新闻周刊》报社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她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的前总裁马克·马尔会面，那里正有个聚会。《华盛顿邮报》的这几位董事们进入一个房间，并带进来一位客人文森特·麦努，他是一位报业经纪人。麦努这次前来是想看看《华盛顿邮报》有无兴趣竞标收购《布法罗晚报》。下午发行的报纸往往销量不好，而《布法罗晚报》（以下称《晚报》）却一直生意兴隆，因为它长期以来在当地享有盛誉，而且布法罗的蓝领阶层起得很早，一直要到下午下班后才有时间看报。
但《晚报》也有自身的缺点，它没有周日版。在周日的时候，许多读者愿意浏览一下报纸，而且广告商都很看好周日。布法罗这座钢铁城市不是一座适宜居住的城市，陈旧阴冷，满是铁锈。更糟糕的是，这家报社被13个工会组织控制了，它们替报社的工会会员争取到了越来越优厚的待遇。在美国报业员工同盟的131家报纸中，《晚报》的职工收入排名第7。
尽管如此，《晚报》依然是巴菲特心目中理想的大城市主流报纸。它在当地家庭中的占有率比其他大城市的报纸都要高。人们的阅读习惯很难改变，布法罗的大部分人口都是土生土长的，《晚报》伴随着他们长大。尽管这座城市的发展正如同夕阳西下，但巴菲特认为它稳定的人口是一个优势，况且他正想自己买下一家报纸而不再是仅仅替别人出谋划策了。巴菲特想事先让凯瑟琳知道，如果《华盛顿邮报》不买下《晚报》，他可要出手了。
《晚报》成立于1880年，是一家亲共和党的报纸，一直由巴特勒家族经营，该家族还拥有当地一家电视台和美洲航空公司的部分股票。近几十年来，该家族的业主是凯特·罗宾逊·巴特勒，她是一位显赫的贵妇人，总是带着卷毛狗坐着劳斯莱斯到处兜风。巴特勒家族建了一家豪华的印刷厂，工厂周围种着热带的奇花异草。为了避免与工会组织发生矛盾，巴特勒家族一向在花钱上毫不吝啬。凯特·罗宾逊·巴特勒在1974年去世之后，她的家族打算出售这家报纸。
在《新闻周刊》报社与其他人碰过面之后，凯瑟琳认为《华盛顿邮报》刚刚镇压了一场罢工，这样一家报纸在一个工会气氛浓厚的城市里是不会受欢迎的。《芝加哥论坛报》也决定不参加投标。于是经纪人文森特·麦努把开价从4 000万美元降到3 500万美元。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巴菲特的电话。
“你星期天工作吗？”巴菲特问。
麦努回答说：“这重要吗？”
“我觉得你会认为重要的。”
1977年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巴菲特和芒格来到了麦努家中。巴菲特代表蓝带公司提出想用3 000万美元收购《晚报》，麦努不同意。巴菲特把价格提高到3 200万美元，结果还是不行。
巴菲特和芒格离开了那个房间。与《晚报》少得可怜的收益相比，他们的出价已是相当慷慨。1976年《晚报》的税前收益只有区区170万美元，但巴菲特相信它有更大的盈利潜力。他知道在那么多城市中，大报的实力会越来越强大，而小报只能苦苦挣扎或等待破产。《晚报》实际上已经占有了布法罗的整个市场，它的日发行量是早报《布法罗信使快报》（以下称《信使快报》）的两倍，广告收入也比后者多75%。
过了一会儿，当巴菲特和芒格回来的时候，芒格在一张黄色信笺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3 250万美元的开价。麦努说，这应该差不多了。
不久，布法罗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暴风雨就来临了。巴菲特和芒格到《晚报》报社签订合同的时候，整个城市仍在苦苦挣扎。久经考验的芒格还是感到有些不安，毕竟买入《晚报》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他俩在参观豪华的印刷厂时，芒格脱口而出：“工人们为什么要在宫殿里印刷报纸呢？”巴菲特戏称它为东方泰姬陵。买下《晚报》对他而言是一大进步，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笔股权投资，而且代表着他完全拥有这家企业。这一次，凯瑟琳不会在旁边插手，一切都由他自己来操作。
在买卖成交前，巴菲特似乎就为经营这家报纸制定了一项战略。当他同执行主编莫里·莱特见面时，巴菲特就问道：“你觉得办一份周日版的报纸怎么样？”莫里·莱特说这几年来他一直在劝发行人办周日版。巴菲特没有表态，但莫里·莱特明白巴菲特的构想。
合同签署后，莫里·莱特在家中为巴菲特办了一个欢迎会。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大群雇员聚在莱特家迎接新老板。巴菲特说：“新闻是不分昼夜的，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时时刻刻都有新闻。”这明显在暗示他想要筹建周日版。
尽管如此，还是谣言四起，有人说《晚报》不会发行周日版，因为这是之前巴特勒家族与康纳家族达成的君子协定，康纳家族正是《信使快报》的东家。《信使快报》的历史更为悠久（曾为马克·吐温所有），言论更自由，而且处于几乎不盈利的状态。对于《信使快报》而言，周日版正是它的生命线，这一点我们从两家报纸的发行情况中可见一斑。
《晚报》 《信使快报》 《信使快报》周日版
26.8万份 12.3万份 27万份
我们从两家报纸登载广告的情况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每周《晚报》与《信使快报》的广告收入之比为4∶1，《信使快报》只有靠周日版来维持生计。
但是，在巴菲特和芒格看来，这种状态并不令人满意。如果没有周日版，《晚报》最终可能失去现在的优势，而且很可能江河日下。当年夏天，邻近地区的《多伦多每日星报》宣布发行周日版。巴菲特知道，除了《布法罗晚报》外，只有《辛辛那提邮报》、《克利夫兰报》和《纽约邮报》几家大报纸没有发行周日版。巴菲特匆匆忙忙地给芒格写了张便条，幽默地提醒他说，在发行周日版的行动方面，《晚报》不应该成为垫底的：
苏珊常说，她不介意我是全美国倒数第二个还留平头的，但我要是成了倒数第一个，她就受不了。我想《晚报》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是不言自明的。
不久，作为《晚报》董事长的巴菲特就让莫里·莱特着手筹备周日版。莫里·莱特专门组织了一个攻坚小组，巴菲特每月亲自检查筹备进展。莫里·莱特说：
同事们会绞尽脑汁地整理出一些事实和数据报送到巴菲特的办公室，当他们犹犹豫豫说不清的时候，巴菲特就会说出正确答案。对于呈交给他的报告，他比报告撰写者懂得还要多。
巴菲特情绪高涨，帮助一起设计报纸版面，考虑广告报价、制定推销方案和定价。
但是，布法罗人担心当地萧条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有两家报纸殊死搏斗。到了11月，也就是《晚报》周日版发行期邻近时，一些商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打算在两份周日版上都做广告。经营百货公司的凯斯·阿尔弗德说：“不论是从广告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新闻的角度出发，没人愿意放弃其中任何一家报纸。”美国报业员工同盟派驻当地的代表兼《晚报》专栏作家雷·希尔说：“我们早就知道这一时刻终会到来，两家报纸中肯定有一家会被挤垮的。”
《信使快报》对此心知肚明。《晚报》出版周日版的半个月之前，《信使快报》发起了一场出其不意的攻击，控告《晚报》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信使快报》企图在《晚报》周日版于11月13日发行之前让它胎死腹中。
《信使快报》指控《晚报》的做法是典型的垄断行为，指控巴菲特想要用周一到周五赚钱的报纸为这份赔钱的周日版提供补贴，就像连锁商店依仗总店的支持在某一区域进行倾销来抢占市场一样。
巴菲特先生的《晚报》正致力于……运用自己的垄断力量来挤垮他在布法罗的竞争者《信使快报》。
《信使快报》提供的证据包括《晚报》计划在5周的推销期内7份报纸只卖6份报纸的价钱，以及周日版每份仅售30美分。而《信使快报》的周日版就像在锡拉丘兹、罗切斯特、奥尔巴尼和宾厄姆顿等城市一样每份卖50美分。
巴菲特对这种指控提出异议，他坚信《晚报》的周日版完全有望赢利。他说发行新报只会促进竞争而不是减少竞争，并明确表示不管后果如何，《晚报》和其他报纸一样有权发行周日版。换言之，巴菲特没有义务帮助其他竞争者开展业务，要怪只能怪竞争者自己太没有防备心理了。
《信使快报》全文刊登了这起法律诉讼的原文，好像这起诉讼是一起世纪大案一样。《信使快报》那位在旧金山夸夸其谈的法律顾问弗雷德里克·弗斯也提醒市民一定要注意巴菲特这个外地佬，要毫不客气地给他泼冷水，以维护当地现存的格局。
法庭要求《信使快报》出示它的对手意图摧毁它的证据。某些商业做法（例如价格低于成本）确实有失公平，很可能损害《信使快报》的利益，但这种竞争策略与违法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问题的关键在于《晚报》是否有垄断市场的企图。
弗雷德里克·弗斯认为，《信使快报》需要确定一个具体的“妖魔化”对象。在法庭上，他把矛头指向巴菲特，称他是“奥马哈来的外地佬”。弗雷德里克·弗斯的核心观点就是，巴菲特这个外地来的亿万富翁根本不关心布法罗，他一心只想挤垮《信使快报》，从而最大限度地抬高自己报纸的价格。
针对这一指控，巴菲特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在出庭前，他提供了自己祖父和父亲与报业的关系、自己以往当报童的经历以及自己管理《奥马哈太阳报》时赢得普利策奖的经历：
这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生意那么简单。我自然希望报纸在经营上获得成功，但如果报纸无法在新闻方面有所作为，我是不会满足的。
1977年11月4日，当来自伊利湖的暴雨横扫布法罗的时候，巴菲特站到了联邦法庭上。整个长廊上都挤满了《信使快报》的雇员和他们的家人，他们把审判当成了保住饭碗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他们眼中，巴菲特不啻一条毒蛇。在法庭上，弗雷德里克·弗斯向巴菲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巴菲特则泰然自若地回答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开种种圈套，尽量只用事实来回答问题。巴菲特不动声色，对方不管怎样挑衅都无法激怒他。
弗斯：蓝带公司决定购买《晚报》时，你考虑过这份报纸的盈亏状况了吗？
巴菲特：我只是大概估算了一下它的现状、发行能力和缺陷、过去的盈利情况和将来的潜力、价格以及其他市场问题。要仔细计算的话我还得考虑一大堆其他因素。
弗斯：你是说你没有做过书面分析，只是推敲了一些数字，用当前流行的财务术语来说，是不是叫作……
巴菲特：那只是你的一面之词。我根本就没有推敲，只是想估计《晚报》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弗斯：你查了报纸前几年的收入吗？
巴菲特：我查了过去5年来的收入、发行量、广告量等方面的情况。
（这是一场奇怪的审判：罪犯似乎已经确定，唯一关键的就是找到他的犯罪动机。弗斯的策略无非就是要推翻巴菲特的理由，并嫁接以自己的逻辑。弗斯力图证明巴菲特购买《晚报》并不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他并没有花多少时间去了解这家报纸，他只是想要控制它，进而击垮竞争对手。巴菲特则耐心地反驳说自己是在估算了相关情况和数据之后才决定购买的，他有自己的一个基本判断，但这正中弗斯下怀。）
弗斯：这么说，你只是根据文森特·麦努提供的信息就决定购买这家报纸了，是吗？
巴菲特：不，我在决定购买时不仅考虑了他提供的一些信息，自己也收集了一些信息，还有自己对整个报业现状的了解。
弗斯：那你没有对工厂、设施、报房检查一番吗？没有和报社的员工讨论过上述问题吗？
巴菲特：没有。
弗斯：那么，巴菲特先生，你是在购买《晚报》之前就已考虑过要出版周日版了，对吗？
巴菲特：在我看来，一个城市的主流报纸如果没有周日版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我当然要调查这种操作的可能性。
弗斯：那你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吗？
巴菲特：基本上没有，我只是自己考虑了一下。
弗斯：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吗？
巴菲特：是的。报纸的发行量和排名，这些数据我在行业出版物上就能查到。
（也许有必要补充一点，面对一个3 250美元的投资项目，普通的商人不会在不做任何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就拍板，他们通常会做好几个类似的研究。这样做主要是给投资者一种安全感，毕竟一些专家提供了所谓的保证，尽管这种保证也并不一定真的可靠。最后，会有一个人来评估各种分析情况，这个人应该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如果没有数据和分析支持，首席执行官通常不会贸然向董事会提议。巴菲特就是要把决策层和自己之间的所有决策链都打破，而对大多数人而言，如果没有数据支持，他们就会觉得可疑。）
弗斯：好吧，先生。你在布法罗待了多久？
巴菲特：大概每月会来这里一次，每次待上一天左右吧。
弗斯：也就是说你总共来布法罗只有五六次？
巴菲特：差不多吧。
弗斯：那你是不是在买下《晚报》后的5天内做出了成本估算？
巴菲特：不仅仅靠你讲的这5天时间，还根据我定期审阅的公司财务报告、电话交谈、我对整个报业的了解以及我对《晚报》经营状况的掌握。
弗斯：还有你对整个报业的了解，你指的是《华盛顿邮报》、《特伦顿时报》以及你父亲和祖父积累起来的知识吗？
巴菲特：我祖父跟此事没什么关系。
（弗雷德里克·弗斯的助手丹尼尔·梅森觉得巴菲特与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朴实无华的风格、皱巴巴的西服都出乎他的意料，丹尼尔·梅森就算再怎么绞尽脑汁也猜不到这个人是个大富翁。
巴菲特说话的风格平易近人，但是很有说服力。巴菲特竭力想证明布法罗的民众会因为多了一家周日出版的报纸而受益良多。当法官小查尔斯·L·布里安特要求巴菲特解释为什么步《信使快报》的后尘发行周日版时，巴菲特信手拈来就打了几个简单贴切的比喻。）
巴菲特：你们都觉得《信使快报》的周日版已经发行很多年了，独此一家，人们往往会有很强的惯性思维。每天早上我刮胡子都先刮同一边，每天穿鞋都先穿某只脚，我们作为人类都是具有惯性思维的动物。这样一来，人们多年来一直在使用的产品就变得很有独占优势了。
他私下里曾经这样和凯瑟琳·格雷厄姆说过，不论何时何地，如果要让他来谈对自己业务的了解，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而且言简意赅，但巴菲特不想别人觉得他太聪明。不过，在弗斯对巴菲特步步紧逼的过程中，法庭上所有人都已经看出来，巴菲特对《晚报》经营状况的了解比任何人都要深入。
弗斯：巴菲特先生，你有没有想过《晚报》发行周日版可能会把《信使快报》逼上绝路？
巴菲特：没有。
弗斯：从来没有过吗？
巴菲特：我觉得《信使快报》还可以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呢。
弗斯：你从来都没有和别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吗？
巴菲特：是的。
弗斯觉得总算让对手上钩了。他走向法官席，手里挥舞着一份《华尔街日报》上最近关于巴菲特的一篇文章的复印件，大声朗读了其中一段，目的是要证明巴菲特其实一直都有垄断报业的念头。
沃伦·巴菲特希望拥有一家具有垄断或市场主导地位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不受约束的桥梁收费站一样，然后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抬高价格，想有多高就设定多高。
这里引用的是戴维·戈茨曼的话，他是巴菲特经营第一曼哈顿公司的一位朋友。巴菲特试图辩解，不过桥梁收费站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大家都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弗斯：巴菲特先生，你有没有跟朋友说过拥有一家占有垄断地位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不受管辖的桥梁收费站？
巴菲特：也许我是说过拥有一家占有垄断地位的小型报纸，尤其在像内布拉斯加的佛里蒙特这样的小城市里，在没有电视台竞争的情况下这会是一笔大生意。可是我不记得打过桥梁收费站之类的比喻，只是说这是笔好生意，在佛里蒙特也许比桥梁收费站还要好。
法官布里安特：你举的佛里蒙特这个例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巴菲特：法官大人，佛里蒙特的报纸生意处于没有竞争对手的状态，在那儿你无法花钱做电视广告。
法官：那你在佛里蒙特拥有报纸吗？
巴菲特：没有，我倒真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家。
弗斯：那你是说在一个小范围里拥有一家垄断性或主导市场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可让你随心所欲的桥梁收费站，对吗？
巴菲特：对这种措辞我不想和你争辩，不过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商机。
弗斯：因为你可以不受约束地想把价格定多高就定多高，对吗？
巴菲特：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强的金钱欲，不过到时候我确实有提高价格的权力。
弗斯：这就是你想要拥有的生意，对吗？
巴菲特：我还没有呢，要真是能拥有一家倒也不错。
弗斯：巴菲特先生，你和别人谈起过让人随心所欲的桥梁收费站这样的说法，是吧？
巴菲特：我只说过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约束，能有一座桥梁收费站是很不错的。
弗斯：为什么？
巴菲特：因为你已投入资本，你用过去已经不太值钱的资本来建桥，而且也不用担心要更换桥梁。
弗斯：你用“不受约束”这一说法，意思是说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提高价格了，对吗？
巴菲特：没错。
弗斯：你所说的桥梁收费站就可垄断整个过河交通了，是这意思吗？
其实弗斯根本就不知道，当巴菲特还是个小孩子，看着他朋友鲍勃·拉塞尔家门前车水马龙的状况时，他就梦想着拥有一个收费站了。蓝带公司确实拥有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24%的股份，该公司拥有底特律与温萨普之间从布法罗跨越伊利湖的大使桥。它的确是一座收费桥梁，而且其股份是美国的股东们可以持有的，巴菲特持有1/4的股份。弗斯忘了这一点，但他还是伤害了巴菲特。
蓝带公司的律师团认为巴菲特的证词十分出色而且可信。不过他是不是说得也太无保留，太过可信了？他是否流露了太多控制报业的欲望？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在想着形象的收费桥梁的比喻。
11月9日，也就是在《晚报》要发行周日版的4天之前，法官布里安特下令在审判尚未结束时禁止《晚报》发行。尽管他没有完全给予《信使快报》想要的审判结果，但是他那冗长的表态（加之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语速）对巴菲特很不利。
布里安特法官要求《信使快报》在法庭上证明它的对手使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目的是想要垄断报业，否则，《信使快报》就会败诉。
现在布法罗只剩下两家报纸，如果《晚报》发行周日版的计划如我想象中那样进行的话，将来布法罗就会只剩下一家报纸了。
在布里安特法官令人敬畏的陈词中，他认为巴菲特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非常精明而且城府很深。巴菲特一页又一页地翻找，但是怎么也找不到能够显示他动机的话。布里安特法官并不知道巴菲特习惯根据数字来判断是否购买企业，认为他连报社的印刷车间都没去看，也没有与工人交谈就买下《晚报》，正是“企图垄断当地报业的证据”。甚至在法官给案件陈词写的副标题——“巴菲特先生来到了布法罗”，都能明显可以看出他的偏见。布里安特法官宣称：“动机只存在于人们不可知的心中。”其实，法官从巴菲特的举动中并不难发现他的目标：
巴菲特先生并没有掩盖他的商业动机，也没有佯装对情况不知晓。他充分认识到《晚报》如果在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会给他这个业主带来怎样的利益。但是由于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因此外人从他以这种价格、全部用现金支付并用这种方式买入《晚报》，并不能看出来他将能获得很大的经济收益。
布里安特法官最后判决《晚报》周日版可以发行，但是严格限制了它的促销、营销和针对读者及广告商的营业能力。尽管判决对《晚报》进行了限制，但是最沉重的打击当属布里安特法官强硬的表态。他的表态使《晚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部分公众的支持。《信使快报》大幅刊登了审判结果，还附上了这位站在他们这一边的法官的照片，旁边还登着一些溢美之词和证言。代表布法罗122 000名员工的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的话—— “别买那份周日报”，也在头版被引用。为了让每位读者都知道它在与谁斗争，《信使快报》还不忘在头版加上一个标题： “布法罗人共有，布法罗人共营”。
在《晚报》周日版发行的前一天晚上，巴菲特带着穿蓝色牛仔裤的苏珊到报房鼓舞士气。巴菲特在印刷机上按了个电钮，报纸就印出来了。但是，报纸的负面形象影响了销量的增长。读者和广告商都担心《信使快报》一旦关门大吉，就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于是都站到了弱者一边。最让人痛心的是，《晚报》上上下下对这种不利局面无能为力，因为法律不允许他们对《信使快报》发表诽谤性言论。到了12月18日，《晚报》发行第5期周日版的时候，他们只有147英寸的广告版面，而《信使快报》的周日版有579英寸，尽管《晚报》的新闻版面要比对手多出40%。简而言之，巴菲特的报纸是逆水行舟、困难重重。如果以巴菲特的总资产来衡量，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977年反弹到了每股132美元，巴菲特的个人总资产接近7 000万美元，其中有大约1/5的资产都压在了《晚报》上。
两家报纸展开了古老的新闻肉搏战，在巴菲特看来，最后只有一家报纸能够存活下来。《信使快报》觉得法院的判决为它的反扑赢得了时间，于是赶紧加快自己的现代化步伐，他们采用自动排字技术并改进了设备。《信使快报》的执行主编道格拉斯·特纳评价说：“这一契机使报社批准了几年来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扩大了版面，增设了瞭望版、扩大了漫画版和杂志介绍版，我还在现有规模上扩招了25%的员工。”
《信使快报》新招聘的这些记者就像“第五纵队”成员一样在全城搜罗新闻。《晚报》的一名记者罗伯特·麦卡锡说道：“如果遭到《信使快报》的攻击，你根本就不敢露面，而且需要彻夜不眠地去想该怎样反击他们。”
巴菲特能控制的为数不多的一点就是自己报纸新闻版面的大小，对此他毫不松懈。“我们当时力争比别家报纸的新闻更加丰富。”巴菲特回忆说：“如果他们有8版体育新闻，我们就会力争拥有比他们更多的版面，我和报社的员工说，就让所有的传统做法都靠边站吧！”
在报社的编辑部里，大家都觉得新老板与众不同。一位资深记者说：“沃伦·巴菲特看起来真的很投入。”他有时会给报社送去一张便条，对某篇精彩的报道表扬一番，还会穿着T恤参加职工们的野餐会。报社的记者大多是一些愤世嫉俗之人，他们都喜欢巴菲特身上的那种怀疑精神。他没有一味地要求报纸给他赚回多少美元，而是希望记者们帮助他更深地挖掘一个他自己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很多富豪是多么贪婪和没有良知。
有一篇报道讲到加利福尼亚小镇圣罗莎的一个叫波希米亚森林的秘密集会场所。每年夏天，像梅夫·格里芬、杰拉尔德·福特和雷·克罗克这样的商人会都会乘私人飞机飞到那里，在红杉林中聚会，感叹西方文明的没落。《晚报》的资深记者李·科波拉回忆说：“巴菲特希望报道切入的角度是调查他们在购买私人飞机时有没有避税。当时正值石油危机，巴菲特认为那样做有违道义。”李·科波拉据此在头版刊出了一篇极具分量的报道。他拒绝了其他报社开出的优厚条件，留在了《布法罗晚间新闻报》，因为他很期待巴菲特给《晚报》带来新气象。
但是在争夺周日版霸权的斗争中，《晚报》仍在流血，依然承受着经济损失。在1978年，每个周日，《信使快报》的发行量都比《晚报》多10万份。随着布法罗的经济陷入萧条之中，人们眼见一些工厂解雇了大量的工人，都对《信使快报》产生了恻隐之心，害怕有朝一日它也会倒闭。“人们买报往往是为了救某家报纸于水火之中。”执行主编莫里·莱特回忆说，“每周三或周四我都会给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有多少公司预订了这周日的广告版面，其实我们的广告商数目非常有限。”
巴菲特会经常打电话给莱特，他们会在莱特家中商量怎样才能使《晚报》周日版的销量实现腾飞，两人至少也要谈一个小时。“巴菲特对周日版的方方面面都有浓厚的兴趣。”莱特评价说。巴菲特会亲自来布法罗会见大的广告商和零售商，并亲自审批营销和竞争战略。“我们拼尽了全力。”巴菲特回忆说。
我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发行小组。他们每周都会告诉我：“上周我们又推销出828份，这周又推销出750份。”周五晚上，我就能预测出周日版的发行量，比如说减少到412份之类的。
在这种困境下，巴菲特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得力助手，他也萌生过向哈里·博特或是向肯·蔡斯求助的念头。巴菲特非常希望好朋友、《奥马哈太阳报》的发行人斯坦福·利普西能助他一臂之力。但是，斯坦福·利普西不想去布法罗。
“你不想长期待在布法罗我也不会勉强你，但是你每个月去布法罗一次，看看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你给出出点子，行吗？”巴菲特问他。
斯坦福·利普西思忖片刻，问道：“这工作到底需要我干些什么？”
巴菲特思量再三，说道：“这工作只要你出马，就一定会有起色的。”
斯坦福·利普西最后来到了布法罗，每次以助理发行人的名义在那儿待上一周，而发行人在《晚报》前任东家出售报纸之后就负责打理一切。
法庭的判决依然给《晚报》的经营带来了重重障碍。布里安特法官要求《晚报》出示每个订阅周日版的读者名单。不仅如此，《晚报》的推销员、高管和工作人员说的每字每句都要经过前后思量，因为一旦被竞争对手的律师抓住把柄，这就会被当成违反法庭判决的证据。有一次他们又指责《晚报》藐视法庭，这可是一顶非同小可的大帽子。《信使快报》的一位律师马桑说：“《晚报》的日子可不太好过，因为我们可以监控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实际上，《晚报》基本要靠一位联邦法官的恩赐艰难度日。
1978年，《晚报》税前损失高达290万美元，这是巴菲特损失最惨重的一年。斯坦福·利普西定期从布法罗给巴菲特打电话，他对巴菲特知道遭受巨额损失后的泰然自若感到很诧异。“他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周日版让他很是头疼，他还要面对所谓企图垄断市场的指控。尽管如此，他的态度却很乐观，还打电话向我表示感谢。”
芒格的情绪则截然不同。在得知有关藐视法庭的指控之后，巴菲特恰巧要在某个地方发表演讲，他情绪激动地给默里·莱特打了个电话：“你的话他还算听得进去，你跟沃伦说，让他说话时注意点分寸。”芒格很担心在法庭上听到桥梁收费站一类的指控，巴菲特对此却不以为然。
但是芒格觉得《晚报》只能听天由命了。在蓝带公司的年度报告中，他甚至提到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人人嫌恶的官司不仅费时、费钱、无用而且不可预测，甚至连《晚报》的最终命运都还是个未知数，需要苦苦等待很长时间。
1979年4月，也就是在蓝带公司买下《晚报》两年后，纽约联邦上诉法庭推翻了对《晚报》的禁令和对它藐视法庭的指控，布里安特法官还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考虑到巴菲特发行周日版的意图，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买下《晚报》是为了挤垮《信使快报》。《晚报》并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来挤占《信使快报》独占的周日报业市场，而是给这个市场带来了更多的竞争……所有的证据只能表明巴菲特只想尽可能地办好《晚报》，并没有谋划过他的竞争行为会给《信使快报》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种做法恰恰是《反垄断法》所提倡，而非压制的。
虽然在法律上巴菲特占了上风，但实际上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已经给《晚报》带来了实际的损害。虽然《晚报》在周一到周五仍然主导着市场，但是《信使快报》周日版的发行量仍以超过《晚报》10万份的优势遥遥领先。在联邦上诉法庭推翻原判决两个月后，《信使快报》被出售给了明尼阿波利斯的考尔斯（Cowles）家族旗下的明尼阿波利斯星报和论坛报业公司（Minneapolis Star & Tribune Co.）。现在，《晚报》需要和一个同样来自外地而且财力雄厚的富豪家族展开持久战了。1979年，《晚报》的亏损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460万美元。这是巴菲特和芒格第一次在投资中遭受这么大的损失。
1980年，斯坦福·利普西开始全职在布法罗工作。巴菲特没有要求他这么干，可是斯坦福·利普西从巴菲特全力以赴的态度中看出，巴菲特实际上迫切地希望他能全身心地投入。斯坦福·利普西本人也早已深深地卷入与《信使快报》的战争旋涡之中。
在斯坦福·利普西开始负责打理《晚报》后，报社又面临着工人引发的新危机。早在巴菲特之前，报纸的13家工会组织已经从公司得到了很多好处，用芒格的话说就是“得寸进尺的好处”。为了打破这种不利的局面，巴菲特和芒格在1980年初蓝带公司的报告中针对工会写了这么一段：
如果《晚报》再次发生罢工，报社只能停业并进行破产清算。
不过，报社的卡车送报工打算试试深浅。1980年年底，他们要求增加人手，还要求在不工作的时候也拿钱，这可是涉及报社管理权的大问题，巴菲特断然拒绝了。在12月一个星期一的晚上11点钟，《晚报》的谈判代表找到美国报业员工同盟派驻报纸的代表雷·希尔（他代表着《晚报》里最大一家工会的利益），希望让他从中斡旋，防止再次发生罢工事件。雷·希尔了解巴菲特，知道他并不是真吓唬人，于是劝说司机们不要向他挑衅。卡车司机推选的代表是马丁·布鲁根，他曾在酒吧当过打手，在报社过去历史上唯一一次罢工中还是个小头目。马丁·布鲁根以为巴菲特不敢在与《信使快报》斗争的紧要关头铤而走险。有人找来了一个调解人。谈判持续了一夜。最后调解人对雷·希尔说：“你看，雷，他们还是要罢工。”星期二早上6点钟，司机们开始罢工游行了。
在其他工会组织的帮助下，报社勉强印出了报纸。随后纠察队占领了卡车，印刷工人停止工作，拿走了纸版，工作只好停顿下来。在这场纠纷中，《信使快报》渔翁得利，趁机拿到了很多订单。布法罗的报业大战经历了最可怕的一幕。
据巴菲特的一位心腹描述，巴菲特当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知道如果报纸长期停产，他丢掉的市场占有率会是致命的。他要么赶紧复工，要么就关门大吉。但是如果他对卡车司机妥协的话，其他12个工会组织也会不依不饶地相继罢工。
星期二一大早，巴菲特毅然决然地宣布，如果报纸不能正常出版，他就不发工资，并解雇全体员工。不仅如此，巴菲特还宣布，如果司机们影响了最重要的周日版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宁可取消周日版。《晚报》的主要谈判代表理查德·费舍在和巴菲特通完电话后知道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马丁·布鲁根由于受到其他工会的压力，也感到芒刺在背。雷·希尔对他说：“布鲁根，不管你要争取什么，你们都做得太过火了。”最后，布鲁根妥协了，司机们也体面地让步了。到星期二下午，大街小巷上又看到了《晚报》。
雷·希尔对巴菲特说：“巴菲特，我希望这件事了结之后，我们双方的合作能继续下去。”
“雷，光有诚意是不够的，还要有行动。”
雷·希尔认为巴菲特这话的意思是，如果他的工会会员能帮助报社战胜《信使快报》，就能够得到奖赏，但是权力的天平已经倒向巴菲特一边，正如雷·希尔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每一次罢工之后，世界就不再是从前那样了。”
布法罗严重的经济萧条给这两家报纸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可争夺周日版市场的硝烟仍在弥漫，《晚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信使快报》在发行量上的差距依然存在。5年后，两家报纸周日版的发行量分别是19.5万份与26.5万份。尽管《晚报》赔得少了一些，但仍在赔钱。自从巴菲特买下它之后，它的税前总损失已高达1 200万美元。到了1982年年初，芒格认为他们的损失已经是永远都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了。
除了《晚报》的赤字之外，我们还有7 000万美元的资产和每年1 000万美元的赢利。但是不论布法罗将来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百分之百确信如果当初不买《晚报》，我们现在的赢利会更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晚报》周日版的发行量突破了20万份大关，尽管比《信使快报》周日版还少一大截，但是布法罗也盛传着会有一家报纸关张的猜测。巴菲特断然否认自己会让报社破产的说法，说他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可是这座城市确实养不起两家报纸，问题在于谁能撑到最后。到了9月，《信使快报》倒闭了。
《信使快报》每年在早报业务上要亏损300万美元，是《晚报》的两倍。雪上加霜的是，《信使快报》的母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星报和论坛报业公司的董事长奥托·西尔哈坦言，母公司的经营业绩也不理想。但奥托·西尔哈知道，蓝带公司有一棵他所没有的摇钱树，那就是财源滚滚的喜诗糖果公司。
《信使快报》关门的那一天，《布法罗晚报》更名为《布法罗新闻报》，并开始发行《晨报》。不到半年，发行量就上升到了36万份，远远超过了竞争对手早先创下的纪录，其广告收费也急剧上升，反映出这家历尽劫难的报纸的市场主导优势和垄断地位。《布法罗新闻报》成了一座金矿，甚至可以说是一架收费桥梁。芒格早先那番悲观丧气的话很快就被证明是错的，《布法罗新闻报》不仅赚钱，而且日进斗金。
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第一年里，《布法罗新闻报》的税前利润高达1 900万美元（这些利润完全属于已经兼并了蓝带公司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法罗新闻报》的年均赢利在4 000万美元左右，比巴菲特在蓝带公司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上的总投资还要多。巴菲特的投资走上了越来越景气的良性循环，整个投资链也变得越来越强劲有力。蓝带公司可以为喜诗糖果公司提供资金，喜诗糖果公司也能为《布法罗新闻报》不断补充弹药，而《布法罗新闻报》更是让巴菲特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巴菲特击碎了员工期望变得同样富有的奢求。《信使快报》关张后不久，巴菲特参加了在布法罗斯塔特勒饭店举行的一次报社中层领导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能给报社的编辑和记者们分多少钱呀？”这一请求听起来合情合理，因为他们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让大家倍感诧异的是，巴菲特冷冰冰地答道：“干日常工作的人（编辑和记者），都无法为公司增加利润做什么大贡献。”这番话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尽管巴菲特信奉自己残酷却公平的资本家信条。《布法罗新闻报》的经理人在困难的岁月里忍辱负重，而当年那些员工们并不愿意与之共担损失，现在他们也一样别想分到什么成果。
当时在场的一位夜间编辑阿尔文·格林说：“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话好像是甩给所有记者和编辑听的。”
《布法罗新闻报》雇员们的薪水尽管都提高了，但没他们原先期望的那么多。正如阿尔文·格林所说的那样：“最让我们失望的就是，尽管我们赢得了斗争，也涨了不少薪水，但这些也没什么特别的，大家心里都感到有些失落。”
在《信使快报》倒闭之后，《布法罗新闻报》员工的收入在美国报业员工同盟的排名从巴菲特购买报纸前的第7位下滑到了第13位。不过，美国报业员工同盟的代表雷·希尔认为巴菲特已经兑现了诺言。雷·希尔说，如果他处在巴菲特的位置也会这么干。
作为布法罗市唯一幸存的报纸，《布法罗新闻报》面临着过去从未有过的挑战。巴菲特在写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合伙人的年度信件中指出，具有垄断地位的报纸就没有保证其质量的经济动力了。
报纸的业主自然而然地希望他们的丰厚盈利来自报纸完美的质量。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论质量好坏，具有垄断地位的报纸总能赢利……
巴菲特承诺要保证报纸的质量，而且从数字的角度来看他也做到了。《布法罗新闻报》的新闻栏目和广告数量大体上保持了平衡，在全美国所有的日报中都是最高的。
巴菲特和斯坦福·利普西仍旧是好朋友，不过他来报社不像过去那么勤了，记者们也听不到他读完文章后的评价了。渐渐地，他手下的员工都觉得有些失望了。无论如何，巴菲特还是个为人不错的老板，也不像其他老板那样苛刻。不过这些记者们希望他即便不能像之前那样天天待在报社，至少也能多在报社出现几次，因为他们觉得报纸已经丧失了当年和《信使快报》竞争时的那股闯劲儿。
以调查见长的记者李·科波拉离开了报社，转投了广播业，后来成了布法罗市的助理检察官。他之前曾因为巴菲特的到来而感到热血沸腾，之后他仍然同巴菲特偶尔保持着通信联系。像那些曾经对巴菲特寄予厚望的人一样，李·科波拉的心情也很复杂。他说：“我的梦想没能实现。”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但直到今天，我依然很尊敬他。”
在与《信使快报》那场腥风血雨的战斗结束10年之后，《布法罗新闻报》走进了布法罗市75%的家庭，在全美国的各大城市报纸中独占鳌头。但是，布法罗变得比拥有两家报纸时更穷了，整个城市的读者群比《信使快报》经营时要少了很多。
诚然，巴菲特有权利和充分的理由来办周日版，使布法罗的报业竞争局面就像其他城市一样。不过，即使巴菲特没来布法罗，这个城市也同样养不起两家报纸。事实上，巴菲特只是帮着那双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推了一把而已，其中一家报社肯定会倒闭，还会有人失业。人的心思难以揣摩，也许巴菲特早就想到过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的，甚至他在法庭上就想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妨看一下他对一位同事谈起的另一家报纸生存的前景：
在过去数年里，数以百计的报纸业主也在增加投资。不过，我想，而且很多“专家”也相信，其实在一个大城市里，并不允许有一家以上的报纸同时兴旺经营，事实就是这般残酷。
这是巴菲特在1972年写的，比他考虑买入《晚报》的打算还要早5年。巴菲特早就明白，不是市场上第一宠儿的报纸注定要失败。他只是在布法罗证明了这一点罢了。
在伊利湖边，人们久久不能忘却两家报纸之间你死我活的肉搏战。多年以后，《信使快报》的那些老雇员还对该报的关张欷歔不已。就连他们的孩子都对巴菲特的《布法罗新闻报》心怀敌意，可是他们同《布法罗新闻报》员工的孩子们一样，还得每天花钱买报。弗斯的助手（后来的合伙人）丹尼尔·麦森暗自念叨：“巴菲特终于笑到了最后，垄断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