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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初入股市
那是在1952年的11月，当我的经纪人给我打电话时，我正在纽约曼哈顿的“拉丁区”演出。他替我和我的舞伴朱莉娅接下一份去多伦多夜总会演出的差事。这家夜总会归阿尔・史密斯和哈里・史密斯所有，他俩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很推崇我。兄弟俩提出要付给我股票而不是现金作为酬劳，在演出生涯中我也曾遇到一些奇怪的事，但以股票付酬还是头一回。
进一步沟通后我才了解到史密斯兄弟准备付给我6 000股布里伦德公司（Brilund）的股票。这是一家加拿大矿业公司，史密斯兄弟拥有这家公司的股权，当时这家公司的股价是每股50美分。
我知道股价有涨有落——这也是我所知道的有关股票的全部知识——于是我向史密斯兄弟提出了接受股票的条件，即如果布里伦德公司的股价在6个月内跌破每股50美分，由他俩向我补付差价。史密斯兄弟同意了。
凑巧的是后来我没能去多伦多演出。因为不忍心让史密斯兄弟失望，所以我主动提出，要从他俩手中购买6 000股布里伦德公司的股票以示友好。随后我给了他俩3 000美元的支票，并收到了6 000股布里伦德公司的股票。
股票收到后我就把这事忘了，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无意间在报纸上瞟了一眼这只股票的股价。这一瞟让我大吃一惊，我原来以每股50美分买入的布里伦德公司的股票，现在涨到每股1.90美元。我立刻卖掉了所有布里伦德公司的股票，并从这次交易中获利8 000美元。
刚开始这一切让我难以置信，真是不可思议。我感觉自己就像第一次参赛的人，托新手往往能赢的福。
当时我就认为自己以前错过了人生中的一件美事，于是决定入市。之后我从未背弃入市的决定，但也不知道在这一陌生的领域里会碰到什么问题。
当时我对股市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纽约就有股市。我只听说过加拿大股市，而且只知道矿业股。我琢磨着既然买加拿大的矿业股赚了钱，显然从矿业股入手不失为明智之举。
问题是从何开始呢？又怎样找到要买的标的呢？总不能用针把要买的股票挑出来吧。我寻思要买股票必须获得信息，那么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获得有关股票的信息？现在我已认识到普通投资者实际上不可能获得此类信息，但当时我想只要多方打听就能打听到大秘密，而且还能跟那些知道消息的人混熟。此后，我逢人就问是否有股市的消息。在夜总会工作总能遇到有钱人，他们应该知道股市的消息。
于是我就问这些有钱人。那时常挂在我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哪只股票好吗？”奇怪的是我所问到的每个人似乎都知道一只好股票。这真是令人吃惊，显然我成了美国唯一没有一手股市消息的人。我热切地聆听他们所说的消息而且虔诚地遵照执行，不管他们让我买什么我都买，直到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像我这样靠打听消息炒股永远也赚不到钱。
那时的我是那种典型的小散户，乐观、无知、频繁操作。在我曾经买过的股票中，有些连公司的名字都叫不出来，至于公司是做什么的、在什么地方更是一无所知，我之所以买这只股票完全是听别人说它好。恐怕没有比我更糊涂、更愚蠢的股民了。我只知道在最近一次夜总会演出中碰到的最后一位领班说过哪只股票好，其他一概不知。
1953年年初我在多伦多演出。因为第一次买布里伦德公司的股票意外地赚了8 000美元，所以我把加拿大视为赚钱福地，并认为这是找到“热门消息”的好去处。我向好几个人打听是否认识素质好、靠得住的经纪人，最后有人向我推荐了一位。
当我找到这位经纪人的办公室时，说真的让我大吃一惊也大失所望。他的办公室又小又破，看起来像监狱，屋子里堆满了书，墙上涂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号，后来我才明白墙上画的是“图表”。我在他的办公室里感受不到半点成功或效率的氛围，只看见一位忙碌的小个子男人坐在办公室的翻盖桌子后面，他正在细心研究那些统计数据和书。当我问他哪只股票好时，他立刻做出了反应。
他微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股息息票，上面写着一家有名的黄金公司Kerr-Addison的名字。
他站起来对我说：“朋友，仔细看看这张息票，它现在的价值是我父亲当初购买公司原始股时价值的5倍，这正是大家梦寐以求的那种股票。”
每股红利价值就是原始股价值的5倍啊！这让我备感兴奋，相信任何人都会为此兴奋不已。息票上标明每股红利是80美分，由此推算，他父亲当初买的原始股每股价格只有16美分，这真是太好了。当然我没有考虑到，他可能已经持有他父亲购买的原始股长达35年之久。
这位小个子男人跟我讲起了多年来他是怎样挖掘此类股票的。鉴于他父亲买黄金股取得了成功，他推断金矿公司中必有此类股票。他向我吐露说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目标，股票名称是Eastern Malartic。根据他所收集到的有关这家公司的产量数据、估算数据和财务信息，他预计这些金矿的产量可以在现有水平上再翻一倍，因此现在投入5美元买这些金矿的股票不久就会涨到10美元。
听他分析得这么头头是道，我立即以每股2.90美元的价格买进了1 000股Eastern Malartic公司的股票。随后我焦虑不安地盯着这只股票，它的价格却一路下滑到每股2.70美元，然后是2.60美元，几周后又继续跌到每股2.41美元，最后我急急忙忙将这些股票抛出。通过这次事件我断定这位工作细致、满脑子统计数字的经纪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炒股赚钱。
尽管这次没赚到钱，但股票还是让我着迷，我继续靠打听消息炒股，不过获利的不多。如果有哪次赚了钱，盈利也很快被亏损抵消了。
我就是这么一位炒股新手，甚至都不知道买卖股票还要付经纪人佣金和交易税。例如，1953年1月我买进10 000股Kayrand Mines公司的股票，股价是每股10美分。
之后我就像猫一样紧张地盯着股市，第二天当Kayrand Mines公司的股价涨到每股11美分时，我打电话告诉经纪人将我买的那10 000股全部抛出。我寻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赚了100美元，这种小步快走、积少成多的办法看来不错。
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经纪人后，他说：“股价在涨，你为什么要亏钱卖呢？”——“亏钱？”我还赚了100美元啊！他细致地向我解释，我买10 000股股票需要支付50美元的经纪人佣金，第二天卖出时又要支付50美元经纪人佣金。另外，买卖时还要支付交易税。
Kayrand Mines只是那时我买卖过的诸多奇怪的股票之一，其他还有Mogul Mines、Consolidated Sudbury Basin Mines、Quebec Smelting、Rexspar、Jaye Exploration等，都是一些矿业公司的股票。我没有从这些股票上赚到一分钱。
虽然没赚到钱，但我还是快乐地炒了一年加拿大公司的股票。当时我的自我感觉很好，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商人、了不起的股市操盘手。我就像蚱蜢一样快速地进出市场，如果哪次能赚到两个点，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我经常同时拿着二三十只股票，每只股票数量都不多。
由于各种原因，我对其中某些股票产生了好感，有些是因为这只股票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推荐给我的，还有的是因为我曾经在这只股票上赚过钱。基于种种类似的原因我对某些股票产生了偏好，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开始持有这些“偏好的股票”舍不得卖。
我将这些“偏好的股票”视为我的附属品，它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每日每夜我想的都是它们的优点，谈起它们就像谈起自己的孩子一样。换成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可能并不觉得我偏好的这些股票与其他股票相比有何独特之处，但我压根就没想过这一点。一直到有一天当我发现，正是我所偏好的这些股票使我损失最大时，这种心态才有所改变。
有几个月，我的交易记录都赶得上一家小型交易所的交易记录了。当时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似乎快要脱颖而出了。但如果我仔细看看我的账单，就不会自我感觉这么好。因为看了账单就会明白，我当时的操作就像赌马者一样，股价一涨就兴奋，赚一点点小钱就觉得激动不已，对损失却视而不见。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持有许多股价已跌破买入价，而且看起来也涨不动的股票。
这时我的操作无异于狂热、愚蠢的赌博，根本就不想操作的理由。我总是凭着“直觉”操作，靠碰运气，或是听信别人告诉我的任何事情，如找到铀矿的谣言、发现石油等。尽管赔钱是常事，但偶尔小赚一次又带给我希望，就好比总有一根胡萝卜在驴鼻子前晃荡一样。
我就这样买卖了好几个月的股票，直到有一天我决定翻看一下我的账本为止。这一翻不要紧，我把我所持有的赔钱的股票市值加起来一算，才发现自己赔了将近3 000美元。
此时我开始怀疑我的赚钱计划有些不对头，同时一个神秘的幽灵在我的脑后对我低语，其实我的操作没有一点思路。
尽管如此，我还是照旧前行。我安慰自己说，赔了3 000美元，就相当于刚开始我从布里伦德公司的股票上少赚了3 000美元，扣掉这3 000美元，我还从布里伦德公司的股票交易中赚了5 000美元。但如果我继续按这种思路炒股，剩下的那5 000美元利润又能在我这儿待多久呢？
下面列举的这些操作记录，只是从我的损益账户上摘下来的一页，它浓缩了整个惨痛的炒股失败的故事。
由于我一直沉迷于赚取小利，所以都没有注意到，这段时间其实平均每周赔了约100美元。
这是我第一次在股市遭遇困境，接下来的6年中，我在股市遇到了更多、更严重的困境，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最麻烦的一次。此时我要做的是，决定是否还要继续留在股市里。
我决定继续留下来进行新的尝试。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做什么，这次方法必须有所不同。我能改进方法吗？事实证明，像以前那样听从夜总会顾客、领班和舞台工作人员的建议炒股是不行的，因为他们只是跟我一样的业余人士，不管他们给我指点迷津时显得多有把握，但实际上知道的并不比我多。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我的佣金明细单，上面写着：买入价0.90美元/股，卖出价0.82美元/股……买入价0.65美元/股，卖出价0.48美元/股……
谁能帮我找到股市涨跌的奥秘呢？我已经开始翻看加拿大的财经出版物，如《加拿大股票行情表》，并逐渐关注起建议性的新闻摘要栏目，上面有对在多伦多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票的投资建议。
同时我认定，如果想继续炒股就要得到专业化帮助，于是我订了一些提供财经信息的咨询服务，我寻思毕竟他们是专家。我决定，不再根据陌生人或是像我一样的业余股票爱好者的零散指点炒股，转而遵照专家们的专业化建议投资。如果遵循他们高超而明智的教诲，我一定会成功。
有些提供财经咨询服务的公司可以试订，花1美元就可以先试订4期的财经信息。在正式购买咨询公司有价值的服务之前，先行试点就算是测试公司的信誉吧。我给了他们约12美元试订费，同时开始急切地收阅他们发来的财经信息。
纽约有些声誉很不错的财经咨询服务公司，但是我所订阅的加拿大的财经信息，完全是给傻瓜交易者看的。我是怎么认识到这一点的呢？他们发给我的财经咨询信息让我欣喜而兴奋，在他们看来，股市投机是件急迫而容易的事。
他们会在咨询信息栏上用大标题写道：
“赶快买入这只股票，迟了就来不及了！”
“满仓买入！”
“如果你的经纪人对这只股票提出异议，那就炒他的鱿鱼！”
“这只股票会让你翻倍甚至更多！”
这些听起来当然是真实而热烈的信息，比起以前我在餐馆听到的那些零散指点要可信得多。
我急切地翻阅这些推荐信息，其字里行间充满了无私的兄弟般的友爱。其中一份写道：
“小人物将有绝佳机会从头参与一项卓越的新发展，这在加拿大金融史上还是第一次。”
“华尔街的大财阀正准备收购我们公司的所有股票，但是我们只想让中等收入的投资者参与此事，比如说像你这样的人，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免受恶习侵扰……”
这个人就是我！他们准确地把握了我的状况。我正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小人物的典型，因为受到华尔街大财阀的随意摆布，所以需要同情。事实上我应该被人同情的是我的愚蠢，而不是被华尔街大财阀随意摆布。
每次看到这样的信息，我都会立即打电话买入他们所推荐的股票，可结果总是下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相信，他们推荐股票时一定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推荐的下一只股票一定会涨，但事实很少如此。
我还没搞清楚，就遇到了小散户都会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即何时入市，这几乎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只等小散户买进股票，股价就立即开始突然下挫，这是最让业余投资者困惑不解的事。我也是过了好几年才意识到，问题在于当这些财经情报贩子建议小散户买入某只股票时，那些拥有内幕消息、早已在低位建仓的职业操盘手却在卖出。
拥有内部消息的资金在撤退，与此同时我们这些小游资却在涌进。这些游资不仅不是来得最早、资金规模最大的资金，而且是来得最晚、资金规模最小的资金。他们买得太晚了，此时一旦职业操盘手离场，由于他们的资金量实在太小，并不足以支撑如此虚高的股价，所以随后股价必然下跌。
现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但当时我并不明白，我买的股票为什么总是跌，我想可能是运气不太好。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我明白了，当时采取这种方法投资注定会赔光。
当时我每投资100美元，基本上很快就会赔二三十美元。但是确实也有那么几只股票涨了，这时我会十分高兴。
后来即使我必须返回纽约，我也仍然通过电话，向多伦多的经纪人下达买卖指令。
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当时都不知道，通过纽约的经纪人也能买卖在加拿大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多伦多的经纪人会打电话告诉我买卖建议，我一般都会买入经纪人或加拿大财经咨询服务公司推荐的股票。就像所有漫无目标的小散户一样，我总是把赔钱归因于运气太差。我知道——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会赶上好运气。我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什么错，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真能意识到自己错了的话，事情可能还会好一点。只有一次我买进后很快赚了钱，但那纯属偶然。
举个例子，我很喜欢看《加拿大股票行情表》，有一天，我在上面看到一只名为Calder Bousquet的股票。我并不熟悉这只股票，也不知道这家公司是生产什么的，但它的名字听起来很美妙，我喜欢它的发音，于是就以每股0.18美元的价格买了5 000股，价值900美元。
随后我必须飞到马德里参加演出。一个月后，当我从马德里回来再翻开报纸找到这只股票的报价时，它已经涨到0.36美元/股，比我当初买进的价格高出了一倍。于是我将其全部卖出，获利900美元。这纯粹是撞大运。
这绝对是撞大运，因为我并不知道这只股票为什么会涨，而且如果不是要到西班牙去跳舞，我可能在股价涨到0.22美元时就已将它卖出，根本等不到翻倍的时候。我在西班牙时看不到加拿大的股票报价，不知道股价走势也就不担心，这反而避免了以往小赚一点就迅速抛出的情况。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时期我的行为真是奇怪且疯狂。那时我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一个正在走向职业顶峰状态的操盘手了。因为这个时候我得到的买卖消息，要比以前从舞台领班、更衣室里得到的消息更有价值。这个时候，我在加拿大的经纪人会打电话向我透露消息，我的财经顾问也会提供建议，如果我真能获得情报，我自己感觉这种情报是直接得来的一手情报，而不是以前那种转了好几道手才得来的二手情报。我特意结交更多的成功的生意人，他们在鸡尾酒雅座酒吧里向我透露，石油公司将会发现石油，从而变得富有。他们小声告诉我说阿拉斯加发现了铀，向我吐露魁北克激动人心的发展势头。如果我现在就买入这些股票，所有这些信息会保证我将来赚到大笔财富。我确实买了，却并没有赚到钱。
1953年年末当我回到纽约时，我在加拿大先后投入的11 000美元只剩下5 800美元。我又一次不得不思考我的做法。显然，生意人的情报并没有带来他们所许诺的财富。咨询服务公司也未能提供让我从股市赚到钱的有用信息。他们推荐的股票跌的远多于涨的。我在纽约的报刊上看不到我所买的一些加拿大公司的股票报价，但是这时我对股票报价实在太着迷，因此我开始翻看诸如《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和《华尔街日报》等报纸的财经栏目。这时我并没有买任何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但我还能记得一些名字听起来很动听的股票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能记得一些神秘的术语如“场外交易”（over-the-counter）对我产生的吸引力。
报纸看得越多我对纽约股市的兴趣就越大。我决定除了保留一只加拿大股票外，其余的全部抛出，这只股票名为Old Smoky Gas＆Oils，是一家石油天然气开采公司，我之所以保留它没卖，是因为首次向我推荐这只股票的人说，这家公司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像以往一样，随后这家公司并没有出现什么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在回到纽约5个月后终于放弃了这种不公平的挣扎，将最后一只以每股0.19美元买入的加拿大公司的股票，以0.10美元的价格全部卖出。与此同时，我想如果离家更近的纽约股票交易所机会更多，那么离得近蒙骗起来也应该难一点。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一位朋友埃迪・埃尔科特，他是一位纽约戏剧经纪人，我问他是否认识纽约的股票经纪人，他向我介绍了卢・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