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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走进华尔街
我称这位纽约的经纪人为卢・凯勒，我向他报上姓名并说出了我的需求。第二天他就发过来一些文件让我签名，并嘱咐说，只要我在返回这些签名文件的同时缴纳一笔保证金，我就能在他的经纪公司开一个账户。当我收到他的开户通知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突然开始觉得自己正在融入财经领域。以前我还从未亲身到过华尔街，所以无法描述那儿的情景，但就是华尔街这个名字，也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东西深深地吸引着我。
在华尔街，一切都变得严肃起来，与加拿大的风格迥异。这时我意识到，自己在加拿大的投资入门经历纯粹是疯狂的赌博，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
当我仔细研究刊登在纽约本地报纸上的那一长串枯燥的股票报价时，我感觉自己即将翻开人生中崭新而成功的一页。早先的加拿大股市，被各种发现新金矿和新铀矿的小道消息左右，风险极大，而纽约股市却与之全然不同。主导纽约股市的是那些负责的企业、银行老总和大型工业联合，我准备满怀崇敬之心投身纽约股市。
鉴于加拿大不太成功的投资经历，我想采取更谨慎、更成熟的方式进入纽约股市。入市之前，我把从加拿大股市转过来的资产加总起来算了算。我在加拿大股市的初始投资额是11 000美元，即最初购买布里伦德公司股票的3 000美元本金，再加上8 000美元利润。经过我在加拿大股市历时14个月的操作后，已经缩水5 200美元，也就是说现在这11 000美元只剩下5 800美元了。
用这点钱到华尔街买股票有点少，于是我决定将投资额增加到10 000美元，好凑个整数，补充资金来自我从事演出活动赚得的收入。我把这笔钱存入了我在经纪人那里开的账户。
然后有一天我决定开始操作。我打电话给卢・凯勒，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想冒充炒股老手，只是问他买什么好。
现在我认识到这种问法有多笨，但当时凯勒先生还是一视同仁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推荐了好几只“安全的股票”，并从公司基本面的角度，解释了这些股票之所以“安全”的理由。虽然我并不太理解他所说的内容，但我还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诸如股利增长、股票拆细和收益增长等名词术语。当时这些已是我听过的最专业的投资建议了。这个人既然能在华尔街混饭吃，那他显然知道这些。另外，他只提供“建议”而非要求。他一再强调最终决定权“在我”，让我觉得自己既重要又在负责，感觉很受用。
他向我推荐的一两只股票很快就涨了几个点，这时我深信他给我的投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我天生就具有成为一名优秀炒股者的能力。其实我不知道，当时我正好处于一轮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牛市，在这种市道下，除非是运气极差，否则账户里要想没有一点浮盈都不容易。
下面是我在1954年年初进行的三笔典型的买卖交易，这些交易使我深信，自己天生就应该在华尔街混。下面列出的交易价格和本书随后将列出的所有交易价格一样，都已包含了手续费和印花税。
请注意，这三次交易中，我每笔交易都只净赚了400多美元，这个利润并不是很大，但加总起来就是1 333.38美元，在几个星期里就能获利这么多，让我觉得炒股既简单又顺利，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在华尔街炒股还能获利，这种感觉连同对华尔街天生的敬畏一起，让我有点盲目乐观。我自认为，正在逐渐从加拿大的业余股民蜕变为圈内人士。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虽然赚了钱，但我的投资方法并没有提高——我只是在用一些浮夸的词语来掩盖这一事实。例如，我不再把经纪人的建议视为小道消息，而是称之为“信息”。在我看来，我已经不再靠打听小道消息炒股了，转而根据经纪人发来的信息炒股，这些信息建立在有效的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因此是可信的。
我乘着投资的小船快乐前行。下面是我在1954年4～5月的交易记录：
获利、获利、获利。不断的获利使我的自信心膨胀到极点。华尔街显然不是加拿大，在华尔街，不管我买什么股票都能赚钱。到1954年5月底，我的10 000美元已经增加到14 600美元。
偶尔遇到挫折我也不在意，我将它们视为通往繁荣的上升途中不可避免的、轻微的回调。另外，我将所有赚钱交易的功劳归于自己，而赔钱交易的责任归于经纪人。
我继续频繁买卖。有时我一天能给经纪人打20次电话，如果哪天我一次都没有交易，那我会觉得自己没在市场上尽到责任。如果我看到一只新股票，我就想买进，此时我对新股票的渴望，就像孩子渴望得到新玩具一样。
下面列出的是我在1954年7月在华尔街进行的操作，从中可以看出为了获得一点蝇头小利我所付出的精力：
我从这些交易中获得的净收益是1.89美元。唯一对此感到高兴的人是我的经纪人。因为根据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规则，他将从这10次交易中获得总计236.65美元的佣金。顺便说一句，我这1.89美元的净收益中还不包括下单时的电话费。
尽管如此，也只有一件事真正让我烦心，那就是经纪人跟我讲股市行情时有一半我都听不懂。我不想在经纪人面前显得无知，因此打算研读股市知识。除了继续看《纽约日报》上的财经栏目以外，我开始看一些有关股市的书，以便能与经纪人在同一层次上进行交流。
通过研究，我逐渐了解了一系列新名词，而且总想试着用这些名词。我对盈利、股利和股本等词很着迷。现在我明白了“每股收益”是指“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流通股本”，“上市证券”是指“那些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和美国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
我努力弄清股票、债券、资产、利润和收益等名词的定义。
市面上关于股市的书有好几百本，其数量可能比许多文艺方面的书还要多，因此我要读的书还是很多的。
这一时期我研读了下面这些书：
掌握了这些新名词，再加上我自己感觉知识渐长，因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我觉得，找到另一只能像布里伦德公司一样能翻倍的股票的时机已经来临。我深信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一只华尔街的大牛股，现在它看起来还是“一文不值的仙股”，但将来一定会有出色表现。
我开始订阅一些咨询公司的市场资讯信息，如穆迪、惠誉国际和标准普尔公司的评级报告。在我看来它们的报告内容十分精彩，但我却并不理解。
下面是从它们的报告中摘录下来的一段内容：
“预期消费者在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方面的开支将增加，再加上企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这将促使公司盈利好转、股利增长，因为这些公司的盈利状况将反映这些利好的经济条件。受这种利好市场将继续的影响，我们预计，目前这种已持续一段时间的不正常的经济形势，短期内仍将延续。”
这些报告严肃、庄重，报告内容除了没有讲哪只股票将会像布里伦德公司的股票一样大涨以外，讲述了其他我想知道的一切。
当我翻阅它们的报告时，出于难以抑制的好奇，我还想看看其他股市咨询公司是怎么说的。我在报纸上看到过试订广告，就像我在加拿大曾经试订过的那种咨询服务，1美元可以试订4个星期的某种资讯。不久我发现自己几乎试订了所有在报纸上刊登过广告的咨询服务。
我从日报、财经专栏、书的封面等各种渠道，收集有关财经咨询服务公司的广告，只要一看到新的财经咨询服务广告，我就会立即把试订费邮寄过去。
等收到它们发来的咨询报告一看，让我备感惊讶，因为它们的建议经常互相矛盾。通常的情况是同一只股票这里推荐买入，那里却建议卖出。我还发现它们提出的所有建议语义都很模糊。比如它们经常会用“回调时买入”或“应该在下跌时买入”之类的说法。但没有人明确告诉我什么叫回调，什么叫下跌。
我并没有太在意这些细节，依旧急切地收看它们发来的咨询建议，希望能从中发现股票只涨不跌的秘密。
有一天，我看到一份用有光纸印刷的咨询报告，整篇报告看上去像一本书，在报告中这家公司颇为自得地宣称，一年只发布五六次咨询信息，同时详细分析了一只名为埃默森唱片公司 [1]（Emerson Radio）的股票。报告深入分析了埃默森唱片公司的股本、销售额、税前利润、税后净利、每股收益和相对市盈率（=股价/每股收益）等指标，经过比较，报告认为，这家公司的投资评级优于当时唱片行业的巨头R.C.A.唱片公司 [2]。
我当时并不理解报告内容，但报告中有理有据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报告经过推理分析认为，埃默森公司的股票应该值30～35美元/股，与当时R.C.A.公司的股价相当，而当时埃默森公司的股价只有约12美元。
看了这么精彩的推荐报告后，我自然买入了埃默森公司的股票。我是以12 1/2美元的价格买的，与那本印刷精美的小册子上宣称的肯定值35美元/股相比，这个价位应该算很低了。随后情况怎样呢？这只被认为肯定要大涨的潜力股开始持续下跌。最后我十分困惑地将它割肉抛出。
现在我敢肯定，这篇印刷精美的报告的作者，即那位严肃的华尔街分析师除了强烈的主观愿望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为了证实这篇报告是否真有价值，我必须跟踪这只股票，结果到1956年年末，埃默森公司的股价跌到了5 3/4美元。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一句在华尔街流传了几十年的格言，即“赚钱的人是不会破产的”。 [3]我被这句话深深触动，并急忙将其付诸实施。下面就是我的实施情况。
1955年2月初，美国恺撒铝业公司（Kaiser Aluminum）是当时的市场龙头股之一。遵照经纪人的建议，我以63 3/8美元/股的价格买入100股，总计支付6 378.84美元。随后该股直线上涨，我在它涨到75美元/股的时候卖出，收入7 453.29美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只股票让我获利1 074.45美元。
抱着再次快速获利的希望，我在卖出美国恺撒铝业公司的股票后，转而又以83美元/股的价格买入100股波音公司的股票，总计支付8 343.30美元。我刚买进，这只股票就开始下跌，4天后，我以79 7/8美元/股的价格全部抛出，收入7 940.05美元。在波音公司的这次股票买卖中，我共损失了403.25美元。
为了弥补在波音公司上的损失，我又在4月的第一周，以89 3/4美元/股的价格买入了100股Magma Copper公司（一家铜业公司）的股票，总计支付9 018.98美元。我刚买进，公司股价就开始下跌。两周后，我以80 1/2美元/股的价格将其全部抛出，收入8 002.18美元。这次交易共损失1 016.80美元。
此时我在3月份的第一周抛出的美国恺撒铝业公司，已经涨到82美元/股。一家咨询顾问公司正在推荐这只股票，于是我又以82美元/股的价格买回100股，总计支付8 243.20美元。
5分钟后这只股票就开始下滑。为了避免损失扩大，我迅速以81 3/4美元/股的价格将其抛出，收入8 127.59美元。也就是说我在这5分钟的交易中损失了115.61美元，包括佣金。
在第一次美国恺撒铝业公司的股票交易中，我获利1 074.45美元，随后的几次进进出出共损失1 535.66美元。因此，我在这一轮从美国恺撒铝业公司开始也是以其结束的交易中，总共损失461.21美元。
如果我在刚开始以63 3/8美元/股的价格买进美国恺撒铝业公司的股票后，一直持股不动，最后再以81 3/4美元/股的价格卖出，虽然整个交易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但结果将大不相同，这样的话我将获利1 748.75美元，而不是损失461.21美元。
下面是另一个例子。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3月间，我曾多次买卖美国瑞安公司（Rayonier，主营木材）的股票，期间公司股价在8个月内，从大约50美元涨到了100美元。下面列出了我买卖瑞安公司股票的交易记录，每次都是100股：
我从这一系列交易中总计获利1 238.12美元。之后，又开始了以往的赔钱之旅。1955年4月，我在卖出瑞安公司的股票后，转而又以8 3/8美元/股的价格，买入1 000股马纳堤糖业公司（Manati Sugar）的股票，总计支付8 508.80美元。之后该股立即开始下滑，我分别以7 3/4美元/股、7 5/8美元/股和7 1/2美元/股的价格将其陆续抛出，收入7 465.70美元，共损失1 043.10美元。这样一来，我在瑞安公司和马纳堤糖业公司股票交易中的合计收益，只剩下195.02美元了。
如果当初我不是老想着要不断获利，而是在1954年11月以53美元/股的价格买入瑞安公司的股票后一直持股不动，到最后在1955年4月，以80美元/股的价格卖出，那么我将获利2 612.48美元，而不是现在的195.02美元。
这些说明什么呢？当时我并不太了解，但它有力地驳斥了那句华尔街格言，即“赚钱的人是不会破产的”。从我这一系列交易的结果来看，显然赚钱的人也会破产。
另一句让我着迷的股市格言是“低买高卖”。这句话听起来比“赚钱的人是不会破产的”更好，但我上哪儿才能买到便宜的股票呢？当我寻找交易机会时，发现了柜台市场，这里交易的都是非上市股票。我从书里了解到，公司股票只有接受严格的财务监管，才能在股票交易所上市并交易，但柜台市场交易的股票不受此限制。
因此我认为这是找到便宜股票的最佳场所，因为这里的股票都没有上市，所以我天真地认为知道这些股票的人并不多，我应该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手。于是我急忙订阅了一份名为《柜台市场股票评论》的月刊，开始寻找便宜的股票。
我努力从成千上万只待售的股票中寻找，曾先后买过以下公司的股票：Pacific Airmotive、Collins Radio、Gulf Sulphur、Doman Helicopter、Kennametal、Tekoil Corporation，还有一些公司的名字更是鲜为人知。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当我要出售这些股票时，有些却像沥青一样牢牢地粘在我的手上。我发现这些股票很难出手，而且我基本上无法以买入价卖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柜台市场并没有上市股票那样严格的报价制度，而且这里也没有股票专营商——他们为股票交易提供短暂的流动性，保证市场运行连续有序，也无从知晓已经成交的交易价格。这里只有“买入价”和“卖出价”。我发现买卖双方的价差往往很大。当我想以42美元/股的价格出售时，这就是卖方报出的“卖出价”，而我能找到的唯一的买方报价，却只有38美元/股，这就是“买入价”。有时我最终会以40美元/股的价格成交，但这是说不准的事。
当我在柜台市场蹒跚前行时，我并不明白这些。好在我很快意识到，柜台市场是一个专业化市场，只有那些真正了解特定公司业务的专家，才能从这里赚到钱。因此我决定，放弃继续在柜台市场寻找机会，将注意力转回到已上市的股票上来。
一直以来，我从未怀疑过任何华尔街上流传的格言的真实性。我无法知道，它们其实就像我曾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听到的格言一样，是根据不足且有害的。
那些我认为真实的、直接源自华尔街的消息，对我来说最具诱惑力。下面就是两件我听从此类消息炒股的典型事例，每次我都是不加分析地信以为真并立即进行操作。
有一天，一则谣言在华尔街市场广为流传，而且言之凿凿，谣言称Bald-Win-Lima-Hamilton公司签了一份制造一列原子能火车的订单，这家公司本来就是生产铁路设备的。华尔街立即对此做出反应，这家公司的股价从12美元一下就蹿到20多美元。
等我听到这则惊人的消息时，事后看来公司股价已涨至最高点。我正是在这一高位，以24 1/2美元/股的价格买入200股，总计支付4 954.50美元。随后我持有了两个星期，当我看着它缓慢回落到19 1/4美元时，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到此时，我已经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了，于是将其全部抛出，共损失1 160.38美元。不过，事后看来，我当时是稀里糊涂地做出了最好的决策，因为这家公司的股价后来跌到12 1/2美元，如果我不及时卖出的话会赔得更惨。
还有一次是我的经纪人告诉我：“Sterling Precision的股价到今年年末要涨到40美元。”当时这家公司的市价是8美元。他给出的理由是：“这家公司正在收购很多有发展前景的小公司，不久就会成为一家巨型企业。”他还补充说这是第一手消息。
对我来说这些理由已经足够了。为什么不够呢？这可是一位华尔街的经纪人特意告诉我的真实消息，我想他是错不了的。我恨不能马上下单买入。考虑到消息来源的权威性，我决定大干一场。我以7 7/8美元/股的价格买入1 000股，总计支付8 023.10美元。然后美滋滋地等着看它涨到40美元。但事实是，在离飙升到40美元还很远的地方，股价就开始震荡，随后缓慢回落。当它看起来就要跌破7美元时，我意识到苗头显然不对，于是以7 1/8美元/股的价格全部抛出，收回6 967.45美元。这条消息让我在几天之内就损失了1 055.65美元。这只股票随后继续下探到4 1/8美元。
尽管这两次赔了不少钱，但那种置身于华尔街的自豪感，足以抵消我炒股的损失，我不断寻找新的消息来源。有一天我看《华尔街日报》时，无意中看到，一个栏目专门披露上市公司高管和董事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信息。当我深入探究这个情况时，才发现为了防止内部人操纵股价，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的高管和董事随时披露买卖本公司股票的信息。这正是有价值的东西！从这里我就能了解那些真正的“内部人”在做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跟着他们采取行动。如果他们买我就买。如果他们卖我就卖。
我试用了这种办法，但并不奏效。等我看到内部人的交易时，往往已经太迟了。另外，我经常发现内部人也是人，他们也跟其他投资者一样，经常是买得太晚或卖得太早。我还发现，他们可能非常了解自己的公司，但并不了解股市，而他们的股票正是在股市进行交易。
不过经历了这些事后，我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这就好比婴儿反复听到同一个词，就开始学习这个词一样，我也开始通过我的操作经历，慢慢总结出一些可以采用的原则：
我给自己写下这几条炒股原则，并决定以后据此操作。随后我按照这6条原则检查我的经纪明细表，突然发现我还有一只股票，而此前我竟然都不知道，通过这件事我又总结出第7条原则，并且立即遵照执行。
这是一只弗吉尼亚铁路公司（Virginian Railway），我在1954年8月的时候，就以29 3/4美元/股的价格买入100股，总计支付3 004.88美元。因为当时我忙于打电话频繁买卖几十只股票——有时只赚取0.75美元就急忙卖出，有时股票下跌，为了在它跌得更多之前赶快抛出，我疯狂打电话下单，翻来覆去就把这只股票给忘了。
因为弗吉尼亚铁路这只股票从未让我担心过，所以天长日久我就把它忘了。这就好比当我为其他十几个坏孩子担心焦虑时，它就像一个好孩子，待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安静地独自玩耍。现在当我看到这只股票的名字时，在持有了11个月之后，我几乎都不记得曾买过它。它是如此安静，以至于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向股市行情表一看，它现在的股价已涨到43 1/2美元。这只被我遗忘的、安静的而且还有分红的股票一直在缓慢上涨。我把它卖出共收入4 308.56美元。我并没有在这只股票上费什么劲，甚至都没有为它担心过，现在却从它身上赚了1 303.68美元。它使我隐约意识到我总结出的第7条操作原则，即
但问题是哪只股票会涨呢？我又怎样找到这样的股票呢？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我打算仔细研究一下弗吉尼亚铁路股票。当其他股票上蹿下跳时，这只股票为什么会稳步上涨呢？我向经纪人打听这只股票的情况。他告诉我说，这家公司分红优厚，有良好的盈利记录，其财务状况非常好。现在我明白了，这只股票稳步上扬的原因在于它的基本面。这使我确信，采用基本面分析法寻找股票是正确的思路。
我下决心改进基本面选股法。经过翻看资料、研究和分析，我着手寻找理想的股票标的。
我琢磨着，如果认真研究一家公司的财务报告，就能了解一只股票的全部，并可据此判断它是否值得投资。于是我开始学习有关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账户的知识。像“资产”、“负债”、“股本”和“核销”等词已成为我的常用词汇。
我围着这些问题转了好几个月。每天白天做完交易后，夜晚，我都要花好几个小时来细心研究几百家公司的报表。我比较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毛利和市盈率指标。
当时我研究过的公司包括以下几类：
尽管研究了这么多，但我还是一次次对同一个问题困惑不解。从这些公司的书面材料看一切都很完美，资产负债表看起来很好，公司发展前景也一片光明，但公司股价就是不做出相应的表现。
例如，当我仔细比较几十家纺织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且在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从资产负债表看显然American Viscose和Stevens两家公司最好时，令人不解的是，股价表现最好的却是另一支名为Textron的公司，而不是我所选中的这两家公司。我发现，这种情况在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中也反复出现。
出于困惑且一点点不安，我猜想，采用一家更权威的机构对公司优劣的判断，可能更明智一点。于是我向经纪人打听，是否有这么一家权威的机构。他向我推荐了一家机构，这家机构每月发布一次几千家公司的重要数据，包括公司业务、过去20年以上的股价波动范围、分红、财务结构以及每年的每股收益，他说这种资料应用更为广泛、严肃而且信息十分可靠。这家机构还根据各家上市公司的相对安全程度和价值，对每只股票给出评级。我对这种做法颇感好奇。
评级最高的股票是那些分红相对有保障的股票，分以下三级：
AAA级——最安全的股票
AA级——安全的股票
A级——稳健的股票
其次是具备投资价值的股票，它们通常都会分红，分以下三级：
BBB级——最好的股票
BB级——好股票
B级——合适的股票
排在第三级的是那些过去有过分红，但以后不一定有分红的股票，分以下三级：
CCC级——最好的股票
CC级——有适当分红潜力的股票
C级——分红潜力不大的股票
评级最低的股票，分以下三级：
DDD级——没有分红潜力的股票
DD级——价值显然很低的股票
D级——显然没有价值的垃圾股
看到这些以后，我非常仔细地研究所有这些评级，这看上去很简单。有了这种评级报告，我就不必再去分析各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了。因为陈列在我面前的评级报告已经反映了这些数据，我只要做一个比较就行：即A级比B级好，C级比D级好。
我被这种新方法所吸引，并愉快地接受了它。对我来说，这种方法就像科学一样客观公正。我不再是根据谣言炒股的疯狂玩家，而是一位客观的、独立的财经人士。
这时我深信，自己已经为从股市赚钱打下了基础。我信心百倍，感觉无往不胜。我不再听从任何人的建议，也不再向任何人打听买卖哪只股票。我认为此前我所做的交易，就像我在加拿大当赌徒的时候一样，纯粹是糊里糊涂瞎折腾。现在要想取得成功，我要做的就是建立起自己的比较表。于是我花大量时间，严肃认真地完成这项工作。
[1]埃默森唱片公司成立于1948年，后来发展成为家电、影音产品的市场领导者之一。在作者关注到它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家公司刚成立不久，相对于下文提到的R.C.A.唱片公司来说，属于这个行业的新兵。——译者注
[2]R.C.A.唱片公司全称为美国唱片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该公司成立于1901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具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是当时唱片行业的品牌公司之一。——译者注
[3]根据上下文意思，这句话用在本文中确切地说应该是卖掉赚钱的股票的人是不会赔钱的。著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巴菲特致股东的信》中对这句格言提出过异议，他认为只要股票价值没有被高估，那么不管现在已获利多少都不应该卖出，即获利并不是卖出的理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