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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环球电报
就在我开始按照这几条新原则进行操作时，我签了一份为期两年的环球舞蹈演出合同。因此我的操作立即面临许多问题。例如，当我身处世界的另一端时，怎样才能继续进行交易呢？我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可能出现经纪人打电话找不着我的情景。如果我的经纪人在纽约，而我却在几千里之外的其他地方，那么怎样才能解决双方的联络问题呢？我与经纪人讨论后决定通过电报保持联系。
另外我们还决定，通过《巴伦周刊》来及时了解纽约股市的行情，《巴伦周刊》是一本财经周刊，我们商量好，一旦它出版就由经纪人负责给我邮寄过来。从中我可以看到所有正在上涨的股票。同时经纪人每天都会通过电报的形式，将我所持有的股票的报价告诉我。即便我在克什米尔和尼泊尔这么遥远的地方进行环球表演，也能准时收到经纪人每天发来的报价电报，电报中列示了我所持有的股票当天在华尔街市场上的收盘价。
为了节省时间和费用，我和我在纽约的经纪人一起设计了一套特殊的代码。我的电报内容只有一串代表各只股票的字母，每个字母后面跟着一串看上去毫无意义的数字。电报形式如下：
“B 32 1/2 L 57 U 89 1/2 A 120 1/4 F 132 1/4”
几天后我就发现，光有这些信息还不足以让我确切地了解股价走势。如果不知道股票每天的价格上限和下限，我就不能画出股票的股价箱体。于是我打电话给纽约的经纪人，要求他在收盘价之外，再在电报上加上股价每日波动的详细信息，主要是股票每天的最高价和最低价。现在我的电报形式如下：
“B 32 1/2(34 1/2—32 3/8) L 57(58 5/8—57) U 89 1/2(91 1/2—89) A 120 1/4(121 1/2—120 1/4) F 132 1/4(134 7/8—132 1/4)”
因为我和经纪人都知道每个字母所对应的股票，所以我们只需用我所持有的股票简称中的第一个字母代替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这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正常的股票名称的缩写，所以这些神秘的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电报，常常让各地电报局的员工困惑不解。当他们第一次将电报交给我时，我都要向他们详细解释电报的内容。
电报局的人显然认为我是间谍。我常常遭此怀疑，尤其是在远东地区。在日本这个问题最严重。日本电报局的官员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官员疑心都重，因为日本官方似乎还没有彻底摒弃战后的间谍热。只要我每到日本一个新城镇，比如京都、名古屋或大阪，电报局的官员都会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我。
每次我都得进行长时间的解释。因为我不会讲日语，所以解释起来特别费劲。不过奇怪的是，只要我在一张声明电报内容的纸上签上名，他们就会很高兴。声明上的内容可能并不是真实的，但他们对此并不关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张我签了名的声明，他们就拒绝把电报给我。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改变他们的想法。直到6个月后，我才跟日本各大城市的电报局官员混熟。这时不做特别签名，他们也会很高兴地收发我的电报。当时日本流传，我是一个显然无害于社会的疯子，是一个每天收发毫无意义的财经数字的欧洲老外。
在环球演出期间，我曾途经中国香港、伊斯坦布尔、仰光、马尼拉、新加坡、斯德哥尔摩、中国台湾、加尔各答和其他许多地方。其间我在收发电报时，自然还遇到过其他问题。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当我在旅行途中时，必须十分小心以免收不到电报。因此，当我在旅行途中时，他们会将电报复制一份甚至两份。同一份由华尔街发来的电报，同时发往香港机场的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Pan-Am）2号航班、京都机场和京都日活宾馆的情况时有发生。万一在航班上没有收到电报，这样就能保证我下飞机时能马上收到。
再例如我在老挝的万象，操作华尔街的股票就特别困难。首先那里根本就没有电话系统。美国军队代表处和美国使馆之间的电话线，是当地唯一的一根电话线，当然不会让我用。
如果我想收发信息，则必须找一辆黄包车拉我到邮局，那里每天只开8小时，而且一般只要8小时一到就会马上关门。
因为当地时间与纽约时间有12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华尔街收市时当地邮局已经关门。由于不能按时收到消息，当时我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担心可能有有关股市的重要消息被耽搁。
有一天当我走到邮局时，发现有我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本来是从越南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发往香港的，后又由香港转发到万象。我忐忑不安地撕开电报，想着迟到的消息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还好，电报里没有需要我立即采取行动的消息。
尽管如此，老挝还不是我遇到的唯一操作困难的地方。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根本就没有民用电报。当地只有印度的大使馆里才有一个电报室，所有通过电报传递的外部信息都由这里收发。
使馆的官员们显然认为，收发普通老百姓的私人电报有失身份。因此当他们收到发给我的电报时，根本就不会主动送给我，我只得经常打电话向使馆询问，是否有我的电报。有时我要打上10次电话，他们才会通知我去取电报。而且，电报内容都是手写的，经常看不清。
我的操作模式如下：《巴伦周刊》于每周一在波士顿出版，如果我在澳大利亚或印度或其他离纽约不太远的地方演出，那么一般在每周四就能收到这份财经周刊。当然，这意味着我看到的是四天前华尔街的股价走势。不过，当我在《巴伦周刊》上看到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股票后，就会发一份电报给经纪人，要求他将这只股票从周一到周四的股价走势发过来，电报内容如下：
“请发克莱斯勒公司本周的股价波动范围和收盘价。”
例如，如果这只股票在我看来在美元的价格箱体里运行良好，那么我就会等着观察，从纽约发来的最近四天的股价是否依然运行在这一箱体里。如果电报上发过来的报价表明，公司股价确实还运行在这一箱体里，我就打算继续关注它。我会让经纪人将它每天的报价给我电传过来，这样就能观察它是否在向新箱体突破。如果我观察的结果令人满意，就给纽约发电报下达停损买单，否则如果出现其他特殊情况，我就告诉经纪人可以撤销前有效委托（good-till-cancelled）。我一般都会同时设一个自动止损卖单，以免买入后股价下跌。这种电报的内容一般如下：
“买入200股克莱斯勒 停损 67止损 65。”
另一方面，如果经纪人发过来的电报表明，自从我从《巴伦周刊》上注意到这只股票后，其股价最近四天已超出美元的价格箱体，那我就不再关注它。因为我看到的时候已经太晚，只能等待新的机会。
这样做我自然被迫将操作目标缩小到为数不多的几只股票，以便节省费用。因为如果我每天花12～15美元来通过电报了解股票报价，那么除非我能获得巨额利润，否则操作就会不划算。
刚开始这么操作的时候我很担心，倒不是因为过去在纽约有人帮忙，而是因为通过电话与华尔街保持联络给我一种安全的错觉。为此我曾有过短暂的迷惑。只有到后来，当我逐渐熟悉了通过电报来做交易时，我才认识到它的好处。这么做不受电话、混乱的信息和自相矛盾的谣言的干扰——因此我的判断更为独立客观。
因为我一次只关注5～8只股票，所以自动将它们从其他数百只走势杂乱的股票中分隔开来。除了这几只股票的股价外，我不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
我听不到人们说什么，但我能看到他们在做什么。这就好比在一盘扑克牌游戏中，我不知道赌注，但却能看到所有的出牌。
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后来认识到了，当我炒股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都我来说是多么有价值。当然，其他扑克玩家会通过言词试图误导我，他们不会向我亮出他们的底牌。但是，如果我不去关心他们的言辞，而是持续不断地观察他们所出的牌，我就能猜出他们在做什么。
首先我想不投钱在纸上做模拟操作。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在纸上模拟操盘与实际投资差别很大。这就像玩纸牌时赌盘里没有赌注一样，其趣味和兴奋感犹如在一位老夫人家里玩桥牌。
在纸上模拟操作中，由于不涉及钱，所以所有事情都显得很容易。但是，一旦我将10 000美元投进某只股票，情形就大不相同。在不涉及钱的情况下，我很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旦把钱投到某只股票上，我的情绪就会迅速显露出来。
随着日复一日的电报收发，我逐渐习惯了这种新的操作模式，而且自信心也越来越足。现在只有一件事情让我烦恼。那就是，有时我的股票会走出令人费解的、与之前走势毫不相干的走势。
我对此感到很困惑，正当我努力寻找个中缘由时，却意外获得一个惊人的发现。我知道我是独自一人在炒股，当然除了书上说的那些我不可能知道得更多。没有人能指导我。除了每天收到的电报和每周收到的《巴伦周刊》以外，我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们是我与几千里外的华尔街保持联系的唯一纽带。因此，如果我想找到这个问题答案，只能通过它们了。
于是我急切地翻开《巴伦周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直到我快把它翻破的时候终于发现：我的股票走势令人费解时，往往正是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的时候。因为我只收到了我所持有的股票的报价，所以根本没有想到，市场走势可能会对它们产生影响。这就好比只观察局部战场的战况，就想指导整个战争一样不可取。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我立即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我要求经纪人在发来的电报末尾再加上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收盘价。我想这样就能清楚地了解整个市场的走势。
现在我的电报内容如下：
“B 32 1/2(34 1/2—32 3/8) L 57(58 5/8—57） U 89 1/2(91 1/2—89) A 120 1/4(121 1/2—120 1/4) F 132 1/4(134 7/8—132 1/4) 482.31”
当我收到首份增加了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价的电报时，就像小孩收到新玩具一样开心。我认为自己已经发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当我试图分析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与我所持有的个股的表现的相关性时，我认为如果道・琼斯工业指数正在上涨，那么我的股票也应该上涨。
不久我就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我试图将某一严格的模式套在市场走势上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基本上也不可能这么做。每只股票的走势各不相同，它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机械的模式。在无数次出错后，我终于将指数放回到合适的位置。我颇花费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道・琼斯公司发布的是一种平均走势，它简单地反映被挑选出来的30只股票每天的走势。其他股票的走势受它的影响，但并不是机械地跟随。我还逐渐认识到道・琼斯公司并不是一个算命占卜的机构，它发布这个指数不是想告诉人们哪只股票会涨或会跌。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要想用某种机械的标准来归类道・琼斯工业指数和个股走势的相关性是不可能的。判断二者的关系更像是一门艺术。从某些方面讲，它就像绘画。画家遵照一定的原则将颜料画在画布上，但他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这么画。同样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和个股之间的相关性也受特定原则的限制，但人们很难确切了解。从此后，我决定跟踪观察道・琼斯工业指数，但这么做只是为了判断当前的市场处于强势还是弱势。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意识到，市场主循环会影响几乎所有股票。像熊市或牛市这样的主循环通常会逐渐影响大多数股票。
现在既然我已经对我的理论做了最后的完善，就感觉自己强大多了，好像即将摸到照亮整个房间的开关一样。
我发现现在只要看到面前的电报，我就能对这只股票做出判断。对我来说它们就像X光射线一样。对于那些不谙此道的人来说，X光片毫无价值，但对医生来说，X光片上往往就包含了他想知道的所有信息。他会将X光片上的信息与病人的病因、得病时间长短和病人年龄联系起来分析，之后才能做出诊断。
我看电报的性质与医生看X光片类似。在看电报的过程中，我首先比较所持有的股票的价格，然后再将它们与道・琼斯工业指数比较，算出它们的价格波动范围后，这样我就能估算出到底应该买进、卖出还是持有。
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进行，不需要深入分析。刚开始我无法完全解释这一点，直到有一天我认识到，现在我是在读字母而不再是一个个地拼写字母。也就是说，我现在的行为是一个已经受到教育的成年人的行为——看上一眼就能明白纸上文字的内容，并能迅速据此做出判断，而不再需要像个孩子一样，费力地将字母拼到一起，才能明白其中含义。
与此同时我努力训练自己的情绪。我的方法如下：不管什么时候买入一只股票，我都要记下买入的理由。当我卖出时也要记下卖出的理由。一旦交易以亏损结束，我就要记下我所认为的亏损原因。然后尽量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的交易记录表如下：
这种错误原因表对我帮助很大。当我把这些表一张张写出来后，就从每次交易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我开始明白，股票就像人一样也是有性格的。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股价反映的是买卖股票的人的性格。
股票就像人一样走势各异。有些股票走势平静、缓慢、保守，另外一些股票走势跳跃、敏感、激烈。我发现有些股票的走势容易把握，它们往往能保持一致稳定的风格，走势合理。它们就像是我们可靠的朋友。
也有些股票的走势很难把握。每次我买进这样的股票都以赔钱结束。它们的走势具有某些人类行为的特征。它们似乎并不欢迎我，并让我想起那些我本想努力结交却被反认为是想侮辱他的人，而且我还被他打了耳光。因此我逐渐认定，只要我在这种股票上吃两次亏，我就再不碰它们。我只需避开它们的拳头，买其他我能把握得更好的股票即可，没必要跟它们较劲。当然这并不是说，另外与我有着不同脾气的人不能把握好这种股票——这就好比有些人更容易与某一类人相处一样。
我从这种错误原因表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我炒股资历中最重要的内容。现在我明白了，这种经验和教训从书本上是永远学不来的。我逐渐明白，这就好比开车。人们可以教会司机如何使用油门、方向盘和刹车，但他还是得培养自己对驾车的体验。没有人能够告诉他如何判断他离前面的车是不是太近，或者说他什么时候该减速。他只能通过实践才能把握这些知识。
当我穿梭在世界各地并通过电报来买卖华尔街的股票时，逐渐明白一个道理，即尽管我在逐渐成长为一名诊断专家，但不可能成为先知者。当我分析一只股票并发现其走势强劲时，我只能说：它现在、此时、此刻的走势健康。我不能保证它明天不得“感冒”。我凭经验所做的推测不管是多么小心谨慎，事后证明许多时候都是错误的。但我并不再为此而苦恼。毕竟我想，我凭什么说一只股票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呢？
明白了这些后，现在即使我判断错了也不会因此而不高兴。如果我判断正确那更好。如果我判断错了——我也已经及早卖出，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整个过程自动进行，就好像是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我不再因为股票上涨而自豪，也不再因为股票下跌而沮丧。我知道“价值”一词放在股票身上没什么用。一只股票的价值就是它的报价，反过来股票的价格完全取决于买卖双方的供求关系。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50美元的股票。如果一只股票现在报价是50美元，随后跌到49美元，那么它现在就是49美元。在离华尔街数千里的远方，我成功地使自己置身于所持有的股票之外，对它们不再抱有任何个人感情色彩。
同时我还决定不再受税收问题的影响。许多人持有股票长达半年之久，就是为了获得长期资本收益。我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因为一旦持有的是一支下跌的股票，那么我可能仅仅为了获得税收减免而损失本金。
我认为要想在市场上成功操作，首先就要做正确的事——即遵循股票的走势，顺势而为，其次才是考虑税收问题。
经过这一番调整后，有一段时间我的操作很成功，就好像股票们也认同我的新看法一样。当我认为正确时就大胆买入，当我认为错误时就冷静抛出以控制损失，我不再认为这样做有伤自尊。
其间我操作得最成功一只股票是Cooper-Bessemer公司。这只股票我先后买了三次，每次都买200股，其中前两次都是略有亏损，但第三次获利丰厚。详细交易信息如下：
还有几只股票我操作得也相当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如Dresser Industries公司和雷纳尔兹金属公司。
但是随后在1957年的夏天，当我在新加坡演出时，又经历了一系挫折。
我曾以56 1/4美元的价格，买过巴俄铁路公司（Baltimore＆Ohio Railroad，即从巴尔白摩到俄亥俄的铁路运营公司）的股票，本以为它运行在美元的箱体里，并将突破，但它却开始下跌，最后我在55美元处抛出。
然后我又买了Dobeckmun公司的股票。我判断它运行在44/49美元的箱体里，因此在45美元处买入，结果它开始下跌，我在41美元处抛出。
我还在44美元处买过Daystrom公司的股票，因为我判断它即将进入美元的箱体。最后在42 1/4美元处抛出。
随后我又以61 3/4美元的价格，买了Foster Wheeler公司的股票，我判断它运行在美元的箱体里。随后，当股价走势逐渐朝相反的方向运行时，我在它刚刚跌破箱体下轨60美元时，就以59 1/2美元的价格将其抛出。
最后我又买了Aeroquip公司的股票。我已经判断出，其股价波动范围在23 1/4～27 5/8美元之间。我看着它向30美元推进，就等着形成美元的新箱体。结果没有出现这种走势。于是我在27 1/2美元处将其止损卖出。
到1957年8月26日，我发现手里一只股票也没有了。我设立的自动止损卖单已帮我卖光了所有股票。两个月后，我止损的股票都逐渐步入跌势，它们一只接一只地跌破了箱体下轨。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已经一只接一只地将它们卖出，哪怕当时只跌了不到1美元。
我不喜欢一只股票都没有的情形，但又无能为力。根据我的操作理论，现在我只能坐下来，耐心等待已经被我止损掉的股票或其他我正在关注的股票股价运行到新的更高的箱体里。
当这些股票的股价持续不断地下跌时，我只能焦虑不安地站在一旁看着，无法投进去一分钱。
但还是没有出现机会。我不知道，其实当时市场正处于一轮大牛市的末期。直到几个月后，人们才看清这一点，同时宣称市场正处于熊市。还有一半华尔街的分析师仍在争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只是一轮中期调整——是上升趋势中的短暂休整。不过他们都承认股价在大幅下跌。
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观点，已经太晚了。当人们需要远离市场的建议时却无从获得。
由此我想到希特勒决定攻打斯大林格勒时的情形。对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只不过是又一座有待征服和占领的苏联城镇。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即将打响时，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一点。
即使是在德国军队后撤一半时，人们还认为这只是德军的战略性撤退。但实际上它却标志着希特勒军队的终结。因此事后看来，希特勒攻打斯大林格勒之日就是纳粹战争牛市结束之时。
同样，我也认识到，当市场出现重大历史转折点时，我不可能判断出来。随着华尔街股价持续下跌，让我欣喜的是，我逐渐认识到，有了借助止损卖单设立的快速止损出局的系统后，就没必要做这种判断了。
我高兴地发现，我设计的这一套操作方法比我想象的还有效。它让我远在熊市来临之前就已自动抛空。市场已经发生改变——但我早已把股票清空。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是在绝对一点也不知道市场将要下跌的情况下，把股票清空的。如果我知道一星半点消息那又会怎样呢？当时我离华尔街太远，根本就看不到股市预测，研究不了基本面信息，也听不到任何谣言。我只是根据我所持有的股票的走势清空了股票。
后来当我回过头来研究那些已经被我自动卖出的股票时，发现它们在市场下跌时股价跌得很惨。详细情况如下：
当我看到这张表时，我寻思着：如果不是我的止损卖单帮我卖掉这些股票，我可能要损失约50%的资金。那样的话我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人一样，拿着满把深度套牢的股票，同时错失下一次赚钱的机会。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认赔出局，但50%的损失可能会毁掉我自己，并重创未来操作的信心。
当然，或许我买了这些股票后就将它们“放在一边”。这正是那些自诩保守的投资者的做法。但是现在我认为他们是纯粹的赌徒。当一只股票不断下跌时他们依然抱着不放，这不叫赌徒叫什么呢？如果不是赌徒，那么一旦股价开始下跌就应该卖出。而他们却满怀再来一张好牌的期待一直持股，这正是赌徒的心理。
想想那些在1929年以250美元的价格买进New York Central公司股票的人。如果他们一直持股到现在，就只值27美元了。不过如果你将他们称做赌徒他们会很生气！
正是怀着这种不赌的心态，我在1957年9月的第1周收到了我的月交割单，我开始检查账户情况。结果发现我已经把在Jones＆Laughlin上亏的钱全部赚回来了，我最初投入的37 000美元本金几乎毫发无损。其间我所进行的许多次交易是相当成功的，可惜手续费和税收吞食了很大一块利润。
当我深入检查账户情况时，却发现一个令人难堪的结果：我在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牛市后，从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大量知识，自信心也得到了提升，但却损失了889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