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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做正确的决策
6 如何做正确的决策
随着黑石的扩张，我们从德崇证券的公司金融部聘请了一位年轻的银行家。他头脑聪明又雄心勃勃，在1989年加入黑石后不久，就为公司拉来一笔交易。总部位于费城的埃德科姆公司主营钢铁加工业务。公司采购原钢进行加工，将制成品销售给汽车、卡车和飞机制造商。我们这位年轻的合伙人曾在德崇证券做过几笔埃德科姆的交易，因此他了解这家公司，埃德科姆的公司高管也认识他。现在公司要进行出售，黑石可以首先开展独家调研，看是否适合收购。
独家调研是值得重视的，这笔交易看起来很有希望。埃德科姆的赢利水平非常高，其客户群也不断增长，看上去扩张的可能性很大。公司要价3.3亿美元，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价格。我准备据此出价。但是，在出价前，黑石另一个新晋合伙人戴维·斯托克曼来到我的办公室，表示不看好这笔交易。戴维拥有华盛顿政坛和华尔街金融界的从业经验，曾担任里根总统的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刚加入黑石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极其聪明，会析毫剖厘地分析交易，也会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埃德科姆的交易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们绝对不能碰。”
“可是另外一个合伙人觉得很好。”我说。
“不好。”戴维说，“糟透了。这个公司毫无价值，管理不善。公司全部的利润都来自钢材价格的上涨。这些都是一次性利润。公司的基本业务只是看上去会赢利，但这家公司最终肯定会破产。如果我们按计划进行杠杆收购，那么我们也会破产。肯定是一场灾难。”
我请来了支持埃德科姆交易的年轻合伙人，还有持主要批评意见的戴维，让两个人在我的办公室就这笔投资展开讨论，这样我可以看到他们当面辩论，然后做出决定。我坐在那里听他们陈述各自的意见，自己好像所罗门国王。我觉得年轻合伙人更有理有据，他曾跟埃德科姆合作多年，了解公司内部的情况，可以回答所有问题。而戴维·斯托克曼是从外部人士的角度分析交易，他的论据虽然很有力，但信息的水平和质量却处于下风。此外，黑石曾从USX旗下成功收购了运输之星公司，从此以后，我们自以为很了解钢材市场，也自认为现在有能力预测大宗商品周期了。于是我决定继续推进。我们提出报价，向投资人募集资金，完成了交易。
这一次似乎是在劫难逃，就在我们完成交易几个月后，钢铁价格开始急转直下。埃德科姆的原材料库存价值已经跌破了采购价，而且每天都在走低。我们预期的利润，也就是用于支付我们借贷成本的那笔钱，再也没有变为现实。我们无法偿还债务。正如戴维·斯托克曼预测的那样，埃德科姆土崩瓦解。
总统人寿保险公司是我们的基金投资人。一天，公司的首席投资官给我打来电话，说要见见我。他们的办公室在哈德孙河沿岸的奈阿克村，在纽约北边。我打车到了公司。这位首席投资官请我坐下，然后开始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你是能力有问题，还是脑子不好使？得蠢到什么程度，才会把钱浪费在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上？我怎么能把钱交给你这种低能儿呢？”我坐在那里，任由他责骂，心里知道他是对的。我们赔上了他的投资，因为我们的分析存在缺陷，而决策者是我。在雷曼兄弟的第一年，我曾把埃里克·格莱切交易的分析材料弄错了，惹得他大发脾气，但那件事与此刻完全没有可比性。这一刻是我今生最羞愧的一刻——我没有能力，我不称职，我让公司和自己蒙羞了。
我也不习惯别人对我大吼大叫。我的母亲和父亲从不高声说话。如果我们犯错，他们就会告诉我们，但从来不会尖叫或怒吼。坐在客户的办公室里，我感觉自己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双颊变得通红。我不得不努力控制自己不能哭出来。我说：“我知道了，我们以后会努力改善的。”走在去停车场的路上，我对自己发誓，这样的事情以后永远永远都不能再发生在我身上。
回到黑石，我开始废寝忘食地工作。我要确保，即使黑石及其投资人在埃德科姆交易中亏钱，我们的债权人——为这次交易提供贷款的银行也不会损失一分钱。埃德科姆只是一只基金的一笔交易。我们会用基金中的资金进行其他交易，确保黑石投资人的整体收益良好。但是债权人提供的信贷是按笔计算。我担心，即使只有一次没有按时还款，也会有损黑石的声誉。银行会减少我们的贷款额度、提高贷款标准，这样一来，公司的业务会更难开展。
在埃德科姆事件发生后，我们审查了公司的决策机制。虽然我们拥有创业者坚忍不拔的精神，有动力、有抱负、有技能、有职业道德，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把黑石打造成为一个伟大的组织。对任何组织而言，失败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企业绝对不能掩饰自己的失败，而是要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分析导致错误的原因，以此学习新的决策规则。失败可能是巨大的礼物，它就像催化剂可以改变一个组织的发展进程，造就组织未来的成功。埃德科姆交易的失败表明，改变必须从我开始——我对潜在交易机会的评估和投资方式必须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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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陷入了许多组织常见的陷阱。当员工希望公司接受自己的提案时，他们往往会向位高权重的领导汇报。如果领导认为提案不好，就会拒绝他们。不管提案是不是真的不行，员工都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开领导办公室。几周后，员工带着完善后的提案再来汇报，又遭拒绝。离开领导办公室时，他们的脚步更沉重了，心情更加郁闷。第三次，他们咬紧了牙关，忍受着挫败。第四次，坐在办公桌那边的老板过意不去了。设计提案的员工并不差，只是没有那么好而已。但如果第四次的提案相对还可以，老板最终会选择批准，为的是让大家都开心。
因为我急于给年轻的新晋合伙人机会，让他完成埃德科姆交易，我把自己和公司都置于风险之中。我被一场精彩的推销征服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新晋合伙人团队的一位分析师反对这笔交易，分析师认为交易肯定行不通。但这个合伙人让他不要把自己的怀疑意见告诉其他人。
我应该更加警惕自己的情绪，更加一丝不苟地对待事实。交易并不仅仅是数学计算的问题，其确实涉及很多需要考虑的客观标准。在进行思考和判断的时候，我应该拿出充分的时间，心平气和地思考，而不是让两个人在我面前据理力争，而我只是坐在中间进行决策。
金融圈到处都是充满魅力的人。他们的演示材料做得漂亮，嘴皮子也非常利索，思路和语速快到让人跟不上，你必须要叫停这样的表演。为了保护企业和组织，你需要打造决策体系、改善决策质量。决策系统不应再受制于一个人的能力、感受和弱点。企业需要摒弃“单人决策”的做法，审查并收紧企业流程，制定规则来剔除投资流程中的个人化因素。
我一直对“不要赔钱”有疯狂的执念，埃德科姆交易的溃败更加深了这一点。我开始认识到投资应该像没有投球时限的篮球赛，只要手里有球，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直不停地传球，直到确定可以得分的时候再出手。其他球队可能会失去耐心，在三分球线外失去重心后，投出一些命中率低的球，就像我们的埃德科姆交易一样。而黑石不一样，我们要继续传球，继续观察，直到把球传给站在篮筐正下方身高7英尺的中锋手中。我们要执着而认真地分析每个潜在交易的各个不利因素，直到确保万无一失。
我们再也不会让某个人总揽一切、独自批准协议。我们决定让所有高级合伙人参与投资讨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做出的正确决策比错误决策要多，但埃德科姆的收购表明我也不可能永不犯错。我的同事们有数十年的经验，我们可以共同合作，一起讨论，运用集体的智慧来评估投资的风险，提高交易审查的客观性。
接下来，黑石颁布规定：任何提案都必须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提交，备忘录必须完整翔实，并至少提前两天提供给参会人员，以便大家对其进行细致理性的评估。之所以要求至少提前两天，是因为这样研究备忘录的人可以有时间进行标注、发现漏洞、梳理相关问题。我们还规定，除非有重大的后续发展，否则不得在会议上对备忘录进行任何补充。我们不希望开会的时候还有新增材料传来传去。
开会的时候，高级合伙人会坐在会议桌的一侧，而相关内部团队会在另一侧介绍交易的详情。在会议室周围列席的是各团队的初级成员，他们的任务是观摩、学习和提供意见。
此类讨论有两个基本规则。第一，每个人都必须发言，以确保每个投资决策是由集体制定的。第二，要把讨论重点放在潜在投资机会的缺点上。每个人都必须找到尚未解决的问题。对负责推介的人来说，这种建设性质询的过程可能是一个挑战，但我们对质询过程进行了设计，保证质询只对事、不对人。“只点评、不批评”的规则让我们摆脱了束缚，我们可以评判他人的提案，也无须担心这可能伤害他人的情感。
潜在投资机会的优点也应包括在内，但这不是早期投资委员会讨论的重点。
这个小组解剖会一旦结束，无论谁正在推进交易，现在都有一系列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如果经济衰退，那么他们建议黑石收购的公司的业绩会如何变化？目标公司的利润会略有下降还是直线下降？如果目标公司被收购，那么其中最优秀的经理人是否会离职？我们是否已经充分考虑了竞争对手可能的反应？大宗商品价格崩溃，会对我们的赢利水平造成什么影响（类似收购了埃德科姆后的情况）？他们的财务模型是否考虑了所有这些可能性？提案团队会继续研究，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此过程中，他们可以改善提案，找到负面因素的管理方法，也可能会找到新的风险，发现此前可能没有见过的损失概率。经过一轮完善后，公司会再次开会讨论。我们希望，到了第三轮的时候，这笔交易中不会再有任何令人不快的意外。
我还决定永远不只与任何潜在投资的主要合伙人交流。如果有具体的问题，那么我会打电话给最初级的人，一个负责整理电子表格、对数据最熟悉的人。如果在收购埃德科姆前，我能采取这种做法，我可能就会听到分析师对这一交易强烈的反对意见。打破等级制度让我能够了解公司的初级人员，获得不同的解读。书面上的分析可能无法全面反映风险，因此我会亲自跟分析师交流，请他们从自己的角度给我介绍交易。此时，他们的语调就可以说明问题——你能听出他们是喜欢这个交易，还是内心忐忑。洞悉人的心理是我作为投资者的优势之一。我不需要记住分析中的每个数字。我可以观察和聆听那些知道具体细节的人，通过他们的姿势或语调判断他们的感受。
为了排除投资流程中的个人因素和风险因素，我们还做出了最后一个调整，那就是鼓励群策群力、增强集体责任感。投资委员会的每个合伙人都要参与评估提议投资的风险因素。以前，内部团队可以只说服职位最高的人，游说这个人批准交易，但现在这种方法行不通了。出席会议的每个人都将承担最终决策的责任。我们一以贯之，以可预测的方式做出每一个决策。
随着黑石引入新业务、进军新市场，我们将同样的流程应用于所有投资决策中。每个人都参与讨论，针对风险进行充分而激烈的辩论，以达到系统性分解风险、理解风险的目的。每次都是我们这些小团队，我们彼此了解，按照同样严格的标准审查每项投资。这种标准统一的投资方式已成为黑石风格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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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创业早期，公司经历波澜，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而除了工作以外，我的生活依然继续。我和艾伦在1991年离婚，但我们继续共同抚养两个孩子，吉比和泰迪。分开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我记得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去找自己的内科医生哈维·克莱恩博士进行体检。我的身体没有问题，但在体检结束后，哈维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告诉他，我工作压力很大，也无法对我的婚姻做出决定。我对婚姻很不满意，但又害怕离婚所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哈维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了我，让我去找拜拉姆·卡拉苏博士。
拜拉姆·卡拉苏博士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在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担任系主任已有23年的时间。他是19部图书的作者，在曼哈顿经营一家小型诊所，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会定期找他做心理咨询。当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来接受治疗的，我只是没办法下定决心离婚。他问我：“那阻碍你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告诉他，我害怕4件事：害怕失去与孩子的关系；害怕分割一半的财产，因为这都是我拼命赚来的；害怕失去一半朋友；害怕必须要再度约会。
拜拉姆说，这4个焦虑看似合理，但还是没有道理。童年阶段的烙印会伴随个人终身，这时候父母的离婚可能会给孩子带来精神创伤，但我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如果我想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为之付出努力，那么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至于我的钱，是的，我必须开出一张巨额的支票，但如果这张支票能为我生命中的新篇章扫清道路，我就会很快忘记这件事。我们夫妻共同结交的朋友可能会五五分，但这就是人生，必须得接受。至于约会，作为一个曼哈顿的富有的单身男人，我是不会缺少选择对象的。
拜拉姆热情周到，独具见解，经验丰富，令人信服。他的建议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无比积极的转变。从此，我每周都会去见他一两次，主要是讨论我的工作，而他总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客观清晰地看待问题。他理解我的大脑，知道我体验和回应世界的强度。他帮助我测试自己的直觉，消除一切心理、社交、情感和智力影响因素，让我看到真相。
拜拉姆对离婚的看法也是正确的。离婚为我个人生活展开新篇章扫清了道路。我的朋友们非常热心，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帮我安排约会。其中有一位是克里斯汀·赫斯特，她是一名律师，刚刚离婚，在帕洛阿尔托[1]找了一份新工作，也已经做好了搬家的准备。这样的约会前景并不乐观，我们都很忙，而克里斯汀已经在考虑开启在美国西海岸的新生活了。但是我的朋友们坚持认为我应该见见她。于是，我答应试一试。
我觉得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很棒，而她觉得很奇怪。我们要去我办公室附近的一个派对，她等着我去接她，但我工作到很晚，所以派了一辆车去接她。最后，我终于上车了，她看起来很惊讶。我匆匆看了她一眼，说：“嗨，我是史蒂夫。”然后我翻下遮光板，打开小镜子，开始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我们先去洛克菲勒中心[2]参加了一个签售会，然后去麦迪逊大街索尼广场的一栋新大楼里看了乔治·迈克尔的表演，最后跟朋友一起参加晚宴。介绍我俩认识的我们共同的朋友黛比·班克罗夫特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我，问我约会怎么样。
“很好。”我告诉她。我喜欢克里斯汀，我们也一起参加了好几个有意思的活动。不过，克里斯汀虽然很合群，却是一个不愿意过分暴露个人隐私的人。她告诉黛比，我们一个活动连着另一个活动，与很多我认识但她不认识的人交谈，她感觉自己像我的装饰品。她完全没有享受这个约会。行程太紧，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好好聊天。黛比让我打电话给克里斯汀道歉，然后请她出去吃饭，共度一个安静的夜晚，两个人真正相互了解一下。我按照她的建议做了，我们的第二次约会是在第一大道的一家意大利餐厅，两个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聊得非常投机。在晚餐结束时，我把自己的日程表拿出来，浏览各种各样的会面安排，试图把我们下次见面的时间安排进去。克里斯汀看起来非常惊讶：她还不习惯像我这样的一丝不苟的金融人士。
“我们可以快点在一起，也可以慢慢地彼此了解。”我说，“我更喜欢快点。”
谢天谢地，我没有让她失望。在我们开始约会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我杂乱无章的单身汉生活变得更有条理。我和儿子泰迪一起住在第五大道950号的一套公寓里，聘请了一位姓张的厨师。日复一日，在晚餐时，我和儿子两个人的聊天都是：“今天在学校怎么样？”“还可以。”——父亲和十几岁儿子之间常见的那种对话。
我从来没进过厨房。当克里斯汀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她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发现冰箱里堆满了史都华的速食餐盒。两年来，张师傅都是通过加热这些速食食品，假装给我和儿子做了饭，但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
几年后，我和克里斯汀已经结婚了，我们想聘请一位厨师。克里斯汀多才多艺，但厨艺不是其中之一。每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在经过一天漫长的工作后，我希望能好好吃顿晚饭。于是，我们发布了广告，其中一个名为海米的厨师的简历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请他来家里谈谈。克里斯汀在开门的一瞬间就认出了这个人：张师傅！他只是换了个名字，侥幸地以为我们可能忘记了那些年吃过的史都华。这就是纽约！
[1] 帕洛阿尔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塔克拉拉郡的一座城市，位于旧金山湾区西南部。——译者注
[2] 洛克菲勒中心，坐落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的一个由数个摩天大楼组成的城中城，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资建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