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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斡旋
4 斡旋
2012年12月15日，我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我的助手递过来一张纸条，说总统在等我接电话。“哪个国家的总统？”我问她。她在纸条上写道：“美国。”美国总统打电话，岂有不接之理？我走进办公室，拿起了电话。
这是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发生枪击案的第二天，能听得出来，奥巴马总统深感痛苦和焦虑。我们讨论了15分钟枪击案及其后果，然后他说之所以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与共和党人的预算谈判陷入了僵局——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增税和削减开支争执不下，两党的这一分歧由来已久。
“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总统说。
根据此前预算协议的条款，如果民主党和共和党在1月1日之前未能达成协议，则会自动启动一系列削减支出和增加税收的措施，这将导致美国政府面临所谓的“财政悬崖”。
“你是想让我免费给你做投行顾问吗？”我说。奥巴马笑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说我可以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打电话——但最好不要在晚上11点之后。为了摆脱困局，他主动跟政坛以外可能提供帮助的人接触，这一点让我很佩服。
接下来的一周半，我投入两党之间的斡旋工作。我跟共和党的领导人很熟，我们讨论了各种方案。其间我几乎每天都跟总统交流。有一次，我正在朋友家参加圣诞晚宴，总统打电话过来。我不得不在上甜点的时候离开，找一个私密的角落。女主人对我的行为举止感到好奇。
我认为共和党最终提供的方案是比较公正的——10年内增加10 000亿美元的税收，也就是每年增加1 000亿美元，每年同时削减100亿美元的政府开支。但这一方案远没有达到民主党的增税要求，总统拒绝接受。我劝说他：在联邦政府40 00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中，减少的100亿美元只是个零头。而且，共和党人在开始谈判的时候根本就拒绝增税，而现在他们提议通过增税、堵塞漏洞和终止减税来增加10 000亿美元的收入，已经是做出了让步。况且，这里还有商量的余地，虽然余地不大。这时候，民主党如果再犹豫不决，就可能丧失机会。
总统告诉我：“你可能懂怎么达成交易，但我懂政治。”作为一个赢得第二任总统任期的人，他的这句话入情入理。他不想在第二个任期刚刚开始就动用宝贵的政治资本，推动他知道无法让自己的政党支持的协议。我告诉他，我可以想象在他和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博纳一起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胜利地挥舞双臂时，所有的异议者会都像灯亮起时的蟑螂一样四散开来的情景，这会令他非常难堪，甚至会让他遭到党内的质疑。但是如果能就此达成协议，他们会赢得整个国家的爱戴。我表示，政治资本就像头发，剪了之后还会长，只要你做得对，最终会赢得理解和支持。总统很亲切客气，他知道我已经尽全力帮忙，对我表示了感谢。谈判一直持续到1月1日凌晨，副总统乔·拜登和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一直在率领双方团队讨价还价。最终达成的协议虽然并非尽善尽美，却让美国避免了跌落财政悬崖。
无论政要的党派如何，他们都只是寻找答案的人。如果你有提供答案的能力，就应当提供答案。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受邀参加白宫的宴请。我当时还没有再婚，所以带了一个约会对象——一位来自纽约的杂志作家。在宴会上，我找到了乔治·H. W.布什总统。很多年前他去耶鲁大学看自己的儿子乔治·W.布什，我们遇到过一次。我们两个人走到旁边，专心地谈了10分钟。我回到约会对象身边时，她问我俩到底在聊什么。我告诉她：“很简单，总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经济不景气，而我对此有一些想法。”世界领袖与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谈论困扰他们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们就会倾听，无论这个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王子还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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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经常参与一些政治活动，2016年11月，我有机会来到特朗普大厦26楼，与当选总统特朗普见面——他是美国近代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当选总统的人。多年以来，我经常在纽约和佛罗里达州的社交活动上遇到唐纳德·特朗普。现在，他赢得了一场极少有人预测他可以获胜的选举，正在找人组建自己的政府。他的办公室及其周围的房间受到特勤局特工的严密保护。他现在生活在一个超大的泡泡里，这种转变感觉非常超现实。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聊天，但一周之后，他再次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考虑加入他的团队。我向他表示感谢，但告诉他，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无意做出改变。他说这在他意料之内，但他需要直接听取美国商界领袖的意见，因为他试图加速经济发展。“我需要一群能告诉我真相的人，”他告诉我，“你认为你可以组建这样一个团队，并负责团队的管理吗？”
他希望组建一个小型团队，最多25个人。他不在乎团队成员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团队的核心是人才和知识，而不是政治。这个团队不必赞同总统的所有行动或观点，但可以参与时事，为解决问题提供建设性方案，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自大萧条以来，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政府需要创造就业机会，刺激生产率提升，恢复美国的经济健康。此前的美国大选非同寻常，风云变幻，各方动荡不安，现在需要这样一个小团队来增强社会信心。如果总统是在认真考虑这件事，那么我当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在接受联邦政府提出的任何挑战时，你都无法确定结果会怎样，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要目标是为国效力，那就是值得的。
一周后，我为总统的战略与政策论坛提供了最初的名单，其中包括通用电气的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贝莱德集团的拉里·芬克；通用汽车的玛丽·博拉；克利夫兰诊所的托比·科斯格罗夫；迪士尼的罗伯特·艾格；沃尔玛的董明伦；波音的吉姆·麦克纳尼；IBM的罗睿兰；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百事可乐的卢英德；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的巴约·奥贡莱斯；帕特默克全球合作伙伴的保罗·阿特金斯；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丹·耶金；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里奇·莱塞；斯坦福大学和胡佛研究所的凯文·沃尔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马克·温伯格。这是一支全明星队，广泛覆盖了美国经济的各个领域。
当我向总统提交名单时，他只有两个要求。第一，删除其中的外交政策专家，以获得更全球化的视角。他说他可以在其他地方获得外交政策建议。第二，邀请比尔·盖茨和蒂姆·库克加入。我告诉总统，这两个人已经拒绝了——比尔在全力以赴地运营盖茨基金会，蒂姆则在忙着管理苹果公司。但总统表示，无论如何，还是要给他们两个发邀请信。比尔的回信非常礼貌，他表示自己可以参加重要的会议，或直接提供意见，但他本人是不会加入什么团体的。蒂姆也彬彬有礼地提供了类似的反馈。
我们在2月举行了几次会议。第一次开会时，总统及其高级官员都参会了。这一届政府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和讨论，这些声音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大家很容易被政治因素和个人风格分散注意力。因此，我要求小组的每个成员提出自己所在领域影响最大的问题，并就作为首席执行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提出建议。在开会之前，我会跟每个人进行交流，了解他们想讨论的内容，并一再要求，不能在会议上讨论问题的根源或性质。我希望提出问题是为了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论坛的成员都是严肃直率的人，他们善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几次会议之间，我们根据政府和国会的反馈进行了跟进。总统似乎很欣赏这种未经过滤的信息流，我们旗开得胜，从而获得了继续前行的动力。
但是在2017年8月，我们切身体会到，尽管我们竭力超脱政治，但还是无法避开政治和商业的碰撞。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新纳粹主义”团体和“安提法”团体发生剧烈冲突，酿成悲剧。总统指责双方都对悲剧负有责任，从而引发了巨大争议。他的反对者，甚至他的许多支持者都认为这一表态是把两个团体相提并论，他们在道义上无法接受。一时间，众怒难犯，舆论一片哗然。总统无法平息局势。而随着愤怒情绪的不断堆积，我们论坛成员也面临巨大压力。虽然我们在不分党派地为国做事，但对很多人来说，参与这样一位总统的事务让人无法容忍。
作为投资者，我已经习惯于危机的出现。从雷曼兄弟的投资银行业务，到创立黑石、见证公司各个阶段的发展和变化，我不仅学会了应对危机，而且学会了为自己和客户制造危机，并以此为契机引发变革、改变现状，达到因破而立的目的。但企业高管恰恰相反，他们习惯于依赖规则、维持秩序，些许的风吹草动，都很容易让他们感到不适，尤其是当负面舆情出现，或面对客户施加压力时。他们非常厌恶被广为关注的公共事件卷入其中，尤其是像这种饱受争议、引发民愤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要因此把论坛解散，那么我希望这是一个集体决策，要同进退，而不是论坛成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我感受到了小组成员的不安情绪，因此安排电话会议，为大家提供三个选择：保留论坛、暂停论坛、解散论坛。
大多数人想要解散论坛。我把事先起草的新闻稿提供给大家。其中几位成员问我他们是否可以考虑一下，然后提出建议，我拒绝了。一旦更多顾问看到这个新闻稿，解散的消息必将泄露，将弄得满城风雨，对此我确信无疑。如果我们要宣布解散，就要通过发布新闻的形式，简单而快捷。我还坚持要通知总统——如果我们计划解散，那么通知总统是最基本的礼仪。
但是，就在我告诉白宫工作人员后不久，总统抢先一步在我们还没有发布任何声明的时候，就宣布要解散论坛。我们这个代表了美国商业精英的小团队对国家一腔热情，本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来帮助政府和国家，但在紧张的政治环境中，一个小小的火花也可能导致大范围的附带损害。我们都想为发展国家、改善社会出力，希望为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发声，但我们已经不能再参与政府事务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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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感到失望，但我觉得自己有义务继续努力为国效力。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地接到电话，大家纷纷咨询我：“应该怎么看待这位总统呢？”他们在竞选期间听到了他的观点，并对他即将采取的行动而倍感不安。早在他竞选总统之前，特朗普就坚信，美国制造业已被自由贸易摧毁。美国的就业机会在流向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地方，无论是墨西哥还是亚洲。贸易逆差和“铁锈地带”[1]的经济衰退都是这一顽疾的症状。他认为，如果就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进行谈判，就可以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正如其在竞选期间的承诺：“让美国再度伟大。”无论是否认同这一观点，他的观点和方法都将颠覆经济现状。但是，他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
总统选择的治理方式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他会通过一个非常严密的内部圈子，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外交和政府渠道与外界保持联系。即便我们是最亲密的盟友，也不确定如何与他沟通。2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高级部长联系了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了解特朗普政府。
在总统的支持下，我参加了中美以及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谈判，原因很简单：我了解各国政要，他们信任我。除了总统，我与财政部部长史蒂夫·姆努钦也相识多年。我们在纽约的公寓是在同一栋楼里，私交甚好。我认识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也差不多有这么长的时间。
通过黑石的业务和后来的苏世民书院，我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其中许多人已成为中国领导人。我在2015年遇到了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他为墨西哥的学生提供了两笔苏世民学者奖学金。他的财政部部长路易斯·维德加雷·卡索经常给我打电话，他来纽约的时候，也都会来找我。至于加拿大，我认识外交部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因为她曾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她之前报道过黑石，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聪明又善良的人。
在总统就职典礼后几天，应克里斯蒂亚的邀请，我前往卡尔加里，在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为其内阁举行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发表讲话。与墨西哥一样，加拿大也因我们总统的言论而忐忑不安。美国计划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加拿大人因此颇感紧张。我与总理和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私下会晤，之后又跟总理聊了两三个小时，并回答了内阁成员有关美国立场的提问。我向他们保证，根据我的理解，美加经贸虽然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总统的主要优先事项是提高美国的经济增速，美加关系依然良好。我的这个保证成为加拿大的头条新闻。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协定，但该协定对所涉及的三个国家有不同的影响。加拿大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经济规模的10%，但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与美国紧密相连。墨西哥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其经济增长高度集中在靠近美国边境的地区。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关系相对平等，两国之间的进出口价值大致相当。但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很大，美国进口的商品远超过出口商品。
墨西哥和加拿大都不希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崩溃。两国都珍惜与美国特殊的经贸关系。没有这一关系，两国的经济将陷入衰退。但每一段经贸关系的细节是截然不同的。
根据我与美国政府的讨论，美国与加拿大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加拿大的奶农补贴问题——加拿大的廉价乳制品涌入美国市场，损害了美国中西部奶农的利益。此外，两国还存在其他不公平现象，例如加拿大的“文化豁免”条款，规定美国公司不得购买加拿大媒体资产，但加拿大可以在美国购买媒体资产。
据我所知，白宫真正的问题出在墨西哥，这一点在谈判期间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非常重视解决两国之间庞大的贸易逆差问题。一个关键问题是许多美国公司在墨西哥靠近美国边境的地方建造了工厂，这样便能利用操作熟练但价格低廉的墨西哥劳动力。这一问题对汽车制造业影响最大——美国公司在墨西哥为美国市场生产的汽车被视为来自墨西哥的进口产品。
国际贸易的复杂性引发了类似《奇爱博士》一书中描写的无穷无尽的荒谬现象：在汽车的最终组装前，准备的汽车零件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来回进出口很多次；美国和加拿大的购物者在这一国的边境喝酒、购买廉价的免税商品，然后回到另一国边境的家中；明尼阿波利斯的电视信号在安大略省被盗取、转播。要针对所有这些经济活动制定明确的规则，足够让几十个律师忙碌一辈子。再加上美国总统意志坚定又不遵循常规，加剧了整个局面的困惑和混乱。因此，对于美国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和优先事项，我应用了黑石投资委员会的做事流程：详细研究问题，然后回过头来寻找几个可以决定交易关键点的变量加以解决，以此达成相对公平的交易。但是，所谓的“公平性”，究竟是什么？
墨西哥财长路易斯和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亚经常给我打电话、发邮件，先跟我讨论他们的想法，然后再与美国政府进行直接沟通。然而，到2018年夏天，三个国家陷入了僵局。美国总统已经与中国和欧洲发生了贸易摩擦，甚至在白宫内部，也有人担心政府承担的责任太大，一时开辟的战场太多，会难以应付。
总统邀请我与他会面就现状提出建议。我们确定在他白宫的私人住所会谈。总统过来后，我告诉他，在我看来，美国正在与亚洲、欧洲和美洲产生多边贸易争端，以一敌众，腹背受敌。美国经济虽然重要，但也只占全球经济的23%。假以时日，占剩余77%经济体量的国家会想方设法团结起来，让美国承受痛苦。
在思考如何推进总统的事务议程后，我建议美国应该达成一些协议，从最大的贸易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开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涉及我们的边境国，无论过去几个月曾经发表过哪些言论、采取过哪些行动，邻国永远是邻国。如果美国同意与邻国达成协议，就可以向全球其他国家表明，对于就贸易协议展开重新谈判，美国的态度是认真且郑重的，美国不是一味地要把协议搞砸。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达成协议也可以作为总统履行竞选承诺的有力证据，这将特别有利于中西部可能出现摇摆的自治州的中期选举。
美国政府决定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对墨西哥和加拿大采取不同的对策，再次启动谈判。美加关系和美墨关系不同，不能共用单一的经济条款。因此，美国在2018年8月与墨西哥达成初步协议，协议内容包含汽车制造业。协议提高了北美生产的汽车零件的百分比，并要求提高工人的劳动标准。协议有效期为16年，每6年重新审查一次。剩下的就是加拿大了，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在华盛顿建立联盟，他们联系了国会、国防部、国务院，向白宫施加压力。
为了促使两国尽快达成协议，我帮助美国政府整理了双方的关切和反对的框架。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另一个国家在倾销，则可向一个中立的专家小组提交仲裁。这个争端解决机制被称为第19章。加拿大人拒绝废除这一条款。我问加拿大谈判小组的一名成员，为什么加拿大的立场如此强硬。我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加拿大是软木木材的主要出口国，这种木材通常用于建筑和家具制造。美国指责加拿大向美国倾销软木，损害美国生产商的利益。但是，第19章的专家小组的裁定结果一直是支持加拿大。不仅如此，加拿大的大部分软木木材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如果现任政府同意废除第19章，那么他们将在下次选举中失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而如果他们失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自由党就会失去执政权。如果就第19章做出让步，那么特鲁多总理的政治生涯会就此结束。当加拿大把这一现实问题告知美国政府时，美国对达成协议如何做出让步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9月的最后一周，世界各国领导人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加拿大总理请我组织一次他与美国商界领袖的恳谈会。此时，美加两国的贸易谈判再次陷于停滞。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无法再做出任何让步，希望加速谈判进程，尽快达成协议。但总统拒绝在联合国大会上与加拿大总理举行私人会晤，白宫悄无声息。特鲁多总理认为，与美国主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会面可能有助于加拿大更好地了解美国商业领域的关注重点，为他推进谈判提供新方法、新思路。我们在黑石的会议室召开了这个会议。
之后，我和加拿大总理进行了私人会面。因为经常跟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沟通，我了解美国在所有问题上的优先事项和立场。我就如何成功谈判、达成协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告诉他，美国政府希望加拿大政府把达成协议的底线和条件写在纸面上。总理表示担心一旦这些内容写在纸上加拿大会陷于被动，美国会泄露这些信息，或以此作为对付加拿大的筹码，加拿大将毫无退路。我告诉他：“我的谋生手段就是达成交易。现在已经是你当机立断、结束纠结、摆脱困境的时候了。如果你拒绝满足美国的交易要求，那么加拿大几乎肯定会陷入衰退，而没有政治家能在经济衰退期间赢得连任。如果达成协议，那么你至少还有机会继续推进政治生涯、赢得胜利。”我敦促他提供一个书面的大纲：“毫无保留地阐述你们对乳制品的立场，尽可能做出最后的让步，如果必须坚持，就以第19章和避免外资收购加拿大媒体的文化豁免条款为底线。把遗留的其他次要问题放到最后，简要说明加拿大准备接受或不接受哪些条款。把大纲提交给美国政府，这次只递照会，不打照面。”
我告诉他我当晚5点半要拜见总统，如果要达成任何协议，就需要在周日午夜前签署。各方都清楚这一点。
总理坐在沙发上看着我，他表示这样做很难，但他会照此行事。当晚我拜见总统时，总统再次对我与加方的讨论表示肯定，他说我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可以接受的条款。我打电话给加拿大政府，把总统的反应告知了他们。经过48小时的紧急协商和多方协调，最后，在星期五上午10点，加拿大向美国提交了书面提议。在周末的两天，两国就具体条款展开磋商。2018年10月1日星期一，总统宣布了经修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份协定被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
这些贸易谈判是我经历过的最复杂的谈判。贸易摩擦将如何解决，我们只能静待时日，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1] 铁锈地带，最初指的是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现可泛指工业衰退的地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