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6 推进上市
6 推进上市
在萨姆打来电话的时候，黑石正在进行另一项重大变革。2006年5月，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花旗银行投资银行业务负责人之一迈克尔·克莱因给我打电话，说自己有一个想法。他表示，因为这个想法实在让人兴奋，所以他想当面告诉我。我邀请他来到我海边的房子。我们在门廊上一起吃早餐，快结束的时候，迈克尔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让黑石上市。
截至当时，还没有一家私募股权公司选择上市。当年5月，KKR在荷兰发行了一只投资基金的股票，为这只基金募资，这是最接近上市的一个行为，是一项创新举措。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其传统操作就是从机构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并承诺在几年后将资金归还。而现在，KKR从公开市场筹集了54亿美元资金，他们可以用这些钱进行投资，但永远不用把钱还给投资者。他们选择在荷兰上市，也避开了美国监管部门的那些严格的申报程序。
KKR的每个同行和竞争对手都研究了这一做法，看自己公司是否也能进行类似的操作。迈克尔建议黑石要更进一步：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为某一只投资基金筹集资金。我们应该提供黑石集团的股票，也就是把黑石旗下所有基金以及所有咨询、信贷和其他投资服务业务的管理公司都打包纳入其中。这是一个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和彼得在1985年创立的公司的转型。成功的上市可以募集永久性资本，用于投资公司，并扩大黑石的业务范围。就算市场转向，我们也无须担心继续募资的问题。上市后，我们的合伙人如果愿意，也可以逐渐出让他们的股权。
但是，上市会带来控制权和所有权问题。我们必须公开公司的情况，接受公众的审查。在此之前，黑石一直享有私营公司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我们只对自己和有限合伙人负责。而在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后，无论黑石的长期表现如何，如果在某个季度未能达成盈利目标，或公司股价因为任何原因下跌，我们都会受到审查、质疑甚至受到攻击。我们将面临公共市场的非理性压力，公司可能会被迫做出糟糕的短期决策。但如果我们能成功上市，就可以把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我没有把迈克尔的建议告诉其他人，而是独自认真地进行思考。日兴证券跟黑石顺利合作了十几年，但在1999年，由于监管原因，他们不得不出售自己的股权。于是，我们将黑石7%的股权出售给AIG（美国国际集团），这是公司最可靠的投资人之一。根据当时的规模和出售价格，黑石的估值为22.5亿美元。2006年，迈克尔计算后认为，黑石的价值为350亿美元。如果计算结果正确，那么AIG在黑石的投资价值在7年内上涨了15倍以上。
当我把上市的设想告诉托尼时，他立即表示支持。他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股票进行收购，并吸引和保留最优秀的人才；我们可以用公司股票来奖励我们的团队，而不必再给他们发放与各自业务的业绩相应的奖金。这种激励结构将加强黑石“一家公司一条心”的文化。而且，如果我们预计的金融风暴真的到来，上市募集的资金也会减轻我们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股票来犒劳即将退休的彼得。
关于上市问题，我讨论的第二个对象是公司的首席财务官迈克·普利西。他表示，黑石尚未建立上市所需的内部系统。打造内部系统的工作量很大，而我们的人已经在满负荷运转了。他建议，如果我们是在认真考虑上市，就要组建一个小团队，远离总部，私下进行推进。
要确保公司成功上市，首先，必须确定一个能够平衡各方期待和利益的股权结构。作为一家私营公司，我们对我们的有限合伙人——那些把钱交给我们投资的人负有信托责任。我们的有限合伙人都是成熟的投资人，具备明确的战略和长期视角。但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我们又额外增加了一项对股东的责任。有限合伙人习惯于把钱交给黑石投资，然后静等几年的时间，坐收回报。但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不一样，他们会每天追踪股价，时时关注自己所持股票的价值，两类股东的利益有时会出现冲突，而我们的责任是平衡他们的利益。
托尼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这个计划绝对不能声张，需要冷静地研究其中的技术细节。公司上市会给很多人带来意外收获，他不希望任何人因为这个可能性而分心，也不希望在未来几个月黑石出现各种办公室政治和八卦。在托尼的建议下，我们又邀请了公司总法律顾问鲍勃·弗里德曼一起去见迈克尔。我告诉他们我还是有点犹豫。如果我们的确要认真讨论如何上市，那么我有三个不可谈判的条款，我认为这三个条款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利益中取得平衡。
第一，我们对有限合伙人的责任与对公众股东的责任之间不能存在冲突。第二，我和彼得用40万美元起家，打造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我不希望别人指挥我如何进行公司运营。现在的黑石，已经完美地融合了我的创业精神和托尼的组织运营才能。我们的文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上市有可能破坏我们的文化，那么我们对此不会予以考虑。第三，我想保持100%的控制权。我要以创始人的身份确保黑石的战略愿景。此外，我认为掌握公司的控制权是维持公司团结一致的最可靠的方式，可以防止公司四分五裂、各自为政、重蹈雷曼兄弟的覆辙。如果我继续掌控对人才体制和薪酬机制的最终决定权，我相信黑石员工会团结一致，黑石会蓬勃发展。如果我们满足这三个条款，就可以考虑上市，如果不能满足，就绝对不能上市。我让托尼、鲍勃和迈克尔私下推动解决这三个问题。如果必须联系公司以外的人，对外的口径是黑石正在研究投资组合公司这一想法。因为我担心一旦消息泄露，会造成致命性影响。
几周后，迈克尔和鲍勃满面笑容地来找我和托尼。他们通过认真研究，终于找到了解决两个控制权问题的方案：我们可以在发行公开交易证券（相当于股票）的同时，保持有限合伙制。普通合伙人和董事会成员任命的权力归我，外部人士不具有任命普通合伙人或董事会的投票权。当然，我们需要为此给审计委员会任命独立的外部董事。但即便这样，我仍然可以保持公司的完整性，并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运营。
我们需要优先考虑公司对有限合伙人的承诺，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更为简单，那就是“披露”。我们会告诉未来的股东，公司最重要的职责是对基金投资人负责。如果我们履行了这一职责，股东自然就会获得收益。由于我是最大的股东，购买黑石股票的人不必担心我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相悖。这种一致性比任何复杂的法律承诺都更有效力。我为黑石的上市设置了几个很高的门槛，而迈克尔和鲍勃已经清除了这些门槛，令我略感惊讶。虽然我还是觉得上市未必会成功，但我们似乎至少应该尝试一下。
我强调，上市采取的方法应当与投资方法相同：提出想法，展开讨论，提出批评，质疑想法。只有在能够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做出决定。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公司的会计师必须重新梳理财务状况，以符合上市公司的监管标准。我们的律师必须重组整个公司。我们必须准备投资者材料，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然后进行路演，达成销售。这些工作至少要花上一年的时间。
我们不是唯一一家正在研究上市的同类公司。但如果要上市，我们就必须得是第一个。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公司会吸引最多的资金，其他公司只能抢残羹冷炙了。
我希望还能像往常一样，能继续不动声色、低调安静地经营公司，同时秘而不宣地推动上市前的财务准备工作，调整公司法律架构。我们每天都在正常评估私募股权、房地产、另类信贷和对冲基金等各个行业的主要交易。即使我们正在后台重新构想未来，但在经营方面也必须保持专注。为了完成上市前的准备工作，迈克尔从他的团队派遣了几名成员到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公司的律师则到盛信律师事务所工作，公司其他人都见不到他们。
到2006年底，托尼表示，是时候开始攻克上市前最难的一个环节了，也就是研究清楚我们每个人所持股权的价值。当时，不同业务线约100个合伙人，黑石就是这些合伙人的联盟。一些业务线存在交叉，另一些完全没有关系；一些业务有完结日期，另一些则没有。所有的业务都处于不同的轨道——大多数业务都在强劲增长，而有些业务呈走平态势，有些业务的规模甚至在缩小。公司的资金一部分已经放在了基金里，另一些已承诺进入不同的基金，但都尚未进行投资。我们需要对所有这些权益进行估价，并分配给合适的所有者。股权估价必须考虑到公司的每个人，从我到送信员，从加入公司20年的高级董事、总经理，到刚入职担任经理助理的大学毕业生。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托尼只能单兵作战，独自在私下完成了这项工作——他担心一旦被人发现，他会被生吞活剥。他的目标是确保一旦公司上市，每个人持有确认的股票价值，黑石能以同类公司为基准，提供一个透明且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确保业务的长期健康发展。他想犒劳过去和现在的合伙人和员工，也想为未来数代人留下足够的资金。这一工作需要海量分析，也需要明智的判断，托尼需要理解人们的想法和感受，不让大家感到受到的待遇存在差异。他之前在帝杰证券公司应对过类似的流程。虽然帝杰证券公司的员工人数是黑石的10倍，但黑石局势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使这项任务艰难了10倍。黑石上市的权益分配问题正是托尼擅长解决的多维问题。
2007年2月，托尼在一心一意地计算权益，黑石的律师和会计师也在埋头苦干，此时，另一个规模小得多的资产管理公司申请上市了。福帝斯是一家对冲基金公司，也做自营投资。公司的资产管理规模仅为300亿美元，大约是黑石当时管理的资产的1/3。但从结果来看，福帝斯的IPO一举成功。市场兴趣浓厚、需求旺盛。福帝斯的成功迫使我们加快了速度。我可以想象，我们的竞争对手现在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都想成为同类公司中第一个提交上市申请的人。而我绝对不甘于当亚军。
我们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告知了黑石的意图。我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讨论承销问题。我们一直使用的是迈克尔·克莱因对黑石潜在市场价值的原始估计。而现在，我想要听听其他银行的意见。摩根士丹利的公司融资人员颇为传统，也为黑石的几笔债务交易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他们派来两位资深的银行家，一位是后来成为谷歌首席财务官的露丝·波拉特，另一位是特德·皮克。露丝和特德都说这项决策看起来很棒，也提出了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他们积极开展工作，把建议变为现实。
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法务结构和财务结构，内部变更和薪酬计划，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和美林证券。我亲自完成了招股说明书中的一个章节，叫作《我们准备成为一家与众不同的公司》。其中，我介绍了公司的长期视角、合伙人关系管理结构和员工广泛持股的计划，并表示，黑石计划保留自己的企业文化，我还承诺，黑石将把1.5亿美元的股权投入新成立的黑石慈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会负责监督黑石未来的企业捐赠。“鉴于黑石的业务性质，以及我们对企业长期经营和管理的关注，”我写道，“黑石普通股应该由希望能多年持有的投资者持有。”
随着我们提交上市备案材料的日期临近，我挤出一个晚上去看《身在高地》 （In the Heights）。这是林–曼纽尔·米兰达的首部音乐剧，是在《汉密尔顿》（Hamilton）之前创作的。我敢肯定，音乐剧一定颇为精彩，但我一点都没看进去，因为我的脑子一直在想别的事情。在我们离开公司时，我刚刚拿到黑石招股说明书的最终草案。我在剧院里坐立不安，试着在黑暗的光线中阅读。最后，我还是拿着招股说明书离开了剧场，来到了大厅。这是一份221页的说明书，数据翔实，图表清晰，语言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我读完后心想：“这家公司太了不起了！我会立马买这家公司的股票。”
在我们向公司宣布上市计划之前，我需要跟彼得谈谈。在过去3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两个人并肩奋战。我们在梅菲尔酒店吃早餐，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和设计黑石。我们共同忍受了筹集第一笔资金的痛楚，一笔交易、一笔交易地建立起公司。彼得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公司的并购工作，只要我需要建议，他总是不厌其烦，倾囊相授。近年来，他对公司事务的参与逐渐减少。他忙着出书，写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事业。他在华盛顿待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在推动削减联邦赤字和创建一个致力于国际经济学的研究院。我还没有告诉他黑石的上市计划，因为我一直在处理公司财务方面的事务，而彼得往往很难保守秘密。我也知道我一旦告诉他这件事他会说什么：“真的吗？你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吗？”
果真，在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他之后，他列举了反对上市的一系列理由，而这些理由也是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对股东的责任和公众监督的风险。他又补充说：“上市后，你就会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被人当靶子是很不痛快的事情，你一定不喜欢。”
我告诉他，他说的都对。但是，上市将为公司提供永久性资本，这些钱可以用来购买资产和证券。上市将把黑石变为一个全球品牌，为我们带来交易、新的有限合伙人和新机遇。上市既能助力黑石开拓新的业务线，同时又能加强黑石“一家公司一条心”的文化。最后，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世界正在走向疯狂，因此公司需要尽快储备现金，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等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我必须成为一个供大家玩耍的皮纳塔[1]，那也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
“22年前，我们一起白手起家。”我说，“上市对我们的家庭来说意味着财富，是一个很诱人的经济事件。”
我知道，彼得的数学技能一直很好，他会把这笔账算得很透。
2007年3月21日，即我们提交上市备案的前一天，我们举行了公司全体人员会议，宣布了这一消息。很多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由于之前完全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现在大家都目瞪口呆。而在我们按下按钮的那一刻，整个金融圈都被点亮了。
————
我们的IPO计划是筹集40亿美元，公司估值为350亿美元，但一通电话改变了我们的计划。在我们提交上市备案材料后不久，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家里边观看电视剧《法律与秩序》，边翻阅投资委员会的备忘录，梁锦松给我打来电话。几个月前，我们聘请了梁锦松担任黑石中国的合伙人。他曾担任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花旗集团中国内地和香港分行主管，之后成为中国香港财政司司长。与他的交易经验相比，我更看重他的人脉。我对他的能力有一种预感，决定请他为黑石在中国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我和家人于1990年首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与现在迥然不同，仍在探索市场经济之路。大街上都是自行车，汽车很少。1992年，黑石研究一个中国的交易，我惊讶地发现，中国竟然还没有全国汇兑系统，人们无法在一个地方开具支票、在另外一个地方兑现。因此，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在中国的交易。在接下来的15年里，我看到中国的后续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但作为一家公司，黑石正集中精力开拓美国、欧洲和日本市场。梁锦松于2007年初加入我们，这是我们首次真正进入中国市场。
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他刚刚参加完中国工商银行的董事会议。中国工商银行是全球最有价值的银行之一。会上，两名中国政府前任高级官员与他接洽，表示中国政府正计划建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即归政府所有的投资基金，并希望黑石成为他们的首笔大型投资的对象。他们喜欢黑石此前的交易和业务，也认同我们的经营理念。我们IPO准备募集40亿美元，他们想在其中投资30亿美元。全球下一个超级大国要选中黑石了，而我们甚至还没有去做推销。第二天早上8点半，我到公司找到托尼，对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爆炸性消息。”
如果上市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募集资本，那么资本自然是越多越好。托尼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收下这笔钱。”我们建议，中方出资30亿美元，购买略低于10%的无投票权股票，至少持有4年。4年之后，他们可以在此后三年内每年出售1/3的股份。这一策略可以确保中方、黑石和黑石基金投资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笔交易意向需要得到中国核心权力机构的批准，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只花了几天时间就收到了回复。在美国或欧洲，这种决策可能需要数月或更长时间。中国政府的行动速度向我表明，这一定是一项重大的金融决策，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接受的这笔投资，是中国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笔外国股权投资。中国新成立的国有投资公司还没有开始运营，这笔投资就已经到位了。
彼得曾经警告过我，我将会痛恨公众审查，而现在我要初次尝试个中滋味了。6月初，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和马克斯·鲍卡斯提出了一项法案，建议修改针对2007年1月以后上市的合伙企业的税法。人们开始称之为“黑石税”。如果法案生效，那么其将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上市的所有风险。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计算黑石在提交上市备案材料一年中的所有税务数据；最坏的情况则是我们的上市就这样泡汤了。我和托尼跟韦恩·伯曼进行沟通，他是我们的长期政府关系顾问，担任奥美集团的副主席。在跟韦恩讨论了法案之后，我们认为这个法案不太可能通过。即使能通过，其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法律、正式生效。因此，这个法案应该不会影响黑石上市。
几天后，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会长约翰·斯威尼致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委员会暂停我们的上市，直到工会完成对黑石投资组合公司员工待遇的调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后来也趁火打劫，表示他们正在修改会计规则，根据新的会计规则，黑石的重组上市看起来更像是在收购新公司。而这一规则的调整将产生大量的额外成本。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我们把黑石员工在黑石旗下不同合伙企业和实体中的权益转换为一家公司的股票，这种操作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买断员工的股权。转换不是买断，如果我们是买断员工股权，那么我会知晓的，因为我需要给他们开支票。公司所有者依然还是公司所有者。我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做法完全基于其主观臆断，毫无根据和道理，但他们明确表示他们有最后的决定权。
此外，我们还遇到了更多的阻力。弗吉尼亚参议员吉姆·韦伯要求黑石就中方持股的问题做出解释。虽然我们已经完全符合外国投资的法律和监管要求，但他依然表示，中方持股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的质疑最终也是毫无根据、站不住脚的。
黑石一方面跟这些政治伎俩做斗争，一方面还要把公司的成长故事讲解给潜在投资者。金融行业把推销的过程称为“路演”。通常情况下，路演是由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团队，逐个或小范围拜会投资人，进行推介。我们决定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进行，我们希望在全世界同步路演，以期一鸣惊人。我们先一起去了主要投资客户所在的城市——纽约、波士顿和其他城市，然后又分头行动。托尼带领团队前往欧洲和中东，我们的首席财务官迈克·普利西带队前往亚洲，我负责美国最大的客户，汤姆·希尔和乔恩·格雷则负责相对较小的客户。
我举办的首次路演活动是在纽约第五大道的皮埃尔酒店，我们预订的宴会厅已座无虚席，余下的人只得去了隔壁的几个房间，他们可以从房间的视频屏幕上看到我。现场到处是气球，给活动增添了马戏团的气氛。我刚开始演讲，手机就响了。我的女儿吉比从医院打来电话，就在刚刚，我荣升为一对双胞胎的外祖父。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刚刚发生，我还在给上小学的女儿辅导家庭作业，在她的床上向她演示冰川如何移动，她在夏令营的每一天我都会给她寄明信片。而此时，我竟然已经成了外祖父！我连忙把演讲台交给了托尼，直奔医院，去看吉比。我就这样与纽约这场精心编排的路演活动失之交臂。
我们在波士顿和芝加哥路演活动的场面也是火爆异常，热闹非凡，投资者似乎并不关心监管机构的政治问题。几天之内，摩根士丹利表示，黑石的股票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我正在芝加哥主持路演，托尼团队的一个成员打电话告诉我，托尼刚刚被送往科威特的医院。他异常疼痛，但医生们找不出病因。我打电话给我们在伦敦的高级合伙人戴维·布利泽，告诉他暂时放下一切事务，飞往科威特，必要时可以租一架飞机，只要能确保照顾好托尼。路演可以先停一停。我打电话给托尼，令我惊讶的是，他接了电话。
“我会没事的。”他说话的语气像往常一样冷静，“别担心。”
“托尼，我让布利泽去找你了。我不希望你因为路演而强行支撑，把身体拖垮。”
“史蒂夫，我不需要他来。我告诉你，我很好。”
但他听起来很虚弱。我再次打电话给戴维：“把这个人绑也要绑在医院，我不希望他不顾惜自己的身体。”
戴维坐了最早的航班前往科威特，可是当他赶到的时候，托尼已经自行出院了。医生诊断托尼患有肾结石，结石直径很大，病发会令人疼痛难忍，但没有生命危险。结石还没有排出来，托尼却已经出院了，还带着一整盒吗啡注射液，以便在等待排石期间镇痛。他非常顽强，坚持要继续进行路演。
布利泽现在也加入了这支队伍，托尼的团队完成了科威特的演讲，转战沙特阿拉伯和迪拜。托尼拒绝注射吗啡，宁愿忍受痛苦。他深受疼痛的折磨，但在这三天里，他从未缺席任何会议。在迪拜，他再次入院治疗。而当病情刚刚有所好转时，他租了一架飞机，准备把自己和团队带到伦敦。
就在我刚松一口气的时候，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托尼的飞机出了问题，其中一台引擎在伊朗领空出现故障，而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没有申请飞越伊朗的许可。根据飞行手册的建议，飞机需要在距离最近的飞行跑道紧急降落，但由于飞机没有获准飞越伊朗的领空，飞行员认为半夜把一架满载美国人的飞机降落在伊朗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另一种选择是只靠一台引擎，看飞机能不能成功坚持到雅典。托尼在飞机后舱的一张小床上躺着，依然疼痛难忍。他坚持让飞行员试着飞到雅典。
一时间，我心情高度紧张，满脑子想象着我的同事和朋友要么在伊朗坠机，要么在伊朗紧急迫降。当时的伊朗由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领导，他痛恨美国和以色列。他认为“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一手策划的，美国想以此作为反恐战争的借口。他也认为大屠杀[2]是子虚乌有的事件。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伊朗迫降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都同意飞行员应该飞往雅典。后来，飞机终于仅靠一台引擎有惊无险地抵达了雅典。接着，托尼及其团队马不停蹄地又另外包机前往伦敦，完成了一整天的会议，然后乘飞机回到纽约。回来之后，托尼以自己一贯轻描淡写的方式说，自己当时确实有点紧张，他说：“这是一次惊险而艰难的旅行。”
————
到6月中旬，我们的路演计划才进行了一半，就已经被超额认购了15倍。我们将此次发行定价为31美元，是我们预期范围的最高值，并增加了我们发行的股票数量。6月24日，我们卖出了1.333亿股，加上来自中国的投资，我们的筹资总额超过了70亿美元，这是谷歌上市10年内的第二大IPO。
为交易定价的当天晚上，我回到了家。家里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克里斯汀带着她的女儿梅格和侄子侄女在非洲旅行。我感到筋疲力尽，洗了个热水澡，换上牛仔裤、马球衫和拖鞋，把晚餐放在托盘上，坐在椅子上。我打开电视，吓了一跳——我在电视上，是CNBC（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我太疲惫了，换台的力气都没有，只是坐在那里，像被施了魔法。我盯着电视里的自己，想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逃离这次疯狂的上市。
《纽约时报》报道称，黑石的股票“几乎像谷歌一样神秘”。根据这家报纸的观察，所有可能导致上市失败的挑战并没有影响到我们。“黑石继续主宰市场。”记者写道。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天早上，我本可以到证券交易所敲响开盘钟，但我没有去，而是请彼得和托尼去了。相反，我去了公司，独自坐在自己的会议室里。
上市应该是任何企业家立身扬名的制高点，我现在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看到了投资房地产的机会，当时房地产价格处于历史低位，我们却缺乏资金，又受到投资者焦虑的限制。他们的非理性恐惧阻碍了我们，导致我们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错失良机。而现在我们不会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投资基金拥有充足的锁定多年的资金，而上市筹集的资金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对公司的业务进行投资，以确保公司拥有的人才和资源，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争取最具吸引力的机会。
也正是那天，黑石的办公室没有了往日的熙熙攘攘。走廊空无一人，整个办公区域都安静无比。我打开电视，调到CNBC，看市场开盘。“早上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黑石IPO的全天报道。”我盯着电视看了一个小时，感觉半梦半醒。我又一次在电视里看到了自己，似乎无处可以藏身。电视里的我在接受采访，而我甚至对这个采访毫无印象。我把电视关了。太不可思议了，一切都云遮雾罩。我以为我已经了解了上市后自己需要面对的处境，但在公司真正上市后，一切又与我的想象截然不同。
————
上市后不久，我们接到了杠杆融资专业公司GSO Capital Partners联合创始人班尼特·古德曼的电话。自2001年加入黑石以来，托尼一直有兴趣扩大黑石规模相对较小的信贷业务。几年来，我们一直试图从帝杰证券公司招募班尼特的团队，均遭到拒绝。但在上市之后，班尼特打电话说他准备将GSO与黑石合并。他和他的合伙人认为黑石成长的速度和关系的广度极为惊人。他们认为，双方的合作可以大大推动GSO的发展。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和决策是正确的。双方合并后，我们创建了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业务信贷平台，在上市后的10年间，GSO的规模最终增长了15倍以上。
市场 现象 本质
水满则溢，在市场火爆的背后，必然会隐藏天大的危机。
人才管理 完善系统 持续发展
创业的初期，公司会跌宕起伏、充满变数，而在发展到某一个阶段后，创始人必须允许公司引入相关管理人才和系统，允许他人助推企业向前发展。
投资原则 勿失良机
如果有机会不期而至，不要与其失之交臂，这体现了公司的投资原则：不要错过良机。
坚持 声誉 长远利益
交易的要求标准是一样的：进行严谨的分析，严守纪律，保持高度信任。我们可能会在短期内失去一些交易。但从长远来看，我们维护了公司的声誉。
[1] 皮纳塔，陶制或布制玩具，里面放有玩具和糖果，以棍击碎，以此庆祝节日。——译者注
[2] 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及其帮凶共杀害了大约600万名犹太人。这种有组织的、官僚的、国家支持的迫害和谋杀活动被称为大屠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