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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陷阱7：过度悲观 “我们的恐惧常常大于危险本身”
认知陷阱7：过度悲观 “我们的恐惧常常大于危险本身”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笔者骑单车带母亲去城里办事。在一个下坡处，自行车加速，但忘了什么原因，母亲突然从后座跳了下去，当时她整个人失去平衡，重重摔在了水泥地上，脸部出血，下颚摔破，去医院缝了好几针。母亲几天后就恢复了，说起来这个事故算不上特别严重。但是它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长久的阴影，很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甚至还出现在梦境中。而母亲从那次以后再也不敢搭别人的单车了。
检索一下记忆，可能每个人对伤痛、悲剧的记忆强度都会高于对欢快时刻的记忆强度。欢快的经历一般很快就忘记了，而伤痛却经久难忘。怪不得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喜剧最多风靡一时，但悲剧却能够流传很久。
在许多领域，破坏性的力量都要大于建设性的力量。比如一个人要维持幸福的人生很不容易，需要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和谐等，这不仅需要自身的努力，还需要许多客观条件的配合。但是要破坏一个人的幸福却有千百种方法，大的如战争、瘟疫、自然灾害，小的如毒品、饮酒过度、疾病、夫妻吵架、孩子叛逆等，都足以让人烦恼。一次过度发力的快跑引发的足底筋膜炎，就足以让你苦苦积累数年的长跑纪录戛然而止。
自然领域也是这样，一栋大楼的建设可能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然而它的摧毁却可能只在顷刻之间。
或许正是这种破坏与建设力量之间的非对称，才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务必保持谨慎小心及理性自律。但是，它也让我们时而陷于过度恐惧的境地。
恐惧意识最强的人活了下来
其实，恐惧的产生是有深刻的进化学依据的。它是人类先祖留给我们的情绪遗产之一。前文讨论过，在原始丛林社会，人类的先祖为了生存必须保持乐观，甚至有时需要展现出过度自信的一面。但事情也有两面，在非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也会选择躲避。毕竟当时的环境危机四伏，人随时可能因为猛兽、毒蛇甚至人类自己的残杀而失去性命。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谁最快做出逃跑的反应谁便获得了生机。科学作家小拉什·多兹尔（Rush W. Dozier，Jr.）在《恐惧本身》（Fear Itself）这本书中写道：“恐惧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因为生命是人类活动的基础。如果我们死了，那任何事都与我们无关了。”生存是最高的法则，恐惧意识最强的人反应最快，于是他们存活了下来，这种情绪也随之代代相传。
这一进化史留下了生理学的证明。在我们大脑深处，和耳朵顶部平齐的地方，大脑颞叶内侧左右对称分布的两个形似杏仁的神经元聚集组织，叫作杏仁体。研究普遍认为，大脑杏仁体是恐惧记忆建立的神经中枢，可帮助我们逃避危险。杏仁体反应速度快到只有12毫秒，比眨眼的速度还快25倍。它类似于人体的预警系统，激起我们对于危险的恐惧情绪，但也是它的过度警觉，使恐惧具有天然的放大倾向。笔者曾经亲身领教过杏仁体的敏捷。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被派往灾区采访，有一天，我到德阳市市区采访一个军方的医疗队。夜幕降临，医疗队好心安排连续采访了好几天疲惫不堪的我到德阳市一家医院的房间里休息。我清楚地记得，房间是在三楼，我刚到房间门口准备推开房门的时候，突然房门“哗啦哗啦”地急剧摇晃起来。旁边送我过来的小伙子大喊一声：“地震了，快跑！”我和他拔腿就往下跑，如果有人计时的话，估计那次我应该创下了个人的50米短跑纪录。很快，我们就知道了那是一次震感非常强烈的6级余震。当时我并不知道杏仁体是怎么回事，现在回想起来才不禁感叹，我们体内的这位“小兄弟”反应之快真如闪电迅雷一般。
有意思的是，进化心理学研究表明，恐惧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人类先祖为了求生存而造成的一种基因“幻觉”。举个例子，你不得已走进一片丛林，你知道不久前有个人就在那片丛林里被眼镜蛇咬死了。突然，一阵风吹过，草丛中有嗖嗖的声音，你毛骨悚然。草丛里其实是一只蜥蜴，但是你“千真万确”地看到了一条眼镜蛇，其实那不过是恐惧造成的幻觉。这种恐惧的幻觉对于我们的先祖来说是合理的：虽然草丛异动中出现眼镜蛇的概率只有1%，但是以为有蛇的念头在这1%的关键时刻却能够救你的命。1然而，在我们如今所处的高度安全的环境下，需要动用到这种恐惧幻觉的概率已经微乎其微了。
研究还表明，仅仅目睹一场让人痛苦的事件就会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恐惧感，这种恐惧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当事人。这可能是由一种叫“情绪启发”的因素所致，情绪启发是指那些正在经历恐惧等强烈情绪的人倾向于将这些感受延伸至不相关的事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诸如地震之类的自然事件可能会影响人们对股市崩盘可能性的评估。在一项调查中，如果受访者所在区域周边48公里范围内在30天内发生过地震，触发了情绪启发因素，那他们预估的股市崩盘可能性就会出现统计上显著的上升。2
风险即情绪，古罗马哲学家西尼加的观察极具洞察力，他说，“我们的恐惧常常大于危险本身”。
大萧条中的恐惧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美国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一场噩梦，与此前10年股市和经济的蓬勃向上相比，大萧条时的美国到处充满了悲伤。当时的曼哈顿有两个很大的棚户村，分别在河滨大道旁和中央公园方尖碑附近，失业的人们用锡铁罐、纸板和麻袋搭建其住所，并把它命名为“胡佛村”，以嘲笑时任总统的无能。贫困的农民将抛锚的廉价汽车的前脸锯下，安装到骨瘦如柴的骡子身上，称之为“胡佛马车”；饥饿的农民抓来长耳大野兔充饥，并称之为“胡佛猪”。当时在一些矿区，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有时超过90%。有一个很悲伤的故事，一位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大城市里，以前体面的丈夫每天西装革履地出门“上班”，实际上却是去艰难求职甚至乞讨。
这些都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名著《光荣与梦想》当中所描述的场景。3当时的美国被悲伤的情绪所笼罩，人们对未来彻底失去了信心，而这种绝望进一步加剧了萧条。在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界的信心严重崩溃，导致银行大规模惜贷，即使利率几乎为零，企业也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1930年写道：“主要的危险根本不在于现实情况。危险在于恐惧，在于引发恐慌的恐惧，这种恐惧能从股市蔓延至企业。真正的勇士会承认：‘我唯一的恐惧是对恐惧的恐惧。’”
1933年，也就是大萧条最严重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引用了费雪的话：“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无以名状、失去理智和没有道理的恐惧。这种恐惧阻碍了我们将退却转化为前进的必要动力。”
经济学家凯恩斯后来总结：萧条是由“动物精神”的衰落引起的。罗斯福总统正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恢复措施，重新唤起了美国经济的“动物精神”，从而逐步走出了危机。英国也是一样，当英国的经济开始复苏时，状况的好转的确应归功于信心方面的努力。德高望重的商人兼官员洛德·梅斯顿（Lord Meston）说：“我们摆脱萧条的真正秘诀在于，企业界的人下决心专注于他们自己的事务，并努力做到最好。”4
股票投资中的恐惧
在1929年美国股市的大崩盘中，股票市场交易量急剧放大，市场掉入了暴跌——追加保证金——平仓盘卖出——继续暴跌的死循环中。
10月24日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这一天有创纪录的1 289万次股票换手。一开市，纽约证交所的交易员们都开始发了疯似的来回奔跑，大量股票被抛出，有的股票根本没有买家，股价一泻千里。到中午12点时，已有60亿美元灰飞烟灭，两位银行家和一位股票经纪人因破产而自杀身亡。绝望和恐惧将美国股市推入无底深渊，从1929年10月到1932年7月，道琼斯指数下跌了87.4%，著名的通用电气的股价从最高的396美元跌到8美元。
将近100年后的2020年，类似的故事又一次上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美股在10天内发生4次熔断，为美股历史上首次，在这样的场景面前连巴菲特都显得太年轻。当时的媒体上充斥着世界将发生大萧条的分析，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谁也没有料到，不到一年时间，美股不仅全面收复失地，而且纳斯达克指数还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前上涨了30%。事实上，正如前面章节曾写到的，美股的历次危机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1987年“黑色星期一”等发生时，都有人认为1929年的大萧条要重演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悲观的预言都错了。
A股也类似。2015年3月，A股开启“杠杆牛市”模式，沪深两市单日成交额纪录一再被刷新，各项指数也不断攀升，尤其是创业板、中小板指数不断创新高。但在2015年6月12日上证指数创出5 178点高点后，可怕的噩梦来了。以清理场内外配资为导火索，上证综指在两个多月之内下挫了45%之多，恐惧引发的出逃行为使“千股跌停”的现象一再重演，令人叹为观止。
巴菲特说“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但知易行难，因为我们都被进化机制的局限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