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第5章 进化革命
恐惧
1937年，在凯恩斯把“动物精神”引入英语词典一年后，两名科学家进行了神经科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切除”实验中的一个。德国移民心理学家海因里希·克吕弗（Heinrich Klüver）和美国神经外科医师保罗·布西（Paul Bucy）试图通过测试哪些领域参与由麦司卡林 [05]
——佩奥特仙人掌中的活性化合物——引起的视觉幻觉，来了解大脑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在一组实验中，布西去除了猕猴侧脑皮质的颞叶。在人类中，大脑的这一部分位置略高，位于耳后。
克吕弗和布西发现了一些令人吃惊的事情。手术后，猴子视力没有受到损害，但它们识别物体的能力却受到了损害。他们在报告中说：“这种饥饿的动物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物体时，会不加选择地拿起一把梳子、一个电木手柄、一粒向日葵种子、一颗螺丝、一根棍子、一块苹果、一条活的蛇、一块香蕉和一只活的老鼠。每个物体都会被送到口中，如果不可食用，就被丢弃。”猴子还失去了恐惧感，在人和蛇的存在下表现得非常平静。克吕弗和布西称这种行为为“精神失明”。 [1]
猴子显然没有丧失视力，但是物体不再像之前那样能够传达情感上和身体上的关联。
克吕弗和布西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专门负责对识别物体的情绪反应。我们倾向于将图像识别视为一种无情的、纯粹的理性行为。计算机的图像识别技术正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普遍，但如果我们发现用于扫描车速监视区中拍摄车牌号码照片的软件对其所识别数字产生感性的回应，（不夸张地说）我们将会感到非常不安，但这正是大脑中所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这些猴子会经历“精神失明”？原因是在实验中，克吕弗和布西已经将它们的大脑中对联系记忆与恐惧至关重要的部分——杏仁核删除了。
杏仁核是位于大脑深处的小而独特的生理结构。在人类中，它大致位于从眼睛进入的直线与从耳朵进入的直线相交的地方。像大多数脑结构一样，杏仁核是成对的。早期解剖学家认为它的形状类似于杏仁，故因此得名，希腊词的拉丁文形式为“杏仁”。追随克吕弗和布西脚步的科学家质疑杏仁核参与了大脑形成恐惧反应的过程。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第一个神经生理学研究使用“恐惧条件反射实验”技术来检查杏仁核和恐惧是如何相关的。
什么是恐惧条件反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条件反射开始讲起。许多人知道巴甫洛夫和他的狗的故事：这个俄罗斯科学家在喂养他的狗的时候会摇响铃铛，然后这些狗面对铃声变得条件化了——当巴甫洛夫响铃的时候，它们也会流口水。这是一个涉及刺激和反应的经典心理实验。巴甫洛夫的狗从无条件的刺激（狗食）和无条件的反射（狗流口水）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巴甫洛夫的狗将条件刺激（铃铛）与无条件的刺激相关联，产生了条件反射（狗流口水是以铃铛响起为条件的）。
与经典的巴甫洛夫式条件反射实验相反，恐惧条件反射实验包括用诸如电击等负面刺激来替代无条件的刺激，如狗食。条件性恐惧反射的形成比其他形式的形成要快得多。它可以随一个单一的事件产生，并且与其他形式相比，它几乎是永久性的。在整个动物界，已经发现了同类形式的恐惧条件反射，不仅仅是在鼠和猴子等哺乳动物中。你必定经历过一些形式的恐惧条件反射——一次意想不到的恐惧，造成对这种恐惧有关条件的永久厌恶。我自己曾经历过一种情况。作为一个过敏患者，在美丽的春季和夏季，我变得有点儿担心，因为我害怕与它们相关的后果：眼睛又湿又痒、鼻塞、流鼻涕和窦性头痛。不像我的大多数朋友，我实际上喜欢阴雨天气却不明白原因，直到我知道了恐惧条件反射。
恐惧条件反射实验使得科学家可以确定大脑将信息转化为恐惧的机制。1979年，佛蒙特大学的布鲁斯·卡普（Bruce Kapp）及其团队首先发表了证据，表明在杏仁核中心的病变破坏了兔子的恐惧条件反射。 [2]
受到这项研究的启发，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当时在纽约市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准备跟踪大脑如何处理条件性恐惧刺激。勒杜在他的《情绪化的大脑》（The Emotional Brain ）一书中，叙述了他发现这个通道的过程，或者如他所说：恐惧的路线图。 [3]
勒杜的手术对老鼠的大脑造成了创伤，使得其条件性害怕特定的声音。神经学家已经绘制了听觉处理的通道，所以大脑的听觉通道是神经学家们熟悉的领域。我们将在第4章中讨论，破坏皮质中更高的听觉功能——大脑的“外皮”，对恐惧条件反射没有影响。这给勒杜带来了一个难题：如果不是沿着标准的听觉通道，恐惧的通道会通向哪里？
为了找到答案，勒杜在听觉通道——听觉丘脑中注入了一个特殊的化学示踪剂。那里的神经元吸收了橙色的示踪剂，将化学物质从轴突的细长连接处送到通道的下一段。勒杜将大脑切分并且染色，以确定示踪器的最终位置。“明亮的橙色颗粒在深蓝色背景中形成了流束和斑点，这就像是在窥视体内空间的陌生世界。”他后来写道。勒杜发现有4个区域含有示踪剂，其中3个区域在受损后对于恐惧条件反射的反应没有改变，第4个区域是杏仁核。事实证明，杏仁核正是恐惧路线图上的最终目的地，这条特别的道路完全回避了大脑信息流动的正常路径。
勒杜的发现和数百名科学家的后续研究揭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恐惧可以比作大脑的硬接线警报，启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呼叫消防队，恐惧有时甚至比我们的认知或意识要更快。杏仁核与脑干——我们身体中所有肌肉的中央交换机之间有直接的联结。内分泌系统在我们的恐惧反应中被触发，它将肾上腺素和皮质醇释放到血液中，导致心率和血压升高，并提高警觉性。这个从恐惧到躯体运动的神经捷径（有时候）让我们在意识到有人试图打我们之前躲避对方的打击。这个相同的神经捷径驱使罗伯特·汤普森，那个航空公司飞行员，在明白原因之前离开那个致命的便利店。这些自然的自觉行为对生存非常有用，特别是在面临身体上的威胁时。当颈部后面的毛发竖立时，这是恐惧本能在起作用，你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但是当离开了合适的情境时，恐惧电路有时会适得其反。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没有进行专门的商业飞行员训练的话，救起罗伯特·汤普森的同一自然本能很可能在驾驶一架飞机的情境下杀死他。
驾驶飞机不是自然现象；飞行员需要数百个小时的训练才能克服自然的人类本能。例如，无经验的飞行员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是有往回拉操纵杆的倾向，以防止飞机在失速期间发生坠毁。往回拉操纵杆会使飞机向上，所以当飞机开始下降时，我们的直觉是控制飞机向上离开地面，这并不奇怪。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本能是完全错误的。使飞机向上降低了其飞行速度，导致飞机失速，这会要了飞行员的命。与直觉相反但正确的行为是推动操纵杆向前，使飞机朝地面行驶——降低了高度，但会增加飞行速度，减小“攻角”，从而增加机翼的升力，使飞机在失速中恢复，再次回到原来的高度。 [4]
当然，飞行员必须确保下降的角度和速度没有急剧变化，否则，他会在得到足够升力避免下冲之前坠地。这种平衡举措是在几秒钟内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实习生成为飞行员之前需要多个小时的培训。在现代的非自然环境中，我们有时候需要克服自然的恐惧反应。
我们称之为“恐惧的逻辑”。大脑中恐惧反应的通道回避了较高级的脑功能，包括那些通常与理性相关的功能。这个通道通向一个特殊的处理刺激的情感反应的中心。一些在意识和理性思维之外的原因让我们感到恐惧，而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在生理上天生如此。我们行动、思考、得出结论并做出决定时会受到在后台运行的情绪化大脑的影响。
恐惧和对风险的认识是并存的，当这个联系破裂时，它的重要性就会变得很明显。有一个罕见病叫作类脂蛋白沉积症，是由单个基因的突变引起的。那些患有此病的人往往会有异常粗糙的皮肤，包括眼睑上的串珠结节；它对喉咙的影响是声音变得越来越沙哑；有时候钙会在大脑的某些特定部位沉积，其化学原理与硬水渍相似。由于不明确的原因，在类脂蛋白沉积症患者中，这些钙沉积物通常出现在扁桃体中，使其患病。
患类脂蛋白沉积症的一名女性——其在神经学文献被称为SM——在童年晚期或者青春期失去了大脑两侧的杏仁核的功能。除了缺乏恐惧感之外，SM是一个具有正常智商和情绪反应的女人。然而，她记得的唯一的恐惧事件是在她10岁之前发生的。按照她自己的说法，唯一一次她曾经“极度害怕”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孩子，朋友的宠物杜宾犬的咆哮声把她吓得躲到了角落里。她现在无法识别出表示恐惧的面部表情， [5]
也无法产生条件性恐惧。为了测试这一点，主试者出乎意料地让一个100分贝的船用喇叭发出声音，试图引发她的恐惧反应。 [6]
蜘蛛、蛇、鬼屋、恐怖和悬疑电影，这些东西都完全没有让她感到恐惧。 [7]
SM缺乏“恐惧天赋”导致她成为许多罪案的受害者，恰恰和罗伯特·汤普森的经历相反。在一个特别令人痛心的例子中，SM晚上独自走在一个空荡荡的公园里，一个独身男子向她打手势，让她朝他坐着的长椅走过去。他把她拽倒，持刀抵着她的咽喉，大声喊：“我要砍死你！”她却回答：“如果你要杀了我，你必须先问问上帝的天使们。”男子放了她，SM继续单独走回家，仍然完全感受不到害怕。没有杏仁核和恐惧感，人类就不能理性地判断风险。没有恐惧感是非常不理性的。
回到金融领域，很明显的是，恐惧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无论是在人的投资决策和风险管理中，或是在国家经济政策和法规方面，还是在对危机的应对中——如果我们适当地将它与其他因素平衡考虑一下的话。“理性”的亏损恐惧将导致投资者积极并按照预期的回报比例管理风险。然而，肆意的恐惧却会导致投资者以甩卖的价格快速出售所有风险资本，并将其转换成政府债券和现金，这可能不符合其长期目标。恐惧的形成也可能使投资者做出完全错误的金融决策：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已经看到了对于大幅亏损的极端恐惧——几乎是确切存在的——可能激励流氓交易员抱着扳回亏损的渺茫希望双倍下注。
从大方向来看，如果我们让本能的恐惧推动我们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我们可能会后悔杏仁核产生的反应。这不仅适用于投资者，也适用于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其在恐惧下所做出的反应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比市场上的任何个人都要大得多。
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同事——深入研究了人们在经历强烈情绪时如何感知风险。斯洛维奇发现了一种持续的情绪偏见，使我们歪曲了对风险的反应。 [8]
如果一种政策的潜在风险和利益以一种激发消极情绪反应的方式设计，人们就会高估风险并低估利益，而如果以积极的方式设计政策，人们则会高估利益并低估风险。个人的恐惧感使得我们从内心夸大影响我们的风险程度。例如，我们认为我们在事故中死亡的风险是死于中风的25倍，但事实上，我们在事故中死亡的可能性只是中风的2倍。 [9]
因此，我们总是过度关心紧急情况下的医疗，而忽视了减少中风风险的预防措施，如健康饮食、定期锻炼。
斯洛维奇发现，即使是专家决策者也不能免除对这种偏见的干扰，他称之为情感直觉法。美国环球航空公司航班800空难就是一个悲惨的例子。1996年7月17日，航班800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后几分钟就在长岛沿岸爆炸。经过4年的努力，从大西洋中回收并修复了飞机95%的残骸，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得出结论，爆炸是由于燃料–空气混合物在中央燃料箱中点燃产生的，这可能是受到腐蚀的电子燃料指示器的火花引发的。因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规定，即燃油箱要配有一个装置，在燃料消耗时向燃油箱充入惰性氮气，从而降低发生爆炸的风险。 [10]
然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航班800爆炸事件进行的刑事调查则侧重于这样一个消极的假设：飞机是被恐怖分子的炸弹或者导弹击落的。即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最终确认，恐怖袭击并不是爆炸的原因，但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放大了他们心中的恐惧感。
在航班800失踪8天后，克林顿总统成立了白宫航空安全和安保委员会，“安保”反映了政府担心这次爆炸是一种蓄意的行为，而不是一场悲剧性的事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该委员会列举了一个富有野心的政策建议清单，大部分涉及航空安全的改善，包括改进爆炸物检测技术，建立炸弹嗅探狗队伍，以及进一步培训执法人员检测爆炸物的能力。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立法和筹集了资金以便在爆炸两个半月后便实施这些建议。 [11]
但这些建议与航班800无关，也没能阻止“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
这种天生的人类行为让我们在陷入困境时放大风险，而又在玫瑰色的快乐时光中过度乐观，这是否应该对我们的一些政治危机和金融危机负责？我们将在第9章和第10章回到这个有趣的猜想。
[05] 麦司卡林，其通用名称为三甲氧苯乙胺，吸食后导致精神恍惚，可发展为迁延性精神病，还会出现攻击性及自杀、自残等行为。——译者注
[1] Klüver and Bucy (1937).克吕弗–布西综合征是后来才在人类中发现的，因为它比较罕见。
[2] Kapp et al.(1979).
[3] LeDoux (1996).
[4] 行业内标准教科书之一——杰普森·桑德森（Jepsen Sanderson）所著的Guided Flight Discovery:Private Pilot（2007，3–38）列出了从停滞中恢复的三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缩小俯冲角度，你会发现不同的飞机类型对控制轮正向压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前进幅度太小可能不足以让飞机恢复动力，太大有可能使机翼过度荷载，也不利于其恢复”。
[5] Adolphs et al.(1994).
[6] Bechara et al.(1995).
[7] Feinstein et al.(2011).
[8] Slovic (1999).
[9] Lichtenstein et al.(1978).
[10]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2000).
[11] Hah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