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性市场

羡慕物理学的心理障碍

鉴于我们迄今为止所涵盖的证据的重要性，适应性市场假说似乎应该是常识。比如，像“个人的理性程度有限”这样的结论就很合理。它符合我们的主观经验，并且符合来自心理测试的所有证据。我们中很少有人有能力理解5级心智理论，或者在国际象棋游戏中推演5步以后的结果。我们很少人能够计算我们头脑中的经济最优化问题。我们的理性明显是有限的，适应性市场假说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事实上，适应性市场假说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以至于怀疑者可能会怀疑为什么经济学家居然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考虑过它。有什么内幕吗？

经济学家60年来一直抵制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及其在经济上和金融上的应用。其实你可能会认为这有点儿“不理性”。对这种经济学家的心态的解释可以毫不意外地在人类行为中发现，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或者，对于那些不认为经济学是科学的人来说，应该称为社会学。

关于经济学界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经济学家们（也包括我）都被一种心理状态所困扰，这种状态被恰如其分地称为“羡慕物理学”。物理学家可以用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解释所有可直接观察到的物理现象的99%。经济学家也期盼着我们也能有这样的三条定律，能够解释我们专业范围内99%的可直接观察到的行为。相反，我们可能只能用99条定律解释所有经济行为的3%，这是我们极度沮丧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有时会用物理学的装饰来掩盖我们的想法。我们制定公理，从中得出看似数学上严格的普遍经济原则、仔细校准过的模拟，以及对这些理论的非常偶然的检验。

不过，有几位物理学家已经向我指出，如果经济学家真的羡慕他们，那么他们应该更加重视对理论预测的实证验证，并且更少地依赖那些被数据所拒斥了的理论。这两者看起来都不符合我们经济学界的特点。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困扰于一个更严重的痛苦：羡慕理论。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济学甚至不被称为经济学，它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由哲学家、神学家而非数学家研究。但在1947年，一项剧烈的变动打破了这一传统，这归功于保罗·萨缪尔森一人，这位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看到的，萨缪尔森在构造出有效市场假说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在尤金·法玛的重要贡献之前。然而，在他开始思考金融的几十年之前，萨缪尔森在改变经济学家的从业方式上甚至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仅仅作为一名研究生。萨缪尔森改变了经济学的行动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福是祸，他让经济学领域中的所有人都有了羡慕物理学的心态。

他的影响始于他1947年的博士论文。如前所述，这个论文被起了一个（尤其是对一个研究生而言）雄心勃勃的标题：《经济分析基础》。即便是爱因斯坦也没有放肆到给自己的论文命名为“现代物理学基础”，即便他有资格这么做。但言归正传，历史证实了萨缪尔森在1947年已经知道的事实：他的论文事实上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即使是在今天，每位经济学的一年级博士研究生都需要从《经济分析基础》中汲取思想。

萨缪尔森从现代数学、物理学中找到了灵感。事实上，数学物理学家埃德温·比德韦尔·威尔逊（Edwin Bidwell Wilson）在哈佛指导过萨缪尔森。1998年，萨缪尔森在一篇关于他的论文思想起源的有趣文章中描述道：

也许与《经济分析基础》的起源关系最紧密的是哈佛大学的埃德温·比德韦尔·威尔逊（1879—1964）。威尔逊是伟大的维拉德·吉布斯的最后一个（而且基本上是仅有的）门徒。他是一位数学家、一位数学物理学家、一位数学统计学家、一位数学经济学家，还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做过一流工作的博学者。我也许是他唯一的门徒……我很早就接受这样的思想，知道经济学和物理学可以分享相同的形式数学定理（齐次函数的欧拉定理、魏尔斯特拉斯的条件极值定理、勒夏特列反应中的雅可比行列式性质等），即使实证基础和事实并不相同。 [1]

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这个名字在今天并不家喻户晓，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值得注意的理论物理学家，被爱因斯坦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头脑”。威尔逊是吉布斯的门徒，萨缪尔森是威尔逊的门徒，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萨缪尔森的门徒。难怪现代经济学家倾向于羡慕物理学——物理学是我们直接智力进化谱系的一部分！

萨缪尔森借鉴了从数学物理学那里“批发”来的方法，将其运用在《经济分析基础》中。事实上，在他最重要的想法之一的脚注中，萨缪尔森坦诚地宣布：“这基本上是热力学的方法，它可以被看作是基于某些假设的纯粹演绎科学（特别是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 [2]

自1947年以来，经济学文献紧随萨缪尔森的领导，从数学物理学那里借鉴灵感和方法，这其中包括了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的发展。

这种借鉴本身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在接受“萨缪尔森疗法”之后，经济学中的许多问题都变得可被人类智慧处理了。我们可以阅读来自保罗·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者的古典著作，比如像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马克思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那样的伟大思想家，并且迷失在冗长的抽象文本当中。萨缪尔森允许经济学家用粗笔刷像一把弯刀一样切入其冗词赘语，数学地、严谨地分析经济问题，而不必解释来自诸如哲学家或神学家的文本。经济学的智力环境中充满了可以用这些超数学技术解决的问题。

更进一步地说，这种从物理学上的借鉴在金融上也是有利可图的。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金融学与物理学的平行之处可能非常接近。例如，资产价格的变动与布朗运动中的粒子运动之间的相似性导致了随机游走假说。这意味着金融经济学家经常可以使用与物理学家相同的数学：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期权定价模型也恰好是热力学方程的解（热量也是随机运动的产物）。

了解到萨缪尔森在现代金融经济学的诞生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并不令人惊讶。1967年，他招聘了一名具有加州理工学院应用数学硕士学位的年轻工程师，让其加入MIT的博士项目中。由此，萨缪尔森将他的接力棒传递给了下一代金融学者。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门徒罗伯特·默顿继续创建了现在被称为金融工程领域的大部分，以及至少价值三万亿美元的金融行业的分析基础：期权交易市场、场外金融衍生品和结构性产品，以及信用衍生产品。

但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崇高地位并不只归功于萨缪尔森一人。它是由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许多知识巨头的累积效应造成的。他们对数学经济学的兴起负责。这些巨头之一，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提供了一个对这一硕果累累的时期的目击证据：“在过去的50年间，理论物理学一直是难以接近的理想，经济学理论往往拼命向着它努力。在此期间，这一努力成为经济理论数学化的强大刺激因素。” [3]

德布鲁指的是一系列突破，这些突破不仅大大加深了对经济理论的认识，而且在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上也凸显出了诱人的可能性，包括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计划经济。这些突破包括博弈论、一般均衡理论、不确定性经济学、长期经济增长理论、投资组合理论与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理论、宏观经济学模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及理性预期。 [4]

这些贡献得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可，并将经济学的领域从绅士学者所追求的道德哲学的遥远一角，彻底改变为一种已然羽翼丰满了的科学努力，它并非完全不像 [019]

艾萨克·牛顿用三个简单定律解释行星运动所运用的那种演绎过程。

经济学的数学化现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我们有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理性预期和复杂的计量经济学技术，它们取代了上一代经济学家的不太严谨的论断。然而，虽然萨缪尔森正在为后代经济学家播下羡慕物理学的种子，但他非常清楚经济学中数学推论的局限性，正如他在《经济分析基础》的序中预先警告的那样：

经济学的著作中，不管是理论的还是应用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推导出有操作意义的定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学定律独立于任何实证人类行为，从一些具备严谨和可信性的先验假设得出的、不良方法论下的先入之见的结果。但只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能想到这一层。如果得到任何结果的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将乐意一字一顿地阐明有意义的定理。事实上，这些研究中充斥着虚假的一般化。

我们不必深入地挖掘来寻找例子。在效用问题上，已经有了数百篇深入研究的论文。采用一些糟糕的心理学，加入一些糟糕的哲学和伦理，再运用足够多的糟糕逻辑，任何经济学家都可以证明一个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 [5]

我提过萨缪尔森写下这些话时他只是一个研究生吗？

在许多方面，羡慕物理学（或更广泛地说，羡慕理论）将经济学家引向了“不良方法论下的先入之见”的陷阱。从可信度上，西蒙的有限理性清晰地战胜了萨缪尔森的效用最大化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但在萨缪尔森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根本对内部状态的现实表现不感兴趣。他们适应了新的智力环境。他们希望经济学理论像给美国带来了原子弹的核物理学那样强大而抽象。他们不信任主观的衡量，他们也不信任整个心理学。他们想要一种看起来像数学和物理学的理论，而不是生物学。

按照这个标准，有效市场假说以及理性预期的相关理论，明显地打败了持有“满足”概念的竞争者。有限理性看似在硬科学憎恶的灰色地带工作。“煽情”已经成为滥用软科学的贬义词，而对于大多数与西蒙同一个时代的人来说，满足这一概念似乎相当于“煽情”。对一代人或两代人而言，这些观点是有效的。经济学家以可以想象的方式运用高度数学化的理性行为理论，但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环境中那些适于这些理论的问题正在枯竭，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领域正恢复其神学根源。

这一方法的问题恰恰在于，生物学比物理学更加适用于经济学。从我们到神经科学和进化理论中的短途旅行中可以看出，与在数学物理学启发下的理论相比，生物学与人类行为和有限理性更相关。事实上，大多数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简单看来比物理学更像生物学，很难找到完美符合优雅数学推导的经济思想。

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轻蔑地将每个非物理学的领域都斥为只不过是“邮票收集”。但从研究经济学的角度，生物学比物理学具有更强的方法论优势。经济概念自然地对应着生物学中的概念，反之亦然，例如稀缺资源的分配和人口多样性的衡量。生物学和经济学都涉及复杂的系统性研究，而牛顿物理学的美妙、简单在超过两个要素的系统上将面临棘手的困难，如经典力学中的三体问题。 [6]

生物学中已经有很多关于竞争、合作、人口动态、生态和行为的故事，远比集邮的水平要深入得多。即使没有适应性市场假说的框架，一些经济学家也使用生物学思想来阐释自己的经济动态和市场行为理论。

然而，生物学与物理学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以及暗含着的生物学驱动的适应性市场假说与物理学友好的有效市场假说之间的差异，在于生物学具有单一、强大、一致的基本原则：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今天，物理学作为“万物的理论”有许多挑战者，但对于经济学家，它们的作用却非常有限。

[1] Samuelson (1998,1376).

[2] Samuelson (1947,21).

[3] Debreu (1991,2).

[4] 博弈论（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4，Nash 1951）；一般均衡理论（Debreu 1959）；不确定性经济学（Arrow 1964）；长期经济增长（Solow 1956）；投资组合理论与CAPM（Markowitz 1952，Sharpe 1964，Tobin 1958）；期权定价理论（Black and Scholes 1973，Merton 1973）；宏观经济学模型（Tinbergen 1956，Klein 1970）；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Scarf 1973）；理性预期（Muth 1961，Lucas 1972）。

[019] “并非完全不像”（Not entirely unlike）这一用法来自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所写的科幻小说丛书《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通常用来表示对某种事实上完全不相似、但某个不重要的特征相似的事物的讽刺。在这段情节中，阿瑟·登特（Arthur Dent）试图让“自动营养饮料合成机”制造一杯茶。结果，它制造出了一种大部分人都觉得难喝的“不太像，但并非完全不像茶”的混合物。后来该短语成为一句俚语。——译者注

[5] Samuelson (1947,3).

[6] 尽管研究进行了三个多世纪，但直到最近的2013年，物理学家仍在发现新的方法来描述三个互相施加引力的天体（Šuvakov and Dmitrašinović 2013）。